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岁月（1-28）
古 彭 万俟轩
来源：乌有之乡
我的印象中，村队干部最清廉阶段还是人民公社化那会。
　　人民公社岁月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
　　一、父亲当队长
&　　我的印象中，村队干部最清廉阶段还是人民公社化那会，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令现在的许多人难以想象。
　　那时的村队干部都是社员推选产生的，最后报公社批准。如果群众威信不高，你是当不成村队干部的。由于村队干部直接面对社员，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社员眼皮底下，也就是直接接受社员监督。另外，通过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那时候社员胆子很大，敢跟大小队干部面对面顶，还敢到公社、县里去告状。只要事实确凿，上级也一定会派人来查处。
　　1970年之前，我父亲曾干过10年多副队长，1970年春天开始担任队长。生产队副队长其实就是专门带领社员干活。因为要敲钟，所以比其他社员和干部起得早;因为担责任，又比其他社员收工晚。报酬就是阴天下雨不扣分，能拿一个劳力的满工分。我父亲心肠热，喜欢为人家办事，社员都很赞成他。
　　其实，我家祖父辈上是从外地逃荒要饭到这个村上来的，父亲没有兄妹，属于村里名副其实的&孤门独户&。无论是家族还是亲属，我们都没有，在生产队里没有任何势力。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父亲当生产队长绝对没有什么背景和后台。
　　父亲当上队长的原因出在原生产队长身上。那年春天评工分时，原来的生产队长给他媳妇(即老婆)多定了半分。妇女属半劳力，每个工日平均7分，最棒的女社员才能拿到8分，当然也有一部分属于照顾的，比如女&知青&就可以拿到8分。队长老婆身材瘦小，干活一般，结果给她定7分半。为此社员都说队长有私心，一下子告到公社。公社派人前来调查，发现社员反映的情况属实，而且还查出队长利用请木匠做农具的机会，在家里管饭时用的米面超标。2个木匠在他家里一共吃了16顿饭，按规定只能在保管员哪里领取米面16公斤(每顿每人标准0.5公斤)，结果实际领取了21公斤，剩下的5公斤没有退回。队长老婆解释说木匠饭量大，但社员的查访结果相反，木匠坦诚地说，他们1顿连一斤也吃不了。公社调查组就此认定队长有私心，不仅处事不公道，还有贪污嫌疑，就把队长停了职。我父亲原先是副队长，大伙都喜欢他拥护他，就推举他来当队长。父亲一直干到大包干那年退休，原来的生产队长却一直没有复职。
　　父亲干生产队长，我一开始很高兴，感到很自豪。没想到自从我父亲干了生产队长，我们全家不仅一点好处没有捞到，还尽干些&吃亏&的事。
　　父亲还没有当队长之前，我就在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了。那时候，公社之下有大队、小队两级生产单位，农活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的。大队需要人时都是从生产队抽调，也就是所谓的大队&统筹工&。&统筹工&包括大队干部、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乡村兽医、农技员等。&统筹工&都是从各生产队平衡抽调的，各队人数大体平均。相对来说，大队&统筹工&比生产队社员的&待遇&要高一些，比如：工分按年度计算，一年365天都算上工，年底可以拿到3600个工分。大队干部在满分基础上，再另外加10%的熬夜开会加班补贴工分。&统筹工&不参加生产队劳动，所以社员都很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大队&统筹工&。
　　现在有人可能以为&统筹工&都是大小队干部的子女，其实不是，那都是根据需要和能力抽调的。除大队干部，所有&统筹工&都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或者有一定的技术专长。那些年里有很多知识青年作为大队&统筹工&进学校当民办教师、当赤脚医生，就是文化程度高的缘故。我们生产队，有文化的年轻人都被推荐上学去了，因为我外祖母是富农成分，受影响没有被推荐上中学，结果就成了队里唯一有点文化的年轻人。1969年初，大队医务室原先一名&赤脚医生&出嫁走了，仅仅高小毕业的我有幸成了大队&统筹工&，那年我还不到16岁。
　　父亲当生产队长之前，我已经1年多没回生产队干农活了。可是，就在父亲当上生产队长的那一年，我又开始参加了生产队劳动。麦收前夕，生产队&排镰刀&(就是排能拿镰刀割麦子的人)，把我也排上了。当时我们医务室一共3人，来自3个生产队，结果就我一人回了生产队。我很生气，父亲却对我说：麦收是老少弯腰的季节，我是队长，只有排上你我才好大胆说别人!结果我在生产队干了半个多月，直到夏粮入仓才回医务室上班。从此，每年的夏收我都要回生产队割麦子，一直到1978年被公社机关抽调走为止。
　　那时候，几乎每年冬天都有农田水利工程。多数年份在本地，但也有时出县、出地区到外地去&扒河&，一干一冬天。父亲当上生产队长那年，17岁的我首次被排&上杠&(抬大筐)扒河。那个时侯扒河非常苦，没有机械，全靠人力。从1970年开始到1978年我调公社机关，我连续在水利工地用肩膀抬了7个冬天大筐。人都说干部的孩子能&享巧&，我家可从来没有过。其实，那时的村队干部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也不否认个别干部私心严重。但是，后来这些私心严重的干部都在&斗私批修&、&农业学大寨教育&等运动中受到了冲击。
　　父亲当上队长后，比过去更忙，家里的事一点也不能插手了。我们家住在山坡上，下山的路很陡，吃水、运东西很不方便。特别是朝自留地里送粪，更不是妇女小孩能干的活儿。那时候运输工具都是用平板车，我们兄妹力气弱不能拉。母亲前几年就是因为从高坡朝下拉粪平板车翻了砸断腿，打着&膏布&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现在腿上有伤更不能拉了。父亲没时间，只好和其他男社员换工。别人替我家拉粪，我父亲把自己挣的工分按换工时间拨给他。这样的事情我记得至少有20多次。那个换工的社员一开始坚持不要工分，但父亲就是不答应。我父亲10多年前已经作古，这个换工的社员今年才60多岁，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上次回家他还对我说，还是那会儿的干部办事公道呀。
　　我大妹妹1976年高中毕业，因为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学校代课教师严重缺乏。校长想让我大妹妹去，但父亲就是不肯出这个&统筹工&。后来，大队把所有高中毕业的学生都统一安排成&统筹工&，我妹妹才有机会去学校代课。父亲说，如果我带头把好处留给咱自家，以后大家谁还听我的。
　　生产队经常要招待一些人吃饭，比如整修农具请来的木匠、铁匠，下乡轮流演出的电影放映员，来生产队给牲畜看病的兽医，冬天请来的说书艺人等。父亲接受原生产队长教训，凡是来人吃饭都安排在五保户家里，做饭的人也由队委会定，选一个厨艺较好的中年妇女来担任。我记忆中，我们家从来没做过类似饭菜接待过生产队的客人。
　　我小时候喜欢读书，但家里没有书桌、书橱，平时看书写东西就趴在母亲的陪嫁桌上。由于桌子太高，木凳太矮够不着，只能把两个四方凳摞在一块。1976年春天，生产队请来木匠打农具，我认识这个木匠，就把想要一把椅子的愿望告诉了他。他说，椅腿的木料不好找，但他家里有，等他回家后一定给我打一把。事情过后大约3个月，他捎信来说椅子打好了，让我去扛。他家距离我们村七八里路，我是步行着兴冲冲跑了七八里路把椅子扛回来的。扛回来时这把椅子还是&白茬&，我又买了一盒铁锈红油漆一遍。这件事父亲并不知道。1977年农业学大寨教育运动，有人揭发我利用父亲的职权从木匠手里索要了一把木椅。父亲在社员会上检讨了3次，最后又退赔了3块5毛钱才&下楼&(把有问题的干部临时挂起来称&上楼&，问题说清解决完了，社员认可后才能&下楼&)。事后多年，我都觉得对不起父亲。我的错误做法让他蒙羞，成为他生产队长任上的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父亲早已作古。老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原谅你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吗?
　　其实，那个时候，多数村队干部都是这个样子。长期接受正确思想教育当然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是社员群众的监督，让干部们时刻警惕，时刻清醒，一点也不敢大意。所以，他们也就能够自觉去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
　　二、两颗大白菜
　　1961年冬天，我还担任着副大队长。有一天，排我带人看夜。所谓&看夜&，就是看守大队仓库。按规章制度，&看夜&必须有一个大队主要干部带队，两个社员参加。那会儿，生产物资都是大队统一管理的，仓库里不仅有各种闲置的农机具，还有全大队社员的口粮，以及准备上交的公粮、来年春耕的种子等。粮食品种花样比较多，有小麦、大麦、荞麦、玉米、大豆、高粱、谷子，黍子、豌豆等，最多的是红薯干，还有一些萝卜、大白菜等蔬菜。粮食都是折子圈着的，白菜、萝卜就堆放折子跟前。
　　那年冬天很冷，那晚又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夜。我和刘好、王家槐两个&看夜&的社员就守在仓库外面过道上。为了御寒，我们还抱来一些干豆草点着取暖。仓库里有一只铁锅，是用来烧开水的。我们三个人一开始闲扯了些村里杂事，后来还分别讲了些年代久远的故事。渐渐就到了夜深时刻，也就是现在的半夜十一二点钟光景，大家都觉得肚子饿了。那会儿口粮紧，每天都是稀的多干的少，又没油水，吃过饭不久肚子就开始闹&饥荒&。一开始大家都忍着，后来是刘好首先撑不住了。他个子大，饭量也大，一开始他拼命喝开水，我亲眼看着他喝了6大碗。后来，他突然发现火堆旁面有几颗玉米粒，就顺手捡起丢进火堆里，不久就听到&啪&的一声，&玉米花&从火堆里弹出来。刘好顺手捡起丢进嘴里，那个香味呀，实在诱人，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香味儿。火堆跟前的几颗玉米粒被刘好拣完了，接着他的眼睛就不住朝玉米折子上瞄。我看了他好几回，一直没吭声。
　　又熬了一回，刘好凑到我跟前，悄悄地说，玉春哥，咱煮点玉米吃吧!我一听，脑子&轰&的一下炸了：这还了得!我生气地严厉训斥他：&你胡噙什么?找死啊!&刘好一听，吓得再也不敢说话了。
　　我怕他再胡思乱想，就连连督促说：&快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其实，此刻我的肚子也在咕咕叫。刘好朝嘴里扔&玉米花&的时候，我有好几次口水都差点流出来。
　　我们躺在麦草、豆草铺的地铺上，三个人翻来覆去很久睡不着。特别是刘好，几乎每隔两三分钟就要翻一回身，我感到刚才骂他的话太重了，觉得很不好意思。又过了一会，我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我说：&刘好，你真撑不住了?&刘好一听，&忽&地从地铺上爬起来，王家槐也爬起来了，他们直愣愣地望着我。他俩那饥饿的眼神和希冀的目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闭上眼睛想了一回，然后才下决心似地说：&那就砍两棵白菜吧!&他俩一听，立即掀开被子跑过去，抱过两棵大白菜来，一个切菜，一个烧火。白菜很快就炖熟了，白菜里没有放盐，更没有油，就是清水煮的。可是我们吃起来却感到很香。吃完以后，我嘱咐他们，不管到啥时候都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我是大队干部，这是犯错误的。他们两个向我保证，一定守口如瓶。
　　他们两人一直信守承诺，没有出卖我。
　　但是，我自己却把自己出卖了。
　　1964年底，我们大队开始搞&四清&。开完动员会之后，紧接着就是大小队干部先主动检查自己在过去当干部的那些年里，有哪些地方违背了毛主席教导，做了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干部不应该做的事情。大家都很诚恳地揭发自己，我在其中一次会上也主动交代了1961年冬天那次看夜炖吃两棵大白菜的事情。
　　这次交代的结果，使我丢掉了副大队长的职务。
　　不久后的一次社员大会上，刘好和王家槐也把那次看夜的情况坦白。特别是刘好，还把那次事情的责任全部揽在他身上。
　　&四清&结束后，停职1年多的我又被社员推选为大队贫协主席，1966年春天还被选为支部副书记。
　　玉春叔真诚地告诉我，这件事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他始终没有忘记。但是，他从来都不后悔自己的坦白交代，因为那个年代的干部真的很少有私心，如果有私心而且埋在心底的话，他的良心会感到不安。坦白交代后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他感到问心无愧。
　　玉春叔1987年病故。我觉得，他走得时候心里一定非常踏实。
　　三、西院二奶奶
　　二奶奶一辈子没起个名字，会计账本上叫张王氏，年长的唤她二大娘，晚辈们都称她二奶奶。
　　二奶奶男人死得早，跟前只守着一个女儿。闺女出嫁后，她一人怪孤单，望见孩子就亲的不行。煮把蚕豆也南北里喊几个孩子来，吃了不算，临走还给装一兜。
　　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病恹恹的。入冬就喘，喘得蜷缩着，三级风都能刮跑。闺女不守在身边，再加这般光景，队里便让她吃了五保。
　　我们村很美。门前清泉，背靠青山，山坡上，房舍间，老辈人还为后代留下了一大片杏园。开春，雪白的、粉红的花蕾绽满枝头，风吹花落如雨;入夏，橙黄橘红的杏子伸头探脑，惹得伙伴们流涎。&四清&时杏园打价入公，每家房前屋后还留两棵备孩子解馋。二奶奶的院墙外有一株，外号&关公脸&，熟时红彤彤的，鸡蛋大小，咬一口如啃香瓜;院内那株&小油果&，果小皮亮，看去透明，塞进嘴如吮蜜汁。尽管&小油果&年年挂果少，二奶奶还是把它留下了。
　　进了五月，二奶奶的小外孙来了。老人拉着他的手：&这棵是咱家的，想吃，门后有竹竿!&又指着墙外：&那边的可不许打!&老人心地实诚，队里打了杏子都先放在她房里。她出门一把锁，连小外孙也不让进。
　　那会老人已七十出头，身子不大好，还不想闲着，缠着队长要点活干(我记得是1967年，那时我父亲还是生产队副队长)。队里拗不过她，只好让她去看杏园。其实这活并不轻松，偌大的杏园，沟沟坎坎的，走起路来磕磕绊绊，馋嘴孩子还欺她年老体弱眼头不济，东躲西藏给她捉猫猫。好在她只管白天，晚上由队里派年轻人看守。二奶奶知道年轻人事多，总是啥时来啥时回去睡觉，鸡叫头遍又早早爬起，好让守夜的不误下大田。
　　那天傍黑，我约小伙伴去偷&关公脸&。谁知刚爬上去就让二奶奶发现了。她攥着竹竿，像枪似地朝上戳。我吓坏了，拼命向上爬。这一来她慌了手脚，扔掉竹竿：&哎，哎，别摔着!&等看清是我，她先放走了小伙伴，转过脸又用指头戳我额头：&你呀，尽朝你爹脸上抹黑!&我羞愧地逃走了，从此再不敢到杏园来。
　　一九七六年春，老人八十二岁时得了一场重病，竟一撒手去了。那会队里还不富裕，可是，队委会研究丧事时，却一致同意多花费点。我父亲是队长，他还找人请来一帮喇叭匠;队里又扯了二十丈青布，姑娘大嫂争争抢抢，裁剪了二百只黑纱分给大伙戴上。丧事办得隆重，出殡的队伍排了半里路。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谁家丧事办得这般气派。
　　推行责任制那年，该分的都分光了，就剩下那片杏园。分开吧，一家一户没法管?放一块吧，可谁来看呢?有人出馊主意：刨掉分了算了。父亲那会刚退休不久，听到这个结果，连连叹气说：&他们哪里是置业的，全是些败家子啊!&
　　父亲早已作古多年，他哪里知道，现在的&败家子&越来越多了!
　　《杏园旧事》是我1985年发表在某日报副刊上的一篇散文，这次转贴只加了最后一句&父亲早已作古多年，他哪里知道，现在的&败家子&越来越多了!&其余一字未动。
　　四、黑大娘看病
　　这些年来，国内主要媒体几乎心照不宣地统一口径，对曾经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讨伐。他们极力歪曲、污蔑和谩骂人民公社，其手段之卑鄙，谎言之无耻，实在是世所罕见，令人发指。几亿农民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竟成了一个邪恶的&人间地狱&。我是那个时期的过来人，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最有发言权。我笔下的&人民公社岁月&，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更没有蓄意的编造，都是自己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不否认那个时期的许多不尽人意。但是我也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某些人不顾事实的对人民公社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把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
　　让历史来审判吧，每个人都应坦诚面对，无须遮掩!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黑大娘&叫什么名字了。
　　我印象中，黑大娘个子矮小，又黑又瘦，总是皮包骨头的样子。黑大娘丈夫姓张，小名叫张黑子，可能就是他这个名字的缘故，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大人指点着喊&黑大爷&，而他的老婆就自然成为我的&黑大娘&了。
　　我与&黑大娘&的频繁接触开始于1969年，那时候我作为&统筹工&分到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我的记忆里，黑大娘一直都是病恹恹的，主要是哮喘。只要天一冷，她的哮喘病就会复发或加重，喘得厉害时会憋得半天喘不过气，整个脸都呈紫青颜色。正因为她有这个&长远病&(农村称那些经常打针吃药的人为长远病)，是个老病号，所以我一开始当&赤脚医生&就与她打交道。从1969年起，一直到她1976年初病故，时间跨度7年多。
　　我当&赤脚医生&，最高兴的就要数&黑大娘&。我们这个大队一共5个自然村、10个生产队。我们自然村距离大队部驻地自然村有2里多路。过去医务室3个&赤脚医生&都是其他自然村的，我们村没有。我到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首先方便了我们自然村三个生产队的社员。而老病号&黑大娘&当然会对本村有个医生感到万分高兴。
　　那会的&赤脚医生&，别看医术不高，其实就像&万金油&一样，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不管中医、西医，还是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多少都通点门。因为大队医务室是最基层的农村医疗单位，所有病人都要先从这里经过，所以就要求&赤脚医生&必须样样都会一点。治疗原则是不误诊，不耽误病人，拿不准的时候赶快给病人转院。
　　那时侯，上级对农村合作医疗非常重视，对&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也抓得很紧。从1974年开始，全县对赤脚医生统一进行培训，除举办1期复训班外，还按照区域划片举办了10多期培训班，每期半年左右。我所在的村当时是全国闻名的卫生先进村，所以我有幸第一批参加了复训班培训。那个复训班办得挺好，都是请的专家或名医生讲课。学习内容也非常系统，从人体解剖到医学病理，从门诊到病房，从中医到西医，从诊断到治疗，几乎全都接触到了。有人说那时候的&赤脚医生&只会抹红汞水，其实这是对&赤脚医生&的一种丑化。到1974年底的时候，我本人至少可以很熟练地诊断和治疗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术，比如脓包切开、男扎(节育术)、女扎(节育术)等;可以做一些急救，比如触电、溺水、吊死、农药中毒等;还可以针灸、拔火罐、抓中药等。那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是按照毛主席教导，给病人看病是不准带口罩的，还提倡对休克病人嘴对嘴进行&人工呼吸&。这是考验你对贫下中农有没有感情的标准，也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具体表现。
　　当时的&赤脚医生&队伍不仅方便了农村最底层的老百姓，文革后还成为乡镇医院的主力军。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当年的&赤脚医生&已经成为乡镇医院的主治医生。我的不少同行后来还进了城里大医院。徐州中心医院有一位经常出国的主任医师就是我的同行加同学。他是徐州市&知青&，当年下放在我们公社的另一个大队，不久进了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在全县举办的赤脚医生复训班里，我俩还是同学。
　　那时候，&赤脚医生&除看病外，还担负着农村的卫生工作。比如灭蚊灭蝇、饮水改造、环境卫生等。最重要的是防治各种传染病，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上面，如预防疟疾、清查血丝虫、防治小儿麻痹症、接种疫苗等。我经常要带着各生产队的卫生员上门为老百姓送疟疾药，为小儿看服预防麻痹症糖丸，为小孩&种花&等，夜里还要挨家挨户登门抽血化验血丝虫。我记得，大约到1977年时，我国已有20多种主要传染病绝迹，其中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天花、霍乱等传染病也都没有了。当时，这是我们中国在全世界都引以为豪的大事。可惜的是，现在听说有很多传染病又都陆续&回来&了，比如疟疾、乙脑、流脑等，实在令人遗憾。
　　我自从当了&赤脚医生&，与各种各样的病人接触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我们自然村，大家都感到比过去更方便了。别看我当时只有16岁，大家已经不把我当小孩看，而是很认真、很亲切地喊我&大夫&。那时候看病很简单，挂号初诊5分钱，复诊2分钱，只要挂了号，所有诊断和治疗都是一律免费的。所以，我每天到大队医务室去上班，都要在半路被很多社员拦住。他们给我5分钱或2分钱，顺便让我捎回一些发汗药、止疼片、牛黄解毒丸、膏药、纱布等。这样一来，就省得他(她)们再上医务室跑了。
　　但是，&黑大娘&从来不让我捎药，都是自己步行到医务室来拿。有一次她告诉我：&我是常年老病号，吃药已经不大管用，每天都得打一针。怎好麻烦你天天给我带药呢!&那时我就觉得，别看这个&黑大娘&长得不好看，心眼倒挺善良的。
　　那时候，医务室药物还是受控制的，特别是一些主要的抗生药物，如青霉素、链霉素等。每月我们到公社医院领药时，主要药物都按大队人口比例分发，无法满足病人需要。后来，公社医院利用当地中草药，还自己研制生产了不少中成药，其中也包括一些注射用针剂，如毛香、保肝一号、保肝二号等。&黑大娘&的病属于支气管哮喘，且时间太长，一般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她的病，最有效药物就是链霉素。由于链霉素不能满足需要，所以&黑大娘&很通情达理，每次都明确对我说：链霉素少，不能都用在哪一个人身上，你看情况匀我一点就行。她平时来医院，我都是给她注射&毛香&之类，然后再给她开一些氨茶碱、甘草。每隔两三天就给她用一次链霉素。她对此非常感激。
　　1975年冬天，&黑大娘&的病情突然加重了，有时喘得厉害，连路都不能走了。她不能来医院，吃的药都是她丈夫或孩子来拿。由于连续3天没见她，我有些放心不下，就在那天晚上去了她家。&黑大娘&躺在床上，说话的声音很微弱。见我去她家，她显然很高兴，挣扎着要坐起来，结果被我按住了。
　　第二天晚上，我挎着药箱，带着注射器、酒精棉球和需要的口服药、针剂来到&黑大娘&家。她感动得直掉眼泪。其实这算不了什么，我们&赤脚医生&到病人家就诊是经常的事情，有时候还要半夜三更爬起来为孕妇接生，实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也可能她从来没让医生去过家里，所以才那么激动吧!
　　从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我每天晚上都会准时来到&黑大娘&家。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这年的阴历年底，刚好也就是阳历1976年元月下旬时，&黑大娘&的病突然再次加重了。我知道，她的病已到最后关头，就像一盏油灯即将熬尽一样，很快就会熄灭的。
　　那天下午，还不到下班时间，&黑大娘&的丈夫，就是那个张黒子，突然跑到医务室来。他可怜兮兮地告诉我：你&黑大娘&怕是不行了，她想见见你。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让我的眼眶直发酸。我二话没说，匆匆收拾一下就跟他回家了。
　　&黑大娘&已经昏迷，可不知为什么，我刚坐到她的床边，她就突然醒了过来。我一把抓住她的手，听到她嘴里发出很微弱的声音。她喊着我的小名，断断续续地说：&这些年多亏了你啊!&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事后我非常后悔，当时为什么就不能说两句安慰她的话呢?
　　若干年后，我总会时时想起&黑大娘&临死那一幕，我为&黑大娘&在临死之前还想着我感到欣慰，她这是在临走之前感谢我呀!可是，最近两年我却不这么想了。其实&黑大娘&不应该感谢我，应该感谢那个社会。如果那个时候农村没有合作医疗，她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钱长年累月得到及时治疗;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赤脚医生&，她也不可能躺在家里就能打针吃上药。按照&黑大娘&的家庭条件，如果放到现在，她可能不会活那么多年!
　　她摊上了一个好时代啊!
　　五、奇怪的铃声
　　我记事的时候，大队、生产队里就有很多社会团体组织，这些组织与大队和生产队没有冲突。大队一级的各种组织属于大队党支部领导，小队一级属于队委会和党小组领导。比如生产队，除了队委会之外，还有专门的贫协组织，有一人担任贫协组长;党小组长一般由政治队长担任，负责党员学习和社员群众的思想教育;每个生产队还有团小组，由大队团支部经过选举任命团小组长;还有民兵组织，大队为民兵营，生产队为民兵连，根据生产队规模大小和民兵数量的多少，设一名民兵连长和三到五名班排长。民兵连还分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基本上囊括了生产队的所有男女劳力，他们是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另外还有妇女队长，负责处理妇女工作，比如调解家庭纠纷、夫妻斗嘴之类，还担负着妇女权益的保护和计划生育工作。另外，生产队还有专门负责治安民调的组织。这些人各负其责，但有些不是队委会成员。与生产对相对应的，大队一级有贫协主席、民兵营长、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治保主任等。那个时侯，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组织，12岁以下的孩子有儿童团，每天晚上在打谷场上排队出操、唱歌跳舞等。
　　切莫小看这些组织，在人民公社化时代，他们都各自发挥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比如民兵组织，我记得四清前，每个民兵连都拥有数量不等的武器，最常见的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三八大盖&步枪，一般一个民兵连有10支左右。大队民兵营还有机关枪，我是亲眼看到的。公社称&民兵团&，县里称&民兵师&。民兵团的武器就更厉害了，有一次到公社开大会，我看到主席台前还摆着重机枪和钢炮。那时候毛主席提出&大办民兵师&，各级都对民兵组织非常重视，记得当时的南京军区还办了一个32开的杂志叫《东海民兵》，这个杂志就是专为民兵组织创办的，内容很丰富，一直发到生产队民兵连这一级。
　　民兵连是生产队的生产主力，连长的位置很重要，就相当于生产队副队长，主要带领劳力出工，从事农业生产。除了劳动，民兵连还负担着生产队的社会治安维护等。那时候强调阶级斗争，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民兵连每天晚上都要安排几个民兵分两班进行巡逻。那时候人们的警惕性确实很高，稍有些动静，就会立即武装起来赶到事发现场。1965年冬天的一天深夜，公社武装部突然下发通知，说是一个坏分子逃跑了，可能就藏在我们村后的大山上。接到命令后，大队民兵营立即组织各连，按照上级布置的范围向山头排队搜索。我那时候才12岁，是我们村的儿童团团长，接到命令时我正好在民兵营长跟前，所以也跟着跑去了。参加这次抓捕行动的有公社东半部12个大队的民兵组织，大约1万多民兵参加，把这座山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连个鸟儿也休想飞出去。等到人们搜索到山顶，才知道这是公社&民兵团&搞的一次演习。类似演习，公社和大队经常搞，有时候还需要青年团、妇联、儿童团等组织配合。那时候，对于坏人来说整个社会就是天罗地网，真有什么反常举动，立即就会遭到致命打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公安部发布通缉令，抓捕两个越狱逃犯。我所在的公社民兵组织闻风而动，连续半个月站岗查夜，直到警报撤除。就我所知，农村的民兵组织从来没有明文撤销过，可现在却早已名存实亡了。
　　下面就开始说说&奇怪的铃声&。
　　1965年冬天，我那时是高小五年级学生，白天上学，晚上回到家就是村子里的儿童团长。每天吃过晚饭，就吹哨子集合，把儿童团员都集中到村子正中间的打麦场上，排好队等待训练。儿童团辅导员是我们大队民兵营长，他的任务就是教我们出操，讲解国家大事，讲解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等内容。另一个辅导员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她是一个很活泼的姑娘，负责教我们唱歌、跳舞。儿童团员出操扛的都是红缨枪，我是儿童团长，民兵营长就专门发给我一支&三八大盖&背着，但里面没有子弹。那时候大家觉得很好玩，也感到很有趣，所以最后大家提出要配合民兵站岗放哨。营长答应了，选几个个子高一点、胆子大一点的儿童团员，分别派到村子各个主要路口，一个路口2个。但只守到10点左右就得撤回来。一是大人担心孩子出事，二是孩子第二天还要去上学，不能让孩子熬夜时间太长。
　　有一天晚上，儿童团员二憨子突然跑到我跟前，非常紧张地小声对我说，他们家里发现了敌人电台。我吓了一跳，连忙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个小炉匠在他家门前干活，由于天太晚，就把小炉匠挑子(工具)放在他们家，自己到生产队的&草屋&(把喂牲口的麦草切碎后，平时堆放在一间屋子里。盛放这种草的房子称&草屋&，冬天很多人都喜欢到这里睡觉，一来人多热闹，可以听大人讲故事，二来这麦草窝里非常暖和)睡觉去了。二憨子说，吃晚饭时，他突然听到小炉匠的工具箱里有响声，仔细一听，&滴铃铃&的，一连好几阵，跟电影里特务发电报的声音一模一样，所以就赶紧跑来向我报告。
　　我听了以后，赶紧随二憨子去查看。这个工具箱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木头做的，有好多抽屉。我蹲在那里一会，果然听到一阵&滴铃铃&的声音。我让二憨子在这里守着，回去又喊了几个岁数大点的儿童团员一起看守，不许任何人动它。紧接着，我找到民兵营长报告。他去了以后，也听到了这个奇怪的铃声，随即派几个基干民兵把儿童团员换下来，然后又紧急召集三个队的民兵连长开会，最后决定一队的民兵负责看守草屋，在不惊动小炉匠的基础上，要严防他发觉逃走;其余两个队的民兵封锁村子所有出入路口，严格执行只准进、不准出的原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还派了两个社员装作去&草屋&睡觉，以便监视小炉匠的动静。所有工作安排就绪，营长亲自带着一个基干民兵跑去公社报告。那是一个异常紧张的夜晚，三个生产队的队委会成员全部集中到一起，党员、团员也都动员起来，随时听候上级可能来的行动命令。
　　大约1个小时左右公社的人就赶来了，一共有10来个。我不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其中有一个是公社党委书记。因为他是老八路，曾到我们学校做过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他们来到不久，就把小炉匠的挑子拉走了，还把小炉匠也带去了公社。再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也一直没有弄明白那铃声到底是怎么回事。上次我回老家，问当年那个民兵营长，他也说不清楚。他回忆说，公社把人带走后，没有给他们任何答复，他也没有问。因为这是纪律，不该打听的就不能乱打听。
　　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已经过去40多年，可它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人民公社社员对这个社会的热爱，对这个社会的关心。社员们从内心里希望维护这个社会的安宁，维护这个社会的健康。我一直觉得，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定，每个普通群众都做出了贡献，他们为新中国的发展付出的汗水功不可没。听说，拉萨骚乱和新疆暴乱时，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和政府部门事先没有得到一点信息，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我们的民兵组织哪儿去了?我们的基层党团组织哪儿去了?我们可信赖的群众都干什么去了?我坚信，如果是人民公社那个时代，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不会逃过千百万群众的眼睛。他们不仅会主动进行监视，而且很快就会把这些信息报告到上级政府部门。那个时侯，我们公社只有一个公安员，负责境内24个大队、7万多人口的社会治安工作。他所依靠的就是基层组织，这些基层组织远比几十人、上百人的公安队伍要强大得多。另外，那时候是民心所向，老百姓觉得靠山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人民公社。所以他们觉得所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干的，因为这整个社会都是自己的啊!
　　我有时在想，如果把一切安全隐患都能消灭在萌芽状态，社会治安动态都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西藏和拉萨怎么会闹出那么大的乱子来呢!
　　六、寻找傻丫头
　　&傻丫头&是前院杨启亮的二闺女，小名二丫头。由于她小时患&大脑炎&留下后遗症，不光脑子不好使，连话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都喊她&傻丫头&。她比我小一岁，1964年10岁整。故事就发生在那年大家高高兴兴过大年的时候。
　　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过年。因为过年首先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其次能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好玩意。
　　距离过年还有好几天的时间，有条件的生产队就从饲养场放倒两头大肥猪，杀了分给社员过年。还有的生产队提前开始磨豆腐、下粉条，为过年做准备。小孩子最喜欢看生产队杀猪，猪的嚎叫声让孩子感到莫名其妙的兴奋。
　　过年除了吃扁食(有的地方叫水饺)、饺子(有的地方叫大混沌)、包子、馒头外，还会出现很多过年特有的食品。比如油炸丸子，油炸&猫耳朵&(红薯切成片在锅里煮熟，然后晾干用油炸)，熬白芋糖、胡萝卜糖，做千层饼等。这时候，就是欣赏和比较农家主妇谁是巧手的时候了。
　　吃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玩。寒假一个月，孩子们能放开玩30天。寒假与暑假不同，暑假不仅天气炎热，还要帮家里干农活。而寒假没有什么农活需要小孩子干。再加上整个寒假期间还有腊月初八熬&腊八粥&、腊月二十四吃&锅盔&(用白面烤的厚饼，类似北方的壮馍)、除夕夜敬灶老爷、大年初一拜年讨压岁钱、元宵节挑花灯等好几个民间传统节日。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也难得有这几天空闲。因为年初五之前不能&动针&，所以连不肯闲着的家庭主妇也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整个寒假就在这非常热闹的气氛中不知不觉过去，大家都感到时间过得太快。特别是孩子们，全都觉得不过瘾。
　　寒假里好玩的玩意更多。有的村刚进腊月就开始组织剧团排话剧(说是&话剧&，其实也有唱段。我们这里除了使用河南豫剧腔调外，主要就是演地方戏，俗称&泗州戏&，也叫柳琴戏或&拉魂腔&)，还有的村子提前安排人扎高跷、扎旱船，或者扎狮子、扎龙、扎花轿等，准备到过年、过元宵节时好耍。没有条件的村庄，就只能提前与其他村预约，请这些村的剧团来他们村演几场，或者到远地方去请正规剧团。条件最差的村庄也会请一支外地草班子唱几晚花鼓戏。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大小队干部就是想让大家乐呵乐呵过几天，然后好投入春耕生产。
　　那年我们村剧团排练的是《朝阳沟》，但唱腔不是豫剧，而是我们村特有的柳琴戏(&拉魂腔&)。才刚开始排练，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追着看。正式演出从除夕晚上开始，第二天(大年初一)白天或晚上还会再重演一次。等到年初二起，剧团就开始外出，有时跟其他村剧团对调，有时则是别的村庄专门来请。一般村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为了让本村社员在年初十之前都能看上戏，这个时间段只和其他村剧团对调，初十之后才能应邀到其他村子去。那一年的春节就是这样，到正月十一这天晚上，我们村的剧团出远门，也没有其他村剧团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些孩子还没有从欢乐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就只好跑到其他村去看。记得那年正月十一晚上，我们村东边7里远的王桥村放电影，天还没黑孩子们就开始出动。那天晚上放映的是《小兵张嘎》，大家看得真过瘾!电影放完后，又追问第二天晚上到哪里去放。放映员说去胡庄，于是大家都记住了。
　　胡庄在我们村正南方向，大约12华里左右。太阳还没落山，许多小伙伴就开始相约，三五成群开始朝胡庄赶。前院的&傻丫头&看我们兴高采烈地要去胡庄看电影，也随在后面跑来了。
　　电影放到大约9点就结束了，孩子们三五一伙开始朝家跑，谁也没有注意&傻丫头&的去向。我跑回家已经快11点，就赶紧钻进被窝睡觉。还没睡着，就听前院的杨大娘在门口喊，问我见到她家二丫头没有，我说没见，就自顾自睡了。没想到这一夜我们村子就像翻了天，几乎所有大人都被惊动了。
　　杨大娘连续跑了几家，都说没有见到&傻丫头&，她这才真慌了，立即把&傻丫头&丢失的事告诉了生产队长。队长听她一说，觉得这是大事，连忙从热被窝里爬出来。因为找孩子不是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他赶紧召集队委会成员，然后又分头把所有男劳力都喊起来。他们一致分析认定，&傻丫头&肯定是跟着其他村孩子跑&迷路&了。队长将这些劳力分成20多个小组，由队委会成员、民兵连长等带队，分头向公社东南片(胡庄周围)的20多个自然村去寻找。大队团支部书记就住在我们村，她自告奋勇去公社求援。她翻山跑到公社后，先叫醒了公社总机(电话接线员，那时候的电话都是手摇的)，让她电话通知东南片8个大队赶紧打开广播大喇叭;然后又喊醒了公社广播员，让她立即通过广播发布寻找&傻丫头&的信息。夜里1点钟的时候，公社东南片8个大队的广播大喇叭先后打开了，20多个自然村同时响起寻找&傻丫头&的声音。听说出了丢孩子这样的大事，公社党委书记都爬起来了。那个全公社唯一的公安员还跟随团支部书记一道，专程赶到我们村帮助寻找。
　　但是，最后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出去寻找的队伍陆续回来，都说没有找到。广播喇叭&开播&之后，这8个大队也陆续回电话，说他们那里没有发现&傻丫头&的踪迹。大家都绝望了，&傻丫头&的母亲杨大娘忍不住放声大哭。很多妇女围着她旁边安慰劝解，还说有可能明天一早就回来了呢。我后来才知道，那天夜里，我们村至少有一半人没有睡觉，特别是大小队干部，更没有一个合眼的。
　　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正当大家已经彻底绝望的时候，突然发现村子正南方向的大路上来了一辆马车，车上坐着的正是&傻丫头&。可能是因为天气寒冷的缘故，她的头上还裹着绿色的头巾，身上还围着一床花棉被。
　　赶马车的中年人告诉大家，他是东邻公社牛栏村(距我们村18华里)的。昨天夜里，这个孩子(傻丫头)随着他们村看电影的孩子一道，跑到牛栏去了。等到大家发现时，才知道她跟错了&队伍&。由于&傻丫头&说不清自己的村名，也说不清父母亲的名字，大家都感到很为难，只好把她先送到一个五保老人家里住下，准备等到天亮后再帮她寻找家。
　　赶马车的中年人说，今天一早，生产队长派他把孩子先送到胡庄，因为这个孩子是从胡庄跑出来的。他到胡庄以后，才知道整个公社为了找这个孩子已经折腾一夜。他听后二话没说，就朝我们村赶过来了。
　　&二丫头&回来了，她的突然失踪让大家虚惊一场。
　　时间已过去40多年，但这件事我却一直记忆犹新。
　　有时我常常想，那时候的人真热心，干部也都负责任，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家有难大家帮。哪像现在，&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好，年轻姑娘什么时候都敢出门，大人也不会担心。现在不要说一个姑娘家不敢随便出来，就是年轻小伙也不敢独自走夜路啊。最近几年，我听说老家年年都会出现抢劫、凶杀、强奸等恶性案件，到现在还有两起强奸杀人积案没有侦破。因为区划关系，老家现在这个镇只有原来公社一半大，最多4万人口，公安派出所的民警加上联防队员有好几十个，是当年人民公社时期的几十倍。然而，治安人员增加了，社会治安状况反而比人民公社化时期恶化了。看来，社会治安状况与管理人员的多少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呀。
　　七、最后的抗争
　　许多官方媒体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记载：实行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亿万农民欢欣鼓舞，欣喜若狂，他们载歌载舞、一片欢腾，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中国农民在经历几十年的痛苦摸索之后，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真正翻身的大喜日子。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我是1978年秋天抽调到公社机关工作的，一直到1983年底离开为止。那5年，正是中国农村发生巨变的年代。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亲眼目睹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过程，我完全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1978年之前，我一直在大队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因为有几篇小文章被省里和地区的报纸录用了，还有几首小诗歌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副刊上，结果我就被看成乡下的&小作家&和&笔杆子&，被抽调到公社负责宣传报道。其实，到公社机关与在大队里差不多，区别就是变成了&社有人员&，那时也叫&亦工亦农&。每月发给28元工资，15元交生产队买工分，13元在公社机关食堂搭伙。那时候物价便宜得很，我每天中午在公社食堂吃饭，晚上6点下班回家，早晨8点上班。晚上如果加班就住在公社机关，那里有我的办公室和床铺。我记得那时候每顿伙食费只要1-2毛钱，别看工资不高，一个月下来还能结余七八元。
　　我到公社机关后没有干成&宣传报道&，因为公社党委秘书发现我会刻钢板，能打算盘(珠算)，还能写文章，就把我留在办公室，帮他做统计、文书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就是每天与各大队会计通电话，索要生产进度和编制各种统计报表。除此之外，就是撰写各行各业的总结、报告、发言稿等。由于需要写总结、发言，我就需要经常跟着公社党委、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深入村队调研，所以对农村情况特别熟悉。
　　我们这里属于苏北地区，南面与安徽宿县搭界，中间只隔着一条河。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这里比一河之隔的安徽宿县要先进好些年。1978年，我们公社已经实现&旱改水&，绝大多数的耕地可以做到旱涝保收。全公社11万亩耕地，有5万多亩水田，一年麦稻两季，还有4万多亩属于山坡高亢地，一般都是小麦与玉米轮作，或小麦与山芋、大豆轮作。其余的1万多亩耕地为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花生、蔬菜、水果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这个公社就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1978年，全公社劳动工日平均8毛钱左右，最高的生产队已经达到一块五。那时候，我们公社的副业已经非常繁荣，各大队都有副业队，还有不少队办工业，那时候统称&副业&，如砖瓦厂、加工厂、采石场等。公社的工副业项目比较齐全，已经拥有20多家社办工厂，实力比较雄厚的有水泥厂、磷肥厂、农具厂、综合加工厂、大理石厂、服装厂、酒厂等，每年的工副业产值超过500万元。特别是水泥厂，1978年的年产量就达到了20万吨。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非常高，几乎所有生产队都有小型拖拉机，公社有农机站，拥有大型拖拉机70多台，农忙季节分头开到各大队，每个大队2到3台。农田水利设施全部配套成龙，村队灌溉沟渠有&大中小&(大沟、中沟、小沟)、&毛腰丰&(毛渠、腰渠、丰产渠)，公社有水库、专用蓄水河道等。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座&排灌站&，种植水稻的生产队一般不会少于两座。可以说，农业生产通过多年良性发展，这时已经成为建国以来的最好阶段。农林牧副渔，全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关于&大包干&这股风，最早是从&河南&(由于我们与安徽宿县一河之隔，老百姓习惯称安徽为&河南&)那边刮过来的。1981年初，我们这里就开始陆续传说安徽&分田单干&的事。社员们人心惶惶地，不知道&分田单干&这股风什么时候吹到我们这里来。
　　说实在话，我们这里的社员绝不像官方报道的那样，对分田单干欣喜若狂。他们不仅不拥护，反而极力反对。社员们最喜欢说的就是这几句话：&那不是&胡弄&吗!分田单干，那么多大牲畜怎么办?那么多机械怎么办?那些沟渠怎么分?山林、河道怎么办?&还有的说，分田单干，那不是跟解放前一样了?
　　&单干风&越刮越紧，老百姓都在提心吊胆的等待着。1981年在不安地等待中过去了，我们这里没有分，但已经开始搞&小段包工&。就是把某一农活，按阶段划分成若干部分，最后按实际完成情况发放工分。这一年春夏两季，有的生产队还按上级精神，在播种后把地包给农民管理，收获时按规定的粮食产量上交生产队，剩下的留给自己。到1982年春天，安徽那边已经全分光了，这边怎么办的问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麦收前夕，当时的县委书记亲自来到我们公社。他希望到几个大队、生产队摸底调查，看看老百姓都是什么反应。我和公社党委书记陪同他先后到了4个大队的30多个生产队，还召开社员大会讨论，结果所有生产队的社员都异口同声反对&分田单干&。还有的社员和干部亲自找到县委书记，恳求他&到上面去说说&，千万不要&胡乱来&。那天下午2点多钟，我们正在大队办公室休息，县委书记突然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他接听之后，立即兴奋地告诉陪他一起搞调研的公社党委书记：你就放心吧，上级来&精神&了，咱们这里不学安徽，不搞分田单干!公社书记一听，也很高兴，他当即请县委书记通过广播大喇叭给社员讲几句，让群众先吃颗&定心丸&。我记得县委书记在大喇叭里是这么讲的：&广大贫下中农，广大社员同志们，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的精神现在已经十分明确，我们这里绝不搞分田单干!就请大家放心吧!&
　　当时我们都跟着高兴，认为大局已定。对于安徽那样的搞法，我们都觉得他们生产条件落后，农业基础差，可能适合分田单干。而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农业条件和基础，是无论如何不能分的。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县委书记保证的那样发展下去，当年秋天我们这里就强行开始分田了。至于内幕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公社党委书记带着一班人从地区开会回来，立即召开动员大会。他在会上反复强调：&什么都不要说了，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上级的政策和精神，不要讲任何价钱!&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具体分田情形我就不再描述了，因为大同小异，都是那样的分法。尽管下面的干部社员有抵触情绪，但最终还是在公社派驻工作组的&指导&下，坚决贯彻上级精神，把土地分下去了。
　　那一年，我们家分了12亩耕地，平均一口人1亩半。其中9亩水田，3亩旱田。
　　我们家分到还一条牛&腿&，因为与4户社员合用一头耕牛。这条耕牛只用了一季，因为不方便，第二年春天就打价给其中一户社员。
　　我们家还分了六分之一辆&大车&(就是那种非常笨重的&太平车&)，这种车至少需要3头牛才能拉，由于没有这么多牛，所以一直闲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外地收藏家看中了这辆&太平车&，花钱买走了，但这笔钱不知落到了谁的手里。
　　我们家还分了二十分之一台拖拉机，因为是20户社员共同拥有的。第二年我们就把这台拖拉机卖了，一共128个人，每个人头分7块钱。
　　我父亲通过抓阄，把生产队的3间饲养场&抓&来了，后来翻新改造，成了我弟弟结婚用的新房。
　　山林也分了，但因为山林面积太大，不好管理，先后调整了几次，最后也没有找到好办法。结果山坡上的杏树在分田单干的第二年春天就被砍伐干净。山上的松树都是1958年后栽植的，那个时侯已经郁郁葱葱，覆盖整个后山。但去年冬天我回家发现，整个山头已经光秃秃的，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棵，而且没有多少枝叶，孤零零地在寒风中摇曳。
　　分田单干时，我们生产队的杂交水稻亩产1200斤，现在据说已经能达到1400斤了，比26年前每亩增产200斤。
　　改革还是有成绩的!
　　八、挨饿的年代
　　1958年夏天，我们家从村中间的四合院搬到村北头的一个小院子。原先我们住的那个四合院一共有5户人家，都是土改后搬到一块的。1958年，村里要在这个四合院办大食堂，所以我们几家都搬出来了。我家新搬的这个小院有两间北屋一个小锅屋(厨房)，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落。
　　小院子非常简陋，大门朝东，西面靠山坡，巨大的石壁成了一面天然西墙。还有两面墙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有一人多高。刚搬进来时，小院子生机盎然。墙头上爬满南瓜秧、丝瓜秧、梅豆秧，几个硕长的&牛腿&南瓜悬吊在墙头上。梅豆秧上开满细碎的花朵，有白色，有紫色，结了很多梅豆角。那时候我虽然年龄还小，但不少事情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我在这个小院子里住了将近三年，这三年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们村里发生了好几件大事。
　　一是吃食堂。食堂办起来后，我们这些小孩子都非常高兴，吃饭时间不到，就结伙到食堂外面排队，大家嘻嘻哈哈的很是热闹。但是，这个食堂开了不长时间就解散了。
　　二是除四害，大人小孩都用竹竿挑着小红旗&轰&麻雀，幼儿园的阿姨还带着我们到厕所周围挖蝇蛹，到各家各户的木床上敲打臭虫。
　　三是植树造林，我们后山上的松树就是那年栽起来的，十几年后便郁郁葱葱，满山都是茂密的松林了。但最近这些年由于没人管，偷偷砍伐的，削树枝喂羊的，采松籽换钱的，把树林糟蹋的不成样子，现在整个山头又都光秃秃的了。
　　四是修路。我们这个村子与公社驻地一山之隔，来往不便，为了跟西边公社驻地连接一起，公社就组织社员在山上修了一条过山道路。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好几个村子的社员群众干了整整一冬天。从山这边到山那边大约有2公里，一律修成台阶式的，大约3米宽，两边还砌成石栏杆。这条路已经50多年了，至今还在。只是大家不再翻山，而是使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绕道山南公路，这条山道已荒废多年!
　　五是闹饥荒挨饿的事。这也是我记忆中最清楚的事情，恐怕也是很多人最想知道的。
　　我印象中，闹饥荒是从1959年春天开始的。事后社员们回忆，一致认为挨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1958年农业丰产不丰收。上级宣传说我们国家粮食生产的太多，已经吃不完，国家的粮仓也盛不下了。结果下面的干部就不再爱惜粮食，拼命糟蹋，许多庄稼成熟了也不让社员好好收，都烂在地里，还美其名说是&当肥料&。结果那一年大家都&撕开肚皮吃饱饭&，结果到来年春天(1959年)粮食就接不上了。第二个原因是自然灾害。我记得那几年(从年)这里年年都有水灾，而且很大。我们住在山坡上，站在高台上朝远看，田地里白花花都是水，一望无际，青蛙在水里整天嚎叫不停，大人就带着我们用磨尖的铁条&穿&青蛙，然后剥开内脏放在锅里炒着吃。那些年不光水灾频繁，还有旱灾，庄稼收成一直都不好。后来还听说是苏联&老大哥&逼债造成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些高层内幕，但一连几年自然灾害却是事实。
　　有人说，闹饥荒挨饿的时间长达三年。而我的印象中真正挨饿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也就是1959年春天到1960年春天那一段。后来的两三年虽然老百姓生活仍然不好，但不管吃孬吃好，已经能填饱肚子，比1959年强多了。
　　其实，即便1959年春天，一开始也是有粮食吃的。因为粮食都统一放在大队仓库里，按人口发放。干部们说国家粮食多得很，这边吃完国家那边就能调过来。但春节前大家还是&撕开肚皮&吃，等到过年之后，大队突然说粮食要按计划了，大人、小孩都按人头领取。最初还能吃饱，后来粮食计划标准不断降低，慢慢就不够吃了。这时大家才开始着慌。人们开始在粮食里掺点蔬菜或野菜，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瓜菜代&时代。开春前没有野菜挖，大家都跑到&晾茬&的山芋地里，刨开冻土，挖那些上年秋天扔在地底下的山芋。有的山芋冻坏了，还有的生了黑斑，苦得很。但大家还是很高兴的带回家。有了这些红薯，大家就不至于饿肚子。
　　那一年大家确实饿坏了，老百姓家家都揭不开锅。我家在徐州城里有一门远亲，他们在城里饿得撑不住，也跑到乡下来，大雪天和我们一起到冻垡地(收过庄稼后不再接着种，闲置一冬天，等来年春天翻耕。这种地也称&晾垡&、&晒垡&、&歇茬&等)里寻找遗留地底下的山芋。
　　我家自留地里种的是大麦，春天到来后粮食不够吃，我母亲每天都到地里去挖大麦苗子，然后带回家洗干净掺少许面蒸着吃。整个春天过去后，3分地大麦苗都被母亲铲得差不多了。
　　我祖父从河里捉了一碗小鱼虾，让我母亲拾掇一下在锅里炖。我兄妹不懂事，偷偷吃光了。我祖父回来后坚持认为是我母亲故意给孩子吃的，结果他们吵了一架。我祖父气得跟我们分家，10多年后才搬回来。
　　我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认识许多野菜的。我母亲带着我到湖里(我们这里把平原地块称&湖里&)、到山上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母亲告诉我哪些野菜能吃，那些有毒不能吃。我都牢牢记下了，到现在还没有忘记那些野菜的名字。现在不少野菜已经上了城里高档宾馆酒店的餐桌，那时候这些野菜可都是农民救命的东西。1959年我还不大懂事，有一次发现山坡上的&狼毒&(一种有毒的大叶植物，上面开着很鲜艳的黄花，下面结出薯块一样的东西)很好看，就用铁铲挖下来，还把下面的薯块拿在手里把玩，结果我的小手中毒，肿得非常厉害，很长时间才消肿。幸亏当时我没有把&狼毒&根当红薯块吃下去，不然命都没了。
　　那时候，山上、湖里的野菜都挖光了，大家就开始吃树叶。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榆树叶和刺槐树叶，特别是那些鲜嫩的刺槐树叶，更是人们采摘的首选目标。其次就是桑树叶、柘树叶、&鬼疙针&等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后来这些东西也被人们吃光了，就去弄椿树叶和柳树叶，这两种树叶都很苦，特别是椿树叶还有一股臭味，所以需要先用水泡，等把苦味、臭味泡掉后再蒸了吃。
　　那时候我们还吃了很多昆虫，蝈蝈、蚂蚱、&蹬倒山&，都能在火里烧了吃，很香。还有&瞎碰&(一种黑色的甲虫，有臭味，先用水浸泡，然后在铁锅或鏊子上煸了吃)、&山水牛&等，当然，像老鼠、蛇等，我也是吃过的。
　　吃野菜、树叶、昆虫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麦收。
　　我那个时候最喜欢走亲戚，因为走亲戚能吃饱饭。我每次到外祖母家，外祖母都会偷偷给我下一碗杂面面条，让我躲在门后面吃，怕我的三个表哥、表弟看见。
　　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大，整个夏秋两季都在不断下雨，很多庄稼都泡在水里，结果当年秋季收成很差。我记得那年的红薯长得很小，就跟胡萝卜似的。由于大家春天就开始挨饿，再也不敢像去年秋后那样&撕开肚皮吃饱饭&，过日子也都小心翼翼、精打细算了。收获山芋时，哪怕一个手指头似的小红薯也舍不得丢在地里。收红薯前，还把红薯叶都收起来，因为红薯叶能吃，而且要比椿树、柳树叶好吃多了。从那年开始，我们这里连续多年家家都有收存红薯叶的习惯，可能就是1959年春天挨饿养成的。
　　1959年冬天是一个难忘的季节，那一年的冬季既漫长又寒冷。但是大家还是撑过来了，因为上级及时调来了救济粮，还有救济款和救济布等。救济粮并不多，但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希望。我记得，救济粮中有粗粮也有细粮，不仅有小麦、白面，还有玉米、高粱、红薯干，更让我们意外的是还有大米。我们这个地方是在&四清&后实施的&旱改水&，先前不种水稻，老百姓是吃不上大米饭的，只有到城里才能跟过节似的吃上一次。现在是饥荒年代，老百姓却见到了雪白的大米，实在让社员们喜出望外。我记得我们家做的第一顿大米饭，就是用高粱米、红薯干、大米掺在一起蒸的，颜色又黑又红，与城里雪白的大米饭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吃起来却觉得很香。
　　难忘的1959年就在我们的记忆中过去了。
　　我从来都不否认那个年月闹饥荒挨饿，但我却坚决否认那些年&饿死许多许多人&的说法。最起码我们这里就没有饿死人。
　　几十年来，为了当年是否饿死人的事，我曾做过很详细的调查。首先，我们家有20多户远近亲戚，大都分布在苏皖两省交界处的数十个公社，有安徽的，也有江苏的，他们中有贫下中农成分，也有地主和富农成分，但没听说任何一家饿死人。其次是我们大队，我在大队当赤脚医生时，对全大队情况十分熟悉。我们大队一共748户(1972年)，3300多口人，所有的家庭我都去过不止一次。在我有意识的调查中，发现三年困难时期死的人都是病死的或老死的，属于正常死亡或自然死亡，没有一个饿死的。1978年之后，我在公社负责统计，也曾有心在各大队打听过这件事，同样没有人说那些年谁谁饿死了。至于其他地区有没有饿死人，我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但我们这里确实没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掌握的这些调查数据，都是经得起检验的。我的父老乡亲都还健在，我如果说谎，他们也是不会同意的!
　　但我记得，那一年，我们村上有好几个人曾经全身浮肿，当时都说是吃了什么东西中了毒。现在分析起来，这些浮肿病人极有可能就是饥饿造成的。但这几个人后来并没有死。
　　挨饿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更没有必要无中生有编造谎言欺骗后人。
　　九、话说乱葬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许多主流媒体经常有文章介绍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很多很多人，有的地方因为死的人太多没法掩埋，都扔在村头的乱葬岗里。
　　我这篇《话说乱葬岗》的文章本来不在《人民公社岁月》的写作计划之内，因为有一个读者突然进入我的博客，而且非常轻蔑地质问我：&你知道农村的乱葬岗吗?那里都是&饿死鬼&，那里都是饿死的冤魂!你不要再说假话欺骗人了!&
　　于是，《人民公社岁月》里就多了这篇《话说乱葬岗》。于是，我只能再次拿出一些资料和数据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个读者问我：&你知道农村的乱葬岗吗?&
　　我当然知道，而且知道得可能比他更清楚!
　　我们村有两处&乱葬岗&，一处坐落在村东南角300米处的&大洼&，一处坐落在村后200多米处的山坡上。这两个地方一处低洼存水不能耕种，一处土层太浅无法种庄稼。而且这里非常荒凉阴森，一年四季都被一人多深的荒草覆盖着，荒草里面还藏着蛇、刺猬等野生动物。我小时候因为割草经常光顾这里，所以对这里最熟悉不过。那时候我们年龄小还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几个小伙伴经常把乱葬岗里的骷髅当球踢着玩。
　　乱葬岗是做什么用的呢?的确是扔死人、埋死人的地方。但是，并不是所有死人都朝这里扔，更不是因为饿死无人掩埋才扔到这里的。
　　我们这里风俗，&乱葬岗&就是把无主的死人葬在这里。比如，一个外乡人突然莫名其妙死了，大家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也无法通知他的亲人，就临时把他埋在乱葬岗里。以后死者亲属或后人寻来，再将遗骨扒出来带回去。除了无主的外乡人，就是扔那些刚出生不久就去世的孩子。这里的风俗是，人死了都要进&老林&(林地，也叫坟地，是某家族统一集中埋葬死人的地方)，但戏子、婊子(因为她们身份低贱)是不能进家族&老林&的。既便如此，这些戏子、婊子也不会扔在乱葬岗，大多会找一个孤零零的偏僻地方掩埋。
　　埋在乱葬岗里的坟全都是&无主坟&。所谓&无主坟&就是不知道死者身份。比如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我们这个山头上战斗很激烈，有很多国民党兵死在这里。战争结束了，因为不知道他们家住哪里，当地老百姓就把这些尸体掩埋在村头乱葬岗。以后每年清明节，善良的好心人还会给这些&无主坟&添一锨土。我可以肯定地说，人饿死后扔在乱葬岗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即使真的饿死也要埋在自家老林里，因为扔在乱葬岗本身就是后代对先辈的不敬，是要被人家笑话的。只要还有后代，就不会把尸体扔在或埋在乱葬岗。有人说把死人扔在乱葬岗里，这是不懂农村丧葬习俗的表现。
　　幼小的孩子因为还没有成人，所以死后一般也不进&老林&。农村把这些刚生下来不久就夭折的孩子称为&讨债鬼&，死后都扔在乱葬岗里。特别是那些幼小就死去的孩子，大人还故意放在乱葬岗里让野狗撕扯。我们到处踢着玩的那些骷髅，其实就是这些过早夭折的小孩留下的。
　　乱葬岗里的坟一般都不多，我们村上的两个乱葬岗，一共只有十多座坟，还都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只有一座坟，据说是解放初期一个外乡人突然病死村头，大家把他掩埋在乱葬岗里。
　　1970年之前，我确实经常看到乱葬岗里扔着不少死孩子。那个时侯，我已经在大队医务室工作，对造成农村许多婴儿夭折的原因知道得非常清楚。
　　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接生不不科学。那时候，每个村子都有一到两个接生婆，她们都是年龄比较大、过去生过很多孩子的妇女，接生全凭老经验。她们的接生方法既原始又简陋，婴儿脐带都是用农妇做衣服的剪刀剪断的，使用时根本就不消毒，所以造成感染的机会非常多。我记得，那个时侯婴儿发病死亡率最高的就是&小儿脐疯&，一般是出生六七天开始发病，主要症状是发烧、&抽风&。这种病很难医治，最后都会慢慢死去。据统计，那时侯婴儿夭折死亡，有90%以上都是这个疾病造成的。
　　其实，那时候农村妇女都有这一痛苦的经历和体会。由于1970年之前农村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般妇女都会生育七八个孩子，有的甚至生育10来个。而成活率平均只有50%左右，大部分婴儿都在刚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其主要杀手就是这种&小儿脐疯病&。这也是乱葬岗里死孩子非常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进大队医务室不久，县、公社、大队三级合作医疗曾就婴儿死亡问题做过详细调查，最后得出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是产后感染。我记得当时县里医疗卫生部门发给医务室一份调查报告，把&小儿脐疯病&作为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占婴儿死亡总数的90%以上。
　　我后来还针对这一情况到外地做过一些调查，他们的结论跟我们这里基本一致。我还就乱葬岗的问题咨询过他们，他们也说当年的乱葬岗主要是埋&无主坟&，另外就是扔那些刚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婴儿。就是三年困难时期，也没听说饿死人，更没有人把饿死的尸体扔到乱葬岗里。
　　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状况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得到彻底扭转，因为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已经逐步改善，妇女生孩子都到医院去了。那时上级还明确要求每个大队医务室都必须配备一名女性赤脚医生，专职就是防治妇科疾病和接生。从1970年起，公社卫生院每年都对各大队负责接生的女性赤脚医生进行培训。大队医务室的接生条件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进步，除了难产，一般顺产都不出大队，赤脚医生完全可以胜任。接生不要花钱，最多是孕妇家人为赤脚医生端来一碗馓子红糖茶。由于医学进步，也很少再有孩子得&小儿脐疯病&。由于小孩死亡越来越罕见，而且也再没有外乡人死在这里，乱葬岗就渐渐失去作用。到70年代中期，我们村两个乱葬岗先后废弃，低洼的那一处改成稻田，山坡上的那一处栽了果树，无主坟也都迁走，现在已经看不到乱葬岗的任何痕迹了。
　　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看了我的这段文字，都会理解当年的乱葬岗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也就不会再相信什么&饿死人没地方掩埋都扔在乱葬岗里&的谎言了。
　　十、农村接生婆
　　我本来准备将计划中的《人民公社岁月》30篇系列文章顺利写下去。但是，一些网友的质疑，促使我不断修正原来的写作计划，同时还必须再查找一些新的资料，增补一些新的内容，帮助那些有疑问的网友弄清楚当年曾经发生重大事件和事实真相。
　　今天(9月8日)早晨，网友&bingh&在我的《人民公社岁月(9)话说乱葬岗》一文后面发表评论说：&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你的家乡在哪里?因为根据我的了解，解放以后婴儿的死亡率不会这么高，而且人民公社都有卫生院，不会是用接生婆接生，你说的情况是在解放前的农村吧!如果你不能解释你的家乡在哪里，那就是假的。&
　　我的&家乡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所说的是不是事实。这位网友一共提出3个问题：一是&解放以后婴儿的死亡率不会这么高&;二是&人民公社都有卫生院，不会是用接生婆接生&;三是我描写的是&解放前的农村&，而不是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国农村。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再次明确告诉大家，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和掌握的大量数据，我们这个地方解放以后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农村婴儿死亡率确实就是这么高。
　　先说说我周围的一些实例。
　　我的老母亲在20年中先后生育了9个孩子，最后只有我们兄妹5个成活下来。其中有一个弟弟是1965年出生的，活到1岁多时出疹子(即天花)死去。从1967年到1973年，先后又有3个弟弟来到人世，但都在出生一个星期左右患&小儿脐疯病&，&土&、&洋&办法治疗都不见效的情况下死去的。我岳母一辈子生了10个孩子，最后只有3个成活。我爱人的大哥比二哥年长15岁，中间有7个孩子刚生下不久就死去了，其中有4个是解放后出生的。我家前院的一位妇女，一辈子生下12个孩子，只成活了3个，死掉的9个孩子中，有7个生于解放后。我所在的生产队老队长(1970年之前)，他老婆先后生了11个孩子，最后成活5个。1970年之前，我们大队绝大多数40岁以上的育龄妇女都生过四到五个以上的孩子，其中有50%左右没有存活下来。这个数据是我们大队医务室调查妇科病时统计出来的，绝对真实、可靠和准确。我在《人民公社岁月(9)话说乱葬岗》一文中，说婴儿&成活率平均只有50%左右&，这是有事实依据的，绝不是笔者的杜撰。
　　第二个问题，1970年之前农村是否用&接生婆接生&。答案是肯定的。我母亲生下我们兄妹9个，没有一次去过医院，都是在自己家里请接生婆生产的。我曾调查过，那个时侯到医院去生孩子的妇女非常少，除非出现难产、大出血等紧急情况，家人才会把产妇送往医院。产妇为什么不到医院去生孩子呢?首先是路程远。我们公社一共24个大队、176个生产队(1970年数字)，距离公社卫生院(设在公社驻地)最近的大队5华里以上，最远的将近30华里。那时候交通工具非常落后，到公社医院看病、生孩子是十分不便的。我们这里属于平原，只有少量小山丘，如果是山区的农村，到医院去就更不方便了。其次是妇女没有到医院生孩子的习惯。那时候农村妇女实在&厉害&，怀孕后一直参加生产劳动，直到快生产了还在农田里忙活，我们村就发生过两例把孩子生在大田里的事。三是很多妇女不把生孩子当回事。有的妇女，孩子生下没有成活，当时哭几声，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我这样讲绝不是说那时候妇女心肠&狠&，而是实际情况。她们在20多年中生了很多很多孩子，有时候连孩子生日都记不清，对一个刚生下就夭折的孩子，她们已经麻木了。现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刚怀孕就宝贝似地&供&起来，几家人围着孕妇转，还定期到医院做孕前检查。现在去医院生孩子起码要几千元费用，与那时候是没法比的。关于&接生婆&，我们那里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普遍，部分村队，到70年代末还有。其实，尽管有&接生婆&，也不是所有产妇都请。一般来说，年轻妇女生育头胎、二胎是要请的，而不少已经生过几个孩子、自觉有经验的妇女，就在自己家里生，至多婆婆、小姑子在跟前帮一下忙。上面的三个原因中，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当事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医院远不方便。这种情况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才改变。因为那个时候农村普遍实行合作医疗，大队有&赤脚医生&，生产队还有专门培训的卫生员、接生员，孩子死亡率大大降低，接生婆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他怀疑1970年之前，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不至于如此落后。其实，这位网友可能不了解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1970年之前，特别是1965年&四清&运动之前，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是十分落后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贯彻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农村普遍开展合作医疗，同时又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赤脚医生&、卫生员，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才开始改善。但真正改变缺医少药的状况，则是70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
　　关于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我想再介绍一些重大事件和相关数据，来说明当时农村卫生工作的落后面貌。
　　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这个指示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该指示的核心就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示原文如下：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个著名的指示，从另一侧面充分证实当时农村卫生状况是多么落后，要不然毛主席也不会发出这一指示的。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卫生部在送给毛主席和中央的报告中深刻检查了工作上的失误。原文如下：
　　&由于卫生部领导长期把人力、物力、财力主要用在城市，以致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迄今未能很好地解决。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农村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 2亿5千余万元，占 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 16%。这就是说，用于 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 5亿农民的还多。&
　　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当时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到什么程度。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积极组织卫生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情况，提出落实指示的具体要求，敦促卫生部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
　　&六&二六&指示是一年后的1966年秋天才公开的。这一指示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作者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村群众彻底改变疾病丛生的落后面貌的决心。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
　　1965年1月，毛主席还指示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为农村培养医生。卫生部党组随后决定将城市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作为一种制度，凡主治医师以上的医药卫生技术人员，除年老体弱多病者外，都要分期分批轮流参加。在巡回医疗中，大批医务工作者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看病治疗。很多知名的专家也纷纷下乡，在为群众看病的同时，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到1975年底，全国有赤脚医生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
　　毛主席大办合作医疗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合作医疗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
　　上述介绍，从不同侧面证实：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至少到1970年以后才开始改善。我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新中国建设以后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成就，只是想说明，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是逐步好转的。如果说新中国建立以后什么都好，好像一天就改变了旧世界，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不论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我知道，网友提出某些质疑是出于好心，也是善意的。他们之所以提出来，主要是担心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人民公社。所以，我应该对这位好心的网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十一、三妮要读书
　　三妮比我小4岁，1972年刚好15。因为她上学晚，15岁才在大队&戴帽中学&(文革开始后提倡就地办学，很多中学特别是初中都搬到农村基层来办，初中称&戴帽中学&，高中称&联办中学&或&联中&)读初一。可是就在这年夏天，三妮突然辍学了。
　　1968年春天，三妮爹患肺结核病在医院查出来。那时候这种病是很难治的，大家闻之色变，都习惯把这种病说成&痨病&，有文化的人说是和林黛玉一样的。&肺结核&这个新名词，大家是后来才知道的。三妮爹初得病时很轻微，本人也没当回事，直到后来突然咯血，三妮的娘才开始着慌，用平板车拉着他四处求医。
　　三妮爹是从1971年秋天开始咯血的，断断续续大半年，到1972年初春时突然重起来，后来竟卧床不起了。三妮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在大队&戴帽中学&上初三，一个在山口(公社驻地)中学上高二。本来家庭生活就不是太富裕，爹病重后，生活越加困难起来。一家三个孩子上学，全靠一个妇女挣工分，日子过得实在够呛。三妮娘权衡再三，决定两个男孩继续上学，把三妮的学停下来。那时候农村还是有点封建的：三妮是女孩家，学上得再好最后也得嫁出门，书是给人家读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三妮回家能帮她娘收拾一些家务，在这方面，女孩要比男孩强得多。
　　三妮辍学后，心里非常难过，背地里不知偷偷哭了多少回。有一次我去大队医务室，正好路过她家自留地。发现三妮在苇丛里哭泣，一问才知道，她娘不让上学了。
　　三妮说，就是因为上面有两个哥哥，所以爹娘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不让她读书。后来还是学校老师到家里多次动员，她爹娘才松口同意。可是当她上学时已经9岁了，比别人家孩子晚了两年。现在，好不容易到手的读书机会又突然失去，她心里很难过。我听了她的叙述，也很同情她，就问：&你还想上学吗?&她眼里含着泪，重重地点着头说：&想，做梦都在想!&
　　我一听忙告诉她，那你就不要哭了，我去跟老师说说，让他们做你娘工作!
　　她听后直摇头，连说恐怕不行，老师已经来过好几回了，她娘根本听不进去。
　　我只好安慰她，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那天上午，我真的去了学校。因为学校就与大队医务室挨边，平时没事我总喜欢朝那里跑。喜欢去学校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为了看报纸。那时候，大队报纸都是先送到学校，里面有我最喜欢看的《参考消息》。学校校长姓黄，是本大队的一个资格比较老的民办教师。他说，老师已经去三妮家三次了，但一直没有做通她娘的思想工作。我问原因是什么，黄校长说主要是家庭困难。我替他出主意，学校不能免去她的学费吗?黄校长笑了，这话还要你说，她的学费一直都是免收的。包括他哥哥，这几年也没收学费。黄校长考虑一会，突然对我说，光免学费不是办法。他们家太困难，如果想动员三妮上学，就得先解决她家的后顾之忧。你爹是队长，去跟你爹说说，让生产队帮他们一下，我们学校再发动学生，帮她家多干些农活和家务，她娘也许就能同意了。我也觉得这个办法好，答应回去就跟爹说。
　　当天晚上，我把三妮辍学的事告诉了爹，并把照顾她家的事也顺便提出来。我爹一听，当即就说，生产队一直都是照顾她们家的。向和(三妮爸爸的名字)患病后，生产队就安排他看护山林，不仅活轻，阴天下雨还能记满分。去年底决分(年终分红)他们家透支80多块钱，队委会研究后都给他们免除了。现在看病都是合作医疗，除了挂号，也不要花什么钱，还要生产队怎么照顾他家呢?我说，向和患病需要增加营养，是要花钱的。能不能到公社给他家争取一些救济或补助呢?爹说，上次到公社开会，他专门到民政助理办公室，给向和申请了15元救济款。民政助理说，这种救济款一年一个家庭最多只能申请两次。听爹这样一说，我考虑半天，又出主意说，就不能想点办法，生产队也补助救济他们一点?爹说，那得开队委会研究，看看大家是什么意见!
　　第二天上午，我到学校找黄校长，把我爹答应开队委会研究的事说了，黄校长很高兴。他说，他已经在做早操的时候向老师和同学做了动员，让大家想办法、出主意帮助生活困难的三妮家，好让三妮回学校读书。我听了以后也感到很高兴，说学校真负责。黄校长摆摆手说，别夸了，哪是负什么责!现在上级要求很严，绝不能让任何一个儿童失学。如果出现失学儿童，学校是要负责任的。
　　生产队和学校的&助学&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学校动作很大，除了继续给三妮免去所有学费外，老师还决定，她的所有书簿费、课本费以及学习用具等，都由老师负责包下来。12个班级统一发动捐助活动，其中16个老师捐了33元钱(每个老师2元，校长3元)，380个学生捐款63元零6毛，加上老师捐款，一共96元6毛。这些钱准备在动员三妮上学时一起交给三妮娘。学校还做了分工：3个初中班学生，由老师带领负责三妮家的农活，包括自留地各种庄稼收割、脱粒、播种等;5年级(那时候没有6年级)学生，轮流安排年龄大些的到三妮家料理家务，比如打扫院子、挑水、出粪池子(农村的一种沤肥料的池子)等。
　　队委会研究的结果也很快出来了。三妮爹病重卧床，就照顾性的把看护山林的活交给三妮娘，每天记6分，阴雨天不扣，平时拉三妮爹看病耽误的工也不扣。另外，每月再给她家补助5块钱。年终分红时如果透支，就全部免除。队委会意见拿出来后，生产队又专门召开社员大会，把研究意见公布出来让大家讨论。结果大家基本没有意见，只有一个常年犯胃病的社员提出来，他的情况也需要生产队照顾。但他的话音刚落，就有几个社员站起来，一致指责他私心太重。眼看人家都快要死了，还跟人家争&照顾&。这一来，那个社员就低着头不敢说什么了。
　　动员三妮上学那天，我与黄校长等人一起去了三妮家。黄校长把老师学生的捐款递给三妮娘，然后把学校各班级准备如何帮助她家的计划也告诉了她，最后才提出让三妮去上学的事。三妮娘一开始还以为大家是纯粹劝三妮上学的，有些不高兴。后来看到这一情况，愣了半天，二话没说趴在地上就给黄校长磕头。大家一见慌了，连忙把她拉起来。我也很感动，当即表态：以后向和哥(论乡邻称呼我和向和是平辈，三妮应喊我叔)除了去公社卫生院拍片、化验(当时，大队医务室还无法做这些医疗检查)外，打针就不要再到医务室去了。你们每天只要拿2分钱复诊挂号费，我就把需要的针剂和口服药都带回来，每天早晚两次来给向和哥打针。她一听，嘴里哭着喊&太麻烦大兄弟了&，然后又想跪下来，被我一把扯住了。她还说，生产队也千方百计照顾她家，现在的光景比狗蛋(三妮大哥)他爹好好时还强些，真得感谢大家，感谢党和毛主席啊!
　　当大家要走的时候，三妮娘拍着胸脯保证：你们放心，明天一早就让三妮去，再不要你们来第二趟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当年的三妮现在已经50多岁了。我记得，三妮爹是1973年夏天去世的，他去世时，三个孩子两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由于生产队一直照顾他们家，学校也一直帮助他们家，而且向和去世后，三妮娘不需要继续拉他到处看病，他们家的日子反而比三妮爹活着时还要好，家庭经济状况也逐渐好转起来。他们兄妹三个没有一个中途辍学，两个上到高中毕业，三妮上到初三，因为没有考上高中才回的家。三妮二哥1977年恢复高考时还考上南方城市的一所大学，毕业分派到县城里当中学教师，直到现在还没退休。三妮20岁那年出嫁，婆家距我们村20多里路。因为我很少回家，三妮娘去世后，她也很少回娘家来，所以我有几十年没有见到她了。三妮娘是1988年秋天患肺癌死去的，乡邻们都传说，她的病可能就是当年丈夫传染的。
　　真是巧得很。今年清明节，我在回去上坟路上竟碰上了给爹娘烧纸的三妮。她已经变成了老太婆了，头发白了一半，岁月的沧桑在她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她见到我非常激动，老远就跑过来：&XX叔，那些年真是亏了你们哪!可惜俺不争气，没把书念好!&她还说，那时侯亏了有集体、有生产队，他们兄妹三个能上起学。要是搁现在，别说父亲还有病，就是没病，一家也养不起三个学生啊!她接着又难过地说，她娘生病时，他们兄妹仨拼了两万多块钱，她家的7000多块钱还是东凑西挪借来的，好几年才还清。要是像过去那样有合作医疗的话，她娘也许不会走得(指去世)那么早!说着她的眼圈红了起来，她凄凄地说：&俺娘从查出病动手术，只活了不到半年!&
　　我听了她的话，也觉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
　　十二、巧手樊梨花
　　那几年，范丽华的名气很大!不仅我们本大队社员知道，提起范丽华，全公社也有很多人知道她。她名气大的原因，一是名字起得响亮，二是手巧。范丽华这个名字，与历史上征战疆场的女将&樊梨花&重名(其实只是谐音，三个字写法没有一个相同)。别人提起我们生产队时，都会说：知道知道，你们队有个&樊梨花&，是&拾棉能手&。
　　范丽华是村西头范老五的二闺女，1972年时20周岁。范丽华个头不高，但长得挺秀气。瓜子脸，红中透白，像熟透的桃子，模样挺喜欢人。1972年之前她还没啥名气，是公社组织的一次劳动竞赛给她扬了名。
　　范丽华从小手就心灵手巧。跟妈妈学女红，学烹饪，学做家务，样样都比姐姐学得快，而且比姐姐做得好。1972年，她高中毕业回家劳动，不久就被生产队安排到棉花专业队。那时候，生产队按照农活不同分成若干专业队，除特殊情况，专业队一般不参加其他农活。比如蔬菜专业队，专门负责种蔬菜，一般只有三四个人。忙不过来时，生产队再派人搞突击。还有水稻专业队，整修&稻母地&(指育苗&秧板田&)、落谷、施肥、防治病虫害由专业队来干。等到大面积插秧、收割时，才动用生产队全体劳力。棉花专业队比其他专业队人数多一些，但活计较轻，多以妇女劳力为主，而且女青年在数量上占优势。因为棉花生产周期比较长，所以一年中，这个专业队的存在时间最长。
　　棉花是生产队的主要经济作物，也是生产队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相对其他农作物，棉花的生产环节和技术含量都比较复杂，不仅占用人力多，还需一定技术。所以除了棉花移栽和大面积采摘需要全队劳力出动外，其他诸如&打&营养钵、下种、抖沟、施肥、喷药、打棉杈这些技术活，都是专业队自己来干。
　　范丽华一进棉花专业队就显示了她的灵巧特长。她不仅迅速掌握了许多植棉技术，而且操作速度也很快超过其他人。比如打棉杈，每人分两趟，她总是第一个干完，而且&打&得又干净又好。从7月下旬开始，棉花陆续地零星开放，专业队就开始采摘。等到8月上旬，棉花盛开，满地白花花一片，专业队忙不过来了，生产队就组织所有男女劳力突击拾棉花。
　　有人不清楚那时生产队的劳动情况，都想当然地以为社员就跟小岗村的社员一样：干活&大呼隆&，偷偷&磨洋工&。其实远不是那样。那时候，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十几年，不仅各种机制健全，内部管理也是很成熟的。几乎所有农活都采取小段包工、以工计酬的激励政策。这种激励政策非常科学，不仅不能&偷懒&，而且机制制约你，使你无法&偷懒&。比如采摘棉花，并不是男女老少一齐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干多干少一个样。采棉时，男女劳力一字排开，每人揽两趟，按顺序朝前赶。最后以采摘速度和采摘数量计算工分。同时还有人专门检查质量，质量不合格的要返工，甚至扣罚工分或者不给工分。落在后面的社员和返工的社员，不仅挣不到工分，而且十分丢人。记得有一次，我家前院四妞拾棉花落在最后，羞得回家趴在床上直哭，连晚饭都不愿吃。
　　采摘棉花时，最重要的是讲究&三净&。所谓&三净&就是没有&眼子毛&，没有&鸡屎撅&，没有&花藏叶&。&眼子毛&是啥?，就是采摘时，棉壳内还残留少许棉花，飘飘的;&鸡屎撅&就是烂桃子里的棉花。这种棉花开不开，都像蒜瓣一样藏在棉桃壳里。因为这些未开的棉花，上面有黑色斑点或霉点，外观就像&鸡屎撅&似的，所以大家都这样称呼它。&鸡屎撅&属于次花，但不能扔，需要采摘下来分开晾晒。&鸡屎撅&晒出的棉花一般定为三级、四级，价格要比一级花便宜很多。所谓&花藏叶&，就是采摘时光顾速度不顾质量，棉花里掺杂干棉叶。&花藏叶&的棉花拾掇起来很费事，也很麻烦。这种棉花黑白相间，很扎眼，也很容易看出来。棉花收购站收购时很严格，只要发现&花藏叶&，就一律拒收。所以采摘时不能把干棉叶弄到棉花里。
　　采摘棉花时，除了分开趟子看采摘速度，最后还要过秤看采摘分量。男女劳力分好趟子后，每人腰间围着一个特制的大布兜。这种布兜分左中右三个兜，中间大的那个兜盛放好花，两侧小兜，一个放&烂瓣&(即&鸡屎撅&)，一个放&落花&。所谓&落花&就是采摘前已经落在地面上的棉花。这种棉花因为沾有许多棉叶和泥土，需要专门收拾。采棉结束后，生产队专职检查组要挨趟检查，然后进行综合评比。检查内容很多，主要看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