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货币史笔记【分享】货币史笔记易发冲天百家号著者语：这些文字是年初，我以读书笔记的形式整理出来的。主要材料搜集工作完成于年间。记得当时《货币战争》等说法大行其道，就连一些高校的知名学者，也对此说推波助澜。歪理邪说流传于世，货币理论掩形匿迹，总觉得不是什么好现象。不过，隐约也感觉，一些货币演化理论，概括的只是货币史的某些片段。整体上看，逻辑一致性上还是略有缝隙，理论推理与现实的一致性上也似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当时沿着货币演化的脉络，整理了一个20多万字的小册子《货币史逻辑》，多年后拿出来看看，虽然简陋，也是当年点灯熬油的成果，还是不忍丢掉。遗憾的是，志大才疏，功夫又没下够，占有资料不足，也缺乏深入讨论。尽管如此，还是鼓足勇气整理出来，求教于方家。敬请阅读！文/李义奇（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副总经理）一、货币的起源经济学教科书宣称，货币起源于物物交换，众多的商品都曾充当过交易媒介，因为金银天然的货币属性，最终货币形式收敛到黄金白银身上。这个关于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易需要和商品交换实践的理论，大约从亚里士多德“货币始于贸易需要”开始，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最后形成于卡尔.门格尔。我想说的是，这一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货币起源理论，以讹传讹了数百年。一是这种说法缺乏实物支持。大量的考古学和钱币学、人类学的证据，支持货币起源于非经济目的，而非市场交换 。有证据显示，货币出现早于市场的形成。二是如果货币产生于物物交换的自然选择过程，结果应该是用途最广的物才有可能被选择出来，而不应是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黄金最终胜出。三是货币有着丰富的内涵，货币产生之后，虽然主要服务于物质交换，但货币的价值和意义，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领域。所以说，不应该仅仅把货币看作是一个高度精巧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支持货币起源于宗教文化政治等“人为因素”。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先王造币”的记载。马克斯韦伯则说，从历史上看，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早于交换媒介职能。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则直接说金银的价值是从宗教领域衍生出来的。大量经济人类学（如栗木慎一郎）的证据，支持货币起源于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习惯。早期人类社会彼此之间互不通消息，但考古证据发现，贝壳、黄金几乎不约而同地被不同区域的先人用作货币。这是很神奇的。大约贝壳外形类似女子外阴，象征生命源泉；黄金 （白银）散发着太阳（月亮）般的光芒，被巫师视为人与上天沟通的信物。人类社会早期不约而同地赋予贝壳黄金这些日常生活无用之物以价值，反映了人类早期对生命丰饶的精神追求。人类发展史上，四大古文明里，有三大文明在同一个时期出现了铸币。铸币最早出现在土耳其西部，然后传到希腊，传到罗马。同时在印度出现了官方铸币，都是公元前六世纪前后。中国也是战国时候出现铸币。大约在一百年内，互不通消息的三大文明，不约而同地出现铸币，相信不应该是巧合。货币是物质世界的秩序。货币丰富了这个世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人类的社会化进步，依赖于货币媒介人际间的物质交换，把整个世界联接在一起，通过交换来互通有无。货币自从来到世间之后，历经物质世界千般考验，更换过上万个面孔，但其自身象征的价值从来没有改变过。可惜的是，我们专注于货币物的属性，认为占有金钱即是目的。而没有看到，金钱不仅是果腹之保证，更是人类自我完善之神器。认识货币起源有助于理解货币的本质。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货币流通现象，无论是说货币是物的奴役，还是说货币是物的主宰，说的只是货币的某个片段，而不是全部。货币是个好东西。可惜我们对它误解太多。货币打通了时间、空间、种族、文化等等阻碍，把整个人类社会组织在一起，互通有无。正如在远古社会，货币寄托了先人对生命丰盈饱满的期许；在现代社会，货币反映了我们对组织、文明、对和平共处、对生态的意愿，对社会公义、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货币的价值是超越物质范畴的。正如泰德.克罗福德《金钱传》中的最后一句话：金钱可以召唤我们的灵魂，让它来审视我们自己的行为 …金钱的丰饶不仅表现在田野工厂和办公室内，更重要的是，她表现在我们的思想和心灵的创造力和真爱之中。二、货币形式流变历史上的货币，是它所处时代的印记。简单地梳理一下，看看能够给我们理解货币带来什么样的信息。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安阳妇好墓中发现了将近七千枚贝，可见殷商时期，贝的使用已经较为广泛。用作货币的贝有多种：天然贝，及其仿制品：陶贝，玉贝，骨贝，石贝，铜贝，涂金贝，贴金贝，包金贝，纯金贝等等。世界上各民族，多有使用贝币的记录。亚洲有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土耳其，都有贝出土；美洲的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曾用贝；欧洲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迹里曾有贝壳的发现；非洲沿海一带及澳洲新几内亚北部各岛和所罗门群岛地方都用过贝。只能作这样的解释，贝被赋予的超自然意义（诞生、复活与再生），成为普遍可接受的财富符号。商品社会冲击了古老的信仰传统。秦朝建立后，贝币退出流通领域，谷帛与黄金并行。每当时局混乱，谷帛的货币作用立即显示出来。当时流传的一首童谣是，“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从东汉末年开始，谷帛取代黄金、铜钱，成为主要的货币。谷帛为货币，一直行用到唐中叶。玄宗天宝以后，渐渐为钱币所代替。前后五、六百年。实物为币，有一个固有的弊病 。就是实物的商品性与其货币性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用做商品消费使用，还是用做货币去交换别的东西，二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影响货币流通的稳定性。金属货币也是如此。当铜作为商品的价格高于其作为货币的价格时，铜就会从货币领域退出（销熔）；当铜作为商品的价格低于其作为货币的价格时，就会有更多的铜出现在货币流通领域 （盗铸）。早期的布币、刀币多从仿农具形状而来。中国外圆内方的铜钱形状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一说由纺轮（工具）演变而来；二说由璧环（饰品）演变而来；三说钱圜函方是取象于贝。货币单位轻重是决定铸币稳定流通的大问题。早期的铜钱流通混乱于其单位重量，这种状况一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五铢钱轻重适宜，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铸币，自汉以来先后流通了700多年。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铸开元通宝（重量和五铢钱相差无几），结束了以重量为钱币名称。从此，中国币制发展为通宝币制，直到清末，沿袭近1300年。清光绪年间，始铸铜元（大清铜币）以补制钱之不足，北伐以后，铜元逐步退出流通。至此，在中国通行3000多年的铜钱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唐代之前，黄金使用多于白银。宋代以后，白银的货币作用逐渐上升，黄金逐渐退藏。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政府规定银两的成色、重量和单位，又定为纳税的法定货币和财政收支的计算单位。至此，银两制度确立，实现白银货币化。到清朝末年，开始铸造银元，货币单位也就随之改变为“元”。在较完整货币的意义上，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最初交子由民间自由筹办，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设益州交子务，交子成为官方发行的流通纸币。此后，南宋、金、元、明、清都曾流通国家纸币。元代是中国古代纸币发展的极盛时代，始终行用纸币，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纯纸币制度。古代中国纸币是一种管理货币、外生货币，与肇始于西方的现代纸币不同。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纸币币值稳定时间短，贬值时间长，最后都彻底失败，伴随恶性通货膨胀与政权存亡相始终，最终变为一张废纸，为市场所排斥。彭信威先生总结了古代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一是货币的各种职能，在中国不集中于一体。如金银多用作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铜钱多用作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等。二是铸造和流通的地方性。三是铸造技术多用手工，即范铸，结果是铜钱式样难得精美，成色常有参差，轻重也不易一律，以至于难以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铸币。四是铜钱的重量，从长期看，几乎稳定不变。千百年来，中国的货币制度，没能经历从低本位（铜）到高本位（金）的升级，以及从“外生货币”向“内生货币”的转换。这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讲过，只要看一下是什么金属在一个经济里占主导地位，便能判断这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及其健康状况。中国历史上铜钱始终占据金属货币流通的主体地位，而古希腊的货币是以银为主，近代西欧货币以金为主。古时黄河长江流域有宜人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物产，国家较早实现相对统一，市场发展相对活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多时候优于其他社会。币材差异主要原因，往好处说是中国古代相对统一，源于威权的政府信用对不足值货币流通提供了部分保证，货币也主要服务国内贸易，对单位价值和货币质量要求不高。也可以说，是皇权政府对社会市场管制过严、压榨过甚，摧抑了中华大地的生机。千百年来，货币的名称和外在形式虽历经千变万化，但其内在的象征价值，从来没有变化过。货币形式及其制度的善恶成败，主要是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维持，使其不致搅扰经济生活。好的货币环境如同空气一样，人们生活在其中，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旦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必定是出了问题。所以说，如果社会上热衷于讨论货币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附：春秋战国时期，“货”和“币”各有其义。“货”多指商品，古人视“货”为财富。如“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币”多作皮、帛，日渐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如“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据考证，我国最早出现“货币”一词是在《三国志·蜀书八》中，麋竺“进…金银货币以助军资”。顾炎武《日知录》中引元稹奏状，说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唐朝以后，历代多用钱币一词，直到清末设银行，改币制，“货币”一词才较为广泛地使用起来。三、金属货币金属作为货币，始于黄金，终于黄金。人类历史上金属为币，至少有三千年以上。金属在中外货币史上长期占据重要位置，一是因为铜铁等金属和黄金白银是“近亲”，具有作为交换媒介所要求的可携带性、耐磨损性、同质性、可分割性和可识别性等物理特性，故能在货币实物竞争中脱颖而出。二是金银本身的象征价值，以及铜铁是兵器农具材料，易为世俗社会接受。三是古时候采掘冶炼技术不发达，金属的供应量相对稳定，为稳定货币流通提供了保证。中外历史上的金属铸币，起先均由私人铸造，后来政府垄断铸币权。国家铸币，金属铸币上面附着有国家王权的信息。这一点，中外应当是一样的。铸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中外铸币在外在形状上都是向圆形演变，大概是圆形有利于流通使用。也有人说中国钱币的“外圆内方”，隐含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二是中国古钱币上多用文字，西方古钱币上多用图形，说明中国文化重抽象概念，西方文化重具体形象。中国古钱币上的文字，几乎涵盖了历史上出现的所有书体，钱币的演变同时记载着社会文化的演变。三是中国历史上銅铸币始终占据金属货币流通的主体地位，而古希腊的货币是以银为主，近代西欧货币以金为主。四是古代中国名义上多数时期是中央政府统一铸币权，而实际上铸币权多分散在地方以及民间（私铸），且铸造工艺简单（范铸），以至于有人曾讲过，古代中国市场上流通的铸币没有任意两个是完全相同的。这一点与西方机制铸币有很大不同。和金属铸币相比，以金属币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价值为基础的称量货币更为原始，用做价值贮藏和支付手段较为方便，若作为日常交易所需，则不甚方便。《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当时简单常有的例子：从江苏税收中拨一笔款汇往甘肃作为协饷。江苏税单用的是库平，实际还税是地方银两；将税款汇往上海，要用漕平；到了上海，要用规元；由上海汇往甘肃，要用漕平；到了甘肃，要用当地银两计算；甘肃对于江苏的协款，要用库平计算；而回存到当地银钱号，支付仍然要用当地银两。统计全部兑换过程，不下九次之多。就是当时北京一地，所用的平（银两标准），就有7种之多。银两制度之弊、之落后由此可知。金属货币流通并不必然意味着物价稳定。人们通常认为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物价会保持稳定，这种认识不合历史事实。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演变史》中，总结了从汉代到辛亥革命前发生过的15次较大的通货膨胀，处于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有10次。通常认为，货币购买力是由货币内涵的金属价值决定的，那么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货币贬值对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多少物价就应大约上涨多少。货币史上的事例也不支持这一论断。一是董卓铸小钱，铸币最多减重五分之一，但当时物价上涨逾万倍；二是梁武帝铸铁钱，以价值来说约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可它却使当时物价上涨几百倍。货币史上也有不少铸币减重贬值了，但物价却没有明显变化的例子。汉文帝时“纵民得自铸钱”，法定铸币重量为三铢，流通中甚至有轻至一铢的“榆荚半两”，但物价却没有明显的上涨。再如北魏时期有“风飘”、“水浮”、“环凿”等恶钱，但无通货膨胀。在英国铸币史中，通货贬值从不与铸币减色成同一比例。亨利八世时期的铸币大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水平之高，足以证明“金本位能够确保价格稳定”的观念是错误的。但是，金属货币流通下通货膨胀发生的频率明显要少于纸币流通，却是事实。历史上金属货币流通最大的问题是货币不足。北宋神宗时期张方平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中国货币史上，由于铜材长期供应不足，“钱荒”问题常有。如形成于唐贞元年间“钱荒”，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帝，持续了五十多年。当时“钱荒”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货紧缺，货币购买力直线上升，物价急剧下跌，绢每匹自四千文跌为八百文，粟米每斗自一百文跌到二十文。五代时期，“钱荒”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两宋时期的“钱荒”众所周知，清代“钱荒”问题也较明显。总体上讲，早期的“钱荒”表现为通货的缺乏以及物价的下跌，即现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自五代以后，“钱荒”只有流通中铜钱缺乏的意思，不代表流通中通货的缺乏（有其他代用货币），否则无法理解一方面钱少，另一方面物价却不停上涨的现象。历代应对“钱荒”的办法。首先是实行禁蓄钱政策，唐代即实行禁蓄钱政策。元和十二年颁布《禁蓄钱令》，规定私贮现钱不得超过5000贯。文宗大和四年又规定蓄钱以7000贯为限。五代时也多有禁蓄钱（公元924年后唐）、禁止私铸铜器的规定。其次是禁止民间私铸铜器。西汉文帝时期，贾谊提出了“禁铜七福论”。唐代多次禁铸铜器，比如，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的大规模的铜禁。宋代就不用多说了。明代也是如此。铜禁律令之严，首推清朝。乾隆朝铜禁更甚，“惟一品始听用，余悉禁止，藏匿私用，皆以违禁论”。其三，增加流通中货币种类。如唐代强令钱帛兼行，宋代地特定区域行用铁钱，以及以金银特别是白银为支付手段，还有纸币进入流通等。鼎鼎大名的金本位，形成纯属偶然，为英国货币重铸的无心之得。17世纪中期以后，欧洲正在经历物价下跌、货币短缺的周期。英王为减轻偿还战争贷款压力，希望再一次实行货币重铸。时任造币厂厂长牛顿极力坚持银本位。日，手工铸币被官方废止，货币重铸开始。政府花了很大的费用，改铸银币。如同中国历代“钱荒”一样，当白银的市场价值高于其货币价值时，重铸期间投入到流通中的700万英镑银币很快就退出了流通，这些新硬币几乎一出现就消失了。同时由于金银比率价差，伴随白银外流的是黄金持续流入英国。情况一直持续到1717年，牛顿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纯度为0.9)3英镑17先令10便士，才解决了黄金的兑换率问题。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白银的非货币化直到1774年才发生，当时禁止份量不足的硬币进口，如果债务超过25英镑就不能用白银作为偿还债务的货币，除非按白银重量计算。1798年，当白银的市场价格降低到铸币厂价格以下时，英国颁布了一项法令限制自由铸造银币。日，在首相利物浦主持下，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沙弗林金币（1英镑）重量为123.27447格令，含纯金113.0016格令。从此，英国在法律意义上正式实行金本位制。在年“英国霸权”时期，由于英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和霸主地位，英国的金本位最终也影响了世界各国最终采用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期金本位制）的确给世界带来了某种形式的货币统一，金本位覆盖了当时世界货币交易的三分之二，对于世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以金属实物为本位的货币制度，货币供给弹性不足以支撑经济波动，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经济中出现风吹草动，大家都拿出银行存款和银行券要求兑现，就会将这一货币制度逼上绝路。事实上，金本位的消亡，正是缘于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时黄金储量的不敷于用。在历史的长河中，金本位只是短暂的瞬间。各国实行金本位时间，美国（）、德国（）奥国（）、加拿大（）、挪威（）、日本（）等。按最长的时间算，金本位仅仅渡过百余年光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没有货币本位的概念。唐代及以前是钱帛兼行，宋代以后是钱钞并用，元代是钞银及铜钱并行，明清是钱钞银共用。虽然铜钱在各个朝代都是主要货币，但如果说古代中国货币流通是铜本位，也是牵强。从世界范围内看，金属在较大范围、较长时期充当货币材料，基本上呈现出货币金属材料向黄金收敛的特征。货币金属在人类历史上的贡献，是以有限之物约束无限之欲望，用金属量来制约政府扩张货币供给量的行为，从而在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的漫长时期，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流通环境。四、货币单位货币不同于他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化质为量的能力。货币使物品可以通约，一切抽象的和具体的物品都可通过货币转化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转化为可以计算的抽象的数字。借助于货币，不同种类、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物品，可以相互比较，可以相互交换。如果说货币可以像一把尺子一样衡量不同物的价值，货币单位就是这把尺子上的刻度。早期的货币单位是货币金属的重量，随着货币逐渐符号化，货币单位逐渐从货币金属重量演化为一个称谓。春秋战国时期共有4个铜铸币体系：布币、刀币、环钱和蚁鼻钱。春秋时期的布币在大小、厚薄及形状等方面没有标准。战国时期，布币形制发生了较大变革，空首布变为平首布，总体上也由大变小。刀币根据形状可分为两类：齐国的大刀和主要流通在燕国的小刀。产生于大约公元前五到三世纪的“安藏环钱”，是圆形方孔钱的前身。蚁鼻钱主要流通于当时南方的楚国。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币形状各异，名称多样，大小轻重不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单位，文献资料中称若干刀或若干布的极少。布币体系的货币单位总体上以釿、寽、朱、两等重量单位为主。刀币体系的货币单位以化为主。钱币实物和文献记录可以相互印证的，自秦代以后。秦统一六国后，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颁布钱币改革令，基本内容是“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黄金为上币，半两为下币。秦半两“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的圆形方孔秦半两钱在全国通行，逐渐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由于秦半两过重不便流通使用（秦钱重难用），事实上是秦半两以后到时汉朝初年，各种名为"半两"的铸币重量大体上在3铢到8铢之间，“各随时而轻重无常”。约在公元前206年，汉刘邦以秦钱太重以不便流通为名，令民间自铸轻钱流通，结果是物价飞涨。高后二年（公元前168年）恢复八株钱，高后六年又改用轻钱，结果是愈改愈乱。汉文帝时，经济恢复，货币需要量大增，官府铸钱一时满足不了社会需要，汉文帝实行的政策，一是铸造质量高于荚钱（钱重三铢，文为“半两”）的四株钱，二是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西汉建国80余年后，铸币轻重的实验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得到解决。汉武帝在位期间先后进行了多次币制改革，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铸币实际重量表现为铸币名称）。由于三铢钱与四铢重的半两钱等价使用，于是又导致盗铸盛行。建元五年春“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元狩四年又重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皮币和白金币，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钱文“五铢”从此启用。并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发行。汉武帝五铢钱制收到良好效果，原因一是五铢钱名称与重量相符，是足值货币，私铸没有油水可捞；二是铸币轻重适宜，五铢钱流通稳定；三是五铢钱制作精良，不易仿造；四是中央的政令得到了较好地贯彻执行。五铢钱轻重适宜。汉、魏晋以后约700多年时间内，历代行五铢钱制，货币流通就会稳定。否则，如王莽时期的币制改革，东吴时期铸当五百大钱和当千大钱，蜀曾铸“值百五铢”等，均以失败告终。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重二铢四，因为唐代一斤比西汉一斤重一倍以上，事实上开元通宝（１文）和五铢钱的重量相差无几。到汉武帝（公元前118年）时，五铢钱就固定下来，历代都保持这个重量（约4克重），唐代开元通宝（公元621年）和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用机器所铸的光绪通宝，重量也是相等的，甚至在清朝末年，西汉的五铢钱还有流通。古代中国货币流通的实践，以约4克铜合金重量为货币单位，从汉武帝到清末，前后超过2000年。有意思的是，在西方早期，如希腊古代的德拉克玛（drachma），通行的重量也是4克许，罗马的银币单位德拉留斯（denarius）也是重约4克。这是巧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货币史上出现了诸多的不约而同，不好解释。要么货币是严格的科学（似乎不是），要么是巧合，要么是有一个什么超越自然的力量在主导着这一过程。历史上看，世界上一些有名的货币单位，如罗马的阿斯（as），法国的里弗（livre），英国的镑（pound）等，都是在流通中不断地减重或贬值，而且是一去不复返的。又如古罗马的银币德拉留斯（denarius），在共和时期，一枚德拉留斯约4.55克，后来减为3.9克，尼罗（Nero）后期减为3.453克，而且成色由99%减为80%，这种贬值行为一直继续下去，到3世纪时，德拉留斯银币只含银2%。再如英国的便士，每枚在1066年是1.4克，后来逐渐减重，到17世纪初减为0.49克，后来变为铜币，而铜便士也减重，由1797年的26克减为1806年的19克，再减为1860年的9克。中国历史上铸币重量，约4克重的汉五铢与唐通宝只是好钱的标准。铸币重量超过或不足这一标准的货币流通，均不成功。在漫长的时间里，铜钱始终处于复杂多变，很不稳定的状态。铜钱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减重贬值，一代王朝覆灭之后，新一代王朝师古人之法，再行铸造足值铜钱，通货循环与改朝换代同步进行。轻重适意的货币单位具有历史传承性，但货币单位的名称却在变化。五铢铜钱流通700多年后，铜铸币进入通宝时代。开元通宝一改先秦以来以重量名钱的铢两钱制，以“通宝”两字名钱，货币的名称与重量相分离。“通”突出了货币流通，“宝”则象征着国家威权，综合了铸币的货币流通职能及其国家信誉。从此，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直到清末，沿袭近1300年。开元通宝与西汉五铢重量大体相当，但货币单位名称由“五铢”变为“文”。一枚铜钱称一文，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每十文重一两，开创了我国度量衡十进位制，这种由货币单位而产生重量单位的现象在世界货币史上少见。此后，一直到清末圆形方孔钱行将退出流通之际，清末的机制库平一钱“光绪通宝”小平钱和唐代开元通宝1枚的重量仍然相同。到清朝末年，开始铸造１两重的银元，但当时市面流通的是在世界上流通很久的轻重适度的七钱二银元，所以１两重的银元无法流通只得停铸，而改按流通规格铸造七钱二银元。货币单位也就随之由“文”改变为“元”。历代纸币分别以铁钱、铜钱或银两为货币单位。北宋四川等地交子以铁钱为货币单位，南宋会子多以铜钱为货币单位，金代交钞以铜钱为货币单位，元代纸币多以银两为货币单位，大明宝钞以铜钱和银两为货币单位，清代咸丰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大清宝钞以铜钱为货币单位。很明显，古代纸币的货币单位因袭当时金属货币流通，纸币货币单位具有金属铸币流通的传承性。货币单位就是价格标准。同一市场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是惟一的。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说到，“有两种以上的货币同时并存时，实际只有一种货币能最终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其他货币只有与这种主要货币相比较而确立价值比例关系后，才能当作价值尺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认为，“全部的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是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试想，如果一个市场，每种商品都有两个或更多不同的标价，货币流通和经济秩序的混乱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多种货币并行的局面下，保持市场秩序或稳定市场价格的办法是相对固定多种货币之间的比价。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多种货币并行时货币流通的混乱就不可避免。历史上也有奇怪的事，史载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南宋政府为了解决淮南地区铁钱过多过滥的问题，由当时的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奏请，印造两淮会子三百万贯，每贯相当于铁钱七百七十，分一贯、五百、二百三种面值，在两淮地区流通，并允许流转至江南沿江八郡等原来行使铜钱和铜钱会子的地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两淮交子”）。这个举措的意图，一是要通过发行纸币收回部分流通中的铁钱，二是扩大铁钱会子的使用范围，其初衷是要减少铁钱的流通量。宋代铸币划区流通，江南八郡属于铜钱流通区，市场惯行的货币单位自然是铜钱单位，而铁钱会子的货币单位为铁钱。朝廷此举招致时任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兵马钱粮的杨万里激烈反对。（就是那个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杨万里）杨万里上奏表示反对，其理论依据是“现钱为母，会子为子，母子不相离”的“钱楮母子论”。杨万里所言，是楮币借金属货币之价值单位参与流通，铁钱会子在铜钱流通区流通没有可参照的价值单位标准，不能在铜钱区衡物之值，而无法流通，故在铜钱流通区发行铁钱会子的想法之荒唐可想而知。杨万里上书谏阻，发“钱楮母子论”，揭铁钱会子将“无钱可兑，是离母之子”无法流通之事实，拒不奉诏，表示即使将来朝廷发来铁钱会子，也不会接收，否则“江南之民又将不胜其扰。”由于各种原因，南宋当局终于没有在江南行用铁钱会子。但是杨万里也因为这篇拒不奉诏的奏议而被改任为赣州知州，他对朝政十分失望，遂不赴任，从此结束了政治生涯。五、银行货币当前流通的货币，一是现钞，二是存款货币，统称银行货币。货币史上，银行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成为通货，使货币摆脱物的桎梏，是革命性的一步。意义是，使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以及生产力水平的高速发展没有因货币问题而停顿下来。银行货币有三个起源。金匠。大概到17世纪，伦敦的金匠就开始吸收存款，他们承诺支付一笔小额酬金，说服为商人提供记账和铸币运送服务的掮客，将其现金存放在自己那里。金匠的目的是取得筛选良币的机会，金匠有专门的技能、有经验、有设备去称量、检验和测定经过他们手中铸币的贵金属含量。较好的铸币被挑选出来投入熔炉中，然后按市场价值出售金块以获利。金匠的这种行为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有人建议政府垄断铸币和金块的交易，发行贬值的先令。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找到金匠要求借30万英镑，承诺作为回报，政府不发行低成色的铸币，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1638年，英国同苏格兰贵族爆发了战争，为了筹措军费，1640年查尔斯一世没收了存放在伦敦塔中的资产。尽管最后国王归还了这些贵金属，但这件事情破坏了伦敦塔作为安全存款地的信用。商人开始直接把资金存放在金匠铺中，他们根据金匠的财力和信誉，以及推测金匠运用这笔资金能得到多少利润等情况确定利息率。金匠为存钱的人开立据以取出黄金的凭证。很快地，当同在一家金铺存款的客户发生贸易往来时，他们发现，通过交换金匠开具的存款证明来清偿款项，可能更方便。金匠也发现，他们开出的收据或票据，在市场上就是“有支付能力的证明”。精明的金匠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他们将闲置的铸币挪作它用以获取利益，17世纪时伦敦商业区的一些金匠便学会用手中的黄金储备来建立短期债务市场。尽管银行券的数量仍是以银行家黄金储备为基础，但此时货币供应量已经“超出了铸币厂能力的范围”。这就是现代银行中“准备金制度”的起源，也是“货币创造”机制的起源。基于银行券参与流通的事实，银行体系可以将货币供给的数量放大。在17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现代银行雏形。货币兑换商。13世纪以来，欧洲逐渐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商业区：一个是南部的地中海区，以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为中心，波及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海岸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来自东方的商品，首先经过这些城市，然后分销于各地。另一个商业区以汉堡、律贝克为中心，德国北部、尼德兰、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都参加了这一区域的贸易。各地之间日益频繁的商品交换，主要通过贸易集市进行。在贸易集市上，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各自带来了各不相同的铸币，相互之间兑换非常复杂。于是，在集市上就出现了专门以鉴定货币品质、兑换或估量货币价值为业的货币兑换商。这些商人开始只经营兑换业务，收取商人从外地带来的各种货币，称货币的重量和识别货币的真假，按照一定的比例兑换成当地流通的公认标准的货币。后来兑换商逐渐代商人保管现金存款，收存游资。随着贸易集市的发展，商人之间的资金往来经常采取承诺支付的方式。最初这种承诺采取合同公证的形式，而且合同条款中经常明确地注明要以外国货币支付。后来，这些合同逐渐正规起来，经过标准化后成为汇票。合同中也经常明确地注明必须在某一特定的贸易集市支付款项。清偿债务成为贸易集市的一项重要功能，使得货币兑换商加入到商人的人群当中来。这有两个优点：一是可以在贸易集市建立内部清算所。到期的债务可以彼此冲销，冲销之后的贸易余额或赤字才用铸币来清偿，因此，地区之间运来运去的铸币数量就大为减少了。汇票在有效期内可以在整个贸易集市系统内相互冲销并结清冲销后的余额，在此期间，汇票就腾出了数量可观的铸币。二是以某种方式开出的以外国货币支付的贸易票据可以绕开当时的高利贷法。即商人们可以通过汇票形式融资，可以绕开当时教会的放贷取息禁令，促进借贷的发展。由于贸易不断扩大，需要现款的商人可以向货币兑换商借款，由借款人出具期票给兑换商，按期票规定的日期，必须到期归还，并支付利息。这样，代替现款的期票开始在信贷业务中使用，标志着为商业周转服务的信贷业务开始发展起来了。逐渐地，货币兑换商具备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经营汇款等业务，具备了现代商业银行的雏形。金德尔伯格曾讲述到，在18世纪，英格兰的大多数银行是由商人而不是金匠发展起来的。第三种说法，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阿姆斯特丹存款银行”的叙述：为了应对铸币汇兑不利情况，阿姆斯特丹于1609年在全市的保证下设立了一家银行，既接受外国铸币，也接受本国轻量的磨损了的铸币，在扣除小额费用以后，所余的价值，即在银行账簿上，作为信用记入。这种信用叫做银行货币。同时规定，凡在阿姆斯特丹兑付或卖出的六百盾以上的汇票，都得以银行货币兑付。商人们不得不与银行来往。银行机构的核心，是看它是否供给银行货币，即通过信贷形式（或债务形式）向市场提供流通和支付手段。早期的银行货币虽是债务货币，但它名义上与黄金挂钩。货币与黄金挂钩的法律规定为银行货币流通埋下了安全隐患，较易发生金融崩溃。20世纪以后，世界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与黄金储备相联系的货币供应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1913年，流通中的货币总额已经达到黄金价值的10倍，且有65%的货币供应为银行存款货币，银行体系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以满足流通中货币的兑现需求 。一旦经济运行出现风吹草动，人们的消极情绪就会蔓延开来，必然会波及到商业银行债务货币，此时任何关于商业银行经营问题的流言都有可能打碎人们对债务货币的信心，人们会纷纷要求按法律规定兑换黄金，从而使信用体系、货币体系都变得非常脆弱，整个经济体系就会突然变得比以前更加不稳定。经由信用创造和扩张，银行体系不可能在特殊时刻拿出那么多的黄金，危急时刻，只能宣称货币暂时不可兑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国纷纷停止了金币铸造和纸币与黄金之间的兑换。后来虽多有反复，但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彻底结束了金属货币流通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信用流通制度，一直到现在。1945年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形式，只是维持汇价的一种措施，实际上30年代以后多数国家的纸币已不代表黄金的价值。1976年牙买加协定明确了黄金非货币化。至此，货币完全摆脱货币商品，从物的形态中解放出来。历史上也有过多次不兑现货币的尝试。如18世纪后期美国革命期间所走过的道路，法国所采用的“指券”制度，以及在年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颁布《银行限制条例》实行“暂停铸币支付”政策。当然，有些尝试成功了，如英国的情况和美国国内战争胜利的那一方，后来又恢复了兑现；有些尝试则失败了，如法国的“指券”和美国南部政府的纸币，纸币很快就变得一文不值。身处困境的时候，过往的成功经验（那怕是只有百分之一的胜算）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会被牢牢地抓在手中。大约是那些成功的经验给身处困境中的政府提供了宣布货币与黄金脱钩的勇气。银行货币流通条件下，中央银行的债务货币是市场上最终的支付手段。很明显，银行货币背后是政府的信誉，中央银行具有至高无上的经济权力，银行货币的供给，受制于中央银行的行为。银行货币是内生货币，正是银行的贷款业务创造了存款货币，而银行发放贷款，当是客户的需要。很明显，内生货币是与社会经济需要结合最为紧密的货币。但银行货币也有内在缺陷，一是币值稳定不易管控。有人（劳伦斯·H·怀特）研究过，金本位制度的资源成本合理估计是占国民收入的0. 01%-0. 05%，从使用货币的成本收益角度讲，如果通货膨胀率大于年4%，银行货币就不值得拥有。因此，币值稳定是各国中央银行的主要政策目标。二是银行货币同名同价而不同质。大家有没有想到过，既然不同企业的债务有不同的信用级别和付息水平，为什么所有银行（无论大小优劣）的债务（银行货币）都是一样地流通呢？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下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弱化了商业银行对其发行债务货币的自我约束动机，存款保险制度部分取代了市场对商业银行债务货币选择和监督的机制。银行货币体制扭曲的激励结构，是维持社会需要适意货币流通必需的代价，还是在为下一次货币革命酝酿动力？天知道。六、铸币权与中央银行制度铸币权或者货币发行权，最终落在政府手中。可能是规范货币流通的需要，也可能是政府获取铸币税的需要，也可能说铸币权就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从历史表现看，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大多数时期有利于稳定货币流通。金属货币流通时代的铸币权问题，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较有影响的争论。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时宣布两项新政策，一是铸造新币；二是开放铸币权（放铸），民间可以自由铸造。贾山、晁错上书谏阻，贾谊更是反对私人铸币，提出“禁铜七福论”，由官府垄断币材的主张。上述意见没有被汉文帝采纳。从当时政治环境看，政权尚不稳固，贸然统一铸币权，会过早激化矛盾，致使政权不稳。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大夫派认为发行货币是国家的权力，必须由中央政府垄断发行，集中铸造。贤良文学派主张放民自铸，或让地方自由铸造。大夫派的政策主张明显符合统治者的实际需要。尽管后来霍光为代表的贤良文学派在政治上取得胜利，但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是按大夫派的思路办。从此以后，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汉末。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张九龄当政，主张“宜纵民铸”。玄宗下令讨论。宰相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等反对。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刘秩认为，一是铸币是君主之权，不能舍之任人；二是如果听人私铸，就等于把对市场支配、控制之权“假手于人”了。三是私铸则钱恶。四是铸钱无利则无人肯铸，有利则使百姓弃农铸钱，造成农田荒芜。五是纵民铸钱，必然加剧贫富分化。刘秩建议把铜收归国有。是时公卿皆以纵民铸为不便，于是下诏禁恶钱。唐代以后，铸币权应统一于中央政府已经成为共识，铸币权已经成为中央政府权力的构成部分。事实上，古代中国铸币权问题，或货币统一问题成为了一面镜子，反映出来的是政局稳定与否。国外更激进。罗马帝国时代，统治者对铸造权的垄断就已经稳固地确立起来了。铸币权被认为是主权最重要最根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中世纪，王室对于铸币的垄断也是君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谈到，铸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力的象征，跟旗帜一样，君主透过铸币来展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告诉他的臣民，谁是他们的主子，因为透过这些铸币，他的头像传到他的王国最僻远的角落。银行货币出现后，银行签发的存款凭证或银行因信贷活动签发的银行券在市场上流通之时，商业银行就具有了货币发行权。发行银行券的丰厚盈利吸引来了一群冒险家，他们设立银行，发行银行券，骗取财物，然后逃之夭夭，或者因无法兑现而宣告破产，给银行券持有者带来很大损失。此外，受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银行家时常会遇到挤兑，造成通货不稳。19世纪上半叶，就如何管理银行券流通中的问题，引发了“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争论。通货学派认为发行纸币是货币创造的现代形式，主张通过立法严格限制银行券的发行，实行100%的发行黄金准备制度，以保证市场稳定。银行学派认为，在部分准备制度下不受管制的自由银行业仍在“看不见的手”的有效掌管之下，只要存在纸币兑换成金银的压力，市场机制会解决银行货币发行超额问题。我们跟踪英格兰银行的发展来寻找银行货币发行权变迁的历史轨迹。为了应对复杂混乱的货币金融问题，英国日通过了《商品运输吨位税法令》，英格兰银行随之问世。英格兰银行在其成立之时就成为政府的财政代理人，信用基本上都用在了政府身上。1696年英格兰银行因不能兑现其发行的钞票而信誉扫地。危难之际，英国国会于1697年颁布一项法令，准许英格兰银行增加一倍的资本，并延长其发行权至1708年，帮助其渡过危机。此后，英格兰银行又遇到两次较大的危机，即1720年南海泡沫和1745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事件，但由于政府和商界的支持，第一次危机导致《泡沫法》的出台，强化了英格兰银行的垄断地位；第二次危机导致伦敦商人公开支持英格兰银行的宣言，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钞票成为事实上的法定通货。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英国政府稳定，英格兰银行亦随之稳定。”银行钞票集中发行反映了政府的金融需求倾向。从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时政府赋予它货币发行权，到它真正垄断货币发行权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早期英格兰银行发展史似乎是一部银行货币（仅限钞票）从分散发行到集中发行的历史，每次银行券兑现危机都为钞票集中发行提供了借口。但是，与金属铸币的发行权不同，银行货币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其与商业银行业务伴生的特性，就决定了银行货币是商业银行的产品，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创造存款货币是商业银行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力。只有到中央银行制度确立后，政府才通过中央银行控制了钞票的发行权。在英国，银行储备不足的事实引起了广泛的担忧。1847年恐慌开始出现了，挤兑开始蔓延，后来又陆续滥发了几次大的银行危机。为稳定局面，政府先后于1847年、1857年和1866年三次宣布《1844年银行特许法》暂停实施，以避免银行储备枯竭。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银行体系的内部不稳定性，必须要有一个“最后贷款人”。与同业相比，当时的英格兰银行拥有三项重要的特权。第一项特权是管理政府财政收支的专有权，奠定了英格兰银行牢固的市场地位。第二项特权是英格兰银行垄断了英国的有限责任制，在相当长时期内，英格兰银行是伦敦惟一的有限责任银行。第三项特权是当时英国惟一一家有特权发行纸币的股份公司，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在长时间内掌握着纸币发行垄断权。在政府的扶持以及其处理银行危机中的表现，英格兰银行在 19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伦敦银行业的龙头老大。1854年英格兰银行成为全国的清算中心后，伦敦所有商业银行在英格兰银行开设存款账户就成为一种习惯做法。1857年确立了英格兰银行集中管理全国所有其他银行的金属准备。所有伦敦的银行都把自己的主要准备金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它们也从储备金银转而储备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这样，随着银行体系的金银储备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英格兰银行，银行体系准备金的金字塔现象就形成了。每次发生金融恐慌，商业银行就会求助于市场地位最强大的英格兰银行。为维持金融稳定，英国政府也鼓励英格兰银行承担某些责任。事实上也是如此，每次发生恐慌，英格兰银行无疑都会发放巨额贷款。1847年、1857年和1866年，英格兰银行“私人证券”贷款分别由1896.3万英镑、2040.4万英镑、1850.7万英镑增加到了2040.9万英镑、3135万英镑、3344.7万英镑。英格兰银行成为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英格兰银行当时已经是公认的中央银行。二十世纪前成立的中央银行有，法国（1800），芬兰（1811），荷兰（1814），奥地利（1816），挪威（1816），丹麦（1818），葡萄牙（1846），比利时（1850），西班牙（1874），德国（1876），日本（1882），意大利（1893）。中央银行是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但这一切的来源应当是政府的授权和支持。从英格兰银行发展史可以看出，正是成为了政府的银行，它才得以成为发行的银行。并在各种特权的支持下发展壮大，成为银行业的龙头老大，逐渐集中管理银行金银储备，成为清算中心、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使人们看到这一制度在解决商业银行无法应对的周期性流动性危机问题方面的优势。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经济会议提出了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必要性，1922年日内瓦会议除了重申这些主张外，并且再次建议尚未建立中央银行的国家尽快建立中央银行，以共同维持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的稳定。从1921年到1942年，世界各国改组或设立的中央银行有40多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恢复经济，稳定金融，许多国家开始了中央银行国有化进程。各国中央银行国有化时间是，日本银行（1942），法兰西银行（1945），英格兰银行（1946），荷兰银行（1948），比利时国家银行（1948）等。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体系的资本虽然没有国有化，继续由各商业银行持有，但在联邦储备银行章程中规定了公共利益的优先地位。至此，国家通过中央银行制度又控制了货币发行权。在银行货币流通下，对政府货币发行权力的约束可能有三种：一是由选举带来的政治压力；二是期望理性的政府保留在最需要的时候提升铸币税的能力；三是知识的传播，公众的合理预期使政府的通货膨胀行为失效。银行货币流通的稳定从根源上更多地依赖于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七、货币的价值货币是信物。现在看来，信物的外在形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货币身上携带的承诺，是否能够得到切实兑现。能，货币就在。不能，货币就消亡。货币发行者（政府）必须保证货币这一信物承载的信任。从经济关系上，持有货币意味着对货币发行者的债权。不过，与经济活动中其他债权不同的是，货币发行者似乎永远不需要偿还这部分债务（所谓的不兑现）。正常情况下，货币一直在流通中使用，人们接受并持有货币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财富、支付清偿债务，或者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如果物价大体上稳定，货币就会当作最终的清偿手段，用以了结商业往来中债权债务关系。没有人想到、也没有现实可能向货币发行者追偿债权。非正常情况下，货币被弃用，驱逐出流通领域，那时也没有可能再向货币发行者追偿债权。通常的说法，货币地位法定，是法律赋予了货币最后清偿手段角色。事实上，货币作为社会的基础构件，比法律更为基础，诸多法律关系的识别，建立在货币的基础之上。货币流通的实践，比如事实上无需偿还的债务（最终的清偿手段）、跨境流通、以及超越法律关系的社会普遍接受性等，说明支撑货币信物地位的，是比法律更为基础的东西。法律确立货币地位，只是外在的强化和补充。货币为什么具有价值，是货币理论的基本问题。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解说。一是劳动价值学说，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位主要代表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认为，金、银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二是生产费用学说，如重农主义的先驱理查德·坎蒂隆，庸俗经济学的主要代表N·W·西尼尔等，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的生产费用。三是边际效用学说，如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维克塞尔和米塞斯都认为，货币之所以能同商品相交换，是因为货币与商品的边际效用相等之故，货币的效用即其主观的交换价值，为使用其购买力所能够购买的一般商品的效用所决定。今日货币的效用从昨日货币的购买力，即其货币所能购买的一般商品的效用导出，昨日货币的效用又从前日货币的购买力即其货币所能购买的一般商品的效用导出。如此追溯上去，就可以说货币的价值为最初充当货币作用的商品的效用所决定。四是货币名目说，认为货币是一种符号，货币价值由国家规定（货币国定论）或在流通中形成（职能价值论）。五是货币金属论，等同货币和货币金属，从货币金属的商品价值中探求货币的本质；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货币价值由货币材料的价值所决定。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学说都可以看作是货币金属论的范畴。六是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只有流通才有价值，将货币数量和商品数量作机械的相等，从中得出货币数量决定物价的结论。但货币数量论经过费雪、马歇尔和庇古以及后来的弗里德曼倡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有了较大发展。货币数量论从其首创人法国政治思想家J.博丹()至今已经盛行500年，成为学者们解释货币价值和一般物价的主要学说。原因可能是货币数量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包容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货币数量论的主要观点，符合日常生活体验。比如，通货膨胀肯定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通货紧缩一定是流通中的货币不够用。现代经济波动，以及维系经济运转的信用收缩或扩张，如大海之波涛，起伏不定。黄金白银等实物为币时期，一是货币数量不够，二是货币供应弹性不够，快速发展的经济饱受货币问题困扰。货币摆脱物的桎梏以后，通过信用变动调节，货币量与经济总量波动大体上保持相对协调一致。但是，是经济波动带动货币量变化（内生货币），还是货币供应量伸缩驱动经济波动（外生货币），却是个难题。按照货币数量论的说法，货币价值是由货币量决定的，那么，货币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从技术上看，决定货币量的，一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量，二是整个金融体系运行效率综合出的货币乘数。事实上，银行货币供给是通过中央银行制度以及整个金融体系这一整套制度设施实现的。而这一整套制度设施的操盘人，就是政府。千百年来，货币的名称和外在形式虽历经千变万化，但其内在的象征价值，从来没有变化过。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推动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从神权、君权，到民主政权的转变。相应的，货币内在的象征价值的来源，也从远古时期人类的崇拜，从君主威权，转移到政府身上。货币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权稳定，货币稳定。政权不存在，它的货币必定消失。货币发行是政府的金融权力，这也意味着，政府必须为货币问题负责。由于金融权力是极容易被误用或滥用的权力，市场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会约束政府发钞的行为。当前的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与市场较量的结果。但市场是客观的，市场规律发挥作用是可预期的，货币方面出了问题，可以肯定是政府的问题。南宋杨冠卿在《重楮币说》中说过，“欲使民之视铜如楮（纸币），视楮如铜，此其原不在乎下而在乎上。”货币在流通中出现了问题，责任应当在政府。所以说，货币虽然作用于物，体现为物，但牵动货币价值的那根弦，掌握在经过某种程序（选举或血拼）选择出来的那些人手里。货币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人的良知和能力。货币价值的外在表现，有三种形式。一是货币的对内价值，是指货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主要用国内物价指数衡量。二是货币的对外价值，即货币在国外市场上的购买力，可以用汇率来表示。三是货币的时间价值，表现出货币在不同时间上的购买力的差别，可以用利率来衡量。货币的这三种价值都是货币政策所要考虑的，不同的是，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稳定币值”的重点不同，有时可能是国内市场的物价，有时则会转变为汇率的稳定，也有的时候重点可能在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利率）上。但这三种货币价值的外在表现，内在还是一体的，实际操作上往往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八、货币的意义货币是人类自己给自己讲的故事。货币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货币也成就了人类文明。没有货币就没有交换，就没有市场，人类也无法联成一片成为社会，只能自给自足，走不出茹毛饮血阶段。货币起源应当是偶然的。黄金、贝壳等物因象征价值而进入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因其充当人界与神界沟通的媒介（世上多存金银献礼的遗迹和文献），而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换物的媒介。但是，远古互相隔绝的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黄金和贝壳，真是奇迹。如果人类真的是进化而来的，也应当是偶然的，因为人类进化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否则，人类就不会是现在这幅模样。人类本身就是奇迹，人类的奇迹多半是人类有一个社会，群体的力量使人类成为万物灵长。成就人类社会的，或者说把单个人牢牢地系在一起的，就是货币。据考证，货币起初以支付工具形式进入流通领域，货币进入流通早于市场的形成。马克斯·韦伯曾提起，在公元前六世纪或者更早时期，迦太基城市里和波斯帝国中，为军事支付的目的开始铸造货币。西美尔《货币哲学》中提到过，马耳他钱币上的铭文 non aes sed rides（此乃信用，非铜币也）。早期的钱币，应该是一个信物。中国早期钱币上的铭文，如齐国各种"法化"也是王权作保信物的意思。早期的货币进入流通，有两个信用来源，货币是信仰之物，或者说，货币是帝王之物。直接一点，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或者是由于神权，或者是由于王权，或者二者共有之。货币在流通中普遍使用后，社会（市场）将筛选适意的货币。因为货币实物存在货币性与商品性之间的竞争关系，理想的货币形式，应当是较多货币性（如可携带、耐磨损、同质、可分割等物理特性）和较少商品性（实用性）的物。只有那种除了作为货币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用处的东西，才是最理想的货币。在这方面，金银优于普通商品，纸币优于金银。李嘉图早在三百年前就认为，当通货全部都是纸币时它就处于最完全的状态。现在仍在高呼黄金货币化者，应当汗颜。金属为币，以有限之物约束无限欲望，是其优势，也是根本缺陷。优点是在王权不受约束时期，以有限的金属来约束帝王的经济欲求。缺陷是整个社会生产力解放后，金属货币量的不足，以及货币弹性的不足。当前经济体量以及经济波动幅度，任何实物为币，都是灾难：由流动性断裂引发的金融危机必然会时常光顾。不过，金银铜等钱币长期流通，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错觉，即足值铸币才是可靠的钱币。这个错误认识根深蒂固，深深埋进了人类文明的记忆之中。以至于到今天，认为货币发行量不能超过实际的商品数量。实际上，不论是在金属钱币流通时代还是在银行货币流通时代，货币发行没有也不可能瞄着所谓的商品量。因为他们所说的商品量，也是用货币度量通约后加总起来。用货币数量对应用货币衡量的商品量，感觉不出内在的逻辑困境吗？简单地讲，货币就是一个信物。信物的外在形式，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货币身上携带的承诺，是否能够得到切实兑现。能，货币就在，无论金银铜铁纸还是一个虚拟符号。不能，货币就消亡，无论金银铜铁纸还是一个虚拟符号。所以说，货币是一种能够兑现的许诺。对个体来说，拥有货币，就拥有了当他需要的时候能够兑换商品和劳务的权利。这种权利带来的个人安全感，是个体对其所处社会政治组织和秩序信任的最集中和最直接的体现。政府必须保证这种信任。如果说远古时期人们持有金银，就拥有了据此与神界交换的权利。那么今天社会中的人们持有货币，就拥有了据此与政府（当代货币信任的最终来源）交换的权利。货币就是政府颁发给人们的信物。所以说，货币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权稳定，货币稳定。反过来说也行，货币稳定，政权稳定。稳定币值和管理货币流通就是政府的责任。一国货币流通状况（币值稳定状况），事实上就是那国政府的脸面。九、货币竞争大约有近十年了，国人奢谈货币战争（期刊网上相关文献就有三千多篇！）。冷静观察一下，那些开口闭口货币战争者，只似在戏说，他们人云亦云，故弄玄虚，挑拨国人心理上那点欲说还休见不得人的体己话。我怀疑他们既不了解货币，也不了解战争。如果了解货币，就应知货币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会似枪炮那般任凭主人摆布。如果了解战争，就应知你死我活的战斗规则不容于商业社会，偶一为之也不可能长久。货币战争之说，更多是噱头。但是，早期货币扩张，的确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是征服的历史。“货币跟着或者说伴随着刀剑而来”，希腊和罗马军队的军事行动，往往成为货币扩张和入侵的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所携带的硬币就成为被占领土地的货币。公元前 449年，雅典为了进一步推动货币统一，发布了一道法令：所有“外国”硬币都要交给雅典铸币厂，迫使所有盟国都使用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度量衡标准和货币。在中国，秦始皇灭六国后，随即统一了货币流通，秦半两在全国通用。不过，如果我们将视野拉的长远一些，可以看到，刀剑只是为货币进入异域流通提供了一张“入门券”，送来的货币进入流通后，照样要遵循货币流通规律。同一个市场或相互交叉重叠的市场中，如果同时流通两种及以上货币，就会存在着货币竞争：只有一种货币主导流通。货币竞争有两条规则：“劣币驱逐良币”和“良币驱逐劣币”。所谓劣币与良币，是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比较，如果名义价值高于实际价值，就是劣币；如果名义价值低于实际价值，就是良币。同一市场内部，如果政府管理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货币竞争遵循的规律是“劣币驱逐良币”。较为准确的表述是约翰·乔恩在《货币史》一书中的说法：“如果政府以法律条款形式，对自身价值各不相同的两到三种流通中介形式规定相同的名义价值，那么只要有可能，支付将总是以那种生产成本最低的中介进行，而比较贵重的中介将从流通中消失。”举例说明。如果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金银比价为1:15，如果政府规定1个金币换取重量相同的16个银币，金币被高估，银币被低估，结果是银币慢慢地退出流通，金币充斥市场。英国实行金本位前就是这种情况。与之不同的是，在边境或跨境贸易中，货币竞争遵循“良币驱逐劣币”。由于王权所不及，市场自发选择接受足值的货币。那些劣币不会出现在跨境贸易中。历史上西欧小国林立，政局变动频仍，跨境贸易是为常态。金德尔伯格说，封建领主用"铁、皮革、木头、铅、纸、盐等物制造的货币不能在领地以外流通"，只能提供足值的、单位价值高的金银货币。即便在国内市场上，如果政府没有确定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关系，而让市场来选择，结果也是良币驱逐劣币。比如西汉文帝时期鼓励民间自由铸造四铢半两钱、唐代开国后铸开元通宝等，市场上都曾出现过良币驱逐劣币的情况。所以说，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根源在政府。由于市场供求关系波动是常态，政府极难确立不同货币之间的准确比价关系（金银之间兑换比率的变化无常是复本位制无法解决的痼疾）。结果就是，政府干预造成了劣币主导流通，良币退出市场。而政府放手或政府力量不及之处则是良币驱逐劣币。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结论，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现象的存在，才使货币非国家化、在货币领域引入自由竞争的理论有了一些借口。任何一个好的治理者，都不能容忍劣币充斥市场。在这方面，中外历史事实是，政治或者说统治者的意志屡战屡败。严刑峻法，各种手段，都没能扭转“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原因是“利之所在，法不能禁”。当前全球一体化，市场范围的拓展，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升，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关系，也越来越引起重视。显然，这是个良币驱逐劣币规律起作用的场合。哪国货币优劣如何，事实上一目了然。在这方面，一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范围和使用频率，不是阴谋诡计可以撬动的，也不是刀兵所能左右的。和平年代，一国货币之优劣，主要取决于其货币当局管理货币流通的能力和经验，根子在币值是否稳定，二在货币使用范围是否足够（与经济实力和经济开放度相关）。市场治理，好的办法是遵从经济规律，建立一个良好的激励结构（机制），让市场自发力量引导资源配置。否则，依靠行政手段，路会越走越费劲，效果会越来越差。此外，如果觉得力有不逮，开放，就可以解决大问题。因为在开放的条件下，与外国外族竞争，本国本族不得不遵循一个正向的激励机制，使人尽其材，物尽其力，达到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避免关起门来窝里斗、瞎扯淡、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也支持上述说法。中国历史上，凡是对外开放的社会，能够与外民族平等往来，就是盛世。凡是闭关自守，就是走向积贫积弱。三、货币标本：中国古代纸币中外货币史上的最大差异，是中国古代纸币。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早西方六七百年。但纸币在古代中国的流通却是反反复复地不成功，到清朝时纸币曾被视为祸事（嘉庆十九年侍讲学士蔡之定奏请行用纸钞事）。在西方，纸币于17世纪在西欧出现后，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最终演化为当前世界通行的不兑现纸币制度。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从西方引进现代货币制度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私交子开始流通。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 ），朝廷设益州交子务，交子成为官方发行的流通纸币。此后，南宋、金、元、明、清都曾流通国家纸币。北宋官交子可以兑现成金、银、钱以及度牒，流通范围基本上仍只限于四川，陕西、河东（今山西一带）一度流行。南宋会子基本上通行全国，金国交钞流通范围也较广。宋、金纸币分界流通，主要是大额交易使用，目的是弥补金属货币之不足、不便。元代是纸币发展的极盛时代，始终行用纸币，元代纸币不分界，不定期限，永久通用；不限地域，可在全国流通。在元朝最强盛的时候，北尽蒙古，西贯中亚，纸币均通行无阻。明代钱钞兼行，大明宝钞不分界，不定发行限额，不分地区，没有发行准备金，也从不提及兑现，自始至终是不兑换纸币，政府只发不收，宝钞信誉差，贬值速度快，到弘治、正德以后基本上退出了流通领域。清政府纸币流通仅有两次（清末银行兑换券另当别论），清初顺治发行的钞贯，流通十年便退出流通。后来咸丰官票宝钞发行流通不到十年，便几乎成为废纸，不得不退出流通。从宋代交子到清代咸丰官票宝钞800多年时间里 ，历代发行纸币，都是国家政权强迫实施。古代中国，“从古以来，都是人随王法草随风，官家说了算”。统治者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 。…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历代政府均强于内部治理和市场管控制，既使纸币不断贬值，大多数时间也能在市场上折价流通。最初私交子的产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壮举，而是在北宋“钱荒”背景下，由市场内生自发秩序作用的表现：社会寻求创造自己的货币。纸币一跃登上货币史舞台，推手是政府。“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 ，以役使奔走乎天下”。相对金属铸币，纸币的制造成本更低，流动性更强，集中资源的能力更强，统治者操纵更为方便自由，故纸币面世后 ，政府即行垄断、大力推行。历代朝廷以纸钞无偿征收民间财物 ，把发钞作为筹措军费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明崇祯年间，户部曾议行钞法的诸多好处：“…钞法行，则民间贸易不用银，天下之银可尽入内库”。清道光年间王鎏一言道破天机：纸币是国家“操不涸之财源 ”。纸币大大强化了政府的经济搜刮能力，也加快了王朝覆灭的步伐。政府既少（无）发行准备，又不能有效管理纸币流通，结果纸币终为一张废纸。各代纸币均是币值稳定时间短，贬值时间长，最后都彻底失败，大多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与政权存亡相始终。宋、金、元三朝的纸币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其灭亡都同纸币发行有着重要的联系。时至清朝，纸币在统治者眼中成为王朝覆灭的祸因，于发行钞票一事，非常慎重，以不用为原则。中国古代纸币之弊，主要有二 。一是纸币流通破坏了工商业及经济发展的市场基础。纸币发行与流通全由政府包办，纸币数量完全取决政府财政需要，货币供给无弹性，主要是统治者搜刮工具，支付手段功能较强而交换媒介功能较弱。特别是滥发纸币，物价腾贵十倍百倍现象多见，价格信号失灵，市场机制顿失，导致工商业无所归依，陷于崩溃。二是抑制了信用金融事业的发展。纸币流通抹平了称量货币、不同铸币之间的差别，使货币兑换业商机立减；纸币流通解决了铸币长途运输问题，货币汇兑业受到抑制。纸币供应充裕，货币借贷也受抑制 ，实物借贷长期盛行。货币兑换、货币汇兑以及货币借贷这三个早期商业银行业务活动的源头，在中国却因纸币流通而式微。让·里瓦尔在评论18世纪纸币在英国和法国的不同命运时，曾引用伏尔泰的评论，“纸币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有绝好的用场，有时它们能挽救一个共和国，但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又能毁灭一个君主国，因为人民很快就丧失信任。再理想的货币若是过分滥发，平民百姓便会收起他们的银币，国家机器便往往伴随一些重大灾难而使其浑浑地归于自毁”。概言之，古代中国纸币流通所体现出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太强，市场太弱。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就中国古代纸币的教训来看，政府过多地侵占社会经济的空间，至少是不明智的。事实上，如何实现政治意志与货币经济规律特别是国际间货币运行规律相协调，也是当今人民币制度的一大难题。四、钱荒应对金属货币流通下钱不够用，即钱荒现象时常出现。北宋时期的钱荒，较具代表性。一是北宋政府管理铜钱比较严格。政府控制铸币权，且严禁所谓的“细小杂钱”流通，要求市场上通用铜钱，“每千钱须重四斤”，“仍每贯须重四斤半以上”。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好钱。二是史家公议宋代所铸铜币为历代之最，宋太宗至道年间铸钱80万贯，宋真宗咸平三年增至125万贯，景德中183万贯，至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北宋时代的铸钱达到了顶峰，元丰三年为506万贯。（举个参照，唐代玄宗天宝年间铸钱仅31.7万贯）严格的货币流通管理，大量的钱币供应，钱仍然不够用，社会经济民生饱受钱荒之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较为完整的记述了沈括与宋神宗之间的一次对话 。宋神宗问：钱币匮乏的过失在哪里？沈括回答说：原因有八个。大意是，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钱的需求大量增加，二是流通中磨损消耗减少的钱币。三是百姓熔化铜钱铸造铜器。四是钞法不稳，盐钞贬值，劣币驱逐良币，铜钱退出流通。五是金银没有作为货币进入流通。六是大量铜钱储存（常平仓）没能进入流通。七是铜钱外流严重。八是西北铁钱太多为患。沈括认为，前两个原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不用理会的。针对余下的五个原因，他提出五个对策。一是实施铜禁。二是稳固钞法，取信于民，减少铜钱退藏。三是金银为币，进入流通。四是加快钱币流通速度，“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五是禁止走私贸易，防止铜钱外流 。需要交待的是，当时钱荒情况下，铜钱的购买力没有相应提高，说明他们所说的钱荒只是流通中的铜钱少，而非通货缺乏（多种通货并行流通）。千年之前，古人管理货币流通，就有如此高的智慧与成就，令人感叹。现在来看，当时钱荒的原因，主要是铜钱流通的激励结构扭曲了。主要表现有三。一是相比盐钞及铁钱等，铜钱为良币（实打实的货币）。劣币充斥市场，良币退藏（窖藏），符合经济规律。二是铜钱外流。边境或跨国贸易中，货币流通遵循良币驱逐劣币规律。优质的宋朝铜钱，符合边贸交易各方需要。《日本史》所述镰仓幕府时代日本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三是铜钱销熔为铜器。金属为币，有个内在缺陷，金属是做商品消费使用，还是用做货币去交换别的东西，二者之间会产生竞争关系（套利）。与沈括同时期的张方平曾说，“销熔十枚铜钱，能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可达五倍”。利之所在，法不能禁，政府铸造再多的铜钱也无济于事。沈括的对策，实施铜禁与禁止走私，可在短期收一定之效。稳固钞法，有助于改善“劣币驱逐良币”状况。金银为币不足取，因为解决流通中某种货币过少，再增加一种货币进入流通，徒增货币流通之紊乱外，无法解决铜钱被驱逐的问题。沈括对策的闪光点是“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他认为货币流通次数越多，货币发挥的作用越大，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可以弥补流通中货币数量之不足。足见他对货币流通速度同货币数量的关系有十分明确的认识。这是世界货币思想史上最早明确表述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思想，比英国威廉·配弟（1667年）或者洛克（1691年）的早600年，是古代中国货币思想史上宝贵的财富。可惜的是，沈括货币流通理论虽表述明确，其后似有应用，但多是星星点点，断断续续，没有形成理论上的系统化和操作上的经验化。再说几句。中国货币史上有多次实行禁蓄钱政策。唐元和十二年颁布《禁蓄钱令》，规定私贮现钱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的限一月内买物收贮，如钱数过多，则不得超过两个月。违犯的按不同身份定罪，平民要痛杖处死。文宗大和四年又规定蓄钱以7000贯为限，超过1万-10万贯的限一年内，10-20万贯限两年内处置完毕。五代时（如公元924年后唐）也多有禁蓄钱的规定。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户部奏准民户积钱不得超过1万贯，官户不得超过2万贯；超过两年不用来买物的拘捕入官，告发的有赏。历代也有禁止私铸铜器的规定。唐代多有禁止民间私铸铜器的规定，反复宣布禁令。比如，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的大规模的铜禁。宋代就不用多说了。明代也是如此，明皇室对铜的使用严加限制，成祖初，“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盗铸”，但少有成效。清朝也是如此，雍正时曾下旨禁止民间铸造铜制器皿，但收效甚微。禁是禁不住的。禁蓄钱和禁止私铸铜器，都没有改变铜钱不足用之事实。法律和行政措施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缓解问题，不能长时期与经济运行规律相抗衡。解决经济问题，还是从经济规律着手，关键是矫正激励结构，让市场的力量引导经济行为指向正确的方向。而不是任凭主观热情蛮干。换个角度看，北宋钱荒，或许就是对铜钱质量要求过好之故。若放民私铸，铜钱退藏与外流就不会发生。至于铸币足值不足值，市场上说了算。历史上也有不少不足值铸币流通但物价稳定的例子，如汉文帝时期的“榆荚半两”，北魏时期的“风飘”“水浮”。再回味一下，两宋时期，应当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成就的一个高峰，除武事略有不济外，两宋皇朝，在经济社会管理上，不论理念和做法，都是极高明的。就钱荒而言，他们大抵不会不知铸造不足值铜钱可以解决钱荒问题，没有这样去做去想，说明当时人们的操守，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高峰。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节选）上嘗問：公私錢幣皆虛，錢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括對曰：「錢之所以耗者八，而其不可救者兩事而已；其可救者五，無足患者一。今天下生齒歲蕃，公私之用日蔓。以日蔓之費，奉歲蕃之民，錢幣不足，此無足怪；又水火淪敗、\缺者莫知其幾何。此不可救者二也。銅禁既開，銷錢以為器者利至於十倍，則錢之在者幾何其不為器也？臣以謂銅不禁，錢且盡，不獨耗而已。異日，富家備寇、攘水火之敗，惟蓄鹽鈔，而以藏鏹為不利。鈔之在民以千萬計。今鈔法數易，民不堅信，不得已而售鈔者，朝得則夕貿之，故鈔不留而錢益不出。臣以謂鈔法不可不堅，使民不疑於鈔，則鈔可以為幣，而錢不待益而自輕矣。古為幣之物，金、銀、珠、玉、龜、貝皆是也，而不專賴於錢。今通貴於天下者金銀，獨以為器而不為幣，民貧而為器者寡，故價為之日輕。今若使應輸錢者輸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則為幣之路益廣，而錢之利稍分矣。錢利於流。借十室之邑有錢十萬，而聚於一人之家，雖百歲，故十萬也；貿而遷之，使人饗十萬之利，遍於十室，則利百萬矣。遷而不已，錢不可勝計。今至小之邑，常平之蓄不減萬緡，使流轉於天下，何患錢之不多也？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議者欲榷河北之鹽，鹽重則外鹽日至，而中國之錢日北。京師百官之饔餼，他日取羊牛於私市者，惟以百貨易之。近歲，以疥疾乾沒之為蠹，一切募民入餼牽於京師，雖革芻牧之勞，而牛羊之來於外國，皆私易以中國之實錢。如此之比，洩中國之錢於北者，歲不知其幾何。此皆作法以驅之，私易如此者，首當禁也。此可以救者五也。河、隍之間，孤絕一隅，歲\中都之幣以實塞下者，無慮歲數十萬緡，而洮、岷間冶鐵為幣者，又四十萬緡，歲積於三州之境。物出於三州者有窮，異時粟斗百錢，今則四五倍矣，此錢多之為禍也。若不以術洩之，數十歲之後，芻粟何止率鍾而致石。今莫若洩之羌中，聽其私易，貫率征錢數十，歲已得數萬緡。以吾之滯積，而得戰馬、餼羊有用之物，歲入之芻粟遂減數倍之價，一術而數利。中都歲送之錢，但以券鈔當之，不徒省山\之勞，而外之所洩，無過岷山之鐵耳，此不足為害者一也。五、少则重多则轻公元1183年10月，镇江府请求用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宋孝宗说：“新印会子比旧又增多，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南宋孝宗时期，纸币流通稳定。宋孝宗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在纸币问题上，他曾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话虽夸张，足见他对纸币问题的重视。他在位期间（），通过限制纸币发行的数量，用白银兑现、用度牒、助教帖收兑会子，规定输纳时“钱会中半”等措施提升原本贬值的纸币币值，同时，三令五申不许增加纸币发行量。经过数年之努力，取得良好效果，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宋史·卷二十六上·宋孝宗五》）景象，淳熙年间的会子流通，曾被朝臣们誉为“楮币重于黄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淳熙二年四月）、会子“重于见钱”。（《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十多年后，市场现“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三淳熙十三年七月）的情况。孝宗在总结经验时明确表示，上述局面是他严格控制纸币发行量的结果：“朕若不爱惜会子，散出过多，岂能如今日之重耶”（《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宋孝宗将纸币管理经验总结为“少则重，多则轻”，对纸币发行量和币值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作出明确表述：会子发行量越少，币值就越大，即“少则重”；会子发行量越多，币值就越小，即“多则轻”。“少则重，多则轻”客观地反映了纸币流通规律，成为古代中国纸币管理思想上的名言，常为后人所提起，并为以后诸王朝的纸币发行和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认为货币价值（商品价格）取决于流通中货币量的货币数量论，在古代中国货币思想史上最早见于《管子》。《管子·国蓄》说到“夫物多由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明确的表达了币多则万物贱，币少则万物贵的货币数量价格论。西汉时期的贾谊提出“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汉书·食货志下》），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所言“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等都是货币数量论思想的反映。东汉章帝时期的张林，在分析当时物价高涨的原因时，常人认为是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结果，他却说“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残故尔。宜令天下悉取布帛之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晋书·食货志》）这种用货币数量来解释物价的见解，在当时是超乎常人的。南朝齐高帝时孔觊提出《铸钱均货议》，认为粮食歉收，粮食本应涨价，但未上涨，这是由于货币数量少，而不是粮食不值钱。孔觊从南齐当时通货短缺来说明粮价不高，与东汉张林钱多而物价昂的说法相映成辉。唐代刘秩说“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钱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旧唐书·食货志上》)将货币价值的大小与货币数量的多寡直接联系起来。陆贽认为，“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明确地将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结合在一起，认为物价贵贱的原因完全在于“钱之多少”，这是中国历史上表述最为清楚、最为精炼的货币数量论。在西欧，货币数量论的首创人是法国政治思想家J·博丹()。这方面，古代中国也比西方早了至少700年。现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一个著名论点：“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他认为，通货膨胀现象只能有一个责任人，那就是中央银行。如果这个机构能适当控制货币供给量，通货膨胀便不会发生。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英文版封底有一小段话：“Money is much too serious a matter to be left to central bankers．”意指“货币太严肃了，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们。”搞笑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译本译成：“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完全把作者的意思弄颠倒了。的确不能将货币问题仅仅交给中央银行。3月26日，央行小川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言时表示，货币政策将不再宽松，变成比较审慎的货币政策。周小川2002年任央行行长，至今已有16年。在他任上，M1从70882.19亿元增加到亿元（2017年2月数据），增长6.72倍。史上少有。不论什么原因，守土有责。“少则重，多则轻”。现在还是这样。美国劳工部有个统计，美国CPI以1983年1月为100，2015年4月为236.599，30多年翻了一倍多点。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的CPI，2013年底为572.6（累加值，以1979年为100）。我觉得，如果说近30年来，我国物价上涨10倍，肯定是低估了；如果说上涨了20倍，部分商品可能高估了。货币发行太多了。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呼之欲出。如果管理不好通货，多年货币超发的恶果，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可能会绑架货币决策，以发行更多的货币为必要手段，维持经济稳定运行。宁愿相信这是危言耸听。压力山大。六、咏钱赏析文学作品中，凡涉及到钱的，古今中外毫无例外地贬多褒少。如西晋鲁褒的《钱神论》，唐代张说的《钱本草》，元末流传的《乌宝传》等。国外的有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对金钱的刻画等。史料中关于钱的评述较为常见，如西汉贡禹认为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千金买颜色，万金买肺腑。见人口朴呐，黄金自能语。”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文人们对钱误解之深、之久远，的确不是轻易就能讲清楚的。事实上，厨师用刀切菜，罪犯用刀砍人，关刀何事？古代诗文里，对钱的认识，最为客观的，应是清朝袁枚的《咏钱》诗：人生薪水寻常事，动辄烦君我亦愁。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空劳姹女千回数，屡见铜山一夕休。拟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设富民侯。这首诗表达了前人未有的思想。人生在世，柴米油盐，与钱打交道既是令人烦恼又是不可避免的，常需使用之钱往往不够用。“孔兄正羞涩,趑趄色氤氲”。英雄也有气短窘迫之时。所以说，对于金钱，人们大可不必讳莫如深，自命清高，关键在于使用得当。诗文富有意味：“不谈”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规篇》，西晋王衍是所谓的“品行高尚”的清谈人士，他口里从不提到“钱”。他老婆想试探虚实，趁王衍熟睡之时，叫仆人绕着床边铺上一大圈钱。王衍早晨醒来见到床边的钱，便叫来仆人说“举却（拿开）阿堵物”。王衍曾任尚书令等要职，官至太尉 。被石勒俘虏后，“唯求自全之计”，劝石勒称帝，以图苟活，却被石勒处死。这类毫无气节的人，终非为清流雅望的君子。不谈钱者，多是作伪之人，不可不防。“空劳姹女千回数，屡见铜山一夕休。”说明积聚钱财无用，反以自害的道理。姹女，指灵帝母后，《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母永乐太后好敛财，京城有童谣云：“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未久，汉柞即终。“铜山”源自《史记·佞幸列传》，汉文帝宠爱邓通，有人给邓通相面，说邓通将来会穷饿而死，汉文帝就把蜀郡严道铜山赏赐给邓通，许其自铸钱，邓氏钱满天下。景帝时，邓通家财被抄没，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正所谓“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这方面中外不同。在西方，特别是市场经济逐渐成熟之后，由于产权清晰，产权保护到位，私人对财富的拥有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人的社会贡献度。按照交易的逻辑（也是市场的逻辑），个人拥有财富越多，说明其创造的价值增殖越多，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社会，人们并不避讳谈钱。中国在这方面有所不同。钱穆在《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提到，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他的意思是，对于人生，货币少了不够用，努力挣钱养家糊口，有积极意义；货币多了则徒增无益，反而招致危害。宋太祖曾经公然说到，富者田连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历史上，富商大贾因财致祸的例子（关键是连皇帝都眼红），比比皆是。诗的末尾寄托了共同富裕、人人有钱用的美好愿望。“富民侯”典出《汉书·卷六十六》，汉武帝晩年，悔以江充谮杀卫太子据，会车（本姓田）千秋上书为卫太子鸣冤，因擢升为大鸿胪，数月后为丞相，封富民侯。《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后世以“富民侯”称安天下﹑富百姓的高官。货币是连通人与人之间物质交流的渠道。人在社会上生存，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进行物资交换，这种交换以货币为媒介完成。人类社会组织化的手段有三种，一是思想控制，二是武力胁迫，三是利益连接。靠思想控制和武力胁迫去维持的组织必不能长久，只有利益，才能将松散的人群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因此，使社会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的，是货币。钱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凡是钱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是比较公平的领域。历史也证明了，经济货币化推动了社会等级观念的消除与平等观念的确立。货币化进程使一个由拥有不同货币量的平等人所组成的平民社会，取代了那种靠着血统等先天禀赋差异支撑的等级社会。这一变化是人类的解放，是生产力的解放，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心理学研究中，大概有以下三种金钱行为：一是权力与控制。通过控制金钱，人拥有了对他人的权力。人渴望权力，渴望控制，想方没法拥有金钱就是一个捷径。二是自尊与价值。有钱会得到别人的尊敬。人们往往把金钱与权力、地位、威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往往根据他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金钱符号：服饰、汽车、住房、职业等，来决定与其交往的方式。以个人拥有金钱多寡作为判断其社会地位的标准。这刺激着人们去寻觅更多的金钱，哪怕事实上他们是不需要金钱的。三是独立、选择与自由。拥有金钱可以帮助我们摆脱食物、住房和健康等物质方面的烦恼，从而使人生拥有更多的独立、选择与自由 。讲一个犹太故事。一个吝啬鬼去他的拉比那儿乞求祝福。拉比让他站在窗前，看外面的大街，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说：“人来人往”。拉比给他一面镜子，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说：“我自己”。拉比解释道，窗户和镜子都是玻璃做的，但镜子后面涂了一层银子…镀上银子的玻璃，使我们只能看到自己。这就是钱的危险之处。当眼睛被猪油蒙上以后，人们便不易辨别是非了。钱是重要的人生坐标。在《塔木德》经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最长的路，是从心灵通往钱包的那条路。”人类某些最好的品质就取决于能否正确地使用金钱---比如慷慨大方、公正、诚实和高瞻远瞩；人类的许多恶劣品质也起源于对金钱的滥用---比如贪婪、吝啬、不义、挥霍浪费和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行为。钱是芸芸众生的生计。按照公平交易的原则，你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来自你亲手创造价值增殖的一部分。口袋中除此之外的钱财，都带着不祥的印记。切记。理解金钱，就是要让它服务于你的人生，而不是相反。（完）温馨提示：现微信最新版本“订阅号”已实现公众号置顶功能，广大读者可点开“金融读书会”公众号，点“置顶公众号”键，即可将“金融读书会”置顶，方便查阅。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易发冲天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一再投资，不要让你的利润空闲着。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