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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杯便宜、不怕摔，深受上班族喜爱，办公室里最好别用塑料杯。喝水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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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杯便宜、不怕摔，深受上班族喜爱，办公室里最好别用塑料杯。喝水杯首选应该是玻璃杯。别以为玻璃杯只是通透好看，在所有...
医生姓名：刘伏友
所在科室：肾内科
工作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专业职称：主任医师
擅长疾病： 腹膜透析、各类肾病、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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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新媒体时代的“未来考古学”
作者:吕新雨&&更新时间: 15:14&&来源:批判传播学&&责任编辑:小石头
　　【导言：2012年3月，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传媒学院联合举办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工作坊。工作坊选取发生的十二件代表性个案，梳理其话语背后的结构性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这些著名案例也都是微博时代最炙手可热的故事，对舆论曾产生极大影响，一些事态至今还在延烧。
　　其中，每一个案例都犹如一枚透镜，帮助我们勘探这个叫&新媒体&的利维坦已经，或将要给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今天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从&微博时代&进入到&微信时代&，以历史切片的方式，即以&微博时代&之剖面来透视当今中国新媒体与政治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却更加迫切。微博时代的终结，对于今天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导言： &微博时代&的终结？&&新媒体与当代中国政治
　　(1)中国新媒体简史
　　日至4月1日，笔者在主持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传媒学院联合举办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工作坊，选取发生的十二件代表性个案，梳理其话语背后的结构性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复杂关系。 这些著名案例也都是微博时代最炙手可热的故事，对舆论曾产生极大影响，一些事态至今还在延烧。其中，每一个案例都犹如一枚透镜，帮助我们勘探这个叫&新媒体&的利维坦已经，或将要给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今天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从&微博时代&进入到&微信时代&，以历史切片的方式，即以&微博时代&之剖面来透视当今中国新媒体与政治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却更加迫切。微博时代的终结，对于今天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回顾中国新媒体简史，2005年曾被称为博客元年。所谓微博时代起始于2009年8月新浪推出的&新浪微博&内测版，2010年即被称为微博元年，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沸沸扬扬的谷歌&退华&。2011年是微博爆发年，媒体宣布中国进入&微博时代&。有意味的是，这一年也正是中东、北非地区的&mlh革命&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连锁爆发，境外社交网站Twitter、Facebook在中国被禁止访问。在此背景下，微博作为中国的社交媒体崛起。至2014年，网易微博关闭，新浪微博衰落，媒体再次集体宣布：微博时代终结，微信时代到来!微博从最初兴起到迅速衰落，黄金时间不过五年左右，与博客的衰落周期几乎一样。而2017年的今天，微信时代的媒体已经开始讨论&5年之痒，微信公众号拐点已至&? 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是，正如当年的&mlh&革命在今天却以潮水般涌向欧洲的中东难民危机为结果，它成为2016年英国退欧、2017年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的先兆;曾如日中天的微博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并没有随之消失，相反，今天中国新媒体的现状、发展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微博时代的后果和延续。因此，为这个时代留一份备忘，也是以回望的方式去探知中国新媒体的未来发展，做一个未来的&考古&报告。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 拉开了&媒体融合&的改革序幕，这一年也被称为&媒体融合&元年。这一决策需要在新世纪以来中国新媒体的发展历程中去理解其中的意蕴。按照宣传部长刘奇葆的阐释，这是因为&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面临挑战&，&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所以传统媒体必须革新图存，&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刻不容缓&。 如果关注一下&融合媒体&出台的时间，其实正是新媒体从微博时代向微信时代的换挡期。作为对微博时代的回应，推动融媒体发展正是为了&确保导向&的&战略任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微信以反微博之道夺取了新媒体的平台霸权，是另一种对微博时代的&回应&，详见后文。
　　但是，媒介融合涉及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形态和产权属性。传统媒体属于国有，新兴媒体是私企;传统媒体立足的是内容生产，新兴媒体抢占的是出口平台&&谁&融&谁?如何融?四年过去了，新媒体从微博时代转向微信时代，虽此消彼长，但平台和渠道的霸权却变本加厉。而紧锣密鼓的&媒体融合&并没有完成传统媒体做强做大的目标，由于传统媒体的广告份额被新媒体褫夺，利润呈断崖式下跌，从报业到广播电视业，整个传统媒体的基业被危机深刻震撼。传统媒体正处于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之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媒体融合&的前前后后，中国媒体改革与发展经历的究竟是怎样的故事?为什么国家推动的&媒体融合&并没有带来传统媒体的春天，而是严寒依旧?新旧媒体与中国社会政治究竟呈现怎样的张力?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的媒体改革究竟会走向何方?作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学者，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关注和忧虑的严峻问题。
　　(2)阶级、&党性&与公民社会的想象
　　新媒体的诞生与中国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动有着深刻的联系。它既是中国政治场域的晴雨表，也是中国政治的有机组成。任何涉及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词，同时也必然是新媒体的关键词。
　　如何研究今天的新媒体?时下流行的大数据式的舆情监测方式和研究方式是以事后追认为前提，它无法研判议题设置背后的党派和利益集团的操控。它是建立在对既定事态的承认与合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是建立在无法排斥操控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的解释与决策，即便是客观上，也往往会承认在此基础上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因此，需要更多聚焦在舆论事件的发生机制上，它包括舆论的主体、议题的话语框架、议题的政治诉求，及其究竟是如何怎样发生的，也就是传统新闻理论的五个W在新媒体时代的延续。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时代并没有超越了传统的新闻理论，而是相反，经典的新闻理论恰恰可以成为驱散迷雾的航标灯。事实上，所有新媒体的舆论事件，都是线下、线上联合发酵的产物，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相激荡的结果。新媒体本身并不是只虚拟的空间，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发展和变形，它就是现实本身。只有在这个视野中，才能击破新媒体的神话。
　　微博，这个曾被寄予民主理想的新媒体平台、中国政治舆论的策源地究竟是如何架构的?从今天披露的&微博时代&的&教父&、前新浪总编陈彤的故事可以看到，2009年陈彤接手微博管理的时候，靠的是就是名人路线与商业策略：
　　接手微博的陈彤，在上线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制定了新浪微博名人战略的目标和任务，新浪所有部门每人每周最少要完成20人的工作量，而且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否则部门主管领导和个人都会受到罚款。如果拉到顶级的明星，则会给数额不等的奖励。
　　在一次采访中，他对名人战略作出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能首先去打草根牌，也不可能先去打技术牌，这都不是我们最擅长的。我们的优势就是高端、舆论领袖、明星、各个族群的牛人以及高收入、高学历、在自己单位有一定地位的人，先把他们抓过来。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决定打法。&
　　其中，媒体人和明星被陈彤看作是首要公关的对象，前者拥有话语权，后者拥有号召力，&你不会因为你的朋友注册微博，但你会因为你喜欢的明星注册&。新浪辟谣小组前组长谭超认为，明星和媒体人的进驻，确保了微博平台上足够多的信息源以及信息的活跃度。
　　但对于刚上线的微博而言，说服名人加入并非易事，尤其是明星和企业家。一方面，陈彤提出以新浪门户强大的推广资源作为拉拢条件。另一方面，他提出要给用户提供最快速最全面的服务，在内部，提供服务的人被称为&店小二&。
　　对于一些非常重要的名人，陈彤则会自己出面，约饭局，潘石屹、任志强、刘春都是他饭局上的常客。前媒体人刘岩(化名)曾多次参加陈彤组织的媒体人聚会，他印象中，陈彤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每一次聚会招待的最低规格都是五星级酒店。餐桌上的陈彤，除了&感谢大家对新浪微博的使用&之类的祝酒词，极少谈及新浪微博和舆论管制的问题。更多时候，他在喝酒交朋友，跟大家聊足球、聊人生、聊最热点的话题。每一次，大家都会收到陈彤准备好的礼物，大多都是一些最新的电子产品，Iphone、Ipad或者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
　　在新浪微博工作人员河马(化名)看来，陈彤跟潘石屹、任志强这种大V的一次会面价值千金，&这些公司的老大一句话，下面几万员工都要注册&。
　　在多次这样的饭局后，陈彤和这些大V成了很好的朋友，微博线上大家互相调侃卖萌，线下互相鼎力相助。
　　摘抄这些内容，是因为它直白地描述出微博架构的阶级性：资本、市场与&名人战略&的结合，也预示了&公知&、水军与微博共存亡的命运。它其实是权贵话语权的集合平台，通过放大和整合这一权力来获得平台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其实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不仅没有任何对权贵的限制，而是相反，既然依附权贵，也必然担负着为权贵制造光环和&民意&的义务，而这个逻辑必然通向造假。微博时代，水军泛滥成灾，并很快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就是其豢养和纵容的结果。谣言野蛮生长，无法追溯，无法杜绝，也正是对政府管理和整治的召唤。2012年6月微博在政府压力下开始实名认证，2014年，政府以打击网络谣言的名义对一些&大V&进行收治，呼风唤雨的大V失去了庇护的基础。至2015年，作为政治议题策源地的微博基本偃旗息鼓，其标志就是微博&教父&陈彤2014年底离开新浪。炙手可热的微博时代为什么会终结?今天的反省多从技术和市场营销的角度进行，或者归咎于政府的打压，但是从&公民社会&的想象及其民主失败的角度，却可以告诉我们更多。
　　王维佳、杨丽娟在《&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的研究证明，以微博为代表的互联网言论平台实际上为党派性的意见表达、特定政治观念的宣传提供了重要渠道，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其实是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体，持有同质化的政治观念。不仅如此，微博舆论领袖们还具有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并主动和自觉地利用网络空间发起政治动员，以影响现实政治决策、推动政治体制变革。这一平台上提供的言论和意见具有明显的派性特征和宣传意味，而不是想象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与之相悖的事实和意见很难进入公共议题的讨论中，事实上，微博等新媒体的政治讨论空间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在由微博引爆的舆论事件中，涉及司法问题的案件往往会是其中最劲爆的一类，这其中&死磕派&律师作为&公知&中的重要成分，他们往往会一方面强调司法独立、程序正义，但另一方面则积极支持和参与网络舆论干预司法过程。
　　2015年7月，媒体报道公安部指挥多地公安机关摧毁一个以北京市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警方初步查明，自2012年7月以来，锐锋先后组织策划炒作了40余起案事件，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这一事件也被西方舆论称为&709+律师大抓捕事件&。日《环球时报》以社评的形式发文《西方对&709事件&的定性何其荒谬》，文章称：&在过去的周末里，西方舆论以较大规模炒作所谓&709+律师大抓捕事件& 一周年。美德英三国外交当局或驻华使馆于9日分别发表声明，渲染&709事件& 的严重性，要求中国释放涉案律师，&保护人权& 。一些西方律师组织和团体发表联署公开信，向中国政府施压。美国律师协会还在9日将该协会首次颁发的&国际人权奖& 给了去年7月9日被拘留的锋锐所律师王宇。& 日，锋锐律所主任周世锋获刑7年。日，著名&死磕派&律师陈有西在微博中发文《该认真反思了》称：&用非法律的手段鼓动上访、静坐、抱团、示威、送墓碑、点蜡烛、雇水军网上炒作，期待海外民运力量声援，这不是法律人的本份，不是三大诉讼法的法律框架。这些事没有学过法律的老百姓也能干，街头革命家才能干，不需要专业法律人，更不需要专业训练的律师。&&网络时代的炒作，放大了这些人和这种歧形的影响&， 证实&死磕&现象的存在，也引爆&官派律师&和&死磕律师&之间激烈的内讧和论争。
　　同质化舆论领袖现象在吴畅畅《去邻避化、素朴的自由主义与中产阶级的&表演式书写&&以&7&23&动车事故为例》也同样获得了印证。该文分析了2011年&7&23&甬温线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触发的数百万条微博的舆论旋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在其中的同质化&表演&，以及与&南方系&媒体的积极互动，其中也不乏律师的身影，其鲜明的政治诉求就是借此拆分、取消或&私有化&铁道部。再次重复或&表演&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这一几乎是所有微博事件中的主导型叙述模式。其实，该事故带有偶然性，极端雷电天气是事故的主要触因， 但是此一事故迅速激化成质疑中国高铁发展的惊涛骇浪。新浪微博特别开辟长达十天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专题，铁道部作为&国有垄断企业&遭到了最严厉的抨击：&反自由化表明反右运动还在反，大干快上建高铁说明大跃进还在跃，唱红歌表明文革还在革，铁道部存在表明计划经济还在转!总之，中国还行走在反右、大跃进、文革、计划经济的延长线上!告别这条路线，就从撤铁道部开始!&，凡是不同意见都遭到系统性歼灭，典型如《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微博：&中国高铁出口面临毁灭性压力&&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是什么心情，我是很苦涩的&，被大规模围攻和辱骂。与此同时，温家宝总理却被视为其在体制内&孤立无援&的&我方&代表被&同情&与&理解&，而被解救于诋毁的口水之外。2012年7月，财新《新世纪》刊出：《中国高铁被指花费巨大代价没有买到核心技术》一文， 认为&7&23&动车事故暴露的中国高铁技术问题是铁道部&没有尊重科学规律&。
　　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了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决定：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负主要责任，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另案一并处理。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给予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2013年7月，刘志军因受贿、滥用职权案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013年，新一届政府就任，一方面铁道部拆分，另行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另一方面，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频频推销高铁&奏效&，&彭博社表示，2014年，中国四大铁路装备和建设公司都获得高利润。据彭博社汇总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政府寻求出口支撑全球最大高铁网络的技术专长，2015年中国的高铁收益将创新高。& 2015年，中国媒体开始普遍认可中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中国高铁成为中国工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走出国门的排头兵。 简单列举这些事实，只是说明作为微博事件的&7&23&背后涉及的复杂博弈，在很大程度是通过微博动员与绑架民意来完成的。
　　如果说&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自我想象在&7&23&动车案中获得了一次短暂的绽放，那么在&钱云会案&中，这一想象则与坚硬现实的碰撞而碎成残片。日，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的一位村长钱云会被货车碾死。网络舆论认为钱云会死于官方谋杀，以制止钱云会就征地问题上访，温州警方则裁定是普通的交通事故。在此对立情况下，由微博上活跃的知识分子&大V&组成的几个&独立公民调查团&出征乐清，其中法律界人士居多，试图用行动获得&真相&。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活跃的&共同体&内部发生了分裂，&政治正确性&的压力碾碎了对&真相&的诉求，认可交通事故结论的调查遭到严厉质疑，以及微博上可以预料的谩骂。王蔚《公共性的迷思：微博事件中的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行动&&以钱云会案中知识分子观察团为例》一文发现，在已经预设了政治正确性的微博叙述框架下，任何违背都会遭到自我审查，或被自发地清理(即便是&自己人&)，&言论自由&其实走到了可它的反面。这一独立调查行为最终以失败而结束，它使得&真相&本身成为无法企及的彼岸花。
　　建立在中产阶级想象基础上的&公民社会&与&公民行动&一再与中国现实产生错位，它也体现为微博事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错位，错位的榫点就是&民主&。
　　(3)国家、舆论与民主政治
　　&郭美美事件&是一个肇始于微博并连续至今的故事。 2011年6月，拜金并晒富的年轻女性郭美美，因为微博认证身份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导致公众对郭美美财富来源强烈质疑，并引爆对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公益慈善事业持久不灭的信任危机。而这一年，正是微博刚刚进行实名认证，虽然红十字会一再辟谣，事实上郭美美的确与红十字会毫无关系，但是舆论的龙卷风已经排山倒海，迫使中国红十字会不断进行&应激式改革&。罗慧在《传播中的社会冲突、民主实践与应激式改革&&以&郭美美事件&为例》一文中，探讨了新媒体与民主的关系，网络舆论引爆的民主实践在中国的困境。
　　当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深层矛盾突出，社会情绪积压严重，如地下熔岩会沿着任何打开的缝隙喷发，因此，对舆情的掌控成为官方对新媒体控制的主要方式，舆情监控由此成为一门新兴产业，急救式扑火也成为常规的治理方法。但是，监控与灭火的过程往往被指控为对民意的钳制和对&民主&的压制，官方话语总是无力回应这种舆情与民主的关系，这是因为&民主&本身已经从官方意识形态中被褫夺。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世界格局中，西方代议制宪政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并席卷全球的&民主浪潮&，一时成为历史终结的象征。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建立在工农联盟之上的人民民主之政治合法性被边缘和空洞化，这一&去政治化&的过程，也内在于与世界接轨的知识生产话语体系。作为国家的&中国&被转化为&专制&符码，而&公民社会&则被建构为唯一能够反抗专制的力量&&在此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中，任何民主运动都必然成为对国家的抗争。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这个意义上被推向了公民社会的对立面。作为公民社会的NGO组织，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则获得道义上的高位，成为民主在中国的象征。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壹基金，这一由马云、王石等豪华民营企业家班底担任理事的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在2010年12月与中国红十字会完成切割，获得独立从事公募的法律资格。在红十字会丧失信誉之后，&要捐就捐壹基金&成为网络流行语。但是，2014年雅安地震之后，壹基金也在网络上被严重质疑，除了被指控贪污三亿善款， 被质疑的还有远高于红十字会的管理费用，以及与境外某些组织的关系。2016年7月，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一年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两度愤怒地提及郭美美事件，按照他的表述，不仅少数大V是当时的主要推手，他们背后还有推手，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舆论斗争，是一场非常尖锐的斗争。
　　正如任何意义上的民主都不是技术问题，新媒体技术本身从来不是中性的，而是需要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的推动。民主是政治问题，它必须植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中，&人民&被&公民&取代本身是中国民主危机的一个表征，而非解决。对微博作为中国民主实践的质疑，主要体现为：舆论领袖何以可能作为民意的代表?民意是否&被代表&和绑架?被卷入参与的民众是否拥有自主性?真相能否被及时揭示?是否存在系统性操控的力量?在这些问题面前，微博其实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卷。事实上，水军的泛滥，一方面使得用键盘投票的&直接民主&理想被金钱选主所代替，金钱可以购买民意，民主就走到了反面;另一方面，水军使得微博成为&军阀&混战的场所，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迅速完成，水军作为媒体暴力的极端表现，导致新媒体治理迅速恶化，微博的黑社会化与政府如影随形的强力整治是一个逻辑的不同面向。
　　另一方面，从二十世纪末&颜色革命&到2010年开始的中东、北非&mlh革命&，NGO组织成为境外不同势力进入的管道，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微博时代，它们的确拥有不能被质疑的政治正确性，&公民社会&的理论是其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社交网络革命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微博时代并不只属于中国。吴畅畅在《&由内而外&与&由外向内&：基于社交媒体的跨国话语联盟的形成与网络抗争》一文通过2011年谷歌退出中国大陆、2011年在中国流产的&mlh革命&与推特中文圈的故事、2012年薄熙来事件和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描述了一个跨国话语联盟的形成，他们由亲资本的国家官员、新兴资本家、及其媒体和知识界的支持者组成，与海外媒体和不同的政治势力密切互动，以微博为舞台上演了一出出波谲云诡、险象环生的政治大戏，戏里戏外、国内国外，各类角色纷纷出场，构成了2012年十八大前后最叵测、危险的政治乱象。
　　2011微博爆发年，在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中，&wk事件&名列第一，它当然也是微博时代的重大事件。熊琦《被置换的政治主体与微博政治&&微博内的广东&wk事件&》一文，梳理与分析了wk事件中舆论焦点转移的过程和原因，这其实是一个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问题的经典案例，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它涉及村集体土地流转与利益分配问题，此类案件在广东已经屡见不鲜。然而，作为微博事件的&wk事件&之所以迅速成为国内、国际媒体热点关注的议题，却是因为议题迅速从土地问题转向选举，也就是民主问题。在微博时代，任何&民主&议题都会迅速引爆舆论热点，需要生产出自己的&抗议者&。在此意义上，wk成为&中国必须闯过去的一个坎&。事实上，村民委员会直选是2010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在中国乡村已经实践了十年以上。但是，被解读为开创&村民自治&、&选举&的&wk事件&却被认为是继小岗村之后，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第二个里程碑。
　　这其中的悖论在于，中国激进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所依赖的劳动力和土地的资本化，是中国普世派积极推进的政治过程。它推动中国城乡关系巨变，其利益重组与再分配不断引爆村民的土地纠纷，已经构成中国最主要的&群体性&事件，这远不是一个村庄的民主选举所能承担的解决之道。有意味的是，为wk民主&自治&摇旗呐喊者，同样也是积极推动中国走自由市场经济(包括土地的私有化)的群体，&程序民主&成为包治百病的大力丸。被推上前台的并高票当选为村党总书记的村民林祖恋，成为&wk事件&的英雄被中外媒体所拥戴。但是，wk的土地纠纷并没有因此获得解决， 新上任的村委会同样被腐败和宗族问题所困扰，并陷入中国基层选举中的普遍困境。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wk民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土地产权问题没解决，&产权改革不到位，民主政治就搞不好。&&土地产权理清了，wk村的民主政治才能前行得更顺畅。&& 在此逻辑下，土地私有化才有民主的可能，不过，那时的&民主&不过就是农村土地被大规模巧取豪夺的遮羞布了。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月林祖恋在微博实名注册，希望为村委会碰到的法律纠纷问题获得社会关注，但是粉丝只有一千余，所发微博几乎无人转发，完全被冷冻与漠视，与wk事件被中外媒体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场景判若云泥。一旦跳脱&民主&与国家二元对立的框架，媒体的聚光灯就移走了，wk议题就变得无人问津。当经济民主被所谓&政治民主&所取代和掏空，也就是民主消失的时候。日媒体报道，经汕尾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林祖恋以涉嫌受贿罪被批捕，&他原计划上月19日召开村民大会，并于两天后带领村民为土地问题上访&。 日中秋节期间，wk成为微信敏感词的屏蔽对象，&wk事件&再度以硬着陆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只要农民拿不回自己的土地，只要农民失地现象还继续蔓延，&群体性&事件就会不断以硬着陆的方式发生下去，成为中国社会之殇。
　　至此，两个舆论场成为官方承认的事实。在这个承认的背后，是传统党报媒体话语主导权的旁落，它成为十八大之后新上任的中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或者说危机。这正是&媒体融合&政策出台的背景：打通新旧两个舆论场，在新媒体平台实现整合。从2014年&媒体融合发展&吹响集结号开始，短短四年时间，媒体改革风云变幻、惊心动魄。今天，一个无法回避的局面是：媒体公信力和生态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是相反，报业和广播电视业的经营状况相继呈现崩溃之势。对以党报为代表的官方话语的不信任，到今天新媒体平台上新闻公信力的普遍跌停，是否到了应该总结三十年中国传媒市场改革之成败得失的时候?当市场既是病，又是药，如何重新构建(新)媒体的公信力?为什么今天新媒体时代的媒体公信力较之传统媒体时代，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这是今天中国传媒学者必须严峻关切的焦点。
　　(4)公共性、知识分子与媒体暴力
　　微博时代的一个副产品是&公共知识分子&，曾被认为是公民社会重要力量的称呼从褒义变成了贬义。这其中，&韩寒造假事件&是这个群体内部分裂的标志。
　　石力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与政治的消解及重构&&议&韩寒事件&的微博论战》一文，从早期反教育体制的&差生&韩寒现象出发。韩寒以超越同龄人的文史知识获得市场认同，其成功建立在中国高考制度的利与弊之上&&不得不屈从于严酷的高考指挥棒下的一代年轻人，需要从&差生&韩寒的成功中汲取反叛的想象。但是&重返政治&的韩寒却是以反智的形象定位市场。2005年，韩寒开通博客，成为与博客时代同步的淘金者。2008年之后，是他从&作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蜕变期&&这一时期正是从博客到微博，新媒体开始在中国政治格局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能动力。并不奇怪，韩寒获得海内外媒体的高调赞美与推波助澜，先后获得2008年12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公民责任奖&、2009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新世纪周刊》2009年度人物、《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报》&2009推动中国进步100人&、2010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娱乐类排名第二、2010年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2010年《环球日报》&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一&，真是眼花缭乱。依靠新旧媒体与市场化相互激荡的火花照亮自己的弄潮儿，依靠&竖牌坊做知识分子&的商业策略，韩寒创造了在中国以&消费政治&获得丰厚商业利润的黄金法则。石力月从市场与&启蒙&知识分子关系的视角，分析和证明了&韩寒&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建构符号，与包括媒体在内的各路支持者，其实与市场扩张的意识形态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既是韩寒&成功&的原因，也是其遭遇滑铁卢的定数。&韩寒事件&使得自由主义内部的困境得以暴露，市场作为今天中国自由主义价值的重要来源和信仰，造假本身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对&韩寒&的符号拆解，对市场更为彻底的批判却会带来自由主义自身的政治危机。这一困境使得&韩寒事件&中&真相&或曰&造假&本身是否重要与合法成为争论的焦点，正反双方都是以维护&公民社会&的&启蒙理想&为出发点，却因为无法跳出市场自由主义的紧箍咒，使得这场绵延数月的大混战在彼此倾泻的语言暴力中陷入深牢。
　　姬德强《谁的权力场域?&&从&方韩之争&观微博的政治经济学》更进一步通过&韩寒事件&探讨了在一个资本主导的市场化传播体系中&公共利益&虚无化的局面。新浪首席执行官曹国伟曾表示微博商业化的六大模式为：互动精准广告、社交游戏、实时搜索、无线增值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以及数字内容收费等，也就是最大可能地获取交换价值。因此，微博在结构上必然是：符合商业模式的传播才可以获得更多支持，这是微博名人战术的缘由。文章探讨了英国学者格雷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h)从道义经济学角度展开的分析，即资本、国家与社会为主导的三种传播模式在社会权力关系上的异同。中国的微博时代的确是以&公民社会&的想象为召唤，传播作为一种礼物，以互惠性为价值，所有权共创、共享，这些网络乌托邦的来源，感染和动员了加入微博的人群。但是很快，这些想象都在资本褫夺和操控下破产，以地产商和大资本家所代表的&公知&群体在微博上呼风唤雨，使得微博越来越陷入右翼民粹主义的泥淖，也使得&公民社会&的网络社区实质成为资本主导的传播飞地。
　　在此意义上，重新想象一下默多克描述的图景：资金支持来自税收，由国家或国家设立公共互联网服务机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创立自己的微博账户和社交网络，是否会有不同?我们是否应坚持让互联网成为全体公民共有共享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是否应该任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电信基础上发展的互联网沦为资本的狂欢?正是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社会与政治理论把赢利为目的的私营网络公司摇变为想象中的&公共领域&的创造与维护者，在这个幻象破灭之后，国家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按照默多克的框架，&公共利益&的传播形态应该建立在税收财政的基础上，使得国家能够提供和保证社会每一个体的表达自由，由此传播才能够成为一种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不被任何人或组织私有。而私有化的企业行为必然与媒体的公共性产生冲突，牺牲的只能是公共性&&由此，微博与微信的此消彼长，就只是市场行为的起伏了，事实上，大部分主流的分析也正是这样着眼的。
　　金萍华《污名与政治认同：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话语争斗&&以孔庆东&粗骂&为例》，以左右之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为视角，探讨了网络暴力下社会化媒体的&正义&是否可能。网络暴力在微博时代越演越烈，污名化作为区隔和贬损的方式，是网络媒体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持自由主义立场之新旧媒体的政治偏向，正是导致与此立场相左的北大教授孔庆东采取&粗骂&的结构性原因，即为了博取媒体与传播的话语资源和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动采取的方式。但是，依靠这种方式本身即是加入这个结构性的逻辑。污名化和贴标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开放，而是更多地遮蔽了公共讨论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网络空间丧失了理性对话的可能，只能依靠&粗骂&作为不同阵营对话的方式，这已经是公共领域的丧失。但是，对于公共话语建构富有特殊使命的知识分子为何卷入这种&互相污名化&的逻辑，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其实，污名化现象并不始于微博时代，而是从网络时代一开始就如影随形。据笔者的观察，早在2000年创始、2006年被关闭的&世界中国&论坛，一个以学术为定位的&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网络社区，&以传播人类文明普世价值和现代公民意识为己任，为关注中国发展与前途的知识分子搭建一个可以参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积累与建设的公共平台&，里面就活跃着一群以&粗骂&为常规武器围剿异类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很多同时也是南方系和都市报媒体副刊版的专栏作者。网站不仅鼓励而且纵容，培养了靠谩骂来吸引围观的惯习。而在当时华人论坛中极具影响力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凯迪社区、&天涯社区&等在极盛时代，依靠豢养媒体暴力来吸引眼球和排除异己，更是常规做法和&明&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势力在新旧媒体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原因。这一本身极大地违背自由主义原则的做法，却被看成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媒体上的成就。而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从没有真正严肃的反省，这才是问题所在。直至最后，这些语言暴力也转而倾泻在他们自己的头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公共知识分子&的称谓由褒入贬，是其结果之一。从社区媒体到社交媒体，微博时代不仅复制了这个逻辑，而且将之推向极致，也即推向了反面，即&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覆灭。这在结果上是隔绝了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除非放弃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进入这套既定的媒体策略和逻辑，否则就无法在媒体上发声，但它的危险却是公共空间沦为暴力角逐的场所。
一、暴力、恐怖主义与（新）媒体的市场化
　　日法国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上百人死亡，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欧洲震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迈克尔&杰特(Michael Jetter)教授的调查研究报告因此在中国媒体上引发关注。该报告发现恐怖主义与媒体之间具有合谋关系，即媒体的关注会引发更多的恐怖行为，从而导致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媒体关注度与后续恐怖袭击呈正相关关系。《纽约时报》每多一篇关于某国恐怖组织的袭击报道，随后一周内那个国家遭遇的恐怖袭击数量会提升11%到15%。而《纽约时报》对在远离美国的地区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关注度较少。这一结果告诉我们媒体的报道不仅和恐怖主义本身有关，也与媒体自身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位置直接相关，并且受到媒体所要满足的受众市场的制约。
　　此次巴黎恐怖袭击，也受到社交媒体的极大关注，facebook、twitter进行同步直播。而与此同时，12日晚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生自杀式恐怖袭击，280多人死伤，却并未受到相应的重视，更不用说在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地区不断发生的死亡已达到十万人之多的恐怖袭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ISIS所进行的极其有效和成功的宣传策略， 恰恰是通过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之春&中盛赞的代表自由与民主的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等进行的。在此语境下，政府是否在反恐的名义下对社交媒体公司的数据库拥有监控权，成为争议的中心。ISIS正是在西方社会的支持和豢养下获得发展，使得恐怖主义反过来以回旋镖的方式成为自己的杀手。2015年以来，在欧洲发生的影响较大的恐袭还有：日，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遭遇连环爆炸袭击，造成31人死亡;日法国国庆日，法国尼斯再次发生恐怖袭击案，大卡车冲向庆祝的人群，至少80人死亡;德国则小规模恐怖袭击不断，日的慕尼黑枪击案，10人死亡。2017年5月，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举办美国歌手亚丽安娜?格兰迪演唱会，遭自杀式袭击，至少22人死亡。自2015年始，西方世界就逐渐笼罩在恐怖主义的浓厚阴影中，不再安宁。刚刚过去的2017年，国际社会对ISIS的联合打击使其武装力量和地理范围缩减和崩溃，但是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袭击却有增无减，而是呈现出模仿性和报复性显著增强，破坏性加大，具有&全球化&、&分散化&、&本土化&、&独狼化&、&网络化&，以及向全球蔓延的趋势。
　　媒体暴力和恐怖主义暴力，都是暴力，具有相同的结构性逻辑，并驱使反对它的力量进入这个逻辑与之交手。因此，如何打破这样的霸权逻辑，才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关键。而对网络暴力的反抗，必然联系着对世界性霸权结构的反抗。事实上，从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到今天ISIS为代表的席卷世界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西方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回应和结果。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教授和非洲著名思想家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好穆世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的根源》一书中，无可辩驳地描述了美国布什总统期间，为了挽回冷战期间在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的失败，开启了&代理人战争&(proxy war)的模式。为了强化自己的合法性，从宗教话语中引入了&邪恶&这一神学概念，呼吁打击&邪恶帝国&苏联。在此过程中，美国招募、组织和培训了全球的穆斯林战士以对付苏联，包括宗教学校，这些学校专注于狭义的圣战伊斯兰教的神学，与军事训练相配合。正是美国对激进的伊斯兰力量收编的冷战晚期战略，在中东地区制造了恐怖主义滋生的基础，把一个1970年代还处于边缘性的、毫无影响的、由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所热衷的思潮，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马姆达尼教授阐述的是&911&为什么针对的是美国，与此相比照，极有意味的是日正是法国宣布第一个承认叙利亚反叛力量的西方国家，并为其提供培训和武器。由此，日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与这一日期的重叠，绝非偶然。恐袭者曾高呼&为了叙利亚&，叙利亚作为法国前殖民地，正是巴黎恐怖袭击不可忽略的背景。
　　恐怖主义来源于西方的全球霸权，是其结构的循环与衍生，正如媒体暴力正是霸权结构的合谋与表现。在后冷战时代，这一霸权结构的新变体，正在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因此，如何寻求打破，而不是重新落入这一结构中，才是世界，包括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与此同时，以欧洲为代表的启蒙思想的衰落与困境，也正是在这样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不断暴露出来。
　　已经有西方学者指出启蒙理想的衰落与恐怖主义的兴起是一体两面。鲍德里亚在针对美国911事件所撰写的《全球暴力》一文中，通过区分&普世化&与&全球化&来描述暴力的来源，前者涉及的是人权、自由、文化和民主这些价值观念，后者则意味着技术、市场、贸易和信息。当全球化势不可挡，在西方现代性脉络下发展出的普世化价值体系却开始败退。非西方文化是因为独特性被消灭而消亡，欧洲文化则是因为对独特性的消灭而导致自身的消亡。启蒙运动的普世化本身正是危险所在，市场与贸易&交换&的全球化终结了价值的普世化。&全球化的成功传播已经根除了一切差异的形式和过去倡导差异的那种普世价值&，其结果是全球化与普世化的区别消除了，普世化被全球化。因此，歧视和排他正是全球化逻辑的必然产物，这恰恰为全球暴力打开了大门。这一暴力形式实际上是一种病毒，它通过碎片化的&独特性&而复活，通过传染而运转，通过连锁反应而前进，并逐渐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和抵抗能力。因此恐怖主义不是别的，乃是对我们社会自身的审判和惩罚。作为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普世化&与作为经济过程的&全球化&之间的悖论，正是恐怖主义的渊薮。
　　鲍德里亚这一基于西方视角的反思，具有可资比照的参考价值。恐怖主义的根源来自于全球霸权，反恐怖主义必然是反全球霸权的过程，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齐泽克在日巴黎恐怖袭击后撰文，一方面从西方镜像的视角描述ISIS其实是欧洲反移民的、种族主义者的伊斯兰-法西斯的对应物&&二者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难民的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其实是全球资本主义和军事干涉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他呼吁&丢掉左派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咒语&，批评欧洲左派的文化多元主义， 并因此在欧洲左派阵营中引爆争论，而争论的核心正是&自由&。当难民要求兑现欧洲启蒙主义的普世化所许诺的人口迁徙的自由，以应对商品化的全球自由流通，就抵达了欧洲难民问题的死结。即&资本主义需要作为廉价劳动力的&自由& 个体，但同时它也需要控制他们的行动&&因为它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自由和权利&。 因此，难民问题构成了欧洲启蒙主义内部最敏感的痛点，也成为左派欧洲知识分子的困境：即一方面必须拒绝不断抬头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一方面必须重新清理启蒙价值理想的危机&&并由此成为左翼知识群体激辩的焦点，围绕齐泽克的辩论就是一个典型现象。
　　这一价值体系被市场交换体系所置换的过程，尤其体现在媒体的市场化，体现在全球不平等的传播体系中。它的霸权形式就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所命名的：军事-工业-传播-娱乐联合体，它指称的是美国对全球的电子入侵。这一现象在美国批判传播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更广泛的描述中是&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的新表现，它指称所有以媒体的方式制造的霸权形式，并特别体现在以帝国的政治、经济过程所维护的媒体霸权，以及媒体自身从其利益出发而谋取的霸权形式。
　　应该说，在斯诺登事件之后，这一指称获得了新的延伸;而在ISIS崛起之后，更需要新的阐述。今天，这一霸权结构已经从内部召唤出破坏性的势力，一如ISIS娴熟地、极其&专业&地征用了Twitter、Facebook、YouTube、WhatsApp、Ask.com、APP等最强势的西方新媒体工具来展开宣传攻势。有意味的是他们正是靠征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来包装其教义，从而招募和获得大量年轻的支持者和志愿者。 ISIS成功地把暴力展示为媒体表演与狂欢，把恐怖主义战争转化为电子游戏和电影仪式感;展示肌肉与武器叠加的青春、男性气质，把恐怖主义屠杀转化为大片一般的杀人之&酷&， 对年轻女性展示如何能够被爱得像&宝贝&&公主&，&对青春充满幻想的穆斯林少女，&伊斯兰国& 战士男性荷尔蒙爆表的形象简直是致命的诱惑&，&&灰姑娘的童话情结，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所有商业元素都被娴熟地运用ISIS的宣传攻势上，由此，ISIS控制了全球媒体的议题设置。
　　ISIS深谙现代社会市场化媒体的嗜血性，并因此不断地用人质的鲜血，以及恐怖主义袭击下平民的生命来浇灌这一欲求。日ISIS公布处决1700名伊拉克政府军俘虏的血腥现场，刷爆了世界各大小媒体的版面，也使得其应用程序APP&黎明&获得极高的知名度。处决视频发布后，通过&黎明&发出的微博达4万条。为此，伊拉克政府在官方网站和Facebook上也不断地公布处决ISIS成员的照片，伊拉克市民的社交媒体&朋友圈&里，&每天都能看见伊政府军和ISIS互相处决的照片&， ISIS成功迫使伊拉克政府下水，比赛杀人。
　　有西方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社交媒体用户的反应并不是一种对于暴行的反应，而是一种出于常见的消费主义习性的情感参与：&将Facebook资料、推文和博客作为暴力的证明文件可能正是ISIS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存在依据。如果进一步延伸我的论点，甚至可以说，正是为了生产视频，摩苏尔的亚述和帕提亚雕像才遭到破坏。我们不能也不该将这种电影化的再现视为一种证明文件。相反，它跟真人秀一样，主要的目的在于展示的生产：在其中发生的是彻底真实的，尽管完完全全是演出的。&&相对于认为ISIS是一个过时的、中世纪式的实体，我恰恰觉得它是一种超现代(super-modern)的现象，吸收了超真实(hyperreality)最有力的工具来扩散自己的暴力行为&。 正是媒体的嗜血性，在很大程度上强化和支持了ISIS的极端暴力，使之从相反的方向成为当代社会的镜像。这也是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观点：&媒体具有导向性的、对人的冲动进行爆炸性挖掘的体系，会对社会起到毁灭性的作用。很多年轻人今天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信息，伊斯兰国的年轻人也能看到美国大片，也能通过媒体知道，当年美国、欧洲怎样掀起伊拉克战争，挑起中东冲突。他们的仇恨，加上美国大片的冲击性，综合起来，就会去追求大场面、冲击性效果，把斩首放在网上等等。&
　　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和北约所发动的现代战争，从&外科手术&式的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中东战争，同时也都是规模浩大的新旧媒体表演：真实版的好莱坞大片。在这个意义上，ISIS极具特色的媒体现象把鲍德里亚描述的逻辑推向极致，推向西方世界自身的内爆。不可忘记一点，很多在欧洲进行袭击案的其实是出生于欧洲的公民，而不是叙利亚或伊拉克公民，而且每天欧洲还不断地有年轻人通过各种方式进入ISIS。
　　这就是今天中国批判的传播理论界必须面对的课题，即一方面是全球霸权(特别是冷战话语在后冷战时代的延续)在中国的内嵌已经变成不假思索的&常识&，它构成了网络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媒体暴力为主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暴力本身的恶变和内爆，也在打破这一旧的意识形态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再造霸权，还是打破霸权?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批判的知识分子面前。
二、&民主&的生意，或未来属于电商帝国吗？
　　今天的(新)媒体已经进入&入口平台的霸权时代&。 在中国，就是BAT(百度、阿里和腾讯)所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新霸权。因此，有必要简短回溯一下这一霸权在中国形成的机制和历程。
　　其实，&微博之父&陈彤的&玩法&，基本上也就是当时中国市场化媒体的玩法，只是放在了新媒体上。微信的不同在于，&微信之父&张小龙似乎是个技术理想主义者，技术乌托邦的信仰者。而微信之所以能够取代微博，成为最活跃的社交媒体，正在于他的技术设计建立在微博的前车之鉴上。
　　首先，它以相互隔绝的&朋友圈&，屏蔽了微博污名化暴力威胁，用户可自行清理污秽，补救了微博陷入的暴力恶性循环;其次，用&公平&的设计理念来抗衡微博的&名人战略&，按照张小龙对&微信文化&的表述：&我们更希望的是平台有一些公平、公正的一些规则来对待用户&，反对用户的特权与攀比， 这恰与陈彤的微博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严格屏蔽卖粉和水军。 笔者把它称为微信三原则，很清楚，这三原则都是反微博之道而行。之前，重复新浪微博路数的&腾讯微博&已经完全败北。在此基础上，张小龙作为技术工程师的理念其实体现了新媒体技术乌托邦的思想，为这个乌托邦献祭的最著名人物是少年天才&互联网之子&述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信仰网络开放和自由，以黑客技术反对美国政府禁止网络盗版法案和知识产权法案，深陷司法困境，最终以自杀的形式杀身成仁。
　　2016年1月，张小龙在罕见的公开演讲中一再强调要回归社交媒体的使用价值，希望微信只是一个工具，是用户高效率工作的工具，用户黏性是违背微信&价值观&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微信的一个基本价值观，我们认为一个好的产品是一个用完即走的，就是用完了我就走了，可能大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一个好的产品不是黏住用户，而是尽量让这个用户离开你的产品。&&事实上我们认为任何产品都只是一个工具，对工具来说，好的工具就是应该最高效率的完成用户的目的，然后尽快的离开。
　　在这个意义上，微信的成功，恰恰是这一反商业化理念的胜利。然而，张小龙的&情怀&与腾讯CEO马化腾的商业诉求之间，会有怎样的张力?世上已无斯沃茨，他和JSTOR之间的极端故事应该不会在中国重演，但是新媒体技术乌托邦主义与资本商业利益的冲突从未消失，张、马之间依然是一个敏感的、正在发生的故事，迄今为止，各种猜测不断，就是证明。 2016年12月的微信公开课，是为了介绍和推出日正式上线的微信&小程序&，张小龙回应了&工具&与&平台&之争，，他依然强调微信就是&工具&：
　　微信是工具还是平台?
　　在我们对公司的一次培训里面，有个同事问我微信的战略是什么?我当时只说了一句话，我说微信只是一个工具，我们应当想如何做好这个工具。但我认为微信是一个工具，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我并不认为一个工具是一个很低层面的东西，事实上人类从原始人进化智能人类的过程，就是因为人会制造工具，我们所用的绝大部分的产品本质上来说都是工具，但是工具有好坏之分，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平台，我会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一个好的工具应该有一个很强的属性，就是提高效率，用完即走。
　　但事实上它已经是，而且越来越是腾讯最重要的商业&平台&。2017年腾讯帝国第一季度收入495亿，其中手游贡献129亿，而手游中《王者荣耀》占据120亿;广告业务69亿，同比增长46%，其中移动端广告占比85%，微信朋友圈的广告，带动了整个腾讯移动端广告收入的暴涨。 一方面微信支付的扩张方兴未艾，数亿用户已经绑定银行卡;另一方面，2017年1月小程序上线至今，已经开始了从&工具&转变为&电商平台&的尝试，即允许公号插入广告内容作为小程序的入口，将小程序中的商品推广出去，让用户直接购买，今后一个小程序就会是一家网店，&通过开发小程序&&广告推广&&商品展示&&用户下单&&微信支付，微信完全可以搭建起一个独立的电商闭环&。 不论观察者将之成为&张小龙破局&，还是&张小龙终于没有忍住寂寞&，传递出的观感都是一致的。如此走向，其实早已经不是张小龙所能把控的。2017年10月，在由淘宝商城开辟的电子商务&双十一&盛大促销活动即将到来之际，京东联手腾讯，宣布建立一个以腾讯社交、内容体系和京东交易体系合二为一的&京腾计划&，以与阿里帝国比拼。 微信的电商化将进入更加实质性阶段。京东加微信的模式，其实与淘宝加微博一样，都是电商与社交媒体融合的加深，它表明市场垄断的进一步强化，也是商业模式高度同质化的过程。日，张小龙做了第三次微信公开课，他否认小程序是专门为电商准备的，但是&我承认其实会有很多的电商会用小程序这样一个形态，做了很多很有创意的一些电商的应用&。有观察者认为体现此次讲话集中体现了&张小龙作为一个产品哲学家和一个用户行将突破10亿的流行应用的主导人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
　　对于马化腾来说，2013年下半年从&叫好不叫座，增量不增收&的微信困境中走出来，正在于他发现了其赢利模式的奥秘存在于与&传统产业&的结合， 即可以不断地把商业模式搭乘在急速扩张的微信用户群的基础上，以此获得的商业前景不断走向清晰。2015年3月全国两会，马化腾提交了《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的议案，由马化腾提出并竭力宣传的&互联网+&的理念，同时成为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国家战略&。 7月4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使互联网+成为全局性的经济政策。
　　微信开始被理解为一个具有无限扩张和涵盖能力的魔盒，或者说黑洞，从而把所有的经济生活包容在内。即便是2016年张小龙罕见露面公开讲话，也是因为微信策划晒好友、红包的一次活动出现链接失效引发谣言，用户开始解绑银行卡。而微信红包的社交功能要靠绑定银行卡打入新媒体金融圈，才能成为马云帝国支付宝的强劲竞争对手。所以，解绑银行卡是严重危机，这才是张小龙露面的真正原因。而他在解释微信的四个价值观时，其实能够承诺的最大限度就是&尽可能让商业化存在于无形之中&，希望微信做&好的商业化&，即与&用户的价值、用户的体验并不矛盾&的商业化。但是，商业价值与用户价值的重合是有边界的，什么时候这种边界会被逾越，并不掌握在张小龙的手中，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掌握在马化腾的手中，而是取决于资本发展的逻辑，即微信的利益延展链条是否触底。只要微信还能够不断地产出金蛋，就不会杀鸡取卵。但是，当交换价值在市场上无法兑现的情况上，卸磨杀驴就是常态，在这个逻辑下，张小龙&小程序&的电商化也就是必然的趋势。小程序上线一个月后，观察者纷纷讨论的已经是微信小程序失败了吗?若小程序不能带来流量变现，&张小龙所致力于打造的健康微信生态与开发者的急功近利形成了抗衡&， 最终妥协的只能是张小龙。
　　至此，不难发现，前述张小龙反微博之道的微信三原则都面临瓦解的危险：朋友圈被商业渗透的范围越来越大，用户平等的原则已经被流量优先的广告原则所置换，而严控水军的防波提也出现管涌，&艾媒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微信公众号刷量行为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0月，短短3年内，微信公众号&刷量& 市场规模从215亿元升到378亿元。& 而所谓的&社交机器人&的&群智能机器人&正在代替微博时代的&水军&，&社交机器人是自动控制社交媒体账户的计算机程序，它们可以表现得像真人用户一样，在社交平台上就某一话题发帖或转发其他账号的内容，给这些内容评论、点赞，甚至还可以参与网络对话和讨论&。 如此情景已经与微博时代的水军现象等量齐观，张小龙的技术乌托邦还能走多远?
图1：微博微信刷量、&卖粉&广告单
　　目前张小龙&用户第一&的原则是符合腾讯商业利益的。只有提供更多的使用价值和更好的用户体验，才能召唤更多的用户进入微信。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阐述，用户使用微信的过程也就是为腾讯做工的过程。用户使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张小龙呼吁用户投入必要劳动时间去获取使用价值，但是腾讯实质是尽可能延长用户的使用时间，即制造用户黏性。用户黏性是新媒体的生命线。这就是马化腾提出&互联网+&的驱动力，其实在他的战略中就是&微信+&一切。腾讯最终可与&马云帝国&外向扩张式的&章鱼模式&或者说&病毒式&模式媲美或抗衡的，不是别的，正是微信开启的这种&黑洞模式&，但是，它却起源于张小龙的技术乌托邦的民主思想，这一点需要先记住，后面再讨论。今天，它们已经是两种典型的新媒体平台垄断模式。
　　正如微信的口号是&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百度的理念按照其CEO李彦宏的阐述就是：&让人们最平等便捷地获取信息&;&马云帝国&的阿里巴巴则宣称&帮助小企业成功&，其包括支付宝在内的&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以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为旗帜。但是，淘宝等电商依靠价格战极大地冲击了实体销售行业和线下销售行业，引发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也是事实。其实，无论是腾讯还是马云帝国，其成功首先靠的都是平台，在此基础上才有金融与数据。&马云帝国&靠的是顺应中小企业的发展欲求，在一个垄断的市场条件下，这一主张具有伸张&企业民主&的意义，这是马云获得成功的现实条件。但是，一旦帝国打造完成，其本身就会转变成新的霸权力量。一旦消除了外部挑战它的威胁力量之后，平台就会转化为地租，任意剪羊毛，那些跨国连锁超市凭借销售渠道霸权打压供货商的故事，是否会在电商巨头中重演呢?
　　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知网的故事就在眼前。2016年4月，媒体报道《知网涨价论文贵 北大吃不消》，引发众议，知网作为学术论文数据库从年，涨幅均超过18%，多地高校图书馆曾因价格问题不得不中断与知网合作。知网在始创阶段，得到了大量国家给予的行政支持。其获得的论文是以作者和期刊的免费/低价让渡为前提的，这是建立在学术资源具有公共性的基本理念上的，而学术论文的生产成本是由高校薪资和国家项目支持完成的，这也是因为中国高校体系基本是国立，而非私立。知网的&市场&赢利模式是两头插在由国家买单的公共资源中汲取利润，然后反过来绑架公共利益。2014年，知网的两家主办方之一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法人独资企业。这其实是JSTOR与亚伦&斯沃茨故事在中国的一个翻版。
　　资本的逻辑就是把使用价值转成交换价值，把日益庞大的用户变现，作为隐藏在BAT背后的利益动机，从未消失过。认清并高度警惕这一点，对于我们判断今后新媒体的发展走向至为关键。比如，百度搜索竞价排名被诟病已久，&百度贴吧&其实是依靠用户自组织与互动的&民主&理念，但是市场环境下的&民主&恰恰可以成为最大的生意，其出卖白血病&吧主&就是臭名昭著的例证。2016年1月，网友发帖称百度贴吧的血友病吧主被百度单方面撤换，经营权被卖给某医疗机构，新换上的吧主&血友病专家&竟然是不断被吧友举报的&声名狼藉的骗子&。由此，网友再爆&百度40%的热门疾病吧已经被卖，而大多数用户都会通过百度搜索医疗信息甚至完全信任这些信息&。这也是因为占中国民营医院近八成的&莆田系&客户主要来源就是百度。根据百度2015年第三季度财报，该季度总营收为人民币183.83亿元，其中有176.80亿元来自网络营销的营收，占总营收的96%，是百度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莆田系医院也抱怨说，高昂的网络竞价导致医疗机构&为互联网打工&。&莆田系&医院广告投入的60%给了搜索引擎，有医院在搜索引擎上的推广费占到营业额的70%、80%。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竞争激烈的城市，有医院一年收入1.2亿元，有1亿元投给了搜索引擎，用在病人身上的医疗资源可想而知。据媒体报道，莆田系医院2014年在百度上花费的推广费用高达34亿，占百度在推广上获得的所有收入的三分之一。百度公司财报显示2014年网络营销营收为人民币484.95亿元，比2013年增长52.5%。企业老总抱怨&莆田民营医院被搜索引擎公司绑架了&，很多大城市的医疗竞价达到每次点击999元，却又不得不依赖搜索引擎推广模式，这也使得百度面对莆田系抗议事件时很强硬。另有外界人士猜测百度在此事件中强硬，是为了与301医院及北京、湖北、广东等多地公立医院合作&让路&。据百度自称，除民营医院外，百度也和越来越多的公立医院开始合作，开始进军移动医疗的&洗白&措施。
　　但是，这样的生意必定是反社会的。日，魏则西事件爆发&&此类事件其实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迅速点燃整个社会积压的愤怒，由此也把百度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并最终导致5月3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提出整改要求。
三、&人是一切数据的总和&：劳动价值论与再&无产阶级&化
　　应该看到，BAT宣称&用户第一&，马云强调其所有的产品都必须解决问题&&对使用价值的强调，超越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商业广告基本摒弃使用价值的宣传模式，即建立在对交换价值的依赖上。在这个意义上，BAT的成功是一种物极必&反&。但是，其&反&动却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而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征召更多的&用户&作为&数码劳工&。新媒体时代的发现或者说发明，就是资本积累的秘密在于&人&本身的资本化，人自身的再生产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按照年轻的阿里巴巴数据科学总监闵万里在一次名为《数据化带来的遍地黄金》的演讲中说：&人是一切数据的总和&，也就是&人&本身的数据化可以带来&遍地黄金&，&就是非常自然的推论&。
　　任何媒体都必须用使用价值来积极地征召和建构用户。在其扩张和发展的阶段，&用户至上&即使用价值需要优先。这是因为：
　　首先，拥有&用户&才能将之打造成广告的目标受众。传统媒体的赢利模式，即把受众出卖给广告商&&这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石(虽然关于传播商品化的形式尚有争论)，是传统媒体从市场化走向垄断化，即媒介帝国主义霸权&&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驱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体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而毋宁是这一资本的&旧&逻辑在更深刻基础上的推衍。不同只在于新媒体公司不仅把受众卖给广告商&&这一部分固然还是新媒体获利的源头，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趋势是新媒体自身吸纳了广告业，凭借对用户的占有即大数据，把广告业变成自身的延伸，从而不断延伸其帝国版图。
　　第二，&用户&使用过程即劳动过程产生的劳动价值，是赢利的源头。因此，&用户为第一&只说出了一半，另一半是：有了不断&做工&的&用&户，才能把他们的&劳动力&卖钱：不仅卖给广告公司，卖给&市场&，也卖给政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新的延伸。让用户以免费(微信)或相对便宜的虚拟地租(淘宝)的方式进入，构建尽可能大的用户&劳动&平台，然后凭借庞大的&劳动力&为抵押，以金融的方式，剪国家的羊毛，既褫夺传统国有商业银行的势力范围，也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进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以此获得赢者通吃的市场霸主地位。其实质是，以拥有&用户&为资本，以政府购买为方式，挪用主权国家背书的政府信用为自己利益扩张保驾护航。
　　正是在这一逻辑下，日，支付宝联合16家基金公司发布了以&年纪越大，越没有人会原谅你的穷&为主题的16句文案， 因其赤裸裸对贫困的歧视，引发社会愤怒。这一文案被迅速撤销，支付宝发表声明，声称是蚂蚁财富所为，与支付宝无关，这是&两家独立公司主体&，但它们其实都是阿里帝国旗下最重要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问题并不在于它触犯了&政治正确性&，而在于它描述的其实是真实的社会心态。它一方面暴露出资本作为意识形态的盲点：对其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创伤&性分裂无感;另一方面， 也正是因为它的利润渠道吸吮的正来自最大多数的&穷人&：&公募基金个人投资者中85%是持有资产规模5万元以下的投资者&。以贫困为威胁把&穷人&驱赶到支付宝平台中，这一逻辑其实是马云帝国圈地运动的必然。这一组广告说明的正是：马云的财富帝国来源于&穷人&们的辛勤劳动&&你们负责努力为我打工，我负责为你们理财，穷人两头都在为BAT赚钱。
图2：支付宝&扎心&文案的部分图文展示
　　通过不断翦除外部竞争势力的同时，使自身获得无限扩展的能力，以支付宝和蚂蚁金服为核心的阿里金融帝国已经完成。但是，帝国版图并不止于金融，而是把金融变成血液或石油，成为帝国扩张的方式和动力。这些海内外上市的互联网股份制巨头通过金融、商业、媒体、流通、物流，全方位地渗透国家与社会，这就是新媒体时代&信息资本主义&的赢利模式和秘密。它逼迫出的问题正是：政府公众服务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交集与边界到底在哪里?
　　&阿里帝国&模式，不仅颠覆了传统的金融体系，把零售业掌握在它的手上，迄今为止已经至少涵盖了电子商务、金融、游戏、视频、音乐、影视、智能终端、健康医疗、本地生活服务、体育、物流、搜索、移动社交、IM工具、在线教育、商业零售等近20个领域，旗下关联企业不胜枚举。被管理学所奉为经典的互联网时代创造出的&长尾理论&，即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小市场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少数热销产品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即众多小市场汇聚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已经不足以描述新媒体时代资本的赢利方式，不是长尾，而是头尾倒置，才是今天的现实。而超级帝国一旦形成，成为&国中之国&，其与主权国家层面上的管理或治理的博弈就会越来越复杂，这个格局前所未有。
　　阿里运营的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可以作为典型案例。2015年3月两会，&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给出&关于将药品电子监管系统交由国家食药监总局统一管理，确保信息安全&的提案，认为电子监管码信息既是企业秘密，让市场竞争的一方去监控另一方，无法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它同时也是国家战略资源，一旦流失则威胁国家安全。2016年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将收回阿里健康药品电子监管运营权; 家连锁药店再发声明要求取消药监码，认为阿里健康介入到药品信息监管当中，既关系到国家数据安全，又造成不公平竞争，同时涉嫌绑架公权利用数据牟利。 这一具体而微的案例涉及的敏感问题正是，作为私营企业巨头所获取的大数据，不仅仅是商业性的，也必然涉及到大量的公民权益和国家主权。
　　不无意味的是，其实早在2013年4月，阿里就开始收购新浪微博18%的股权，&双方将在用户账户互通、数据交换、在线支付、网络营销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并探索基于数亿的微博用户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的数亿消费者有效互动的社会化电子商务模式。& 请注意阿里购买的时间点，正是微博最后的黄金时间，阿里购买不是别的，正是作为商业价值的微博用户，交易完成后阿里巴巴成为新浪微博第二大股东。2014年4月，微博在美上市，&在拿下微博18%的股份后，阿里先后主导了微博与淘宝的导流合作、支付宝对微博的接入，最终，这一系列动作共同指向了&微博电商& 战略，微博也顺理成章的被纳入阿里导流策略的一环，并通过阿里实现了初步商业化&，观察者认为如今的微博已经转型为营销服务平台。
　　笔者认为微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是就它作为新闻议题或者说政治风暴议题策源地的功能而言。但它恰恰是凭借之前翻云覆雨积累的用户资源，才能够出卖给阿里，阿里把用户和它的电商对接，实际上是把微博的用户转化为电商用户&&今天它在资本市场上的活跃，恰恰是来自于这个市场化逻辑，既把政治资本转换为商业收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确实是出卖民主的好生意。在微博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整改之际，2016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文件，拟向微博相关高管团队成员购入后者所持总计300万股微博股票，交易总价为1.35亿美元，阿里将持有微博股权31.5%。 阿里主导微博的时间，正是微博由盛而衰的关节点，相较之与卖粉、水军，把用户卖给最大电商阿里，新浪微博成功实现了最大变现，也就是作为社交媒体的历史使命。好一大单出卖&民主&的大生意! 根据微博2016年9月的股价，阿里在微博的投资已获得3倍收益，阿里在资本市场已经大赚。它借此与腾讯微信决战，好戏还在后面。
　　这其实正说明寡头争霸的市场竞争下，BAT的&大数据&都是各自为政的封建割据状态，在私人资本利益掌控数据的时代，并没有所谓的&大数据&，即数据的社会共享，今天不断爆出新媒体巨头们围绕大数据的圈地大战就是其表现。大数据为谁的利益所用，是更关键的问题。对于大数据的使用与安全，相关的法律和法规的框架如何确立?迫在眉睫。
　　互联网乌托邦的一个响亮名头是&共享经济&，它被称为是数字共产主义。曾经甚嚣尘上的P2P诈骗正是在&分享经济&的金子招牌下获得合法性。但是，如果以&共享经济&之名执垄断之实，&共产主义&就走到了它的反面。从&共享经济&的乌托邦蓝图走向新媒体帝国，其实是把&民主&予以出卖的大生意。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为王&倒逼社会重组和绑架政治，才是需要警惕的。
　　第三，建立在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基础上的新媒体经济对新的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对正规劳动雇佣的排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生产和消费主义营销模式已经触及到它的天花板：剩余价值的耗尽，导致资本主义对稳定的雇佣劳动的排斥。雇佣劳动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不稳定。新媒体经济导致：一方面非正式就业大量出现;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和养老日渐从企业责任中被排斥出去，丢给社会与国家去承担。人的全面无产阶级化，与人自身的&数码化&，正相辅相成地成为数码时代的生存方式。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则全面沦陷，或者说被吸纳。由此带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服务压力越来越大，这反过来驱使得国家通过新媒体公司购买服务的方式，再次使得公共服务私有化。这同样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但是，它带来的问题或许会比它能解决的问题更多。这特别体现为失业率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癌症，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痼疾。
　　被压抑的民主需要新的出口，这既是新媒体崛起的政治背景，也是新媒体旋即沦为资本新征场的原因。资本需要靠不断地购买&民主&来活命，一如好莱坞电影中的吸血鬼，爱恨情仇皆系于此&&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新媒体至为关键。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新)媒体的利润来源&&劳动价值论才能得其所在。劳动，唯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新媒体时代将更深刻地证明这一点。新媒体本身并不是魔法世界。
　　以社交媒体的方式，以公平分享的乌托邦理想，召唤对民主的渴求，使得用户心甘情愿地去平台垦荒，为的是建设一个共享共创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数码共产主义者宣言(The dot Communist Manifesto)&就是代表，它包括&保护创造性劳动的尊严&。但是悖论在于新媒体时代创造性劳动本身也是自我出卖的过程，人的自我数码化成为新媒体时代的&大数据&，而人/劳动者的再生产过程以数据的方式成为新媒体时代剩余价值的来源，人的彻底的数据化正是&信息资本主义&最深刻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无产阶级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进。
　　这就意味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别彻底瓦解。阿伦特曾经对财产、财富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做了区分，在她看来，古典自由主义的私有财产与自由的公共领域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已经随着财富的流动性而改变。财富的社会化过程，即资本的积累过程，是以牺牲私有财产为代价的，这也是城市消灭乡村的过程。近代对隐私权的发现原本是对消失的私有财产的替代，人的自由从依靠私有财产的庇护，过渡到在个人隐私的&主观性&中栖息。与此同时，则是不动产转变为动产，财产变成财富，即失去其由于物理空间位置而决定的私人使用价值：财产失去了它在现实世界中的特性。人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导致马克思把人的&劳动力&作为价值的来源。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剥夺私有财产而得以实施的。而私人领域之所以需要与公共领域并存，是因为人自身的生存，需要有些东西隐藏起来，有些东西则必须公开展露：
　　有史以来，直至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隐匿于私下的东西一直都是人类存在中身体的部分，即一切与生命过程的必然性相关联的东西，而在近代以前，生命过程囊括了服务于个体的生计和和种族的延续的一切活动。&&更能说明这些现象的是，即便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中，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性的少数几个参与也仍然是与&需要&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类需要带有其原初的含义，即：它们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人有身体的缘故。
　　今天急速推进的新媒体时代，与阿伦特叙述的时代相比，正是身体/肉体及其再生产作为最后的私人领域的消失，一如这个世界上不断退缩的冰川&&这两者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转喻，暴露的都是世界的非生命性。传统隐私权不断被突破，而网络上的隐私权则面临难以界定的复杂和棘手的困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数据时代的新闻伦理处于雪崩般的严峻局面。而直播平台上的网红往往要依靠出卖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和作为欲望的身体，就是这一逻辑的极致。
　　理解直播平台的兴起可以有两个层面，第一是自我隐私的市场化，很多直播以主动出卖个人隐私的方式来获得关注，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无聊&直播却能获得很高关注，比如直播吃饭、发呆、睡觉等。当巨大的人群从传统的社会中被甩出来，进入快速城市化过程，个人需要在原子化过程中寻求认同&&通过共享孤独与&无聊&，有互相安慰的感觉。&无聊&其实就是意义丧失的状态，当大量的人进入无聊状态，就会形成一个虚拟社区，以各种无聊的方式分享作为&现代人&的真实感受。第二是民主压抑的非正常出路。特别是直播平台上的&喊麦&文化， 它们代表着一种来自底层的能量，在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时代都没有他们的位置。这部分社会能量和需求需要一个出口，因为直播平台基本没有门槛，就为社会底层无法排解的能量提供了一个出口，所以呈现出一些野性、盲目、讽刺、黑社会化和自我嘲弄&&自我嘲弄是在向外抗争不可能的情况下，把矛头对准自己，以实现曲折的抗议，这就是中国独特的直播平台&喊麦&江湖形成的原因。这是理解直播平台的基本判断：它让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没有出口的人&&能够有自我表达。但是这种表达因为受着种种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压抑，因而是扭曲的，需要从扭曲中仔细辨别其民主的诉求。而自生自发的社会能量无论政治上的左右、价值观念上的正负，一旦被新媒体平台释放出来之后，都会遭到资本的收购、征用和驯化&&再重复一遍：所有的新媒体都有购买民主的欲望，都是吸血鬼。这就是为什么直播平台成为资本赤裸裸围猎的对象。
　　当代自由主义论述把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介入视为对公共领域破坏的时候，忽视的正是公权力与整个现代性发展逻辑的内生关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并没有触及到最本质的问题。&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但是今天的国王已化身为资本的金雨，从天庭降落，这种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姻&&它被视为民主唯一合法的形式，却被视而不见。为什么当魔鬼身着七彩布衣吹着保护私有财产的迷笛，自由主义的守门人就心无芥蒂地打开大门拱手相迎?这个问题更需要从自由主义理论自身在当代社会中的困境予以阐述。当私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信息资本主义凭借大数据的魔杖，摧毁一切公民个人隐私和自由的时候，也就是自由主义彻底破产的时候。今天，不是别的，正是私有化本身，及其对政府的绑架，成为自由主义的杀手。今天的自由主义理论本身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与挑战。
　　当私人领域全部汇入公共领域的时候，也就是公共领域消失的时候。它意味着人的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从物理世界、现实世界到今天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化生存;从人的肉体生存到&主观世界&，从财产、财富到劳动力的再生产，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和正在汇入资本流动的滚滚洪流，这一逻辑的终点是世界的毁灭。正是这一绝境在地平线上的逼近，重新召唤马克思幽灵的归来。
　　当日，马云在杭州云栖大会开幕式上宣布未来3年投入1000亿打造&达摩院&的时候，他宣称：&现在我们人类在步入一个新的数据时代，计算将是生产力，数据是生产资料，互联网将是新的生产关系。& 他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绝境：从人是一切数据的总和，到人本身的数据化成为&生产资料&，人已经彻底丧失了自主性，异化为虚拟数字的存在&&从人的&物化&到&虚化&，信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的最高阶段。在&虚拟化&的&数据时代&背后，正是现实世界的&贫困&&&那些脚步匆匆的劳动者为摆脱不被&原谅&的&穷&，而不断汇入为BAT打工的日益庞大的劳动大军之中。作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互联网不过是把发达资本主义的悖论推到了新阶段。支付宝为穷人打造的&扎心文案&与马云一掷千亿的&达摩&宣言联袂而出，时间相差只有14天。既是巧合，也不是巧合，因为它们正是同一逻辑的不同层面。当马云展望&未来电子商务将会没有made in China，made in American，只有made in Internet&，他遮蔽的关键问题是，电子商务平台本身并不生产任何商品，通过电子商务出售的是全世界的企业和劳动者生产出的物质形态的商品，它涉及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不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消失。毋宁说，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的推进，只会使得生产过剩和劳动力相对过剩以新的形态出现，马克思所判断的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危机将以更加严峻的方式降临。
　　其实，马云的made in Internet不过是对200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炙手可热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迟到的呼应&&这本书的副标题是&21世纪简史&，彼时的二十一世纪才仅仅过去5年。 2014年，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宣告了伴随全球化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也预言了今天不断加深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兴起的世界新图景。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从来都不是平的。
四、政治天花板，还是政治生命线？
　　由于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逐渐水落石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15年9月的一次智库论坛上认为互联网+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本身并不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工匠意识&。 2016年3月的两会上，&工匠精神&成为李克强总理政府报告中的新词汇。对互联网如何加制造业，以及互联网和制造业的主次关系问题，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认为，&互联网+制造业&中制造业应该是主体。
　　事实上，&互联网+&带来一系列社会动荡，尤其是P2P信贷作为互联网金融方式，不断陷入大面积欺诈的丑闻。其背后既有国家背书，更因为在主流大众传媒(特别是央视)上的广告&&传统媒体依赖广告的赢利模式与P2P企业对国家信用的挪用，严重拖累政府信誉和主流传媒信任度。2016年3月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今年将开展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李克强总理的政府报告中，提出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取代了原来单一&互联网+&的提法，中国制造，也就是实体经济被放在了互联网的前面。日，银监会、工信部、公安部、网信办等四部委正式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对P2P出台了一系列负面清单，严厉监管。-15号，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出席，强调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控制金融风险成为关键词。
　　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究竟为何?从年，马化腾提交的议案一直大力呼吁政府全面提升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016年两会上，马化腾的提案是《关于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落地实施的建议》，&在政府推动和市场主导下，电信业、制造业、软件业等一齐参与到&互联网+& 的融合发展进程中，共同推进国民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马化腾呼吁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从战略角度投入更多资源，&推动电信运营企业加大互联网接入网宽带化、骨干网高速化建设力度，优化网络结构，提高网络性能，改善互联网间互联互通的质量，在建设4G网络的同时，积极加大WIFI布局，不断满足互联网业务发展对基础网络资源的需求&。据报道， 截至2015年底，微信城市服务项目已上线16个省78个城市，共提供包括公安、交管、社保、医疗等在内的2611项服务，平均每座城市提供33项服务，累计服务人次达6881万。与此同时，全国开通的政务微信公众账号超过10万，可实现包括水、电、煤、宽带、话费的费用缴纳、出入境业务办理等在内的多种政务民生服务。 上述&服务&其实也是阿里和百度竭力推进的领域。依靠巨大的用户量，再渗透至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这既是腾讯公司起死回生的战略转折点，也是BAT获得霸权的基本逻辑。但是，这一霸权恰恰一方面必须建立在国家对基础电信服务的公共投入上，按照原中欧国际商学院院长朱晓明的总结，BAT是电信孵化出的鸠占鹊巢，具有寄生性&&虽然他是从肯定的市场角度来描述， 却是一个基本事实。舍此，则无BAT的崛起，而其扩张，也同样必须建立在国家对于基础设施的投入上。另一方面，则需要政府让渡公共服务作为市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由此开启。
　　由此，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正如&腾讯帝国&掌门人马化腾所不断呼吁的那样，任何新媒体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对电信发展基础建设的巨额投入和宏观政策的支持。中国电信的基础工作就是国家战略，依靠的是国企力量的&市场驱动&，国家实质上一直把控中国电信运营和发展的主导权，电信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部分，也因此承担着重要的保证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根据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集体采访工信部长苗圩的介绍，过去五年，中国电信累计投资近5000亿，主要进行通信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投资都是直接用在农村地区的。今天中国4G的人口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8%，在农村地区，行政村覆盖率已经达到88%。 这就是BAT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电信运营商的发展情况已大为不利，利益大规模被新媒体公司分流。此时，新媒体公司的掌门人呼吁国家资源投入在此意义上该做何解?其实不是别的，正是国家为私营互联网巨头做补贴，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还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植与保驾护航，才会有BAT在中国的崛起。但是，它也带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开始越来越多依赖产权复杂的民营新媒体企业巨头，这就是从2015年开始全面推广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BAT跑马圈地的过程将给政府的角色以及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重新考量?当&互联网+&一切成为国家战略的时候，BAT是否就是国中之国，甚至富可敌国?是政府购买服务?还是政府为BAT服务?基于用户使用而&生产&的大数据作为BAT拥有的商业资源，在市场开发过程中公民的隐私、国家利益如何保护?是否应该在法律框架下要求其开放数据库来实现公共利益?这一系列问题已经逼迫到我们面前。
　　不无巧合的是，恰好在魏则西事件爆发之后，习近平2016年&419&讲话公布，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明确说到：
　　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希望广大互联网企业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饮水思源，回报社会，造福人民。
　　上述每一句话都有针对性，而且很明确。这应该是魏则西事件爆发后，网信办等联合调查组迅速行动的根据和原因。习近平的&希望&可以理解为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从政治上设立了透明天花板。这也是因为，没有中国政府对谷歌、Facebook和推特等海外互联网巨头的限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筑坝养鱼，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BAT的壮大。按照习近平的表述：&脱离了国家支持、脱离了群众支持，脱离了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企业难以做强做大&。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开放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网信事业&的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以国家会加大投入农村互联网的基础建设，基础建设的电信运营商严格控制在国有企业手中的，电子商务则对民营放开。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媒体经济必然是&既要发挥国有企业作用，也要发挥民营企业作用&，&非公有制企业搞大了、搞好了、搞到世界上去了，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了，是国家的光荣。党和政府当然要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BAT作为中国市场培育出的民营经济同样负有在全球竞争市场占据重要份额的使命，在国企海外进军遭受种种打压、限制和歧视的前提下，鼓励民营企业作为海外发展的生力军，自然也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决策。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正是BAT作为中国企业的政治生命线。在此，是&天花板&，还是&生命线&?其实取决于企业自己的理解和作为。
　　在此意义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另一方面的挑战，或者说更严重的挑战是就国有企业而言。一方面，国企改革需要在克服腐败、官僚化、权钱交易、利益集团化的过程中驶入世界市场经济的大海，重新锻造&国企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使命。毛泽东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的政治动员方式在今天已经丧失其政治和社会基础，而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其导致的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和数千万工人被买断工龄下岗的沉痛&经验&，也被宣布为不能重蹈之覆辙，深化改革决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国企发展与改革的曲折与艰难，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演绎，成败届系于此。在这个意义上，问题不是国企能否批评&&国企当然应该接受监督和批评，而是需要警惕以国企私有化为诉求的批判。这类批判往往对私企普遍存在的、更严重的、不受制约的腐败、家长制和等级制度视而不见。事实上，企业组织的民主问题不仅仅是国企改革的问题，同样，或者更严重的存在于私企。
　　今天对民主的讨论多局限在政治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更多被看成是经济组织，而不是社会组织。通过剥离企业的社会性以获得单纯经济功能的过程，也正是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事实上，市场因素正是企业组织走向垄断和专制的动力，而不断扩大的等级制的员工结构(CEO的高薪制)和军事化的管理机制(以富士康为代表)正是其表现。据2015年的报道，全球十大最高薪CEO中，媒体大亨占6名。 今天的媒体大亨更是非社交媒体巨头莫属了。在此过程中，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和组织民主问题就落在了传统的&民主观&之外，成为其理论巨大的盲点，房间里看不见的大象。作为广义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借此金蝉脱壳，逃脱民主的控制，成为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化外之地。与此同时，中国舆论聚焦的却是国企(国家控制和专制)/私企(民主和市场)这样的二元对立，它模糊了国企改革应该关注的焦点，即管理的民主化和生产者/劳动者的积极性之间的互相促进，而把改革引导到国企向私有化企业组织看齐这一歧途。当效率成为唯一的目的，资本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就被遮蔽和取消了。
　　这一问题，也正是作为国企的中国传统媒体组织今天面临的危机。媒体改革的关键词早已是资本运作，运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媒介组织，但是媒体组织做大做强的目的和诉求是什么?却不再被追问。当传媒体制改革以私企的组织结构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话语权旁落和从业人员理想主义、专业主义的丧失就实属必然了。改革目的与途径之间的背离与悖论，今天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收拾旧山河的境地，&媒体融合&既是一个应急式反应，也是一个战略性布局。但是它的成功，却取决于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上述的背离与悖论。
　　一言以蔽之，今天的传媒已经被强有力地吸纳到上述新媒体的政治经济的逻辑之中。如果我们不能检讨和反思世界范围内传统媒体在捍卫社会公正和民主意义上的失败，新媒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全面失败也必将会到来，迟早而已。当中国的主流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