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锋：“谁说阶层固化了，向下的通道可是永远打开着”肖锋：“谁说阶层固化了，向下的通道可是永远打开着”功夫财经百家号中国名校争夺战的白热化程度，已经到了“阶级斗争”，同时也说明中产阶层内部没多少阶层共识，更多的是“鄙视链”。如果北京这一作法试验成功，并向全国推广，势必导致高昂的学区房价崩盘。中国的中产如何晋级？不是在有限的资源上相互抢夺，而是大家一齐推倒那些墙，让中产上升的空间和机会多起来。日前，一篇《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暴露了中产为学区房相互倾轧的困境。事情简单说就是，成都的几家小区都要争望江小学的学位。于是一位自称年收入50万的高档小区业主就写了这篇“阶级（层）斗争”的雄文称：“好一点的小学，暑假都有去美国的游学项目，花费至少要4万-6万元……我女儿5岁，每周我都请国学老师来给她教礼仪，每个月花费1万2千元……你们半年工资就没了。”“假如你连买学区房的财力底气都没有，也就不要指望通过划片给娃儿带来良好的教育。”无非是年收入50万的中产倾轧年收入10来万的小中产。成都这个事件表明中国名校争夺战的白热化程度，已经到了“阶级斗争”，同时也说明中产阶层内部没多少阶层共识，更多的是“鄙视链”。高昂的学区房价会崩盘吗？北京已经开始实施“多校划片”新办法，即把原来一个重点对一个学区稀释为对多个学区，让其他“贫困地区”加入竞争名额。这实际上是对原学区房业主的利益剥夺——即使你买了高价学区房，将来也不一定能上重点，上了重点也要与其他小区子弟为伍。但这却顺应了90%的民意，因为大家都欢迎教育公平，摊分有限的教育资源。如果北京这一作法试验成功，并向全国推广，势必导致高昂的学区房价崩盘。中国的学区房是历史遗留问题，从权力划分资源转向市场划分的过渡。比如史家胡同小学，比如景山中学，比如北京十一中，现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都是什么子弟在上。早已不是权贵子弟了，多数是花了高昂代价杀进来的中产子弟。学区房之争，如果过渡到了像西方那样的按房产税划分学区房，那么大家就都不会有意见了。但当前大家都说不清，都认为重点学校是属于自己的，“我花了高价钱，新人进来就是分摊了我的权益。”现在，学区房只能听任行政之手划来划去，料想“成都事件”以后不会少发生的。这背后实际上是教育资源的短缺，以及未来晋升资源的短缺，阶层上升通道的短缺。于是高考竞争的前移，已经前移到了“幼升小”、“小升初”。“谁说阶层固化了，向下的通道可是永远打开着”清华大学教授李强采用“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即收入、工作、声望甚至权力，综合对各阶层进行了一个划分，结论是：中国的上层人口比例为5.62%，中产阶层为19.12%，下层为75.25%。在这差不多20%的中产阶层中，有73%的人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过渡、边缘状态。换句话说，有超过七成的中产阶级，随时面临着滑落到下层的危险。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产阶级都是社会阶梯上一群最奋力的攀爬者。他们一边攀爬，一边还要动脑筋，还要各种算计，各种担忧和焦虑。因为“谁说阶层固化了，向下的通道可是永远打开着”，一不小心你或你的孩子就会滑落到底层去了。中产的问题无非就是老子、孩子、房子、位子还有身子。拼学区房就是这几大焦虑的集中体现。无论是老中产还是新锐中产，别说你思维多么国际化，都在为有限的名额去拼杀，短兵相接的事时常发生。这次成都的中产倾轧实际上是大家为了房子，也是为了儿子在抢夺资源，于是发生“踩踏”事件——中产维权时大家一致对外，争重点学校名额时又“阶级斗争”了。在中国，当中产需具备三种能力才能胜过未来：边奔跑边思考的自我迭代能力；原能力，即斜杠青年的多能力；抗打击能力，即复原力。如果自己跑不动了就寄希望于孩子，希望孩子能拼过别人。但社会学认为，大的社会结构不改变，个人再努力都是无力的、有限的。中国的中产如何晋级？不是在有限的资源上相互抢夺，而是大家一齐推倒那些墙，让中产上升的空间和机会多起来。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功夫财经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国民财商提升者，中国财经新媒体第一平台。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话说声望的作用大不【欧陆风云4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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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声望的作用大不
西化的时候，感觉最喜欢的算是文化人反对西化了（只是-30声望），不像其他的，都扣点数什么的。曾经到过-100威望的，感觉很快就回来了，特别是探索未知地点时，一下就满了
能让你联统别人，而不是被联统
就像楼主说的，用处蛮大但太好刷
陆军强就好刷，小国刷声望也挺难的
没有高声望的情况下不点虔诚理念那就根本不可能扩张了
很重要，但也很容易刷。声望影响海陆的士气，雇佣军的费用，贷款的利息，自然联统几率，联统能否继续。
谁说声望是渣的！给他0声望看看他怎么玩
打仗多了声望长得就快，然后就没啥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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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掩耳盗铃、HOOP实权阶级以及声望制度怎么玩_虎扑
在这个帖子开始之前，请大家一起来温习一下小学学过的成语——“掩耳盗铃”。 春秋时侯，晋国贵族智伯灭掉了范氏。有人趁机跑到范氏家里想偷点东西，看见院子里吊着一口大钟。钟是用上等青铜铸成的，造型和图案都很精美。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已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怎么也挪不动。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钟敲碎，然后再分别搬回家。小偷找来一把大锤，拼命朝钟砸去，咣的一声巨响，把他吓了一大跳。小偷着慌，心想这下糟了，这种声不就等于是告诉人们我正在这里偷钟吗？他心里一急，身子一下子扑到了钟上，张开双臂想捂住钟声，可钟声又怎么捂得住呢！钟声依然悠悠地传向远方。
他越听越害怕，不由自主地抽回双手，使劲捂住自已的耳朵。“咦，钟声变小了，听不见了！”小偷高兴起来，“妙极了！把耳朵捂住不就听不见钟声了吗！”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心想，这下谁也听不见钟声了。于是就放手砸起钟来，一下一下，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人们听到钟声蜂拥而至把小偷捉住了。
故事出自《吕氏春秋·自知》“掩耳盗钟”被说成“掩耳盗铃”，比喻愚蠢自欺的掩饰行为。
昨天我在HOOP的一个帖子里也看到了这种行为,就是姚迷自治区斑竹乔丹≠上帝的帖子： 所谓的“姚蜜”都进来看看
老实说我应该不属于不等号同学说的那种人，所以在这个帖子里也就抱着娱乐大众的目的瞎掺和几句，但没多久发现一个现象，这个帖子的评分每当－十几分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正了，很多HOOPER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在观察了一会之后，我决定测试一下，把自己剩下的评分机会全给这个帖子扣分，出于测试的目的，没有给不等号同学发消息。在我扣完之后，这个帖子的评分是－26，然而也就两三分钟的功夫，评分就成了＋14，加的分数正好40，应该是一个实权人物每次评10分的权力连用了4次。这个实权人物，我认为就是不等号本人，因为在我看来，就算别的斑竹管理员跟你关系再好也不可能一直守着你的帖子加分。自己以义愤的口气，说实话讲道理的口气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却不容别人按照心里的真实想法给这个帖子扣分，非用自己的特权把帖子的声望搞上去，还是每次刚好把声望刚好加到正数。这时什么行为？这就是掩耳盗铃的行为。 & 做人要有担当，既然知道自己发出了会挨砸的帖子，就要有承受的勇气，普通网友要有担当，作为斑竹更要有担当，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很没意思，刀子很失望。
这件事情反映除了评分制度的一些问题。 & 评分制度是个好制度，能够反映HOOP的舆论状况。评分制度出现以来，我们看到，被一些少数派的坚强立场（如姚黑等）刺激得面红耳赤的多数派（如姚蜜等）等找到了发泄的渠道，一个个都酣畅淋漓的射了，喝人参公鸡汤的欲望少了很多。对于少数派来说，因为被扣分多，为他们打抱不平的人也多了起来。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从小的方面来说对HOOP的气氛有好处，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作为一堂活的民主课。然而说到民主，评分制度就显出不民主来了，以下内容来自论坛规则：
注册用户：可以给帖子的作者增加声望，每天最多3点，每次-1~1点。
资深会员：可以给帖子的作者增加声望，每天最多30点，每次-3~3点。
版主：可以给帖子的作者增加声望和卡路里，每天最多100点，每次-10~10点。
超级斑竹：可以给帖子的作者增加声望和卡路里, 一天最多200点，每次-10~10点。
功勋会员：可以给帖子的作者增加声望和卡路里，每天最多100点，每次~10-10点。 & 一个民主的制度，人们手里的投票权却不平等，那么这无疑是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使得少数掌握大量评分资源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改变一个帖子的评分，从而影响HOOP的舆论走向。不等号的那个帖子就反映了这个现象。话说到这里，是不是不等号本人给帖子加分已经不重要了，关键在于一两个实权阶层的投票权盖过了更多的普通网友。我觉得这样不好。
联系到网友之间的一些现象，我对声望制度有以下设想：
一：每个ID只能对一个帖子评分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能更忠实的反映舆论的走向，同时可以限制用马甲评分的现象，因为个人恩怨加减分的现象，以及实权阶级的影响力。
二：像卖卡帖子公布买帖人名单那样，也公布评分人的名单。这样的好处就是增加透明度，同时可以取消评分时附加短消息的功能，当一个帖子被很多人加分和减分时，他的收件箱会被蜂拥而来的短信淹没，无法进行正常的短信交流。
三：给帖子评分需要花费自己的卡路里。这样会使大家在评分时会比较谨慎。
四：直接限制实权阶级的评分能力，或者实权阶级对帖子的评分超过一定数量显示出来 & 以上是我自己的思考，只是一家之言，也不知道技术上可不可行，欢迎批评指正。
最后说一句，上网这么多年，也逛了很多BBS，我感觉HOOP的气氛是很难得的，希望大家一起来维护。
楼主搞这么夸张，什么实权阶级啊名望啊民主啊都弄出来了这不就是个论坛么，又不是管理国家，声望就索那浮云，只要版主没利用自己的权利乱ban人，加加声望又如何？
浮云也有浮云的玩法我的个人看法
我基本赞同楼主的意见，不过“掩耳盗铃”什么的夸张了些。
只是一个比喻
我来秀一下签名。
现在的小孩挺开放阿
支持这个改动方案
自己不能给自己评分。。。。。
所以肯定不是不等干的
楼主的方案不错，不过第三条就免了吧。（现在已经不发工资了）至于说投票权不平等的问题，这一点我估计是为了防止有人故意炒作，使用马甲拼命加分的无奈之举。只要投票能公开化，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不错的方案本来也想写个帖子的刀子兄已经写得很好了赞一个就是限制同ID评分的次数和同时公开评分的ID估计又要改论坛代码了
我的方案只是自己的不成熟想法我也无权对管理员指手画脚欢迎拍砖刚才有人减我3分，又有人加我3分减分的人没给我短信哦也～～我的好奇心很强的
另我的方案设想是四中选一或二的
这样的话，我选一和二
我同意刀子的第一点建议（一个ID只能对同一个帖评分一次）。如果技术允许的话，个人再加几点提议：1. 一个IP地址只能对同一个帖子评分一次（这是为了避免一个人注册无数个ID，马甲来评分）。当然因此也有可能出现真的有不同的人使用同一个IP地址从而无法评分的负作用，但相形一个人注册无数ID的评分现象，似乎副作用明显要小2. 新ID在1周内（至少3天）不参加评分，目的也是避免为了参与某个帖子的评分临时注册ID并临时找不同的计算机参与评分。当然如果实施这一条对真正新加入的Hooper可能不公平（很遗憾），但正面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量的“评分ID”出现。个人觉得，上述两条再加刀子的第一条提议做到的话，所起的效果应该比公布评分人名单更好，因为它可以保证愿意匿名的hoopers和不愿意匿名的hoopers都有热情去参与声望评分。评的人越多，相应说来越公平。说到评分扣卡路里，个人觉得有一个小小的负面作用：那就是可能让不少人不愿意参与，真正参与的是那些不在乎卡路里或卡路里比较多的人。这样评出来的声望主要是卡路里较多或不在乎卡路里的人们的心声，而不少卡路里少（包括因赌失财的）的或只愿意用卡买帖子的人则失去了参与的愿望。至于版主们评分比资深会员多7分的问题，我个人倒是接受的，毕竟斑竹责任更多，相应的打分权限多2倍（也只比我们多7分）我自己是理解的，况且我刚才数了一下，一共只有23，24个版主吧，如果一个IP，一个ID只能给一个帖子打一次分的规则真能实现，他们的分全部加起来也算不了太多。我记得hoopchina已经有超过2万人注册了，即便其中有1万是马甲，至少还有1万是货真价实的，如果这1万中即便只有10％的人（资深和普通）参与声望评比，那么即便所有斑竹参与评分也不能有根本程度的影响。当然，如果今后斑竹评选的制度能更完善一点会更好。
补充一点：其实我的提议也有不少漏洞，比如无法解决如果有不同ID相约一起参与评分的情况出现。但这种情况如要出现，那还真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至少我的笨脑子想不出来）。
好帖子 目的都是一样的 论坛越来越好
还是先打分记录公开吧，一般会员也没什么台面下的东西，用不着对这个敏感，反而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1
青龙刀=蓝，米MM=青，都是好主意，支持一下。
我倒是想建议，一。关小黑屋的应该扣声望，50点起。二。就是声望扣到一定数值时就自动封id，或是关小黑屋，关了出来以后归零，从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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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工人群体社会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研究
& & & & && 发表时间：
&——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尹海洁 &侯博文摘 &要 &历经近四十年的社会变迁，中国逐渐形成一批“从事劳动技术复杂程度较低工作的被雇佣劳动者”，即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本文以中国综合调查CGSS 2013数据为样本来源，运用路径分析模型对其社会阶层认同影响因素作用机制进行探索。结果显示，“原生家庭社会阶层”是新工人群体阶层认同的决定性因素，此外还出现了值得深思的“学历失效”现象。关键词 &当代工人群体；社会分层；社会阶层认同；职业技术复杂程度中图分类号 &C9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7)10-0045-08DOI:10.15937/j.cnki.issn 17.10.007&作者简介 &尹海洁，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哈尔滨 150001；侯博文，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哈尔滨 150001一、引言近十多年来，中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并保持了总体规模大幅提升。中国日趋成为全球公认的“世界工厂”，并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工人群体。因此，当代中国工人的命运以及它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沈原，2006）①。但是，新时期工人群体或“再形成中的工人群体”内涵和外延已经与马克思时代、全球第三世界国家革命时代以及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有了极大的不同。马克思时代的工人概念是强调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对立”理论（李路路，2016）②。在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工人群体内部开始逐渐分化出以管理才能和专业技术为主的“中产”和“白领”，并逐渐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就业主体。这一现象的出现使传统工人概念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李路路，2016）③。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转型特征令这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市场调节机制开始取代中央计划分配机制，在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分配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系列转型直接导致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变得多样化。所以，有必要对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的概念进一步厘清。当代中国工人群体的研究离不开对“社会制度安排引起不平等”的考察（沈原，2006）④，与此同时“社会不平等”又是社会分层的本质内核（李强，2011）⑤。典型代表即陆学艺的《中国社会十大阶层》，他指出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工人处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下层（陆学艺，2002）⑥。在这之后的相关研究多是从客观社会分层视角出发，即对工人群体社会资源占有状况进行的描述和分析，却鲜有研究对工人群体的社会阶层认同状况进行的探讨。这就忽视了“社会分层”的存在和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成员个人在主观意识上对它们想象或取向的重要意涵（谢立中，2008）⑦。毕竟客观社会分层和社会经济地位也需要通过社会行动者进行主观阶层认同，才能与他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相应的逻辑关系（李培林，2005）⑧。那么，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的社会阶层认同理应得到更多重视。二、文献综述一般而言，凡是认为社会阶层认同是由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观点即被归为社会阶层认同的“结构地位论”，即人们对于阶级位置的认知根植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社会结构（冯仕政，2009）⑨。最初的客观地位结构划分标准即“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但随着社会发展和中产阶层的出现，按照“一元”结构地位对社会阶层认同进行的研究逐渐式微，随之兴起的是被称之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多元”结构地位理论⑩，即在承认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对人们阶层认同影响的基础上，又引入了教育、收入和职业的变量（李飞，2013）［11］，这也使得“一元”和“多元”结构地位理论逐渐融合。最早对于“结构地位”视角下社会阶层认同进行的实证研究肇始于美国学者桑特斯（Centers），他于1949年在《社会阶层心理：阶级意识研究》一书中指出，职业、教育和收入对人们社会阶层认同有非常大的影响，当三个维度的衡量标准处于较高水平时，被访者也越倾向于认同自己在更高的社会阶层，反之则更低（Centers, R., 1949）［12］。随后，霍奇和特莱曼于1968年将“受教育年龄”、“家庭收入”和“家庭主要成员的职业”作为协变量带入社会阶层认同影响因素模型进行分析，发现三者确实影响了阶层认同，但影响程度并没有之前研究所呈现的那么大（Hodge & Treiman，1968）［13］。高曼（Goldman）通过分析台湾老人的社会阶层认同，发现他们的认同依旧受到职业、教育和收入的极大正向影响，其中教育影响是最显著的（Goldman，2006）［14］。近些年，社会阶层研究开始关注人们的身体状况，并形成了基于客观社会阶层的健康梯度理论（SES-health gradient）。一般认为相对于优势群体而言，社会弱势群体会系统性地面对更多的健康风险，经历更多的疾病状况，拥有更差的健康（Braveman，2006）［15］。有学者进一步开始探讨了社会阶层认同与身体状况的关系（Goodman，2007；Singh-Manoux etc al,2003；Chen，2006）［16］。但是，此类研究均忽略一个问题，即社会心理影响因素（psychosocial factors）的中介调节机制，尤其是长期慢性压力和短期急性压力（chronic and acute stress）在此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即生活中的压力越大可能导致其身体状况越差，社会阶层认同也可能越低（House, 2002）［17］。在当代中国社会，“父辈社会阶层归属”对被访者社会阶层认同影响巨大，当父辈社会阶层较高时，他们子代的社会阶层认同也相对较高（李培林，2005）［18］。自邓肯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SES）得到广泛应用后，父辈阶层归属就一直从学历和职业两个维度被测量。但新工人群体的被访者所从事职业的技术复杂程度相对较低，他们的职业声望也相对集中于较低的区间，为避免变量同质性引起较大干扰，本文中仅将其父辈学历和主观社会阶层归属认知引入社会阶层认同分析。此外，考虑到中国社会正处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分配中双轨制以及隐性收入的大量存在，“消费结构”则更能反映真实社会分层的状况，表现为消费水平越高则社会阶层也越高（李培林，张翼，2000)［19］，并且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社会阶层认同（余晓敏、潘毅，2008）［20］。三、研究设计（一）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的操作化定义恩格斯将工人群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定义为：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制度得以可能，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也逐渐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致使原有中国“工人群体”概念需要随着时代发展而丰富其内涵、拓展其外延。针对这一现象，李锦峰通过梳理沈原、潘毅、吴清军和Chan&Pan的研究，归纳得出的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的“工人群体”应该称之为“新工人群体”或者说是“工人群体的再形成”，这一群体除了包括原有国有企业中的工人，还应包括市场化的私营、外资企业中的工人以及改制后国有企业中的工人（李锦峰，2013）［21］。因此，用“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作为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工人群体”的唯一标准变得不再那么清晰有效，但是在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中“被雇佣”这一标准依旧具有较高的有效性。李强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进一步指出，实际上当今中国社会集团之间、群体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分工关系”，而分工关系最突出的表现是“职业”（李强，1993）［22］。因此，如何在原有“工人群体”概念的基础上，添加“当代中国工人群体”所需的“职业”维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有研究认为从职业视角出发的工人概念即，体力劳动者或者那些专业技术性不强、而手工操作性质却很强的商业和服务业从业者（李强，1993）［23］，或者说是那些“半技术半体力阶层”和“体力工人阶层”（张翼，2008）［24］。由此可见，从职业视角出发的工人群体概念可以理解为，那些从事“劳动技术复杂程度”相对较低职业劳动者的意涵。所以，本研究将从“职业技术复杂程度较低”和“被雇佣”两个标准出发，对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进行操作化定义，并认为“从事劳动技术复杂程度较低工作的被雇佣劳动者”即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这一概念较之“生产资料占有状况”视角出发界定“工人群体”概念能够更好地呈现新时期“工人群体”中的职业特征和时代特征。（二）研究假设综合本文操作化定义和上述实证研究成果，本文建立如图1所示的理论逻辑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H1和H2。H1：社会阶层认同原生家庭影响因素假设H1a：随着原生家庭社会阶层升高，当代中国“新工人群体”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也随之升高；H1b：随着父辈学历的提升，当代中国“新工人群体”社会阶层认同也逐渐升高；H2：社会阶层认同个人影响因素假设H2a:随着个人学历的升高，当代中国“新工人群体”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也随之升高；H2b:随着个人收入的升高，当代中国“新工人群体”社会阶层认同也随之升高；H2c:随着个庭消费水平的升高，当代中国“新工人群体”主观社会阶层认同也随之升高；H2d:随着个人生活压力感知的升高，当代中国“新工人群体”主观社会阶层认同随之降低。&图： 理论逻辑模型（三）数据来源及变量1.研究样本提取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25］。根据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的操作化定义，本研究分两步提取所需的数据样本。第一步，在CGSS2013中要求被访者填答自己的工作情况，如表1所示。本研究将“受雇于他人（有固定的雇主）3”、“劳务工/劳务派遣人员4”、“零工，散工（无固定雇主的手雇佣者）5”以及“在自己家的生意/企业中工作/帮忙，领工资6”这四个工作状态的被访者定义为被雇佣者，并将符合以上四个条件的个案提取出来，共获得3527个被雇佣劳动者数据样本。&表： 被访者目前工作状况
下列各种情形，哪一种更符合您目前的工作的状况？
自己是老板（或者是合伙人）
个体工商户，雇有雇员
受雇于他人（有固定雇主）
劳务工/劳务派遣人员
零工、散工（无固定雇主的受雇者）
在自己家的生意/企业中工作/帮忙，领工资
在自己家的生意/企业中工作/帮忙，不领工资
自由职业者
&&&&第二步，在已经获取的数据样本基础上，按照“被雇佣劳动者所从事职业的劳动技术复杂程度较低”的操作化定义进一步提取数据。CGSS2013中所有的职业［26］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制定的技术复杂程度被分为四个层级，层级1：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层级2：能够进行简单的重复性机械操作；层级3：能够进行复杂的技术或实践操作；层级4：具有专业技术解决、问题决策以及专业知识的能力（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2012）。本研究将1—2层技术程度的职业定义为“劳动技术复杂程度较低”的职业，故将职业类别在此区间的被访者个案提取，除去研究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上存在缺失值和不满足分析条件的个案，最终共获得1632个符合本研究“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操作化定义的样本。2.变量选取在CGSS2013中要求被访者对“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10分”最高代表最顶层，“1分”最低代表最底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这一问题进行填答。该问题的结果即是被访者社会阶层认同状况的呈现，即对玛丽·杰克曼和罗伯特·杰克曼提出的主观社会分层经典概念“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感知”（Jackman M R, Jackman R，1973）［27］的测量，故本研究将被访者“目前社会阶层认同”上的得分定义为因变量。基于前文的理论假设，本研究从CGSS2013数据中提取“原生家庭”层面和“个体”层面所需变量。原生家庭层面影响因素中包括“原生家庭社会阶层”和“父辈学历”两个变量；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中包括“学历”、“收入”、“家庭消费水平”和“生活压力感知”四个变量，具体的问题以及回答方式如表2所示。?表2： 影响因素的变量描述
社会阶层认同得分
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处在哪个等级上？
1—10分，10分”代表最顶层
，最低“1分”代表最底层
您父亲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在读的）
1:没受过教育2:私塾或小学3:初中4:中专、技校、职高或高中5:大学专科6:大学本科7:研究生及以上
原生家庭所属阶 &层
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下层。您认为您自己16岁时您家处在哪个等级上？
1—10分，10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分”代表最底层
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在读的）
1:没受过教育2:私塾或小学3:初中4:中专、技校、职高或高中5:大学专科6:大学本科7:研究生及以上
个人劳动 &年 收 &入
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
家庭消费水平
除非必要，我和我的家人从不轻易购买生活必需之外的物品。
1：非常符合2：比较符合3:不太符合4：很不符合
生活压力感知
我觉得现在过得很舒适、安逸，生活上没有多少可让我着急的事。
1：非常符合2：比较符合3:不太符合4：很不符合
&&&&（四）路径分析模型建构本研究应用路径分析模型探索“个体因素”和“原生家庭因素”对工人群体社会阶层认同的综合影响，并依据图1所示的理论逻辑模型和已经选取的变量建立路径分析模型，设父辈学历为x1、原生家庭所属阶层为x2、学历为x3、个人年收入为x4、家庭消费水平为x5、生活压力感知知为x6，社会阶层认同得分为y,Pyj为xi和y之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故本文建构公式（1）所示的路径分析方程，以及如图2所示的初始路径分析模型。
&&&&&&&&&&&&&&&&&&&&&&&&&&&&&&&&&&&&&&&&&&&&&图： 初始路径分析模型&?四、实证分析（一）模型拟合及检验通过运用Amos21.0软件对图2所示的初始路径分析初始模型进行拟合与检验，在剔除了缺失值个案后，最终有1632个样本进入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路径Py3的P值为0.184远远大于0.05，说明“学历”对“社会阶层认同”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所以将该路径剔除。虽然P31和P32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由于Py3路径被剔除，导致两条路径的影响也无法传递到y,故将这两条路径也一并剔除。同时P64和Py1的P值为0.538和0.067大于0.05，即显著性水平均未通过在0.05水平上的双尾检验（two-tailed），说明在修正路径模型中“父辈学历X1”对“社会阶层认同Y”直接影响不显著；同时“个人年收入X4”对“生活压力感知知X6”的直接影响也不显著。随后，本研究对调整后的路径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其显著性水平显著性（p）=0.088大于0.05，接受修正模型与初始模型具有相同性的原假设。同时，其卡方值（Chi-square）=9.576、自由度（df）=5，故CMIN/DF的值为1.915，由于CMIN/DF取值在1-2的区间内，说明该模型拟合度良好，修正后的模型如图3所示。?图3： 修正后的路径分析模型（二）修正模型中个人因素对社会阶层认同的影响如图3修正模型所示，首先“个人学历”对“社会阶层认同”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导致将路径Py3剔除。其次，“个人年收入”对“社会阶层认同”认知的直接影响Py4=0.12，说明二者呈正相关，即随着被访者劳动年收入的提高，其社会阶层认同得分也越高。再次，“家庭消费水平”对“社会阶层认同”认知的直接影响Py5=0.09，说明二者呈正相关，且随着被访者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其社会阶层认同得分也随之升高。最后，“生活压力感知”对“社会阶层认同”认知的直接影响Py6=-0.13，说明二者呈负相关，即随着被访者“生活压力感”的增加，其社会阶层认同得分反而会降低。此外，“个人年收入”通过对“家庭消费水平”产生正相关影响（P54=0.16），进而间接影响了“社会阶层认同”认知，影响程度是P54*Py5=0.16*0.09，但是影响力度非常微弱。从而也证实了本研究“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的社会阶层认同受个体因素影响”的H2a、H2b、H2c和H2d研究假设。（三）修正模型中原生家庭因素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如图3修正模型所示，首先，由于“父辈学历”与“社会阶层认同”之间的路径系数未通过检验，所以认为其对阶层认知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父辈学历”通过对“个人年收入”产生正相关影响（P41=0.2），进而间接影响了“社会阶层认同”认知，影响程度是P41*Py4=0.2*0.12；同时，“父辈学历”通过对“家庭消费水平”产生正相关影响（P51=0.12），进而间接影响了“社会阶层认同”认知其影响程度是P51*Py5=0.12*0.09，但是两条路径P41*Py4和P51*Py5的影响力度非常微弱。其次，“原生家庭所属阶层”对“社会阶层认同”认知产生了相较于其他因素不可比拟的重要直接影响（Py2=0.38）。并且，“原生家庭所属阶层”通过“个人年收入”产生正相关影响（P42=0.14），进而间接影响了“社会阶层认同”，影响程度是P42*Py4=0.14*0.12；同时，“原生家庭所属阶层”通过对“生活压力感知”产生负相关影响（P52=-0.11），进而间接影响了“社会阶层认同”，影响程度是P62*Py6=-0.11*（-0.13），但是两条路径P42*Py4和P62*Py6的影响力度非常微弱。从而也证实了本研究“当代中国工人群体的社会阶层认同受原生家庭因素影响”是H1a和H1b研究假设。总的来说，在综合因素作用的修正路径分析模型中，“个人学历”和“父辈学历”的直接影响被剔除。“原生家庭所属阶层”对“社会阶层认同”的直接影响最为显著，“家庭消费水平”的直接影响最为不显著。五、总结与讨论（一）“原生家庭社会阶层”是工人群体阶层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决定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当“个人学历”和“父辈学历”的直接影响被排除时，父辈学历却通过间接影响“个人年收入”和“家庭消费水平”，仍旧保持着对新工人群体主观社会分层认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修正的路径分析模型中“原生家庭所属阶层”对“社会阶层认同”的直接影响最为显著，直接影响路径Py2的影响系数达到了0.38，远远高于其他影响因素。此外，“原生家庭所属阶层”直接影响了“个人年收入”和“生活压力感知”，进而间接影响了“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社会阶层认同”。以上两方面研究结果说明，当代中国工人群体在进行社会阶层认同时，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其原生家庭的社会阶层归属状况，即父辈社会地位（原生家庭社会阶层）是阶层认同社会再生产逻辑的决定性因素（李培林，2005）［28］。造成这一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父辈阶层与子辈阶层关联强度与日俱增。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父代与子代的家庭通常作为关系紧密的联合家庭（有两代或者两代以上夫妻组成，每代最多不超过一对夫妻且中间无断代的家庭）出现。虽然，当今中国进入快速转型时期，更多出现的家庭形式是核心家庭（只有夫妻两人组成的家庭），彼此之间的日常社会互动较以往相对减少。但是，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支持却依旧频繁和紧密。正如王甫勤认为，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父辈社会阶层地位和子辈阶层地位之间的关联性强度并未出现递减的趋势，反而出现了递增的趋势，虽然总体强度并不是很高（王甫勤，2012）［29］。第二，生活方式的传递对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影响。事实上，子代取得适应社会的能力（包含文化水平、职业技能等）离不开父代生活方式的家庭社会化。父母的阅读习惯、高雅的文化倾向、消费理念和休闲方式均会影响子代的文化参与及社会适应，更会帮助其形成参与社会生活的认知与能力（Hsin & Xie，2012）［30］，并且会对其将来职业进入和人生设定起到决定作用（范晓光，2014）［31］。（二）工人群体社会阶层认同出现“学历失效”现象Deng Zhong & Donald J.Treiman曾在《美国社会学研究》杂志上发文指出，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之源。在那些已经工业化或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中，我们能够获取的数据对“谁走在我们时代最前面？”这一问题的回答，基本都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Deng Zhong, Donald J.Treiman，1997）［32］。李春玲也通过梳理Alan C.Kerckhoff、Donald J.Treiman & Kam-Bor Yip和Yossi Shavit & Hans-Peter Bolssfeld等人的研究指出，谁能获得教育机会这一问题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中心位置议题（李春玲，2003）［33］。吴愈晓通过梳理布迪厄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一文，归纳“文化资本”是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环节的重要思想（吴愈晓，2013：6）［34］。值得注意的是，“学历”正是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中“制度化”形态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学历即受教育水平”对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当本研究将分析对象控制为“新时期中国工人群体”时，其社会阶层认同逻辑中却呈现出“学历”的直接影响失效的现象。在修正的路径分析模型中，“个人学历”和“父辈学历”因素对“社会阶层认同”的直接影响均不显著，导致了二者直接影响被剔除。然而，造成这一结果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新工人群体被访者“个人学历”和“父辈学历”中“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分别占87.9%和97.2%，说明工人群体学历的同质性非常高，且主要集中分布在高中及以下的较低学历层次。这一学历分布是以“高中”为左偏态分布，由于较高学历的分布比例相对较少，可能难以引起“学历”要素对社会阶层认同的影响。第二，在当代新工人群体中也存在具有较高“个人学历”和“父辈学历”（大专以上）的被访者，但二者仅仅占工人群体总体样本的12.1%和2.8%。这里涉及文化资本对职业获得的间接作用，如Scherger & Savage指出，阶级地位对教育获得效应部分源于文化资本传承，优良的文化资本传递有助于子女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Scherger & Savage，2010）［35］，即拥有较高的学历人一般会获得较高“声望”的职业。工人群体被访者中拥有较高个人学历被访者的“职业声望”均值为32.73，低于CGSS2013总体样本中拥有较高学历被访者“职业声望”均值的47.61，甚至低于CGSS2013总体中全体被访者“职业声望”均值37.83的平均水平，即较高的学历并没有给“当代中国工人群体”被访者带来与其学历相符的“职业声望”。第三，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适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大专以上学历），导致了作为宏观制度环境的教育扩张是否带来了教育质量下降和教育不平等凸显的问题（范晓光，2014）［36］。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扩张带来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但也可能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进而影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收益（叶晓阳，丁延庆，2015）［37］。换句话说，即使新工人群体家庭的孩子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进入了高校，但是这些高校可能更多的是非精英院校（中国精英院校一般指“211”和“985”院校），致使他们并未获得帮助其进行向上社会流动的应有能力。&&&&&&&&&&&&&&&&&&&&&&&&&&&注：&&①④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②③李路路、杨娜：《社会变迁与阶级分析：理论与现实》，《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1期。&&⑤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⑥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分析》，《学习与实践》2002年第3期。&&⑦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⑧［18］［28］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社会》2005年第1期。&&⑨⑩冯仕政：《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和分层认同》,载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走向更有共识的社会社会认同的挑战及其应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1］李飞：《客观分层与主观建构：城镇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既往相关研究的梳理与验证》，《青年研究》2013年第4期。&&［12］Centers, Richard.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es: A study of class consciousn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13］Hodge, Robert W., and Treiman, Donald J.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8， 73(5): 535-547.&&［14］Goldman, Noreen, Cornman Jennifer C., and Chang Ming C. Measuring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 Case Study of Older Taiwanes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006， 21(1-2): 71-89.&&［15］Braveman, Paula. Health Disparities And Health Equity: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 Public Health, 2006， 27(27): 167-194.&&［16］Goodman, Elizabeth, Huang Bin, Schafer-Kalkhoff Tara, and et al. Perceived Socioeconomic Status: A New Type of Identity That Influences Adolescents’ Self-Rated Health，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7， 41(5): 479-487; Singh-Manoux, Archana, Adler Nancy E, and Marmot Michael G.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Its Determinant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Measures of Ill-Health in The Whitehall II Stud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3， (56):; Chen, Edith, and Paterson, Laurel Q. Neighborhood, family,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how do they relate to adolescent health? Health Psycholog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of Health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6， 25(6): 704-714.&&［17］House, James S. Understanding Social Factors And Inequalities In Health: 20th Century Progress And 21st Century Prospec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002， 43(2):125-142.&&［19］李培林、张翼：《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20］余晓敏、潘毅：《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21］李锦峰：《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社会》2013年第3期。&&［22］［23］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24］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25］CGSS2013由中国人民大学收集和整理完成，该数据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再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这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一共抽取80个居委会。在每个抽中的县（区），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同时，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再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户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按照以上调查步骤获取的样本，一共获得总样本量为11438个。&&［26］CGSS中的职业类别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2008年制定的国际职业社会分层指标(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2008, ISCO-08)编制而来，总共分为1-9和0的十个类别：1管理者，2专业技术人员，3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助手，4办公人员，5商业及服务人员，6农林牧副渔从业者，7初级技术工人，8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9重复性体力劳动者和0海陆空三军人员。&&［27］Jackman, Marry R., and Jackman, Robert W.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569-582.&&［29］王甫勤：《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第5期。&&［30］Hsin A, Xie Y. Hard Skills, Soft Skills : The Relative Role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in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2012. &&［31］［36］范晓光：《边界渗透与不平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32］Deng, Zhong, and Treiman, Donald J. The Impac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103(2): 391-428.&&［33］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34］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35］Scherger S, Savage M. Cultural transmissi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Sociological Review, ):406-428.&&［37］叶晓阳、丁延庆：《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社会》2015年第3期。〔责任编辑：秦 &川〕&&&&&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rkers’ SubjectiveSocial Status Identific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13 Data&Key words: contemporary C s subjlevel of occupational 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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