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叫谭金荣之子的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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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论莞商文/裴有青这些是东莞的典型现象,但并不只是东莞独有的现象,以此抛砖引玉,希望能产生一些颇具普遍性和共性的东西,探索更多真正市场规则之下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讨论并非只是为了应对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而是为今后更好地发展提供更多实效性的意见和建议;质疑也并非是对历史乃至曾经那些辉煌的否定,而是为了找寻出过去发展中的一些不足,在现实中出发,从而总结出一系列更具科学性和战略性的方法和举措。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甚至渺小,但在思考的背后,聚沙成塔的力量却不可小觑;纸上谈兵式的方式或许稍带浮浅,但在一个无作为的时代,即使过程缓慢,行程千难万险,思想的光芒依然可以穿透并不十分黑暗的黑暗,一直向前。总论——产业优势劣势论并不是所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并不是过去合理的现在也是合理的。我们不可否认,当三十年前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虎门生根发芽并引领这一模式在东莞遍地开花时,东莞的产业结构从那时起便打上了一个时代深深的烙印。而这一模式在不经意间,对以后东莞、珠三角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和比较简易的加工贸易形式,再加上显而易见的区位优势和优惠政策,东莞在这一轮极其重要的发展时期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奠定了轻工业蓬勃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财富的极速增长也为东莞的城市发展增添无限光彩,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到了今天,东莞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美丽大都市。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东莞目前现有的主体产业虽然在过去的三十年创造了令莞人骄傲的辉煌,但若想继续引导潮流、营造持续性的发展动力,依照现有的模式则已经难以维持如此庞大的经济总量,对于东莞发展的宏伟目标来说,更是成了一块不小的绊脚石。今天,这种矛盾更加凸现。从个体看,东莞并没有形成强势的企业品牌,但从集群产业看,东莞形成了几大特色支柱产业,如电子产品、服装、家具、鞋业等,在这些行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中,东莞绝对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东莞各个行业在全球市场网络普及率上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如何发挥东莞的这个集群效应优势,是当前一个急待探索和破解的难题。在这一点上,厚街镇组建成立大企业集团,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也是为提升东莞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一大思考和实践。但是,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如何更好地配合,以寻求最大程度上发挥最大效应,切实推动一系列的转型和升级。这看似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命题,却更是东莞目前急待破解的一个难题。表面上看,产业的发展似乎永远是政府的事,但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性指导不可能让每一家企业都能成为受益者。因此,企业如何发展,那是个体的事情,个体完全有自主权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自由选择。但即使是有了这样的自由,东莞企业家们却似乎没有利用好这种“天生的自由”,而是倾向于享受加工制造业所带来那一丁点儿利益的欢愉。由于这一庞大群体的追求,东莞早已成为了加工制造业中心,而这种建立在“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人复制、超越”基础上的产业模式,缺乏核心竞争力,这就直接导致当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来临时,它必定又会成为东莞的一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久而久之,它又可能演变为一大“包袱”。事实上,按照今天的真实情景来看,这一点已经逐渐地成为可能,继而转变成现实。只不过,这种现实有些无奈。而这些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要么转型、要到转移、要么破产,对于个体来说,这是必由之路,对于整个东莞来说,却又是升级换代的一次重要革命。而且,企业根据其所处的行业发展规律以及自身的特殊性,制定出不同的发展策略,这种策略不仅在内部要以行业和自身为出发点,更要关注外界环境的变化,即善于利用政策的优势和独到的前瞻性。从现实看,东莞企业家最欠缺的正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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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何利用产业优势、规避劣势,或者如何将产业的劣势转化为优势,这不光是政府所关心的问题,更是企业家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市场与计划的完全融合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政府不仅仅只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指导,更要对微观领域内的诸多事宜了如指掌,同样,企业也不能只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救赎和发展,而要在深刻认识内部与外部关系的基础上,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同频共振。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只有从最深处学会如何处理好此类发展中的矛盾,才有可能在明天绽放异彩。 二论——为什么大而不强、广而无根?东莞不乏数万员工和产品遍布各地的企业。但从企业的整体核心竞争力、产品覆盖率以及社会影响力等指标而言,东莞的一些大企业并不强大,一方面,它们大多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为基础,另一方面,它们缺乏有力的核心竞争力,这样一来,可能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它们很难适应外界的变化,也就是一旦人力资源和土地成本持续上升,它们就可能马上面临着转型或者迁移的可能,而缺乏扎根本土应有的牢固根基。这一类的典型代表是港资和台资企业,它们的根本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各项便利条件赚到更多的钱,但当这种局面越来越不利、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时候,它们可以无所谓处在哪里,只有足够高的利润才是“正道”。而且,大多港资和台资企业在东莞投资规模往往只不过是扮演着一个加工生产基地的角色,不管是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团,还是资金薄弱的小工厂,都难以摆脱这一模式,这就更注定他们的不确定性。即使他们在东莞生存发展了数十年,但从根本上来看,他们与东莞的情感远远没有达到坚不可摧的地步。另外,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甚至没有什么竞争力,它们靠着微薄的利润来支撑企业正常运转,因此,在生产力各要素成本稍有上升时,一些外资企业便熬不过这一关,到了这一步,不管愿不愿意,迎接它们的只能是曲终人散、倒闭破产。支撑起东莞经济繁荣的另一股力量民营经济,目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从数十万家民营企业所创造的财富和它们在社会上的核心影响力来看,依然表明东莞的民营经济总体并不强大,而且,依照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已经制约了这个行业的和谐秩序发展,即使是淘汰率高居不下的民营企业当中,能够幸存下来的那部分企业也只不过是有了喘气的余地而已,更大的挑战还在未知的领域中。从东莞民营企业发展的轨迹来看,它们在没有多少经验的前提下,刚开始只能是以学习港资和台资企业为主,这样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之后,按照目前的情况看,东莞大多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与当地外资企业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这也就意味着它们的实体依然不够扎实稳定。这样的一种模式,它并不能支撑本土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在他的《伟大的商业机构与造富》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经济过去20多年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造富’功能。可以说,即使是在全世界,中国经济的‘造富’能力也堪称一流,这无可置疑是件好事。然而,在创造伟大商业机构方面,我们却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今天这个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商业同样是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之一。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意识到,只有诞生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在主流市场与主流行业能够‘披荆斩棘’、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的伟大商业机构,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地由大变强,才可能为中国打造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而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一个必要的经济基础。我相信,未来的中国,需要也即将诞生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诚如斯言,这些话用在东莞企业家身上,也是再恰当不过了。或许,无论怎样细致的描述都难以直击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在许多看似纷繁复杂的事务背后,总有一些可循的规律,这些才是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最有价值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再如果纵深去看待这个问题,则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解释东莞为什么会是“看似大却不强、看似广却无根”的一种企业形态的典型,而培育企业再生之道和解决诸多发展问题的“大道”,也尽乎其中。
三论——为什么总将眼光盯着欧美?东莞很多企业尤其是遍地开花的加工制造企业都有一个“通病”:他们时刻注意欧美市场动向,眼光死死盯着那里的市场波动情况,因为他们的市场通路也基本上一样:他们生产的那些技术含量并不高甚至毫无技术含量的廉价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就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东莞16000多家外资企业中,港资和台资占绝对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这些企业的外向型程度极高,他们以往大多都以开发国外市场为背景,而在内地设厂后,原来的市场策略和营销观念并没有多大变化,东莞只不过是一个生产中心,再通过香港这样一个平台,将“东莞制造”的产品派散到世界各地,这种商业模式持续了近三十年,一直是呈现多赢的大好局面。在这样一种大好形势之下,东莞民营企业中很大一部分也以此为榜样,成为众多加工制造业大军的的一员,多年来一直延续着他们看似辉煌却危机四伏的路子。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平坦,企业的成长更是跌宕起伏。当东莞的企业家们为自己的产品在欧美等地畅销而沾沾自喜时,他们似乎忽略了市场的本质规律,即他们所生产的那些基本上没多大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何会在那些国家畅销很多年,支撑这种繁荣现象的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实质?就因为这种“偶然”的市场秩序维持了数十年,很多老板已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将这种“偶然”当成了“必然”,继续迎合着“必然的市场”。本来,数十年的时间,足以优化一个企业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状况,可以拓展更大更广阔的市场,将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这样足以降低在出其不意时产生的意外风险,另外一方面,如果企业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方面多下功夫,培育自己独特的研发能力和创造能力,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处处被动的局面。但是,在扑朔迷离的市场变化中,这样的欣喜局面并没有大范围地形成,随众心理导致了一大批企业依然过着“小国寡民”式的生活。然而,从大环境的发展来看,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紧密,世界的一举一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从具体的行业来看,形势并不乐观,尤其是外贸关联度比较高的行业,更受其影响巨大。先看两个最基本的事实:一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迫使许多中国中小制造企业身陷困境,有的甚至四面楚歌;二是人民币升值使那些以出口为主的企业资产“缩水”,成本陡然升高,这样的结局让那些本来利润就不高的低附加值制造业企业雪上加霜,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一方面,相对于国内各大品牌来说,受惠于中国内需市场的不断增长,业绩突飞猛进,再加上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逐年加强,国内一大批品牌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在丰富中国消费品市场的同时,正伺机全球化战略布署;另一方面,世界各大公司越来越关注中国市场,中国的新型消费市场令他们兴奋,在经过长期冷静的观察之后,他们在对中国市场充满好奇的同时,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并大力拓展其在中国的各项业务,结果自然是大获丰收。在这种大趋势之下,东莞大多制造业企业位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在长期“内忧外患”的“不公平”竞争之下,既没有品牌优势,又缺乏技术优势,进一步看,还缺乏持续增长的目标市场和网络资源,发展后劲已经明显弱于长三角、环渤海等中国经济热点区域的众多企业,也根本无法与邻近的广州和深圳相比。正因为造成如此局面,难免使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实际情形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在这个全球化很早就已经到来的时代,当全球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上时,东莞大多企业家却将眼光紧盯着欧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东莞企业全球化进程中的进步,事实上,这种病态的“全球化市场” 背后缺乏核心的支撑,甚至是一种“反常”现象。如果把握不好,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呢?正如“蝴蝶效应”一样,难以琢磨的国外消费市场那边稍一风吹草动,国内制造企业这边就有可能掀起大风大浪,甚至船沉人亡,这样的悲剧并不是预想,实际上在现实当中正在一步步地成为事实,甚至成了一种趋势,达到了某种规模。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2008年随着美国金融大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美国国内消费能力下降,直接影响到对华贸易的锐减,而东莞因为其扮演的特殊角色,不可避免地遭受沉重的打击,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待美国经济好转”仍然是很多企业的最后一步棋。如此危机不一而足,尽管如此,很多企业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游走于危险的钢丝绳上。在改良企业市场化思维的道路上,东莞的企业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面对没有硝烟却异常残酷的现代市场战争,东莞制造业企业,你是否真正理解全球化的意义?是否能够真正痛下决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四论——为什么有实力却无品牌?胡润将东莞与东北、北京、福建、武汉一起并称为“中国五大富人聚集地”。在他眼中,“东莞的水很深”。东莞的很多老板确实很有钱,这基本上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是,在大量钱财的背后,很难找出与之相匹配的企业或产品品牌。也可以这样说,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的今天,东莞企业家这种强大的个人财务实力和弱小的企业品牌之间存在的差异隐含着某种病态的成份。品牌,是一个让人欢喜让人愁的概念,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当可口可乐公司“即使有一天可口可乐公司被一场大火烧毁了,也能在第二天重新建起来”的品牌感召力渗入每一个人的心中时,当麦当劳、肯德基风行全世界时,当消费者习惯于常年累月地使用自己习惯的品牌时……没有人怀疑品牌的效用和影响力;但是,另外一种情形是,当许多中小企业终日为自己的产品销售四处奔波仍难见成效时,当他们的货品摆在超市的货架上却被消费者视而不见时,当他们的企业和产品在社会上默默无闻时……他们正在遭遇品牌所带来的无情的折磨和煎熬。长期以来,或许是由于太过务实的性格,造就了东莞老板“落袋为安”的一大特性:即眼前看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财富,至于实物之外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品牌塑造则似乎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当世界巨头们为自己的品牌战略工程绞尽脑汁时,东莞的老板们往往忽略技术的研发提升和市场策略的创新思路。这些在平时一些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却从一开始就拉开了差距。关于这个问题,从外部环境来讲,一方面,东莞本土有实力的智业机构少之又少,有的也只是表面上华丽、实际上粗枝滥造的实体,由于互相之间太过于“了解”和极度不信任,即使有企业愿意聘请“外脑”来为自己的企业献言献策,基本上也轮不到本地机构来“指手划脚”,这其中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诸多隔阂,直接导致对立局势;另一方面,外地的大牌机构来到东莞,也会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东莞似乎是个不需要品牌的城市。在这样一个既特别务实、产业结构又很特殊的城市,谈品牌与营销,大多时候就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这个在全球很火爆的概念一到东莞,突然间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兴奋点”。品牌理念在东莞的“遭遇”,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或者表达了对某种事物的一般反应状况,但这样的一种普通现象却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东莞品牌的缺失,从整体到局部,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形式。当然,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以上这些外部因素的作用虽然有时不可小觑,但就企业长期发展而言,它们的深化影响力毕竟有限。企业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创新力的开拓力,品牌的塑造关键依然在于企业自身内功的修为程度。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东莞企业自觉地创建品牌的意识还不够强、范围不够广,还没有真正将品牌工程上升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高度上来。因此,东莞缺乏品牌的力量,根本原因不在于实际操作方式的失当,而在于思维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从内心深处还缺乏品牌竞争力的危机意识,缺少市场经济竞争下的真正能够构建企业核心体系的忧患意识。而对于东莞企业来说,品牌的缺失,意味着诸多市场份额被其他竞争对手无情地抢夺,长期以往,“马太效应”更加明显:外界对东莞企业和产品的认知度并不高,市场忠诚度日渐偏低,企业按照旧有的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维系日新月异的新型消费市场。
今天,东莞的大多企业依然挣扎在品牌的边缘,艰难地生存着,这是一段谁也无法忘却的日子,尽管大浪淘沙的日子每天都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艰难,更加难以让人琢磨。如果前三十年,东莞痛失了塑造一大批品牌的机会,那么,退而求之,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东莞企业家要真正耐得住寂寞,即使富裕了也不要忘记创业、成业等各个阶段的艰难和未来更加残酷的竞争环境,也不要因为眼前的一些小利益而丧失了长远斗志,而要真正做到“退而结网”,“深挖洞、高筑墙、广积粮”,通过日积月累和精心准备,从而打造出一批真正具备品牌影响力的现代和谐企业。品牌虽不是万能的,但品牌总是有着特殊的竞争力。如果在下一阶段再错失良机,则将使东莞企业雪上加霜,甚至出身未捷生先死。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在今天看来,其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 五论——为什么转型总是慢人一拍?春江水暖鸭先知,做生意更应该有这样的判断和把握能力。但是,东莞大多企业家虽然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并善于利用小机遇,却无法在大趋势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一点,在东莞大多企业目前普遍面临的危机——经济转型过程中尤为显现。其中,转型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产业转型,二是产品转型,一是市场思路转型,在这三个方面,东莞企业家都显得有些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具体来讲,第一,产业转型即培育具备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和产业,逐步摆脱低端产业链的困扰,适度产业转移,生产拥有核心技术的产品,至少是别的企业难以模仿和复制的产品,如此一来,才能突出企业和产品的个性,有利于进一步的市场推广。第二,产品转型即产品质量的提升,这有赖于生产技术的提升和先进机器配件的更新,在产品品质过硬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打造品牌竞争力,也就水到渠成了。第三,市场思路转型即营销意识,一个企业不怕有竞争,最怕的就是没有竞争或者缺少竞争,而东莞的很多企业就处在这样一种“无竞争”状态:其产品充斥着发达国家的每个角落,而且供不应求。从根本上来讲,东莞大多企业最缺乏的就是以上两个方面:它们的产业特征大多相似,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招工困难时,生手也可以当熟手用,只要是学会简单的技巧和工艺流程就完全可以胜任工作了,而且,很多企业都是靠“物美价廉”来征服世界的,它们并没有核心技术,而是靠着某种“海外关系”和并不能称其为真正的市场行销渠道来发家致富。因此,只要是早期在东莞进行这种贸易的企业,基本上都能赚得盆满钵溢;另外一方面,东莞企业的市场思路一直停留在一种不快不慢的状态,当然,这跟东莞的主体产业相关——大多产品要么就是给别的公司做零配件,要么就是外销,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一个关键问题的诞生,即企业和产品只走生产和销售的两头,而缺乏中间的品牌建设和技术优势。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样的情形短期来看可能是赚到了一些钱,但长远讲,并不利于企业的百年大业。就是这样看似复杂、事实上却很简单的现象,却是困扰东莞企业家的头疼大事,即使现在他们过得相对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不久的将来,一场更大的腥风血雨会来得更加猛烈。至于是否能够从容应对,这就要看企业家今天如何以更积极的心态和完善的思路做到未雨绸缪。这些难题一直困扰着东莞企业,很多年来,它们只是以廉价产品供应商的角色立足于市场竞争中,可以说处于一种“既临渊羡鱼、又不退而结网”的矛盾体中,对于“转型”这个在东莞比较特殊的字眼,似乎总有许多渴盼与无奈。随着东莞本地人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资源的上升,一些加工制造业企业已经几乎达到无力维继的程度,它们下一个目标可能是抛却珠三角之后寻找内陆城市或者直接到印度或越南等具有各项成本优势的地方,这一点在港资和台资企业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东莞来说,这未免是一场难以跨跃的时代悲剧。
但就是在这样的危机面前,东莞企业家的转型思路总是慢人一拍,更确切地说,是与社会发展节拍不相对称,在现实中,他们抱着“宁可转移,也不转型”的态度,可以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搬迁式的折腾,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将地域的时差当作企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却不愿将精力花在对企业战略转型的思考和行动上,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墙头草,随风倒”,哪里有点小优势就往哪里跑,到头来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长远的生存发展之道。不难看出,在“前有狼,后有虎”的竞争格局中,不管是政府,还是东莞大部分企业都意识到:转型的思路和决心来得太晚了些,力度太弱了些,速度太慢了些。有了这样的觉悟以后,转型和升级的力量是否会更明显?这个回答充满期待。 六论——为什么“文化知识缺失”总是成为共性?“很有可能,北京的一位普通百姓都比东莞的很多老板们更有自豪感。”在谈到东莞企业家的文化属性时,当地一位金融从业者如是说。“你们东莞的老板为什么老是去香港!”广州一位文化人如此评述东莞老板。在不少人看来,东莞老板给大众的感觉似乎总免不了典型暴发户的形象:他们可以很随意地一掷千金,却对知识不屑一顾;他们可以整天花天酒地,却难得清闲下来补充现代化企业理论知识;他们可以驾驶费用不菲的直升飞机去十多公里外的地方吃一顿几百元的午餐,却不见得对现代企业管理方式有多少理论上的造诣;他们可以成为**首富,但难以成就企业界真正的领袖地位……即使东莞的一些老板去学习**学院的EMBA之类的课程,也被很多人认为只是为了让自己镀一层金而已,而缺乏实质性提升综合素质的目标;和巴菲特一顿午餐花费70万美元,只是被当成一次纯粹的炒作事件……似乎,东莞的老板们所做出的很多事情,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力,甚至被大众作为一个把柄,无限地放大,颇有点“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味道。造成这种局面,是大众对东莞的误解,还是本身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诸多因素在里头?现在判断似乎还为时过早,或者根本就是多种因素的集合。在这方面,东莞的老板们长期以来被人们指责的一个话题是与江浙地区商人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与东莞老板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是,江浙一带企业家则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去学习,不但善于学习知识,也习惯于学习经验,他们能够更灵活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发挥东方式的智慧,并辅之于全球化的战略眼光和丰富经验,在与世界接轨方面,江浙企业家总是能比东莞企业家更能搏得公众的“认同感”,他们的美誉度总是声名在外。当然,这种现象并非完全能够说明东莞企业家与江浙企业家在对待学习与创新方面的根本区别。另外一个方面,江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古都,文化底蕴深厚,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以至于今天的企业家也耳濡目染地带有一些文化气息。当然,这只是一个历史的传承因素,事实上,今天的江浙企业家在专业知识的获取上确实要优先于东莞乃至珠三角,这已经成了社会的基本共识。从大的方面讲,他们不但在市场趋势的把握上略胜一筹,而且在运用各种市场资源时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依赖于相对规范的市场环境,他们往往能够更快地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格局当中,从中汲取更多营养,不断重新审视和定位自身,以此获得发展新动力;从小的方面看,江浙人走遍中国乃至全球,到处都是他们的奋斗的足迹,而广东人虽然在海外有不少关系,但在国内来讲,尽管他们的产品可以到达每一个角落,但在商业方面广东企业家比中国内地其他地方更具“崇洋媚外”的性格使他们只满足于“广东经济”却缺乏“广东人经济”,长期以来,缺乏从商业的各个因素考虑在中国国内打造完整的市场基础模式,因此,在以欧美为主要起源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到来时,以外贸出口为主的典型代表东莞首当其冲地陷入空前危机则是再也正常不过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现象也是市场规律和市场经济商业知识缺失的例证,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思考之后则是解决之道的难题。
当然,这些只是从整体上而言,以个体观察,东莞也不乏有一些很优秀的企业家,他们与时俱进的能力,就是对商业规则准确把握的最好见证,也对东莞的产业转型和升级作出了榜样。但这些个别的代表与东莞庞大的企业群数量相比,却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尽管有很多相似性和不少的优点,但东莞企业家所受的指责更多于其他地方。“文化缺失”作为一个看似很重要的短板,成为一直压在东莞企业家头上的大山。究其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受惠于特殊政策及地理优势的便利性,东莞在一夜之间成了制造业工厂的聚集地,当外资企业在本地建立根据地时,当地农民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洗脚上田,通过模仿一些外资企业,风风火火地办起了自己的加工厂房。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注定那时就是一个“千军万马一齐向前冲”的时代,而在此过程中“文化知识缺失”几乎是一个时代的普遍特征,因此,当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最初精神意志显现出来进而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开始在这个时候生根发芽,造就了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文化知识短缺的现象。在今天看来,这个“特征”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他们的财富以几何级的数字增长,但知识的增长却没有与之形成正比,这一现状很可能导致东莞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有的企业都基本上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大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大不如前,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由于内在动力的差别,企业发展的差距也日益明显,上天的上天,入地的入地,大浪淘沙,历史长河面前,从来没有侥幸。草莽英雄的时代逐渐远去,而现代企业制度、创新能力、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以及全球化的眼光等则成了新时期企业家所要具备的基本内功,这些基本功的练就不是单靠经验就能实现得了的,而需要持之以恒的学习能力。面对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善于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东莞企业家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是否跟得上时代的变化,将直接关系到“东莞企业能走多远”这样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七论——为什么企业员工的归属感日渐减弱?老板与员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尤其是市场经济越发达,这种关系就越敏感,社会的关注度也越高。今天的东莞,这个问题的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在一个户籍人口只有160万的城市,却聚集着超过千万的人口,这些群体几乎完全包括中国内地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一股人口大转移的浪潮——千万移民下广东。其中,由于东莞有着数量庞大的工厂,因此吸收了很大比例的外来人口,而正是因为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工人,造就了东莞今天“制造业名城”的辉煌,异乡打工者带着梦想来到这片热土,三十年间来了一批,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如此反复,将梦想与汗水留在这座城市的同时,也沉淀了一大批外乡人在此定居生活。但是,这座城市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千万外来人口,在这里只是过客,正如东莞的诸多加工制造业企业一样,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没有在此扎根,这样一来,稍有风吹草动,可能就会连根而起。总体来看,东莞企业的员工缺乏归属感,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缺乏对企业内部文化的认同感。由于几乎是遍地加工制造业工厂,东莞大多企业层次不高,企业家的心态也往往只是以“赚钱”为唯一的目的,企业文化的营造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大浪费,这就造成了企业家对员工的“漠视”:他们的存在,只是自己赚钱的工具,至于以后长远发展,是走一步算一步了。在对物质回报并不满意的情况下,员工的精神需求也得不到满足,长期以往,员工对企业的信心大减:在这里,只是机器与人的关系,或者是“制造与被制造”的差别,缺乏必要的人性关怀和温暖,安全感得不到保障,缺少有利的成长空间……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这种现象显然与时局格格不入,如此一来,该发生的自然会发生。
另一方面,则是员工对企业未来发展前途的迷茫。从全球的发展轨迹来看,普通制造业企业可谓“墙头草,随风倒”,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诸多优惠政策,才使东莞聚集了一大批这样的企业,但是,随着今天人力、土地、资源、材料等各项成本的上升,这些本身利润率就不高的制造业企业已经难以延续昔日的辉煌了,这种趋势的日渐明显,造成人心惶惶的局面,企业经营方向的偏差或未来目标的不确定性,使员工的归属感愈来愈弱,导致人员流失的流失,回乡的回乡,这种局面更加导致企业雪上加霜,阶段性地出现“民工荒”,两股力量的相互弱化,最终导致曲散人离的结局。这种现象每天都在发生,但随着市场化发展程度越来越高,这个趋势则显得愈发明显。另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以至于今天的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人才流失现象:许多就业者羡慕于长三角的环境,这个昔日作为“小兄弟”的地区,正在以开放的胸怀吸引着当年“老大哥”的富余劳动力。面对这样的现象,作为东莞的一些企业家,是不是有很多特别的感悟呢!第三个因素,则带有普遍的社会性。当今全球经济扁平化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企业家身上照耀着太多的聚光灯,尤其是那些成功企业家,更是将各种优势资源集于一身。这种现象促使一些野心勃勃的员工逐渐产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和行动,他们想象中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这些企业的优缺点,沉迷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很多时候有一种打开另一种经营模式局面的野心和冲劲。如此一来,在上面内外两个因素导致的不稳定状态中,创业的激情一天天地被激发出来,直至付诸于行动的那一刻,又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企业或许就诞生了。当然,这一点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竞争意识的增强必然会使企业的生命力越来越强。当然,除了以上三个原因之外,还有对这座城市的态度问题。尽管东莞有着超千万的人口,看起来也是和谐共处,但从涉及民生各项的基本面和资源的共享性来看,东莞的包容性并不强,外来人员的很多保障都难以落后实处,而且由于受到一些政策的制约,他们自身发展的机会和空间的选择上也与本地人员有着不小的差距。这些方面都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毫无疑问,东莞已经是令人羡慕的经济大市,这当然与东莞企业家们的辛勤努力密不可分,但如同星罗棋布的东莞企业家数量一样,如何将“大”转化为“强”,并保持持续的竞争力,是一个严肃而又迫切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解决好“人”的问题,才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八论——为什么总是信奉“沉默是金”?在很多企业及企业家不断高涨的吆喝声中,东莞的企业和企业家们似乎更习惯于一种沉默的力量,他们往往缺少在公众视野和大众舆论中的一些重要的话语权。甚而言之,东莞的企业在行业中也缺乏必要的潮流引导作用,即使它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当2006年胡润在中国的财富排行榜出炉时,公众不禁大跌眼镜:当年的中国首富竟然是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张茵,这位“藏”身于东莞一个并不发达镇的女企业家,以260亿的身价跻身中国富豪榜首,此后不过几天时间,她的玖龙纸业在股市中一路飘红,使得她个人资产又增长10亿。更令人惊讶的是,胡润与张茵有一个“共识”:在东莞,像她这样的企业家不在少数,只是大多比较低调而已。同样,“2008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东莞龙泉集团的老板张佛恩以40亿元的身价排行174位(位列东莞富豪排名第一),这个被称为东莞30年来唯一一棵常青树的人,一向以低调而著称,他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自己的财产在隐形富豪扎堆的东莞“根本算不了什么,更别谈第一”。毫无疑问的是,在东莞,这样的富豪不在少数,但这些大多不为大众所知,在积累了雄厚实力的背后,这些老板们不管就其个人而言,还是个自的产业来说,其神秘如藏宝洞,可言而不可知。尽管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个人问题,但这个“问题”所带来的负责影响是,企业家们喜欢以“个人爱好”来指导企业发展,如此一来,就不免落入了一个怪圈:他可以将一个企业经营得不错,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企业就难以再向前迈进了,这固然与市场、行业以及管理运作模式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的市场上,“酒香也怕巷子深”,一个沉默的企业无论如何也难以将其市场扩展到无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企业,也难以用它“沉默是金”的理论来应对纷繁复杂的市场了。
并不是说企业家大张旗鼓才是正常的现象,相反,那些刻意为了某些利益去恶意炒作的企业家行为并不可取,这样长期以往,容易导致企业虚无化和得不偿失的尴尬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莞企业家的低调特性也不能完全被否定。东莞企业家的低调是出了名的,他们可以在不知不觉间就能积累巨额的财富,但一提起他们所经营的企业,外人可能觉得那只不过是二三流的角色,不值一提,甚至鲜有人知道。个人财富与企业知名度之间的反差,会让局外人觉得云里雾里,难辩东西。事实上,这种现象,民间都能略知一二。我们无意于去讨论东莞企业家的低调是否对错!而更关注的是这种个性是否影响到企业品牌的树立和商业模式的建立,以及是否对企业去开拓更广阔的市场造成不利的一面!从这个方面深入下去,答案似乎浮出了水面:“东莞老板有钱”的事实背后,并没有一个与之财富效应形成正比的现代化企业来支撑,更不用说打造具备持续竞争力的企业了,而这种普遍现象直接导致了东莞缺乏知名大企业,也影响到整个城市竞争力的减弱。多年来,东莞之所以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不小成绩,但其核心体系竞争力一直跟不上去,其发展模式一直不为人所看好,究其原因,东莞企业家的“无作为”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来,个人的知名度高低与经营企业并无多大关联,但东莞企业家往往喜欢以个人的低调特性来影响整个企业发展的前途,甚至以他们不事声张的性格定夺企业成长的命运,当他们个人信奉“人怕出名猪怕壮”、“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之类的处世格言时,企业的发展轨迹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这种烙印,从东莞现有一些颇具潜力的企业来看,这方面的缺失显而易见,而企业家置身其中,在看得见的既得利益面前,却看不到不远处的光明和黑暗,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明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道理。不过,东莞有一批企业家的根基还是相当不错的,从眼界视野、操作能力和思路、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及在市场应变能力等方面都有着不少的潜力的优势,在以数十万家大大小小的企业、个体户组成东莞庞大的经济体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东莞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新星和希望。如果说,多少年来,东莞企业家在沉默中聚焦的巨大能量在今天还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功能,那么在今后的发展中,将这种能量裂变成更为坚实的成长基础,迈向新的里程,则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沉默”并不是弱点,很多时候,它反而可以让企业走得更稳健,但一个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必然有不同角色的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这个时代,沉默的积累固然重要,积极面对、迎难而上,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则显得更为关键。愿东莞企业家能重新突破自我,冲出突围,让世界重新认识自己,让自己重新理解世界,创出另外一片新天地! 九论——为什么对眼前的危机视而不见?东莞企业家最大的优点是埋头苦干,最大的不足是对市场的观察犹如雾里看花,似是而非,总也看不清楚。类似的观点不只一次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总体上来看,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东莞企业家习惯于满足现状,在潜在的危机甚至已经很明显的危机袭来时,很少有人想着从根本上来一个大转型,让企业发展实现质的跨跃,顶多只是在众多的口号之下做一些表面上的功夫。或者即使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惑,但在现实的诱惑之下,那些所谓的“忧虑”在眼前利益的驱使之下,犹如昙花一显,变得摇摆不定,甚至烟消云散。但是,不管企业家们是否真正意识到这一轮深重的危机,至少是鲜见有他们行动的足迹,也缺乏一种破除不适合当前及今后长远发展旧有模式、开创符合潮流甚至适度超前的新格局的动力和勇气。知易行难。但问题总得要有解决的办法,其实,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必须经过几个阶段的积累,才能逐渐走向成熟的形态:初期来说,企业家凭着其敏锐的判断和快速的行动,在早期通过一些手段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迅速使企业驶入了一个另外一个快车道,开始布局新的市场。从家家户户的手工作坊开始,再到慢慢实现正规化公司操作运营,在蝌蚪变青蛙的过程中,不仅要完成自身“身份”的转变,而且还要实现市场网络的优化,这些因素在以后的企业发展中成为制胜的法宝之一,或许这些行为在初期只是偶然的,但经过了市场的洗礼之后,将偶然的市场行为通过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包装起来,如此一来,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越来越接近科学化的思路,以此来指导企业的发展方向。就是靠着这种精神,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一些企业家勇敢地成新型市场化时代最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家。但东莞企业家大多缺乏这种在不同阶段的逐渐演化过程,也就是危机规避过程。
在这方面,被一些人提及拿出来对比的是江浙企业家的先行一步。显然,他们已经在气势和气质上走出了令人敬佩的一步。不可否认,江浙一带的企业家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进行复制产品和经验,但是,就整体而言,他们更注重于将这种复制只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进行,而当羽丰翼满时,重复昨日的危机感使他们不得不抛弃那些既得利益,将注意力转移到新事物和新的兴奋点上,而不仅仅只是满足于模仿复制别人的成果,而且,他们更容易及早地发现这些危机,勇于打破旧有模式的限制,成了长足发展的源动力。这一点,是和东莞企业家大不相同的地方。虽然说,放置于全球产业竞争的大环境中来看,珠三角的东莞与长三角的苏州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很多的相似性,即两者仍然都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低端,但又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一些宏观环境的不同及国家战略的布局,东莞那些一遇到小风小浪便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制造业企业,其技术方面的可复制性及危机意识的薄弱性使得它们的竞争力难以与长三角地区一些企业相提并论,在发展后劲方面也显得不足,这是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问题。反过来再看东莞,这里充斥着一大批被深深打上“三来一补”烙印的企业,它们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生产着那些看似复杂、却无技术含量的产品,并且在产品研发、销售体系以及品牌扩张方面几无建树,在辛辛苦苦地赚取微薄利润的同时,时刻感受着世界经济动荡时期所带来的致使打击。即使处在“温水中青蛙”的阶段,即使还能有足够的气力来对抗现实中的危机,他们也如落入虎口的羊,已经惧怕于对手的凶猛气势。当然,如此对比,并不能说明江浙的完全优势或者东莞的完全劣势,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互补提升的关系,这样的局面也才能振兴共同的产业。俗话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东莞企业家来说,可谓是“远虑”、“近忧”兼有,而且越来越残酷的市场环境已经让一些企业感到丝丝的寒意,眼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诸多危机,使得自身生存已经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命题。更应该重视的是,同样的危机不只在于东莞,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普遍都存在这个问题的困扰,如何科学地发现问题、解决危机的考验依然是这些企业急需补充的一节大课。 十论——为什么总是游离于战略之外?国内一位资深的营销专家从日本考察回来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日本一些企业将其发展战略规划做到了一百年。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个抽象的说理,它不可能代表全部。很多人可能想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有必要考虑那么长远么?有一句名言说得好:这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那么以此可以得出结论,战略的东西是否能在实践行动中起到实际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另外一个大众疑问就是:到底什么是战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今天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或许,这就是对“战略”一词的基本把握。其实,前面的九大论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战略的阶段总结,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经历各种变幻之后,必定会沉淀很多具有指导实践的经验和理论,作为个体的企业在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演绎着它们各自的命运时,它们也创造了难能可贵的精华与财富。从单个城市的经济观察,从表面上看,东莞一大批企业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但是,这种看上去显得相对优越的地位,却是建立在没有话语权的基础之上。处在这样的角色,外部环境稍有风吹草动,就很有可能在东莞掀起一场兴风大浪。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当一些东莞企业家掘到第一桶金、欧美市场逐渐打开之后,发现市场原来可以如此好做,产品的市场需求也是如此之旺,以致于在渐行渐远的道路上,“迷失自我”和“市场无限论”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东莞企业家身上。如此一来,即使市场稍有不测风云之时,也很少能够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制造业的“泡沫”由此开始产生,往后越走一步,泡沫沉淀越多,它所散发的光彩就越鲜艳,因此,在泡沫没有被吹破之前,所有的人都一拥而上,逐利于那些表面光环下的“海市蜃楼”。就是因为这股泡沫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其迷人的风采,使得很多企业家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不认为泡沫是泡沫,或者以“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心态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平和地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但问题是,三十年的时间,世界发生了巨变,光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变化程度足以让世人瞩目,激情荡漾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企业家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但“东莞制造”的模式却日复一日,三十年间并没有多大根本性的变革,这样一来,就使得东莞从产业模式和企业经营都经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验:一种商业模式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有它的合理性,但从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当它与现阶段市场主流方向之间出现种种矛盾时,其他不和谐的因素与随之而来,由此更显现出它的诸多不足。今天的东莞,就深深感受到了这种加工制造模式的诸多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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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过去的三十年,东莞的制造业企业能够遍地开花,而且花开不败,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必然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过程。过去的三十年,东莞大多制造业企业可以说是以一种非理性的市场竞争状态存在,在看似愈来愈红火的现实中,他们不知道再过十年、二十年之后要做什么,甚至是“今年做今年的活,管他明年做什么”的思维。在做了多年的欧美普通消费者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商和大型跨国集团的供应商之后,东莞的企业面临的一大新的挑战是,是否能够从多年合作伙伴、即那些全球优秀的企业身上学到一些有益的经验,如他们的经营理念、技术研发、管理方式、人才培育、产品策略、市场行销、发展轨迹、战略方向……并结合自身的优势,将其发挥到极致。甚至或者有人会说,中国企业三十年发展所积累的经验几乎和欧美国家三百年的经验相媲美,并时常拿三十年的成绩来鼓吹自己的荣耀,为此兴奋不已。但历史不会因为个别的观点而改变其规律,有时候,看似超快于别人的成长经历,却不可避免地带有“拔苗助长”的成份在里头,当我们欣喜于超速发展所带来的快感时,却浑然不觉根基越来越不牢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熊彼特说,企业家的职能本位是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有这样一个比较: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尽管这些数据还代表不了个体的发展倾向,但它至少能说明一种现象,而对这种现象背后规律的把握,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战术的好坏难以改变战略的方向,战略的方向却可以改变企业的命运。站在今天的特殊时刻看东莞的问题,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它多年来的战略偏差,不管是在产业结构还是城市经营上,都存在着相对保守的一面,到了新时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影响太多而产生急功近利的痕迹。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城市经营与产业结构培育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影响,因此,基于对过去的经验和今天的现实把握,摆在目前东莞面前一个迫切性的战略命题是:我明天要去哪里?大到东莞政府,小到东莞各企业,如果不认真对待并解决好这个大的方向,则很有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失去主动权,处处受制于别人。任何事件的发生必然有它的规律性,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证明,任何事物也都是在两极之内延伸,当一切发展过程变得过度顺利时,它离危机也就不远了,越顺利的事情背后,隐藏着越大的危机,如果今天的收益多到没完没了、赚钱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那么明天面对的将很可能是一场谁也无法预料的灾难,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性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不能一直依赖于既定的成熟模式,而是在不同的时期要有所为,要走出既定的小圈子,去开创一个个新的高峰,一个城市同样如此。东莞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改革开放以来颇具中国特色产业发展的样板田和缩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经历阶段的典型代表。因此,若要破解中国制造中存在的诸多难题,则必先要吃透东莞制造的种种可能,这是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关于战略的思考,任何时候都免不了,这决不是一句空话。越是在危机面前,就越要做好长远规划和打算,否则,即使侥幸躲过了这场危机,在下一轮危机中依旧会困难重重。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却在真正执行过程中困扰着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尤其是对于今天的东莞企业家来说,长年以来的制造产业结构和销售模式等遭遇瓶颈,迫使他们徘徊在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一旦选择再次失误或者像以前一样满足于现状,所引发的危机将不只是今天这些而已,而是将很有可能颠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幸好,现实的重重危机已经让东莞企业家在阵痛中不得不面临着对战略的重新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有了转型的坚定信念,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了数十年的艰难跋涉之后,如果在不断积累财富的过程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积极总结成败得失,真实地把握好战略方向,抛弃过去的一些短视甚至近似于自残的行为,勤劳的东莞企业家终将能走出逆境,走向阳光大道。经济学家张维迎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我们期待,在自由的市场化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东莞企业家能够奋勇走向历史的舞台:多一些对未来市场的探索和创新,少一些对过去辉煌的迷恋;多一些市场化竞争机制的培育,少一些潜规则下的市场取向;多一些真正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市场目标,少一些盲目的市场崇拜和过度的感性行为……然而,即使再多的语言也难以描述殷切的期望,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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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迷茫,不知道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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