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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地产荣获“2016上半年房地产领域最具影响力头条号十强·暨一言九鼎”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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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沉默的基层人大 就有奢侈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奢侈浪费之风在今年全国“两会”成了众矢之的。刘建中委员展示了一组地方政府办公楼“豪华怪相”的照片，叶大年委员痛陈“看不见的公务浪费更可怕，一年不知喝掉多少瓶茅台酒”。鉴此，杨澜委员建议，“一是财政上要有审批制度，二是要发挥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建议今后政府的预决算报告公开行政成本。政府办公楼的情况，也应该报告”。（《中国青年报》3月11日）
代表委员们敢于强调人大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当然是件好事。不过我以为，以杨澜委员为代表的“报告”论，显然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不仅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也都单独进行了报告。聆听和审议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是各地“两会”的必备环节。因此，地方政府奢侈浪费之风不绝，根本原因并非是否报告，而是地方人大面对地方政府的报告选择了沉默。在沉默的地方人大和奢侈的地方政府之间，正确的逻辑关系是先有前者，才有后者。
监督的实现，先决条件是监督者对监督内容的全面准确把握。无须讳言的是，很多地方政府提供给“两会”的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是一块没嚼烂的馍。财政开支中用于基本建设的多少，用于公共服务的多少，用于民生保障的多少，用于行政开支的多少，往往是一个总数字，具体科目语焉不详。加之专业术语密集，一些人大代表理解起来确有困难。地方政府与地方人大之间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况，无疑成了地方人大发挥监督职能的阻碍。
但是，地方政府哪怕是有意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也与地方人大的默许有关。从理论上讲，人大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拥有无限的知情权和质询权。如果地方政府提供的财政预算和收支情况笼统模糊，人大代表可以理直气壮要求财政部门提供具体的报告。对报告中的疑点，可以理直气壮进行质询。对于财政部门不能自圆其说的开支，可以理直气壮进行问责。可是，很多地方人大对于地方政府这种做法，往往听之任之或者不痛不痒提醒几句了事。这种态度无疑是对监督权利的放弃。
地方人大未能严格监督地方政府，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选民的辜负。但是，地方人大及相当一部分代表面对财政开支浪费采取明哲保身态度，自身素质不高、议政热情不高往往只是表面现象。一个基本事实是，愈是基层的地方人大，愈是难以以超脱的姿态监督政府。以豪华办公楼而言，很多市及市以下的地方人大，即便和地方政府不在一幢大楼办公，地方人大机关的办公楼事实上也不比地方政府差劲。此外，在公车配备、公款接待及公费出国之类的“待遇”方面，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几乎可以等量齐观。试问，如此格局下的地方人大，拿什么底气来主持正义呢？
诚然，地方人大也需要必要的公务开支，地方人大的领导干部也理当享受政策范围内的各项待遇。但面对政府的各种奢侈浪费乃至一切不规范行为，地方人大要拒绝沉默，前提在于让真正了解民情、关注民生、传达民意的公众代表进入人大。这需要革新选举方式，克服人大代表遴选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更需要解决官员代表“一股独大”的问题，避免人大代表头衔成为解决官员、企业家、演艺界明星及其他名人“政治待遇”的一种方式。
行政成本不断高企，“三公”（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现象千夫所指却愈演愈烈，症状在地方政府，根子却在地方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比公开行政成本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充分体现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的民主，切实加强地方人大自身建设，保障地方人大监督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勇气。
点评：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人人喊打，评论没有停留于道德批判上，而是击中了要害：人大是监督的主体，因为有人大的沉默，才会有政府的奢侈。中国代议制一大怪象是：人大代表一边炮轰政府官员吃喝，可在政府预算审议时，却又一边让那些吃喝财政轻松通过，而不去否决它。“青年话题”的评论在价值取向上的一大特色是：弱化道德批判，而指向深层的和关键的制度问题。道德批判是浅表的，人大打酱油才是根本问题。
排除领导讲话必须正确的风险压力
在1月16日召开的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广州日报》1月17日）
正如汪洋书记所说的，领导同志不敢讲真话、讲实话、讲有感而发的话，原因在于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很可能是错话、不准确的话。讲错话就可能有压力、有风险、有代价，那压力和风险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首先是来自领导的领导。领导同志说错话，领导的领导就会不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下属说错了话，不仅丢了自己的脸，而且还给自己惹了麻烦，就像孩子说错话，父母会觉得孩子给自己丢脸惹麻烦而不高兴那样。领导不高兴，从上的压力和风险自然就来了。
其次是来自被领导者的压力。长期以来，被领导者们早已在心理上认可了领导的正确无误性，因而领导一句话，无论对与错，总是应者云集，声落事成。意识到了自己偌大的权威，负责任的领导自然不得不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战战兢兢、既惕且惧，就怕不小心一句话讲错了，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压力还来自习惯把领导的每一句话，都当做组织意志进行解读的公众和媒体。的确，有少数领导同志动不动就把个人的意志说成是组织的意志，甚至把要求服从个人意志说成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久而久之，公众和媒体也就慢慢地倾向于把领导的每一句话直接视作组织的意志。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又有哪个对组织负责任的领导同志，敢再“信口雌黄”，直言无忌？
总而言之，是整个社会中弥漫的“领导一向正确、必定正确而且应该正确”的迷信氛围，使得我们的领导同志不敢讲错话、讲不准确的话，自然也就不敢讲真话、讲实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了。因为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都很可能是错误或不准确的话——既可能是真的错误或不准确，也可能只是被听闻者认为是错误或不准确的，无论哪种情况，压力和风险都是有的。
这种“领导一向正确、必定正确而且应该正确”的迷信，根源在于统治了我们几千年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把领导－官员视作君、亲、师的“三位一体”，也就是政治权力、亲缘权力、文化权力的统一体；视作政统与道统的统一体，也就是政治权力与道德优势、知识优势的统一体。它起初只是主张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员，也应该具备必要的道德和知识优势，但到后来，这种主张却不知不觉地被转换成了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也必然拥有道德和知识优势。从这里出发，它又进而主张官员因其拥有政治权力，不仅有权对被治理者进行统治，而且还因其拥有文化和道德优势，而有权代替被治理者判断何为道德生活、幸福生活并强制其过这种生活。这种领导－官员观念的典范代表，在中国古代是孔孟心中的“君子”以及各正史所大力颂扬的“循吏”，在西方则是柏拉图的“哲学王”。只不过西方这一文化传统自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等之后就被逐步清除了，而在中国则绵延至今，从未断过。
但是，历史经验和现代政治哲学都告诉我们，一个人拥有政治权力，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也拥有文化、特别是道德优势；而且就算有人同时兼此三种优势于一身，也不意味着他就有权代替他人选择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而且应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生活，只要他的生活不危害到他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同等自由。
点评：舆论对官员是有偏见的，他们也许能容忍一般人讲错话，但很难容忍官员讲错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对官员有过多的苛求。我们拒绝官员享受过多的特权，可权利与义务是对应的，也不能赋予官员过多的义务，比如，不允许他们讲错话，他们讲一两句错误，舆论就要迫使他们引羞辞职。这样的言论氛围，会让官员不敢开口。容忍官员说错话、说不准确的话，是鼓励他们讲真话的制度前提。
所以，要想让我们的领导同志敢说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首先就要让他们不怕说错话、说不准确的话；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彻底清除这种“领导一向正确、必定正确而且应该正确”的迷信氛围；而要清除这种迷信，就要彻底清算那种君、亲、师“三位一体”的领导－官员文化传统。
魔鬼从不可怕，可怕的是给魔鬼化妆的人
总有一种东西激荡在某些人的胸中，一旦外部条件稍有成熟，自然就血脉膨胀地冒将出来，让所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一身冷汗。曲阜这次又很好地承担了这个角色，他们要在附近的一座海拔高度约200米的小山周围，建设一个面积达到300平方公里、总投入300亿元（据说还不够）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按照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的说法，如果这玩意儿建成了，就是中国的“文化副都”。
作为一个普通人，3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力，这么大手笔的项目，不能想象其规模是件遗憾的事情。我知道一种换算的方式，是从贵州的深山里学来的。当地经济很不发达，前几年去那里做义工，主要是考察当地的教育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募捐的方式给当地孩子缴纳一些学费。当地孩子对于数学的概念是用土豆来计算的。换而言之，就是他们对于多少钱其实没有什么具体概念。有孩子问道，你们北京人挣多少钱？某人说了一个数字，那孩子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换算成多少土豆，那孩子恍然大悟：原来北京人这么有钱啊！那可是一大堆的土豆呢。
300亿元是多少土豆？我按照这个换算了一下，即使换成北京的物价至少也是150亿斤。这个数字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土豆同时被生产出来放在一起。那好吧，再换一个方式来让我们加深认识。山东的人口目前是9700万人，平均每人大概为了这个“文化副都”要掏上300多元。上网查了一下，山东的低保标准据说有了很大提高，大概是每月900元左右。这样我们可能就有点感性认识了。因为如果900元就可以让人养家糊口的话，加上300元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总不是什么奢求。
算了，直接说我想说什么吧。前几天接到义工组织的电话，我们曾经去的贵州山村，那些孩子能上学了，但家庭的经济情况没有什么改善，也就是说，他们还是用土豆作为计量单位衡量财富。中国只要还有这么一个用土豆计数的地方，我就看不出来花上300亿元建立个“文化副都”有任何意义。一方面是孩子们每天看着盐水煮的土豆，一方面是在300平方公里的地方宣扬我们灿烂的文化，这样的反差与对比，会让人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什么样的感觉，恐怕用脚指头想想都能知道。
说起文化这件事，这个所谓“文化副都”的建议，固然是当地官员好大喜功、政绩工程的表现，但这种行为里倒确实有那么一点“文化”的影子。根据报道，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的意见很明确，就是把标志城建设成中国的“文化副都”。他说，中华文化标志城可作为我国的文化副都，承担部分中华文化家园的功能；将部分本应建在首都的设施建在此城，为举办本应在首都举办的国家级典礼和全国性活动提供场所。
我们这里光辉灿烂的文化景观之一，就是无论出现什么狗皮倒灶的事情，总有一些人冲上去抬轿子。作为一个学者，在口口声声的“文化家园”的呼喊里，最好先顾及一下自己的精神家园。什么是学者的精神家园？我觉得一个以人文精神为己任的人，其精神家园的基础，是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是民生之所系。
如果没有他们的鼓与呼，很多这种类似当年北京“万人大食堂”的荒唐事，不会挂上文化的外衣，就这么堂而皇之地端出来恶心人。为这种事情提供文化为借口的背书，知识分子的脊梁何在？难道真的要堕落到帮闲上去吗？
魔鬼从来不可怕，可怕的是给魔鬼化妆的人。
点评：文章的冲击力和穿透力显然在于，作者善用比喻，第一个形象的比喻，是拿文化标志城的300亿元与贫困山区学生吃的土豆比；第二个比喻是，拿为这个工程论证的专家，与给魔鬼化妆的人比。其实，批评山东济宁建文化标志城这件事，并没有更高明的理可以讲。文章的高下，就表现在以怎样的方式将这个大家都懂的大道理讲出来，作者选择的是形象、直观的“喻证”。
“自造权力”是有权者的本能与通病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近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炮轰了高校评估工作的一些问题，认为评估太多太滥，缺乏总体设计，是最主要的问题——什么都要评估，什么都在检查，学校里一年到头评估不断，今天财务大检查，明天审计大检查，后天物价大检查；教学要评估，学科要评估，“211”要评估，“985”要评估，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要评估……有些公务员太喜欢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用各种各样的评估、审查跑到基层指手画脚，这样的行为自然遭人厌恶。
“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纪校长指出了当下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这也几乎是有权者的本能与通病。根据网上流行的“权力膨胀定律”所言，“当人们拥有权力时，就会充分使用它，并有将它巨量扩大的倾向”。
诚如斯言。前段时间的“两会”上，时任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就曾对于中央部门的问题有过精彩的论述：“有一个中央政府部门，下属单位就有100多个，既有儿子部门、孙子部门，还有重孙子、重重孙子部门，三五个人就成立个部门，挂个牌就收费，这样算下来，中央部委起码有两千个儿子、孙子。”为什么儿孙这么多？究其根本，恰恰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继而谋取利益的思想在作怪。
这话不光形象，还有事实为证。根据2006年的审计报告，抽查26个部门下属138个单位的收费情况，5个部门把收费权转移给下级，涉及收费4.48亿元；12个部门的28个单位依托权力、公共资源收费，设计项目45个。调查表明，收费已成为一些部门所属单位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有的甚至依靠收费生存，资金管理非常混乱。说难听点，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儿孙单位能自负盈亏，甚至创造利润，俨然就是“权力下崽”，自己受益，人民遭殃。而这，势必导致社会运行成本的大大增加。
不由得想起了学者赵晓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经典：“中国要实现崛起，最需要寻找的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权力的边界。”有了边界，有了栅栏，公权力就不至于无边无界地膨胀，搞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程度，摆出“除了人的自然生理功能之外所有的事情都要包办”的架势。
耐人寻味的是，按照我们的级别规则，人民大学的校长应该算是级别不低的了，为什么对动不动就来指手画脚的小公务员毫无办法，只能过后写个文章说说委屈呢？或许还是因为那些和尚虽小，但背后的庙太大了，庙里握着太多可以左右学校命运的权力。县官不如现管，不是说到一些部委机构办事，“给你个凳子坐就是政治局委员待遇”吗？不是说“省委书记来了也常常只能站着吗”？这么大的官谱，谁敢造次？可问题是，这是不是自造的权力呢？
在200多年前的瑞典，就出现了“巡视官”（ombudzmen），是由议会任命的，专门负责调查公民对行政机关权力过界的控告，我们是否缺少了这样的制度？或者说，我们即便有这些制度，是不是对那些权力儿孙们的行为见怪不怪了，继而放任自流了呢？“自造权力”是有权者的本能与通病，管不好它，权力泛滥伤人也同样是通病。
点评：同题评论中，很多评论作者关注到的只是纪宝成所言的“评估成灾”，而作者敏锐地从纪氏言论中关注到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有些公务员太喜欢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这是评估泛滥的根源。作者的论证非常丰满和立体，可见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多的积累，在以往的阅读中已经有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只是借助纪宝成这个由头将自己的思考写出来。不是追着新闻写评论，追逐热点新闻，而是带着问题意识去看新闻，某个新闻会触发你在长期的读书思考中形成的某个问题意识，那样才能有感而发，就着新闻写出一篇有着独到观察的评论。
谁为王益披上音乐家的新衣
被隔离审查的高官王益，其身份是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再往前追溯，则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秘书。除了这些“正式”的身份之外，他还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十余首歌曲及大型交响组曲《神州颂》的作曲家。（《财经》7月21日）
读过经济学博士、又在中国证监会担任过副主席的王益，到北京大学客串一下经济学教授，似乎也没什么太多妨碍。不过，从一个不识五线谱、只能依靠电脑编曲软件作曲的“乐盲”，到中国音乐界的“奇葩”；从只能哼唱一些简单的旋律，到一颗乐坛上冉冉升起的卫星，其间的曲折实在是意味深长。
一名高官颇有些风雅的业余爱好，不仅登上了国内最高级别的北京音乐厅，而且远引高蹈到音乐圣地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展示中国交响合唱领域的最高成就”。其丢人现眼的高级别、大范围，实在让人大开眼界。那么，是什么让一个“乐盲”披上了“音乐家”的新衣？
一者，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幻象。根据媒体的报道，王益显然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王益早年曾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7年，其间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在中国证监会担任副主席4年，更是位高权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多年来在官场积累了深厚的人脉。
因为这种“深厚的人脉”，无论是做中国经济界的副部级高官，还是担任北大的经济学教授，或者是成为著名音乐家，王益都是以一种“天纵英明”的姿态横空出世。至于在作曲上，他“凭借常人罕有的自信大胆创作”，不过是其一贯行事风格的延续罢了，根本上源于王益特殊的权力和权力背景产生的幻象。
再者，帮闲以及由此产生的帮闲文化。吾国向来不缺乏这样的帮闲，帮闲和帮忙，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帮”字，也即缺乏主体人格的依附。有体力者以体力依附，有智力者以智力依附，其间并无高下之分，能做什么做什么。
在王益成为音乐家的路途上，我们惊讶地发现，在青藏高原旅游时，他“嘴边开始随意地哼出了一个旋律”，而身边的朋友们就“听了都觉得好”，更巧的是，这群朋友中间，恰好就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著名作曲家关峡。关峡当时就鼓励王益：“你要能把这个曲子写出来，我就帮你在音乐会上演奏出来。”
具有知人之明的关峡果然重然诺，得到应和的王益也在短短两三年，就写出了《香格里拉》、《梦丽江》等多首歌曲，并由毛阿敏、韩红、戴玉强、谭晶等著名歌手演唱。而2006年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首演的“大型主旋律交响乐”《神州颂》，终于把他的“音乐生涯”推向巅峰。关峡评价这颗新星：他的艺术感觉好极了！
据说，《神州颂》演出场次之多、耗资之巨，创出了中国交响乐史上的纪录。在文化界众多人士的吹捧中，只有“文化馆级水平”的《神州颂》，也被音乐界权威人士赋予“交响乐中国化和交响乐大众化的一个范例”、“中国的《安魂曲》”。
王益的突然折戟，断送了一名年轻高官的大好前程，这是殊为可叹的事情。更为可叹的是，同时也断送了其作为“作曲家”的历程。据媒体报道，王益出事以后，自己当然顾不上什么作曲的劳什子了，而那些专家朋友，似乎也都远引高蹈，演出计划搁浅，出版计划搁浅，帮闲终于帮到主子翻了船。风紧，扯乎。
点评：王益在位时，媒体和众人都在捧他，把一个音乐白痴捧上音乐家的位置，王益落马了，媒体和众人又在损他，拿他的音乐白痴当笑话看。捧的是媒体，损的也是媒体，在位时拼命地捧，落马后拼命地踩，这是一种很病态的舆论。当众人都在踩王益时，作者看到了媒体的人格分裂。评论员，需要避免人云亦云，而要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再进一步。
道德突围需要王石式的“不行贿”
近日，某媒体主办了一场题为“致敬——中国梦·践行者”的电视文化晚会，该媒体选了8个人作为“时代标杆”，企业界选的是王石。他们给了王石三个词——企业教父、探险家、不行贿者，让他选一个作为标杆的特征。王石选了“不行贿者”。7月10日，王石在东方卫视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不行贿”：至今还没有揭发一个案例说万科在行贿。
王石的选择被许多人视为一种黑色幽默：行贿是违法的事情，不行贿仅仅是不做违法的事情，最低的法律标准竟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熟悉中国现实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儿也不幽默。不行贿，听起来是一种法律底线，可在中国当下的制度语境中，坚守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底线，却需要一种强大的勇气、惊人的毅力和超越世俗的理性。因为难能，所以这种品质非常可贵。
一般来说，作为法律底线的品质要求，在道德上就更微不足道了，因为道德常常有着比法律更高的要求。而在“不行贿”上却不一样，在法律上作为底线的东西，在道德上却是一种非常高的要求，一般人很难达到。特殊的体制背景，造就了“不行贿”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悖反。
我向来反感一些人动辄将某种恶归咎于体制，而回避人本身的贪欲，但在“不行贿”上却是一个例外。一般人做不到“不行贿”，并不是人们的道德品质过于低下而不愿“不行贿”，确实是一种坏的体制逼着人们去行贿以获得资源，通过行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通过行贿依傍上权力从而不输在起点上。即使行贿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多少作用，但不行贿就会焦虑不安，感觉会被人挤掉，只有行贿才能让自己心安。有贪官在落马后忏悔时称，别人送礼时如果自己不收，会让送礼者感觉很不安——这其中并不全是为受贿狡辩，确实部分地反映了行贿者的焦虑。
权力社会中，权力掌握着许多资源的分配权，法治和规则形同虚设，潜规则大行其道，许多人不得不通过行贿获得资源，这使社会在不行贿、做安分守己的公民的道德上出现了一种囚徒困境：如果自己不行贿，而别人却行贿，别人就会掌握竞争优势，自己会吃很大的亏。考虑到别人的行为，“行贿”可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举措，即使行贿败露，也不会受到多大的惩罚，而且在这样的语境中，行贿并不是一件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在这种不以行贿为耻、臆想着别人一定在行贿的囚徒困境中，行贿必然愈演愈烈，道德必然日益沦丧，底线日益沦陷。表面上人人都痛恨行贿，实际上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时，许多人都选择以行贿寻求资源的分配，结果是规则越来越无人遵守，公民得为资源的分配和竞争支付越来越大的腐败成本。
怎么破解这个囚徒困境呢？最好的途径当然是驯服权力和规范权力，把资源的分配权全部交给市场，让权力手中无资源可分配，让资源都在市场中通过法律和规则公平地分配——可是，在法治尚未完善、权力尚未被驯服、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走出这个囚徒困境呢？不能把眼睛看着别人，只能诉诸每个公民自己的美德，用公民的美德集体对抗体制的弊病，从每个人自己做起，用每个公民的道德自觉去破解人们在行贿上的困境。
这就是王石“不行贿”的时代标杆意义。社会在行贿亚文化上的道德突围，需要王石式的“不行贿”这个诉诸自身道德信仰的选择，也就是：坚信行贿是一种不道德、不正当、不合法的行为，坚信规则的力量，不管别人行不行贿，不管别人会从行贿中获得多大优势，自己坚持不行贿。这就是公民美德的力量，如果这样的美德得到传播并普及，多数人洁身自好，才能走出行贿的囚徒困境，冲破权力体制的牢笼，陷入恶性循环的道德也才能因此而实现突围。公民不是体制被动的承受者，他们的美德有一种能动的力量，从而撼动体制之弊。
点评：我们的舆论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人都有受害者意识，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是受害者，是体制的受害者，是污染的受害者，是道德恶化的受害者，却很少有人去反思自身的责任，不反省自己也可能是污染和坏道德的制造者。习惯了以受害者自居，让人习惯性地拒绝反省自身的责任，总感觉自身很无辜，然后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承担责任和义务。这篇文章，抓住的正是这种社会心态，并给出了走出囚徒困境的解决之道：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别人，公民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从自己做起，因为处处是这样充满说教意味的口号，人们已对这样泛滥的宣传充满逆反心态——其实，这是中国许多领域的道德突围必需的公民美德。在社会的道德失范中，我们已习惯于“把责任推给别人”，谈到道德沦丧，习惯的是把矛头指向别人——我行贿是因为别人行贿，别人不行贿我才不行贿；我乱丢垃圾是因为太多的人在乱扔垃圾，为什么不让富人和强者先保护环境？许多人都在乱闯红灯和违反交通规则，我为什么要坚守规则呢？这样互相推卸、互设条件、互为借口的结果，是社会永远走不出不道德的怪圈，甚至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样的囚徒困境，必须有一个突破口，就是像王石这样每个人的责任自觉，这样的自觉必然需要一个人降低对功利和前提的依赖，不要考虑别人怎么做，不要计算功利得失，否则，道德的囚徒困境根本无法被突破。
“吐口香糖就收房”后强者的道德霸权
从“禁止养宠物”到“禁用高档化妆品”，见惯了各地为保障性住房的使用所设置的种种限制，不过没见过广州这么苛刻、严厉和繁杂的，除了规定“擅自将保障房转让、转租、出借、调换、改建、连续空置的”将收回外，还规定了29种扣分行为，比如乱停车、乱倒垃圾、高空掷物等都要扣分，两年内累计被扣分数达到20分就要收回保障房。最引人注目的是“乱吐口香糖扣3分”，这意味着吐了7次就会被收房。（《广州日报》1月6日）
乱吐口香糖、乱倒垃圾确实是很不文明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但如此庸常的小恶，至于与享用保障性住房的资格挂起钩来，以至剥夺一个人的保障房福利吗？吐口香糖7次就收房，这样严苛、细密的规定，让人感觉到掌握规则制定权力的强者在决定弱者命运时，那种居高临下并带着浓厚施舍意味的道德霸权。
确实，保障性住房带着浓厚的保障和福利特性，理应进行限制。权利有“合法占有后即可排它享用”的自由支配属性，而福利不一样，占有者并不能自由支配福利，福利来自公众纳税，受助者必须按照一种符合公众期待和政策意图的合宜方式进行享用，所以享受保障房福利的人对保障房的支配必须受到限制。但限制不能乱限，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住上保障房后所有行为都受到限制，限制和惩罚应与滥用这种福利相关。比如转租当然应收回，因为你把福利当成了营利工具；空置意味着你不需要住房，不收回就浪费了公共福利。乱吐口香糖虽然不文明，可它与保障房的资格有什么关联呢？一个乱吐了几口口香糖的人，凭什么就没有了住保障房的资格？
理解广州此举是想借此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可这样的素质要求，应平等地施加于每一个市民，而不是仅仅指向住保障房者，仿佛住保障房的人素质就差一些，这样的规定中隐含着阶层歧视。更重要的是，根本不该在保障房上添加“不准乱吐口香糖”之类的道德义务，吐口香糖与住保障房并无关联，惩罚应该“罪刑相适应”，权利与责任应对应——为某种权利添加了不相关的义务，让人们承受与错误无关的惩罚，这样错位的惩罚实际上是一种株连和绑架，以保障性资格绑架公民，以文明的名义肆意侵犯公民的正当权益。
这样苛刻的规定和不相关的道德绑定，首先暴露了政府部门在提供保障房上居高临下的“施舍意识”：保障房是政府施舍给你住的，你在各方面就得乖乖听话，政府可以随意处置自己恩赐给你的东西。
其实，保障房虽然带着保障性质，属于一种公共福利，但并不是政府施舍的（即使是施舍，也是所有纳税人“施舍”的，是社会给低收入者的保障），而是政府应承担的保障责任。福利并不是谁施舍和恩赐的，它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公民权利。在某种低收入水平上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保障房，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公民应享受到的福利权利。这种福利权利虽因其“福利性”而受到限制，但限制不能任意添加，只能在有可能损害这种福利的问题上进行约束，而不能添加无关的义务。
对保障房进行繁琐、复杂、苛刻的扣分管理，绑定上无数种严苛的道德要求，也是政府部门创造权力、设租寻租的一种方式。本来政府在保障房管理上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一个人只要收入水平符合了保障房资格且不违反基本规定，就可以享受到保障房，政府无权进行更多的干预。可有了这复杂的扣分规定，违反这个扣几分，违反那个扣几分，扣满20分政府就可以收回保障房，扣分理由五花八门，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扣分，保障房住户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了相关部门手中。进行这样苛刻的扣分管理，可能是政府创造权力的一种方法，扣分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随时可能收回住房。为了保住房子，住房者可能就不得不在权力面前服服帖帖，不得不老老实实地依赖权力的保护，甚至以各种方式向权力交保护费。扣分是一种提醒，你在利益上依赖于权力，你必须顺从权力的意志。
繁琐的考评是一种数字霸权，是一种权力统治术，如今许多领域行政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典型如大学中，这个扣分，那个扣分，大学教授不得不屈服于行政官僚的指手画脚。显然，这是强者向弱者宣示一种道德霸权，我制订规则，你服从规则，我通过“吐口香糖就收房”宣示着对你命运的支配权。
人们之所以反感这样的道德约束，关键还在于，相比于限制平民的权利，相比于限制弱者那点儿微薄的福利，“限权”应首先指向掌握巨大资源的公权力和强者——可同属于福利，强者享有的那些福利：国企领导的公款吃喝，政府官员的公务用车，公务人员的公款旅游，何时受到过类似“吐口香糖就收房”这样严苛的道德约束？在我们的制度结构中，对公权力和强者的约束差不多是整个社会监管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严厉都用在对弱者的监管上，严厉得近乎严酷。这，不能不说是另外一种道德霸权。
点评：这篇文章谈到了强者与弱者，我一直以为，一个强者更讲道德的社会才会前途无量。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强者、弱者和普罗大众都应讲道德，可如果一个社会中坚守道德常是一些弱者，传播的常常是一些弱者讲道德的感人故事，或者许多道德要求都指向弱者，而强者却不讲道德，这样的道德生态是不健康的。监督强者，关怀弱者，批判那种强者对弱者的道德霸权，一直是我们的版面坚守的一种起码的价值立场。
中石油的事故责任人正在接受表彰
负责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公司原油罐区日常运营和检维修工作的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日前召开了“7·16”火灾事故抢险救援表彰大会。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下属9个单位和197人分别被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中华工商时报》8月9日）
大连油管爆炸事故是一次不折不扣的人祸，在油轮已暂停卸油作业的情况下，仍继续向输油管道中注入原油脱硫剂。国家安监总局和公安部共同发布的《通报》指出，事故暴露出四大问题，包括原油接卸过程中管理混乱，有关部门接到暂停卸油作业的信息后，没有及时通知停止加剂作业，事故单位对承包商现场作业疏于管理，现场监护不力。
在这次火灾事故抢险救援中，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的广大员工确实表现出了临危不惧的精神，他们举全公司之力，抑制了火灾险情的发展，这的确值得称赞。但是，也应该看到，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生态损失是惊人的，一名消防队员还因此牺牲，事故单位不反省责任却乐于颁奖，让员工都不忍卒睹，以致愤而投诉。
表彰救灾中的先进者无可厚非，但这种表彰如果掩盖了责任，则有可能导致更多的灾难。2007年河南陕县煤矿透水事故，69名工人被困三天后全部获救，救援人员随后获得表彰。当时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说，“很幸运的是有两条压风管道可以利用，通信线路没有中断，这是历次救援都没有的”。遗憾的是，幸运不可能时时有，就在河南弹冠相庆后的半个月，相邻的山东新汶煤矿就重复了同样的“事件”，又一次因罕见暴雨造成洪水入井，这次却是灭顶之灾，172人无一生还。
只记得奇迹，不记得教训，这也是灾难不止的原因。我们都熟知“曲突徙薪”的故事，听不进忠告的讳疾忌医心态，只会给灾难埋下祸根。在2006年原环保总局的通报中，大连30万吨级原油码头项目港址变更项目，即被批评为“风险防范措施与风险应急预案不完善”，而这次被爆炸所引燃的储油罐所属的中石油保税油库，也被提示很多风险敏感点。悲剧终于发生，教训反思了没有？风险敏感点排除了没有？应急预案完善了没有？如果没有，经不起追问的总结又有什么意义？
诚然，每一次灾难中，总会涌现出令人感动的救灾事迹，对那些大无畏的精神与救灾的成功经验进行表彰，也确有必要。比如，王家岭中那些啃馒头喝凉水、风餐露宿的救援工人，大连爆炸事故中勇往直前的消防官兵与群众。但是，“对于在事故中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大力表彰，相关责任单位的领导干部带头受奖”，显然不合适。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就是有奖也不能颁给你！要不然，何谈公平性，严肃性；何谈惩前毖后，举一反三！又何谈避免下一次灾难！事故过后，公众更希望看到原因分析会、隐患整改会、对责任人的追究处理会，而不是什么比灾难更揪心的自我表扬会！
点评：事故责任人，不被问责，竟然还在接受表彰，这大概只有中国才会发生的事，这样的对比，在评论上有着一种天然的冲击力和穿透力，作者只要将这种鲜明的反差说清楚就可以了，显然，作者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新闻，天然地具有评论价值，关键在于表达。当然，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敏感，编辑不得不对这篇起初很尖锐的文章作了不少中国特色的处理。
救灾款能否成名副其实的“砍头钱”
甘肃文县是5·12地震重灾区，地震中倒塌房屋和无法再居住的危房占了总户数78%。时隔两年半，当地很多灾民至今依然住在救灾帐篷里，因为政府重建的灾民援建房多是危房，不敢住。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国家划拨给文县的中央重建基金中，将近一个亿被政府截留挪用或者变为借款，要么不发放，要么被当地政府用来搞亮化工程。（《经济参考报》1月12日）
地方政府截留挪用救灾款的消息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人们常用“砍头钱”来形容救灾款，意思是谁敢动谁就是自寻死路，但事实是，截留、挪用救灾款在某些地方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做法。奇怪吗，在面对众所周知的“砍头钱”时，一些地方大员为何总是毫无畏惧地将其当成“唐僧肉”来瓜分呢？答案有二：一是审计监督不严，二是惩治不力。
先说一。文县这么严重的截留、挪用、改变款项性质的事件，居然不是审计监管部门发现曝光，而是媒体首先发现披露，这本身就暴露了审计监管的失职。这不是说，审计部门没有履行审计职责，而是审计不到位，不严格，存在走过场的情形。
笔者从甘肃省审计厅网站日发布的消息中获悉，当年7月6日至8日，审计署领导专程深入陇南市（文县属该市下辖县）检查指导救灾款的审计发放工作，在听取省市审计部门领导的汇报后，认为甘肃省抗震救灾款物审计工作和社保资金审计工作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组织领导有力，二是工作深入细致，三是审计效果明显。结论是，审计署对甘肃省抗震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审计监督工作是满意的。对照上述新闻，这是否颇具讽刺意味？
审计署没发现截留挪用等问题。这可以理解，因为当时救灾工作刚刚铺开，问题尚未暴露。问题是，两年半过去了，文县的问题已经暴露得很充分了，请问，当地审计部门干啥去了？有没有进行跟踪审计？
再说二。地方政府截留挪用救灾款的消息不绝于耳，但鲜见有哪位责任人受到惩处。如上述报道，竟然连文县领导的名字都没披露，连个责任人都找不到。这样的“媒体曝”又能对责任人产生多大的威力呢？对责任人惩治不力实是造成救灾款被截留挪用的根源。
那么，如文县这般截留挪用救灾款的行为该当何罪？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社会保险、征地补偿等专项款物疏于管理，致使款物被贪污、挪用，或者毁损、灭失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明文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可见，文县当局所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法规，理应受到严惩。
救灾款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砍头钱”，关键是要落实上述法律法规和去年5月20日中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审计署五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通知》，“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非如此，救灾款成“唐僧肉”的现象就不会绝迹。
点评：缺乏执行力，是中国各种政策和制度的通病，多是雷声大雨点小，作者用“砍头钱”这个通俗且直观的表达将这个老问题再提起来，很有冲击力。对于评论，有时并不需要太多的亮点，也许仅仅一个形象的词，就能让整篇评论有了生命力和穿透力。
公民信息库防腐败，贪官生病全民吃药
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近日列席全国政协体育界别讨论会，会后表示，在预防腐败及社会廉洁方面，要加强对社会现金流通和商业预付卡的管理，“目前准备对大额预付卡实行实名制”。另外，他表示：“建立公民二代身份证取代一代身份证的信息代码制，也将有效预防官员腐败。”（《京华时报》3月8日）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不过，当这个治理目标与“公民信息库”结合在一起时，就让人不太理解：预防官员腐败，那去建“官员信息库”啊，为什么建“公民信息库”？难道每个公民都有腐败的可能，这不是“贪官生病，却让全民吃药”吗？
预防官员腐败，何必舍近求远地拉着全民一起陪绑？这方面最有效的手段是建官员信息库，监控官员的银行账户、房产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而建官员信息库，最简单可行的制度形式，就是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和公示制，让官员定期申报自己家庭的财产收入和变动情况——不仅要他们自己申报，监管部门更要主动掌握他们的财产信息。建立起官员信息库，及时监控官员银行账户的异常变动，了解到他们不明来源和无法解释的财产，这才是最直接的腐败预防手段。谁生病，就让谁吃药。发达国家的反腐经验也证明，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是最有效的反腐利刃。
可这种最直接有效的反腐手段，因为受到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力阻碍，一直得不到实施。舆论自1988年开始就呼吁推行财产申报制，有关部门一直回应“在研究”，90年代后虽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及《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却得不到落实和执行。近年来每次全国两会，都有代表委员提这方面的议案提案，重庆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连提6年，可回复都是“论证研究”或“逐步推进”。真正的官员财产申报制不出台，官员信息库就无法建立。
官员信息库无法建立，官员阻力大，老百姓好管理，于是就开始打主意建立公民信息库，以此预防腐败。这显然是拣软柿子捏，转移焦点，回避问题。
政府部门在进行类似问题的治理时，似乎一直有“官员生病全民吃药”的规制习惯。记得浙江宁波市海曙区纪委几年前曾推出一个反腐网游《清廉战士》，描绘一个成长在“贪官横行”世界中的“清廉战士”，通过与贪官斗智斗勇、抵御“升官发财”等诱惑，抗腐经验值不断累积，最终达到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清廉仙境”。当地纪委称，要通过这个游戏对青少年进行反腐教育，反腐从娃娃、从青少年抓起，通过游戏这种轻松的方式传播清廉理念。这也是“贪官生病青少年吃药”。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是手中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向青少年宣传有什么用？腐败横行不是国民素质问题，而是权力未受监督使然，一个道德再高尚品质再优秀的青年，只要他手中掌握了不受监督的权力，就可能会腐败变质，任何先在的反腐教育灌输都不顶用。
为防贪官出逃，对公民护照进行严密审查；为防官员洗钱，对所有公民的银行账户进行监控。结果，很多时候并没有防住有强大反侦查能力、越来越狡猾的贪官，倒是对公民的自由进行了无数限制，给老百姓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公民信息库，实际上不该是对公民信息进行监控，也不应承担防腐反腐功能，而应向公民提供服务，并以此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
其实，如果公民信息库真能治腐，没病的老百姓跟着有病的贪官们一起吃药也没什么，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收违法钱，公开信息就公开信息了。所以，当前年有官员就财产公开制反问“你们老百姓怎么不公开财产”时，网络上兴起一个“我脱了，轮到你”的平民财产公开运动，网友们纷纷晒出自己的财产，以此倒逼官员也公开财产。可是，官员群体并没有呼应。老百姓不怕公开，怕的是屁股上有屎的官员。所以，最终的药肯定都只是没病的人吃了，有病的人可以轻易逃避吃药。这正是公众对预防腐败的公民信息库充满反感之处。
点评：这篇尖锐的评论，其实是另一家媒体毙掉的稿件——那家媒体毙这篇约稿的理由是：两会期间非常敏感，这篇评论涉及反腐这个敏感话题，而且这么尖锐，所以不能上。评论最终发在了中青评论版，我们的评论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这么给自己设限，不会因为两会就主动降低版面评论的锋芒去迎合“两会氛围”，而是保持一贯的风格。许多因这个原因被毙的稿件，都会到我们版面来寻求见报，我们认为这是本版的荣幸。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再一次从有关部门的回复中了解到，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正在制订过程中。
官员别指望“不被骂”的微博特权
微博热方兴未艾，官员上微博早不算什么新闻，不过像浙江海宁司法局局长金中一这样完全融入微博的官员，并不多见。目前，他的微博“粉丝”已达33000多人，被媒体列入“中国微博界最具影响力官员20强”。在其影响下，海宁司法局下属14个司法所已全部开通官方微博。他不仅通过微博普法，还积极与网友互动。（《浙江日报》3月22日）
金中一微博有33000多粉丝，与一些官员动辄上十万的粉丝数相比并不算多，可那些官员的粉丝，往往都是网站为让他们感到有面子而伪造的“僵尸粉丝”——金中一的粉丝，都是他靠4000多条“围脖”和积极的互动吸引来的，是“有微博、有关注、有粉丝”的“真粉”。这个官员微博不是用来作秀的僵尸微博，金中一像一个普通网友那样，以遵守微博规则的方式融入微博，通过微博真正地展开官民的良性互动。
以遵守微博规则的方式融入微博，这是官员微博保持活力的关键。
不少政府部门和官员，仅仅把微博当做一种工具，仿佛官员上微博了，账号中有不少粉丝，官员再用微博发一点儿政府公告和地方新闻什么的，就是微博问政了。其实不然，这仅仅是传统政治的翻版，仅仅是把微博当做一个类似政府门口公告栏的工具。微博本质上不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让人与人的交流更加便捷和深入的交往方式。真正的微博问政，是要通过微博将日常看起来枯燥的政治和形象僵化的官员变得人性化，填充进有血有肉的内容，让民众觉得官员跟身边人一样，政治就在日常生活中。
微博本身有一套规则，如即时的交流、便捷的讨论、碎片化的语言等。官员上微博应主动遵守这种规则，而不能将官本位那一套移植到微博上来，反过来让微博迎合权力的偏好。
我听某网站负责拉官员开微博的人士讲过，他们拉官员上微博时，一般都会向其承诺，通过技术手段保证他们看不到网友对他们的负面评价，及时帮他们删除不利信息。有此保证，官员才会迟疑着试水微博——为了拉来官员做营销，网站不得不作出这种承诺。我很不明白，如果没有了批评内容和负面评价，那还叫微博吗？那上微博来干什么，官场中那些前呼后拥阿谀奉承的马屁话还不够多吗？这不是上微博，而是毁微博来了！微博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为官员开辟特权。
可即使网站承诺“通过技术手段保证官员看不到负面评价”，不少官员仍对上微博充满恐惧。一家网站为鼓励员工拉省部级高官上微博，内部开出了“拉一个高官奖3万到5万”的悬赏，可员工使出浑身解数也难拉到较高级别的官员。在微博问题上，民众早就过河了，可我们一些官员还在战战兢兢地“假装摸石头”。他们习惯了在与民隔绝的神秘中塑造自己难以接近的权威性，担心众声喧哗大嘴小嘴都说话的微博氛围，降低他们的“身份”。
我知道，不少官员和政府部门的官方微博，是关闭了评论功能的。正因此，当某市公安局的微博“开通一直关闭的评论功能”时，才会成为不小的新闻。无反馈，非交流，无评论，不微博，微博一时风行，最大的魅力即在其平等、即时、快捷的交流。你说话，我评论，你评论，我跟评，以高效率的表达和传播实现高效率的沟通和交往。没有了评论功能，就与最传统“我说你听”的公告栏毫无二致。微博开通“评论功能”成为新闻，堪称对微博技术的大羞辱。
可一些官员害怕与民众交流，不习惯看不顺从其意志、让其不舒服的评论，他们从骨子里反感人——尤其是平民评论，于是微博的评论功能便被他们关闭了。他们也习惯了被人众星捧月地说他们爱听的话，而不喜欢微博上民众可以随意“修理”他们，不喜欢被人随意品头论足。
点评：因为这篇评论，作者与评论的主角，浙江海宁司法局局长金中一，成了朋友。这篇尖锐的评论给流行的官员微博热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这种批评，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分析上的，而是作为一个资深的微博用户对微博深入的了解中。作者通过自己的日常观察和关系资源，了解到微博在吸引官员用户上的特殊政策，这为其评论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论据。
这方面，官员金中一的微博堪称官员微博的典范。金中一认为，政府就要在“玻璃房”里工作，政府、官员们做什么，大家都可以看到。政府和官员如果常到“玻璃房”逛逛，就是一种进步，微博就是一种“玻璃房”。真的，让人评论，天塌不下来；不与网友交流，不参与讨论，把传统政治中那套复制到微博中来，把官威的谱儿摆到微博上，这微博问政的秀，还是别作吧。经营微博的商人，也别迎合官员的口味而修改微博的规则了，应该是官员来顺应“人人平等”的微博规则，而不是为他们提供特权。
权力别逼着民众过愚人节
又到愚人节了，愚人新闻、愚人游戏、愚人策划、愚人商品，愚人节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娱乐链条并成为一种文化和商业现象。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国人的娱乐精神早已与世界接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懂得娱乐，敢于娱乐，是自信的表现。
愚人节，是市民社会的娱乐狂欢，愚人，是公众之间善意的玩笑。其实，不仅是愚人节这一天，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有娱乐精神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愚人节”文化，面对办公室中、PARTY上、聊天时善意的“愚弄”绝不会生气，而能以轻松和宽容去参与娱乐——因为，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一个玩笑，不是真正的愚弄，而仅仅是恶搞；不是为了整人，而仅仅是娱人；不是真把恶搞对象当成愚蠢的人，往往是找最亲近、最熟悉的朋友去娱乐。
可现实中，有一种愚人，不是娱乐，而是低估人的智商，真正把人当做蠢人去愚弄；不是恶搞游戏，而是霸道地去捉弄那些无力与其平等博弈的人，玩弄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傻瓜的人。面对这样的愚弄，你虽然怒气冲天，却无法“反愚弄”，也去愚弄那个愚弄你的人；虽然明知道这是一场愚弄，你只能选择“被愚弄”，而无法拒绝。这样的愚人，不是一般的愚人，而是权力对民众的戏弄、玩弄和愚弄。
现代社会，可以被同事愚人，不容被权力愚弄。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权力愚人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非常普遍，不仅是个案上的，而呈现出制度性的特征。权力愚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丑闻被曝光后的权力表现。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习惯低估民众的智商，而作一些明显是愚人的解释。比如，陕西某地政府官员私分民间收藏家向政府捐赠的文物，丑闻曝光后，官员向媒体解释说“是保管在个人家中，而不是私分”——这就是典型的愚人。还有，海南某地一个6000多套限价房项目仅仅针对公务员销售，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房价远远低于周边每平方米25000元的普通商品房价格，官员的解释说，是为方便公务员上下班，可为政府节省很多油料——这样的解释难道不是把老百姓当傻瓜！
一些部门对丑闻的解释充满着类似的愚人色彩，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出了差错，都是“技术原因”；下属犯了错误，永远都是个人行为，领导永远都是“毫不知情”。某些政府部门掌握着新闻的发布权、信息的阐释权，垄断着话语权，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们敢于愚人。
其二是某些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上的表现，也是习惯把老百姓当愚人。无论是公开灾难信息，还是突发事件的信息，不少地方拒绝公开最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担心公开信息后会引发恐慌，真相会引发很大的不稳定。比如某地发生手足口病疫情后，当地政府拖延多日后才公开疫情，理由就是“怕引发恐慌”。还有某地流传钴60将爆炸的传言，当地政府拖延公开的理由也是如此。事实真的如此吗？民众真的愚蠢到对真相没有了承受力，一公开真相就会惊慌失措吗？事实证明完全相反，突发事件后充分地公开信息，只能让人更加聪明，而政府捂盖子才是引发社会恐慌的源头。愚蠢的不是民众，而是那个捂盖子的公权力。
其三是在民主问题上，一些官员也习惯低估民众的素质，把民众当傻子。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决策时拒绝实行民主的一大理由是，民众普遍素质太低，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使用民主权利的程度，让他们参与决策，既浪费时间，又容易造成混乱，还无法保障决策的质量。所以，还不如直接让精英们关起门来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已逝的宪政专家蔡定剑先生早就作过系统的批驳，不要低估民众的民主素质，其实，民众在行使民主权利上有一种天然的本能，捍卫自身利益的冲动会让他们去用好手中的权利，民主素养与文化水平无关。农民不懂民主的罗伯特规则，可他们发明的“萝卜青菜规则”异曲同工地反映了民主的本质。
点评：这是为愚人节写的一篇评论，当大家都娱乐化地谈论愚人节时，作者严肃地谈起了权力愚弄这个话题，借愚人节谈起了权力对公众的捉弄。一个时政大报的言论版，需要这种公共情怀，借助每一个新闻事件和时事热点的机会，表达版面恒定的价值立场和关怀：我们可以自己愚乐，但绝不允许权力逼着我们过愚人节。
还有，在一些公共问题上，一些部门动辄就想到“管制”的方式，总想去自上而下地去监管和教育老百姓，却不放手让民间去进行道德自治；在民间慈善问题上，正如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所批评的：什么事情都搂在怀里，自己做不过来，又不肯放权、放手让社会力量做——骨子里，也是把老百姓当愚人。
我过愚人节，我快乐；可有些政府部门的权力天天逼着我过愚人节，天天“被愚人节”，我就很不乐意了。
能否“约谈”供电企业
一位电力行业的老专家日前在北京一家餐馆发现：其实际电价比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北京市商业电价每度高出两毛多钱，每月多缴电费7000多元。记者对全国十几个城市工商业电力用户的抽样调查也显示，工商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商业企业用电的实际价格，普遍高于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目录电价。即使按每度电超收1分钱计算，每年全国供电企业多收电费就高达167亿元。（中新网4月13日）
这篇《国家电价目录形同虚设》的长篇报道，列举了电价虚高的多种原因，罪魁之一是很多地方实行的峰谷电价。其原意在利用价格杠杆“削峰填谷”，峰谷电价本应有升有降，从而保证峰谷电价平均水平与发改委核准的不分时段目录电价持平。但一些地方提高高峰时段电价却不降低低谷时段电价；即使以相同幅度提高和降低峰、谷电价，由于高峰时段用电量大，所以实际平均电价仍高于目录电价。如此，峰谷电价已沦为一种变相涨价。
去年10月，有关部门就实施阶梯电价征求社会意见，但方案中也是只有多用电涨价，没有少用电降价。很多地方的阶梯水价，也成了供水公司的增收工具。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车船税法，在一审草案中，只有1.0升以下排量机动车少缴税，其他排量机动车都要多缴税，它同样是变相涨价，好在二审草案对此作出了修改。
电价和成品油价一样既影响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也影响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每度电超收1分钱，供电企业每年增收176亿元，看上去收益颇丰，但与电价上涨带动PPI和CPI上涨相比，与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相比，实在得不偿失。在通胀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电价虚高、电价目录形同虚设尤为扎眼。
近期，国家发改委“约谈”饮料、奶业、糖业、酒业等17家行业协会，希望行业企业以大局为重，暂缓涨价，更不要违法涨价。4月12日，全国工商联的24家商会联合发出“保供应、稳物价、促和谐”倡议书，号召会员企业千方百计保供应、为国分忧稳物价。这些举措都是为稳定物价、遏制通胀而用心良苦，但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其产品价格必然时刻具有上涨冲动，市场化产品的价格最终受制于价值规律，而非行政性“约谈”。
市场化产品成本攀升，离不开垄断性产品涨价的推波助澜。要求行业企业暂缓涨价，但众多工商企业却在忍受着虚高电价的盘剥，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所以，国家发改委更应“约谈”电力行业、供电企业。电力实行垄断经营，电价实行政府定价，最高价格主管部门的“约谈”名正言顺。电价虚高也抬高了每个行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垄断者应及时履行社会责任，为遏制通胀做贡献。电价虚高导致国家电价目录形同虚设，实质是违反政府定价和国家价格管制的违法涨价和乱收费。国家发改委“约谈”供电企业，不是要求他们暂缓涨价，而应要求他们把虚高电价降下来。
遏制通胀、管好物价要从源头抓起，相比市场化产品的价格，垄断性产品的价格就是源头。管好物价，首先要管好垄断性产品的价格。
点评：作者抓住了一个中国特色，反垄断专拣软柿子捏，我们的反垄断法，从来不反权力垄断和行政垄断，而只反市场垄断。一般企业涨价，发改委会约谈，而像电力、石油这样的垄断性国企涨价，发改委从来不约谈，而是为他们的涨价作辩护。让垄断者去反垄断，结果只有一个，真正的垄断越来越垄断，而市场自由被以反垄断的名义扼杀了。
“天上掉下个赵本山”是多大的事儿
5月4日，来自民航资源网的一则消息引发众多关注。消息称，5月2日傍晚，著名笑星赵本山的商务包机在飞往广州的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不得不选择迫降湖南常德桃花源机场。此间，“常德市市长陈文浩、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彰波等领导第一时间赶到机场，机场总经理何学君亲自坐镇指挥。”接机阵容之强大，加上消息附的该市主要领导与赵本山的合影，让许多网友表示“不舒服”。（《山东商报》5月5日）
一次小小的意外，一则不起眼的消息，却在互联网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此情形，恐怕是消息的发布者所始料不及的。同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明星和官员的亲密接触本不至于使人浮想联翩，不过，当两者以这样一种方式相洽甚欢的时候，还是不免令人心存疑虑——对于一地行政长官而言，天上掉下个赵本山，到底能算多大的事呢？
有网友质疑“普通民航航班遭遇迫降，市长是这个工作态度吗？”关于这个问题，常德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徐礼美已经给出了答案：领导们之所以赶到机场表示慰问，是因为赵本山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化领军人物，而常德市正在打造文化名城，市长前往慰问体现了常德人民对人大代表的尊敬，对文化名人的敬重，和对空乘人员、乘客的关心。这样的回答尽管措辞谨慎，倒也不失直接——名人效应的存在，才是市长第一时间率队前往慰问的关键所在。
在这段解释中，所谓“全国人大代表”、“文化领军人物”云云，不过是赵本山的修饰语，至于“对空乘人员、乘客的关心”，未免有点过度拔高了市长此行的意义——在赵本山的商务包机中，主要“乘客”就是其本人，“空乘人员”是其出资雇用的，倘若没有赵本山这个关键人物，他们是否还能享受到如此高规格的贴心服务？
尽管外宣办徐主任着重强调，市长利用的是个人休息时间。但是，在这次高规格非正式接待活动中，现身其中的并不只是市长一位领导，其他领导也是利用休息时间吗？或者说，他们现身其中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某种压力或得到了某项任务？更进一步说，市长此行到底有没有动用公车、使用公务人员——要知道，使众多网友感觉“不舒服”的正是其涉嫌占用公共资源，而人、财、物的方方面面，哪一项不是彻头彻尾的公共资源？
为了阐明市长一以贯之的亲民路线，徐主任继续解释道：在2008年冰灾的时候，有很多航班备降常德桃花源机场，当时市长等市领导都到机场看望了空乘人员和乘客，并指挥消防部门破冰，保证了航班和汽车旅客顺利离开常德。恕我直言，这样的对比实在毫无意义——2008年冰灾属于不折不扣的公共突发事件，市长作为地方行政领导参与疏导指挥本是分内之事，因此而动用公共资源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天上掉下个赵本山”充其量不过是个偶然的突发事件，如何能承受得起这样天壤之别的对比？
时至今日，领导追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比此次规格更高、斥资更多的场面，公众也早已见惯不怪。不过，事后如此不遗余力瞒天过海替领导辩护的却并不多见——作为当地对外宣传部门的主管，徐主任的公务行为毫无疑问也是公共资源，如此煞费苦心地替领导辩解，是否也属于“涉嫌动用公共资源”？
总有明星感叹“明星难做”，现在看来，这话未必全是矫情——不仅时时被人追逐，纵使偶然“从天上掉下”，也会有人立刻拍马赶到。当然，这些并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关心的只是当权力“圆梦”的时候，到底是谁在为此埋单？经过徐主任这么一番解释，不由得使人又多了一层忧虑——如果领导者将公共事件与私人活动混为一谈，不仅“天上掉下个赵本山”可以拿自然灾害相类比，倘若真的再发生什么公共突发事件，是否又会与纯粹的私人活动作比较，从而在调配公共资源的时候沿袭这种拍脑袋决定的思路？
点评：简直就是一个闹剧，作者耐心地讲理，把这个闹剧中的荒唐一个个地进行了解剖。且并没有停留于个案，而是从这个荒唐的个案中看到了官场中许多丑陋的惯例。
航油价格凭什么“逆势”大涨
5月25日上午，四川航空率先发布通知，自5月26日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由60元上调为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由110元上调为140元。同一天，东航、深航、国航、南航、海航也相继发布了相同幅度的调价通知。此次调价后，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达到历史第二高位。（《中国证券报》5月26日）
正当人们对联合利华低调涨价议论纷纷之际，各大航空公司的集体涨价让人猝不及防。联合利华两个品牌的洗发水、沐浴露涨价，市场上还有其他品牌供我们选择，而各大航空公司集体涨价，则让每个乘飞机的人无路可逃，只能乖乖地多掏钱。
燃油附加费由各航空公司在规定范围内自主定价，但是，他们的所谓“自主定价”竟然如此步调整齐，涨价时间一致，涨价幅度也一致，让人实在难以分清这种集体涨价与串通涨价有什么区别，更无法相信他们事先没有经过协调或者串通。可以想象，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方便面、饮料或日化用品等生产企业之间，不被指为串通涨价才怪，不被物价部门“约谈”才怪。和尚摸得，但其他人就是摸不得。
各航空公司突然上调燃油附加费，缘由是国家发改委突然上调航油价格：自5月25日凌晨起，航空煤油出厂价由每吨6840元上调至每吨7640元。（《京华时报》5月26日）航油价格上调同样让人猝不及防，业内人士纷纷表示诧异，因为，自4月7日国内成品油和航空煤油价格同时上调、各航空公司随即上调燃油附加费后，国际原油价格先扬后抑，目前在每桶95美元至100美元之间震荡徘徊，与4月上旬相比总体处于走低态势。当此之时，没料到国内航油价格却“逆势”上涨，且一下子上涨800元/吨，远超4月7日的调价幅度，致使航空燃油附加费大涨约30%。
上调航油价格意在减轻炼油厂的亏损压力，其实，个中道理人们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炼油只是石油巨头从原油开采、进口到成品油批发、零售这个长长经营链条中的一环，纵然炼油环节亏损，但他们在其他环节大赚特赚，为什么不能以其他环节的利润补贴炼油环节的亏损呢？为什么炼油环节亏损总能成为油价上涨的堂皇理由？航油价格上调，自然是全国步调一致，垄断性产品涨价从来都是集体涨价、联合涨价，但从来不被认为是串通涨价、违规涨价。其他人摸不得，但和尚就是摸得。
对于航油价格和燃油附加费上调，很多人可能认为事不关己，坐飞机的毕竟是少数人，而且多数是有钱人，让他们多掏点钱也无妨。这种想法如同那些不开车的人对汽柴油涨价感到无所谓，实际上却是一种很天真的想当然。且不论每名乘客要为上涨的燃油附加费埋单，航油涨价必然引起航空货物运输费用上涨，这些费用最后都会摊到物价里。由于空中、陆路、水路运输存在竞争和互补关系，航空货运涨价也会间接带动陆路、水路货运涨价。那些乘坐飞机成天飞来飞去的企业老总、经理、职员以及采购的、推销的、公关的、讨债的，他们的旅行成本上涨，最终还是会计入企业成本，摊进产品价格，转嫁到每个消费者头上。航油价格与燃油附加费，看上去与大多数人无关，实际上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
联合利华的几款洗发水、沐浴露涨价，只意味着购买这几款产品的消费者要多掏钱，其影响仅限于此；而油价上涨，直接影响的是一大片，间接影响的是各行各业以及每种商品的价格。通胀压力摆在眼前，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市场化产品尚能暂缓涨价，偏偏垄断性产品、政府定价产品的价格反而一涨再涨，甚至有理由怀疑，有关部门“约谈”市场化企业之时，垄断性企业是否也在“约谈”有关部门，并且都“约谈”成功了。
点评：洗发水涨价了，有关部门罚款了，可航油突然涨了这么多，有关部门一声都不吭——写这样的评论，并不需要多高的认知，不需要表达的技巧，而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的勇气。反垄断一天不回归常识，我们版面会一直持续不断地批评下去，垄断者可以不听，可我们不能不说，一个评论版需要这种“即使批评了没什么用也要坚持批评”、“说了白说也要说”的韧性。社会终在前行，批评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日积月累地积淀，我们需要这种耐心和信心。释放更新第一辑 “自造权力”是有权者的本能与通病
有沉默的基层人大 就有奢侈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奢侈浪费之风在今年全国“两会”成了众矢之的。刘建中委员展示了一组地方政府办公楼“豪华怪相”的照片，叶大年委员痛陈“看不见的公务浪费更可怕，一年不知喝掉多少瓶茅台酒”。鉴此，杨澜委员建议，“一是财政上要有审批制度，二是要发挥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建议今后政府的预决算报告公开行政成本。政府办公楼的情况，也应该报告”。（《中国青年报》3月11日）
代表委员们敢于强调人大对政府的监督职能，当然是件好事。不过我以为，以杨澜委员为代表的“报告”论，显然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不仅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也都单独进行了报告。聆听和审议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是各地“两会”的必备环节。因此，地方政府奢侈浪费之风不绝，根本原因并非是否报告，而是地方人大面对地方政府的报告选择了沉默。在沉默的地方人大和奢侈的地方政府之间，正确的逻辑关系是先有前者，才有后者。
监督的实现，先决条件是监督者对监督内容的全面准确把握。无须讳言的是，很多地方政府提供给“两会”的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是一块没嚼烂的馍。财政开支中用于基本建设的多少，用于公共服务的多少，用于民生保障的多少，用于行政开支的多少，往往是一个总数字，具体科目语焉不详。加之专业术语密集，一些人大代表理解起来确有困难。地方政府与地方人大之间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况，无疑成了地方人大发挥监督职能的阻碍。
但是，地方政府哪怕是有意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也与地方人大的默许有关。从理论上讲，人大对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拥有无限的知情权和质询权。如果地方政府提供的财政预算和收支情况笼统模糊，人大代表可以理直气壮要求财政部门提供具体的报告。对报告中的疑点，可以理直气壮进行质询。对于财政部门不能自圆其说的开支，可以理直气壮进行问责。可是，很多地方人大对于地方政府这种做法，往往听之任之或者不痛不痒提醒几句了事。这种态度无疑是对监督权利的放弃。
地方人大未能严格监督地方政府，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对选民的辜负。但是，地方人大及相当一部分代表面对财政开支浪费采取明哲保身态度，自身素质不高、议政热情不高往往只是表面现象。一个基本事实是，愈是基层的地方人大，愈是难以以超脱的姿态监督政府。以豪华办公楼而言，很多市及市以下的地方人大，即便和地方政府不在一幢大楼办公，地方人大机关的办公楼事实上也不比地方政府差劲。此外，在公车配备、公款接待及公费出国之类的“待遇”方面，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几乎可以等量齐观。试问，如此格局下的地方人大，拿什么底气来主持正义呢？
诚然，地方人大也需要必要的公务开支，地方人大的领导干部也理当享受政策范围内的各项待遇。但面对政府的各种奢侈浪费乃至一切不规范行为，地方人大要拒绝沉默，前提在于让真正了解民情、关注民生、传达民意的公众代表进入人大。这需要革新选举方式，克服人大代表遴选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更需要解决官员代表“一股独大”的问题，避免人大代表头衔成为解决官员、企业家、演艺界明星及其他名人“政治待遇”的一种方式。
行政成本不断高企，“三公”（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现象千夫所指却愈演愈烈，症状在地方政府，根子却在地方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比公开行政成本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充分体现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的民主，切实加强地方人大自身建设，保障地方人大监督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勇气。
点评：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人人喊打，评论没有停留于道德批判上，而是击中了要害：人大是监督的主体，因为有人大的沉默，才会有政府的奢侈。中国代议制一大怪象是：人大代表一边炮轰政府官员吃喝，可在政府预算审议时，却又一边让那些吃喝财政轻松通过，而不去否决它。“青年话题”的评论在价值取向上的一大特色是：弱化道德批判，而指向深层的和关键的制度问题。道德批判是浅表的，人大打酱油才是根本问题。
排除领导讲话必须正确的风险压力
在1月16日召开的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广州日报》1月17日）
正如汪洋书记所说的，领导同志不敢讲真话、讲实话、讲有感而发的话，原因在于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很可能是错话、不准确的话。讲错话就可能有压力、有风险、有代价，那压力和风险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首先是来自领导的领导。领导同志说错话，领导的领导就会不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下属说错了话，不仅丢了自己的脸，而且还给自己惹了麻烦，就像孩子说错话，父母会觉得孩子给自己丢脸惹麻烦而不高兴那样。领导不高兴，从上的压力和风险自然就来了。
其次是来自被领导者的压力。长期以来，被领导者们早已在心理上认可了领导的正确无误性，因而领导一句话，无论对与错，总是应者云集，声落事成。意识到了自己偌大的权威，负责任的领导自然不得不对自己的一言一行战战兢兢、既惕且惧，就怕不小心一句话讲错了，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压力还来自习惯把领导的每一句话，都当做组织意志进行解读的公众和媒体。的确，有少数领导同志动不动就把个人的意志说成是组织的意志，甚至把要求服从个人意志说成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久而久之，公众和媒体也就慢慢地倾向于把领导的每一句话直接视作组织的意志。在这种舆论氛围下，又有哪个对组织负责任的领导同志，敢再“信口雌黄”，直言无忌？
总而言之，是整个社会中弥漫的“领导一向正确、必定正确而且应该正确”的迷信氛围，使得我们的领导同志不敢讲错话、讲不准确的话，自然也就不敢讲真话、讲实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了。因为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都很可能是错误或不准确的话——既可能是真的错误或不准确，也可能只是被听闻者认为是错误或不准确的，无论哪种情况，压力和风险都是有的。
这种“领导一向正确、必定正确而且应该正确”的迷信，根源在于统治了我们几千年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把领导－官员视作君、亲、师的“三位一体”，也就是政治权力、亲缘权力、文化权力的统一体；视作政统与道统的统一体，也就是政治权力与道德优势、知识优势的统一体。它起初只是主张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员，也应该具备必要的道德和知识优势，但到后来，这种主张却不知不觉地被转换成了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也必然拥有道德和知识优势。从这里出发，它又进而主张官员因其拥有政治权力，不仅有权对被治理者进行统治，而且还因其拥有文化和道德优势，而有权代替被治理者判断何为道德生活、幸福生活并强制其过这种生活。这种领导－官员观念的典范代表，在中国古代是孔孟心中的“君子”以及各正史所大力颂扬的“循吏”，在西方则是柏拉图的“哲学王”。只不过西方这一文化传统自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等之后就被逐步清除了，而在中国则绵延至今，从未断过。
但是，历史经验和现代政治哲学都告诉我们，一个人拥有政治权力，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也拥有文化、特别是道德优势；而且就算有人同时兼此三种优势于一身，也不意味着他就有权代替他人选择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而且应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生活，只要他的生活不危害到他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同等自由。
点评：舆论对官员是有偏见的，他们也许能容忍一般人讲错话，但很难容忍官员讲错话。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对官员有过多的苛求。我们拒绝官员享受过多的特权，可权利与义务是对应的，也不能赋予官员过多的义务，比如，不允许他们讲错话，他们讲一两句错误，舆论就要迫使他们引羞辞职。这样的言论氛围，会让官员不敢开口。容忍官员说错话、说不准确的话，是鼓励他们讲真话的制度前提。
所以，要想让我们的领导同志敢说真话、实话、有感而发的话，首先就要让他们不怕说错话、说不准确的话；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彻底清除这种“领导一向正确、必定正确而且应该正确”的迷信氛围；而要清除这种迷信，就要彻底清算那种君、亲、师“三位一体”的领导－官员文化传统。
魔鬼从不可怕，可怕的是给魔鬼化妆的人
总有一种东西激荡在某些人的胸中，一旦外部条件稍有成熟，自然就血脉膨胀地冒将出来，让所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一身冷汗。曲阜这次又很好地承担了这个角色，他们要在附近的一座海拔高度约200米的小山周围，建设一个面积达到300平方公里、总投入300亿元（据说还不够）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按照复旦大学一位教授的说法，如果这玩意儿建成了，就是中国的“文化副都”。
作为一个普通人，3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力，这么大手笔的项目，不能想象其规模是件遗憾的事情。我知道一种换算的方式，是从贵州的深山里学来的。当地经济很不发达，前几年去那里做义工，主要是考察当地的教育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募捐的方式给当地孩子缴纳一些学费。当地孩子对于数学的概念是用土豆来计算的。换而言之，就是他们对于多少钱其实没有什么具体概念。有孩子问道，你们北京人挣多少钱？某人说了一个数字，那孩子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换算成多少土豆，那孩子恍然大悟：原来北京人这么有钱啊！那可是一大堆的土豆呢。
300亿元是多少土豆？我按照这个换算了一下，即使换成北京的物价至少也是150亿斤。这个数字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土豆同时被生产出来放在一起。那好吧，再换一个方式来让我们加深认识。山东的人口目前是9700万人，平均每人大概为了这个“文化副都”要掏上300多元。上网查了一下，山东的低保标准据说有了很大提高，大概是每月900元左右。这样我们可能就有点感性认识了。因为如果900元就可以让人养家糊口的话，加上300元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总不是什么奢求。
算了，直接说我想说什么吧。前几天接到义工组织的电话，我们曾经去的贵州山村，那些孩子能上学了，但家庭的经济情况没有什么改善，也就是说，他们还是用土豆作为计量单位衡量财富。中国只要还有这么一个用土豆计数的地方，我就看不出来花上300亿元建立个“文化副都”有任何意义。一方面是孩子们每天看着盐水煮的土豆，一方面是在300平方公里的地方宣扬我们灿烂的文化，这样的反差与对比，会让人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什么样的感觉，恐怕用脚指头想想都能知道。
说起文化这件事，这个所谓“文化副都”的建议，固然是当地官员好大喜功、政绩工程的表现，但这种行为里倒确实有那么一点“文化”的影子。根据报道，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的意见很明确，就是把标志城建设成中国的“文化副都”。他说，中华文化标志城可作为我国的文化副都，承担部分中华文化家园的功能；将部分本应建在首都的设施建在此城，为举办本应在首都举办的国家级典礼和全国性活动提供场所。
我们这里光辉灿烂的文化景观之一，就是无论出现什么狗皮倒灶的事情，总有一些人冲上去抬轿子。作为一个学者，在口口声声的“文化家园”的呼喊里，最好先顾及一下自己的精神家园。什么是学者的精神家园？我觉得一个以人文精神为己任的人，其精神家园的基础，是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是民生之所系。
如果没有他们的鼓与呼，很多这种类似当年北京“万人大食堂”的荒唐事，不会挂上文化的外衣，就这么堂而皇之地端出来恶心人。为这种事情提供文化为借口的背书，知识分子的脊梁何在？难道真的要堕落到帮闲上去吗？
魔鬼从来不可怕，可怕的是给魔鬼化妆的人。
点评：文章的冲击力和穿透力显然在于，作者善用比喻，第一个形象的比喻，是拿文化标志城的300亿元与贫困山区学生吃的土豆比；第二个比喻是，拿为这个工程论证的专家，与给魔鬼化妆的人比。其实，批评山东济宁建文化标志城这件事，并没有更高明的理可以讲。文章的高下，就表现在以怎样的方式将这个大家都懂的大道理讲出来，作者选择的是形象、直观的“喻证”。
“自造权力”是有权者的本能与通病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近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炮轰了高校评估工作的一些问题，认为评估太多太滥，缺乏总体设计，是最主要的问题——什么都要评估，什么都在检查，学校里一年到头评估不断，今天财务大检查，明天审计大检查，后天物价大检查；教学要评估，学科要评估，“211”要评估，“985”要评估，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要评估……有些公务员太喜欢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用各种各样的评估、审查跑到基层指手画脚，这样的行为自然遭人厌恶。
“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纪校长指出了当下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这也几乎是有权者的本能与通病。根据网上流行的“权力膨胀定律”所言，“当人们拥有权力时，就会充分使用它，并有将它巨量扩大的倾向”。
诚如斯言。前段时间的“两会”上，时任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就曾对于中央部门的问题有过精彩的论述：“有一个中央政府部门，下属单位就有100多个，既有儿子部门、孙子部门，还有重孙子、重重孙子部门，三五个人就成立个部门，挂个牌就收费，这样算下来，中央部委起码有两千个儿子、孙子。”为什么儿孙这么多？究其根本，恰恰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继而谋取利益的思想在作怪。
这话不光形象，还有事实为证。根据2006年的审计报告，抽查26个部门下属138个单位的收费情况，5个部门把收费权转移给下级，涉及收费4.48亿元；12个部门的28个单位依托权力、公共资源收费，设计项目45个。调查表明，收费已成为一些部门所属单位最为重要的资金来源，有的甚至依靠收费生存，资金管理非常混乱。说难听点，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儿孙单位能自负盈亏，甚至创造利润，俨然就是“权力下崽”，自己受益，人民遭殃。而这，势必导致社会运行成本的大大增加。
不由得想起了学者赵晓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经典：“中国要实现崛起，最需要寻找的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权力的边界。”有了边界，有了栅栏，公权力就不至于无边无界地膨胀，搞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程度，摆出“除了人的自然生理功能之外所有的事情都要包办”的架势。
耐人寻味的是，按照我们的级别规则，人民大学的校长应该算是级别不低的了，为什么对动不动就来指手画脚的小公务员毫无办法，只能过后写个文章说说委屈呢？或许还是因为那些和尚虽小，但背后的庙太大了，庙里握着太多可以左右学校命运的权力。县官不如现管，不是说到一些部委机构办事，“给你个凳子坐就是政治局委员待遇”吗？不是说“省委书记来了也常常只能站着吗”？这么大的官谱，谁敢造次？可问题是，这是不是自造的权力呢？
在200多年前的瑞典，就出现了“巡视官”（ombudzmen），是由议会任命的，专门负责调查公民对行政机关权力过界的控告，我们是否缺少了这样的制度？或者说，我们即便有这些制度，是不是对那些权力儿孙们的行为见怪不怪了，继而放任自流了呢？“自造权力”是有权者的本能与通病，管不好它，权力泛滥伤人也同样是通病。
点评：同题评论中，很多评论作者关注到的只是纪宝成所言的“评估成灾”，而作者敏锐地从纪氏言论中关注到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有些公务员太喜欢自己给自己制造权力。这是评估泛滥的根源。作者的论证非常丰满和立体，可见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多的积累，在以往的阅读中已经有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只是借助纪宝成这个由头将自己的思考写出来。不是追着新闻写评论，追逐热点新闻，而是带着问题意识去看新闻，某个新闻会触发你在长期的读书思考中形成的某个问题意识，那样才能有感而发，就着新闻写出一篇有着独到观察的评论。
谁为王益披上音乐家的新衣
被隔离审查的高官王益，其身份是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再往前追溯，则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秘书。除了这些“正式”的身份之外，他还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十余首歌曲及大型交响组曲《神州颂》的作曲家。（《财经》7月21日）
读过经济学博士、又在中国证监会担任过副主席的王益，到北京大学客串一下经济学教授，似乎也没什么太多妨碍。不过，从一个不识五线谱、只能依靠电脑编曲软件作曲的“乐盲”，到中国音乐界的“奇葩”；从只能哼唱一些简单的旋律，到一颗乐坛上冉冉升起的卫星，其间的曲折实在是意味深长。
一名高官颇有些风雅的业余爱好，不仅登上了国内最高级别的北京音乐厅，而且远引高蹈到音乐圣地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展示中国交响合唱领域的最高成就”。其丢人现眼的高级别、大范围，实在让人大开眼界。那么，是什么让一个“乐盲”披上了“音乐家”的新衣？
一者，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幻象。根据媒体的报道，王益显然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王益早年曾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7年，其间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在中国证监会担任副主席4年，更是位高权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也是一个重要角色，多年来在官场积累了深厚的人脉。
因为这种“深厚的人脉”，无论是做中国经济界的副部级高官，还是担任北大的经济学教授，或者是成为著名音乐家，王益都是以一种“天纵英明”的姿态横空出世。至于在作曲上，他“凭借常人罕有的自信大胆创作”，不过是其一贯行事风格的延续罢了，根本上源于王益特殊的权力和权力背景产生的幻象。
再者，帮闲以及由此产生的帮闲文化。吾国向来不缺乏这样的帮闲，帮闲和帮忙，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帮”字，也即缺乏主体人格的依附。有体力者以体力依附，有智力者以智力依附，其间并无高下之分，能做什么做什么。
在王益成为音乐家的路途上，我们惊讶地发现，在青藏高原旅游时，他“嘴边开始随意地哼出了一个旋律”，而身边的朋友们就“听了都觉得好”，更巧的是，这群朋友中间，恰好就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著名作曲家关峡。关峡当时就鼓励王益：“你要能把这个曲子写出来，我就帮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