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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圈30岁以下大佬盘点:你搬砖,人家搬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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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年纪不大却又目光远大,他们勇于开拓创新,他们努力工作,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实力,正在一步步改变世界。他们是一群年轻有为的科技界大佬。Shruti Merchant(24岁):美版&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年纪不大却又目光远大,他们勇于开拓创新,他们努力工作,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实力,正在一步步改变世界。他们是一群年轻有为的科技界大佬。
Shruti Merchant(24岁):美版&自如&HubHaus的CEO兼联合创始人
如今,很多人都已经留意到了千禧一代正面临的房价问题。2014年,HubHaus的联合创始人Shruti Merchant搬到旧金山就面临着严峻的住房问题。于是,在2016年,她和Kerry Jones共同创办了合租平台HubHaus。经过几年的发展,HubHaus已经和旧金山、洛杉矶地区的82家物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最近,他们又获得了一笔1000万美元的融资,这将极大地推动HubHaus2018年的业务扩展计划。
Vitalik Buterin(24岁):以太坊之父
受比特币的启发,年仅10岁的程序员Vitalik Buterin在年间首次提出了&以太坊&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公共区块链平台,通过其专用加密货币以太币提供去中心化的虚拟机来处理点对点合约。如今,以太坊作为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加密数字货币之一,在2018年年初,市值就已经达到近1500美元。
Tim Ellis (27岁) 和Jordan Noone (25岁) :美国火箭发射初创公司Relativity Space的两位创始人
2015年,Tim Ellis和Jordan Noone先后离开了另外两家著名的火箭发射公司蓝色起源和SpaceX,然后共同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公司:Relativity Space。他们想要利用3D打印技术来大幅缩短制造火箭所需要的时间。
Relativity Space在今年10月公开的世界上最大的金属3D打印机Stargate。现在,Stargate已经能够制造出一个火箭所需要的95%的配件。他们表示,公司有望在三年时间内将3D打印出来的火箭送上太空。
到目前为止,Relativity Space已经获得了来自 Mark Cuban, Social Capit和Y Combinator等投资方的4500万美元的融资。
Laura Deming(24岁):抗衰老研究基金The Longevity Fund的创始人
1994年出生的Laura Deming在14岁进入MIT,又在16岁的时候选择休学创业。那年,她参加了硅谷知名企业家Peter Thiel组织的项目并获得了10万美元的创业资金,这就是她的抗衰老研究基金Longevity Fund的开始。
如今,年仅24岁的Laura Deming已经成功筹集到了2200万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将用于鼓励和支持抗衰老产品的研究,力图催生出更多出色的创企,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抗衰老方法。
Ryan Williams(28岁):多样化招聘网站Jopwell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Ryan Williams在离开高盛以后,和Porter Braswel一起创办了求职网站Jopwell。该网站主要致力于帮助黑人求职者寻找合适的工作和实习机会。现在,已经有超过85家的知名美国公司与JopWar建立了合作关系。
Joseph Fasone Pilot(24岁):互联网服务公司Pilot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Joseph Fasone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创立了他自己的公司:Pilot,其目标是给客户提供价格具有竞争力的互联网服务。
现在,Pilot的企业客户已经超过1000家。成立至今,公司已经成功筹得3310万美元的融资。
Sheena Allen(29岁): 网上服务应用程序,旨在为那些被排除在传统银行系统之外的人群提供银行服务。 Nader Al-Naji(26岁):货币创企Basis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Nader Al-Naji 就对加密货币非常着迷。在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期间,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随后,他推出了自己的数字货币Basis。目前,Basis已经获得了1.33亿美元的融资。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加密货币能够完全完全取代真实货币。
Mathilde Collin(28岁):共享收件箱Front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Front是一个共享收件箱,能将从电子邮件到Slack的所有消息整合到文本中,为世界各地的3000多家企业提供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Mathilde Collin发表融资演讲后的5天时间内,就有11个投资人愿意投资Front。最终公司成功拿下6600万美元的B轮融资,该轮融资由Sequoia Capital领投。
Gootenberg (28岁) 和Omar Abudayyeh (28岁):基因编辑工具CRISPR的联合创始人
Jonathan Gootenberg和Omar Abudayyeh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他们研发的基因编辑工具CRISP最近还被知名学术期刊《科学》所报道。Gootenberg在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已经获得了15项左右的专利,并被多家公司生物科技公司所使用。
Delane Parnell(25岁):电竞公司PlayVS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不久前,电竞公司PlayVS宣布,从今年秋天开始,他们将在全美高中和各州高中体育协会正式引进电竞项目,这是美国首次将传统高中的竞技体育与电子竞技相结合。
结合自己的成长经验,Delane Parnell指出,高中的电子竞技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美国高中生远离街头暴力。最近,他刚刚获得了一笔1500万美元融资,这将极大地推动PlayVS的进一步发展。
Dylan Field(26岁):在线设计平台Figma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Dylan Field于2012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Figma。Figma是一款协作式界面设计工具,它以云端为基础,允许多人同时合作一个项目。目前,Microsoft、Uber和Slack都在使用这款设计神器。成立至今,该公司已经获得了4290万美元的投资,投资方有Greylock、Kleiner Perkins等知名风投。
Allyson Dias(28岁):创业奖学金泰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的负责人
泰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是亿万富翁Peter Thiel于2011年创建的奖学金,旨在为一些优秀的年轻创业者提供10万美元的资助。该奖学金的竞争非常激烈,并且至今已经栽培出了一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优秀创企。
作为该奖学金的负责人,Allyson Dias管理着泰尔奖学金的各项日常业务,如面试候选人、构建资助关系、进行对外拓展等。目前,她正在筹备一场即将在2019年年初举行的峰会。
迄今为止,泰尔奖学金获得者所创立的公司累计价值超过30亿美元(其中不包括Vitalik Buterin的以太坊)。
Henry Hu(24岁):无人咖啡店Cafe X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24岁的Henry Hu从大学退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无人咖啡店Cafe X,它主要是用一个价值25000美元的机械手臂来代替人工调制咖啡。根据咖啡调制的复杂程度,该机械手臂每小时最多可以制作出120份饮料。
目前,Cafe X已经成功在旧金山开了3家门店。在未来的三到五年里,Henry Hu计划在机场、办公楼、商场等商业场所开设1000家门店。
Josh Browder(22岁):智能省钱机器人DoNotPay之父
几年前,Josh Browder开发的智能省钱机器人DoNotPay,帮助用户避免很多不合理的停车罚款。今年,Josh Browder又为DoNotPay新增了一项人工智能服务:为用户寻找最低的机票价格和酒店价格。完成用户注册以后,该机器人将自动为你所选购的航班进行实时的价格监测,每天大约17000次,直到航班起飞为止。检测过程中,DoNotPay会把自动为你转到更便宜的航班,并且让航空公司直接把差额退还给你的账户上。
Josh Browder表示,他希望DoNotPay能在2018年为人们减少2500万美元的不必要开支。
Komal Ahmad(28岁):非营利机构Copia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据统计,美国每年有3500万吨食物被浪费掉,并且全世界每6人中就有1人面临饥饿问题,可见当前的食物浪费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卫生和全球发展专业的Komal Ahmad于2012年成立了非盈利机构Copia。利用算法,Copia会建立起援助机构和当地有剩余食物的企业机构之间的联系,然后派遣司机去配送食物。
Ahmad表示,进行食物援助的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到一税务减免,还能根据Copia提供的数据,调整自身的食物配置,以便更有效的减少食物浪费。
自2015以来,Copia已经帮助一百多万磅食物免于浪费&&相当于减少了530万磅二氧化碳的排放。
Matt Polega(27岁)、Scott Crouch(26岁)和Florian Mayr(27):美国大数据服务商Mark43的联合创始人
Mark43成立于2012年,创始人Scott Crouch、Matt Polega和Florian May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Mark43能够帮助执法部门更有效地进行工作,因为它为警察部门提供基于云计算的公共安全平台,使得警察能够大大提高调用数据的速度,也便于进行数据共享。
现在,美国有13个的公共安全机构都已经在使用Mark43。今年3月,Mark43成功获得3800万美元得融资,投资方包括General Catalyst、Bezos Expeditions、Goldman Sachs和Spark Capital。本轮融资将用于拓展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等国际市场。
Sameep Tandon(27岁):人工智能创企Drive.ai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Sameep Tandon还在斯坦福大学AI实验室的时候,就创办了Drive.ai。该公司主要是研发无人驾驶技术,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成功获得7700万美元的融资。
公司正在试图与当地的社区合作,共同弥合公众和自动驾驶汽车产业之间的鸿沟。今年5月,Drive.ai联手德克萨斯州,首次宣布要提供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Dan Romero(30岁):比特币公司Coinbase的副总裁兼总经理
Dan Romero领导的Coinbase是当前最成功的加密数字货币创企之一,该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数字货币进行交易。Romero主要是负责产品运营这一块,他希望能把Coinbase打造成加密货币领域的&谷歌&。
Thogori Karago(29岁):全球最大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非洲市场的研发主管
在LinkedIn担任了四年的产品经理之后,Thogori Karago升任为LinkedIn非洲市场的研发主管。
Thogori Karago出生于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她非常热衷于研发一些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科技产品。今年,Karago已经为LinkedIn申请了四项专利,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进一步了解求职者的需求,以便更好的为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的求职者们服务。
Jobert Abma(27岁) 和 Michiel Prins(28岁):全球最大的漏洞众测平台HackerOne的联合创始人
HackerOne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聘用白帽来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对于白帽来说,这份工作既能赚到钱,又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去磨练技能;对于公司来说,这个决策既能为公司招募到优秀的员工,又能减少潜在的威胁,可谓是一举多得。
这家旧金山的创企自成立以来,已经成功获得了7400万美元的投资,并与Uber, Snapchat, GM, the Air Force和美国国防部建立了合作关系。据 Abma和Prins估计,自2012年以来,公司支付给成功检测到漏洞的白猫们的酬劳已经超过2800万美元。
Reed McCord(27岁):美国人造肉创企Impossible Foods的主要负责人
Impossible Foods是一家以植物为原料,以制作素食汉堡、素食芝士为使命的创企,由前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教授 Patrick Brown 博士创立。Reed McCord作为第二位被Impossible Foods聘用的员工,可以说是公司的重量级人物了。他不仅负责公司的战略部署、资金筹集等重要工作,还在几年时间内就建立起了公司的全球供应链。
如今,Impossible Foods的人造肉已经受到了美国1000多家餐馆的欢迎。
Ashwin Pushpala(29岁):旧金山生命健康创企Sano Intelligence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Sano Intelligence研发出了一种佩戴式感应垫,可以用来持续监测人体的血糖和钾含量。佩戴者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或者其他设备来获取相关数据,以便更好的调整自己的饮食。这对美元众多唐念病患者来说是一大福音。
最近,Sano获得了一笔600万美元的投资,对于投资方Fitbit来说,这也是他们首次投资创企。
Felipe Villamarin(28岁):哥伦比亚送货服务创企Rappi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2015年,Felipe Villamarin和其他人一起在哥伦比亚创立了Rappi,主要为客户提供送饮料上门的服务。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的Rappi已经成功打入拉丁美洲14个主要城市,送货的品种也在不断增加,从餐饮到日用品都有所涉及。
作为南美最成功的创企之一,Rappi已经成功获得了来自 Andesseen Horowitz、Sequoia Capital等投资方近2亿美元的投资。
Herman Narula (30岁) 和Rob Whitehead (27岁) :英国VR创企Improbable的联合创始人
Herman Narula和Robert Whitehead创办Improbable,这是一家主要从事超现实模拟环境和创建虚拟世界的VR创企。开始的时候,Improbable只是专注于打造多玩家的游戏环境;如今,Improbable已经涉足科技、国防和搜查等众多领域。
2017年5月,Improbable成功拿下了由日本软银领投的5亿美元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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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样的小学生一顿饭能吃60根胡萝卜?
答:参加康奈尔大学食品实验的。
作为笑话这可能相当冷场,不过詹姆斯·希瑟尔斯(James Heathers)算出这个结果的时候,想必是乐不可支。
在他面前的是一篇来自康奈尔食品实验室的论文,题目叫做“吸引人的食物名字能增加小学生的蔬菜摄入”。论文里发现,如果把某种十分惹人厌的蔬菜命名为“X射线眼胡萝卜”,小孩子就会大吃特吃,比“今日美食”好得多。
这……简直是典范级的搞笑诺奖研究呀!
能搞出这类研究的当然不是泛泛之辈。论文第一作者名叫布莱恩·万辛克(Brian Wansink),过去十几年里行为心理学领域最火的研究者之一。他和他领导的康奈尔大学食物与品牌实验室(Cornell Food and Brand Lab)发布的一些研究,很多人也都听说过:盘子越大会让人吃得越多,号称健康的餐馆会让人低估自己的进食量,等等。万辛克不仅在学术界备受推崇,还经常在主流媒体露面,写畅销书,教人们如何健康饮食、轻松减肥。
布莱恩·万辛克。图片来源:cornellsun.com
万辛克的这篇名为《吸引人的食物名字能增加小学生的蔬菜摄入》的论文本身论述清晰、过程合理,实验结果数据显著、证据确凿,配上康奈尔的金字招牌,让人挑不出毛病。然而,它却让希瑟尔斯直觉起疑。他立刻知道应该从哪下手——他告诉我,这实在是 “再明显不过了” :未公布的原始数据。
不用他说,这我也知道啊。问题不就是原始数据没公布别人只能干瞪眼吗?
但希瑟尔斯自有绝招:一个他自己编写的特殊软件("精灵"),能够利用统计学原理,从发表的结果重建出原数据的可能面貌。只消几分钟,他就从这篇胡萝卜论文里得到了500组模拟。结果呢?要得到论文里的平均值、方差和样本量,最大样本至少会有55,很可能在60以上。
换句话说,实验中的某个孩子需要吃掉60个胡萝卜,才能产生与实验数据相匹配的结果!
一不做二不休,希瑟尔斯干脆买了一袋只有小指头大小的“婴儿胡萝卜”(baby carrot),数了60个出来放在电子秤上,足足471克。
“显然,至少有一个实验对象是一匹马。”他在博客里一本正经地写道。
手撕各路论文,全凭一个突发奇想的小工具
这番闹剧还要追溯到2017年2月,那时希瑟尔斯的学术网友尼克·布朗(Nick Brown)在博客上发了一篇文章,指出万辛克某几篇论文的数据可能有问题。希瑟尔斯于是拿出了这个绝招软件,名为“精灵”。
精灵全称是“基于迭代技术的样本参数重构”(SPRITE ,Sample Parameter Reconstruction via Iterative Techniques),名称不明觉厉,实际上原理非常简单暴力。他用胡萝卜举例,介绍了这个工具的原理。
比如,有10个人参加了实验,平均每个人吃了3个胡萝卜,样本量为10,标准差为0,可能的数据组合只能有1种, 那就是10人每人3个。若平均值不变,标准差变成0.32,那么可能的结果则是其中两个人一个吃了4个、一个吃了2个。精灵做的事情,就是根据给定的统计结果,反向算出符合该结果的所有原数据组合,以及每个值可能出现的概率。当抽象的统计指标化身为具体的数据组合,问题就很容易看出来了——就像万辛克的胡萝卜文章,一顿饭60个胡萝卜,显然意味着数据有问题。
SPRITE 的原理——对统计数据的重建。图片来源:twitter@jamesheathers
“精灵”的思路来源于三俗风的研究
那时,法国南布列塔尼大学的心理学家尼古拉·吉根(Nicolas Guéguen)在期刊《心理学报告》上发了一篇论文,研究了女性几种不同的发型对男性心理的影响,结果显示,扎马尾的女性更容易让陌生男性伸出援手。
当希瑟尔斯看到布朗发给他的这个研究的时候,不禁笑出了声。不仅是因为题目——这个教授还曾经发表过类似于“高跟鞋能让女人更有性吸引力”和“金发服务员能获得更多小费”等标题颇为小报风的研究——而是这些研究本身就有众多可疑之处。其中一个研究里,研究者假装路人,在街上随机拦下18-25岁的女性,来研究特定条件下要电话号码的成功率。然而年龄这个变量怎么控制的?女孩们会在礼貌拒绝陌生人要电话的同时,还礼貌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年龄以供统计?
但这些研究方法的问题容易被搪塞过去,论文里的最终数据才是实锤。两人于是开发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想从平均数上找突破。
在心理学小样本实验中,平均数一定是几个整数加在一起除以样本数的商。你不可能问一个女性2.5次电话;5个人吃整数个的蛋糕,吃不出来平均每人2.1个。他们发现,吉根的一些研究里的平均数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而另一些数值看上去又过于规整。譬如马尾辫这项研究中,若想使最终结果成立,那么每个分值必须恰好出现了6、12、18、24次,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实中的可能性是170万分之一。
专给论文找茬的“数据流氓”
而“精灵”就是这个想法的升级版产物。他们靠自己发明的简单粗暴小工具,为揭发有问题论文开辟了全新的思路。有人揶揄他们为“数据警察”,希瑟尔斯却自嘲自己为“数据流氓”(data thug)——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警察是官方的、有权力的,然而他们并没有任何资金支持,这件事也和任何官方机构无关。现年35岁的希瑟尔斯在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计算行为科学实验室做博后,专攻生理学,为论文找 bug 纯属业余事业;而布朗虽然已经57岁,却也仅仅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一个心理学博士生而已。
“没有警察,那流氓就要出手了。”布朗说。透过他的邮件,我仿佛能看到他脸上汉弗莱爵士一般的微笑。
詹姆斯·希瑟尔斯。 图片来源: jamesheathers.com
流氓会武术,大佬究竟挡不挡得住?
学术流氓的路线很适合希瑟尔斯的性格。从研究生时开始,他便不断地发现各种论文中的问题,想要找到数据背后的全貌。“全靠直觉摸索,就像在黑暗的屋子里找灯的开关”。他尝试过将自己的疑问发给作者或者期刊编辑,大部分杳无音信,有的时候则被忠告说 “最好忘了这茬”。
他自己完全不在乎会冒犯到谁,也从来不看学术大佬脸色,是个“会在晚宴上公然放屁的家伙”。“你是不是作弊,我们不感兴趣。我们只对你犯的错误感兴趣。”希瑟尔斯带着平静而诚恳的语气对我解释,“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错了,我们就只是纯好奇而已。”
然而,对于他们俩这样的学术界“边缘人士”而言,跟有问题的研究较真的过程十分漫长,甚至有时候是没有结果的。
图片来源:ehow.com
在发现了尼古拉·吉根多篇论文的问题之后,2015年,希瑟尔斯和布朗向相应期刊以及法国心理学会提出了问询。然而,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漫长的推诿。法国心理学会承诺对作者进行调查,并报送给了法国大学委员会,但冗长的答复只是在强调很多论文是他的研究生的作品,几乎就是“临时工背锅”的翻版;而关于数据的疑问,一个都没有正面回答,更没有提供他们想看到的原始数据。
两年时间过去,尽管他们态度一直平和,有大量合理疑问,甚至一一在论文中标出,但却总是碰一鼻子灰。
“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有效的裁决机构。”
布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表示,期刊可以让作者修改或撤稿,官方机构也可能会介入学术不端的调查,但如果作者不配合,进展就会变得十分缓慢,甚至无法推进。所有人都不想走到撤稿那一步——这几乎意味着对研究的全盘否定。
同样的事情,布朗并不是第一次经历。他在攻读心理学硕士期间,发现一篇备受推崇的“积极心理学”论文实在是难以理解。作者是领域大佬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和马西奥·洛萨达(Marcial Losada),论文里使用了一个流体力学的数学模型来描述“情绪的流动”,让他十分错愕。布朗找到了心理学家哈里斯·弗里德曼(Harris Friedman)和数学家阿兰·索卡尔(Alan Sokal)合作,历经波折,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了弗雷德里克森论文中的问题。然而,弗雷德里克森片汤话一般的回应却让三人大失所望。她表示,论文里的数学可能有错,但理论依然是站得住脚的。
布朗说,整个学术圈都时不时能“闻见瞎说的味道”(smell of bullshit),然而他却无能为力。
如果作者死不认错,难道就只能不了了之吗?
“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的创始人之一、前科学记者伊万·欧朗斯基(Ivan Oransky)对此也已司空见惯。“撤稿观察”是一个记录学术界撤稿的博客和数据库,创立于2012年。在他们关注过的数千起撤稿事件中,大约有2/3是因为各种学术不端,其中抄袭占了15%左右。
欧朗斯基说,撤稿的理由可谓是花样翻新,不断挑战着他的想象力。比如同行评议造假——用虚假的邮件地址杜撰专家的评审意见——这个在2012年以前还相当罕见的撤稿理由,到现在已经占了整个数据库的6~7%,大约600多篇。去年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最大的学术出版商之一)撤稿了107篇此类论文,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中国科技部称,107篇论文遭《肿瘤生物学》撤稿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和科技人员的尊严。图片来源:FT中文网
“乌烟瘴气”的学术圈
对欧朗斯基来说,撤稿是关注学术圈的一个窗口。他更关心错误是怎么产生的,整个科学共同体如何修改它们的错误,修改的过程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有的拉锯战持续了好几年,却依旧囿于证据缺乏或者各方不配合而没有定论,也无法以撤稿或者“撤诉”而告终。
毕竟,学术圈子也并不是什么超脱世俗之地。布朗坦承,当他开始读博、做起自己的独立研究之后,甚至能够理解弗雷德里克森面对质疑时候的心境。“人们为自己的成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情感上的、智力上的,还有财政上的。除非真的到迫不得已,否则很难改变自己的观点。”
学者们想要晋升、出名,想要挤进稀缺的终身教职岗位,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发论文。我和布朗聊到中国的研究者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文节奏,布朗表示担忧。“我听说在中国发一篇《自然》或者《科学》,会有上万美金的奖励。在西方学术界,只是名誉激励,就已经带来这么多糟糕的事情……用钱来砸可能是更坏的主意。”
因为同行评议造假,斯普林格撤下了大量已发表在旗下期刊的论文。图片来源:cgtn.com
但关键并不在于追名逐利本身,而是学术圈几乎靠着信任在运作,规则薄弱,仿佛科学家们还是18世纪的贵族绅士,正直、不会作假,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名誉,指出错误之后会改正……虽然一旦发现学术不端会身败名裂,然而比起巨大的诱惑,随意犯错、或者错了不改的成本也未免太低。虽然撤稿的论文越来越多,但还是有大量的论文停留在内部扯皮阶段,作者不认错,官方也不采取措施,就这么一直拖下去——就像吉根的马尾辫论文一样。
布朗和希瑟尔斯不信这个邪。身为新时代的科学家,他们还有另一条渠道。
“开放科学”:像谈论其他问题一样谈论科学
2017年,布朗和希瑟尔斯写了一系列博客文章,面向整个互联网详尽披露了吉根研究的数据纰漏,介绍了他们的测试方法,引来了学术圈的大量讨论。希瑟尔斯在 Medium 上的文章一周内就有了上万阅读,甚至引起了科技媒体的注意——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实际上,拜互联网所赐,“发表后的学术讨论”(post-publication discussion)近年来已经开始形成规模。在欧朗斯基眼中,官方之外“讨论论文—揭发错误—调查错误—报道错误”的流程,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希瑟尔斯和布朗这样的人担任揭发者,而“撤稿观察”则扮演着记录的角色。在 PubPeer 这类学术平台上的开放、匿名讨论,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基础。
因为吉根的事情,两人在圈里有了一点名声,他们时不时会收到各种人给他们发来的邮件,让他们“帮忙看看”某篇可疑论文在数据上有没有问题。“一旦你公开谈论这些问题,人们便会主动把类似的事儿捅给你。它就像肿瘤一样扩散,无处不在。”希瑟尔斯在接受《科学》杂志的采访时这样形容道。
对于揭发者的角色,希瑟尔斯和布朗也有自己的界定。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打假”或者揭发学术不端。数据上的小问题可能是一时疏忽的错误,也有可能是巨大问题的冰山一角,而他们只负责当说大实话的“流氓”。布朗对我说:“我们只检查数据的‘不一致’(inconsistency),而把推测为什么的事情交给别人。”当他们发现问题之后,发邮件给原作者询问的言辞也非常温和。邮件通常这样开头:“嗨,我们发现你的论文中有个小问题,你来看看?”这样的低姿态也减小了他们遇到的阻力。
图片来源:scoop.it
学术圈需要更透明的评议方式
“现有的同行评议已经有些过时了。”布朗在接受 Ars Technica 的采访时说。同行评议所能覆盖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现今的论文往往涉及到大量的数据,而评议者往往没有时间、精力或者工具去处理这些数据,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漏洞。当然,他们的工具也不能保证检查出所有的错误——如果作者造假造得严丝合缝,它是无法察觉的。“至少,我们要让做坏事儿的成本高一些。”希瑟尔斯在博客中写道。
而更关键的是,学术圈子内部无法提供透明度。希瑟尔斯坚持认为,公众曝光是必要的。“作者不配合、期刊不配合,又想要安静地处理问题不让别人知道?没有曝光和透明度,事情很难有所推进。”
不同意的声音当然也有。普林斯顿的社会心理学家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把这种行为称作“方法论恐怖主义”(methological terrorism)。“(社交网络和新媒体)鼓励了不经筛选和检阅、不为科学所接受的垃圾讨论”,她在一则学术专栏里如此评论。但欧朗斯基却不敢苟同。即使有一些冲突和争执、乃至不相关的讨论,“但最关键的,难道不是有人可以拿出有分量的质疑,以及有实际意义的材料吗?”
圈内-圈外-重归圈内:一场漂亮战役的落幕
正是这些质疑与材料,构成了最终扳倒万辛克的实锤。
两人分析了万辛克过去几年发的几十篇论文,把数据统统跑了一遍,发现了大量“异常”。比如有4篇关于吃披萨的论文(其中一篇结论是“只要有女人在,男人会吃掉更多披萨”),里面有150多处数据不一致。结合之前学术圈另外一些推测,应该是他们在预设结果的前提下操纵了实验,人为挑选出了能够得出“显著”结果的数据(俗称 p-hacking)。
对万辛克论文的挑错。图片来源:BuzzFeed.com
然后他们礼貌地发信,向作者的系所以及康奈尔负责学术规范的机构询问。但到一定程度之后,邮件内容就会变得“相当尴尬”起来,回复也变成了“正在调查”这样的推诿。他们知道,这时候就应该转向大众了。
布朗和几名学术伙伴先在预印本网站 PeerJ 发了一篇文章,名叫“数据让我胃疼:想要消化康奈尔食品和品牌实验室四篇披萨论文的企图”,用学术论文的体例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分析;然后希瑟尔斯在 Medium 上连续发文,用平实的语言解释了万辛克研究的问题所在,夹杂着让人爆笑、又直呼精彩的幽默段子。
这仿佛是向学术圈投下了一颗炸弹,吸引了大量关注,PeerJ 上的预印本被下载了近万次。然后是 Vox、Slate、《卫报》等主流媒体先后报道,对万辛克的研究提出了质疑。BuzzFeed 记者斯蒂芬妮·李(Stephanie Lee)用一篇长达4000词的调查报道《常青藤教授如何把劣质数据做成流行研究》,牵出了万辛克以及他的实验室更多的问题:研究生用假数据搪塞、用结论操纵数据、论文重复发表、自我抄袭等等。
BuzzFeed 的调查报道。截图:BuzzFeed.com
将“数据流氓”的事业推广开去
这一切在希瑟尔斯看来是水到渠成的。“没有发布会,没有通稿,媒体自然就被吸引了过来。”毕竟,万辛克也曾是叱咤科学媒体的一颗明星,而这颗明星也在媒体的曝光下走向了陨落。“不能说希瑟尔斯和布朗百分百主导了这件事情,” 欧朗斯基说,“但在他们的揭发下,在公众和媒体对事情的曝光下,期刊关注到这件事情的严肃性,这是非常关键的。”
就在这篇文章写作的同时,两人正式发布了“精灵”工具并将其开源,希望将 “数据流氓”的事业推广开去。“它是一个非常灵活、有用的工具。”希瑟尔斯说,“当全世界都能使用它的时候,我们就能更严肃的讨论研究数据的准确性问题了。”
至于万辛克(和他的胡萝卜)呢?在社会的重重压力之下,期刊和学校也只好向这位学术明星动手了。万辛克通过发言人诚恳道歉,承认过去工作中的“不妥”,且接受学术审查机构的调查。他也不得不对过去几年发表的十几篇文章做出修改,其中有5篇被彻底撤稿。
他给《预防医学》的期刊编辑写了一篇比胡萝卜论文本身还长的修改意见,而他是这样解释60个胡萝卜的问题的——“给孩子们吃的是‘四个抵一个、体积极小的火柴棍胡萝卜’。”
但谁关心呢?反正这篇论文最后还是被撤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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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uokr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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