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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苦不怕穷 李书福闯荡成汽车大亨
有人预计，李书福的身家已经升到大陆富豪第25位，而当初他不过是一个120元创业起家、在冰箱行业赚到第一桶金、在海南地产热中摔过大跟头的年轻人。他的几次起起落落集中体现了浙商两种突出的精神气质：面对机会精明，敢为天下先；认准的事不放弃，对失败无所惧。 汽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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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预计，李书福的身家已经升到大陆富豪第25位，而当初他不过是一个120元创业起家、在冰箱行业赚到第一桶金、在海南地产热中摔过大跟头的年轻人。他的几次起起落落集中体现了浙商两种突出的精神气质：面对机会精明，敢为天下先；认准的事不放弃，对失败无所惧。
汽车大亨李书福 　　 开照相馆　　“我是在浙江台州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长大的。”李书福说：“第一不怕苦，第二不怕穷，第三当然更喜欢致富了！”他敢闯敢拼，豁得出去。　　他最早算得上做生意，应该是1982年的照相生意。“当时就是父亲给了120元。”李书福说。那年，李书福19岁，高中毕业。　　“刚开始根本不是照相馆，就是买了个小相机，骑个破自行车满街给人照相。”李书福并不愿多回忆那段历史。　　会讲故事的台州人，把这段创业的故事中的李书福，说成是背着相机在公园里瞎转悠的“野照相”―――“来，来，同志过来照张相。”见了逛公园的拉着照相，直到现在，一些二级城市的公园里还有这样的生意人。　　李书福的照相生意做得不错，半年后赚到1000元，他正式开起了照相馆。　　“垃圾”淘金　　一年以后，李书福迈出办企业的第一步。　　“我选的工业项目都是别人做不了的。”李书福说是在“垃圾”中提取金银。　　李书福经常买一些零件自己组装照相机。喜欢鼓捣的李书福，在洗相的过程中发现，用一种药水浸泡，可以把废弃物中的金银分离出来。李书福开始把分离提取出来的金银背到杭州出售。后来干脆关了照相馆，专门做这个买卖。　　为这个项目，李书福投资了1万元。虽然这些钱大部分来自生意不错的照相馆，但李书福还是义无返顾地把照相馆关了门。　　“这个到现在别人还做不了。”李书福至今对这个生财之道感觉良好。　　冰箱“逃兵”　　时间到了1984年。　　后来，李书福的简历，基本上都是从这一年开始写起，此时他的名头是黄岩县石曲冰箱配件厂厂长。　　在吉利汽车流传的故事是，这一年前后，李书福有一次去一个小鞋厂定做一双皮鞋，发现鞋厂的4个工人都在给冰箱做一种元件。　　现在看来，浙江所谓的“小狗经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那时候，冰箱在北方一些城市还绝对是供不应求。李书福回家后也开始生产这种冰箱零部件。据说，一开始，李书福就是自己一个人生产，然后装包里，骑自行车把零部件送到冰箱厂。后来，李书福和其他几个兄弟一起成立了冰箱配件厂，他出任厂长。　　“当时的效益非常好，一年营业额有四五千万元。”吉利集团一位老员工回忆。　　这时李书福做出了一个更大决定―――生产电冰箱。在1985年前后，民营经济还没有获得正式承认，电冰箱这种国家统一配售商品，不可能获得有关部门批准生产。　　但李书福决定冒险。　　1986年，李书福在自己研发、生产出电冰箱关键零部件蒸发器后，组建了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生产北极花电冰箱。　　“我们电冰箱非常成功。”6月14日，靠在吉利汽车台州路桥生产基地会议室的沙发上，李书福“吹牛”。　　“到1989年5月，冰箱销售额已达4000多万元，并与青岛红星厂合作，为红星厂生产冰箱、冰柜。”有老员工介绍。　　北极花冰箱当时已成为国内冰箱行业的名牌产品。1989年，李书福这个26岁的北极花冰箱厂厂长，已经是一个实足的千万富翁。　　但冒险让李书福付出了代价。　　1989年6月，国家电冰箱实行定点生产，民营背景、戴着乡镇企业“红顶”的北极花，自然没有列入定点生产企业名单。　　后来，李书福离开北极花怀揣上千万元来到深圳，身份是学生。这是李书福第一次外出学习，到目前为止，他分别在深圳、上海、哈尔滨三地的大学进修学习过，他能说一口较流利的。　　其实，现在国内冰箱行业的名牌美的与科龙，当时同样没有上国家的定点目录，但它们还是通过各种办法坚持生产了。这可能对后来李书福虽然没有取得轿车生产目录，却坚持要通过各种办法生产汽车是一个推动。　　在深圳学习期间，因为装修宿舍，李书福发现一种进口装修材料市场前景不错。随即返回浙江台州，联合兄弟开始重新创业，生产这种材料。装修材料给李书福家族带来了巨大的成功，直到现在，这份产业每年还有上亿元的利润。　　海南之败　　李书福最大的商业失败在海南。1992年前后海南房地产热潮正猛，李书福带着数千万元赶赴海南。　　“海南地产热那一段，几千万全赔了，人都回不来了。”李书福说，“这一段就不要讲了嘛。”　　李书福在海南进行房地产生意不到两年，做了些什么项目，李书福很少向外人谈起，在他个人的介绍中，这一段也被省略。海南房地产的失败，李书福说，给他最大的教训就是：“我只能做实业。”　　一个月前，吉利汽车实现香港上市。李书福说，有关资本市场的事，有专门的人来做。“我不懂这一块。”　　足球投资　　与他在海南房地产失败不太为人所知不同，李书福从足球行业仓促退出那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上新闻。　　日，吉利集团与广州签署协议进入广州足球队，随后广州吉利足球队晋级甲A失败。10月4日李书福宣布退出足球行业。但他没有选择默默地退出，而是揭开了国内足球的一些“黑幕”。“足球黑幕”因为李书福的高调退出以及他点名道姓的批评而成了热点话题。之后，媒体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足球“反黑打假”时，被冠上“大炮”之名的李书福又选择了沉默，到现在，他几乎不再提及这段历史。　　“失败，这些都是实践的过程，这些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李书福说。来源：中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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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里面的“心碎乌托邦”是什么意思？？
呵呵~~~看了两次这电视~~~就不知道这意思啊~~
我有更好的答案
虽然我不喜欢复制,但是这次是不得已了.见谅.因为简单的几句话,是不能描述的, 心碎乌托邦：意思是因为心中乌托邦式的理想不能实现而心碎。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redface] 乌托邦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在他写的《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劳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乌托邦用于比喻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鸟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于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大可同意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这是我从网上截取的一段关于乌托邦的文字： &&代价论&&分专章讨论很多社会学专题，有些问题带有专门性我不便评论。但有一章论及乌托邦的，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乌托邦”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乌托邦，还有反面乌托邦。这后一种题材生命力尤旺。作为一种制度，它确有极不妥之处。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 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对它多有批判，郑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说，乌托邦可以激励人们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气，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像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现世独裁者的狂妄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代天下苍生思想，而乌托邦的缔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带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也少不了亿万人智力的推动。无论构思乌托邦，还是实现乌托邦，都是一种错误，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励人们向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 现代乌托邦到底是什么 昝爱宗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人类社会“非常乌托邦”三部曲（我不说“反乌托邦”这个名词，因为书中的不少“非常乌托邦”已经成为了现实，只能承认，反却不能，或者说很难，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包括《美丽的新世界》、《我们》、《一九八四》三部优秀小说。最早发表的是《我们》，在1920年；《美丽的新世界》发表于1932年；1948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以未来的1984年为名发表了《一九八四》，但前者的影响明显没有后两个。 这是三部伟大的富有激情的预言小说，政治小说，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伟大的“‘非常乌托邦’三部曲”。对于它们的作者来说，无论是赫胥黎、扎米亚京，还是奥威尔，都把丧失个性视为人类未来的最大悲剧，这种丧失或是由于科学进步或是因为来自权力的暴力。 说起乌托邦，一种解释就是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或完美的最终解决。理想与乌托邦有一根本不同点，这就是理想未必是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肯定无法实现。乌托邦永远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意识和文字中。乌托邦必然要有完美的性质，理想却不必。现代化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但它并不等于人间天堂。追求这一理想的人也不一定将它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理想不一定是现实的批判与否定，乌托邦却总是作为现实的对立面出现。由此可见，理想与乌托邦之间有重要的区别。但它们有一共同的本原，这就是人类希望与梦想的本能。理想是它的一般表现，而乌托邦是它的最高形式。夸父追日，西西弗斯永远推石上山，则是它永恒的象征：追求完美，而不是达到完美。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著名的《乌托邦》被称为乌托邦文学的经典。 而“非常乌托邦”是什么呢？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可以从赫胥黎、扎米亚京、奥威尔的经典“非常乌托邦”作品中找到关于“非常乌托邦”的很形象很丰富的答案。 当然，著名的“非常乌托邦”作家赫胥黎和奥威尔一再否认，社会主义、甚至前苏联，是他们“非常乌托邦”的主要目标。第一，《美丽的新世界》以美国梦的实践为基础，矛头主要指向所谓的科学主义。再者，《一九八四》则以极权主义为目标。由于《一九八四》出版于冷战时期，自然被许多人看成是冷战小说。第三，对于扎米亚京的非常乌托邦小说《我们》奥威尔在评论中说：“扎米亚京似乎针对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国家，而是工业文明所含有的目标。”总之，无论是赫胥黎，奥威尔，还是扎米亚京，他们笔下的“非常乌托邦”行为，实际针对的并不是某一特定的乌托邦，而是现代乌托邦本身。 一、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 《美丽的新世界》是阿道斯.赫胥黎发表于1932年一部优秀作品，又是作者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代表作。阿道斯.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天演论》作者老赫胥黎的孙子。这部小说是从生物学角度把未来社会描绘成“共有、划一、安定”的孵化室，全体社会成员一律由试管统一孵化而出，千人一面、万众一心。而书中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因孵化事故制造出来的异类、那位到处碰壁的倒霉蛋。 具体地说，《美丽的新世界》预测了600年后的世界。书中描写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为福特发明了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使生产飞速发展，这种生产方法终于统治了整个世界，公元也因此变成了“福元”。在新世界里，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亨用定量配给的“索麻”——一种让人忘掉七情六欲、“有鸦片之益而无鸦片之害”的药品。作者描写了一个保留区内的“野人”，他来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开始时为物质环境的改变而涕零，欢呼到达了——美丽新世界，随后终因他还有血性，无法适应在流水生产的社会中的白蚁式的生活，加上他认为自己的心上人放荡而无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人。故无所谓“放荡”可言），使他最后的精神寄托破灭，终于在孤独、绝望中自尽身亡。在这个“新世界”里，社会安定就是一切，影响安定的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及各种差异荡然无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类的化身，他的处境和悲剧结局令人不寒而栗。 作为小说，《美丽新世界》的情节性并不强，“登场人物都是思想”，可见本书的写法不同于一般，作品不是以形象，而是以给人类带来思索的余地取胜。同时，“这本书和其他预言式作品不同之处乃在于它并非产自直感，而是源于冷静的知性”。通过这本小说，我们大致可领略这位二十世纪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作家的深刻思想和写作风格。 《美丽新世界》曾被评为二十世纪十大小说之一。它的特点是在叙述未来的情景时，敏锐的思路透彻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在机械文明高度发达时，精神上受到压迫的痛苦、孤独无助的状态。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使这些描写具有撼人的力量，使读者可以从作者深刻的思想获益匪浅。 二、扎米亚京的《我们》 《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身处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他本人被称为“语言大师”、“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代宗师”，他说过：“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干、忠诚的官员创造。”的确，说起扎米亚京，我的一位朋友说过，一度畅销流行的希区柯克的悬疑故事里，至少有两篇是直接从文学大师的作品中吸取了营养。一篇是《报复》，脱胎于英国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说《午餐》；一篇是《谋杀1990》，换骨于俄国作家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由此可见《我们》的深度和作者才华的惊人影响力。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长篇小说。讲述“我”——未来的大统一王国的数学家、设计师的故事。大统一王国由大恩主领导，人们高度一律，都没有独特的姓名，只有编号。我是号码503。这个王国的人们连作息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戒律表》来进行。王国的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对象，而是在统一领导下由王国的有关机构指定。给那些编号的男女发一种粉红色的小票，让他们凭票进行性生活。比如今天男号码503的性对象就是女号码O-90。但是503也偷偷地看点禁书，发现古人居然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和野蛮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怎么能允许人们生活中没有我们这样的守时戒律表，对用餐时间不作精确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觉。有的史学家还谈到，当时的街上好像灯火彻夜通明，车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号码503奇怪的是：“这个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不管——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谁，在什么时候，进行多少次，在什么地点……都由着人们自己，完全不按科学规律行事，活像动物。他们也和动物一样，盲目随便地乱生娃娃，真让我觉得可笑！” 这个大恩主领导的大统一王国充满着很多科学的创造发明，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古人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眼中，他们已经科学进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们已经用科学手段来写诗歌了，把数学法则融入诗歌之中。又比如说，他们天才性地创造发明了“一致同意节”。 由于号码503受到古书的异端邪说诱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体内的古老欲望的复苏，503的思想被国家护卫局侦破，最后被送进了一种叫作“气钟罩”的刑具里处死……当然这个大统一王国里已经有不少号码已经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 故事似乎是在一种谢主隆恩的气氛中结束。号码503在临死前坚定了对王国理想的信念：“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说起奥威尔，他或是政治上的悲观主义者，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作为预言，《一九八四》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作为告诫，它是值得人们深省的。这句广泛传播的“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老大哥在看着你呢！”便出自《一九八四》。书中的“我”（温斯顿）生活在大洋国，当时是一九八四年，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政府的职能部门分为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和富裕部，“我”在真理部，编造着真实的谎言，“我”知道“我”迟早会被思想警察处死，可是“我”还是在找寻生活的本来面目和被湮没的难以找寻的可能的真相： 有一天，一个女人跟我说“我爱你”，我们开始了胆战心惊的爱情，因为党员是不需要感情的，只有那些粗俗的无产阶级才具有的东西。我还梦见一个人在黑暗的走廊跟我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这是一个意外而又意料中的结局，我终于遭受了一切可能的毒打和刑具，我招供了一切可能的人的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罪行，我将我的爱人（朱丽叶）的我所知道和不知道的一切我都说了，可是我还是说，“我没有背叛她！”的确，我还爱她。以后的日子，我终于由于在感情上的不悔过进入了101房间，这里有什么，有人不能不服从的东西，而我最怕的是老鼠，他拿来了一个面具，里面有两只老鼠，都已经成年，其中一只已经老了，毛稀落，大多褪去，它勉强地爬到边缘等待着美食，我可以想象一会他们在咀嚼我的肉，啃我的骨头，终于我想起有一个人可以救我，“咬朱丽叶！咬朱丽叶！别咬我！你们怎么咬她都可以。把她的脸咬下来，啃她的骨头。别咬我！朱丽叶！别咬我！”然后我向后倒去，掉进了深渊，离开了老鼠，彻底坠落。我失去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点温暖的东西…… 这就是《一九八四》，最后那一段的惊心动魄让读者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恶心，无限的悲哀……虽然《一九八四》的问世，一种说法是奥威尔有感于纳粹暴政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极权而作，但谁也不怀疑它言中了西方“自由世界”的许多方面，而经历过众多非常时期的中国读者又怎能对温斯顿的遭遇无动于衷？ 目前，国内尚无一本全部收集“非常乌托邦三部曲”的文集（三部小说不超过50万字），但是分开出版的已经有很多，如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苏联文学》主编顾亚鸣女士翻译的《我们》（作家出版社），著名翻译家孙法理翻译的《美妙的新世界》（译林出版社出版），以及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精华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散文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的《一九八四》、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丽新世界》等。今后，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希望能有一流的出版社尽快策划类似选题，鼎立出版三册合一的非常乌托邦文集，以满足读者、收藏者和市场需要。
采纳率：40%
楼上几位要吓死人哦，想的最佳，还懒得自己打字的，鄙视之。简单点说：心碎，意思明显，那帮朋友感情事业都出现了问题，都是一帮心碎的人。乌托邦，最早听这个名字是中学政治讲的空想共产主义里面，据说是一个小说里面说的，也是最早共产主义的提出。都共产主义了，那什么意思？就是最美好的，但也是最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一帮心碎的人，在一个幻想的美好世界中，为了能拯救自己受伤的心灵，这就是向南灵机一动的想法。华子给起的名字是“希望工厂”，其实也不错，就是没有心碎乌托邦感觉深沉。
心碎乌托邦：意思是因为心中乌托邦式的理想不能实现而心碎。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redface] 乌托邦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在他写的《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劳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乌托邦用于比喻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鸟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于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大可同意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这是我从网上截取的一段关于乌托邦的文字： &&代价论&&分专章讨论很多社会学专题，有些问题带有专门性我不便评论。但有一章论及乌托邦的，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乌托邦”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乌托邦，还有反面乌托邦。这后一种题材生命力尤旺。作为一种制度，它确有极不妥之处。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 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对它多有批判，郑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说，乌托邦可以激励人们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气，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像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现世独裁者的狂妄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代天下苍生思想，而乌托邦的缔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带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也少不了亿万人智力的推动。无论构思乌托邦，还是实现乌托邦，都是一种错误，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励人们向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 现代乌托邦到底是什么 昝爱宗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人类社会“非常乌托邦”三部曲（我不说“反乌托邦”这个名词，因为书中的不少“非常乌托邦”已经成为了现实，只能承认，反却不能，或者说很难，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包括《美丽的新世界》、《我们》、《一九八四》三部优秀小说。最早发表的是《我们》，在1920年；《美丽的新世界》发表于1932年；1948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以未来的1984年为名发表了《一九八四》，但前者的影响明显没有后两个。 这是三部伟大的富有激情的预言小说，政治小说，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伟大的“‘非常乌托邦’三部曲”。对于它们的作者来说，无论是赫胥黎、扎米亚京，还是奥威尔，都把丧失个性视为人类未来的最大悲剧，这种丧失或是由于科学进步或是因为来自权力的暴力。 说起乌托邦，一种解释就是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或完美的最终解决。理想与乌托邦有一根本不同点，这就是理想未必是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肯定无法实现。乌托邦永远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意识和文字中。乌托邦必然要有完美的性质，理想却不必。现代化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但它并不等于人间天堂。追求这一理想的人也不一定将它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理想不一定是现实的批判与否定，乌托邦却总是作为现实的对立面出现。由此可见，理想与乌托邦之间有重要的区别。但它们有一共同的本原，这就是人类希望与梦想的本能。理想是它的一般表现，而乌托邦是它的最高形式。夸父追日，西西弗斯永远推石上山，则是它永恒的象征：追求完美，而不是达到完美。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著名的《乌托邦》被称为乌托邦文学的经典。 而“非常乌托邦”是什么呢？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可以从赫胥黎、扎米亚京、奥威尔的经典“非常乌托邦”作品中找到关于“非常乌托邦”的很形象很丰富的答案。 当然，著名的“非常乌托邦”作家赫胥黎和奥威尔一再否认，社会主义、甚至前苏联，是他们“非常乌托邦”的主要目标。第一，《美丽的新世界》以美国梦的实践为基础，矛头主要指向所谓的科学主义。再者，《一九八四》则以极权主义为目标。由于《一九八四》出版于冷战时期，自然被许多人看成是冷战小说。第三，对于扎米亚京的非常乌托邦小说《我们》奥威尔在评论中说：“扎米亚京似乎针对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国家，而是工业文明所含有的目标。”总之，无论是赫胥黎，奥威尔，还是扎米亚京，他们笔下的“非常乌托邦”行为，实际针对的并不是某一特定的乌托邦，而是现代乌托邦本身。 一、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 《美丽的新世界》是阿道斯.赫胥黎发表于1932年一部优秀作品，又是作者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代表作。阿道斯.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天演论》作者老赫胥黎的孙子。这部小说是从生物学角度把未来社会描绘成“共有、划一、安定”的孵化室，全体社会成员一律由试管统一孵化而出，千人一面、万众一心。而书中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因孵化事故制造出来的异类、那位到处碰壁的倒霉蛋。 具体地说，《美丽的新世界》预测了600年后的世界。书中描写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为福特发明了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使生产飞速发展，这种生产方法终于统治了整个世界，公元也因此变成了“福元”。在新世界里，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亨用定量配给的“索麻”——一种让人忘掉七情六欲、“有鸦片之益而无鸦片之害”的药品。作者描写了一个保留区内的“野人”，他来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开始时为物质环境的改变而涕零，欢呼到达了——美丽新世界，随后终因他还有血性，无法适应在流水生产的社会中的白蚁式的生活，加上他认为自己的心上人放荡而无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人。故无所谓“放荡”可言），使他最后的精神寄托破灭，终于在孤独、绝望中自尽身亡。在这个“新世界”里，社会安定就是一切，影响安定的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及各种差异荡然无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类的化身，他的处境和悲剧结局令人不寒而栗。 作为小说，《美丽新世界》的情节性并不强，“登场人物都是思想”，可见本书的写法不同于一般，作品不是以形象，而是以给人类带来思索的余地取胜。同时，“这本书和其他预言式作品不同之处乃在于它并非产自直感，而是源于冷静的知性”。通过这本小说，我们大致可领略这位二十世纪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作家的深刻思想和写作风格。 《美丽新世界》曾被评为二十世纪十大小说之一。它的特点是在叙述未来的情景时，敏锐的思路透彻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在机械文明高度发达时，精神上受到压迫的痛苦、孤独无助的状态。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使这些描写具有撼人的力量，使读者可以从作者深刻的思想获益匪浅。 二、扎米亚京的《我们》 《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身处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他本人被称为“语言大师”、“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代宗师”，他说过：“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干、忠诚的官员创造。”的确，说起扎米亚京，我的一位朋友说过，一度畅销流行的希区柯克的悬疑故事里，至少有两篇是直接从文学大师的作品中吸取了营养。一篇是《报复》，脱胎于英国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说《午餐》；一篇是《谋杀1990》，换骨于俄国作家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由此可见《我们》的深度和作者才华的惊人影响力。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长篇小说。讲述“我”——未来的大统一王国的数学家、设计师的故事。大统一王国由大恩主领导，人们高度一律，都没有独特的姓名，只有编号。我是号码503。这个王国的人们连作息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戒律表》来进行。王国的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对象，而是在统一领导下由王国的有关机构指定。给那些编号的男女发一种粉红色的小票，让他们凭票进行性生活。比如今天男号码503的性对象就是女号码O-90。但是503也偷偷地看点禁书，发现古人居然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和野蛮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怎么能允许人们生活中没有我们这样的守时戒律表，对用餐时间不作精确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觉。有的史学家还谈到，当时的街上好像灯火彻夜通明，车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号码503奇怪的是：“这个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不管——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谁，在什么时候，进行多少次，在什么地点……都由着人们自己，完全不按科学规律行事，活像动物。他们也和动物一样，盲目随便地乱生娃娃，真让我觉得可笑！” 这个大恩主领导的大统一王国充满着很多科学的创造发明，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古人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眼中，他们已经科学进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们已经用科学手段来写诗歌了，把数学法则融入诗歌之中。又比如说，他们天才性地创造发明了“一致同意节”。 由于号码503受到古书的异端邪说诱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体内的古老欲望的复苏，503的思想被国家护卫局侦破，最后被送进了一种叫作“气钟罩”的刑具里处死……当然这个大统一王国里已经有不少号码已经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 故事似乎是在一种谢主隆恩的气氛中结束。号码503在临死前坚定了对王国理想的信念：“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说起奥威尔，他或是政治上的悲观主义者，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作为预言，《一九八四》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作为告诫，它是值得人们深省的。这句广泛传播的“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老大哥在看着你呢！”便出自《一九八四》。书中的“我”（温斯顿）生活在大洋国，当时是一九八四年，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政府的职能部门分为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和富裕部，“我”在真理部，编造着真实的谎言，“我”知道“我”迟早会被思想警察处死，可是“我”还是在找寻生活的本来面目和被湮没的难以找寻的可能的真相： 有一天，一个女人跟我说“我爱你”，我们开始了胆战心惊的爱情，因为党员是不需要感情的，只有那些粗俗的无产阶级才具有的东西。我还梦见一个人在黑暗的走廊跟我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这是一个意外而又意料中的结局，我终于遭受了一切可能的毒打和刑具，我招供了一切可能的人的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罪行，我将我的爱人（朱丽叶）的我所知道和不知道的一切我都说了，可是我还是说，“我没有背叛她！”的确，我还爱她。以后的日子，我终于由于在感情上的不悔过进入了101房间，这里有什么，有人不能不服从的东西，而我最怕的是老鼠，他拿来了一个面具，里面有两只老鼠，都已经成年，其中一只已经老了，毛稀落，大多褪去，它勉强地爬到边缘等待着美食，我可以想象一会他们在咀嚼我的肉，啃我的骨头，终于我想起有一个人可以救我，“咬朱丽叶！咬朱丽叶！别咬我！你们怎么咬她都可以。把她的脸咬下来，啃她的骨头。别咬我！朱丽叶！别咬我！”然后我向后倒去，掉进了深渊，离开了老鼠，彻底坠落。我失去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点温暖的东西…… 这就是《一九八四》，最后那一段的惊心动魄让读者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恶心，无限的悲哀……虽然《一九八四》的问世，一种说法是奥威尔有感于纳粹暴政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极权而作，但谁也不怀疑它言中了西方“自由世界”的许多方面，而经历过众多非常时期的中国读者又怎能对温斯顿的遭遇无动于衷？ 目前，国内尚无一本全部收集“非常乌托邦三部曲”的文集（三部小说不超过50万字），但是分开出版的已经有很多，如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苏联文学》主编顾亚鸣女士翻译的《我们》（作家出版社），著名翻译家孙法理翻译的《美妙的新世界》（译林出版社出版），以及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精华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散文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的《一九八四》、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丽新世界》等。今后，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希望能有一流的出版社尽快策划类似选题，鼎立出版三册合一的非常乌托邦文集，以满足读者、收藏者和市场需要。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幢景 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说明白一点就是有一点属于那种“世外桃源”的意思！！这个成语我想你应该了解吧！
那个电视剧我也看过，说实话感觉真的是不错！要是能有一个那样属于自己的小天堂就好了！！
那个拍摄地点是在8610食库取的景,有时间你可以上那去吃顿饭看看！！
心碎乌托邦：意思是因为心中乌托邦式的理想不能实现而心碎。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redface] 乌托邦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在他写的《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那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劳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娱乐，那里没有酒店、妓院，也没有堕落和罪恶。乌托邦用于比喻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于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鸟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于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大可同意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这是我从网上截取的一段关于乌托邦的文字： &&代价论&&分专章讨论很多社会学专题，有些问题带有专门性我不便评论。但有一章论及乌托邦的，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乌托邦”这个名字来自摩尔的同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它有独特的生命力。除了有正面乌托邦，还有反面乌托邦。这后一种题材生命力尤旺。作为一种制度，它确有极不妥之处。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 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近代思想家对它多有批判，郑先生也引用了。但他又说，乌托邦可以激励人们向上，使大家保持蓬勃的朝气，这就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了。 乌托邦是前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像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其猖狂的狂妄。现世独裁者的狂妄无非是自己一颗头脑代天下苍生思想，而乌托邦的缔造者的是用自己一次的思想，带替千秋万代后世人的思想，假如不把后世人变得愚蠢，这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现代社会的实践证明，不要说至善至美的社会，就是个稍微过得去的社会，也少不了亿万人智力的推动。无论构思乌托邦，还是实现乌托邦，都是一种错误，所以我就不明白它怎能激励人们向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乌托邦鼓舞出的蓬勃朝气，只可惜那是一种特殊的愚蠢而已。 现代乌托邦到底是什么 昝爱宗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人类社会“非常乌托邦”三部曲（我不说“反乌托邦”这个名词，因为书中的不少“非常乌托邦”已经成为了现实，只能承认，反却不能，或者说很难，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包括《美丽的新世界》、《我们》、《一九八四》三部优秀小说。最早发表的是《我们》，在1920年；《美丽的新世界》发表于1932年；1948年，英国作家奥威尔以未来的1984年为名发表了《一九八四》，但前者的影响明显没有后两个。 这是三部伟大的富有激情的预言小说，政治小说，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伟大的“‘非常乌托邦’三部曲”。对于它们的作者来说，无论是赫胥黎、扎米亚京，还是奥威尔，都把丧失个性视为人类未来的最大悲剧，这种丧失或是由于科学进步或是因为来自权力的暴力。 说起乌托邦，一种解释就是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或完美的最终解决。理想与乌托邦有一根本不同点，这就是理想未必是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肯定无法实现。乌托邦永远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意识和文字中。乌托邦必然要有完美的性质，理想却不必。现代化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但它并不等于人间天堂。追求这一理想的人也不一定将它视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理想不一定是现实的批判与否定，乌托邦却总是作为现实的对立面出现。由此可见，理想与乌托邦之间有重要的区别。但它们有一共同的本原，这就是人类希望与梦想的本能。理想是它的一般表现，而乌托邦是它的最高形式。夸父追日，西西弗斯永远推石上山，则是它永恒的象征：追求完美，而不是达到完美。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著名的《乌托邦》被称为乌托邦文学的经典。 而“非常乌托邦”是什么呢？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可以从赫胥黎、扎米亚京、奥威尔的经典“非常乌托邦”作品中找到关于“非常乌托邦”的很形象很丰富的答案。 当然，著名的“非常乌托邦”作家赫胥黎和奥威尔一再否认，社会主义、甚至前苏联，是他们“非常乌托邦”的主要目标。第一，《美丽的新世界》以美国梦的实践为基础，矛头主要指向所谓的科学主义。再者，《一九八四》则以极权主义为目标。由于《一九八四》出版于冷战时期，自然被许多人看成是冷战小说。第三，对于扎米亚京的非常乌托邦小说《我们》奥威尔在评论中说：“扎米亚京似乎针对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国家，而是工业文明所含有的目标。”总之，无论是赫胥黎，奥威尔，还是扎米亚京，他们笔下的“非常乌托邦”行为，实际针对的并不是某一特定的乌托邦，而是现代乌托邦本身。 一、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 《美丽的新世界》是阿道斯.赫胥黎发表于1932年一部优秀作品，又是作者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代表作。阿道斯.赫胥黎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天演论》作者老赫胥黎的孙子。这部小说是从生物学角度把未来社会描绘成“共有、划一、安定”的孵化室，全体社会成员一律由试管统一孵化而出，千人一面、万众一心。而书中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因孵化事故制造出来的异类、那位到处碰壁的倒霉蛋。 具体地说，《美丽的新世界》预测了600年后的世界。书中描写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代替了上帝，因为福特发明了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使生产飞速发展，这种生产方法终于统治了整个世界，公元也因此变成了“福元”。在新世界里，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亨用定量配给的“索麻”——一种让人忘掉七情六欲、“有鸦片之益而无鸦片之害”的药品。作者描写了一个保留区内的“野人”，他来到了盼望已久的“新世界”，开始时为物质环境的改变而涕零，欢呼到达了——美丽新世界，随后终因他还有血性，无法适应在流水生产的社会中的白蚁式的生活，加上他认为自己的心上人放荡而无法忍受（新世界的名言：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人。故无所谓“放荡”可言），使他最后的精神寄托破灭，终于在孤独、绝望中自尽身亡。在这个“新世界”里，社会安定就是一切，影响安定的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及各种差异荡然无存。“野人”的形象就是今天人类的化身，他的处境和悲剧结局令人不寒而栗。 作为小说，《美丽新世界》的情节性并不强，“登场人物都是思想”，可见本书的写法不同于一般，作品不是以形象，而是以给人类带来思索的余地取胜。同时，“这本书和其他预言式作品不同之处乃在于它并非产自直感，而是源于冷静的知性”。通过这本小说，我们大致可领略这位二十世纪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作家的深刻思想和写作风格。 《美丽新世界》曾被评为二十世纪十大小说之一。它的特点是在叙述未来的情景时，敏锐的思路透彻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在机械文明高度发达时，精神上受到压迫的痛苦、孤独无助的状态。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使这些描写具有撼人的力量，使读者可以从作者深刻的思想获益匪浅。 二、扎米亚京的《我们》 《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身处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他本人被称为“语言大师”、“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代宗师”，他说过：“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干、忠诚的官员创造。”的确，说起扎米亚京，我的一位朋友说过，一度畅销流行的希区柯克的悬疑故事里，至少有两篇是直接从文学大师的作品中吸取了营养。一篇是《报复》，脱胎于英国作家毛姆的短篇小说《午餐》；一篇是《谋杀1990》，换骨于俄国作家扎米亚京的长篇小说《我们》。由此可见《我们》的深度和作者才华的惊人影响力。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长篇小说。讲述“我”——未来的大统一王国的数学家、设计师的故事。大统一王国由大恩主领导，人们高度一律，都没有独特的姓名，只有编号。我是号码503。这个王国的人们连作息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戒律表》来进行。王国的人们也不可能自己去找对象，而是在统一领导下由王国的有关机构指定。给那些编号的男女发一种粉红色的小票，让他们凭票进行性生活。比如今天男号码503的性对象就是女号码O-90。但是503也偷偷地看点禁书，发现古人居然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和野蛮之中。“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怎么能允许人们生活中没有我们这样的守时戒律表，对用餐时间不作精确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觉。有的史学家还谈到，当时的街上好像灯火彻夜通明，车马行人通宵穿行不息。” 更令号码503奇怪的是：“这个国家居然对性生活放任不管——这真是咄咄怪事：不管是谁，在什么时候，进行多少次，在什么地点……都由着人们自己，完全不按科学规律行事，活像动物。他们也和动物一样，盲目随便地乱生娃娃，真让我觉得可笑！” 这个大恩主领导的大统一王国充满着很多科学的创造发明，在他们眼中，我们这些古人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眼中，他们已经科学进化得近乎完美。比如，他们已经用科学手段来写诗歌了，把数学法则融入诗歌之中。又比如说，他们天才性地创造发明了“一致同意节”。 由于号码503受到古书的异端邪说诱惑，以及克制不住自己体内的古老欲望的复苏，503的思想被国家护卫局侦破，最后被送进了一种叫作“气钟罩”的刑具里处死……当然这个大统一王国里已经有不少号码已经背叛了理性。“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 故事似乎是在一种谢主隆恩的气氛中结束。号码503在临死前坚定了对王国理想的信念：“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说起奥威尔，他或是政治上的悲观主义者，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作为预言，《一九八四》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作为告诫，它是值得人们深省的。这句广泛传播的“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 老大哥在看着你呢！”便出自《一九八四》。书中的“我”（温斯顿）生活在大洋国，当时是一九八四年，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政府的职能部门分为真理部、和平部、友爱部和富裕部，“我”在真理部，编造着真实的谎言，“我”知道“我”迟早会被思想警察处死，可是“我”还是在找寻生活的本来面目和被湮没的难以找寻的可能的真相： 有一天，一个女人跟我说“我爱你”，我们开始了胆战心惊的爱情，因为党员是不需要感情的，只有那些粗俗的无产阶级才具有的东西。我还梦见一个人在黑暗的走廊跟我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这是一个意外而又意料中的结局，我终于遭受了一切可能的毒打和刑具，我招供了一切可能的人的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罪行，我将我的爱人（朱丽叶）的我所知道和不知道的一切我都说了，可是我还是说，“我没有背叛她！”的确，我还爱她。以后的日子，我终于由于在感情上的不悔过进入了101房间，这里有什么，有人不能不服从的东西，而我最怕的是老鼠，他拿来了一个面具，里面有两只老鼠，都已经成年，其中一只已经老了，毛稀落，大多褪去，它勉强地爬到边缘等待着美食，我可以想象一会他们在咀嚼我的肉，啃我的骨头，终于我想起有一个人可以救我，“咬朱丽叶！咬朱丽叶！别咬我！你们怎么咬她都可以。把她的脸咬下来，啃她的骨头。别咬我！朱丽叶！别咬我！”然后我向后倒去，掉进了深渊，离开了老鼠，彻底坠落。我失去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点温暖的东西…… 这就是《一九八四》，最后那一段的惊心动魄让读者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恶心，无限的悲哀……虽然《一九八四》的问世，一种说法是奥威尔有感于纳粹暴政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极权而作，但谁也不怀疑它言中了西方“自由世界”的许多方面，而经历过众多非常时期的中国读者又怎能对温斯顿的遭遇无动于衷？ 目前，国内尚无一本全部收集“非常乌托邦三部曲”的文集（三部小说不超过50万字），但是分开出版的已经有很多，如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翻译的《一九八四》，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苏联文学》主编顾亚鸣女士翻译的《我们》（作家出版社），著名翻译家孙法理翻译的《美妙的新世界》（译林出版社出版），以及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精华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奥威尔散文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对照的《一九八四》、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远方出版社出版的《美丽新世界》等。今后，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希望能有一流的出版社尽快策划类似选题，鼎立出版三册合一的非常乌托邦文集，以满足读者、收藏者和市场需要。
乌托邦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然后意思就很显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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