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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需要的设备可能就很多了？一般做泳池的话，第一个是资金要足，因为整个泳池项目下来会比较贵，第二个是空间要富足，足够放设备，第三个是专人管理，这点也是需要定期清理和日常维护的。泳池设备方面，第一点是水处理系统这一块，包括换水、消毒、过滤这一个大的方面，有专门专业的人做这种事。另外一个泳池设备就是考虑舒适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比如一般室内泳池管来说，都会做恒温除湿。因为室内泳池的话，湿气很重，一方面是容易使结构建筑物结垢和腐蚀，另一方面是人会觉得很闷、不舒服，影响健康，所以一定要做恒温除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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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好文~　　
　　序言（上、下）　　人生，像是一个游泳池。我们每个人，自生下来，便开始在我们人生命运的游泳池里，翻来覆去地游——蛙泳、蝶泳、仰泳、侧泳和自由泳，从生到熟，由生至死。在这个人生的游泳池旁，我们会遇到许多人，包括我们的邻居和亲朋好友，情人和恋人。有的关系是阶段性的，有的是时期性的，还有的，是终身的。有的，数年后我们忘记了名字；还有的，却像在我们的心底深处印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可以记一辈子。　　在洛杉矶的时候，我收藏过两台从国内运来的老摄影机。一台是一部三十年代美国密歇尔的手摇摄影机。另一台，是我国自行生产的第一台摄影机——一个仿美国密歇尔Mark-II造的中型单反摄影机，上面还有零零壹的字样。后来，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一台卖给了好莱坞的罗艾德斯摄影机公司，另一台卖给了英国明星约翰•瑞戴维斯。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遗憾。可是一晃，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　　记忆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偶尔它还会在脑海里呈现。　　对于自己年轻时候的记忆，像一部用柯达三原色胶片拍摄的影片，静静地陈放在脑海深处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角落里。一天，无意中将它拾起，放到放映机上，自坐在黯淡小放映厅的银幕前，又把自己带回了过去：年轻时，我们都是那样的天真和赋有朝气。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就是朱塞佩•托纳多雷导演的意大利影片《天堂电影院》。这是一部即使我感到悲哀又使我感到温馨，同时，充满感性和爱的电影。可能，影片主人公多多的少年生活，使我联想起了自己。　　虽然是北京人，幼儿园后，家里一直住楼房，故此，我没有胡同里那种浓重的京腔。有趣的是，我的出生地，却是在京城的一个老胡同里。　　北京西单有一个叫舍饭寺的胡同，里面有个大宅院。明代时，它被称为舍饭蜡烛寺；清代年间，改名为舍饭寺。北平解放后，舍饭寺12号的大宅院成了老式京城旅馆，叫“花园饭店”。我就出生在这个京城的老字号“花园饭店”里。院内，满是藤萝，还有漂亮的长廊和一扇蛮有庭院色彩的圆洞石门。　　解放后，国家成立了中央电影局和电影艺术委员会。这个艺术委员会和后来的中国电影出版社，著名的电影月刊《大众电影》和《电影艺术》编辑部，就设在这个宅院里。它成了很多知名影人聚集和居住的地方，里面还设有一个电影放映厅。文革前，那里每天都放几部片子。我的外公和外婆也住在园内的一个二层洋房里。　　文革后，舍饭寺胡同听起来有些陈旧，又改名为民丰胡同，直到上个世纪末建西单商场的时候，被推土机碾为灰烬。现在，像《天堂电影院》里的那个小城影院，它只是老影人脑海里的一个幻影。　　我家里，兄弟俩，我是最小的。哥哥从小就是个孤言寡语的人，一心闷头搞学问。相对来说，我是个外向性格的孩子。母亲说，这都是因为小时候带我的那个“苏州阿姨”——一个嗓门大、爱叨唠和喜欢昏睡的长舌妇。哥哥的阿姨，是个闷声和贤朴的北方老太太。父亲说，在我会说话之前，已经看过上百部电影。因为阿姨懒、好睡，每天都偷偷地带我到放映厅去，自己在黑乎乎的屋子里酣睡，由得我，在银幕前自生自灭。父亲还说，也正是因为这个“苏州阿姨”，我眼睛从小就不好，怀疑是看电影给看坏了，怕是得了近视眼。　　五岁那年，爸爸、妈妈听说北京儿童医院发明了一种用远视镜校正近视眼的临床治疗方式，送我去了医院。医生说，第一次戴远视镜，景物会是模糊不清的。但我说，我看得很清晰。那个女大夫断定，我一定是瞎说。可是，我坚持说看得清楚。后来，我才在无意中被确诊为先天远视眼。那时，中国孩子患这种远视眼的不多，我是家里近代史上的一个先例。　　我从小就爱看傅雷翻译的法国小说和苏联列宾的画册，这些都是从中央美院附中图书馆偷着拿出来看的。也就是从这些在酷暑的高中假期和深夜打着手电筒在被窝筒悄悄阅读的书籍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什么是美和我幻想中的那种崇高的爱情。　　那时候，我还没有料到，老天爷给我在太平洋的彼岸安排了另一种人生生活，而我真正人生和爱情生活也是从那时才开始的。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仲夏。　　那年，我一个人从北京跑到南加利福尼亚，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那年，我正是十八岁。　　出国前，除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混乱，没有尝试过什么叫幸福和恋爱。　　和其他十八九岁的美国男孩儿一样，我在大学课堂上常常幻想。那时候，我们在脑海里总是问自己一些赋有哲理的问题：我是谁？为什么生？人生目的是什么？还有的就是：女生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现在想想，好像是太荒唐和幼稚了。可是，那时候我们都又是那么的认真和严肃。　　南加州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也有人称它为“贵族学校”。在上电影入门课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从纽约来的年轻犹太帅哥，一头蓬蓬卷卷的黑头发，总是穿着双黑色的皮靴。那年秋天，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偶尔遇见了他。他告诉我，他准备过几天就退学，回纽约了。我好奇地问：那是为什么？他很严肃地回答说：我是学哲学的，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已经悟出了生活的意义，所以，没有必要再学下去了。　　那时，我几乎愣住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只不过是只笨鸟罢了。　　谈起爱情，我这个人有点怪，想的太多，追求的太完美。有一位美国女士曾对我说，我在女人身上真正想寻找的，并不一定是肉体或性方面的某种满足，更恰当地说，可能是一种心态和心理上的深层感情沟通和理解。　　最近，在广播媒体、网上和家庭生活里，我常常听人们谈起爱情问题。谈到爱情，男人和女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往往是各持己见、各说不一，仿佛像是从火星来的战神和金星来的维纳斯。这使我联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爱情和恋爱生活，回想起自己在爱情道路上的幸福和坎坷，同时，回忆起在这个人生征程上所遇到的恋人和难忘的往事。　　说到恋爱，一个人怎么意思到自己第一次真正地“爱”上了另一个人？　　我所说的，不是一个过程，而是那自我悟知的一霎那。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种男女之间的像火焰一样的痴爱，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爱情，它是一种稀奇和奇特的非物质财富。这种情缘往往是太虚、太渺茫。如果一个人真想尝到这种滋味，要有足够的运气。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体验到这种神秘滋味的，因为它需要追求和勇气。一旦我们的痴爱和热恋成了泡影，这个滋味也会随之变得酸辛和苦辣。如果感情是赤诚的，爱心是炽烈的，即便有一天，我们的感情终于破裂，恋人离弃而奔了，那种记忆里的炽热和酷爱，会像一个隐讳的幽灵，悄悄地潜伏在我们心灵深处，陪伴着我们，直到永远永远。　　可是，对很多人而言，谈恋爱的目的，是为了搞对象和弥补个人精神生活上的空虚。还有的，是在自己生物钟、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下去搞的，目的是为了婚姻；而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生儿育女。所以，在很多夫妻的生活里，缺乏一种爱情味精。婚姻成了过日子，一辈子，为自己的儿女奔波，爱情上，过的却是同床异梦的生活。有一天，孩子长大，远走高飞了，俩人成了空巢夫妇，坐在一个空空的房子里，第一次彼此相互望着，愣愣地看着对面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那一刻，虽然身体在一起，但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上，却早已多年前相互离弃，只是在形式上，还维持了一个家庭结构、承担了一份责任和维护了社会面子。　　其实，婚姻可以破裂，人可以离合。与婚姻相反，爱情是不
　　@黄瓜黄了吗 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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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莎娜，我的启蒙老师 （一）　　一九八一年八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出远门，而且一去就是美国。　　航空公司是中国民航，我坐在倒数第二排。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没有见过任何市面，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别在飞机上吐了，在人家面前丢人现眼。　　一路上还好，只是当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上空盘旋，开始下降的时候，飞机颠颠荡荡，我实在忍不住，还是吐了。幸好，都吐到了卫生袋里。　　下了飞机，乘计程车直奔学校——南加州大学电影系。开车的是个憨厚的中年黑人，说话还带着很重的中非口音。下了车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提包在付车费的时候，一疏忽，落在后座上了，我的护照和钱包都在里面。　　我报了警。　　正当我着急得团团转的时候，那个黑人气急败坏地回来了。他从驾座上跳起来，歇斯底里地喊，说我忘了拿自己的包，让他一通好找。可是，他拒绝收取一分钱，又气呼呼地飞快驶去了。　　八一年，是里根总统执政的年代，也是二战后美国最后的一个鼎盛时期。那时，美国刚从卡特时期的经济危机和伊朗德黑兰使馆人质问题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三月里，一名叫约翰?欣克利的年轻男士企图暗杀总统，以此表达自己对年轻好莱坞性感女星朱迪?福斯特的青睐。不幸，30日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门前遇刺。可是，这个好莱坞影片里的倔强牛仔神奇地从手术台上死里逃生。里根，像个“不倒翁”——他的形象，成了美国英雄本色的代言。他的身影，使美国人重新找回了自己失去的自信。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样子。 　　那时的南加大电影系，设在一个二战时期的木板结构平房院落里，布局酷似一个北京的宅院，周围布满了藤萝和绿油油的热带植物。木地板下面是空的，走起路来，轰轰地颤抖，整个屋子都可以听到嗡嗡的回音，像是在一列火车上似的。我有时幽默地称它为“列车皮里的电影学校”。　　这个“梦工厂”门口，有一个由某匿名人撰写的标语。上面写着：“现实在这里结束”。无论学校多少次把它刷掉，在夜幕里，总会神秘地再次出现，黎明后，呈现在世人眼前。这件事，成了学校的一个传奇故事。　　乔治?卢卡斯，是我们的老校友。他的影片《星球大战》，不仅给他和夫人玛莎带来了好莱坞和世界影坛的称赞，还给南加大电影系带来了荣耀和国际公认。　　两年前，女歌星邓丽君在南加大进修英语。据说，她本想进修后留校学习电影，后来，还是决定搞自己的演唱会巡演了。遗憾，我没能和这位当时风靡大陆的台湾女歌手结成同班校友。　　　刚到校不久，我就被安排住宿在离电影学院只有一个绿色草坪之隔的学生宿舍楼里。那是个雪白色的小楼，叫克里基幽尼。它是一个女生宿舍楼，只有右面的第一层，留给了第一年级的男生。我宿舍的同屋，是一个从德国莫尼黑美军兵营来的高个子美籍男生，叫安德鲁斯。我们的爱称却是同名，都叫安迪。　　我们的宿舍里， 挂满了当时风靡西方世界的英美艺坛年轻偶像女星海报。出国前，哥哥送给了我一张英国女歌手金怀德（Kim Wilde）巴黎个人演唱会的海报。那是一张法文版金怀德头像的黑白照，额头上覆盖着简洁和厚实的金黄色头发，左侧的上臂撑着自己的半个脸，深思的浅色眼睛望着镜头外，性感和富有个性的脸庞上，却没有一丝微笑。她的流行歌曲《美国孩子》，在美国和欧洲的音乐舞台上及无线电广播里红得发紫。那时，美国男孩儿们最崇拜的性感女郎大都来自美丽的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名模克莉丝蒂?布林克利和卡丽?奥蒂斯，还有性感女影星宝黛丽。金怀德和克莉丝蒂的海报贴满了我床头侧面的半壁墙。　　我们的楼顶上设有一个露天游泳池。一到太阳天，金发碧眼的女生就成三结四地云集在游泳池边，穿着粉色或白色的分体式巴西超短泳装，在那里聊天，放音乐和晒太阳。这些女孩子一般都是贵族家的千金小姐，穿的都是比弗利山庄名牌店的法国或意大利款式，开的大部分是敞篷宝马325系列跑车。对男生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天堂宝地。
　　在美国，对有车族来说，一部汽车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在美国的文化里，汽车代表着个性、自由和美国精神。　　我第一部汽车，是一辆二手的奥迪福克斯，原车主是位美国中年女子。售车广告是我在《洛杉矶时报》的广告栏里发现的。车身呈褐色的，看上去一股的老成气。买了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喷成鲜红色，锃亮的漆在加利福尼亚强筋的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像部新车似的。　　我购置的第一台电影摄影机，是贝尔(Bell & Howell) 公司生产的1237型超8毫米携带式有声摄影机，用的是柯达Kodachrome 和Ektachrome 反转片，配有自动变焦镜头 和一个30度直角的麦克风话筒。这是我从罗马来的一位满头卷发，戴着细金丝边近视镜的大班留学生手里买的二手货。那个年月，这个贝尔摄影机和索尼Walkman袖珍录音机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工具。　　我认识的第一个女生，是满头金发、有着健美身段的安德森小姐。她的父亲是一位南加大著名的商务系教授。她说，她的家族有非常纯正的瑞典血统，而她是家里的第三代。是安德森小姐，第一次带我去设立在玫瑰园南端的著名古罗马式洛杉矶露天体育场，观看南加州大学校队的西海岸橄榄球大赛。好莱坞西部片巨星约翰?韦恩，也曾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校队里踢过球。同样，是安德森小姐，第一次邀我去她的宿舍，介绍我英国“披头士”乐队的歌曲。出国的前一年，我在《美国之音》的英语短波广播里，得知“披头士”领衔主唱约翰?列侬不幸在纽约遇刺，但是，此前从未听过他的曲子。在某种意义上，安德森小姐，也是我美国的第一个女友。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校长罗斯先生。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曾遗憾地说，上大学时，他报考过南加大电影系，却没被录取。罗斯校长幽默地回答道：史蒂文，这该怪你。如果事先告诉我们你将来会成为《大白鲨》和《外星人》的导演，就不成问题啦。正巧，在我来美国的前两年，罗斯校长访问了中国，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过讲座。学院把他的讲座印成了一个中文册子，赠给了他留念，这使他非常开心。我是这个世界著名南加大电影系的第一个大陆学生，罗斯校长慷慨地给了我人生中第一个职位——在校长办公室里，作为他的个人助理。　　在大学时期，这个性格开朗，开着一辆日本敞篷赛车的苏格兰裔罗斯校长不仅成了我的导师，同时，也成了我的美国父亲。每逢过年过节，总是邀我到他家在帕萨迪纳的花园别墅作客，和其他电影系的老师们共庆佳节。　　但是，我的爱情启蒙老师是莎娜——一个二十六岁的金发美国姑娘。　　莎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首先，她是个美貌出众的业余模特。在街上，常常有人盯着她看。男人的贪婪眼光使她反感，好像他们的眼光在窥探自己裸露的身体。　　对莎娜而言，那时，我只不过是个孩子。
　　在国内，大家常说，美国人是吃牛肉长大的。到了美国，你才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八十年代初，正是施瓦辛格健身热的时代。和华人相比，美国男人的却是膀大腰圆，一个个长得像牛仔，特别是那些穿着讲究的年轻男士。为了和这些白人孩子抗衡，我也加入了一个洛杉矶海边的白人西区健身房。　　也就是在那个健身房的游泳池边，我第一次认识了莎娜。　　那天，是南加州的初秋。与其它地方相反，一入九月，洛杉矶地区进入了“印第安暑期”，气候开始一天天干热起来。热热的海风和足足的太阳把山坡上的草晒得个干黄，就连街旁光秃秃的高耸棕榈树，也晒得低了头。　　健身房里挤得满满的，人气十足。　　男生在练哑铃和举重。女生穿着澳洲歌星奥莉维亚?纽顿强的健身衣，在疯狂的摇滚乐陪伴下，跳着健身操。 　　我独自在跑步机上小跑了二十分钟后，换上了游泳裤，向走廊尽头的游泳馆走去。　　上个学期，在自选科目里，我曾选修了一门救生员培训课。结业时，我还领到了一张救生员执照。作救生员，是个好差事。你不仅可以整天泡在游泳池旁边晒太阳，欣赏皮肤晒得黑黝黝的金发女郎，而且还可以得到些外快。　　在大学校园的西北角，有个五十米长的奥林匹克游泳池和二十米宽的跳水池。一九八四年夏季奥林匹克的跳水和游泳比赛，就是在那里举行的。　　有个叫托比的美国男孩，他是那里的一个救生员。每天下午，他总是戴着墨镜，身着一件雪白的衬衫，半缅着袖口，高高地坐在救生员瞭望椅上，好个潇洒。　　那儿的水，清澈和碧蓝。没事儿的时候，我常到那里坐坐，和托比抽根儿烟，聊聊女孩子。　　在那里，我最喜欢看的，是女生水球队的训练。在水球队里，大部分是有德国和北欧血统的女生，辔着一头的金发，肩膀宽宽的，睫毛长长的，眼睛是不同色调的蓝——从淡淡的浅灰直到碧色的海兰。　　她们的体态是那么无忧无虑，好动，甚至有些滑稽。水花在她们的身上，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她们跳入水中，游起泳来，像小海狮那样的熟练和自如。有的可以潜在水下，游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更像美人鱼。 　　“为什么水球队里有这么多黄头发的姑娘？”我问托比。　　“因为她们的体质好。”托比懒洋洋地回答说。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人是有游泳天赋的。要游得快，人的身体要有浮力，骨头要轻，双臂和小腿要有好的爆发力。黑人的体型，据托比说，是不适合游泳运动的，因为皮肤黑的人，骨架子重，不容易浮水。
　　那天，当我踏进健身房游泳馆的时候，我已不是个游泳新手。可是，四年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我才是在母亲的辅导下，第一次在八一湖学习换气。出国前，我只会蛙泳和“狗刨”。　　“一，二，三，抬头。睁眼。”　　“出手，画圈，回手，抬头，睁眼，换气……”　　小时候，家境不好。我没有记得穿过多少像样的衣服。但是，母亲说，虽然我们穿的一般，但是，家里的伙食比别家的好。　　闷热的夏天里，爸爸、妈妈和哥哥，我们骑着自行车，从甘家口到玉渊潭。我还记得，八一湖岸上长长的柳絮在微风里荡漾，低空中飞着密密麻麻的蜻蜓。我们在混浊和布满水草的湖里游泳，嬉戏。　　每年，那里的水草会缠住一些游泳人的小腿，把人淹死。父亲、母亲和哥哥的水性好，他们可以游到对岸。我从来也没有游过去。我瘦小体弱，总是挎着个用解放卡车轮胎内芯做的救生圈。一夏天里，我们晒得黑黑的，游完泳后，坐在岸上的树阴下吃“野餐”：茶鸡蛋，果子面包和香肠。 　　到了美国，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救生员，大腿变得粗粗的，胳膊挽起来时会露出一块硬硬的肌肉。　　我的步伐轻快，好像脚底有风，感觉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是一种我从未感觉过的东西——自信。可能，加利福尼亚赋有了我这个中国孩子一种新鲜的自由感，像是一支刚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麻雀，徜徉腾空。　　我在尝试我人生的美国梦想！ 　　步入游泳馆的那一刻，我的眼睛突然像是长了个自动变焦镜头，从大远景变到了特写，定焦在莎娜的身上。她身着一件一体的乳白色紧身衣，皮肤是如此的白，有点半透明，好像可以从表皮上看透下面的血色，有点发粉。她的腿又细又长，金沙色的黄发被卷了起来，在头上扎了个结，可是还有几根攒了水的发丝覆盖了她的脸颊。　　从远看去，莎娜在众人面前似乎有点拘束和害羞，扶着游泳池旁的梯杆，用一个大的白浴巾遮住了她的腿，像个东南亚女人的长裙。　　几秒钟过去后，游泳馆里荡漾的回音使我又回到了现实。　　那里的水，没有大学的清澈。在阳光的反射下，水面上浮着一层蒸汽。整个泳池又沉入了宁静，只是在进右侧的一个泳道里有一个退役老人将头侵在水里，慢慢地游着蛙泳。　　左侧，有一个大的按摩浴缸，咕嘟咕嘟地滚着热水泡，里面坐满了些毛烘烘的中年白人男士。我发现，他们的目光也一丝不苟地盯着那个水边的女子。　　莎娜的头微微地侧过来，像一只谨慎的白猫，用自己眼角的余光窥探了一下周边的环境。　　我想，莎娜几经对周边中年男士的贪婪目光有了警觉。　　她装着用自己身上的白毛巾擦去脚腕子上的滴水，然后，静悄悄地向泳池的另一端走去。　　她踮着脚尖，脚后跟旋在半空，步子是那样的飘飘然，屁股有点左右摆动，像是个油画中希腊神话的仙女。　　突然间，一声赋有狼性的男人尖叫声打破了暂时的宁静，随后，是一片哗然。　　咕嘟浴缸里的男人们嘻嘻地开着玩笑。　　莎娜顿时惊吓住了。她加快了脚步，跑到了对岸。　　下意识里，我觉察到了她的惊恐。　　在不知所措时，我手忙脚乱地戴上了Speedo泳镜，一头跳入水里。　　一霎那，水里的寒气刺骨的凉。　　我感觉头发根儿上都凉，像是长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学着学校女生水球队员的模样，潜水游向了莎娜，想逞逞能，一气游到对岸。浮出水面时，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莎娜的脸和她大大有神的眼睛，浅绿色的，接近暗蓝，有时可以变色。　　“嘿，你好。”　　“你是谁？”　　莎娜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我是个救生员。”　　这次，莎娜真正地笑了，而且，笑得是那么开心。　　“救生员？”　　“嗯。”我深吸了口气。“我看到那些人好像在嘲笑你。”　　莎娜的眼睛盯着地。“别理他们。他们的眼神好像是要拖我的衣服。”　　莎娜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我：“那你要什么呢？”　　“保护你！”　　莎娜笑了。她的两只大眼睛望着我，闪闪发光。　　“真的？那你叫什么名字？”　　“安迪。”　　“多大了？”　　“十九。”　　莎娜弯下身子，蹲在泳池边，细细地打量了我一下。　　“好年龄。对我来说，好像是昨天一样。”　　“你呢？”我傻乎乎地问。　　“这个嘛，是个秘密。”　　“对不起。”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鲁莽。　　“没事儿。反正我比你大。”　　“我也快二十了。”　　我的话把莎娜逗乐了。她用手揉了揉我蓬乱的头发。 　　“别傻了。”她把我推入了水里。　　当我再次浮出水面的时候，我只看到了莎娜的背影。一口气，我从水中爬出来，追了上去。　　“你要走？”　　“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了。”　　“我们能再谈谈吗？能认识你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哪那么多为什么？”莎娜有点不耐烦地反问。　　突然，她停了片刻，好像是有些犹豫。　　“这样吧，留个电话。”她说。　　我留了我和安德鲁斯学校宿舍的电话。　　“一定打电话给我。”我迫不及待地嘱咐着。　　莎娜在空中摆了摆手，她的身影就这样消失在游泳馆的门口。
　　那天傍晚，我的红色奥迪福克斯，在加州10号高速路上畅快地飞驰。我的身体，感觉像飘起来了一样。天边是一片胭红色，在那瞬间，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快活。　　回到学校，我把车子扒在停车场的楼顶，匆匆从悬在楼侧面的铁梯子上小跑下来，迫不及待地想把我和莎娜的偶尔相遇告诉同屋安德鲁斯。我快速地穿过了挂满刺眼日光灯管的宿舍走廊，打开了宿舍的房门。　　使我吃惊的是，里面一片漆黑。　　屋里有一股浓郁的大麻味，混杂着女人的香水。　　“别开灯。”安德鲁斯从床上用沙哑的声音说。　　我停住了。　　下意识里，我晓得了。屋里有女人。　　“好吧，给我三十分钟。”安德鲁斯说。　　“没问题。”　　我又回到了车里。　　这是我和安德鲁斯间的一个默契。　　那天夜里，我和安德鲁斯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在黑暗里，聊了大半夜。我们所谈的，大部分是关于女人。但是，我对那天与莎娜的相遇，只字不提。安德鲁斯也从未提起那个在夜幕里匆匆离去的女子。对于安德鲁斯来说，一个新的女人，就像是一顿便饭。 　　“你第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安德鲁斯在床上抽着一根儿万宝路。　　“哦，十七岁。”我瞎编了一个谎话。“你呢？”　　“十四。”安德鲁斯漫不经心地答道。　　“在哪儿？”　　“在一艘去英国的船上。”　　我想起了莎娜。“那个女人多大年纪？”　　“二十多岁吧。我不知道。”安德鲁斯侧过身来对着我问：“那你呢？”　　“哦，也二十多。”我又编了个谎。　　“是啊，还是二十多的大龄女子好。有经验。”他干笑了一声。　　后来，我听到的，只是安德鲁斯的鼾声。
　　@小崔113 10楼
09:48:30　　文章越来越精彩了，虽然字数还少但是已经可以看出作者的潜力啦。不过这里的水太深，文冷是很正常的，作者何不考虑换一个更广阔的平台呢。写文无非为了名、利或者兴趣，如果为名，我们有各种推荐，最终能推荐到无线或者出版。如果为利，我们的福利业内数一数二，如果为兴趣，我们有责编指导、推荐，而且我们站的流量很大，很容易就被更多人看到了。最重要的是那里有欣赏你的人，可以省掉新人不少麻烦，所以何不尝试一下？□，......　　-----------------------------　　有意思。将来，可以谈谈。
　　在国内，我不是没有和异性谈过爱。可是，那种娃娃爱，是另一种情感。　　十四岁那年，我喜欢上了一个坐在班里最后一排的女生。那时候，我发现女生已经开始长乳房，分泌一种女性特有的荷尔蒙芳香。一天下午，我爬楼梯跑到她家里，给她送书，好像是传送我对她的感情，结果给拒绝了。
　　十六岁上高中的时候，在文科班里，我认识了一个皮肤刷白的女孩，叫莉莉。她父亲是个严厉的留美数学老师，舅舅和舅妈还住在西雅图。我们牵着手逛中山公园，在河边嬉戏，亲吻。她父亲在课堂上叫我的名字，好像是在同学面前故意给我出难题。　　毕业前，我暗暗喜欢上了二十六岁的中文老师。那时，北京第二十八中设在天安门的左侧，和北京卫戍区为对门。放学后，我们从天安门漫步到西单，有说不完的话，有时甚至一直走到南礼士路。但是，我们的感情从未越轨。
　　还有那个苗条的芭蕾舞独舞演员。在北京展览馆演出后，我陪她坐着公交车回歌剧舞剧院。后来，她和歌舞团访问了华盛顿，一举成名。　　还有，那个混血儿——那个某某名导的情人。我们俩应该才算是对真的“情侣”。在移居柏林前，我和她度过了我在北京最愉快的夏天，还陪她去过德国大使馆。我给她拍过黑白艺术照。她是我最欣赏的模特儿。临出国前，还是她给我织了茸茸的褐色毛衣，是《恋人曲》主人公穿的那种。　　这些都是我心爱的女人。但是，她们都不是我真正的恋人。　　那都是在莎娜之前……　　说莎娜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不如说我渐渐地在一个男孩蜕变成男人的征程中迈进。
　　好几天过去了，没有听到莎娜的音讯。　　我放弃了在游泳池旁看女孩子和与托比聊天的机会，天天开车去西区，到健身房等莎娜，孤零零地坐在空旷和寂静的泳馆里，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从未再见到她的身影。　　那些天，好像是生活在一个长长不醒的梦幻里。我失去了食欲，吃进口里的东西，感觉像是坡岭上晒干了的枯黄干草。　　在学生宿舍饭堂里吃饭，是件非常有讲究的事。　　通常，我和一个带着浓郁挪威口音名叫皮特逊的金发瘦高个子留学生，与宿舍里的其他美国男生坐在一个固定的长桌上。那些孩子大部分来自美国中部。他们的个子都不高，长相也平淡一般。他们最爱畅谈而我又最反感的一个话题，就是匹萨，滔滔不绝地谈如何使用不同的佐料。我真希望自己的耳朵能带有一个过滤器，把这个烦人的噪音自动删掉。　　那年，皮特逊是他奥斯陆近郊小镇上唯一一个考上南加大的高中生。他们镇的小报还把他赴美留学的事儿登了报。那些孩子总是用皮特逊来开玩笑。他们问：在北欧，孩子晚上如何消闲？皮特逊总是回答：下棋和看电视。可是，十一点后，电视节目就结束了。之后，孩子干什么？皮特逊的回答总是“睡觉”。他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可是，皮特逊却对自己能来美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　　“美国真是个富饶的国度。”他钦佩地说。“要看遍整个美国，是一辈子也做不完的事儿。”　　“此话有理。”一个从印第安纳州来的学生颇有同感地赞了个。“我这辈子哪儿也不去，就在美国。每年，我可以带着老婆和孩子开旅宿车去旅游，就是一年逛一个州，也得花五十年，才能看完整个美国。”　　“从今天起，我要徒步去看遍洛杉矶。”皮特逊发了誓。　　　那时，我就想，很多美国老百姓并不知道在美国以外，特别是世界东方的中国所发生的巨变。这种美国至上的思想好闭塞。　　安德鲁斯从不和我们坐在一起。他通常和他的好友汉斯和保毕单独坐在一个小桌上。或者，他会和学生会里漂亮的姑娘们坐在一起。那些娇生惯养的漂亮富家姑娘只和她们的同类扎堆儿，等级非常鲜明。她们一辈子都是在私立学校的蜜罐里养大的，出入有私家的车夫接送，穿戴的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奢侈品。要加入她们的餐桌，需要得到特殊的邀请。不漂亮的女生，只能坐在其它地方。还有不合群的，独自坐在暗暗的角落里。　　有一次，安德鲁斯邀我过去，和那些赋有优越感的美貌女郎寒暄，像是拜见英国皇室。现在回想起来，她们傲慢外表的背后是空虚。她们生活在一个完全赋有安全感的环境里，一切挥手便来。家族的历史积累或父辈的爆发，赐予了她们这种安全感的根本经济基础和社会势力的法律保障。她们的一举一动，像是在模仿自己的母亲或时尚杂志里的偶像，仿佛是小女孩儿在给芭比梳妆打扮和玩过家家。　　正因为如此，从小我就不愿意和同龄人在一起。　　那时，在我的心目中，莎娜已经成了我幻想中的恋人。
　　一天下午，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国际学生主任托尔伯特女士的办公室。　　“你最近怎么样？”托尔伯特开门见山地问。　　“都好。” 　　“我一直想和你谈谈……”托尔伯特夫人抿了口咖啡。“校园里的美国学生对你还友好吗？”　　“嗯。还不错。”　　我坐在她的对面，洗耳恭听她的下文。　　“在这个校园里，有上万名学生，外来的学生有时感觉不好交朋友。”她说。“美国孩子有个特点，在交朋友上比较慎重，尤其是对外族彝的孩子，往往先试探一下自己对手的情商深浅，甚至会很苛刻。可是，一旦通过了这个‘考验’，他们就会接受你为一名之心的好友。希望你不要介意。像你们中国人所说的，这叫不打不成交。”　　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我应该早些时间告诉你，你的美国监护人和赞助人的背景。他们都是好莱坞的名流。虽然学校已经做了表示，你自己也应该抽时间亲自去看看他们。”　　“他们是谁？”我问。　　“主要是廷克先生和里尔先生。”　　我熟悉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是美国电视巨头NTV的董事长和一个好莱坞超级片商。 　　出国前，好莱坞组织了一个高层影视代表团，第一次来华访问。当时，电影界还在北海公园的仿膳设宴给他们接风。后来，得知几位著名好莱坞巨头给南加大捐赠了供我留学的一笔全额奖学金。在录取信里，托尔伯特女士透露了这一消息，但是，没有揭示赞助商的具体背景。当我去美国大使馆北京签证处办理签证时，那个女签证官读完信后，两眼一眨不眨地瞪着我，然后，把那封信递给屋里其他的签证官一一轮流看，好个神秘。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些好莱坞代表团的成员。
　　“抽空去看看他们。”托尔伯特夫人微笑着说。“此外，今天得到华盛顿国务院方面的通知，明天一个中国电影代表团要来学校参观，希望你能陪陪中国客人。”　　我高兴地答应了。
　　其实，当天中午中国电影代表团就已经抵达了洛杉矶国际机场。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美国国务院陪同翻译玛丽小姐的电话，希望我能陪代表团参加当晚美国电影剧作家协会在比弗利山庄为他们组织的晚会。她说，她会派车接我。　　那是一部黑色的凯迪拉克。开车的是个穿着藏蓝西装的黑人。车牌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号码，上面有“美国政府”的字样和浅色美国国旗的衬底——像前几个月《美国之音》广播电台接我们国际学生接受访谈的那部车子。　　玛丽小姐穿着一套浅灰色的西服和锃亮的黑色高跟鞋，坐在后面。　　“安迪，你好。”玛丽小姐用带口音的汉语说。“谢谢你能抽时间帮助我们。”　　“没事儿。应该的。”我用英文回答。　　玛丽小姐打量了我一下，问道：“你说，是你的英文好还是我的中文好？”　　我灵机一动：“还是我的英文好。”　　我笑了。玛丽小姐也笑了。　　当我们到比弗利山庄的时候，已经快7点了。小礼堂里，挤满了很多人，大多是好莱坞电影剧作家协会的会员。大家都对从中国这个远东神秘国度来的客人充满了兴趣和好奇心。　　过了一会儿，两辆国务院的深灰色大面包车驶入，下来了中国客人。大家都用好奇的眼光盯着他们。首先，接待他们的是剧协主席伦泰尔先生，他是廷克先生的知己。　　晚会开始时，伦泰尔先生讲述了他自己的观点，认为电影制作的领衔人是脚本的创作者，因为，没有好的本子，就不会有好的电影。　　他的话是在和当时流行好莱坞的“导演中心制”唱反调，为此，得到了协会成员的阵阵喝彩和掌声。　　当代表团长要上台讲话的时候，玛丽小姐说，可能我对电影的术语比较了解，还是让我做即兴翻译。　　杨局长的讲话是事先写好的，说的话，也是一口官方套语。　　发言的标题是：电影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　　他强调说，电影创作人员和电影界有义务引导社会。　　起初，听众的表情好像有些失落，对代表团长的话，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在这一年的大学学习中，我已经初步了解了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和中国大陆电影业的差异：好莱坞首先是一个电影工业，它属于娱乐业。它的目的先是票房价值，其次是艺术创作。因为，电影制作是一个极其耗资的行当。在当时的中国，电影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是一个宣传机器，不受票房因素所驾驭。这两种电影业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讲话后，杨局长回答了与会者的问题。大多问题是关于如何与大陆同人合作，如何在大陆合资拍片，和现行的中国电影生产、发行、放映和审查制度。　　后来，一个光头的中年犹太作家问：现在中国大陆放了什么美国影片？　　　杨局长兴致勃勃地答道：“《白雪公主》，《施恩》和《黑马驹》。”　　不想，他的话逗得全场哄堂大笑。　　这几部片子是前年美国国务院为在北京举办的美国电影展挑选的主题片。除了《黑马驹》是一九七九年的作品，其它的都是四、五十年代的老片。它们的质量和风格根本无法代表美国好莱坞当今的电影工业和生产水平。　　好莱坞的内部人士恍然大悟。中国大陆对美国的电影工业怀着极大的误解。 　　八十年代初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已经从制片厂制走向独立制片人制。同时，它经过了越南战争，嬉皮士运动，自由恋爱，反英雄主义和迪斯科音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摇滚乐年代，日趋走向成熟。 　　次日，玛丽小姐和我陪杨局长一行参观了南加州大学电影系和在校友卢卡斯夫妇和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赞助下筹建的新电影系校址。罗斯校长又兴致勃勃地把他珍藏的那本他在北京讲座的中文小册子拿出来给大家观赏。　　中午，罗斯校长请中国客人在学校的会所吃饭：蔬菜沙拉，牛扒，巧克力派和咖啡。　　在国内，大家都说美国人是吃牛排长大的，而且，赫鲁晓夫的苏联修正主义也被说成是“土豆烧牛肉”式的。所以，大家都想试试牛扒。可是，一吃就都拉了肚子。　　午饭后，按照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建议，国务院还特意为代表团在一个会议室安排他们午睡，关了窗帘，还发了枕头和毯子。　　玛丽小姐故意逗我，问是不是也想和大家共睡个午觉。　　我死死地瞪了她一眼。　　她弯着腰，咯咯地笑。 　　学校对这次中国代表团的访问还挺重视，罗斯校长让我为学校的电影报写个报道，我一口答应。周四，我的文章在报纸的头版发表了。　　中国代表团走了，平淡的大学生活继续。　　我还在等莎娜的电话，还是没有她的消息.
　　周二中午，有人敲我们宿舍的门。安德鲁斯过去开了门，回头说有人找我。　　“是个女的。”他悄悄地说。　　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半信半疑地走上前去。　　的确，门口站着一个女生。　　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短发的中国留学生。　　“你好。我叫苏。”她首先做了自我介绍。 　　不用介绍，我听说过这个“苏小姐”。 她是新闻系大三的学生，北京某某部副部长的女儿，那年二十一岁。　　“哦，你好。”我感觉有点诧异。　　苏小姐开诚布公地问道：“我们可以谈谈吗？”　　“当然。当然。”　　苏小姐看了一眼安德鲁斯。我立即理解了她的意思。　　我建议道：“好吧，我们出去走走。”　　苏小姐点点头。 　　穿过一个两侧高耸棕榈树的林荫道，我和苏小姐来到了一块开阔的草坪，在一条石板凳上坐了下来。　　苏小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半挑衅地说：“听说你很狂妄，瞧不起国人。我倒是想领教领教。”　　“瞎说。听谁说的？”　　“反正有人这么说！”　　“那你也不作个调查，就误认啦？”　　“这不，我在调查嘛！”苏小姐说。　　看着苏小姐那半严肃、半认真的样子，我笑了。　　“欢迎！ 欢迎！热烈欢迎!” 　　“有人看见你在图书馆察看英汉字典，人家跟你说中文，你还装着听不懂。”　　“不可能。”我反驳道。“我从未拒绝和任何人说中文。”　　“就是你。”苏小姐追了一句。“人家看着你在察英汉字典。”　　“真是搞错了。”我试图为自己搞个清白。“我从不带英汉字典去图书馆。一定是认错人了！”　　“人家这么说，确实钩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还听说，你想成为中国的第一个芭芭拉?华特呢。”（美国ABC广播公司老牌资深新闻主播）　　“我是。哪又怎么了？”苏小姐反问道。　　“那你找我干吗？”　　苏小姐的口气变得温柔了一点，脸上也稍微露出了一丝笑容和少女特有的那种腼腆。　　“想和你聊聊……”　　甭聊了。那一片刻，我突然明白了苏小姐这次拜访的含义。　　我们的眼睛对视了许久，没说一字。　　后来，我们又低声寒暄了一会儿，语调也变得客气和融洽了许多。我们同意下次再见，一起去看场电影。　　我送了她半程路，看着她的背影渐渐远去。　　我想，苏小姐好股傲气，又出于高官名门，的确是个非凡女子。遗憾的是，在苏小姐的眼睛里，我没有看到在莎娜眼里的那种亮光，而且，好像怎么看也看不到底。
　　下午上课前，我给廷克先生在洛杉矶影城伯班克的办公室挂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私人秘书琳黛小姐。她说，那天廷克先生在纽约，周四飞回来。她会把我来电话的事情通报给他，有情况和我联系。　　挂了电话，我上课去了。　　那天下午的课，是一堂西方文化艺术欣赏选修课。一下午，我都心不在焉，总是望着我侧面的一扇窗子。从外面，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学生们练球的声音和女生们的嬉笑，甚至可以闻到她们身上清淡和诱人的芳香。　　我真想变成一只小鸟，从那扇半开的窗里飞出去。　　下课前，老师留了作业，要求自己组织一个幻灯演示，介绍一位著名的西方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听到了这个课题，我的眼睛一亮。顿时，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和他的雕像呈现在我的眼帘。　　罗丹，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的塑像又是那么震撼、深沉和赋有动感。　　法兰西——一个伟大的文化发源地。　　那个学期，我开始学习法语。我的第一个法语老师，是一位来自法国南方港市尼斯的美貌女子，说话非常柔软和赋有雌性。我的第二个法语老师，是个从巴黎来的小伙子，叫法波利斯，长得像是法国现实主义导演戈达尔影片里的年轻让-皮埃尔?利奥德，穿着打扮是一股的巴黎气。我和他很快成了好友。　　在此之前，我从未去过巴黎。我所说的那个“法兰西”，只不过是我想象中一个虚构的和偶像化的东西。那时，在我们家里，也只有哥哥去法国留学了。　　从小，我和哥哥就非常崇拜法国的东西。　　十五岁那年的暑期，我们一口气读完了《红与黑》和《约翰?克里斯多夫》。　　当时，对我最震撼的是《约翰?克里斯多夫》里的主人翁，因为，这个角色实际上是德国著名音乐家贝多芬的化身。罗曼?罗兰的这本史诗般的小说细腻地描述了这个音乐天赋满幅沧桑和爱情坎坷的一生——从出生的那一刻直到过世的那一瞬间。　　我想，哥哥更喜欢的角色是《红与黑》里的于连。与丑陋的小克里斯多夫相似，司汤达笔下文弱清秀的于连从小也是个梦想飞黄腾达的少年，十九岁就爱上了年轻美貌的瑞那夫人，结果，被送上了断头台。　　哥哥去法国的那年，正是十九岁。　　在那个年月里，我们少年的头脑是那样赋有幻想。幻想，它成为了我们手里的唯一武器。　　幻想，它可以使我们超脱，超脱凡俗。　　幻想，可以使我们承受现实的磨难。　　幻想，可以创造我们心里含苞待放的荷花——身出于淤泥而一尘不染。　　幻想，可以创造我们心灵深处的仙境和美丽。　　也许，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人们才最渴望黎明。同时，最黑暗的时刻，才是拉开黎明帷幕的起始。
　　是外婆，她总自言自语地说，有一天，你们都会出国。　　那时候，我和哥哥嘀咕，想必外婆在说疯话。　　幼年时期，我对外婆的印象不深，只知道她在三十年代是个了不起的名流，一位中国新女性的代言。从小学习于上海秋瑾学校，二八年，她在静安寺路创办了新女性时尚公司，推出了曾风靡一时中西结合的民国海派改良旗袍，还去过日本巡展。　　三十年代，当蓝苹从山东试验剧团赴上海滩从影时，是我外公亲自到黄浦江码头接的船。蓝苹心中最恨的人之一，就是我外婆。在上海滩，我外婆最看不起的女人之一，也正是爱出小风头的二流客串——蓝苹。文革时，外婆被蓝苹（江青）关在了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　　一九七四年的初春，家里接到了通知，第一次可以去秦城探监。　　一家人挤在一辆120吉普车里，在白雪覆盖的郊区公路上颠荡。我小，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子。开车的司机是个年轻军人，穿着一身绿军装。　　那时家里穷，没有什么好带的礼品。我给外婆画了一幅“报春图”——腊梅在飞雪中含苞待放。现在回想起来，那幅画的寓意和当时的处境是那么的贴切。其实，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希望能献给外婆一番心意。　　不久，监禁了八年之久的外婆终于被释放了出来。由于多年与世隔绝，外婆变得白发沧桑，忘了如何用舌头发音，谈吐和咬字非常艰难，穿着也与众不同，像个刚到内地的港人。我们都叫她“归国华侨”。　　在我的心目中，外婆是个最伟大、最赋有信心和心胸开阔的人。　　从小，外婆的身子就弱，文革前，还得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那个年月，国家粮食紧缺，家里的阿姨就喂她蒿子杆。不曾想，她的溃疡被治愈了，同时，自己也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入狱后，老太太神经上受了刺激，人瘦得像是皮包骨，墙壁和地面都是防自杀的胶面，想死又无门。一气之下，老太太向天发誓，一定要活着出去，讨个公道。她要吃，要锻炼。没力气怎么办？爬。一天要在屋里爬来爬去。有劲了，就站起来。每天在屋里练下蹲壹千次，望着窗外的桃园和春季的桃花，称自己住在一个“世外桃园”。这个一辈子软弱的女子，一下子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强人。　　可能，因为多年的独身监禁生活，她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超脱尘世的人。从她的谈笑声中，我从未听到过对过去的悔恨和埋怨。对于未来，她却又是那样充满信心。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七七年四月十日凌晨一时，江青——这位红都女皇被秘密押送至秦城监狱。 　　老天爷有眼，真是好事不负有心人。一九七八年，哥哥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考，考上了他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次年，教育部保送他赴法国留学。那是我国第一批公派的赴法留学生。　　还记得，我陪爸爸、妈妈送哥哥去首都机场。哥哥坐在教育部大轿车的后排，从后车窗里向我们招手。飞机起飞后，我们呆呆地站在空旷的机场跑道旁，望着载他的那架民航班机腾空而起，直到消失在远远的云层深处，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第一次，哥哥回家探亲，带来了家里第一部便携式录音机和轻音乐磁带、意大利通心粉和巴黎卢浮宫的画册。　　那个重重的漂亮册子把我带到了一个美的世界……
　　回到宿舍，屋里是乌烟瘴气，充满了一股大麻味和吵闹的摇滚乐声。安德鲁斯和他的好友汉斯和保毕在一个小桌上玩牌。他的眼睛通红，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的水烟斗。　　“哦，安迪。来的正好，轮到你了。”安德鲁斯把烟斗递了过来。　　我摇摇头，蜿蜒谢绝了。　　汉斯是个奥地利留学生，个子高高的，长了一头卷卷和油亮的金黄头发。保毕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闭塞小镇，是个说话有点迟钝的二年级学生。俩人都是拿全奖学金的大学游泳队运动员。　　“那就不够哥们儿了。”汉斯半开玩笑地说。“这是个规矩。轮到谁，谁就得抽一口。”　　保毕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俩是同屋，一个抽一个不抽，那多别扭。”　　“别勉强。”安德鲁斯说。“不抽就不抽。”　　安德鲁斯用打火机点燃了水烟斗，深深地起了一口。　　“中国孩子不抽大麻，是吗？”汉斯问。　　“嗯。”我回答说。“那儿没大麻，况且抽大麻要被判刑的。”　　“这儿也一样。如果我在中国抽大麻，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保毕迷迷糊糊地问。　　“那要看是谁。”我回答。“如果是外国人，罚款和驱逐出境……”　　“那要是你呢？”安德鲁斯笑着问。　　“枪毙。”　　“刺激。”保毕笑了起来。“我们应该去中国看看，在他们的公交车上抽根儿，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一群疯子！”我笑着说。　　“犯法又能怎么样？”汉斯问。“不犯法的事儿还有意思吗？共产党人不是讲革命吗？抽大麻也是一种革命啊！”　　“你叫嬉皮士运动一场革命？”　　“对，革命。不仅是精神上的，还是性的革命。”汉斯说。　　“摇滚乐也是一种革命！就是造反！”保毕追了一句。　　保毕把音乐声调高了一档。　　“造反！Right on.” 安德鲁斯赋有同感。　　他们半麻木地同笑。　　汉斯说：“生活是一场梦。对我们男人来说，在死之前，应该多吸点大麻，和漂亮的女生谈情说爱，去渺无人烟的地方历险，纵看大千世界……”
　　突然，安德鲁斯想起了什么：“哦，刚才有个女的找你，叫什么来着，叫莎娜……”　　我的脑袋翁的一声，像是血一下子涌了头顶。　　“她说了什么？留言了吗？”　　我迫不及待地逼问是否莎娜留了她的电话号码。　　安德鲁斯摇摇头。　　“我等这个电话好久了，她对我很重要。你这人，怎么能不问她的号码呢？”　　我气得真想把安德鲁斯这个吸毒鬼掐死。　　“我怎么知道你在等这个电话？”安德鲁斯反驳道。“从来也没听你提过这个‘莎娜’。不过，在电话里，她的声音还挺性感。”　　“将来再来电话，拜托了，请高抬贵手。”　　“哎呀，不就是个女的吗？”安德鲁斯反问道。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是个女人杀手啊，兄弟。”我回了他一句。　　安德鲁斯打量了我一眼。　　“看来，这个女的让你动情了。这个莎娜是谁呀？漂亮吗？”安德鲁斯逗乐地问。　　保毕说：“怕是新女友吧？”　　三人同笑。
　　电话铃响了。　　我们四人的目光同时望着小衣柜上的电话机。我抢了一步，拿起了话筒。　　对方不是莎娜，是苏小姐。　　安德鲁斯和他的朋友在后面呵呵地笑。　　“是我。说话方便吗？”苏小姐问。　　我没有回声，脑子里还在想莎娜。　　“喂，”苏小姐追了一句。“你屋里有人？方便吗？”　　我瞪了一眼安德鲁斯，让他们收敛点儿。　　“你说。”　　苏小姐说：“今晚陪我去看电影吧。”　　我想了一下。　　“嗯。”　　虽然手头上还有些作业，我还是勉强答应了。
　　过了一会儿，汉斯和保毕走了。　　安德鲁斯的大麻劲儿还没下去。他心血来潮，鼓动我和他一同到楼顶上的游泳池去冲冲凉。　　虽然已经快五点了，外面的天还是格外的蓝。为了哥们儿情谊，我也勉强答应了。　　我们快速地换上了泳裤，两人的右肩上都披了一条半折叠的白色长浴巾，一溜烟地从楼梯向上跑去。　　安德鲁斯用自己的钥匙打开的通往女生宿舍的公共大门。　　我们进了女生宿舍。　　顿时，一股女生特有的香味扑鼻而来。　　“性在空气中荡漾。”安德鲁斯回味地说。　　他的鼻子深吸了一下气。　　我们的步子放慢了。　　安德鲁斯的腿很长，脚上没有穿鞋，突然间，走起路来飘飘然，半无忧无虑，半自信，蛮性感的样子。　　“女人喜欢自信的男人。”安德鲁斯低声自言。　　我们穿过了一个过道，向右转，继续前进。左侧是一个公共洗衣房。　　一个褐色头发女生拿着装满衣服的笸箩，从洗衣房里走了出来，和我们打了个照面。　　“女士……”安德鲁斯绅士般地说。　　那个女生先是一愣，然后像是见了鬼似地，一个字不说，便低着头快速离去。　　看着她的背影，安德鲁斯说：“一只自傲的小狸猫。”　　安德鲁斯悄悄向洗衣房里窥探了一番。　　里面有一排排白色的大型洗衣机和烘干机。一些烘干后的女生衣物还陈放在烘干机上。　　我们好奇地走了进去。　　在一摊衣物里，我们看到几件精致的真丝女生内衣。　　出国前，在我的记忆里，男生和女生都身着清一色的藏蓝或军绿的“毛服”，我从未见过这么赋有小资情调和性感的女生内装。　　安德鲁斯用自己的中指挑起了一条暗粉色的蕾丝三角裤，它是那样的薄，可以清楚地看透他的手指。　　他把那条内裤攥成了一个小团，在鼻前闻了闻，然后，将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还没等我有机会吐一个字，安德鲁斯将我推出了门外。　　我们继续前进。　　穿过了另一个楼层通道，前面是个女生淋浴室。门“哐”的一下从里面打开，一个头发湿湿的金发女生从里面出来，和安德鲁斯打了个照面。　　“啊……”她尖叫了一声。　　安德鲁斯也愣了一下。　　也就是那一霎那，他们的眼睛相遇了。那一霎那是那样的快，同时，又是那样的灵敏。　　“对不起。”安德鲁斯抱了个歉。“吓住你了。”　　我在旁边看着他们。　　那个女生的脸红红的，仿佛是刚从淋浴里出来。模仿着当时风靡乐坛的洛杉矶女星摇滚乐团Go-Go’s的主唱贝琳达-卡莱儿，她的头上高高地扎了一条浅粉色的毛巾，将自己的头发裹在里面。一条同色的长毛巾缠在自己裸露的胸部，好似一条超短裙。毛巾上方，露出丰满和赋有青春细胞的乳房，像一对儿蓬松的富强粉馒头。她脚上也没有穿鞋。　　瞬间过后，那个女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眼睛好像也亮了些。　　“不好意思，失礼了。”安德鲁斯再次抱歉道。　　那个女生没说一个字，静静地向通道的尽头走去。　　不久，我们戴着太阳镜，在顶楼游泳池边的白色折叠式躺椅上安置了下来。躺椅的高低恰到好处，一方面，能黯然地躺着，另一方面，视线还可以窥看到周边的女生。　　一群穿着巴西超短泳衣的女生在水里嬉戏。　　鼻子里，可以闻到一股防晒霜的味道。　　我想，安德鲁斯像一只非洲金钱豹，在一群非洲鹿前，静静地将自己的身躯埋伏在平坦的躺椅上，可墨镜后面的眼睛，却一时不停地盯着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过了一会儿，安德鲁斯翻了个身。　　“想跟我打赌吗？”他问。　　“打什么赌？”　　“刚才那个女生想和我睡觉。”　　“你怎么知道？”　　“那你敢打赌吗？”　　“怎么个赌法？”我问。　　“如果你输了，陪我吸大麻。”　　我笑了。　　他将自己的墨镜放下了半寸，露出了一半贼贼的眼睛，也会意地笑了。
　　那天傍晚，在学校饭堂里，我又见到了安德鲁斯。　　那时，他正和一群漂亮姑娘坐在一起。其中几个，是我们下午在游泳池边见过的熟悉面孔。端着晚餐的托盘，我的眼睛盯着他看，但是，他就是死活装着没看见或根本不认识我。　　无奈，我回到了我熟悉的长饭桌，又和宿舍里的那些烦人的讨厌鬼坐到了一起。奇怪的是，和往常不同，我没有看到皮特逊的影子。我的眼睛视线又回到了安德鲁斯的那张餐桌。　　好像是无意中，安德鲁斯的视线向我的方向射来。很快，他对我眨了眨眼。　　我气呼呼地一个人回到了宿舍，开始为那天晚上和苏小姐的约会换衣服。安德鲁斯也随着进了屋。　　我对他一顿臭骂。　　“你这死家伙，装着不认识我。”　　他咯咯笑了，同时，也开始换起了衣服。　　“怎么？”我问。“有约会？”　　安德鲁斯换了一身以色列军人用的军绿色上装，像是马丁-斯科西斯影片《出租汽车司机》里的越战退役军人特拉维斯。　　他在墙上的镜子里得意地打量着自己，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小梳子，将自己的头发更往背了背，然后，拿起了一瓶暗军绿色的侯司顿古龙香水壶，往自己的脖胫上喷了些香雾。 　　顿时，空气里散发出一种浓郁的麝香味，冲得呛鼻。 　　瞧着他那副得意的样子，我皱了皱眉头。 　　“瞧你那得幸样儿，真该给你拍下来。”说着，我从小衣柜里取出了贝尔超8摄影机。右手握着机子的手柄，眼睛盯着取景器，我按了快门。调了变焦，安德鲁斯的面孔逐渐变得清晰，他的中景呈现在眼前的框子里。160定的柯达Ektachrome反转片快活地在片盒里刷刷地跑着。 　　安德鲁斯的脸逼近镜头，做了一个鬼脸。　　“忘了吗？”安德鲁斯反问。“我们打过赌。”　　在取景框里，我仔细地打量着他的影像。　　“你这是要去干吗？穿的好像是要去为朱迪-福斯特杀一个总统侯选……”　　安德鲁斯笑了。　　他在镜子里，用手比划成一把手枪，装着瞄准了对手。　　他翻过身子，突然将“枪口”对准了我的胸膛。　　“啪”。　　我装着倒在了床上。　　贝尔摄影机继续跑着片子……
　　七点多钟，有人敲我们的房门。　　外面站着的是苏小姐。她穿着一件真丝白上装，上面还嵌着秀气的蕾丝花纹，下身是一个短短的牛仔裙，水灵的样子，像个天主教会学校的女生。　　安德鲁斯望着苏小姐，对我眨了眨眼。　　“祝你走运！”他说。　　“你也是。”
　　我和苏小姐徒步去了大学村。那晚，电影院放映一场波姬?小丝主演的《青春珊瑚岛》。导演兰德尔?克莱泽，据称是一位电影系的校友。　　因为是部老片，上座率并不高。影厅虽不大，但是，地上盖着茸茸的红地毯，墙壁挂有专业的卢卡斯THX音响和隔音系统，还有足足的空调——这和那时拥挤闷热和臭烘烘的北京胜利和首都电影院相比，还是奢侈和强了一筹。　　我和苏小姐坐在靠后的一个角落里，我们的脚，可以轻松地撬在前排棕红色的靠背上。在黯淡的灯光下，苏小姐的眼睛盯着我的脸。　　我微笑着。　　“你笑什么？”她问。　　“你盯着我干吗？”　　“这是盯吗？”她的眼睛还是没放过我。“我在猜你在想什么。”　　我问：“那我在想什么？”　　“……”　　我们的眼睛对视着。　　“看来，过去你没曾遇见过主动出击的女生。”　　“你确认吗？”　　“确认。”　　“为什么这么自信？”　　“为什么？”她笑着答道。“我是新闻系的，这该算是我的本行吧。”　　“那你错了。”　　“哦，是吗？我不信。”（她没错）　　“真的。”　　“那么，她是美国女孩还是中国女孩？”　　无语。　　苏小姐的眼睛亮了，她的瞳孔也好像是放大了几分。　　“哦，”她慢慢地吐着字，好像是悟出了答案。“原来是这样，你喜欢美国女孩。”　　“为什么这么说？”　　“有人在公众场合见你和一位金发女生牵着手。你不否认，不就等于是承认了吗？！”　　想必有人看见我和安德森小姐了。灯暗了下来，苏小姐的视线渐渐地转向了银幕。
　　《青春珊瑚岛》是一部超现实的青春浪漫影片，讲述的，是一对美貌幼年男女，在一次狂风暴雨的夜晚轮船失事，家人丧亡，独自漂流到了一个无人的海南珊瑚岛；此后，相依为命，逐渐长大成人，经历了性冲动、恋爱和建立自我家庭的爱情故事。　　影片里，十五岁的小丝美貌不凡，在碧蓝的大海边和洁白的沙滩上，青春自然的艳美是那么的受人青睐。不能回避，这是一部超现实的逃避主义小资情调片，但是，拍得又是那么单纯，赋有唯美，有时令人陶醉。　　当影片演到小丝发现孤岛的土族部落后，惊慌逃入丛林，第一次经历月经的那场戏时，我感触到了苏小姐微带寒气的手。在黑暗里，我们的手牵到了一起。不久，她的头落到了我的肩上。隐隐约约地，我察觉到苏小姐牛仔裙下裸露的腿，渐渐地在往我的方向靠，直到我可以感觉到她滚烫和白嫩的皮肤下的体热。　　我愣了一下，神经下意识地有些绷紧。 　　在黑暗里，我悄悄地瞅了她一眼。她坐在我身旁，双眼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对我的反应，毫不留意，仿佛没有察觉任何异常和蹊跷。我们的身体黏黏地粘在一起，直到影厅的顶灯又亮了起来。
　　我们走出了电影院的大门，在夜幕的陪伴下，静静地在大学村里漫步。晚风吹来淡淡的夜丁香味，像是少女芬芳而赋有含蓄的清香。　　“你想去哪儿？”苏小姐问道。　　“你说……”　　“我首先问的。”　　“那好，我们……”还来得及说，苏小姐打断了我。　　“我想吃冰淇淋！”她突然心血来潮。“我要吃香草和草莓味儿的。”　　“好吧。”我笑了。“我们吃冰淇淋去。”　　我们调了头，向大学村的冰淇淋店走去。　　望着无际的夜空，我感叹道：“哦，今晚的月亮好亮好圆啊。”　　“是吗？”苏小姐低着头。　　“你看……”我站住，对着星空望去。　　那一刻，苏小姐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肩膀，踮着脚，吻了我的脸颊，同时，用自己的胳膊，把我们紧紧地裹在一起。我可以感觉到对方皮肤的体热和湿润。　　在异国他乡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们像两个自由的小幽灵，或许像电影里的波姬?小丝和克里斯托弗斯，玩耍着一场幼稚和天真的爱情游戏。　　“快着，我已经馋了。”苏小姐低声道。“快！不然，我的哈喇子就要流出来啦。”　　我们手牵着手，向冰淇淋店小跑而去。　　在洛杉矶夏天的夜晚，去遛遛弯儿，兜兜风，再吃点儿冰淇淋，的确是个好主意，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足。你可以称它为一种年轻快活的“自有感”，这是今天用一百万人民币也买不到的感觉。我们边散步边吃着手里的冰淇淋，嘻嘻哈哈，悠闲地走在弯弯曲曲的红石砖路上，在不知不觉之中来到了大学德悉尼图书馆门口的喷泉前。面对古香古色的图书馆和淡淡的灯火，我们放慢了脚步。　　“现在你想干什么？”苏小姐问。　　“你呢？”　　“我先问的。”　　“哦。那好，我们可以坐这儿聊聊。”　　苏小姐看了看眼前的喷泉，点了点头。　　“好主意。咱们聊聊。”　　我们在水边儿坐了下来。　　苏小姐望着图书馆的灯光，两颊上的表情突然间变得有些严肃。　　“哎，再过一年多，我就该毕业了……”她叹了口气。　　“毕业后，你想做什么？”　　“回国去，去中央电视台当主持。”苏小姐自信地说。“你呢？”　　“我……”我犹豫着。　　“……”苏小姐圆圆的大眼睛望着我。“我以为你会说你回北京当名导。”　　作为一个出生于中国电影世家的小字辈，我深深地意识到，要在那个年月的中国，导演一部赋有“真善美”和敢说实话的影片，是如何之难啊。
　　出国前的那年冬天，我在中国电影局礼士胡同129号院的小放映厅里，看了文革后最使我震撼的一部影片——那就是由彭宁导演颇有争议的送审片《太阳和人》。它是一部根据剧作家白桦先生的脚本《苦恋》改编的片子。那个小影厅里坐了仅有二十几号人，即便是穿着件军棉猴，还是刺骨的冷，可以在放映机投射的光束里看到自己鼻子冒出的热气。　　我记得片子里的一句台词，那就是主人公的女儿在出国留学前对自己父亲发自肺腑的一句指责：“你爱中国，可中国爱你吗？”这句台词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入了我的心里，眼泪一下子就忍不住地涌了出来。　　在国内，大家常说，隔行如隔山。行外人并不知道艺术家的苦衷。　　我用回避的言词说：“我刚来美国，想体验一下美国的大学生活和社会，还没有想下一步。”　　“不像你。”苏小姐有点失望。“我觉得你应该是个有抱负、胆识和野心的男人。”　　“怎么讲？”　　“你的高傲在留学生圈子里是赫赫有名的，我一直认为你应该是个雄心勃勃的人。”　　“那现在，你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问。　　苏小姐瞟了我一眼，说：“我看啊，你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的走向和未来的位置。”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我和苏小姐是两路人。　　她并不了解我的过去，也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艺术创作和新闻报道还不一样，它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耕耘和收获，需要自由的土壤和空气。 在那个年月的中国，这是个不可求的奢侈品。　　“苏，你看看那些美国孩子在干吗？”我忍不住了。“他们在玩，在体验生活，在做爱，在无拘无束地狂欢和party。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太认真、太严肃了吗？”　　“我们和那些美国孩子不一样。”苏小姐的音调抬高了一节。“我们和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生活背景。同时，我们也走的不是一条路。”　　“这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做一切……”　　“美国是好，但这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儿。在中国，一切都将从零开始——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未来。” 她拉住了我的手。“答应我，我们一起回国去，去创造新的历史。”　　我愣愣地看着在月光下的苏小姐和她倔强和赋有信心的面孔。　　“不急，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她低声道。　　她的眼睛在黑暗里聚精会神地打量着我。　　“……”我正想说什么，苏小姐的食指遮住了我的上嘴唇。　　“不急。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许久，直到深夜。后来，我送她回女生宿舍，在楼梯口和她告别。黑暗里，我们相互拥抱和做离别前的吻别，然后，苏小姐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楼门，轻声地进了去。我站在夜幕里，望着她苗条的身影，一直等到她打开二楼的台灯后，才静静地离去。
　　在回家的路上，我快速地穿过了一个昏暗的林荫小道，几个学生慌张地迎面跑过来。我问他们，前面出了什么事？一位男生告诉我，有个从挪威来的留学生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遭了抢劫，被歹徒用枪打死了。不久，我看到了前面数辆闪烁着红白色警灯的警车和一辆白色的急救车，路的左面，已经被黄色的警戒线拦住了。　　我加快了脚步，匆匆地返回了宿舍。　　屋里较暗，只亮着一盏小台灯。安德鲁斯已经睡下了。听到门声，他侧了个身，半眯缝着眼睛，瞧着我。　　“刚回来？”他问。　　“嗯。”　　“听说了吗？”他低声道。“那个叫皮特逊的挪威小子，给人毙了。”　　“哦，当真？难怪外面有好多警车。”　　“这家伙也是自找……”　　“怎么了？”我问。　　“人的命，就是这样，说走就走。今天下午，他说要去逛逛好莱坞大街，自己又没车，我劝他，说这儿危险，和奥斯陆不一样。可他就是不听，偏要步行游遍洛杉矶，直到黑灯瞎火的，才回来。这不，出事儿啦。”安德鲁斯叹了口气。　　我想了一下，人生真是太短暂了。老天爷随时有可能把你的小命夺走。　　“他妈的，该怪我。当时，我就该阻止他。”他有点自咎地自言自语道。　　“唉，可别和自己过意不去啊！”我劝他。“这不该怪你。”　　“嗯。看来你今儿晚上倒是走运了。”他调转了话题，用滑稽的声音说。“唉，伙计，你的那个中国妞长得蛮有特点。你们还挺般配。”　　“ 还行吧。”　　“她叫什么名字？”　　“苏小姐。”　　“苏小姐？”他微笑着说。“还挺神秘。”　　“你今晚儿走运吗？” 我问。　　“问我？你说呢？” 安德鲁斯得意地反问。　　“算我没问，成了吧。”　　“哈哈，你输了。” 安德鲁斯得意地从枕头底下取出了一件抟起的黑色蕾丝女生三角裤。“看，是安娜的。就是今儿下午咱们遇到的那个妞儿的。”　　“我哪敢和你打赌啊！你这坏家伙也太厉害了，简直是个女人杀手！”　　“人家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安德鲁斯干笑了一声。　　我脱了衣裤，关了灯，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安德鲁斯说：“我们有言在先，该罚你跟我抽一袋大麻。”　　“我看，你是有意把我这个无产阶级脱下污水啊。”我笑着。“好吧，到我们毕业那天，我一定陪你抽。”　　“哥们儿，那就太晚啦。看到皮特逊了没有？人生啊，我们只能为今天活着，明天怎么样，还在镜子里照着呐。”安德鲁斯有些低沉地说。
　　黑暗里，他突然坐了起来，从自己的裤兜里，取出了打火机，点燃了一个用大麻做成的卷烟头。烟头的火焰，像是深夜荒凉坟地里的萤火，一闪一闪的。 安德鲁斯将头往后仰着，深深地吸了一口。　　顿时，屋里有一股麻辣的大麻气味。　　“你抽，我过你的二手烟瘾。”我发着牢骚。“将来肯定得肺癌。”　　“去你的。”安德鲁斯说。“抽大麻得不了肺癌。”　　渐渐的，我的瞳孔适应了黑暗，可以看到一线月光，透过半透明的白色窗帘，勾画出安德鲁斯的轮廓。 　　“我要转学了。”他憋着一口烟。“将来，就没人再惹你，让你得肺癌了。”　　“转学？” 对他突如其来的话语，我有点吃惊。“什么时候？”　　“今天刚办了手续。”　　“去哪儿？”　　“纽约。”　　“纽约？”　　“对。西点军校。”　　“天啊，你要去服役？”我惊讶地问。　　“不是。”他回答说。“那是咱的第一志愿，我在等名额。”　　“去西点军校干吗？”我诧异地问。“你疯啦？”　　“我们一家都是军人，从小我就想参军。”　　“越战的时候，人家都往加拿大跑。”我说。“如果打起仗来，他们把你送到新的越南战场去怎么办？”　　“西点军校是个军官学校，他们培训的是军官和绅士，不会送学员上前线。”　　“毕业后呢？”　　“毕业后？”他在黑暗里哼了一声。“我去进修医学院，当一名军医。”　　我想了想，电视剧“M*A*S*H”(罗伯特?奥特曼导演的流行美国战争电视喜剧《陆军野战医院》)里，那些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医务人员形象，呈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家的父辈，没有一个军人。但是，母亲在一九五零年参过军，那是
的年代。　　那年，母亲才十六岁。　　从小，母亲是个孤癖和内向的女人。虽然外公、外婆是苏杭人，自幼就去上海滩闯荡，母亲和舅舅也都是在那里出生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外公在上海一举成名，当了电影大导演。外婆也成了上海滩社交场合的名角儿。　　日本入侵中国，上海沦陷后，外公奔赴武汉，参加了左翼文艺运动。为了逃难，外婆蒙蔽了母亲，偷偷带着三个舅舅，连夜乘渡船去了重庆，把母亲一个人留在了上海的叔爷爷家。次日凌晨，母亲从梦里醒来，已是家离人散。母亲嚎啕大哭，日夜难眠，不久得了胃溃疡。次年，小姨在重庆出生了。上海的沦陷，母亲的离弃和小妹妹的出生，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在母亲的人生中永远是一片阴影。此后，她从未与外婆和小姨有过和睦的家庭关系，这也使母亲变成了一个叛逆性的中国年轻新女性。　　
开始后，母亲第一个去报名参加新中国的空军，志愿奔赴朝鲜战场，去打美国侵略军，做一名新中国米格15战机女飞行员。 　　临行前，母亲去见了外公最后一面。那时，外公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拍摄一部开国大片。外公是个对时间要求非常严谨的导演，他给了摄制组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陪母亲在摄影棚外谈了谈。　　外公说：在前线不同在家里，要自我保重。战争是残酷的，可能会有牺牲。如果为了国家，你可以牺牲自己，但是，千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就这样，母亲告别了外公，迈着轻快的步子，向北影厂的大门走去，没有回过一次头。母亲说，外公在摄影棚门口站了许久，而且掉了泪。可是，母亲无法面对自己父亲的泪水。　　那个年月，部队是不容许女兵赴前线开飞机的，空军把母亲和其他女生送到了东北的某个空军军官学校成为了文化教员。在空军学院，母亲第一次和一名空军上校初恋。后来，那个上校提升为将军。在部队，母亲治好了多年不愈的胃病，学会了开又笨又重的苏式军用摩托车，而且，两次立了三等功。　　有一次，我和母亲在甘家口外出采购，路上遇见了一个憨厚和粗框的北方叔叔。母亲介绍说，他是一位
的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部队的死伤惨重，最后，志愿军从战壕和洞穴中冲出来时，弹药一空，步枪都上了匕首，要和从下面冲上来的美军拼一场肉搏血战。面对美国兵的枪口，那个叔叔的步枪卡壳了。他灵机一动，从地上抓了一把土，扔到了面对他的美国兵脸上，然后，用枪口上匕首穿透了敌人的胸膛……　　上甘岭，那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战役。
　　十五岁那年，我在北京第二十八中学上高中，我的校长就是当年母亲在空军军官学校的老首长。我同桌的父亲，也是一位空军军官。有一天，他邀我到家做客，偶尔遇到了他父亲。当他父亲听说我母亲的名字时，突然变得眉飞色舞，脸颊都发红了，像个第一次初恋的害羞高中生。回家后，我问母亲，认识不认识这个叔叔。母亲笑了。过去，他曾是母亲在军官学校的一个农村来的学生，家境很穷。母亲送给了他一件棉袄。后来，他向母亲求过爱，被母亲拒绝了。母亲说，对他的关爱是对任何一个子弟兵的“爱”，是“亲情”，不是“爱情”。 　　在此之前，从未想过，自己的母亲年轻时，还曾伤过其他男人的心。
　　与许多其他美国学生不同，安德鲁斯是个冷静和不露政治偏激的理智者。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他好像是个局外人。虽然是美国公民，他并没有生长在美国本土，对于美国政治，他也看得较淡么。对他而言，没必要有太多的政治主见。他既不信共和党也不信民主党，更不愿意参与任何辩论。他只想干他自己想干的事情——女性，大麻，篮球，橄榄球和摇滚乐。　　我想，这与他的个人生活和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那个晚上，我和安德鲁斯一直聊到凌晨。他给我讲述了自己的家史。
　　安德鲁斯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美国兵营的一个军官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美国军营里的德语教官。在德意志霍亨索倫王朝执政时，爷爷曾是威廉二世下的一个军官。到了二次大战时期，在纳粹的白色恐怖下，盖世太保从他的家谱里发现了犹太血统，将他父亲一家关进了集中营。到了美国军队第一次进军柏林，家里人基本上死光了，只剩下了父亲一个。美国大兵进驻德国后急需翻译，凑巧他的父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就这样，他父亲被纳入了美军编制。　　四六年，大批美军返回美国大陆，他父亲也随军到了美国东海岸，入了美籍。但是，他非常怀念德国和生他养他的那片黑红色的土地。五十年代末，美军将他调回德国，成了美军驻莫尼黑莫克?凯圣（McGraw Kaserne）军事基地的一名德语教官。那时，美国马里兰州大学莫尼黑分院也设在这个基地上。　　某个夏天，在莫尼黑的一个露天农贸市场，他父亲认识了一个骑着自行车，带着漂亮草帽，身着白色土布长裙的金发碧眼德国乡村姑娘。两人一见钟情。次年，他们结了婚，一年后，安德鲁斯出生了。　　虽然在家里接受了传统的德式教育，安德鲁斯从小调皮，是一盏不省油的灯和一个早熟的孩子。住宿在美军兵营里，与美军官兵和他们的家眷朝夕相处，内心里，他却非常敏感自己和其他美国孩子的不同。尽管自己和父母是美国国籍，毕竟他们是德国血统，家里说的话和吃的东西都是典型德国传统的，骨子里还是德意志的筋髓。
　　在美军驻莫尼黑莫克-凯圣军事基地，第七楼是基地的主楼。一九四五年它曾是美国驻德国军事政府的所在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成了美国陆军空军物贸交易服务局和 陆军第66情报旅的所在地。这个基地还有曾活跃一时的“莫尼黑社区俱乐部”，保龄球场，图书馆，牙科医院，加油站和 美军平价超市。美国陆军空军物贸交易服务局的主要业务是为美军海外机构提供物美价廉的军需品和日用品。美军平价超市的价格一般比美国市场上的便宜30%，和当地德国市场相比，往往便宜一半以上。　　从小，安德鲁斯和他在基地上的哥们儿就意识到了这个市场差价的优越性。国产的“骆驼”和“万宝路”牌香烟，也成了勾引当地德国小姑娘的一个窍门。　　十一岁那年，精明的小安德鲁斯就在莫尼黑的街头巷尾开始变卖“万宝路”香烟，每个月都可以随意地赚几百美金的差价。一时，他成了一个小红人，同时，也受到了当地德国女孩子的青睐。对当地的德国人而言， 莫尼黑莫克-凯圣基地的这一边和那一边不仅仅是一个铁丝网之隔，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征服者和占领者的强者世界，另一个是被征服和被占领的战败国度。　　小安德鲁斯就活跃在这两个不同世界的边缘线上。表面上，他扮演的是一个受益的佼佼者和征服者。 　　一九七九年，著名德国导演法斯宾德拍摄的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反映的，也是战败后的德国和德国人在美军占领下生活的艰难和内心的苦闷。在这里，是安德鲁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让我更清楚地了解了幕后德国人的文化背景和暗藏在内心深处的创伤。　　很多年轻漂亮的德国姑娘很渴望进入莫克-凯圣，小安德鲁斯成了她们的钥匙。有时，小安德鲁斯给喜欢他的女孩子几支“骆驼”牌香烟，就可以搞定和她们上床。有时，他邀请女孩儿到基地上打保龄球，完事儿后，就在黑暗里做爱。上了高中，小安德鲁斯开始抽大麻。渐渐地，他和军营的哥们儿学着美国陆军空军物贸交易服务局的模式，开始和其他美国海外兵营和美国本土军事基地的孩子开始通过美军军事邮件进行“交换”。　　美国国防部为美国世界军事基地通邮特地在美国纽约设立了一个秘密邮箱，邮票是美国本土平信的价格。每周两次，美国国防部用C130军用货机将这些邮件运往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安德鲁斯的“交换”也是走的这条路线。　　我想，安德鲁斯的内心深处很复杂。在他的心灵深处是一个绞缠在一起的混合体，既有征服者的强势，同时，又有德国人的内疚和苦闷。　　那晚，我答应安德鲁斯，如果他被西点军校录取，我陪他抽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根大麻。从那以后，我渐渐对他建立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兄弟情谊。 虽然我们出生于截然不同的家庭和国度，甚至有相反的信仰或文化背景，我们却都有人类共有的追求、渴望和爱情故事。
　　第二天中午，苏小姐来电，让我快看看刚刚出版的大学报《木马日报》。“木马”是大学橄榄球队的吉祥物。 　　“哎呀，吓死人了。”苏小姐惊恐地说。“昨晚出人命案啦。”　　“嗯。”我说。“回家路上，我正好路过现场，还看到了警车和拉死尸的救护车。”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她用谴责的口吻说。“昨晚作案的时候，我们也在外面散步。如果是我们的话，就没命啦。”　　“不是怕让你害怕嘛。”　　“哼，讨厌。”她撒娇地说。　　我嘿嘿地笑了。　　我拿了一份《木马日报》，读了刊登在头版关于皮特逊死因的文章。据警方分析，那天晚上，皮特逊从好莱坞返校，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遭到了一伙歹徒的袭击。他想快跑，逃离抢劫团伙，结果，没有逃过劫机者的冷枪，死于背后中的两颗子弹，其中一颗，穿透了他的心房。警方一再强调，遇到歹徒，不要用侥幸的心理，去做愚蠢的事情。更不要为了钱和财产，丧失性命。　　后来，宿舍学生会主任敲了每个学生的宿舍门，要求大家给皮特逊在挪威的父母写封联名的追悼信，还募了捐。我也捐了二十美金。　　可怜的皮特逊，他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梦”的牺牲品！同时，我也意识到，人生是短暂的。人活着，能够感觉到大自然的大千变化，体验美和爱情的极限，感触到夜晚的微风和回味淡淡夜丁香的清雅，生活才有意义。人生是一次体验和创造的机会，每人一辈子只有一次，时不可错，生不再来。
　　那天，是个难忘的日子。　　那天下午，我接到了莎娜的电话。　　听到她赋有性感和温柔的声音，我的脸突然变得滚烫，心怦怦地跳，好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似的。　　青春的冲动和欲望，一下子，使我忘了一切。　　“你还好吗？”莎娜有点羞怯地问。　　“嗯，好。”我愣愣地答道。　　莎娜笑着说: “昨天整理我的提包，翻出了你的电话号码。”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我心里也在矛盾，想打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说。　　“那就说hello。”我说。　　“Hello。”莎娜笑着说。“还记得你第一次从游泳池探出头的那一刻，好天真可爱哦。离开大学那么多年，我几乎忘了‘天真’是什么样儿了。”　　“我也忘不了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刻。”我说。　　我还记得莎娜头上淡淡的金发，乳白的皮肤，细长的腿和一双会说话，时而浅绿时而暗蓝的大眼睛。　　“我想见你！”我请求道。　　莎娜停了片刻，然后低声道：“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　　“天啊，求你了。”　　我的傻话把莎娜逗笑了。　　“那好吧，我约你吃饭。好吗？”　　我欣然答应了。　　挂了电话，内心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用英语来形容，应该是像是只刚吃了金丝雀的小猫。我高兴地蹦了起来。
　　@传特使殴 38楼
01:35:52　　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　　　　-----------------------------　　同感。嘿嘿。
　　我和莎娜约好了，星期五中午在海滨小城玛丽安德尔湾的一家餐馆见面。　　为了这次约会，我翻箱倒柜，不知站在镜子面前试穿过多少件衣服。可是，就是没有一套诚心如意。这时，安德鲁斯成了我的即兴时尚参谋。　　看着我身上的那套西装，安德鲁斯摇了摇头。　　“这不成。”他用审视的眼光盯着我的衣服。　　“为啥？”我问。　　“太拘谨，像个老学究。”　　我在镜子里瞟了自己一眼。　　“这不挺斯文吗？”我反驳道。　　“哈哈，‘斯文’。”安德鲁斯奸笑了一声，然后把自己的嘴唇贴近我的右耳低声道：“哥们儿，你以为女人需要咱们男爷们儿的‘斯文’吗？”　　我的眼睛愣愣地望着他，说：“按你的意思……”　　“她们要的是原始的冲动、性欲和昏头的激情。”他自信地说。“当然，女人嘛，还得有点儿罗曼蒂克。”　　“你这家伙可真刁。”我会意地笑了。　　安德鲁斯也笑了。　　他坐在床头，嘴里叼着根万宝路香烟，打量着我。 　　“我看啊，还是休闲的好。”他吸了一口烟。“你们不是打算去海滨吗？休闲一点，可以让你的对手心态放松，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麻痹她对你的警戒。”　　“厉害。”我说。“在女人身上，你怎么有这么多的花招？”　　“你学过《孙子兵法》吗？”他反问道。“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东西，但是，也是我们美军的第一本战略经典。”　　“呵，你把《孙子兵法》都用到女人身上啦。”　　“难道对付女人不需要一种‘战略’？”　　“那罗曼蒂克和感情呢？”我问。　　“呵，你脑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