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又要开始了,理由是新荷兰 巴贝尔尔的罪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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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又要开始了,理由是新巴贝尔的罪孽吗?
大清早的就流出来了大战的消息,深深的感到意外。有人提到了东部对新巴贝尔的背叛。不明所以,谁知道的告诉我。
索隆就是巴贝尔的吧,咦,他怎么没跪谢女王大恩,反倒扇了女王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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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
第八章 法国大革命以后:就业与从政
人们也许以为法国大革命会改变女人的命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场中产
阶级大革命所尊重的是中产阶级的制度和价值,几乎是由男人独自完成的。强调下面这
一事实是重要的,即在旧制度中,作为一个性别,工人阶级妇女始终拥有最大的独立性。
女人拥有经营权,拥有她独立就业所必需的所有法定权力。她可以做缝纫工、洗衣工、
打磨工、店主等,可以参加生产活动。她或在家里工作,或在小店里工作;她在物质上
的独立性,使她有可能在行动上有很大的自由:工人阶级的女人可以出去工作,往往是
在小旅馆里,可以随意处置她的身体,和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她是丈夫的伙伴,和
他是平等的。她受压迫是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不是表现在性别方面。在农村,农妇在农
业劳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她被当做仆人对待;她往往不和丈夫、儿子同桌吃饭,
她比他们更艰辛地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而且她的劳累还要加上母性负担。但和古代农业
社会一样,男人有必要让她受到他的尊重。他们的财物,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牵挂完全
是共同的;她在家有很大的权威。由于生活艰苦,这些女人也许可以表现自己,要求得
到她们的权利;但怯懦和顺从的传统却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法国大革命前的国会
cahicrs (陈情书〕几乎没有包括女性的权利要求,这些陈情书只限于让男人不要从事
文人的职业。在示威和暴动时,肯定会看到女人站在她们丈夫的旁边。不过,这些女人
到凡尔赛的目的却是为了到面包房去找“面包师,他的妻子,他的学徒”。但是,领导
这场大革命并享受其果实的,并不是这些普通百姓。
至于中产阶级妇女,有些人则热情投身于自由事业,如罗兰夫人(Mllle Robo)和
吕西勒·德穆兰、夏洛特·科黛(cctte cotany)是她们当中深刻影响大革命进程的人
物之一,她暗杀了马拉。当时也有一些人鼓吹女权主义。奥林拍·德·古杰
(OlylnpedeGoUgde卢1789年提出了《女权宣言》,和《人权宣言》相抗衡。她在宣言
中要求废除一切男性特权,但不久她就被送上断头台。当时还出现了一些短命的刊物,
少数妇女徒劳地从事政治活动。
17op年,法国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和男性的继承特权,在这方面女孩子和男孩子成为
平等的人。179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确认了离婚权,因而婚姻束缚有所松懈。但这仅
仅是些不重要的胜利。中产阶级女人和家庭结合得太紧密了,以至作为一个性别没有任
何明确的共同责任感。她们没有构成一个可以推行自己主张的独立等级:在经济上她们
过着奇生生活。于是,那些本来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别去参加事件的女人,由于本阶级的
缘故却无法去参加,而那些属于行动阶级的女人,却被迫不采取行动,只去做女人。经
济权力一旦落入工人手中,工作妇女便可能赢得寄生女人——贵族妇女或中产阶级妇女
一一从未有过的权利与特权。
在大革命的清洗年代,女人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但一旦社会重新组织起来,
她又被牢牢地束缚在奴隶地位上。从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法国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
但对现代法国妇女不幸的是,她的地位早在军事专政时期就决定了。拿破仑法典把她的
命运固定了整整一个世纪,大大延迟了她的解放进程。和所有的军人一样,拿破仑宁愿
让女人只做母亲。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者,他也并没有破坏社会结构,给予母亲
明显超出妻子的地位。他禁止调查父亲身份,为确认非奸母亲和婚生子女规定了严格条
件。已婚女人本人并未因为有做母亲的尊严而受到庇护,封建的矛盾在这里依然存在八
女孩子和妻子被剥夺了公民资格,她们无法行使法律上的权利,担当监护人。但是在婚
姻维护旧有的依附地位的同时,独身女人和老处女却拥有一切公民权。妻子必须服从丈
夫,丈夫可以因通奸将她单独监禁,提出和她离婚。如果丈夫当场捉奸并把她杀死,法
律认为他是可赦免的。而丈夫只有在把姘妇带到家里才应受到惩罚,也只有在这时妻子
才可以提出离婚。居住地由男人决定,他对子女的权威比妻子大得多。除非妻子经商,
她承担的义务必须由他认可。她的人身和财产都受着婚姻的严格控制。
18世纪的法律制度只是加剧了拿破仑法典的苛刻性。离婚在1826年被废止,直到
1884年还没有恢复,当时离婚仍很困难。中产阶级决非很强大,它的权威还很不稳定,
它要认真对付产业革命带来的潜在威胁。据宣称,造出女人是为了家庭而不是为了政治,
是为了做家务而不是为了履行社会职能。奥古斯特·孔德称,在雄性和雌性之间有着肉
体上和精神上的根本差异,这使它们彻底分离,尤其在人类当中。女性气质是一种“延
长的未成年状态”,这种状态使女人不具备“人类理想”,使她的精神衰竭。他预言,
以后家外女性劳动将完全被废除。在道德和爱情上,女人也许会处于优越地位,但只要
她在家里没有经济或政治的权利,男人就仍然是优越者。
巴尔扎克用更加讥讽的口吻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在《婚姻生理学》中写道:“女
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荣耀是赢得男人的心…她是一份动产,确切地说,只是男人的附属
品。”他这是在反对18世纪的放荡,在反对当时危险的进步思想,也是在为反女权的中
产阶级辩护。巴尔扎克指出,排斥爱情的资产阶级婚姻自然导致通奸。他告诫丈夫们要
严加管束,不要让妻子有任何机会接受教育和文化,要尽可能地不让她们引人注目。中
产阶级按照这种程序把女人关在厨房和家中,严密监视她们的一举一动,使她们完全处
于依附地位。作为补偿,女人也受到敬重,受到极其温文尔雅的对待。巴尔扎克说:
“已婚女人是一个必须把她扶到王位上的奴隶。”在小事上必须征求她的意见,把她摆
在第一位。人们不应当像原始人那样,让她负重,而应当迅速让她摆脱一切艰巨任务和
忧虑——同时摆脱一切责任。大多数资产阶级女人都接受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约束,几乎
听不到有人抱怨。肖伯纳说,让人们受到束缚比让他们摆脱这种束缚更容易,只要这种
束缚会带来利益。中产阶级女人之所以依恋她受到的束缚,是因为她在依恋本阶级的特
权。若是摆脱男人的束缚,她就必须为谋生面工作。她同工人阶级女人没有任何共同利
益可言,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将意味着本阶级的灭亡。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由于这种顽抗而停下来。机器的出现摧毁了土地所有制,
推动了和妇女解放运动一起出现的工人解放运动。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力促女人走出
家庭,赞同她获得解放:柏拉图设想出了一种公有制,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妇女将享有斯
巴达女人那种自主权。随着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和卡贝的乌托
邦社会主义的出现,也产生了“自由女人”的乌托邦。这种理论认为,对工人和女人的
奴役应当废除,因为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不幸,这种合乎理性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这
一学派并不流行,如傅立叶就把妇女解放和恢复肉欲混为一谈,要求每个人都有屈从情
欲召唤的权利,希望用爱情替代婚姻。他认为女人不是一个人,而只是在发挥她的色情
功能。卡贝认为有可能实现男女完全平等,但他又对女人参与政治加以限制。其他人则
要求让女人受到良好教育,而不是让她们获得解放。在19世纪,由于改革的影响,始终
存在着对女人的高尚见解,这种见解也出现在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n)那里。但
是,妇女事业却被支持女人的无能之辈搞得有点声名狼藉。俱乐部。杂志以及“布鲁默
主义”之类的情愿运动,全都沦为笑柄。当时最有知识的女人,如德·史达尔夫人
(Minedestae)和乔治·桑(Geong sana),始终在回避这些运动,为自由而进行她们
自己的斗争。但总的说来,女权运动得到19世纪改革运动的支持,因为这一运动在追求
平等公正。蒲鲁东(Proudhon)是个明显例外,他破坏了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盟关
系。他把正派女人贬到家里,贬到依附于男性的地位,他试图证明她的劣等性。“要么
当主妇,要么做妓女”,这就是他为女人所提供的选择。但是,和所有反对女权的人一
样,他也为“真正的女人”,即处于奴隶地位的女人以及男性的影子,进行热情的祈祷。
蒲鲁东虽有这种热情,却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得到幸福:蒲鲁东夫人的书信只不过是反映
了她的一腔哀怨。
这些理论论争都没有影响事件的进程,它们只不过是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模糊反映。
女人之所以在经济上重新取得了重要地位——这一地位从史前时代就已失去——是因为
她走出了家庭,在工业生产中扮演了新的角色。是机器使这种剧变成为可能,因为在机
器生产中男女工人的体力差异基本上不起作用。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是男人所无
法单独提供的。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女人的合作成为必然。这是19世纪发生的最重要
革命,它改变了女人的命运,为她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评估了
这次革命所波及的范围,认为妇女解放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倍倍尔说,
实际上,“妇女和工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都在受压迫。”由于女人和工人的劳
动通过技术发展将呈现出重要意义,他们会共同摆脱压迫。恩格斯指出,女人的命运同
私有制的历史联系密切;父权制取代母系制是一场灾难,它使女人受着世袭财产的奴役。
但是,产业革命却是对那种权利丧失的补偿,它将导致女性的解放。这一结论在前面已
经引用过(见第三章 )。
在19世纪初,女人受到的剥削比男工更可耻。在家从事的劳动构成了恩格斯所谓的
“血汗劳动制”。女工虽然忙得团团转,挣的钱扔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于勒·西蒙
(Jues Simon)写的《女工》,以及保守的勒鲁瓦精利厄(Inap-Beaulieu)1873年出
版的《世纪的女性劳动》,都对这些可恶的弊端进行了谴责。勒鲁瓦一博利厄说,法国
有20多万女工,每天挣的钱还不到50生丁。她们要匆匆忙忙地从家跑到工厂去上班,而
且,直到不久以前,她们在工厂以外也只干些缝纫、洗衣和做家务之类的活苦钱少的工
作。就连饰带。女工之类的生产也被工厂垄断。作为补偿,在棉、毛和丝织品行业有大
量的就业机会;纺织厂尤其雇用女人。厂主往往宁愿雇用她们也不愿意雇用男人。“她
们活儿子得好,要的工资少。”这种带有讥讽意味的说法,揭示了女性劳动的戏剧性,
因为正是通过劳动,女人才赢得了做人的尊严,但这一胜利来之不易,且姗姗来迟。
纺织劳动是在极其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进行的。布朗基道:“饰带厂的一些女工在
工作时,为了手脚并用,几乎不得不把自己悬在皮带上。”1831年,丝织工人在夏天要
从早上3点子到天黑,冬天要从早上5点干到夜里11点,每天要劳动问个小时。如诺贝尔
·特律坎(Norbert Truopin)所说:‘“工厂里的劳动环境往往是有害健康的,那里
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年轻的女工有一半还没满学徒期就得了肺结核。她们若是抱怨,
就会受到指责,说她们是在装腔作势。”
而且,男雇员还占年轻女工的便宜。《里昂事件之真相》一书的匿名作者说:“为
了达到目的,他们动用了骇人听闻的手段:贫困和饥饿。”有时女人除了工业劳动,还
要从事农业劳动。她们受到玩世不恭的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做了这样一个注释:
“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妇女,特
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
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
们温柔恭顺的无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苦难的手段。”在总结马克思和评论倍倍尔
时,G·德尔维勒(G.DerVille)写道:“要么当宠物,要么做役畜,今天女人只能如
此。她们不工作时要靠男人养活,拼命工作时仍要靠他养活。’女工的处境十分悲惨,
以至西斯蒙和布朗基要求不给女人接近工场间的机会。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部分在于
她们最初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不懂得怎样通过工会把自己组织起来。妇女的“协会”
要追溯到1848年,这些协会开始时是产业工人协会。如下面的数字所表明的,这一运动
进展缓慢:
1905年,有781392名工人加入工会,其中妇女有69405人;1908年,有957120名工
会会员,其中妇女有88906人;1912年,有工会会员1064413名,妇女占92336人。
1920年,有工人1580967人,其中女工和女雇员有2390l人加入工会;在总数为
1083957名女性农业劳动者当中,加入工会的只有36193人。总计有3076585名工会会员,
其中女会员有29M人。她们之所以在新机遇面前如此束手无策,是因为听天由命和顺认
的传统,是因为她们缺乏共同的责任感和集体意识。
这种态度所导致的结果是,对女性劳动的调整进行得缓慢而拖沓。法律只是在1874
年才加以干预。然而,尽管帝国开展了竞选运动,涉及女人的规定却只有两条:禁止未
成年女性做夜工,她们在星期天和节目有休息的权利;她们的工作日被限于12小时。至
于对30岁以上的女人,所做的只不过是不准许她们从事矿井和采石场的地下劳动。1892
年11月2日,出现了有关女性劳动的第一个宪章,这个宪章禁止做夜工,限制工厂的劳
动时间;但它给各种骗局留下了可乘之机。1906年,工作日限制在10小时21905年,每
周休息一天成为法定权利;1907年,女工获准可以自由支配她的收入;1901年,女人带
工资体产假有了保障;在1917年,1892年的规定得到了有力的重申。1913年,对产权做
了详细的规定,禁止女人从事危险繁重的劳动。社会的立法逐步确立起来,女性劳动的
保健问题也受到了全面注意,如女售货员要有椅子坐,不得长时间暴露在室外等。国际
劳工署在妇女劳动的环境卫生条件、体产假权等问题上,还促使一些国家达成了国际协
女工听天由命这种情性所导致的第二个结果,是表现在她们不得不满足于的工资方
面。对妇女的低工资现象有种种解释,这应归之于各种因素的复合。只说女人需求比男
人低还是不够的:这只不过是马后炮式的辩解。实际情况宁可说是,如我们所见,女人
无法使自己不受雇主的侵害。她们必然面临有可能让她们失去自由的竞争,这种竞争使
抛到市场上的产品,在制造时不计劳动消耗;她们还要相互进行竞争。此外还必须注意
到,女人是在一个仍存在着家庭的社会中通过劳动追求解放的:她受父亲或丈夫的家庭
的束缚,往往满足于给家里带来额外的钱。她虽然在家庭外面工作,但却是为了家庭。
既然女工不必完全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她便容易接受大大低于男人的报酬。既然很多
女人都满足于低工资,付给女人的报酬当然会维持在十分有利于雇主的水平上。
据年做的一份调查,法国女工在日工作量和男人相等的情况下,其收入
只是男人的一半。另据1908年的一份调查,在家里工作的工人,每小时工资最高不超过
20生丁,一般只有5生丁之低。一个受到如此剥削的女人,要在元救济或无保护人的情
况下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1918年,在美国,女人的工资只有男人的一半。在德国,一
个女矿工在采煤量相等的情况下,其工资还不到男人的石见。在年间,法国
妇女的工资增长率略高于男人,但她们的工资仍明显很低。
如果说雇主因女人可以接受低工资而热情欢迎她们,那么这一事实却引起男工的反
对。在无产阶级事业和妇女事业之间,并不存在倍倍尔和恩格斯所谓的那种利益一致。
这个问题有点类似于美国黑人劳工问题,并可以用此种方式去加以描述。在社会上,受
压迫最深的少数民族,情愿充当压迫者的武器,去反对他们所归属于的整个阶级。所以
这些少数民族在他的阶级心目中首先是敌人。为了让黑人和白人的利益。女工和男工的
利益能够统一起来,而不是彼此对立,必须对这一状况深刻加以认识。可想而知,在这
种竞相降价的竞争中,男工首先看到的是一种可怕的危险,他们对这种竞争表示仇视。
只有参加工会活动,妇女才能够既捍卫自身的利益,又不损害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
尽管有这样一些困难,女性劳动仍在发展。法国在1800年仍有90万个家庭工人在制
作服装、皮货、花圈、提包、念珠及其他小巧新奇的产品,但后来这个数字却在大幅度
下降。1801年,有42%的工龄(18-60岁)妇女,受雇于农业、工业、商业、银行业、
保险业以及办公室工作,还有需要学问的职业。据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的一次普查,在
18-60岁的所有妇女当中,我们发现,在法国约有42%是工人,在芬兰是20%,德国是
34%,印度是20.7%,英国是26.9%,荷兰是19.2%,而美国是177%。但在法国和
印度有这么高的百分比,是因为统计时包括了大量的农业劳动。除去农民,法国l806年
还有50万左右的女店主,l00万女雇员,200万女工以及150万半就业或失业的妇女。在
女工当中,有65万人当佣人,120万人在加工业工作(揭万在纺织业,31.5万在服装制
作业,胡万在家从事女装制作)。至于从事商业、需要学问的职业以及社会服务性行业
的妇女,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大体相同。
如我们所见,女人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是,如何把她的生育角色和她的生产角色协调
起来。女人受着生育功能的奴役是个根本事实,这个事实从历史一开始就注定她要做家
务劳动,妨碍她参与塑造世界。在雌性动物身L,存在着一种可以保证节约使用体力的。
生理性的和季节性的节律。而在女人身上,从青春期到停经期,自然功能对怀孕频率却
没有给予任何限制。据说在某些印第安人部落,保证女人在两次分娩之间有至少两年的
间歇期。但一般说来,许多世纪以来没有控制过女人的生育力。避孕术自古就有,通常
用于女人,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但这些方法是妓女和医生的秘密。也许这种秘密已
为衰落时代的罗马女人所知,她们的不育曾受到讽刺作家的攻击。但实际上中世纪的欧
洲并不知道任何避孕的方法,直到18世纪还未发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在那些时代,生
活对于许多女人来说就是不断地怀孕。甚至比较放荡的女人也多次分娩,为她们的放肆
做爱付出了代价。
在某些时代,人类强烈感到需要消减人口的规模,但同时民族也害怕因此变得弱小。
在危机和贫困时期,出生率或许因晚婚而降低,但早婚和女人尽可能地多育仍是普遍规
律,只是由于幼儿的大量死亡才减少了儿童的存活数量。早在问世纪,阿贝·德·皮尔,
就反对以“爱的浮肿”来惩罚妇女;德·塞维涅夫人劝告女儿不要过多怀孕。但马尔萨
斯主义在法国的发展是在18世纪,首先是富有阶级,然后是全体居民,发现根据父母的
收入去限制子女的数量是合理的,采取避孕措施开始成为一种惯例。人口统计学家莫罗
闭1778年写道:“并不是只有富有的女人,才把繁衍后代看做是对她们的过时苛求;这
些只有人类才知道的秘密,甚至传到了农村。而以前人们都以为农民是不知道这些秘密
的。”性交的方法先是在中产阶级当中,后来又在农民和工人当中广泛流行。有的预防
性病的措施,也变成了一种避孕术,184o年前不久发现了橡胶以后,避孕套尤被广泛采
用民在盎格鲁一微克逊国家,‘子育”被正式认可,为了把以前不可分离的两种功能—
—性功能和生殖功能——分开,研制出了许多种方法。维也纳和其他地方的医学研究,
精确地阐述了怀孕机制没有利于怀孕的条件,同时也指明了,避孕的途径。在法国,宣
传避孕和出售子宫帽及其他避孕用品是不允许的,但“节育”仍在广泛实行。
至于堕胎,各国法律均未表示过正式认可。罗马法没有给胎儿生命提供任何特殊的
保护,它将有待出生的__〔婴儿〕看做母体的一部分,而不是看做一个人。在衰落时
期,堕胎似乎是一种正常做法,连想鼓励生育的立法者也不敢贸然禁止。着妻子违背丈
夫的意愿把婴儿抛弃,丈夫可能让她受到惩罚,但罪名是她不服从自己的丈夫。在整个
东方的以及希腊罗马的文明中。堕胎始终受到法律的默许。
在这方面,是基督教对道德观念进行了革命,它赋予胎儿以灵魂。于是,堕胎成为
对胎儿本身所犯下的一种罪行。圣·奥古斯了认为:“任何女人在有能力生出许多个孩
子却没有生出这么多孩子时,都在屡犯谋杀罪,怀孕后想自残的女人正是如此。”随着
对灵魂何时进入股体这类问题的漫无止境的讨论,教会法逐渐得以发展。圣·托马子斯
及其他人把男治获得灵魂的时间定为怀孕后第础天左右,把女股定为第80天左右。在中
世纪,根据堕胎的时间和原因附加了不同的罪等:忏悔书说,“在因无力赡养而摧毁婴
儿的贫困女人同除隐瞒私通罪别无目的的女人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亨利二世1556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为将堕胎视为谋杀罪并可以将堕胎者处死提供了依据c1791年的法
典对堕胎的女人表示宽恕,但却惩罚她的同谋者。19世纪,视堕胎是一种谋杀罪的观念
消失了,却把它看做反国家罪。1810年的法国法律绝对禁止堕胎,违者处以重罚;但每
当涉及到挽救母亲的性命时,医生总是进行堕胎。这项法律太严厉了,以至那个世纪末,
被捕的人数很少,被定罪的人更少。新法律在1923年和1939年被通过,在刑罚上做了一
些改动。1941年将堕胎定为危害国家罪。其他国家对该罪及对其刑罚的态度各不相同,
但一般来说,法律和法庭对堕胎女人的处罚,要比对她的同谋者的惩罚宽大得多。然而
教会从未软化过自己的严厉性。1919年,教会法要求将所有涉及堕胎的人革除教门。教
皇最近再度宣称,若要在母亲生命和婴儿生命之间进行选择,则母亲必须作出牺牲:受
过洗礼的母亲当然可以升入天堂(真够怪的,这些深思熟虑的想法意从未想到过地狱),
两胎儿命定永远处于地狱的外缘。只有一个很短时期堕胎被正式认可,这是在纳粹前的
德国和1936年前的俄国。但是尽管有宗教和法律的反对,堕胎在各国的位置仍然举足轻
重。在法国,每年的堕胎数达80万至100万——几乎等于出生数。堕胎者2/3是已婚女
人,许多人已有一二个孩子。
因而,虽然有偏见。反对和残余陈腐道德观念的存在,我们仍然目睹了从自由的生
育力到由国家或个人所控制的生育力的转变。产科科学的进步大大减少了分娩的危险,
分娩的痛苦也逐渐得到减轻。1949年3月,英国立法批准了使用某些麻醉方法的要求,
这些方法在美国已经普遍采用,在法国正开始推广。人工授精完善了进化的发展,使人
类能够控制自身的生殖功能。这些变化对于女人的意义尤其重大,使她可以减少怀孕次
数,把怀孕变成她生命的一个合理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不是受它们奴役。到19世纪,
轮到了女人从本性中解放出来,她控制了她自己的身体。既然她已基本上免受生殖的奴
役,便能够担任所给予她并保障她彻底独立的经济角色。
女人地位的这一演变,应当由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来解释:参加生产劳动和摆脱
生殖奴役。如恩格斯所预见的,女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必然会发生变化。女权运动,在法
国,由孔多塞所勾勒,在英国,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其《为女权辩护》中也曾加
以勾勒,而在19世纪为圣西门主义再度提出,但都未能取得明显效果,因为它缺乏具体
的基础。但现在,随着女人步入工业领域和走出家门,她的要求开始具有十分深刻的重
要意义,可能波及到资产阶级的核心。由于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地产对于个人财产不
再重要,家庭群体的统一原则不再有效。资本的流动性,使资本的拥有者有可能不为资
本所占有而是去占有它,他不必顾及所有权,可以随意加以处置。由于世袭财产的存在,
女人对其配偶的依附性极强;随着世袭财产成为过去,女人和男人完全处于并列地位,
甚至他们的孩子,也不可能以一种可与财产利益的稳固性相比的稳固性,把他们联在一
起。所以个人可能会得到对于群体的独立性。
这一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取得辉煌胜利的美国,尤其令人瞩目:离婚风靡全国,夫
妻好像只是临时搭伴。在法国,农业人口是一个重要成分,拿破仑法典将已婚女人置于
监护之下,因而这一演变过程必然是缓慢的。离婚在1884年被恢复,若丈夫通奸,妻子
可以提出离婚。不过,在刑罚上仍保留了性别差别:通奸只有妻子所为时才是违法犯罪。
在lop年,托管被有保留地承认,1917年才完全得到。1912年准予对非婚父亲给予确认。
要看到已婚女人改变地位,必须等到1938年和1943年:这时废除了服‘从的义务,不过
父亲仍是家长。他有权决定住处,不过妻子老有适当理由,也可以反对他的选择。她的
法律权限扩大了,但解释混乱:“已婚女人拥有充分的法律权限;这些权限只受婚约和
法律的限制”,这一条款前后矛盾。夫妻平等还不是既成事实。
至于政治权利,我们可以说,在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是来之不易的。约翰·斯图尔
特·密尔1867年在英国议会上作的演说,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给妇女以选举权。他
在他的著作中迫切要求在家庭与社会全面实现男女平等。“我认为,法律所做出的让一
个性别从属于另一个性别的社会安排,本身是坏的,它们是阻止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
一。我认为,它们应当让位于完全平等。”继他之后,在福赛特夫人(Mrs.Fawett)
领导下英国妇女成立了政治组织,玛丽亚·德莱斯梅则在领导着法国妇女,她在1868-
1871年的一系列公众讨论中对女人命运加以审查,和小仲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小
仲马劝告被不忠的妻子所愚弄的丈夫“把她杀死”。莱昂·里希埃是女权运动的真正发
起者,她1869年提出“女权”这个概念,组织了1878年召开的、讨论这一题目的国际会
议。当时还未提出选举权问题,与会妇女仅限于要求有公民权利。30年来,这一运动始
终缩手缩脚,在法国和英国都一样。虽然成立了许多团体,但都不成形,因为,正如我
们所注意到的,女人缺乏作为一个性别的共同责任感。
1879年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宣布了男女平等,但由于普遍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应
当从属于工人运动,女权运动未被重视。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妇女却要求在现存社会制
度框架内有新的权利,她们根本不想成为革命者。她们支持诸如抵制酗酒、色情文学和
卖淫等使道德净化的改革。女权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92年召开,这次会议除为运动命名,
几乎没有取得其他成就。女权运动的进展不大,不过维维亚尼1900年在国民议会第一次
提出了给予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女权运动的重要性在增长,随着布伦斯维格夫人(Mine
Brunschwig)组织的集会和游行,法国妇女争取参政同盟也于lop年成立。妇女参政议
案1919年在国民议会被通过,1922年被上院否决。当时的形势是复杂的:当教皇本尼狄
克十五世(Benedict XV)1919年宣布支持妇女有选举权时,除了革命的女权主义和布
伦斯维格夫人“独立的”女权主义,还有基督教的女权主义。天主教认为,女人在法国
是一种保守的宗教因素,但激进派恰恰为此担心。晚至1933年,上下两院还在进行无休
止的辩论,半个世纪来的各种反女权观点全都给提了出来:对女人献殷勤的人认为,女
人非常受尊重,她应当继续受到这种尊重;并认为,“真正的女人”呆在家里不会失去
她对选举的影响力,因为她不需要用投票权去支配男人。他们郑重强调,政治会瓦解家
庭,女人毕竟是不一样的——她们不可以服兵役。他们问道:难道妓女应当有选举权吗?
男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女人将会遵丈夫所瞩去投票,如果她们想有自由的话,还是让她
们先从裁衣匠那里获得自由吧;不管怎么说,法国的女人比男人多!虽然这些论点贫乏
无力,法国妇女还是要等到1945年才有参政权。
新西兰1893年给予了妇女一切权利,澳大利亚紧随其后,它是在1908年。但这个胜
利在英美两国却是来之不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把女人关在家中;简·奥斯汀把自己
关在家里是为了写作。科学家们声称,女人是“一个只能用来生殖的亚种”。直到1903
年女权运动还很缩手缩脚。这一年斑克赫斯特派在伦敦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女权
主义的鼓动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好斗特性。在历史上人们可能首次看到女人作为女人
而行动,这一行动对“参政”的冒险予以特别关注。15年来,她们一直在施加压力,最
初未使用暴力,只是挥舞着旗帜游行,骚扰集会。她们被捕,绝食,和戴着毛巾的工人
妇女及道地的贵妇一起列队向议会进军。她们举行集会,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逮捕,当
参政权问题即将交付议会表决时,她们排成几里长龙游行。1912年采取的策略更为过激:
她们焚烧房屋,捣毁画像,践踏花圃;她们向警察投掷石头,派代表反复围攻劳埃德·
乔治和爱德华·格雷爵士,打断公众演说。在这期间爆发了战争。在1918年,英国妇女
得到有限制的选举权,1928年得到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她们的成功基本上要归功于她们
在战争中的服务。
美国妇女从一开始就比她的欧洲姐妹更为解放。19世纪初,女人不得不和男人一起
参加艰苦的拓荒劳动,他们并肩奋斗。她们的人数比男人少得多,这使得她们受到重视。
但逐渐地,她们的地位和旧世界的女人相差无几。她们在家中大权在握,但社会控制权
仍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到1830年,一些女人开始要求有政治权利,从事支持黑人的运
动。贵格派教徒卢克丽霞·莫特成立了美国女权协会,她在1840年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
贵格派灵感宣言,从而为整个美国女权运动定下了基调。“男女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
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位立政府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男人把已婚女人变成了一具政治
僵尸……他在篡夺耶和华的特权,而只有耶和华才可以确定人们的活动范围。”三年后,
哈里特·比彻·斯陀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唤起了支持黑人的公众舆论。埃默森和
林肯都在支持女权运动。内战后,女权主义者徒劳地要求,给黑人以选举权的修正案也
应当给妇女以选举权。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和她的14个同志利用某
种含糊在罗彻斯特参加选举,结果她被罚款100美元。1869年她成立了全国妇女争取参
政协会,同年怀俄明赋予妇女选举权。此后科罗拉多州在1893年,爱达荷州和犹他州在
1896年,也把选举权给予了妇女。
以后的进展非常缓慢,但在经济上女人取得了比欧洲更大的成就。1900年,美国有
600万妇女参加工作,其中许多人从事商业和需要学问的职业。她们当中有女律师、医
生和教授,还有多达3373人当了女牧师。玛丽·贝克·埃迪(Mmp Beker Eddy)成立了
基督教科学教会。妇女俱乐部风靡一时,在1900年约有Zop万名成员。但只有9个州给了
妇女选举权。1913年,参政运动以好斗的英国模式组织起来。领导这个运动的是两个女
人:多丽丝·史蒂文斯和一个名叫埃丽丝·保罗(AlicePan)的费格派教徒。她们组织
集会、游行以及其他这类政治示威。在芝加哥,女党首次成立。1917年,这个党的参政
运动者站在白宫门前,拿着小旗,有时为了不被赶走,竟把自己栓在铁栅栏上。6个月
后她们遭到了逮捕,但由于在狱中进行绝食,很快就被释放。在新的骚乱之后,众议院
的一个妻员会接见了女党的一个成员,B宪法修正案被众议院通过。当时参
议院经两次表决,都未通过这一修正案,但一年后又通过了它。1920年妇女参政成为美
国法律。1933年召开的泛美会议,导致了19个与会的美洲共和国正式同意彻底给予妇女
平等的权利。
在瑞典,也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援引瑞典的古老传统,要求有
“教育、工作和自由”的权利。女作家在这场斗争中尤其起了主导作用,她们最关心这
一问题的道德方面。她们组成强有力的团体,赢得了自由党人的支持,但受到保守党人
的敌视。挪威妇女在1907年赢得了参政权,芬兰妇女是在1910年,但瑞典妇女却等了好
和东方国家一样,拉丁国家的妇女处于受支配地位也不是根据严格的法律,而是根
据严厉的习俗。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有组织地阻止了女权运动的发展进程。法西斯意
大利在设法与教会结盟,不使家庭受到触动,维持奴役女性的传统时,使女人面临着双
重奴役:国家当局的奴役和她丈夫的奴役。1790年,一个叫希佩尔(Hippel)的大学生
抛出了德国女权运动的第一个宣言。19世纪初,一种感伤的女权主义十分盛行,它和乔
治·桑的女权主义相似。1848年,德国的第一位女权主义者路易斯·奥托(Inuise
OttO),要求给予妇女参与民族主义性质的改革的权利,她在1865年成立了妇女团体。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支持女权运动,克拉拉·蔡特金1892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
一。女工与社会主义者结成同盟。1914年,妇女积极参与了战争。德国战败后,妇女有
了选举权,在政治生活中很活跃。除了李V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也在斯巴达克斯小组
进行战斗。她在1919年被暗杀。多数德国妇女站出来支持秩序党。有的人出席了国会会
议。于是希特勒又把拿破仑的观念强加给被解放的妇女:“厨房,教堂,孩子”。他宣
称,“女人的出席使帝国国会蒙受耻辱”。纳粹主义既反对天主教,也反对资产阶级,
所以它给予母亲特权地位,使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婚姻的束缚。和在斯巴达一样,
女人对国家的依附,大大超过了对任何男人的依附。因而和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中
产阶级妇女相比,纳粹德国妇女所拥有的独立性既是更大的也是更小的。
女权运动的极其迅猛发展发生在苏俄。这个运动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生和知识分子
之中,甚至在当时就和暴力与革命有关。俄日战争哪间,女人取代了男人的许多种工作,
并且有组织地要求享有平等权利。她们在1905年后参加政治罢工,设置路障。1917年革
命爆发前夕,她们在圣彼得堡举行了群众示威,要求面包与和平,要求她们的丈夫重返
家园。她们在十月起义和反对外国干涉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忠于马克思主义
传统,列宁让妇女解放运动附属于工人解放运动。他给予了她们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地
1936年宪法第122条说:“在苏俄,妇女在经济、职务、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等
一切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共产国际对此说得更加准确,它提出下列要求:
“要实行男女在法律面前和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平等;要在婚姻权利和家庭准则方面则收
进行变革;承认母性是社会职能;要由社会承担抚养教育儿教和青少年的责任;要组织
一场文明化的斗争,反对将女人变成以求的意识形态与传统。”苏俄妇女在经济领域取
得了辉煌的成优。她们有平等的工资并大规模地参加生产,因此有举足轻重的社会’政
治的地位。1939年,各级苏维埃都有很多女代表,300多名妇女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
会议。近1000万妇女是工会会(约大占苏联职工的40%,许多女工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
机众所周知,俄国妇女在二次世界大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进入了以前唯有男性才能
进入的生产领域,如冶金、采煤、伐木和铁路行业。妇女还成为杰出的飞行员。伞兵;
她们组织了游击队。
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主动性提出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究竟
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苏俄整个一个时期所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让女人摆脱家庭的
日,共产国际全体会议宣布:“只要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观念继续存在,
革命就是重要的。”自由结合因此受到尊重,离婚手续的简化和堕胎的合法化,保障了
女人涉及男性的自由。有关产假、日托及全托幼儿园等的法律,减轻了母性负担。要透
过热情而又矛盾的声明的迷雾发现女人的实际具体处境究竟怎样,这是很困难的。但可
以肯定,如今国家对增加人口的需求导致了另一种家庭政策:家庭现在是社会的基本细
胞,女人既是工人又是主妇。性道德是最严格的道德;1936年和1941年的法律禁止堕胎,
几乎对离婚进行压制;通奸受到习俗的谴责。俄国女人和所有工人一样,严格从属于国
家——她还严格受制于家庭。但她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和获得生产劳动所赋予的尊严,
所以她的地位是独特的。本来应当对这种地位进行详细研究,可惜环境不允许我这样做。
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联合国妇女地位妻员会要求各国承认男女的平等权利,通过
了有助于具体实现这一法规的一些动议。看来这场比赛是赢了。未来只能导致女人越来
越深地融于我们的这个一度曾属于男性的社会。
纵观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明显的结论。首先得出的结论是,整个女性的
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正如美国不存在黑人问题而只存在白人问题,正如“反犹主义不
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女人问题也始终是男人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男
人一开始就有和体力一起出现的道德威望的原因。他们创造了价值、习俗和宗教;女人
从未就这个帝国同他们争论过。有些孤独者——萨芙、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玛丽·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奥林伯·德·古杰——曾坚决反对她们的刻薄命运,偶尔也举行过
群众示威。但罗马主妇没有联合起来反对欧比安法;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参政主义者也未
能顺利地施加她们的压力。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他们不是根据她的利益,而
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出于他们的恐惧和需要,来决定女人应当有怎样的命运。他们
尊崇大母神是由于害怕大自然。当青铜工具使他们有可能勇敢地面对大自然,他们便建
立了父权制。于是家庭与国家的冲突决定了女人的地位。基督徒对上帝、世界以及他自
己肉体的态度,在派给她的处境中反映了出来;所谓的中世纪“有关女人的争论”,是
一场教士与俗人在婚姻与独身问题上的争论;正是基于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带来了对已
婚女人的监护制度;是男人所完成的技术发展解放了今天的妇女;是男性的伦理转变,
通过节育引起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她部分地摆脱了母性的束缚。女权运动本身不是一
场自主的运动:它部分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部分是反映深层社会戏剧的附属现象。女
人从未构成过一个独立的等级,作为一个性别,实际上她也从未想过扮演一个历史角色。
那些反对把女人的存在作为肉体、生命、内在性和他者加以考察的理论,是男性的理论,
根本没有表达出女性的愿望。多数女人是听天由命的,她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那些试
图改变命运的女人,不想受她们特质的局限,不想被它战胜,而是想战胜它。即使她们
干预了世界事务的发展进程,也还是和男人一致的,也还是在根据男人的观点。
这种干预一般是不重要的,偶发的。让女人有某种经济独立地位并参与生产的阶级,
是被压迫阶级;而作为女工,她们受奴役的程度甚至超过男工。统治阶级中的女人是寄
生者,她照样要服从男性的法律。在这两种情况下,女人实际上都不可能采取行动。法
律与社会习俗并非总是相符,平衡两者的方式是,女人决不可以有具体的自由。在古罗
马共和国,经济条件赋予主妇具体的权力,但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女人在农
业文明中的地位,往往同在低层商业中产阶级中的地位相似:在家是主妇一仆人,但在
社会却是未成年者。另一方面,社会瓦解时代的女人却是解放的,但她若不想再做男人
的附庸,便会失去她的采邑。她仅有消极的自由,表现为放纵与挥霍。女人在罗马衰落
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督政府时期(179-1799)的情形便是如此。有时她成
功地让自己忙个不停,却发现自己在受奴役;或者她是自由的,却不再知道自己该做些
什么。除了别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已婚女人在社会上有她的位置,但没有
任何权利;未婚女人、正派女人或妓女完全拥有法律行为能力,但直到本世纪仍被程度
不同地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在法权与社会习俗的这种对立中,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矛盾:自由恋爱不为法
律所禁,通奸却是一种罪过;但是,“误入歧途”的少女往往是不光彩的,妻子的不现
却受到宽容。因而,从18世纪至今的许多年轻女人,她们结婚是为了可以无拘无束地有
个情人。通过这一有独创性的制度,大多数女人像个孩子似的处处受到管束:如果女性
人格在这两组管束——抽象的和具体的——中要成功地表现自身,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的
环境。其业绩可与男人相比的文人,是些社会制度的力量将其提升到各种性别差别之上
的女人。伊萨贝拉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
她们是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女性气质一旦在社会上被废除,就不应当再含有劣
等性的意味:大权在握的女王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伟大帝王所占的比例。宗教也引
起了同样的变化:锡耶那的卡特琳和圣·泰丽莎完全出乎生理学意料之外地做了圣徒。
她们的世俗的或神秘的生活,她们的行为,她们的著作,都达到了极少有人达到过的高
完全可以认为,若是说其他女人未能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因为她们在受自己
处境的牵制。除了消极和拐弯抹角,她们几乎不能用别的方式干预事务。朱迪丝(如山
山)叶夏洛特·科黛、维拉·查苏里奇是些暗杀者;女投石党人则是些阴谋家。在大革
命时期,公社时期,女人和男人一起反对既定秩序。人们允许女人不接受和反抗无权利
和权力的自由,却不允许她去分享积极的建设性成果。她至多可以顺利地以间接方式介
入男人的事业。阿斯帕西娜、曼特依夫人和乌尔森公爵夫人(the Princess des
Ursins)都是顾问,她们的意见被洗耳恭听——有些要人也不得不去听听她们的意见。
当男人愿意让女人相信她选择了一个好的角色时,他们喜欢夸大这种影响。但实际上,
采取具体行动时是听不到女性的声音的。她们可以挑起战争,却提不出战斗谋略;她们
对政治的支配,几乎只处在把政治变为阴谋这个档次上。女人从未对世界实施过真主的
支配权,对技术或经济也没有施加过影响。她们没有缔造过出没有毁灭过国家,更没有
发现过新世界。虽然某些事件是由女人而爆发的,但她们是借口而不是行为者。卢克丽
霞的自杀只有象征性的价值。殉道总是向被压迫着开放;在基督教迫害时明,在社会或
民族刚刚失败以后,女人扮演了这种目击者角色;但殉道者从未改变过世界的面貌。即
使女人挑起了动乱,进行了示威,这些活动也只有在男性的决定使其有效扩展时才有影
响力。聚集在哈里特·比彻·斯阳周围的美国女人,激发了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奴隶制,
但南北战争的真正原因却是感情所不能解释的。1917年的“三八妇女节”,也许促使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但它只是导火线。
大多数女英雄都是些怪人:她们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冒险家和有独创精神的人,不是
因为她们的行为重要,而是因为她们的命运非同寻常。所以,如果把冉·达克、罗兰夫
人和弗洛拉·特里斯坦,同黎塞留、丹东(Daton)和列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她们的
伟大主要是主观的:她们是楷模而不是历史的行动者。伟人产生于大众并为环境所驱使;
而妇女大众却处在历史的边缘,环境对于每个女人都是障碍而不是跳板。要改变世界面
貌,首先必须牢牢地固定于世界之上;但牢牢固定于社会的女人却是受社会支配的人;
除非其行动为神圣权威所指示(这时她们会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有能力),否则有抱负
的女人和女英雄就会变成怪物。只有到女人在地球上开始感觉自如时,罗莎·卢森堡和
居里夫人式的人物才会出现。她们雄辩地证明,并非是女人的劣等性造成了她们在历史
上的无足轻重地位,倒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地位造成了她们注定是劣等的人
这一事实在女人自我表现得十分顺利的领域——即文化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她
们的命运同艺术。书信文学的命运紧密相联。在古日耳曼人当中,预言家和祭司的职责
已经适合于女人。由于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这一位置,当男人努力通过文化超出他们的
宇宙范围、接近尚不为他们所知的事物时,他们便会转向她。宫廷的神秘主义、人性论
者的好奇、盛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情趣、厂世纪的矫揉造作、18世纪的进步
理想主义——这一切都以不同形式引起了对女性的褒奖。女人因此成为诗的启明星,艺
术创作的主题。她是闲暇的,所以她有可能献身于精神乐趣:作为作家的灵感、评论者
和读者,她是他的对手。正是她便感伤的模式、滋润男性心田的伦理流行了起来,所以
她干预了自己的命运一…一妇女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胜利。可是,不论知识妇
女的这种集体作用可能有多么重要,她们的个人贡献一般价值不大。正因为女人未采取
行动,她在思想艺术领域才有特权地位。但思想和艺术有自己的活力,对于追求再创造
的人来说,处在世界边线不是一个有利的位置:问题仍然是,要超出既定范围,必须首
先深植于其内。在集体处于劣等处境的人类类别当中,个人成就几乎不可能出现。玛丽
·巴什基尔切夫则如想知道:“当一个人仍处在边缘时,你能够让他到哪里去呢?”司
汤达说:“生而为女人的所有天才为公益所湮没。”实际上,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天才:
天才是变成的。而女性处境至今使这种演变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反女权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据:(1)女人从未创造过伟大的事
业;(2)女人的处境从未阻碍过伟大女人的成长。这两个命题中存在着虚假:极少数
特权者的成功无法平衡或用来辩解集体水平的普遍低下,而且这些成功是罕见的、有限
的,恰恰证明环境对其是不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普兰·德·拉·巴雷、
孔多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司汤达所坚持认为的,在任何一个领域,女人实际上
从未有过机会。这就是今天相当多的女人要求有新的地位的原因;她们所要求的仍不是
褒奖自己的女性气质:和一般人一样,她们本身的超越性也可以胜过内在性;她们希望
最终能够有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并且随之而来的自由不是一种愚弄。
这个愿望正在实现。但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期。这个世界,过去始终属于男
人,现在仍归他们掌握。父权文明的制度与价值大部分依然存在。抽象权利远非在各地
都彻底给予了女人:在瑞士,她们尚未参加选举;在法国,1942年的法律仍在某种程度
上维护着丈夫的特权。抽象的权利,如我刚才说的,不可能保证女人对世界的明确控制:
即使在今天,男女的真正平等也不存在。
首先,女人的婚姻负担肯定比男人重。我们已注意到,由于采用节育——公开的或
秘密的——母性奴役已在减弱。但这一做法既未推广到各地,也未经常采用。堕胎仍被
正式禁止,许多女人或冒有损于健康的危险,极力在堕胎时不受监督,或发现自己已被
多次怀孕所摧垮。和持家一样,照料孩子也仍由女人专门承担。特别是在法国,反女权
的传统非常顽固,男人会认为帮女人干活儿有失体面。因而女人要把家庭和她的工作角
色协调起来,比男人这样做时还难。每当社会要求作出这种努力,她的生活就会比丈夫
更为艰难。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例如农妇的命运吧!在法国,她们占参加生产劳动的女人的大多
数,一般都已经结婚。各地有不同的习俗:诺曼底(Noman)农妇主管膳食;科西嘉女
人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但她们在各地都在家庭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担着男
人的职责,分享着他的利益与财产。她受到尊重,常进行有效的控制——她的处境令人
想起古代农业公社中的女人处境。与丈夫相比,她常更有道德尊严,但她过的生活实际
上更为艰辛。她单独料理庭园、猪羊圈等,还参与清扫牲口圈、种地、犁地、除草及晒
干草等艰苦劳动;她要去铲地、收庄稼、摘葡萄,有时也帮助卸下车上的干草、木柴等。
她要做饭、持家,要做洗洗唰唰、缝缝补补之类的活儿,还承担着料理孩子的沉重母性
负担。她破晓而起,喂鸡喂鸭,喂其他小家畜,给男人准备早饭,到地里、林子或庭园
去干活。她打水,做第二顿饭,洗碟子,到地里干活,直到做晚饭时。此后,她缝缝补
补、打扫房间、脱谷等,度过傍晚的时光。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即使在怀孕时;她
很快就畸形了,她未老先衰,筋疲力竭,备受疾病的折磨。她绝无男人时常进行的社交
生活所享有的那种补偿:他在星期天或集市日进城和别的男人会面,在咖啡馆喝酒、打
扑克,出去打猎、钓鱼。她则呆在农村家里,不懂得何谓闲暇。只有富家的农妇——她
们有仆人,或者可以木下地干活——才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们在社会上受到尊重,
在家里行使许多权力,未被劳动所摧垮。但总的来看,农村劳动把女人置于牲口的地位。
女商人和小企业的女雇主,一直是特权者中的一员。中世纪以后,她们是唯一被法
典承认有公民权利和权力的女人。女杂货商、奶品商、地产主及烟草商的地位和男人相
等。若是老处女或寡妇,则可以自己开个合法商行;若结婚,则和丈夫一样有独立地位。
幸运的是,她们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工作,而且工作通常不太需要聚精会神。
对于女工或女雇员、秘书、推销员来说,情况则完全不是如此。她们全都在家外面
工作。要她们把职业同家庭负担结合起来,则困难得多:每天做家务的时间至少要有3
个半小时,星期天则需要6个小时——这大大追加了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至于
需要学问的职业,即便是女律师、医生和教授在家务上可以得到某些帮助,家庭和孩子
对她也还是一个很不利的负担。在美国,家务劳动被精巧的小装置搞得简单化了,但要
求职业妇女有漂亮的外貌,这把另一种负担强加给了她,而她仍要为家庭和孩子尽责。
而且,以工作来追求独立的女人,和男人相比,其前景并不那么有利。在多数岗位
她的工资比男人低。她从事的工作不那么专业化,所以不像熟练劳动者的工作那样有优
厚的报酬。而且她同工不同酬。由于在男性世界是个新手,她成功的机会比他们少。男
人和女人都讨厌听命于女人,对男人总是更表示信任。做一个女人,即便不是一种缺憾,
也至少是一件怪事。一个女人要“成功”,就必须得到男性的支持,这是有道理的。男
人无疑有着最有利的位置,担任着最重要的职务。有必要强调这一事实:从经济角度上
讲,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两个等级。
制约女人实际地位的一个事实是,顽固存在的悠久传统进入了刚源俄出现的新文明。
这一点为轻率的观察者所误解,他们认为女人对呈现在她面前的前景不胜任,或者,仍
然认为这种前景中只有危险的诱惑。实际情况是,她的处境失去了平衡,因而她很难让
自己适应它。虽然我们向女人开放了工厂、办公室和大学院系,但我们仍认为婚姻对于
她是一种非常体面的职业,她可以因此不需要参加任何其他的集体生活。和在原始文明
中一样,爱情行为在她那一方是一种服务,她有权多少有点直接地为此索取报酬。除了
苏联,各国都允许现代女人将她的身体当做剥削的资本。卖淫被默许,淫荡受到鼓励。
已婚女人有权设法让丈夫赡养自己,此外还有权要求赋予她比老处女高得多的社会尊严。
社会习俗完全不承认老处女有与独身男人对等的性潜能,尤其实际上不准许她怀孕,未
婚母亲仍是丑闻的对象。的确,灰姑娘童话怎么能不完整地保持其效力呢?一切都仍在
鼓励着少女期望从某个迷人王子那里得到幸运与幸福,而不是鼓励她努力靠自己去赢得,
尽管这种赢得是艰巨的、莫测的。多亏有了他,她才特别有希望能够升到高于她自己等
级的等级,进入以她用平生的劳动也不可能换取的奇迹般境地。但这种希望也是一种邪
恶,因为它把她的力量和她的利益分开了。这种分裂也许是女人的最大障碍。父母培养
女儿的目的依旧是为了结婚,而不是为了促进她的人格发展。女人认为结婚有许多好处,
以至地本人也希望能够结婚。结果,她受的专门训练往往较少,基础不如她的兄弟牢固,
她对于自己职业的专注也不是那么强烈。于是她注定要留在低级的职业上,注定是劣等
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职业上的劣等性又增强了她想找一个丈夫的欲望。
各种利益都有其不利一面的某种负担,但如果这种负担太重,利益就似乎与奴役无
异。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在今日是一种无益的苦役。而对于女人,这并没有由
于她明确赢得了社会尊严、行动自由或经济独立而抵消。许多女工和女雇员在工作权利
中只看到负担,认为婚姻将使她们摆脱这种负担,这是很自然的。可是,由于女人已具
备自我意识,由于她通过工作也可以摆脱婚姻的束缚,她不再驯服地接受在家中的受支
配地位。她会希望,把家庭生活与工作协调起来,不至于让她感到筋疲力尽。即便在这
种情况下,只要存在着经济不平等,只要女人把自己卖给某个人,而这个人又有大家所
公认的特权,那么,一旦出现方便的诱惑,她选择独立道路就要付出较男人更大的精神
努力。她未充分认识到,诱惑也是一种障碍。欺骗与诱惑相伴,在婚姻抽彩奖中,几千
个人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人中奖。现时代是在吸引甚至强迫女人去工作,但它又在她们
眼前闪现出懒惰与快乐的天堂:它拔高了中奖者的形象,使其远远高于仍在人间受束缚
男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他们的社会效益,婚姻的威望,以及男性后盾的价
值,这一切都让女人热衷取悦于男人。对于绝大部分女人来说,她们仍处在受支配地位。
由此可见,女人在看待自己和作出选择时,不是根据她的真实本性,而是根据男人对她
的规定。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去继续描述男人所梦想的女人,因为她在男人心目中仿佛
是怎样的,对于她的现实处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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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
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一向握有全部的具体权力。早在父权社会伊始,他们就意识
到,最好是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制定法典来对付她,于是她被规定为他老。这种
安排符合男性的经济利益,也和他们的本体论的道德主张一致。只要主体想坚持自己的
权利,他者——她限制并否定他——对他就仍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他所不是的、有别
于他自身的那个现实,才能实现他自己。这就是男人的生活永远不丰富与平静的原因。
它是欠缺,是活动,也是斗争。人与大自然的冲突在他面前展开,他对大自然有某种支
配力,他努力按自己的愿望去塑造它。但大自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它要么只是一个全
无人格的对立面,是一种障碍,始终是个陌生物;要么被动地服从人的意志,允许同化,
于是他只有通过消耗它,即通过破坏它,才可以占有它。他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单独的。
他捏一块石头时是单独的,吞食一个果实时也是单独的。不会有地者存在,除非这个他
者也是在自身中共为自身存在:这就是说,真正的相异性——他性——是这样一种意识
的相异性:它既分离于自我意识,又大体上认同于自我意识。
正是其他男人的生存把每个男人从他的内在性中猛拖出来,使他能够实现他存在的
真实性,并通过超越,通过逃往某个目标,通过进取实现他自己。但这种不属于我的自
由,在保障我的自由时,也与其相冲突。由于存在着人的不幸意识之悲剧,每一个分离
的有意识的人,都渴望将自己单独树为主权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想把他者贬为奴隶,以
实现他自己。而奴隶,尽管劳动和恐惧,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自己是主要者;而且,
由于辩证的颠倒,主人反而成为次要者。若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
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那么超越这种冲突便会成为可能。但友谊和慷慨——实
际上它们只允许对自由人作出这样的承认——并非是唾手可得的美德;它们无疑是男人
的最高成就,通过这一成就,他也许能在他的真实本性中被发现。但这种真实本性是一
种不断开始、不断取消的斗争的本性;它要男人每时每刻都去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我
们不妨换个方式说,如果放弃了纯粹存在(mere being),因而承担起一个生存者的职
责,男人便会得到一种真正的道德态度;通过这一转变,他也放弃了一切占有,因为占
有是追求纯粹存在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借以取得真正智慧的这种转变从未完成过,它
必然要永远不停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种永恒的紧张。所以,由于男人全然不能孤立地
实现他自己,他在与伙伴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生活是一项艰巨的事业,
成败未卜。
但是,他并不喜欢困难,他害怕危险。他矛盾地既渴望着生活又渴望着安宁;既渴
望着生存又渴望着存在。他完全懂得,“精神烦恼”是发展的代价,他同目标的距离是
他趋近于自己的代价。然而他又在梦想不安宁中的安宁,梦想令人费解的但又仍被赋予
意识的充实。这一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男人想得到的,在自然、陌生者与和他如
同一人的同类之间的中介。她反对他的方式,既不是自然那种有敌意的沉默,也不是对
相互关系的苛求。虽然她因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而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在肉体上占
有她看来也是可能的。多亏了她,才有一种逃避主奴间无情辩证关系的方法,这一关系
源于自由人之间的相互性。
我们已经看到,最初不存在自由女人受男性奴役的现象,甚至也不存在基于性别的
等级。把女人只看成奴隶是错误的;的确,在奴隶当中有女人,但自由女人——有宗教
和社会尊严的女人——也始终是存在的。她们承认男人有主权,而男人未感到有造反的
威胁,未感到可能反过来将他也变成一个客体。于是,女人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
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对女人来说无相互性可言。这种信条对男性十分可
贵,为每一种创世神话所表达。其中创世说通过基督教,一直在西方文明保持着活力。
夏娃不是和那个男人同时创造的。造出她时既不是用别的物质,也不是用造亚当时用的
泥土:她取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连她的出世也不是独立的,上帝不是一时冲动为了她
自己造出了她,而是为了直接受她的崇拜并以此作为回报造出了她。她被上帝派到男人
那里;上帝把她踢给亚当是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配偶那
里。她是他的补充,和次要者相似。于是她以有特权的猎物面目出现。她是被抬举为有
透明意识的自然;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秉性顺从。因而男人常寄予文人以奇特的希
望:他希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人,以把自己实现为人,但同时通过这个自由人的驯服,
又可以证实他的自由感。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女人存在。“感
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
男人一再以天真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的出现是个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
女人的出现则是个完全仍然的一一旦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件。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
也是对存在(being)的一种充实,这种充实与男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生存形成鲜明对
比。他者,由于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被看成自在,因而被看成是一种存在(bet吧)。
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程中,
达到自我实现。
然而,对男人来说,女人不是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并不总是同等
重要,也存在着她被其他偶像搞得黯然失色的历史阶段。当城邦或国家吞没公民时,公
民不可能再去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由于献身于国家,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在其他希腊女
人之上。但实际上,她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不论他是拿
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狂热崇拜。在军事独裁时期,在权权
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特权客体。可以理解,在公民对生活意义并非深信不疑的富裕
国家,女人应当被神化,美国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人人平等,
它现在和将来都不允许任何类别的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社会当
中,未给他者留下任何位置。然而,男人极少完全符合他们所选定的好战的和守纪律的
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些个人,女人在他们心目中保持着特殊价值。我看过德
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仍朴实地坚持处女纯洁这一根深蒂固的
传统。共产主义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Amp)和意大利的维多里尼(Vittorini),在
他们的作品中都把女人摆到首位,不论是情妇还是母亲。也许女人神话有一天会消声匿
迹,女人越坚持自己是人,他者的不可思议特性就越会从她们身上消失。但今天它仍存
在于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
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
己树为主体,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
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拜的众神。为了
提高他们自己,男人塑造了伟大的男性形象:赫丘力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帕西发尔(Pareifal)。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女人只扮演次要角色。无疑,在男人与
女人的关系中,也会碰到他的传统形象:父亲,诱奸者,丈夫,嫉妒的情夫,好儿子,
任性的儿子。但这些形象全是男人树立的,而且它们缺乏神话的尊严,简直是迂腐的。
女人则完全由她同男人的关系来限定。两种类别(男性与女性)的不对称性表现在性神
话的单向形式中。我们有时用“性”来称呼女人;她是肉体,是他的快乐与危险。男人
对于女人也是肉体,不过这一事实从未宣布过,因为无人宣布。和世界本身一样,代表
世界也是男人的工作。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去描绘它,并将这种观点混同于绝对真理。
描述一种神话总是困难的,对它不可能加以把握成全面认识。它萦回脑际,无固定
形式。神话是如此多样,如此矛盾,以至从一开始就看不出它有统一之处:大利技
(Delilah)和朱迪丝,阿斯帕西妞和卢克丽霞,潘多拉利雅典娜(Athena)(2)──
一女人是夏娃又是圣母玛丽亚。她是偶像,仆人,生命之源,黑暗的力量;她是庄严沉
默的真理,她是要手腕者、饶舌者和谬误;她是治疗者和巫师;她是男人的猎物,他的
毁灭者;她是他所不能成为的而又渴望的一切,是他的否定和他的存在理由。
克尔消郭尔(h办船用d)在他的性命之途诸阶段卿说:“做女人是一件十分奇怪、
十分令人困惑、十分复杂的事情,以至无一个单独属性能近乎表现做女人是怎么回事;
而人们喜欢用的那些复合属性又是如此矛盾,以至只有女人才能容忍做一个女人。”之
所以如此,不是因为积极地将女人看成她自以为所是的那种形象,而是因为消极地将她
看成男人以为她所是的那种形象。即便女人不是唯一的他者,她实际上也还是一直被规
定为他者。而她的含糊性正是他者这一概念的含糊性:就人的处境被规定为它与他者的
关系而言,它也是人的处境的含糊性。正如我已说过的,他者是恶;但由于为善所必需,
它也是善。通过它,“我”达到整体;但它也使“我’与整体相分离。它是通往无限的
途径,也是衡量“我”的有限本性的尺度。这便是女人未能体现任何稳定概念的原因。
通过她,从希望到挫折、从恨到爱、从善到恶、从恶到善的转变在不断地进行着。不论
我们可能从哪一方面来考察她,首先碰到的都是这种矛盾。
男人在女人身上所寻求的他者,既是大自然也是他的同类。但我们知道男人心里对
大自然有怎样一种矛盾的情感。他剥削它,但它挤榨他;他生于它,却又死于它;它是
他的存在(haing)之源,也是他按自己意志所征服的王国;大自然是用粗物制成的、
关押灵魂的血管,也是至高的现实;它是偶然性,也是理念;是有限,也是整体;它是
违反精神的,也是精神本身。它时而是盟友时而是敌人,仿佛是涌出生命的黑暗沼泽,
仿佛是生命本身,仿佛是生命迈向的遥远之处。女人把自然概括为母亲,概括为妻子和
理念;这些形式有时是相混的,有时是冲突的,它们每一种都有双重面孔。
男人深深植根于大自然,他和动植物一样是被产生的。他很清楚,他只有活着才能
够存在。但从父权制出现以后,生命在他心目中具有了双重特征:它是意识、意志和超
越,即是精神;它也是物质、被动性和内在性,即是肉体。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和
希波克拉底都宣称,在人世间犹如在奥林匹斯山,真正有创造力的是男性本原:由此产
生了形式、数量和运动;谷物的生长和增加得助于得墨忒耳,但谷物之起源及其真实性
则在于宙斯女人的生育力被认为只具有被动的性质。她是大地,而男人则是种子;她是
水,而他是火。创造往往被认为是水与火的结合;是温暖和潮湿引起了生命体。太阳是
大海的丈夫;太阳和火是男神;大海是母性符号组成的、大量存在的最一般概念之一。
水被动地接受炽热放射物的授精作用;草地被农夫犁开以后,也是这样被动地在犁沟里
接受种子。但它起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抚育着生命的幼芽,保护它,供给它生长用
的物质。这就是男人甚至在把大母神废黜以后,仍崇拜生育女神的原因。他因他的收成,
他的牛群,他的全部财产,而感激赛比利,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归因于她。他对于水的
歌颂不亚于对于火。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二部里欢呼:“光荣属于大海!光荣属于环
绕圣火的波涛!光荣属于波涛!光荣属于火!光荣属于那奇怪的冒险。”男人也崇拜大
地,如布莱克(Blake)所称谓的“主妇般安详的泥土”。一位印度先知劝告他的门徒
不要掘地,因为“在耕作时对我们大家的母亲的任何伤害,任何切割或断裂都是一种罪
孽……难道我可以手持利刃,刺入我母亲的胸膛?…难道我可以在她身上乱劈乱砍,使
她粉身碎骨…我怎敢剪掉我母亲的头发?”在印度中部,拜迪亚人(the Baidys)也认
为,“犁开他们地母的胸膛”是一种罪孽。相反,埃斯库罗斯在谈到俄狄浦斯
(Oediplls)时却说,他“敢在将他形成的神圣犁沟里播种”。索福克勒斯
(Sophboles)谈及过“父亲般的犁沟”和“只在播种时采访一次的犁地者,茫茫田野
的主人”。在一首埃及诗歌中,被爱者宣称:“我就是大地!”伊斯兰经文里也把女人
称为“田野…葡萄园”。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Fwris of Assist)在他的一首赞
美诗中提到:“大地,你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母亲;作用盛开的花朵,茵茵的青草守
护着我们,照料着我们,结出各种各样的果实。”米什莱在阿克基泥浴时高喊:“亲爱
的万物之母,我们是一体的!我来之于你,归之于你!…”在渴望生命战胜精神的活力
论浪漫主义全盛时期,情况也是如此。土地和女人的不可思议的繁殖力,在当时似乎比
男人的人为作用更加令人惊叹;于是男人梦想重新完全置身于母性的庇护之下,以能再
度发现他存在(being)的真正根源。母亲是深植于宇宙的、能够汲取其精髓的根茎;
她是涌出生命之水的泉源,而这水也是滋补的乳汁,是温暖的春天,是用上和水和成的
泥,它富有健身效力入
仅是男人也常常反抗他的肉体状态,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陨落的神:从光明有序的上
苍,落入他母亲的混沌黑暗的子宫,这是他的祸根。那火,那他想用以孤芳自赏的纯粹
主动的升腾,被女人埋在泥土里。他本来应当是必然的,本来应当和纯粹理念一样,和
此者、全体、绝对精神一样。然而他却发现自已被关在能力有限的身体里,被关在他不
能选择的时空里;于是他是多余的,无用的,拖泥带水的,可笑的。整个肉体的偶然性,
就是他自己的偶然性,他在被遗弃中一,在无法辩解的无用中倍受折磨。她也使他注定
要死去。在子宫(它如坟墓一般隐秘封闭)里形成的颤动胶质体,再清楚不过地会招致
腐尸,令他不寒而栗。不论生命在何处这样创造出来,其生长和发酵都是令人厌恶的,
因为它仅仅形成于破坏之中。从粘性胚胎所开始的循环,在死亡的腐败中得以完成。由
于对无用和死亡感到恐惧,男人也对自己的被产生惊恐万状。他情愿否认自己与动物界
有关,杀气腾腾的大自然通过他出生这一事实控制了他。
在原始人当中,分娩被极其严格的禁忌所笼罩。尤其是要把胎盘小心翼翼地烧掉或
扔进大海,因为不论是谁占有它都会掌握新生儿的命运。胎儿赖以生长的那种膜状体,
是胎儿依附的标志;它一旦毁掉,个体就能够从活体粘状物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自主
的人。分娩的不洁被归咎于母亲。利本记及一切古代圣典都强迫女人分娩后行法身利。
在许多农村,洗礼仪式(产后感恩)延续了这一传统。我们知道,小孩子、少女和男人
在看到孕妇隆起的腹部和胸部时,都情不自禁地感到尴尬,这种尴尬常以嘲笑为掩饰。
在博物馆,好奇的目光以一种病态的兴趣,紧紧盯住蜡制的胎儿和浸泡着的胎儿,这种
兴趣和他们看到荒坟时是一样的。尽管社会洒下了尊重,怀孕功能也还是引起天生的反
感。如果小男孩幼年时在感觉上依恋母亲的肉体,那么当他长大,变得社会化并注意低
的个体存在时,这个肉体则会让他感到恐惧。.他将抹煞它的存在,认为他母亲只是一
个精神上的人。如果他急于相信她的纯洁和忠实,那不是因为情爱的嫉妒,而是因为他
不愿意把她渗成一个肉体。如果青少年和同伴散步时偶尔遇见他的母亲,他的姐妹,他
的任何女性亲属,那么他也会感到尴尬和羞愧:因为她们的出现,让他回到了他想摆脱
的内在性三国,暴露了他想挣脱的根基。小男孩在母亲吻他和哄骗他时表现出的愤怒,
也有这种含义;他不承认自己和家庭、母亲、母亲的胸部有关系。他很想如雅典挪那样
充分发育、全部武装和刀枪不入地跃入世界。曾被怀在腹中和后来生为婴儿,是威胁他
命运的祸根,是站派地存在的不洁,也是对他死亡的预告。对生的迷信始终和对死的迷
信相联系。地母神吞食了自己孩子的尸骨。她们是编织人类命运的女人——帕耳开和摩
伊赖。但也是她们割断了这些线。最流行的说法是,死神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哀悼死者,
是因为死亡是她们的成果。
所以女人一母亲之神有一到黑暗的面孔:她是空灵,万物从那里来,又总有一天要
回到那里去;她是虚无。在这漫漫的长夜里,白昼揭示出的世界多重面目被泥在了一起;
这是被物质所民限的一般性与浑浊性的精神之长夜,沉睡与虚无之长夜。这是大海深处
之长夜:女人就是那昔日令航海者胆战心惊的阴暗的海妖;这是地球内部之长夜。男人
害怕这长夜,因为它是生育力的另一面,使他面临被吞没的威胁。他向往天空,向往阳
光,向往明媚的顶峰,向往蓝天那纯粹的清冷。而他脚下却是潮湿、温暖、阴暗,想把
他拖下去的深渊。在许多传说我们的确看到,当主人公重新落入母性黑暗——洞穴、深
渊和地狱时,他便永远地消失了。
但是,这时矛盾又在起作用:如果生与死永远相联,那么死与生育力也始终有关。
令人憎恶的死似乎是一次新生,于是又受到赞美。死去的英雄每年春天被救活,如俄赛
里斯(OSiri s);他通过新生获得再生。荣格(Jmp)在《里比多的变态》一书中说,
男人的最大希望“是死亡的黑暗之海能够变成生命之海,死亡及其冰冷的拥抱能够变成
母亲般温暖的拥抱,像大洋那样,虽然吞没了太阳,却又在深处将它托出。”许多神话
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太阳神葬身于大洋,又令人困惑地出现。男人不但希望活着,
而且渴望安宁、长眠和虚无。他不希望自己能不朽,所以他可以学会热爱死亡。尼采写
道:“无机物就是母亲的胸膛,摆脱生命就是再度变为真实,就是达到完美。不论谁要
认识这个问题都应当懂得,重返无感觉的尘埃是一种快活。”乔史通过一位长生不死的
老者之口这样祈祷:“日日夜夜,我用我的棍故敲打着大地,我母亲的门槛,我喊道:
啊,亲爱的母亲,让我进来吧!
男人很愿意证实他的个体生存,骄傲地依靠他的“本质差别”,但他也希望能突破
自我的屏障,与水和夜,与虚无,与整体融为一体。女人把男人判为有限,但她也使他
可以超出自己的有限。所以她的魔力是模棱两可的。
在一切文明中,女人直到今天仍让男人感到恐怖:这是他对自己肉体的偶然性所感
到的恐怖,他从她身上看到了这种偶然性。青春期以前的小女孩没有威胁,她不为禁忌
所限,也无神圣的特质。在许多原始社会,她的性别仿佛是清白的:年幼时允许男女孩
子玩性游戏。但一到女人可以生殖时,她便是不洁的了,严格的禁忌包围了行经的女性。
利未记对隔离和洁身做了详细的规定,许多原始社会也有类似惯例。在母权社会,月经
魔力是矛盾的:月经可能扰乱社会活动,毁坏庄稼,但也可以用于媚药。甚至今天某些
印第安人还把一块在经血里浸泡过的织物放到船头上,防止河妖出现。但是父权时代以
后,则认为女性月经只有恶的魔力。普林尼说,行经的女人毁坏了庄稼,破坏了花园,
杀死了蜜蜂,等等;如果她碰葡萄酒,这酒就会变成醋;如果摸牛奶,牛奶就会变酸,
如此等等。英国古代有一位诗人在诗中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啊,流着经血的女人啊,你是恶魔,
世间万物都会与你隔开以免受害!
这种信念以巨大力量延续到近代。1878年,《英国医学杂志》公然宣称:“肉一经
行经女人触摸便会腐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并列举了个人观察的实例。本世纪初,
法国北部有条规定,不许“带来祸害的”女人进糠厂,否则糖就会变黑。这些观念在农
村一直很顽固。农村的厨师全都知道,若女人在旁边,蛋黄酱就会做不成。有些乡下人
认为,如果女人在旁边,苹果酒就不会发酵,另一些人则认为腊肉就会脆不成并变坏。
少数似是而非的报告,也许会给这种信念提供点证据。但是显然,从这一信念的重要性
和普遍性来看,它必定有一种迷信的神秘起源。这里的确有一种对血的反应,它比一般
更大然而同样是神圣的。但经血有其独特性,它代表女性本质。所以若被人滥用,它恐
怕会给女人本身带来伤害。列维.斯特劳斯说,在查戈人当中,女孩子受到警告,不要
让任何人发觉来月经的任何迹象;衣物必须藏好,等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凶兆。利本
记把月经比做淋病,而维尼(Vigny)则把不洁概念与疾病概念联系在一起,他写道:
“女人,病儿和十二倍的不洁”。
女人的月经周期奇怪地与月亮运行周期一致,于是月亮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反复
无常的。女人是那使行星和太阳正常运行的可怕机器的一部分,她是宇宙能的猎物,而
宇宙能在主宰着星辰与潮汐的命运,男人必须忍受它令人不安的辐射。但经血也应介于
生命和物质之间,尤其对有机物有影响:使奶制品变酸,肉类变坏,引起发酵和分解。
这不是由于它是血,而是由于它流自生殖器。人们并未认识到它的确切功能,但已认识
到它和生命繁殖有密切联系:古人不知道有卵巢存在,甚至把月经看做精子的补充。经
血的确末使女人不洁,宁可说它是她不洁的标志。女人生育力在男人那里引起的恐怖,
通过经血表现出来。
不准和处在月经不洁中的女人发生各种性关系,是最严格的禁忌之一。在各种文化
中,冒犯者本人被认为在某个经期是不洁的,或者为了赎罪要过严格的苦行生活。人们
认为,男性的精力与活力可能会由于女性本原处于力量顶峰而被破坏。男人隐隐感到,
在他占有的女人身上看到母亲的可怕本质是令人厌恶的,他决意把女性的这两个方面分
开。于是普遍产生了禁止乱伦的法律,它表现为对异族通婚的规定或较为近代的形式。
这是男人在她特别热衷于自己的生殖角色时——月经期、孕期和哺乳期H向于避开她的
原因。恋母情绪(对它应重新加以解释)并不否认这种态度,反而含有这层意思。只要
女人代表世界的以及模糊的有机发育的隐隐根源,男人就会在她面前处于守势。
不过也正是借助于这个幌子,女人才使她的群体既能脱离宇宙和众神,又能继续与
其保持联系。今天她在贝都因人和易洛魁人那里仍然在保障着田地的肥沃。在古希腊,
她能听到地下的声音,听懂风和树的语言:她是皮提亚(h讪,女巫,女预言家;死者
和众神借她之口讲话。她至今仍保持着这种预言的魔力:她是神婆、看手相者、扑克算
命者和千里眼,她是有灵感的人;她能知道人们想说出的愿望,她能看到幽灵。当男人
感到需要重新置身于动植物生活,如安泰为恢复体力而触摸大地,他们就会求助于女人。
在希腊和罗马的理性主义文明中,对地狱的崇拜始终存在。这些崇拜与正式的宗教生活
一般相去甚远,如在埃莱夫西斯(Eleusis),最后甚至具有神秘仪式的形式:它们的
含义和崇拜太阳的含义相反。在对太阳的崇拜中,男人坚持自己的独立的、精神性的意
愿。但这两种崇拜也是互补的。男人试图通过狂喜来摆脱孤独:这是神秘仪式、酒神节
狂欢、酒神崇拜者的结果与目的。在一个重新被男性征服的世界上,是一位男神,狄俄
尼索斯(DIOnysis),篡夺了伊西塔的。阿斯塔尔忒的无节制和木可思议的权力;但她
们仍是围着他的偶像纵情狂欢的女人:疯狂的女人、酒神的女祭司和崇拜酒神的女人,
使男人处于神圣的醉态,处于祭神的疯狂激动。宗教娼妓也在扮演相似角色:这是一个
释放而又疏导生育魔力的问题。今日民间节目仍以纵欲为特征。女人在这里不仅是一个
给人以快感的客体,也是达到狂妄自大、放荡不羁状态的工具,而个体在这种状态中超
越了自我的界限。G·巴塔耶写道:“一个人在走火火魔的、悲剧性的、‘盲目惊叹’
的自我当中所深深占有的东西,除非在床上,不会在任何地方重新找到。”
在发泄性欲时,男人抱着他的爱人,想陶醉于她肉体的无限神秘之中。但我们已经
看到,另一方面,他的正常性欲倾向于割断母亲同妻子的联系。他对生命的神秘魔力感
到厌恶,而他自己的生命却是用大地的芳香可口的果实养育成的,这些果实给他带来了
快活。他希望把它们当成他自己的;他渴望维纳斯重现于大海。父权社会第一次把女人
揭示为妻子,因为最高创造者是男性。在做人类的母亲以前,夏娃是亚当的伙伴。她被
赐予男人,于是他可以占有她,使她受精,就像他拥有土地并使它肥沃那样。通过它,
他让整个自然成为他的王国。男人在性行为中所追求的,不只是一种主观的短暂快感,
他还希望征服、获取和占有。拥有女人就是去征服她。他插入她的体内,犹如犁头插入
犁沟。他甚至在占有并耕作土地时就占有了她;他劳动,他栽培,他播种:这些形象和
书写一样古老。从古到今可以举出数以千计的例子:“女人似田地,男人如种子”,摩
奴法典说。在安德烈·马松(Anthe Masson)的一幅画中,有个手拿铁铲的男人,在女
人阴户状的花园里挖地。女人是丈夫的猎物,为他所占有。
男性在恐惧与欲望之间,在担心受无法制约力量的支配与希望战胜这种力量之间犹
豫不决。这种犹豫十分明显地反映在处女神话当中。由于时而为男性所恐惧,时而为他
所渴望乃至需要,处女似乎是女性神秘的最完美形式。因而她既是它的十分令人不安的
表现,也是它的令人神迷的表现。男人是否要妻子在嫁给他时是处女,这要随他是否认
为自己能够征服这种合围力量而定。在女人大权在握的原始社会,支配着他的是恐惧,
让女人在新婚之夜以前失去处女贞操是适当的。马可·波罗在谈到藏人时说,“他们没
有一个人希望娶一个身为处女的姑娘为妻。”这种拒绝有时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男人不愿意要一个还不曾引起男性欲望的妻子。阿拉伯地理学家埃尔·贝克里(EI
Bedri)提到斯拉夫人时说,“若一个男人结婚时发现妻子是一个处女,就会对她说:
‘要是你有一点儿可取之处,男人就会向你求爱,你的处女贞操就会被人夺走。’于是
他把她赶出家门,将她遗弃。”甚至还据说,有些原始人只同已做了母亲从而证明有生
育力的女人结婚。
但是,这些广为流传的迫使处女失去贞操的习俗,它们所基于的真正动机,却是神
秘的。有些人想像,阴道里有一条蛇,它在处女膜刚破时会把丈夫咬住。有些人则把可
怕的魔力归咎于阴道里流出来的血,这血与经血有关,同样可以摧毁男人的生殖力。这
类想像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女性本原未经损害时更有力量,更具威胁性。
有些实例没有提出让处女失去贞操的问题。例如在马林诺夫斯基则所描述的特罗布
里恩群岛的岛民当中,女孩子根本就不是处女,因为从幼年就允许她们玩性游戏。在某
些文化中,母亲、姐姐或一些已婚女人有条不紊地破坏少女的贞操,于她的整个童年时
代都在扩大她的阴道口。另外,破坏处女贞操也可能在青春期进行,女人用木棍、骨头
或石头捅破处女膜,不过这只被视为是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在其他部落,女孩子在青春
期受到野蛮的启蒙:男人把她拖到村外,以强奸或物件夺取她的处女贞操。一种常见的
礼仪是,把处女赐予过路的陌生人——不论是认为陌生人对只威胁该部落男性的超自然
力满不在乎,还是认为何种魔鬼将在陌生人面前被释放出来。祭司,或医师、酋长、族
长,在新婚前一夜夺走新娘的处女贞操,更是司空见惯的。在马拉巴尔海岸,婆罗门教
徒就负有这种义务。听说他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没有快感,所以要求有很高的报酬。众
所周知,所有圣物对俗众都是有威胁的,但被奉为神圣的人都完全可以触摸它们。因而
可以理解,祭司和部落首领能够征服丈夫必须加以防范的邪恶力量。在罗马,这一习俗
残留下来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仪:让未婚妻坐在普里阿普斯(Naplls)石像的阴茎上;
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达到双重目的,即增强她的生育力和吸收她身上所携带的两种有魔力
的(因而也是邪恶的)液体。丈夫可以用一种不尽相同方式来保护自己:他自己去破坏
处女的贞操,但这要在礼仪中进行,以使他在日后关键时刻不受伤害。例如,他可以当
着全村人的面,用木棍或骨头来做这件事。在萨摩亚,他用裹着白布的手指捅破处女膜,
然后把这带血的布撕成碎片,分给在场的人。或者也可能允许丈夫以正常方式破坏妻子
的处女贞操,但3天内不能在她体内射精,这样生殖微生物便不会被处女膜破裂时流出
来的血所玷污。
由于得到重新评价(这一评价在宗教领域是经典的),在不那么原始的社会,阴道
里流出来的血成为一种吉祥的象征。在法国,有些村落仍保持着新婚后第二天早晨在亲
友面前展示有血迹的床单这一习俗。在父权社会,男人成为女人的主人,而野兽和未被
征服的自然力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对于可以将其驯服并且拥有它的人来说,也
就成为很有价值的特性。男人把野马的奔放激情,把电闪雷鸣,把飞流直下的瀑布所具
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变成了通往幸福的手段。所以他希望原封不动地占有女人的所有
财富。在少女必须保持贞操的强制性要求中,无疑有合理动机在起作用:和妻子的贞洁
一样,未婚妻的清白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如此,父亲以后才不会冒着把自己的财产留
给他人的孩子的风险。但是在男人把妻子看成他个人的财产时,对处女的要求还有更直
接的理由。首先,积极实现占有观念是永远不可能的;的确,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拥有任
何一个物或任何一个人,于是他便想以消极方式确立所有制。坚持某物归他所有的最可
靠方式,是阻止别人使用它。在男人看来,没有什么比从未属于过任何人的东西更值得
向往的了:所以征服仿佛是唯一的、绝对的事情。处女地永远令探险者人迷;由于想攀
登天人攀登过的顶峰,甚至由于仅仅想开辟一条向上攀登的新径,每年都有登山者丢掉
了性命。好奇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下到尚未查明的地下洞穴的深处。男人已使用的物
品成为一种工具,它被割断了与自然的联系,失去了十分深刻的性质:在奔腾不息的洪
流中,比在常见的泉水中有更大的希望。
处女的身体有一股僻远山泉般的清新,一副欲放蓓蕾般的娇容,一种太阳永远照不
到的珍珠般的光泽。洞穴、神殿、神秘的花园——男人如孩子一般都深深地迷信于那些
还不为人所知的。封闭的、幽暗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在等待着奉送:他应当单独去获
取、插入的地方,好像的确是他创造的。而且,所有欲望的追求目标之一,便是耗尽这
个被渴望的客体,这含有破坏的意味。和让处女膜完好无损的插入相比,男人破处女膜
时对女性身体的占有更为直接。他以破坏处女贞操这一必然行为,把那个身体毫不含糊
地变成了被动客体,证实了他对它的获取。这种观念清楚表现在骑士传说中。骑上艰难
地穿过丛生的荆棘,要去摘下一校至今尚未飘逸芳香的玫瑰;他不但找到了它,而且毁
了它的根;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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