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五灯会元》卷十七有青原惟信禅师一则语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　　　　观读文化、修炼文字也作如是想。入门之前，但觉山是山、水是水，真真实实。入得门来，彷彿山非山、水非水，妙不可言。最后闲步踱回门外歇一歇，果然悟出山「只」是山、水「只」是水，已比当初多了个「只」字，不似禅师多用「依前」二字。　　　　入门出门，半悟不悟，《英华沉浮录》竟是第五卷了。既然说禅，且选一个带半分禅意的篇名做书名：《天气是文字的颜色》。　　　　　
　　　　董桥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主帖获得的天涯分：0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 更多
　　「一枝一叶都含秀」 　　　　　　■明代万历年间，神宗皇帝的宠妃郑贵妃权倾一时，成了宫庭政治斗争举足轻重之人物。她是乡村民女，太监看她形态符合选妃标准，携入宫中进与皇帝。神宗朱翊一见洽意，封为贵妃，生了皇子福王常洵，使她野心更大，阴谋立己子为皇太子，将来继承帝位。可惜神宗受太后催促、群臣压力，立长子常洛为皇太子。郑贵妃其时正好刻了一部《闺范图说》，引起轩然大波，遭人指为刻书是为了迫害皇太子，酿成「妖书」一案。周绍良在北京《收藏家》杂志上说到这件事，说郑贵妃所刻《闺范图说》已不传，无从得见，但他却藏有这位贵妃所刻的《佛说观世音菩萨救苦经》，黄锦织金函套，是中国最小的一部木刻本书籍。刻《闺范图说》塑造家世之高贵形象；刻《救苦经》经营功德；郑贵妃用心良苦。　　　　■吕叔湘说「同音字」，举一笑话为例：唐朝优人李可及，有一天有人问他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他说是女人。问的人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金刚经》里有一句「敷坐而坐」，佛要不是女人，为什么要夫坐而后儿坐呢？唐朝妇女常自称为「儿」。　　　　■中国玉印珍贵，美女生前所用玉印当更令人神魂颠倒。明代出土之「婕妤妾赵」玉印，大家视为汉成帝皇后赵飞燕的遗物，权臣巨商、文人雅士争相访求，严嵩、项元汴、李日华、文鼎接踵追逐。李日华终於得手，得意得很，夸说「若愿以十五城岂能易耶」。此玉印晚清友何昆玉都要送白银四两才求得一张印蜕。何昆玉一看大醉，彷彿赵飞燕搽过口红在纸上印出樱唇给他（“The nearest I've been to a sexual experience lately is finding lipstick on a cafecup”）。飞燕和妹妹昭仪都在宫中侍候皇帝，《资治通鉴》说他们姐妹「日事蛊惑，致帝无嗣暴崩」。陈重远《古玩史话与鉴赏》记四十年代初，琉璃厂一家古玩铺收藏一本册页，是明代仇英白描十二幅春宫，画飞燕姐妹在宫内同一男子寻欢作乐，「男子身材健壮，窜房越脊，进入内宫，飞燕、昭仪各献殷勤，妩媚多情。」此画有文徵明题诗，但据说后来鉴定为赝品。　　　　■名医费子彬先生遗孀侯碧漪女史九十七岁高龄，精神极佳，人见人赞。她送我《费子彬全集》一厚册，包罗万有，是寒夜最佳读物。书中《古玉虹楼诗存》有《听杜娟度曲》七绝：「津桥鹃声最苦辛。况是当筵见此人。点曲灯前吾已老。青丝明镜唤真真」。杜娟是当年艳星，自杀死的。又有《题女弟子李香君专刊》：「灌溉辛勤树色荣。满园桃李有令名。一枝一叶都含秀。不及香君格调清」。李香君也是当年红星，「格调清」云云，当是写实。书中另一辑《古玉虹楼集定庵诗》张大千题书签，有不少诗写给张纫诗女史，壮其南游展画之行。张女史是先父的朋友，广东才女，诗书画俱佳，诗和书尤其好，七十年代去世。我初来香港人地生疏，全靠这位长辈照拂，读书有疑难也去问她，稍不用功要挨她骂。她的书斋叫「宜楼」，她原名张宜。　　
　　多谢楼主分享
　　《辞源》插图错了等等 　　　　　　（一）　　　　听说扬之水只花一天时间就读完王泗原先生的《古语文例释》和《楚辞校释》这两部合起来有八十万字的大书。她实在太用功了。她出过好几本书，我至今买不到那本《棔柿楼读书记》，只好写信向她要了。她会写一手马湘兰风格的闺秀小楷，前几天说给我写了一幅扇面。我还在耐心等着。她最近不当编审了，跑去文学研究所研究《诗经》。她的老上司沈昌文先生前天给我寄来她的新作《评＜辞源＞（修订本）插图》。文章连插图约上万言，指出问世凡八十年的《辞源》所附三百余幅插图，「颇有板援旧籍、泥古盲从之处，更有一些图与文各持一说，全然相乖，显然未经统一核校」。她指出书中的「误者」有礼器之属，如牺尊、象尊、鸡彝、觥、玉瓒等；器用之属，如锭、金燧、瓿、盂等；还有乐器之属、兵器之属、舆服之属，都精闢得不得了。说到「兽吻」，释文说：「门环饰」。此说可疑；插图竟是明清建筑中屋脊上边的正吻。「甍」，释文说：「栋梁，屋脊」，插图竟是建筑物的一个山面。读她对字对图那样精密的考证，倍觉中国字之深之难之有趣。　　　　（二）　　　　扬之水认识古字、怪字多，她研究古器物格外到家。今年夏天，她写信说得到一本厚厚的中国文物展览说明，德文版，刚在德国、瑞士展过，九月九日到伦敦继续展出，都是精品云云。几个朋友最近到过伦敦，都说看过这个展览，各有领会。有两方汉画像，画的是树下做爱图，刻画之功，不在后世春宫之下，或有胜之，应推为「祖本」，不知怎么通过层层审查送去展览。听说那是四川出土的，国内未见过。其中一幅画一株树，虬枝老干，树上悬了四件「那话儿」，树下二人一仰一合，合者身后一小廝，作推送助力状。后不数武，更立一人，似有不耐，乃举话向树。据云江泽民访欧时也去参观了。　　　　（三）　　　　扬之水说，《辞源》里「乌纱」、「乌帽」、「乌纱帽」三条内容互相关连，所说的却并不是一种帽子。「乌纱」南北朝就流行，入唐，士大夫家居都戴，白居易诗中说的「起戴乌纱帽，行披白布裘」，是白氏晚年退隐洛阳之作。「初冬清景，家居闲居，所着乌纱帽、白布裘，正是便装」。后来又变为方巾，即东坡巾。《辞源》「乌纱」条释文称「即乌纱帽」，下引唐诗。插图有两误：一、所绘并非唐人通称之乌纱帽。书证引柳宗元诗「朝帽挂乌纱」，强调其「朝帽」性质；其实这种用法唐代绝少，要到明代才流行，可见此乌纱非彼乌纱。二、所绘又非明代官员的乌纱朝帽。插图中还有一顶朝天袱头，在明代是皇帝所戴，更与乌纱帽「迥然不侔，插图可谓进退失据」。　　《辞源》、《辞海》流布滋繁，泽被士林，人人一遇到字辞疑难，不由分说，都以这样崇高的辞书为万灵神丹。扬之水扫大家的兴，揭露老祖宗的疏忽，还要客气一番：「挈瓶之知，不敢自信，唯依近年经眼的若干新着，略补旧释」。「挈瓶」是汲水用的瓶子，装水不多，比喻知识浅薄。《辞海》说的。　　
　　看那满壁缥缃 　　　　　　（一）　　　　伦敦认识的旧书商早几年还经常寄些书目来，我碰到想要的书，也邮购过几本。这些旧书商七十年代都在伦敦闹市里开书铺，后来纷纷搬到郊区小镇去营业，有几位年纪都很大了，几次重游旧地，听到他们之中有人过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这些老先生都是我学买旧书的启蒙老师，个个学问渊博，历经沧桑；随便聊天，都涉掌故；加上旧书铺满壁缥缃，古意盎然，茶余饭后进去翻翻书、歇歇脚，顿觉伦敦真有文化。日前看杂志知道台湾资深演员陆小芬闲来喜欢到台北诚品书店买书喝茶，雅兴甚浓。我很爱看陆小芬演的电影，后期的尤其大有深度。明星要俏丽，还要有修养，不容易。诚品先进，不像书店像超级市场，连咖啡座的格局都很「高科技」；书种多，竟闻不到书香，也许是房子太大了。　　　　（二）　　　　黄裳先生要配齐《四印斋所刻词》，前后花二三十年功夫，只缺《南宋四名臣词集》。他说：「有一次去琉璃厂中国书店访书，与雷梦水君闲话，随便提到此书，他起身走进内室，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拿来一看，正是这种，不禁高兴得跳起来。」访书好苦；牵挂找不到的书像牵挂断了消息的人，明明是难圆的梦，竟死不了心。文 革时期知识分子丢尽心爱的书，那是得而复失，其情更惨。　　　　北京出版社最近出了《黄裳书话》，黄先生自选，姜德明主编，书衣设计有书卷气，是内容的倒影。黄裳写书话最好看，完全符合唐弢的意见：「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黄先生的文章还有一层可观之处：文字不全白，白起来往往故意带点欧化，而且相当sarcastic。他写出了风格。　　　　（三）　　　　这本书话有一篇《关於刘成禺》，从《洪宪纪事诗三种》说到《世载堂诗》。黄裳读诗喜欢诗注，看画注意题跋，认为里头保存了许多历史事实。《世载堂诗》里有《青城山中赠张八先生大千八绝句》小跋云：「大千先生携家居青城上清宫经年，招予来游，留宿旬日。剪烛共话，如座天上。综举谈事，成八绝句，即以为别。古人曰：『看山当未老，扑蝶是何年』。回首山中为之黯然。」黄裳先生说，「这跋写得很好，所引的两句旧诗也非常好，充份说明了他的诗人气质，实在也比他自己写的诗要好得多。」看山其实是老了，哪一年扑蝶早就忘了。　　　　书话跟书跋一样难写。写版本、校勘固然枯燥，总要加点买书经过、书林掌故、读书所感才耐读。散文也这样，通篇议论跟通篇抒情都要不得；有点情事，有点故实，再加些真诚，自可脱俗。伦敦那些老旧书商满腹故事竟不著一字，弄得我常常疑心他们是顺口编造的。　　
　　搞什么文字推理！ 　　　　（一）　　　　毛孟静看到一份香港小学的中文文字推理模拟试卷。模拟对象是中学学位分配的学能测验，测验对象是小六学生。有一条题目说：　　　　旭日初升时的景色很美，他每天黎明时分便起床。　　　　由此可知：　　　　A.他每晚很早便睡觉。　　　　B.他最爱看日出。　　　　C.他每天都没有充足的睡眠。　　　　D.他可以看到旭日初升的美景。　　　　E.他每天早起后都看旭日初升的美景。　　　　毛孟静说：「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瞪着这堆字足足一分钟，只觉得每个答案都言之成理。学界贤能，究竟想考孩子们什么文字推理？」　　　　（二）　　　　孩子都大了，我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模拟试卷，也没有机会跟他们学习中文文字推理。毛孟静引述的这条题目，我觉得真难，不知道选哪一款做答案才对。香港有好多好多攻读教育、研究教育的专家学者，我相信他们根据学院理论构思出来的语文教学方法必然大有道理。我也相信学文字而诱导学生步上推理之途，一定可以梳理学生的思维，让他们都有一团清澈的逻辑头脑，化「白马黑马」的演绎步骤为做人谋生的技巧方略。但是，为什么人人都说香港学生的语文能力江河日下呢？会不会是因为这一类的文字推理只推得动文字的「理」而推不动文字的「情」呢？文字讲理路，也讲情致，二者不可偏枯。　　　　（三）　　　　学语文的方法应该步步更新。更新是试验，试验证明不灵就该废除。启功先生十几岁从一位老师读书，老师要他找一部木板刻本没圈点的《古文辞类纂》，从柳文读起，用硃笔按句加点，老师天天给他改几句。后来是读《文选》，是学骈体文，是捉摸对称双句。启先生其实是主张多读自然通，不求分析语词的内在性质。他也曾经想用英文「葛郎玛」（Grammar）的规矩去构思中文语法，可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语言问题「葛郎玛」书中找不到答案。他写了一篇讲文言文中的一些现象、困难和设想的文章，编辑先生看了大改，凡是与「葛郎玛」不符合处都改成符合了。启先生不接受，坚决不改。他说，「从这小事，也可看到葛郎玛之深入人心、沦肌浃髓的程度」。　　　　（四）　　我觉得学外国文是要学通「葛郎玛」的，那到底不是我们心肝血肉里的母语，非从理路摸索不可。学母语可以不理「葛郎玛」，多读自然通。「通」者，通情达理也。好的中文是：「旭日初升景色很美」，不必「时的」二字；「他每天天一亮就起床了」，「黎明时分便」五字突兀；「可见」比「由此可知」活得多了；「他天天早睡」是好句子，不说「他每晚很早便睡觉」；「他天天睡眠不足」肯定比「他每天都没有充足的睡眠」好一万倍。还要孩子去推你的什么歪理？　　
　　好，请继续。
　　是Dong Jianhua才对 　　　　　　■出席公务员培训处举办之语文讲座，与退休高官徐淦先生及吴霭仪、陶傑分题开讲。徐先生讲英文公函要诀，引述自己经验及古今故事，风趣精到，非常有用。他先说公务员处理公函下笔之前应掌握事态，下笔之时宜注意笔致，脱稿之后要斟酌一过。徐先生主张公文语言要清楚（Is it clear?）：着重阅者明白（Can the language be easily understood by the recipient?）、避掉俚语（Is it free from slang?）、用字浅显（ Are the words the simplest that can carry the thought?）、句法清晰（Is the sentence structure clear?）。然后说简易（Simple and brief?）：只说重点（Does it give only the essential facts?）、不说废话（Does it include only essential words and phrases?）。还要精准（ Accurate?）：信息正确无误（Is the information correct?）、符合条规政策（Do the statements conform with rules, policy, etc.?）、注意文法、拼音、标点符号（Is the writing free from errors in grammar,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徐先生阅历深、读书多，讲究的是语文返璞归真。中文公函当也这样才好。　　　　■《世说新语》说：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於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恆听之。字词灵活，这是镜子。　　　　■《中国时报》上读到逯耀东写泉州夜市小吃，每一样都教他想起台湾的民间佳餚，文末是这样写的：「店内相对寂寂，店外夜已深沉，隔街刚吃过的扁食摊子，一灯荧然，锅中蒸气飘散，濛濛一片。这情景彷彿在哪里见过的，也许是三四十年前，台湾南部乡间的露店。不过，那已是很古早的事了。」好文章！当年我编月刊，逯耀东还在香港，常写文章给我，后来回台湾去了。故人文字通灵，读来无限牵挂三十多年前的台南。　　　　■读者王大明先生读了拙作《文人译笔清赏》，同意我说Herbert A Giles译张籍的《节妇吟》译得好，只是怀疑原诗说还了一双明珠给那个男的，译文则仅垂泪表志而未说还了明珠。那两句译文是：“With thy two pearls I send thee back two tears:／Tears － that we did not meet in earlier years!”我看是明珠跟眼泪一起还了。王先生信上还说，「夏济安是仆之知己同学，不幸早逝」。还说夏先生有一本日记似在台湾出版，述其梦寐情人，「惜红线无缘，及终未娶」，问我读过此日记否。我多年前读过，甚为夏先生赤子之心所感动。　　　　■董建华名字英文拼音作Tung Chee－hwa，上海音也。当了行政首长应改为汉语拼音，作Dong Jianhua为是。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今呼贱丈夫曰「汉子」，盖起於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州长史，固辞，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云「汉子」贱之也。准此，似不可自谓「十年后又是一条汉子」了。妇女「偷汉子」则无问题也。　　　　■尼克逊下台后一句妙语：「他们一口咬定今日白宫一有人说谎，我必坐收版税。」（“They think that whenever anyone in the White House now tells a lie I get a royalty”）。　　
　　怀念梁医生的叔公 　　　　（一）　　　　我这条命掌握在梁智鸿手里已经好多年了。医者父母心，梁医生却从来没有让我感受到春晖的温暖，不是骂我穷紧张就是哄我吃那些松弛神经的药。到他诊所去看病常常要乾等好久好久才等到他从立法局开会回来；披上白袍还未必肯马上给我检查，总是先聊天，彷彿早就看扁我不会那么快翘辫子似的。好多年前第一次让他看病，他对症下药，我的病很快就好了。后来他好像觉得我喜欢装病，在我孩子面前也揭穿我的「阴谋」。奇怪，他一说没事，我一走出他的诊所，病马上好了。我不禁觉得梁智鸿是神医：他医术好，经验富，一言可以回春。他说死，大概是非死不可了。　　　　（二）　　　　梁医生比行医的大文豪契诃夫还要本事。契诃夫以医学为原配，以文学为情妇，左右解闷，虽然漫乱，却不单调，不忠而不伤害到两个女人（“Medicine is my lawful wife, literature is my mistress. When I get tired of one, I spend the night with the other. It is disorderly but it isn't dull and neither of them loses anything from my infidelity”）。梁智鸿医学、文学之外还要政治。他的政龄尚浅，又逢历史分道之际，进退都考分寸，肯定不能像他在手术台上那么自如。他说他几十年教学行医，到过去这八年才参政，真是梦醒象牙塔。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Hong Kong in Transition － Medical Myth or Surgical Triumph?，原文是英文，中文是他的助理黄惠芬译的，叫《医者心，看过渡》，明窗出版。梁医生跟我说过他几十年只攻英文，中文不行。这是真话。听说他一天只睡几个钟头，工作量大得很，精神竟那么好，不知道吞的是什么药丸。他的书里有一段话写得非常好笑，说他世代悬壶，乡下的叔公还是跌打名医，高明得可以把鸭脚接驳到鸡的断脚上去；叔公还在就好，香港这只跛脚鸭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My father is a general practitioner. My grand uncle of my villag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 or a“bone setter”or perhaps both. A fairly famous one indeed, I was told. He claimed to have successfully attached a duck foot onto a severed chicken foot. It seems, therefore, natural that I should take up medicine as my career.　　　　书分六章，每一章的文首都引一句隽语，第一章替香港医疗制度把脉，引的是G K Chesterton那句“It isn't that they can't see the solution. It is that they can't see the problem”。第六章则引了狄更斯《双城记》有名的开场白。　　　　（三）　　　　Samuel Johnson说，成功的医生靠三件事：戴高顶黑帽以示权威；大肚皮以示尊严；长痔疮以便流露一脸愁相（“ A successful doctor needs three things. A top hat t a paunch to give him dignity, and piles to give him an anxious expression”）。第一、二项梁智鸿没有，第三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可是他的确是一位成功的名医。　　
　　郑振铎炒焦了股票 　　市面炒股买楼成风，局外之人安贫乐道之余，突然在葛兆光所着《考槃在涧》一书中看到郑振铎炒股票的故事，难免莞尔。那是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事，日寇还没有投降，百物日日飞涨，郑振铎自言「可怕也，不知如何活下去」，只好痛下决心，「购股票若干，亦姑试为之耳」。郑先生为了这几手股票，此后的几十天里成天奔波於银行与股市之间，都快不像人样了。他在日记里频频说：「至市场，心里的变化如天气似的，忐忑不安，生平未曾有过如此之得失萦念过，且止於此吧」；「奔波甚苦，无非为利而已，瞬息万变，人声鼎沸，一上一落，心亦随之！可怕也」。最后当然是赔了钱了：「至市场，股票大跌，售去『新光』，亏至十六万余，可谓破船更遇顶头风矣。」郑先生於是回家，「取善本书若干，以资欣赏，以涤尘心，当可有助於修养」。　　　　葛兆光认为读书人受社会风气影响，想过好一点的日子，不免挽袖卷裤把脚往水中探它一探，那是天公地道的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一个老儒闻人茂德，学问极好，精於小学，兼当生意人，「充书籍行，开豆腐羹店」，就像郑振铎写了《中国俗文学史》，一边去试炒股票，都不算俗气。葛兆光说，问题是文人读书太多，呆气太重，搞不清市场上的游戏，最后往往碰得灰头鼠脸。　　　　郑振铎其实并不呆，从他一生所做文人工作的成果以及待人接物的史料中看，甚至可以称得上精明圆滑。人生起起落落，十之八九决定在命中的有与无；这一辈子腰缠多少财富，说穿了也是注定的，不容强求。有人学究天人，一生潦倒；有人平平庸庸，一生富贵。有人命里有利无名，有人命里有名无利，更有人既有名又有利。收穫和耕耘未必都成正比。　　 　　《考槃在涧》里写吴宓先生女公子吴学昭所着《吴宓与陈寅恪》，陈述这两位大学者的一生际遇、半生淒清。葛兆光引吴宓《悲感》中的「飞扬颇恨人情薄，廖落终怜吾道孤」，说是有了这两句诗，读全书的感慨虽多，却彷彿无话可说了。吴学昭的书里引了陈寅恪的一则议论：「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飢寒。要当於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葛兆光认为这是说明陈先生觉得以学问教书或以学问当官便不能不「随人敷衍」；教书是误己误人，问心不安，做官是弄权窃柄，颠危社宗。与其如此，不如将谋生之「术」和追求的「道」分开，以经商维持生计，以学问维系精神。人生真有这样的命，当然上上大吉；陈寅恪这是说来泄一泄胸中的闷气而已。要他真去经商，一定大为不妙了。认命是好的。有人说：「我的运气真坏，连投资买一块墓地人家居然都不死了」（“My luck is so bad if I bought a cemetery, people would stop dying”）。信不信由你。　　
　　cheers
　　从旧时月色走出的董桥,有干净的,优雅的,沉郁的一支笔.
　　手足勾引，言语调戏 　　　　　　（一）　　　　王振忠新书《斜晖脉脉水悠悠》里有两篇文章讲绍兴师爷，非常精采，一篇题为《一张苦嘴，一把笔》，另一篇是《作幕吃儿孙饭》。清代人学当刑名师爷也叫「习申韩之学」。「申」指申不害，「韩」即韩非子，「申韩之学」就是「法家者流」，周作人所谓「师爷笔法的成份从文人方面来的是法家秋霜烈日的判辞，腐化成为舞文弄墨的把戏」。听说，有位在墙外解手的男人，见楼头有一女子无意间正朝这边张望，轻薄之心顿起，连忙指着自己的私处给她看，那女子羞愤难当，自尽身亡。据清代法律，调奸致死要有「手足勾引」和「言语调戏」等情节才能入罪，那男人既不开口调戏，也不动手勾引，实在难以重判。有位师爷於是笔挟秋霜，判道：「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於手足」。王振忠说，此处「虽无」和「甚於」用得最巧妙，因为两个虚词造出了朦胧感，可以闪烁其词，罗织罪名。从字面上看，那男子真是又「言语调戏」，又「手足勾引」，大可「杀无赦」。　　　　（二）　　　　师爷都靠搬弄文字语言吃饭，书要读得多，脑筋要灵。有一位绍兴师爷说：「我们这些人因科举扬名不成，转而寻找职业谋生，只有习幕一途，与读书最为接近，所以从事的很多」。这些高手化鹿为马，指红为白，造孽不少，所谓笔孽深重，冤仇越结越多。莎士比亚有一齣戏就说要杀绝天下律师（“The first thing we do, let's kill all lawyers”）。都头武松在紫石街杀嫂祭兄，在狮子桥酒楼斗杀西门庆，拎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到县衙投案自首。虽说「奸案格杀勿论」，前提是「奸所登时捉获」，那是「捉奸要拿双」。西门庆的两个小舅子正好用了「尸分两地」而不是通奸场所捉双去入武松的罪，武松终於脊杖四十，脸上刺了两行金印，发配孟州牢城。　　　　（三）　　　　王振忠说，武松要是碰上一个善辩的师爷，或许可以逍遥法外，免受皮肉之苦和牢狱之灾。光绪年间，广东有一妇人随人私奔，本夫於逃后两年才在数里之外找到奸夫淫妇，挥刀斩杀。有人援引「奸案格杀勿论」要求无罪开释本夫，部员硬说不是奸所登时捉双而杀，不肯放人。当时总督门下一位师爷大笔一挥，改定判词说：「窃负两逃，到处皆为奸所；久觅不获，乍见即为登时」。此狱不可动矣。原来偷情男女一旦私奔，天地间到处都是他们的床，因此，本夫任何时候捉到他们，即使是在菜市场里，也算登时捉到奸情。这是强辩，却辩赢了。文字可以这样狡狯，师爷夜里还睡得着觉才怪。　　　　有个民妇与人通奸，奸夫杀死其夫，县令因民妇非同谋，只以「七出」处置。某师爷说，《春秋》有诛意之法，赵盾不讨贼，就等於弑君；许世子不尝药，就等於弑父。据此，淫妇不可纵容。结果处以死刑。从此，这个民妇变为女鬼，天天来讨师爷的命，师爷不堪所缠，死了。　　
　　悼「文学良心」之逝 　　　　　　（一）　　　　当年《鹿鼎记》在报上连载期间，有一天，宋淇先生遇到查先生，谈话中不免提到这部新作。宋先生说，这是开辟蹊径的尝试，隐然与西方新潮小说遥相呼应：男主角韦小宝是个「反英雄」（antihero），小说本身也是「反传统武侠小说」。宋先生还说，《鹿鼎记》写作手法有些地方引用正史，一本正经，骨子里却冷嘲暗讽，彷彿十八世纪大诗人蒲伯（ Alexander Pope）的「仿史诗」（mockheroic）。蒲伯的《秀发记》（Rape of the Lock）写两大家族为一绺头发而吵闹，其实蓝本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两大城市争夺绝代美女海伦的故事，还有密尔顿《失乐园》中上帝与魔鬼之争，极尽讥讽嘲弄之能事。金庸听了兴致勃勃，请宋先生整理出来将来做书评。宋先生结果并没有写出这篇文章，退休后转而重读金庸全集，写了劄记，出了专书。《细读金庸武侠小说书后》一文，就在我编的一九八四年九月号《明报月刊》上发表。　　　　（二）　　　　宋先生研究金庸、研究《红楼》、研究古今中外的经典与非经典作品，要不是身体一向不好，他的学问一定更渊博，他的著作一定更多。那天晚上乔志高先生长途电话告诉我宋先生过世的消息，要我转一篇悼文给《明报》发表。夜已深，天上没有星星，我们的社会又失去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象徵「社会良心」；宋先生一生事业却象徵了「文学的良心」。我登过他的一篇长文《不定向东风》，写於霍克思（David Hawkes）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两大英美汉学家隐退之后。宋先生说，霍克思是继Arthur Waley之后第二代的中译英泰斗，「他们的特长是非但译好书，而且译成好英文，因为本身就是第一流的文体家。这在不再讲究文字的今日社会已不多见。」宋先生也始终讲究文体。他的评论文章和翻译作品、他的创作甚至他的书信，从来没有放弃推敲字句的权利。而他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是他对人生与文学的品味。在文艺庸俗化的时代里，宋淇不忘给大观园点灯、给诗人角拂尘。　　　　（三）　　　　我和宋先生很少见面。一九八○到八六年我主编《明月》期间，宋先生还勤於写作，不同范畴的学问他都猎涉，偶然雅兴甚浓，遍读诗话诗论，给我寄来一篇《诗香零笺六帖》，教我惊艳。一度钻研瓦欧的《兴仁岭重临记》（Brideshead Revisited），写出字字都有着落的文评，不由我不羨慕他的才情。我们偶然通电话谈公事、谈文艺。他读报读杂志都仔细，常有独到的见解，给我写好长好长的信，逐点分解。那是我的编辑指南。查先生和我都很谢谢他经常赐稿，常常牵挂他多病之身，有一次他给我们来信，署名竟是「五湖废人」！陈星斋有《题画》一联：「秋似美人无碍瘦，山如好友不嫌多」，宋先生说「令人拍案叫绝」。正是秋瘦时节，他上山去看好多好多朋友了。　　
　　一封回信 　　　　　　……谢谢来信，谢谢贺年片。　　　　上半年回了你的信之后，竟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心想你也许念完了学位到国外深造去了。今天读到你的来信，我真高兴。我们虽然还没有见过面，你说你曾经和我的几个集子「渡过一段好愉快的时光」，而我也读过你的一些文章，我们该算是相识很久的忘年交了。说忘年，因为从别处知道你还很年轻。　　　　你信上说：「一年专栏读下来，竟渐渐读出您的一团和气来。虽然有时您也会直指人过，但更多的是乐道人善，甚至，令人起有讚无弹之感。逢人之善，辄满心欢喜，这可不是您以往的风格。」我一向相信文章随人而老，火气自然不那么盛了。再说，《英华沉浮录》曾经常常挑人家文字的毛病，挑得多了，自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於是想到语文功力既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好，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纠正，不如多多留意古今中外可观可赏的文字和有情有趣的故事，在营营役役的社会里追逐一点书香。这样做，或许也是提高我们的语文水平的一个方法。我辗转听到一些年轻人说，包括我在内的老一辈人的中文是已经死了的中文。老实说，做了那么多年的文字工作，我对香港的语文气候和语文环境确实是有点泄气了。你信上说：「我所以悲观，因为有鑑於这样一个事实：除非港人不但日常说的、而且心里说的，都是普通话而非粤方言，香港语文才可能出现生机。」我几乎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可是，回心一想，我认识的好多好多不说普通话的香港朋友，他们的中文仍然都写得那么好，那毕竟是因为他们都读书，都思考，都有心维护我们的语文和文化的尊严，也愿意继承我们的文学遗产，从而下笔写出了标准的现代汉语。他们的文章都收容了许许多多很现代的词彙和句法，可是却是「通」的。　　　　谈到专栏的内容，你信上说，「所以我认为，香港的专栏，或可称人文之渊薮，却也是文人的渊谷，即使大匠操觚，久而久之，那块地也会变成一块地毯，有吹寒嘘暖、送往迎来的社交气息」，你於是不甘心见我每日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有你这样的小伙子用这样客气的措辞来提醒我这样的糟老头，我真的有点感动。你必须体谅一个天天写专栏的人常常会觉得很闷，很想放纵一下自己。我始终相信，文章要有情致，还要有故实。为了避免天天乾巴巴的千字议论，我总是尽量设法穿插一些人、一些事，从中带出我想传达的信息。可是，我实在不愿意笔下撩起任何不必要的争端，而这个专栏又囿於语文与文人一类的范畴，我很不容易才找到适合涉笔的题材，往往难免「吹寒嘘暖、送往迎来」，有点忘情了。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写出我家阳台上那盆火百合开花了，你可千万记得饶恕我。还有：你说我写的那句「成功的名医」有语病，我不同意。有名的医生多得很，医术和处世未必真的都有成……　　
　　圣诞政治食谱 　　　　　　读到立法局议员吴霭仪圣诞节致法律界选举人的信，有趣得很。信是英文，有感而发，发为幽默。文字简练而清雅，可以观摩，殊难中译。第一段说圣诞节吃火鸡政治上不正确，人人改吃鹅，她於是做了一点关於鹅的研究工作：　　　　In anticipation that some of us may consider forgoing the politically incorrect turkey （which reportedly still grows wild in parts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for the more desirable goose, I have done some modest research on this latter bird.　　　　生金蛋的鹅只有童话里有。食谱上只说鹅是喜欢移栖的候鸟，起初属猎鸟，后来驯为家禽。产蛋的鹅养到五六岁鹅肉甚乾硬，多半要炖或醃。　　　　Firstly,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let alone the longevity, of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 except in fairy tales. My Larousse Gastronomique says that the goose is“ A migrating bird originally prized as a　 game bird and later domesticated... Laying birds may be kept until they are f as their meat is by then very tough and dry it is usually stewed or preserved...”　　　　烹食香港之鹅有两款基本法。中式方法是拔毛洗浸弃掉一切肮髒不纯的东西，过滚水，涂色酱，风乾，明火烧红。英式方法於鹅肚中塞满八宝，煮后封入烤箱密烤，熬炼出油，至骨肉分离为止：　　　　There are, apparently, two Basic Laws or Methods for cooking the Hong Kong goose. The Chinese method calls for the bird to be plucked, drawn and removed of all alien impurities. Following which it is quickly immersed in boiling water, painted with a dark sauce, hanged up to dry in the wind, and finally roasted to a brilliant red over an open fire. The British method is more obscure. It seems that the goose is stuffed with sage and onion, and then cooked, covered up in a tightly shut oven, until all the fat is rendered, and the flesh falls away from the bones.　　　　至於用哪一种方法去泡制，鹅通常是做不了主的（“Usually, the goose has no choice as to which method is used”）。　　　　照英国食谱说，鹅未必是圣诞佳餚，倒是九月二十九日米迦勒节租客送给业主的礼品。那是英国四大结账日之一，租客恐怕租约续不了，非巴结一下地主不可。当然，这一类的奉献未必保得住权利；历来都是这样的：　　　　You would be aware that according to Elizabeth Ayrton's Cookery of England, the goose is not necessarily a Christmas dish. It was a customary offering by the tenants to the landlord at Michaelmas （Which is, of course, in September） “For feare their lease flie loose”. Of course, this, and other offerings made from time to time during the year, were no guarantee for anybody's rights, as history has shown.　　　　英国人圣诞节作兴吃里脊牛排，殖民地香港自难免俗。可是，加官晋爵渐渐不利於政治生涯，有些餐馆善解人意，步步为营，菜单上里脊肉sirloin的sir字都删掉了：　　　　You are also aware, of course, that the real British Christmas fare, which had become popular in Hong Kong through　 colonisation, is the roast sirloin. However, as knighthoods become politically dubious, you should be prepared to see it referred to in the bill of fare of the more cautious restaurants simply as“loin”.　　　　形势如此，聊颂圣诞尽量作乐（“Have the happiest Christmas possible in the circumstance!”）　　
　　点起正月半的花灯 　　　　　　（一）　　　　年轻一代每每问起写文言应「文」到什么田地、写白话如何避文言字句。我渐渐不信文字有文白之分；好文字往往读来不觉得是文是白。「五四」白话文运动已经成功，对文白问题矫枉过正，可能囿於文体而害了文章的神采；要计较的是文字好坏而已。《红楼梦》中《好了歌》白里有文，正是关键所在。《闲居笔记》里也有文字相似之歌：「水花儿聚了还散，蛛网儿到处去牵，锦缆儿与你暂时牵绊。风筝儿断线了，扁担儿担不起你去担。正月半的花灯，也亮不上三五晚，同心带结就了，割做两段。双飞燕一遭弹打，无得成双。并头莲才放开，被风儿吹断。青鸾音信杳，红叶御沟乾，交颈的鸳鸯，也被钓鱼人来赶。」此中实在说不清是文是白。　　　　唐诗宋词元曲都是锻炼文字的大好范本。前几年我的朋友詹德隆有《听歌学英文》之节目，旨在複习新旧歌曲中的歌词以领悟英文句法词彙的妙处，构思甚佳。近见邓之诚引《一夕话》也是上乘的韵文：「贫家一婢任驰驱，不说旁人怎得知。壁脚风多寒彻骨，厨头柴湿泪抛珠。梳妆娘子嫌汤冷，上学书生骂饭迟。打扫堂前犹未了，房中又唤抱孩儿。」清清爽爽勾勒出婢女的狼狈生涯，识字的人谁都看得懂。　　　　（二）　　　　绝诗律诗自然是文得多了，却也不乏可以化入白话文骨子里的词彙。明朝有个美婢换书的故事也很有趣。明世宗嘉靖中，华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书，看中一部宋版《后汉纪》，遂以一美婢易之，盖藏书的故家看中这位美人，非她不肯换书。美婢临行题诗於壁曰：「无端割爱出深闺，犹胜前人换马时。他日相逢莫惆怅，春风吹尽道旁枝。」吉士见诗惋惜不已，没多久就死了。人俏诗怨，怎么消受！旧诗旧词第一好处是长话短说；这一层是学写短文章的他山之石。第二好处是词彙典雅，借以用在白话文中，可以营造意境。当然，「诗的语言」恰当处偶尔一拈，自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效，通篇文章尽是雅语丽词，未免纤弱了，所谓「雅得一塌胡涂」也。　　　　（三）　　　　孙郁说鲁迅撰写书话，「不掉书袋，不迂腐自娱，亦无绅士『雅』态」，又说他「以白话文而名显天下」。确实如此。可是，孙郁也不忘说明「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浑厚冷峭，於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下笔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鲁迅用文言写中国小说史，通篇精练得不得了，又不失情致，他的语文底子昭然若揭。甚至读《孔乙己》，读《阿Q正传》，读《在酒楼上》，虽是白话，文言的成份还是不少，否则不会「凝」得那么晶莹。文言文是传统的、古典的，像正月半的花灯，纵使只亮三五晚，也好。　　
　　「佐我翰墨惟汝功」 　　　　　　（一）　　　　去年我在坊间偶得一块清工雕磨的端砚，殷云楼殷树柏遗物，张廷济题铭，张受之刻字。当时正好四川的《董桥文录》编成，我於是写了一篇《砚边笺注》代序，既谈到我家一块乾隆精制的「榴开百子砚」，也谈到这块太璞砚。我说：「案前相对，忽然记起清代雕砚名家顾二娘的一句话：砚系一石琢成，必圆活而肥润，方见镌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来面目，琢磨何为？然则文章也是文字琢成，若乾涩无光，那是字之堆砌，不成篇章，写来做什么？最紧要是琢字成章，是方是圆都不露镌琢之痕，却显见镌琢之妙，既可榴开百子，也能太璞自全；最后若然浮出那么一丝古艳，想必更妙！」　　　　（二）　　　　安徽省博物馆主编的《文房珍品》最近出版了，王世襄先生写序，说纸、说墨、说笔、说砚、说文房器用，要点悉在，详而不冗，正是王老笔下一贯的风格。主编朱世力的长文是《前言》，分溯四宝源起，既有安徽的发展，也涉外地的概况，最后提到中国文人重视书房的佈置，红木、紫檀等名贵木料制作书案、书橱、书架、座椅、茶几、花台，配以琴棋书画，茶具盆景，精心营造窗明几净的写读环境，笔砚精良，书香墨魂荡漾其间，是读书习文、构思运笔、发挥才华的理想天地云云。香港地方小，谋生难，这样精緻的排场要讲财力、讲缘份，我们寻常百姓之家不宜奢求。但是，这样的古色，这样的气氛，也许真的可以薰陶心智，让人感染到书香的魅力，从而学着理解精緻文化的内涵。几十年来，我於是不断留意文房珍品，不论是书籍中的文字和图片，还是古玩街的摆件和器物，我都好奇想多知道一些底细。　　　　（三）　　　　台湾蔡家的「寒舍」刚出了一部介绍紫檀木器的专书，推介了不少稀世的珍玩。我当初受明式家具影响，格外喜欢黄花梨木头的色泽和木纹，写过一篇《纹木本色》记我「惊艳」的过程，说我不爱名贵的紫檀。后来专书读得多了，实物看得多了，渐渐也非常醉心紫檀，所藏旧砚只要是原装紫檀匣，我都偏心加意摩挲。包浆佳者，真是又光又润，像浓密乌亮的秀发。《紫檀》一书里的文房小品有些我都有。紫檀如意嵌象牙、嵌螺钿，远不如素身好；古琴形的紫檀小盒，头尾各设抽屉，琴面以象牙嵌出琴弦和琴徽，我玩了几年都不厌。「寒舍」有些印泥盒极精，想是宫里的珍藏；笔筒也好。我早年收得两件紫檀笔筒，其一是明末雕岁寒三友，另一个也是整挖，雕玉兰花，现在都碰不到了。我有一次在杂货摊上检到一个小小的紫檀笔筒，有徐三庚刻的铭：「不作生花之梦，不为寄诗之筒，佐我翰墨惟汝功」，字刻得出神入化，全器雕工典雅清贵。这些小珍品也许真可「佐我翰墨」。天晓得。　　
　　才女这样自负 　　　　　　（一）　　　　李清照的词是好的。才情这样高，难怪自负，瞧不起同时代的词人，讥弹相当过份。她说柳永「词语尘下」；说张先、宋祁、沈唐他们是「破碎何足名家」；说晏殊、欧阳修、苏轼写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说王安石、曾巩「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最妙是说秦观的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有情致而没有故实的文字，当然容易流於浮泛；可是李清照到底不能不承认那是「美女」。淡扫娥眉的贫家佳丽有什么不好？硬是摆出富贵之态，反而可厌了。罗烈先生当年写了一系列词话交给我发表，我很爱读，好像听他在课堂上讲课。这些作品后来出了专书，闲时翻读一二则，比读名家词集有意思。罗先生写稿一笔不苟，他的字总是那么漂亮；只是引文多，我怕校错字，总是寄清样给他过目。香港有大学问、真学问的老教授一个一个都退休了，未免可惜。　　　　（二）　　　　周邦彦是李清照的前辈词人，他的《清真词》确是上好的文学作品，李清照心中有数，贬不了他。罗先生说，周邦彦所作既然和李清照的议论见解波澜莫二，「稍稍假以辞色──像薛能对杜甫那样，本来未始不可。只因不愿意有人和自己分庭抗礼，不提也罢。可见她不但自负，而且好胜；自负和好胜是分不开的。」罗先生的白话文写得真好，寥寥几笔点出议论，功力都露出来了。老一辈文人写文章通常不注重标点符号；罗先生则连标点符号都不马虎，文章的气势於是也更彰显了。　　　　（三）　　　　李清照在《孤雁儿》咏梅词小序里说：「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罗先生说，李清照这首梅词除了《梅苑》和《御选历代诗余》收了，历代著名的词选之书都不收；一说宋人梅词，人人想到的是周邦彦的《花犯》、美夔的《暗香》、《疏影》，可见《孤雁儿》不是李清照的佳作。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沈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整首词最缠绵处是收尾那十三个字。我藏有一件竹刻臂栏，金北楼画的梅花一枝，金西崖精刻，朱疆村题的一句易安词，正是「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金北楼是北方着名画家，金西崖的伯兄；金西崖是现代著名竹刻大家，王世襄的四舅父。这件竹刻我是在伦敦买到的，伦敦一本艺术专书里还做了插图，详加描写，那十三字英译为：“A branch snaps: the watery man （mankind） between
the bamboo man is fit to live here”。错得非常好笑。朱疆村的字歪歪的，「得」写作「淂」，「個」写作「个」，没有标点，洋人才错看成「水汪汪的人」和「竹人」。　　
　　艳妇急曰：药渣、药渣！ 　　　　　　（一）创意　　　　学术与创作都讲求「创意」（originality），不得拾人牙慧。此事伤透了脑筋。Samuel Johnson有致作者信说：尊稿既好又有创意；可惜好的地方毫无创意，有创意之处又不甚好（“Your manuscript is bo but the part that is good is not original, and the part that is original is not good”）。这话刻薄，却是常见的实情。天下文章一大抄，有的露出破绽，有的不露痕迹；前者多半生手所为，后者肯定是老手技俩。W R Ince於是说，创意乃隐不可探之剽窃（“Originality is undetected plagiarism”）。至於博士论文，十之八九无足观赏，不外把一堆屍骨从一个坟墓搬到另一个坟墓里去（“The average PhD thesis is nothing but the transference of bones from one graveyard to the other”）。好的学术文章通常是拿了博士当了教授之后才写出来的；当了讲师教授还制造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则可以休矣。　　　　（二）陋室　　　　某名家写文章文末必注明「某年某月某日写於某地之陋室」。某编辑部某日忽接一读者来信，曰：「某先生文章好，惟文末每言『陋室』，实令人气愤。他若居陋室，我们就是露宿了！」按某名家任某研究所所长，居室面积早已「达标」；该研究所分房极困难，来信之读者想必在所中工作而分不到房子也。住所大好，竟称陋室，当是知识分子之「性情」；真的居於陋室，可能又不甘公之於世了。中国人谦辞多如牛毛，似宜降温，免得真情越耗越薄。　　　　（三）观瓶　　　　《痴华鬘》中有《观作瓶》一则，说两人去看陶师作瓦瓶，大有兴趣。其中一人看了一半迳去大集会，享用美膳，又得了珍宝。另一人硬不肯走，看得入迷了，到天黑还在观瓶，不得美膳，不得珍宝。学知识、求技术而入迷，必有所失。放弃求知的机会，竟得美膳珍宝。读书亦如观瓶，不可入迷，入迷则尽失炒楼炒股之良机，不得美膳，不得珍宝。　　　　（四）药渣　　　　京师有富家子周某，冷落美妻专务娈童，美妻为之久病，请大夫来诊。大夫说，此病是幽闭日久，郁火不舒，非由外感寒湿积食所致，必得精壮少年侍之，以便悦而好之，以快其气；融而化之，以调其血；投以所好，以悦其胃；畅其所欲，以夺其火。然后导之以窍，以利其湿；补之以阳，以解其寒。半月后，病当自癒。家中老佣人於是觅得少壮数人，如法治之，病真的好了。周某一日回家见其妻光艳焕发，如晨葩着雨，神采倍常，大喜，拥之入帷，将与之狎。忽见帐后数男面黄肌瘦，形如枯腊，惊问是谁？其妻惶恐答曰：「药渣，药渣！」见朱梅叔着《埋忧集》。「药渣」之说极妙；此艳妇不作文章未免可惜！　　
　　香草美人杂钞 　　　　　　（一）杜鹃花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旁／多美丽啊／乡村家的小姑娘／乡村家的小姑娘。」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已流行这首歌，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爱唱。此歌是董林肯填词，徐守廉作曲，两位都是同济大学的学生，念工科，对艺术有着虔诚的兴趣，通身书卷气。见汪曾祺《昆虫备忘录》。　　　　（二）雁来红　　　　雁来红是一年生草，初出似苋菜，茎叶像鸡冠，北雁南来的时候，叶子即变红，故名。李笠翁《闲情偶寄》说：「此草一名雁来红，一名秋色，一名老少年。予尝易其名曰还童草。此草中仙品也，秋阶得此，群花可废。」他发现雁来红不特於一岁之中，经秋更媚，即一日之中，亦到晚更媚。周瘦鹃说，京中一达官依清代诗人梁溪周子羽雁来红诗作画，遍求题咏，都不贴切，只有某士人一首最佳，推为压卷之作：「汉使传书托便鸿，上林一箭坠西风；至今血染阶前草，一度秋来一度红」。不知「某士人」者是谁？　　　　（三）绿萼杏　　　　梅花有绿萼梅，并非开绿色的花，是白花绿蒂也。北京社稷坛宫墙西以前有绿萼杏一株，也是白花绿蒂。张伯驹有词咏之，后阕云：「苔痕墙外道，傍晚人行少。背立夕阳斜，开残绿杏花。」他说，「后人见必以为疑，只有红杏花何有绿杏花耶？而不知实有此奇种。」　　　　（四）林徽音　　　　印度诗人泰戈尔一九二四年到北京游览讲学。在天坛草坪的欢迎会上，泰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音搀扶。陈从周先生旧著《徐志摩年谱》上引述吴咏《天坛史话》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林徽音是出名的美人，体弱多病，喻之为梅，是说她的「艳」耳。　　　　（五）烟雨楼　　　　谢国桢《三吴回忆录》：「我下了船，就到鸳鸯湖区，僱了一只乌篷船，撑船的却是很标致的姑娘，穿着肉色的丝袜子，烤绸的裤褂，拖着一条乌黑的大辫子。我上得船来，坐在舱中，她轻舒玉腕，摇着双桨，黑色衣袖露出雪白的胳膊，戴着金黄色脱条，倒也洒洒有致。细看舱内收拾得清洁，几上陈设镜台和茶具，舱的一角，晾着浅红色的汗衫，在仆仆风尘当中，不觉有一种异感。我一面玄想着，一面看着沧茫的烟水，不一刻就到烟雨楼。」江南岂只杏花春雨迷人！　　
　　「闲人不得索鸭」 　　　　　　（一）史学家　　　　已故历史学家谢国桢学术著作甚多，在杂志期刊、报纸副刊上写了不少短文、散文、游记和诗，有些朋友好意劝他不要写这些小东西，他不以为然，说是「一个历史工作者，想写好文章，还要重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谢国桢之史学着作如《南明史略》以及一些明清史谈丛，语文生动，原因在此。他说，鲁迅谓野史笔记如森林密叶，阳光从密叶中反映在莓苔之上，多少可以写照出当日之事实；「余年来搜集明清笔记，已近千种，偶尔读之，亦是一快」。他的游记如《三吴回忆录》、《锦城游记》等都是优美散文，值得观摩。　　　　（二）翻译员　　　　张郇慧在台湾报上写文章说：韩国有一家翻译研究所，专训练专业的会议翻译员，入学考试严格，两三年内要苦学不懈，却吸引很多学生报读，而且大部分是女性，男学生只佔十分之一左右。这些女性选择翻译的原因是翻译可以让她们自由，又能找到自己的专业。韩国是父权社会，妇女大都局限在家里，靠翻译传译技能出去谋生，地位不同。男性不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则是男性需要一个人人看得见的舞台，口译员只见其声不见其人，翻译员只见文字不见其人，男人於是都不向往这种职业了。　　　　（三）画鸭子　　　　湖北有一位老画家，姓朱名志元，三十年代入党，会刻印，在延安的任务是仿制敌人的各种证件。解放后任武汉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大 跃 进年月不画「亩产万万斤」的浪漫主义作品，反而画实实在在的《老牛图》，还题字说：「老牛力倦已多年，秃顶眼花只爱眠。」又画《瘦竹图》，题两行字：「只因食肉少，画竹不能肥」，迹近反动，立刻降职为市文物店经理。当时有新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上演，写一个工人打鸭子而忘了身边的阶级斗争。朱老於是大画特画鸭子，却题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画鸭子过万计，人民大会堂湖北厅也悬挂他的《竹鸭图》，谁向他索画鸭子一定命笔。后来年纪实在太大了，家门口贴告示曰：「朱老年事已高，闲人不得索鸭」。朱志元只读过小学，自学竟成大才。事见武汉周翼南《画外谈画》。　　　　（五）宋春舫　　　　宋淇先生的父亲宋春舫一九三三年所出游记《蒙德卡罗》最近由辽宁教育出版社重印，与邓以蛰的《西班牙游记》、徐霞村的《巴黎游记》合为《欧洲三记》。宋春舫写巴黎，第一段说：「一九一二年的春天，从马赛开往巴黎的P.L.M特快二等车内，坐着一个愁眉不展，一望而知不是中国人，便是日本人的裙屐少年──岂敢──这少年便是我！」他用「岂敢」颇有趣。另一段一开始居然是「但是！」，更怪。　　
　　「祖国是爱你们的」 　　　　　　（一）　　　　除夕，中国国 务 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接受香港电子媒介访问说：「还有半年时间，从七月一日开始，你们可以看看事情的发展怎么样。我只想说一句话，祖国会像母亲迎接一个远离故乡、流落四方的这样一个孩子回来。我们一定会伸出双手，迎接和拥抱你们大家。所以我想说一句话，祖国是爱你们的，你们应该体会到这一点。」那一天，董建华在电视上向香港人说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香港人要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要自己当家作主了。他说：「只要我们团结，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江 泽 民的新年贺词更指出「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雪洗百年的民族耻辱，标志着中国人民为完成祖国统一而进行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二）　　　　香港经历了非殖民地化的阶段之后，现在终於进入了回归母体的程序之中了。在这个过程里，香港人必须接受意识形态的洗礼，还必须承受语言文字祖国化的震荡。在现实政治的诱导之下，中国语文跟全世界的所有语文一样，轻易可以转化成极度民族主义的载体。母亲伸出双手迎接和拥抱还乡的游子，塑造的正是最浪漫的国族情操。鲁平那一段话的句法和词彙，隐约是巴金小说和曹禺戏剧的变奏。那是「五四」的语言，是苦难的中国的语言。甚至董建华的「团结」论，宣示的也是源远流长的家国之思。抗日战争时期有一首爱国歌曲跟《长城谣》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样流行，歌名正是《团结就是力量》。那是激励爱国思想和「雪洗百年民族耻辱」的手段，象徵的是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千年使命。这样的返祖意识，在殖民地香港毕竟是陌生的。舞台上的对白，一夜之间飘进了文华酒店的咖啡厅里：「祖国是爱你们的，你们应该体会到这一点。」　　　　（三）　　政治语言流露政治传统。西方政坛中人揹着民主的包袱，处处为己为人留有三分余地，醉心的是语言文字的变阵法（technique of transposing words）。甘乃迪创出了一些经典句子：“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中国政治人物则不容易摆脱家长制的权威心态，军人的服从精神和帮会的尊卑观念根深蒂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是标准的领袖口吻。千军万马齐声高呼「首长好」，首长则回说：「同志们辛苦了。」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念过书的人都高呼过「蒋总统万岁」的口号；人人接受的教育是见到校长要立正点头说「校长好」，见到老师要停步鞠躬说「老师好」。陈月霞在台湾报上写《蒋总统好！》，说她小时候家在阿里山，有一天，她在一处水泥平台边把玩沙堆，忽然听到一个阿兵哥训斥她说：「见到蒋总统还不快立正敬礼说蒋总统好！」她抬头看见阿兵哥身边站着一位头光光像和尚的人。她站起来直愣愣的瞅他们，不哼声。阿兵哥又要骂她，老和尚制止他，伸手在她脑袋瓜上胡乱摸摸，没有拥抱她，笑着掉头就走。见到这样的情景，温顺的中国老百姓大半都会热泪盈眶，说这位领袖和蔼可亲，感动一辈子。　　
　　黄浦江畔的玉琢岁月 　　　　　　（一）　　　　Christopher Isherwood 和 W H Auden 一九三八、三九年到过上海。Journey to a War 里说：上海可以满足疲累好色的行商坐贾，要什么有什么，电动剃鬚刀，法国晚餐，缝裁上佳的西装。大饭店里的衣香舞影，犹太经理彬彬有礼，陪客人谈欧洲的贵族生活和旧日的柏林。跑马球赛美国电影。澡堂妓院里多得是艳妓娈童。鸦片烟像下午茶那样侍奉。天气作祟，上好的餐酒难求，威士忌和杜松子酒却多得可以浮起战舰。珠宝商古董商随时候教，开价令人错以为身在纽约伦敦。最后，自惭罪孽深重之时，上海各教各派的大小教堂都有（“...If you want girls or boys, you can have them, at all prices, in the bath-houses and the brothels. If you want opium you can smoke it in the best company, served on a tray, like afternoon tea. Good wine is difficult in this climate, but there is whisky and gin to float a fleet of battleships. The jeweller and the antique dealer await your orders, and their charges will make you imagine yourself back on Fifth Avenue or in Bond Street. Finally, if you ever repent, there are churches and chapels of all denominations”）。　　　　（二）　　　　一九三○年是茅盾《子夜》里的上海岁月。施康强的《一九三○年的上海闺秀》一笔钻进这个金粉世界里去。徐州战乱，双桥镇农民暴动。黄浦江畔总是天下太平。吴公馆开弔。吴荪甫热丧中放不下紧急的商务，和杜竹斋匆匆坐汽车走了，撒下吴少奶奶林佩瑶坐在小客厅里缅怀「密司林佩瑶」的时代：「小客厅里的一切是华丽的，投合着任何时麾女子的心理。壁上的大幅油画，架上的古玩，瓶里的鲜花，名贵的傢具，还有，笼里的鹦鹂。然而吴少奶奶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似的。」那时上海有一家《摄影画报》，「提倡女子优美的生活」，经常刊登闺秀照片，一九三○年汇集这些照片印成一册《闺秀影集》。施康强说：「小说家或许会感到《金锁记》、《心经》和《花凋》中的人物正一个一个向他冉冉走来，恳求他也为她们写一部张爱玲式的小说」。　　　　（三）　　　　玉堂春暖，粉装玉琢的旧梦恍如缠绵的浔阳遗韵，飘进了多少文学艺术的堂奥。民国初年许下的黄昏之约，造就了茅盾的《子夜》、艾舍渥特和奥登的游记、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也造就了徐訏和张爱玲；造就了电影《桃李劫》中的陈波儿、《新女性》里的阮玲玉。一直到文 革后期的那一天，画家陈逸飞还在上海一家寂静的咖啡室里邂逅一位风韵犹存的女人：一脸清丽，「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闲闲地端坐着，姿态优雅地用碟子托着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啜着咖啡」。那已经是没有西厢、不再待月的年代了；可是，乌亮的发髻里，褪色的团扇上，甚至晃晃悠悠的耳坠子中，窸窸窣窣的绣花裙边，都匿藏着中国现代文艺的几个章节。　　
　　这么好的帖，怎么没人顶
　　无灯无月也无妨 　　　　　　（一）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友人深情薄情不得而知，但知他收藏仕女图成癖，仅王小某之作品，斗方、扇面、册页乃至大小条幅都几十张。他还有两三幅周炼霞的仕女画，也很好。周炼霞的老师是吴兴画家郑德凝，十几岁从朱疆村学词，又从蒋梅笙学诗。画作一九四○年参加加拿大第一国际展览会，获金质奖章，五六年应聘上海画院为画师。郑逸梅说周炼霞体态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是女画家中的美人，迟暮之年还有人讚美她「七十犹倾城」。她的词写得极好，都是深情之作；文 革时期因笔下一句「但得两心相照，无灯无月无妨」，扣上莫大罪状，说她只求黑暗，不要光明，百般凌辱，一目受伤，到死医不好。　　　　无灯无月既是弃明投暗，要是写春灯秋月，也许又会说是颓废封建。传统中文说「灯」说「月」，原是为了挑起古典的情致，求的正是那一缕纤柔浪漫的意境。《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女学生颂莲坐着一顶轿子穿过「月亮门」进入陈家花园；陈老爷所睡之处都要点「灯」；这些象徵意味浓烈的佈局，营造的是悲剧的旖旎色彩。禁灯禁月，中国文学只好陷入黑黑的无情长夜了。周炼霞有一首慨叹年华老去之作，说是「无情最是深杯酒，照见星星鬓角丝」。进步的文学观恐怕也包容不了这样含蓄的艺术手法，何况一落「酒」字，又见糜烂。　　　　（二）　　　　萧乾给李辉写信谈文章之道，说：「构思要周密，文字要推敲。我从沈从文那里学的主要是多搞搞文字，更含蓄些，更俏皮些。文字要跳动，不呆板，在字里行间多下点功夫。逐渐创出自己的风格──但又永不可停留。」基本上都对，只是实现起来殊不容易。构思周密不难训练。下笔推敲更是写作的人起码的道德。写得含蓄，意思是舍得割爱。永远满足於跟西施在湖边凉亭上喝茶，不要动粗把她拖到卧房里去。这是含蓄：无言相对而不觉沉闷。此种境界远远高过秉烛夜读《春秋》。文章最忌冗长。《聊斋》佳处在简洁；蒲松龄连跟美女温存都嫌累赘，总是短短几个字带过去。Samuel Johnson主张删掉笔下最优美的段落，道理在此（“Read over your compositions and whenever you meet with a passage that you think is particularly fine, strike it out”）。　　　　（三）　　文章能写得俏皮固然甚好，这与性情、学养、阅历分不开。外国作家没有几个钻得进王尔德笔下俏皮之深度。中国作家往往错把相声里的耍贫嘴当作俏皮；这套技巧用得太多文章就低俗了。萧乾要求创出风格而永不停留，那是苛求了。紧张大师 Alfred Hitchcock说他塑造灰姑娘，观众也希望看到马车里有尸体（“If I made Cinderella, the audience would be looking out for a body in the coach”）。这证明他的风格太成功了。谁都不舍得周炼霞为了改变风格不画仕女画江 青。　　
　　天气是文字的颜色 　　　　　　（一）　　　　不像深秋。不像初冬。九六年最后一个月，香港的天气像晚餐桌上烛影里的半瓶白酒，冰意淡薄，暖流渐浓，乾乾涩涩的甜味撩起微醺的春意。只怕腊月大寒之后，残冬的滋味竟变得像青花杯中喝剩的绍兴酒，半温半冷，浮起梅子的酸味。　　　　（二）　　　　文学跟天气分不开。英国人对天气敏感。英国作家写天气格外传神。Virginia Woolf的日记写天气都寥寥几笔，竟有「经典」气：“All these days have been very fine, hot, blue sky, rather a high wind, Same again today”;“Another very bad day, though wind less furious. Swallows flying higher. Papers say storm had been all over England”;“Last day of August a very beautiful one. Wind soft, ﹠steadily grew finer hotter so that we sat out on the terrace after tea”;“In spite of a perfect moonlit night, mist rain ＆ wind, black all over the downs this morning”;“An a almost like a winter day, save for the heat. Very quiet”;“This page should be wholly devoted to praise of the weather. One curious effect of spring in the suburbs is that it produces an astonishing amount of male ＆ female singing in the evening”。中国旧文人写节令也考究。渔洋山人《雨登木末亭记》里有这样一段工笔：「中夜风起，闻雨声洒叶上，与檐角琅璫相应，枕簟间萧然有秋意。晨起盥栉，僧院中梧桐得雨，青覆檐溜。盆山石菖蒲数丛，勺水渟泓，苍然可爱。南入高座寺，访山雨山人，时晨雨方零，空山寂历，宿鸟闻剥啄声，扑刺惊起。」　　　　（三）　　　　白话文自有渲染风雨冷暖的手法。散文写天气，转圜的余地没有小说大；小说里的天气营造得好，往往收点睛之效。赵长天的中篇小说《老同学》有这样的夏夜情景；「在这夏天的晚上，躺在竹榻上，风从工厂和学校间的夹缝穿过来，带来一点泥土和青苔的气味。在大城市很难闻到这种气味。泥土的气味还可以在公园里闻到，青苔，好像就更少了。」王璞的《魂断光明巷》开笔即写天气：「卢春明第一次去光明巷是在一九七四年的一个春天的傍晚。那天天气晴朗，是这个城市少见的艳阳天。气象预报说气温是摄氏十八至二十度，看来不假，因为街上的行人都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穿着单衣或披一件薄薄的春秋衫，至多不过加件毛背心，看不到有人出汗或打哆嗦。」　　　　（四）　　　　文字刻划形象，形象引起联想。须兰的短篇小说《少年英雄史》既是短篇，文字要经济：「天色近晚，雾气后的暮色急剧地变幻着，像陌生人的脸色」。《收穫》上老妞的长篇《手心手背》写得巧妙：「这是一个没有太阳的夏天。没有太阳的夏天并没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尽管整个城市像一只庞大的发了霉的樟木箱子，但这箱子里的人依然忙忙碌碌地或懒懒散散地生活，甚至都没有人抬头向天上望望。」多贴切的樟木箱子。　　
　　文洁若写林徽因 　　　　　　（一）　　　　我在《香草美人杂钞》里提到林徽因，「因」字写成「音」字，中文大学哲学系王煜先生来信说：「香港专栏作家多误此『因』为『音』，粤语不同音，反为不易错。上海男性小说家林徽音成就远逊於梁启超媳妇林徽因。哲学家金岳霖为她而终身不娶。她病逝后梁思成续娶林洙女士，上学期林洙来中文大学讲梁思成生平。」非常谢谢王先生指正。我见过谢国桢、陈从周几位老前辈也错写为「音」，也许真是国语同音而误。　　　　（二）　　　　林徽因一定是长得美极了，几十年来写到她的文章都这么说。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女士有一篇《林徽因印象》，说「林徽因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令人神往的东方美人。」还说：「按说经过抗日期间岁月的磨难，她的健康已受严重损害，但她那俊秀端丽的面容，姣好苗条的身材，尤其是那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依然充满了美感」。王煜先生信上提到的哲学家金岳霖认识林徽因是在她嫁给梁思成之后，可是他对她的感情竟是那样的执着，连林徽因所生的孩子都看成是自己的孩子，教他们英语，带他们出去玩。金岳霖为了她终身未娶；不论是战前在北平还是战后迁回清华，他们两家总是住紧邻。大学当局对多年患肺病的林徽因非常关怀，在她住宅前竖起一块木牌，嘱往来行人及附近的孩子们不要吵闹，以免影响病人休息。文洁若说：「我十分崇敬金教授这种完全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爱，也佩服梁思成那开阔的胸襟。他们二人都摆脱了凡夫俗子那种佔有欲，共同爱护一位卓绝的才女。」　　　　（三）　　　　文洁若在清华见到林徽因的时候，林徽因已经年过四十，竟还那么迷人，难怪当年徐志摩会为风华正茂的林徽因倾倒了。她在大学教的是中国建筑史，身体衰弱的时候是躺在床上授课的，一九五五年去世。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才十六岁，徐志摩比她大十来岁，而且结了婚。冰心对文洁若说，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徐志摩因事从北平去上海前，曾经去看望过冰心，还写了两句诗给冰心看：　　　　说什么已往，　　　　骷髅的磷光。　　　　冰心说，用了这样的字眼，说明他当时是心灰意冷了。十九日，徐志摩赶回北平听林徽因用英文做的关於中国古建筑物的报告。当天没有班机，他想方设法搭乘了一架运邮件的飞机。那天雾很大，飞机在鲁境失事，徐志摩遇难身亡。王煜先生信上提到的林洙女士写过一本《大匠的困惑》，记述了梁思成、林徽因伉俪努力保存古迹的事迹。　　
　　吴晗迷失在旷野中 　　　　　　（一）　　　　吴晗一九○九年生。浙江义乌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专攻明史。历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授。中共建政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与邓拓、廖沫沙以吴南星笔名撰写著名的《三家村札记》。文 革初期即受到残酷迫害，含恨去世。着作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投枪集》、《学习集》、《春天集》、《灯下集》、《读史札记》、《海瑞的故事》、《吴晗文集》等。　　　　（二）　　　　吴晗因数学零分考不上北京大学。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念过书，该校校长胡适赏识他的论文《西汉经济状况》，推荐给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进清大读历史。胡适给吴晗的信中说：「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胡适认为秦汉材料太少，整理不易，证实甚难；晚代历史材料多，但肯勤劳，自然有功。他还教吴晗细读《明史》，做好笔记，多写专题研究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小题大做，不要一开始就做大文章。吴晗深受感动，写信给胡适说：「上次先生所指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　　　　（三）　　　　北京的李辉、应红伉俪来港，潘耀明和我跟他们聊天。李辉送我新著两本，其中一本《秋白茫茫》收了《碑石》一文，正是关於吴晗的长篇随感。李辉研究当代文人，博览史料，用随笔散文写人写事，处理资料大见文理。他看到一九六二年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访问，回顾治学历程，强调一向自学，顺口否定他和胡适、蒋廷黻的师生情谊。吴晗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没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识。」他还说：「当时史学系主任是蒋廷黻，一个十足的洋奴，他上课用英文，连对老婆讲话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写。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因为不通。他们外国历史知识有一些，但中国历史知识很少。」　　　　（四）　　　　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学生冲进吴晗家中。吴晗坐在窗边的沙发上，学生们向他扔书、吐唾沫：「你为什么反对伟 大 领 袖？」吴晗急忙摇摇低垂的头，连连说：「我没有反对伟 大 领 袖。」学生们的唾沫从他光秃的前额滑下来。后来吴晗跟廖沫沙同在一个牢狱里，他发不出声音了，只顾指着受伤的胸口。吴晗满胸瘀血，冤死狱中。那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　　　　（五）　　　　李辉到海口去瞻仰海瑞的坟墓。一个小伙子到墓前去上香，说是海瑞保佑他考进大学了。李辉没有问这个小伙子知不知道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这齣戏，但见「一股青烟在碑石上袅袅升起……」　　
　　老佛爷听戏看病 　　　　　　（一）　　　　周续端的《神州拾趣》谈清代皇亲贵戚唱戏娱乐的南府，说到慈禧是戏迷，晚年又喜怒无常。有一次，宫里唱《青风亭》，鲍福山演张继保。慈禧看到张继保衣锦还乡，对父母不孝，越想越气，等到散戏之后，立刻命令太监打鲍福山二十棍子，而且边打边骂道：「你为什么不行孝道？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为什么你中了状元不敬父母？」鲍福山忍住皮肉之痛大呼：「冤枉！」打完二十棍子，慈禧一想不对：「这是在演戏呀！是打冤枉了。」侍立在旁的太监对鲍福山说：「还不快给老佛爷磕头谢赏！」慈禧这时又笑了：「算了吧！赏他二十两银子。」　　　　（二）　　　　鲍福山一定是梨园老手，演得极好极真，这才惹祸。慈禧也会看戏，全情投入戏中，哭笑由戏，无微不致，感同身受，终於忘情。这正是Edward Albee论看戏的标准：“One must let the play happen to one: one must let the mind loose to respond as it will, to receive impressions, to sense rather than know, to gather rather than immediately understand”。中国传统表演艺术自有深厚的学问。郑逸梅说，陈汝衡教授研究说书艺术，认为「一个说书艺人，要在艺术上达到高度成就，必须把书中人物和自己打成一片，在献艺时忘记自己是个代言人，而竟是书中的生旦净丑」。说书艺人文学修养要深，随时绘声绘影，出口成章。听说老一辈说书艺人以黄异庵最了不起，说《西厢》说到游殿一场，佛殿中的陈设景象一一形容，而且穿插讥讽话，妙语如珠，整整说了十天。十天之后，那燕钗蝉、拈羞带涩的崔莺莺才由红娘扶着作惊鸿的一瞥。他解放初期为评弹界代表上京开会，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很赏识他，说他是艺人，又是诗人。黄异庵从此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得罪了好多人，反 右 派斗争中吃了不少苦头。　　　　（三）　　　　艺术一沾上政治人物自必複杂起来。梅兰芳抗日时期不得不留鬍鬚明志。一九四九年初，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请何香凝问候张大千，并请他画一幅画。张大千听了马上到画室里写了一幅荷花请何香凝转给毛润之先生。当时政局已经大变，张大千其实早已经决定走了。慈禧赏鲍福山二十棍，跟十 年 浩 劫时期知识分子所受的凌辱比起来是小事一桩。清代名医马培之在吴中悬壶，声名大盛。有一次慈禧患病，服药无效，诏徵海内名医，马培之不幸受命应诏。他那时已经六十一岁，明知诊治失当，罪必论死，临行与家人告别，泣不成声。到得京城，随太医李卓轩进内殿，一跪三磕头，启帘请脉，细察病情。这样看了多次，慈禧的病情好转，马培之如释重负，马上假装有病，故意晕跌於地，终於乞归田里，逃过一个大关。　　
　　这样的帖子，如一本书一样的来看：）
　　拆掉李鸿章的旧宅 　　　　　　（一）　　　　报上说，安徽省合肥市要展开淮河路商业街改造工程，李鸿章宅府终於给拆成一片废墟了。李鸿章是清末淮军军阀，洋务派首领，对外一贯妥协投降，签订了几个出卖主权的条约，虽然成了媚外的典型人物，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合肥市文物管理处於一九九六年八月向淮河路改造工程指挥部发出《关於在淮河路改造工程应加强对两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不得擅自拆除的通知》，古迹结果还是拆掉了。奉命拆房子的施工人员向中通社记者展示了拆下来的许多精美木雕，有喜鹊登枝、松鼠食果、八仙过海等图案。拆下来的这些砖石、门窗都由施工人员变卖，他们说：「我们干的事有些损。合肥古迹本来就少，卢州古城墙被拆得不剩一块砖，现在又拆了李鸿章宅府。」　　　　（二）　　　　报上说，诗人余光中在香港文学节的一个文学研讨会上说：「现在在台湾，要坚持做一位中国作家，有时候并不是很愉快的事情。说得赤裸一些，今日在台湾要做一位中国人，简直是负有『原罪』。」余先生还说，台湾今日至少有两个政党否定自己是中国人，不愿接受中国历史，宁可不说国语，有些教授主张大学应设台湾文学系，而且视中国文学为外国文学。余先生认为台独要大力切断与闽南的脐带。　　　　（三）　　发展经济、跟上时代是国家社会现代化的要务。安徽省合肥市要改造淮河路商业街固然不容非议；值得忧虑的是国家的文物保护政策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合肥市文物管理处跟淮河路改造工程指挥部居然没有协商协调的余地，凭白毁掉了一处历史旧迹。世界各地文明国家的政府对本国的古宅旧院通常都不会轻易疏忽。这些文物，有的因当年住过历史人物而有修葺保护的价值；有的因建筑风格代表某一历史时期的美学概念而不可任其湮没。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国民都必须关心的文化课题。李鸿章宅府拆下来的木雕石砖既然都异常精緻，可见建筑物本身就值得加以保护，宅府里是不是住过李鸿章倒是余事。　　（四）　　国家的山水文物、文字艺术始终都在反映历代国人的民族情怀。文化在不断吸收新的时代精华的过程中，必须不忘保护传统的根。谁都没有想到台湾的政治环境已经进入这样极端的阶段；谁都没有想到余光中会在香港说出这样沉痛的话。余先生呼吸着那样的政治空气，当然会意识到他的诗的命运和语文的命运。希望余先生的忧虑有一天会消散，将来依然可以实现他六十年代的愿望：“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花花草草都伤心 　　　　　　（一）　　　　「父亲说要带我到报春山去。我没听说过有那样的地方；名字总是发人联想。我兴奋极了，恨不得马上去。我们很快上路向西走，我的手拖着父亲的手，满心憧憬。我等着去看遍山遍野的报春花，看人间银河，像多恩诗中蒙哥马利古堡路上繁花缤纷的小山丘……」（“My father... proposed to take me to Primrose Hill. I had never heard of the place, and names have always appealed directly to my imagination. I was in the highest degree delighted, and could hardly restrain my impatience. As soon as possible, we set forth westwards, my hand in my father's, with the liveliest anticipations. I expected to see a mountain absolutely carpeted with primroses, a terrestrial galaxy like that which covered the hill that led up to Montgomery Castle in Donne's poem...”）Edmund Gosse的《父与子》（Father and Son）里有这样一段温馨的情景，可惜报春山一片疮痍，草枯花谢，那个兴緻勃勃的小孩忍不住哭着对父亲说：「爸，我们回家吧！」（“Oh! Papa, let us go home!”）　　　　（二）　　　　文人锺情花花草草，古今中外一样。花草象徵天生的自然，是千变万化的符号，跟人忧伤，跟人欢乐，红白两事都关涉，人的情感都在其中。郁风大姐秦城监狱的岁月渴望回到大自然的景色之中。她对李辉说，每届放风，她会偷偷抓一把草放在口袋里，又抓一把土放进挽起来的裤腿里，带回牢房放在肥皂盒里养，浇水，静静看草叶慢慢回复生机。她还利用放风的时候找到一点带着土的青苔，拿回去跟小草放在一起，用每天发的手纸做一个小蒙古包安置在肥皂盒里：「小草是树，青苔是草原，还有蒙古包，在郁风的想像里，这就是她在五十年代去过的内蒙海拉尔大草原。有时，她用纸再摺一个小房子，肥皂盒顿时又成了她的故乡江南」。郁大姐和苗子先生是一对和蔼可亲的长辈。我在照片里看到郁大姐的近作《又到江南赶上春》，喜欢得不得了。读李辉写她在秦城养草的情景，我的心很痛。去年夏天，他们夫妇来我家玩，拍了很多照片，回到布里斯本后都寄来给我，苗子先生在其中一张照片的背面写了几句开玩笑的话：「尊斋缥缃整洁，插架琳瑯，一尘不染，与足下文章之清雅严整一致，文如其人，信焉。敝庐零乱拉杂，与鄙人之荒疏芜杂相表里。数十年历经尘劫，学之不专，居之不安，北望丰仪，惟有企羡！下世投胎，不作板桥，愿做董桥。」　　　　（三）　　　　爱花爱草、清清淡淡的读书人，居然都要受政治迫害。周瘦鹃一手经营著名的紫兰小筑，文 革中还是溺死於水中了。他当年退过张春桥的稿，又不欢迎张去参观他的园圃，终於惹来凌辱诬陷，投井自尽。一九八○年谢孝思给周瘦鹃的《花木丛中》写序，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关怀他，「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紫兰庭院夷为荒墟，人也死了，但如今「沉冤得伸」了。周瘦鹃地下有知，真的会为这样的报春花开而喜悦吗？　　
　　假明清笔记四题 　　　　　　（一）看跳板　　　　黄宗羲《思旧录》写陈继儒在西湖，住画船。有人问他：「先生来此近十日，山光水影，当领略遍矣。」先生笑曰：「迎送不休，数日来只看得一条跳板。」陈继儒即陈眉公，明朝大学问家，与董其昌齐名。二十九岁取儒衣冠焚弃之；子史百家无所不精，工诗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会书会画。董其昌说：「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虽草草泼墨，而一种苍老之气岂落吴下画师恬俗魔境。」上海友人陆灏谓《思旧录》收在浙江古籍版《黄宗义全集》第一册。陆灏目下正在编校《英华沉浮录》上海版，书中所述古今故事，陆灏多有联想，录了不少相关材料给我看，甚是有趣。　　　　　　（二）纸老虎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做绝句挖苦校长罗家伦：「一脸猪狗熊，两眼官势钱，三绝吹拍骗，四维礼义廉」。罗家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都读过书，一九二六年回国后参加北伐军，为蒋介石所赏识，任过国民政府教育处处长，清华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教授、新疆监察使、驻印度大使，一九四九年回台北，一九六九年逝世。罗家伦似乎不是什么大坏人。读书人不宜做行政工作，不宜当官，不幸失足而为政为官，不是面目可憎，就是庸庸碌碌不见光芒了。读书人智才过剩，性情浮躁，现代社会必须设法给这些人宣泄闷气的出路，却又不可授以权柄；Eric Hoffer所谓化之为纸老虎，留之为纸老虎也（“One of the chief problems a modern society has to face is how to provide an outlet for the intellectual's restless energies and yet deny him power. How to make and keep him a paper tiger”）。做做文章发发议论，凶到极点也无非是纸老虎耳，岂可得意而忘形！　　　　（三）广告术　　　　听说台湾有隆胸广告词云：「没什么大不了的！」。陆灏说：《肉蒲团》里替未央生动手术的医生怎么没想到这句话。　　　　（四）叶小鸾　　　　清代才女叶小鸾有《艳体连珠》，分写美女之发、眉、目、唇、手、腰、足及全身。写秀发云：「盖闻光可鉴人，谅非兰膏所泽；髻馀绕匝，岂由脂沐而然。故艳陆离些，曼鬋称矣；不屑髢也，如云美焉。是以琼树之轻蝉，终擅魏主之宠；蜀女之委地，能回桓妇之怜」。她十七岁就死了，传世遗物有眉子砚一块。此砚砚背刻了她的两首诗，都很秀气。龚定庵藏过这块歙砚，为赋《天仙子》一词，说什么「烟澹澹，月柔柔，伴我熏香伴我修」，语意呆滞，毫无缅怀美女才女遗物的缠绵之致，邓之诚骂他「辱此砚矣」。前年北京拍卖文物，也有叶小鸾眉子砚，仿得一模一样，砚石竟是端石，竟不知道眉子是歙砚才有的花纹。文物假货太多，受骗买错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送别金铨 　　　　　　（一）　　　　胡金铨问许鞍华：「影片里出现两列火车，一列从左边飞驰而来，一列从右边飞驰而来，终於迎头相撞了。导演要让观众看到其中一列车的火车头正面冲到观众眼前，轰然巨响，碎片四溅。换句话说，等於火车撞上摄影机的镜头。该怎么拍？」许鞍华和我们几个人还没有想出答案，金铨说：「用一块大镜子竖在火车轨上，让火车撞上那面镜子，而摄影机则在一边对准镜子里的情景开拍。效果会很真，惊心动魄！」那是七十年代在伦敦我家里吹牛的岁月：许鞍华还在电影学院念书，陈绍文刚在法国过完流浪的生活，詹德隆和我在广播电台里卖翻译、卖声音。金铨刚拿了康城影展的大奖，经常到伦敦谈生意，找资料写他的老舍传，三更半夜带我们摸到傅聪家里去聊天。他每一次来都住在城里好漂亮的Portman酒店。有一次我们在咖啡厅里喝茶，他跟水建彤先生大谈清末民初的野史，天花乱坠，绘声绘影，像亲眼看到似的，我们都听傻了。　　　　（二）　　　　金铨渊博。他记性好得吓人，什么书都过目不忘，语言天份又高，各地方言都应付得了，说故事特别好听。可是，胡金铨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情操。正因为他绝对不唱高调，正因为他绝对拒绝低头，正因为他只顾默默坚持他的原则，看他得意，我很感动；看他不遇，我很难过。看他偶然迫不得已做出一些艺术信念上的让步而终归失败，我更觉得他一生的执着是值得的。金铨到底是满身散发着中国乡土气息的读书人：他的作品没有描写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的空间；他镜头下的人性不是经过西方文明洗礼后的人性；他标举的是东方传统的侠义精神。在那样超现实的境界中，儿女私情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禁欲主义昇华成近乎冷傲的高度。大冬天里，金铨也常常满头大汗；可是，他的艺术创作却永远是冷的。那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的神髓。在他的电影语言的阐释下，萧萧风过之处，摇荡的芦苇丛中，依稀拂不掉千年的民族孤寂。他於是揭开了中国电影史的新篇章，受到国际电影界的尊敬。　　　　（三）　　　　英国着名演员Rex Harrison说：「有一位法国演员有一天在台上忍不住流出泪来了，哭的竟是他而不是观众。事后，他邀请同台演出的所有演员上台，当众道歉。关键是我们要让观众感动，不是自己感动」（“... One day he allowed himself
he made himself cry instead of the audience. Afterwards, he called the whole company on stage and apologized publicly. The point is that we have to move an audience, not ourselves”）。金铨近年并不如意。他每一次从美国回来我们都见面叙旧：是老了，眉宇间却依然倔强，彷彿永远在等待芦苇长高了再开戏。　　
　　琉璃厂里的小玲珑 　　　　　　（一）　　　　北京金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联合摄制中国第一部以古玩业为题材、以古玩发源地琉璃厂为背景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琉璃厂传奇》。报上说，为了拍得逼真，这部连续剧借用向来以拍明清戏为主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批道具，还向博物馆、文物研究所以及古玩行借用大批青铜、字画、玉石珍器，都是用重金抵押的方式高价租借。剧中串货场的掌柜们都是今天北京文物市场的老闆客串扮演的，他们换上了清装，把自己的摊子摆到戏里去。　　　　《琉璃厂传奇》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濒临覆灭，大量的古董珍器流落民间，古玩业步入了黄金时代。一个没落的王爷，一个逃难的农民，一个被戏班逐出戏子和月痕楼的头牌，因为各种不同的遭遇，不期然走进琉璃厂这个命运旋涡之中，「顿时连连奇遇，深陷商海情场，在一时得意、瞬间失落之间颠倒沉浮。」　　　　（二）　　　　听说，老北京各行各业的店铺都设有柜台，唯独古玩铺不设柜台，讲究的是幽静的客堂，三五间明窗净几的房间，处处书画古玩，炉香茗碗，倦时可以在暖炕上小憩。听说，上京应试的举子都从家里带了字画、法帖、铜、瓷、玉器，经常到琉璃厂跟藏书、藏画、藏帖的主人互相观赏，进而互相交换。那时候的人都讲面子，不说买，不说卖，而是说：「你把东西匀给我」。「匀给我」这句话於是成了古玩行的行话。「匀」是抽出一部分给别人或做别的用途。还有一句行话是「我留下了！」那是看中一样古玩决定买下来的意思。陈重远《古玩史话与鑑赏》里说，琉璃厂的岳文轩在酒席上叫了一位「条子」，是苏州人，年轻漂亮，名叫小玲珑。小玲珑正陪着岳文轩的时候，有电话要她到另一家饭店去陪客。岳文轩火了，问掌班的说小玲珑身价多少钱。掌班的说是六千块现大洋。岳文轩一拍桌子说了声：「我留下了！」跟他买一件古玩时的神气一模一样。小玲珑娶回家里不久就失宠了，跟岳文轩的二徒弟「姘」上了，岳文轩於是辞退了徒弟，把小玲珑赶出家门。　　　　（三）　　　　历来写琉璃厂故事者，以李葆恂《海王村所见书画录》、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王冶秋《琉璃厂史话》和周肇祥《琉璃厂杂记》最多人读。周肇祥那本书去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赵珩和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