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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于商战——读《盛世危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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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商思潮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崇尚“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念。在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里，人们习惯的经济生活方式是自给自足——自行生产、自行消费。人民以温饱知足，以安定为福。丰衣足食可谓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高要求，而达到这一要求的手段无外是勤力农事，奖励农业和减除一切浪费及奢侈。工商活动历来都被认为是占据生产人口，妨碍农业生产，促成浪费奢侈的无益行为，长期以来受到轻视甚至压抑。直到近代初期，这种思想观念及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仍没有动摇和改变。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1861年清政府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为处理外交事务而专门设置的。在当时的外交事务中，商务是最多也是最主要的。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客观上已使商务问题上升到重要国策的显赫地位。但是，一个素来轻商、抑商的国度，很难一下子在思想观念上重视商务问题。《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皇帝曾意图以全免关税为条件，来替换外国“公使驻京”的要求，这一事例很鲜明地反映出清政府对商务是何等无知和轻视，而对自己的政权威严是何等的看重。总之，办商务的目的不在于通商获利，而完全是政府外交上的一种制衡手段，其最终目的只在于维护统治，包括维护政治秩序及经济秩序等等。在这一时期，只有少数人开始渐渐认识到商务的重要性，并有志在中国真正倡导发展工商业。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晚清人士开始以新的视角认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王韬最早把商业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提出了“商富即国富”、“恃商为国本”的主张。他认为“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利，游手好闲之徒得以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者与？”也就是说通商有很多益处，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利，游手好闲之徒得以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这就是西方国家为什么恃商为国本的道理，他把商业提到了“国本”的地位。薛福成进而把“商”抬高到“握四民之纲”的主宰地位，他批评中国“士农工商”的传统职业等级序列：“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商人为中国四民之尾，而西方人则把商人作为创造财富的命脉，因为有商人，士人所学才有实用价值，农民和工人的劳动产品才会货畅其流。郑观应发挥了薛福成的观点，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就是说商务是国家的元气，通商可以疏畅其血脉，士无商则不能宏扬格致之学，农无商则不能推广种植之类，工无商则不能销售制造之物。因此他说，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啊！
晚清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著作论述中，已不同程度地提到或论及“重商”的问题。19世纪70年代，肯定商战、视商战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当推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他援引曾国藩的话说：“泰西各国，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通信，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故大学士曾国藩谓‘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诚为确论，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就是说西方学者认为商务的盛衰关乎国运，故君民通信，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古代侵略其他国家的，一定是先耗费钱财而后开疆辟土，而今则是既开疆辟土又生财，因此曾国藩说“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十分恰当，这确实是洋人借通商削弱他国的实情啊！薛福成也提出同样的观点，由耕战而论及工商业的激烈竞争：“昔商鞅论富强，以耕战为务，而西人谋富强，以工商为先。英人经营国事，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跟从效仿，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
薛福成指出，商业竞争已成为中外交往的大趋势，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等到天下情形改变之后，假设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而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长此下去没有不贫穷落后的道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也是形势发展的结果。他主张，中国对于商政，可共享的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予以扩大；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获。也就是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商业优势，积极开展中外贸易竞争，以扩大利权。
晚清思想家们还提出了很多主张，要求清政府实行保护商业的政策，比如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改革赋税制度，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等等。这些人大多或是处于洋务运动重要位置上的官员，或是身居通商口岸、接近商业竞争战场的督抚，或是经常与外商接触的知识分子。例如，长期在上海英国教会所办的“墨海书馆”中工作，而且游历过英、法、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王韬；长期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并出任清朝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留学法国、亦任李鸿章幕僚的马建忠；还有一些洋务买办，如郑观应等。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随着对外通商的日益发展，思想界人士开始积极思考发展对外贸易的作用及具体途径。“商战”二字最早由曾国藩于1862年提出，是与耕战相对来说的，包括商务和征战。他说：秦朝用商鞅以耕战立国，法令如毛，统治不能长久。今之西洋，以商战立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够长久的道理。“商战”经郑观应分析发挥，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和丰富内涵。郑观应将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分为三种：兵战、商战和传教，他认为经济侵略最危险。因为军事侵略容易被察觉，而商业侵略则十分隐蔽。他认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并说：英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也就是说商战最能体现国家的整体实力。西方国家进行商战，士、农、工协助商业，公使为商业而派遣，领事为商业而设立，兵船为商业而置备。国家不惜巨资，严加保护商务，不仅有益民生，且能为国家拓土开疆。以英国为例，英国起初与中国开战，就是为了通商。他们既然前来通商，我们也应当前往通商。郑观应一生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以拯救民族于危亡。为了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在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指出：国家富了，军队能不强大？假如我们既富且强，想邀请他们一战，他们一定胆怯害怕，讲信修睦，不敢轻于发难，这就是决胜于商战。
在郑观应的思想里，“商战”是对应于“兵战”而言的。兵战，指军事冲突，商战则指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商战重于兵战”或“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这是郑观应心目中“商战”地位的真实写照。为什么郑观应把商战置于这样重要的地位呢？因为他意识到：要真正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列强。他说：我国的商务一日不兴，则列强的贪谋也一日不辍。即使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列强谈笑而来，鼓舞而去，我们只能无可奈何！这是多么深刻的认识呀！所以郑氏把自强的基点恰当地放在发展工商业以进行“商战”之上。
“商战”怎样才能取得成功呢？著名的郑观应研究专家夏东元指出，郑观应有一整套“胜算”的办法。
第一，从根本上来说在于能否制造出成本低廉的工艺品来，即他所说尤其必须“视工艺之巧拙”。
要进行商战，必须有大量丰富而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市场与外国资本主义竞争，而这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做后盾。因此郑观应指出：“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已利以资彼用而已。是宜设商务局以考物业，复开赛珍会以求精进。”这里他已经认识到商务的盛衰，不仅与物产多寡有关，尤其与工艺巧拙相联系，以工助商，则拙者可变巧，粗者可变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这样就可借用他国的物产来渔利。若有商无工，即使国家物产再丰富，也只能为别的国家借用罢了。因此，应设商务局以考查物业，再开“赛珍会”以求精进。他认为，要和强国进行商战，就要有强大的工业做后盾，即所谓“有工以翼商”。商战必须要有丰富而又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只有发展近代工业才能做到，否则商战只能是一句空话。要使商品能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先进机器技术的使用。郑观应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很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他在70年代即认识到，用机器生产，所出物品越来越多，而售价越来越贱，销路愈畅，贩运愈广。他对中国不讲求机器技术的落后状况颇为不满：由于不讲求先进机器技术，致使制造不如外洋精，价值不如外洋廉，以致不敌洋产，损失越来越严重，因此必须在生产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单纯在生产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否就能在商战中稳操胜算呢？郑观应凭着多年的经验，认为必须不断降低生产管理费用和流通过程中附加于商品的费用，才能使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保持低廉的价格，才能在商战中取胜。于是他又提出一系列降低商品价格以加强竞争能力的意见。
第二，完全按照“商贾之道”管理企业。
郑氏对于“官督”或官办的衙门办企业式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批评说：“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意即官员所派的人，位尊而权重，可以专权擅行，从而出现滥行“荐人越俎代谋”等种种腐败现象，于是提议各种实业企业一律准民间开设，全以商贾之道运作，绝不能受所谓的官场体统制约。所谓“商贾之道”，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剥削剩余价值和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企业经营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会尽可能从原料购买到生产、流通过程中减少费用，同时尽可能加速资本周转速度。这只有把办企业“视为身心性命之图”的商人才能较好办到，而商务由官专办的很少赢利。这是经验之谈，有很多可取之处。
第三，郑观应主张发展轮船、铁路、电报等以降低流通费用，铸造简便的通货和创办银行，以促使交换发展和加速资本周转。
铸造一定分量的主币、辅币，除便于交换之外，还可以堵塞外币输入并从铸币中盈利。至于银行，利润就更广了，既可代筹企业资金，又可在银根短绌情况下依靠本行汇票来流通，以资挹注，这样就可避免洋人乘中国商务资金不足时进行掣肘，等等，可为解决商品流通和生产中资本短缺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商战的根本在于人才，不仅仅需要商业人才，而且士、农、工等各行各业都应当为“商战”尽力。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强调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意思是说，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商业必败，而士、农、工俱败，又怎能富强？商业互通有无，平抑物价，补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为表里。商贾拥有财富，在四民之中占据领先地位。进行商战，必须根本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和士、农、工、商等级结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为此，郑观应特别抨击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固守传统观念，己成为工商业发展即进行“商战”的重大障碍。他指出，中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可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总以为工商是为了谋利，不屑与之为伍。那些不贪利的人，遇事必加遏抑；惟利是图的人，定会借机压榨。结果，只见抑商之虐政，不见护商之良法。这样，商务又怎能兴盛？商战，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现代商务人才，即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他们能按照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郑观应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其原因就在缺乏讲求商务的人，对此官商都有责任。官不仅不能护商，反而病商，对商人的赢利总是企图夺占。至于商人则是愚蠢者居多，有智慧的较少；虚浮者多，而务实者少；另外，一盘散沙的多，而能精诚团结的少；因循守旧的多，而创新的少；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少；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少。这样一来，彼此疆分界明，厚己薄人，心不齐力不足，所以即使筹集了股份也是股本大亏，创建公司而公司很快倒闭。郑观应的观察是如此深刻，以致在一个世纪之后，他所揭示的这种弊病，我们还随处可见。
郑观应还指出，传统社会“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只是与“小农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的古代社会相适应的思想，而今的社会正处在“各国兼并，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工商”的局势。中国要富强，必须彻底改变“轻商”的错误思想观念，全面提高工商业者及相关行政管理者的素质。而且为了改变工商业者的地位，郑观应要求清政府应效法西方国家，在六部之外设立商部总理商务，亲近商民，倾听他们的意见，而不再把他们“目为市侩”。同时，“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篇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贫者可富，废者可兴。”同时，于各府、州、县设之商务公所，由工商业者自行选举商董，“毋恃官势，毋杂绅权”，由他们自己研究谋画，决定兴废，以使上下相通，官商合力，无利不兴，无害不除。这里，当然不乏理想主义，未免太乐观了一点，但是，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就必须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质的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必须建立近代企业制度，按照确定的通行规则行事，这一清醒的认识进一步说明，在郑观应这里，“商战”有着非常明确的近代意识。
第五，要广融资本，并且要在特定地域举办博览会和商品交易会。
关于资本，郑氏明确认识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发展实业必须有充裕的资金。资金哪儿来？他提出国内固然要想办法如设股份公司以集股金，设银行以将社会闲散财富集中起来，用于急需办的实业，但这些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于外力，吸引外资，以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
在“人才不可缺乏”、“股本贵充足”思想的指导下，郑观应提出振兴商务的办法莫过于“大开门户”办“万国商场”，以及类似中外合资性质的“华洋合办”思想。他指出“大开门户”，在边界地方创办类似特区性质的“万国公共商场”，这可以利用世界各国的资本在那里进行建设，例如海南岛就可以首先这样做。他给人写信说：“闻东三省西藏各省强邻时欲侵占，与其留为外人蚕食鲸吞，不若大开门户，凡与列强毗连之边境及琼、廉地方，均辟为万国公共商场，如有外人愿入我国籍者，准其杂居，招集公司开办各项实业，吸收外人财力，振兴我国农工，或藉彼合力以保疆土，免为外侵夺。”又指出：“何以云辟边界？我国现在贫弱，民生计拙。中土路矿，外人觊觎，各思侵占，不如将边界之地开作万国商场，任外人懋迁有无，我收其捐税，贫民亦可得其工资。凡西人所到之埠，无不大营宫室，广投资本，各国如均有产业自应公同保护矣。”东北三省、西藏各地的列强虎视眈眈，与其留作外人蚕食鲸吞，不若大开门户，凡与列强毗连的边境及琼、廉等地，均辟为万国公共商场，如有外国人愿入我国籍的，准其杂居，招集公司开办各项实业，吸收外人财力，振兴我国农工，国家收取捐税，人民可谋生计，这样，就可以借力保疆土，免为外人侵夺。“万国公共商场”地区遍布于中国四周边境，东南沿海所开商埠是不用说了，东三省、西藏等陆地沿边及不与任何国家“毗连”的“琼廉地方”被特别点明，这就是说所有边界地方均可以辟为“万国商场”。再者“万国商场”的作用和任务，就是要“吸收外人财力”，任外国资本家“招集公司开办各项实业”，或任外人经营“懋迁有无”的商业，这样，国家可以“收其捐税”以增加财政收入，贫民可增加就业机会以“得其工资”，公私两利，中外两利。开“万国商场”前提是为了防止“侵占”和“蚕食鲸吞”，其结局则是“藉彼合力以保疆土”或“公同保护”，综合这三者就能更快达到富强目的。因此，郑观应颇为自负地说：“就鄙见而论，策莫善于此”。“合力保疆土”未免陷于幻想，但是，就当时而言“策莫善于此”！在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缺乏人才等条件下，舍此绝不可能在较短时间赶上先进发达的国家。郑观应指出：要富强，必须发展商务。要发展商务，必须开博览会和商品交易会，且必从上海开始。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返，声闻不隔。所需资金靠集股招商，另酌提官款襄助。他清楚地认识到物品交易会对商务活动的推动作用，把博览会的价值提到了商务兴衰的高度，这是非常有见地的。郑观应是一个有着强烈“富强救国”爱国主义思想的实业家，这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因此，“大开门户”办“万国公共商场”绝无牺牲主权之嫌。郑氏似乎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特别强调“法权”操诸我手的问题。他写道：最重要的，就是重订新律，收回治外法权。可以暂时按照日本律例颁行，华洋一律，不许歧视。这样，外人均受治于我法权之下，就不再有其他的担忧了。可见郑观应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知道，要高速度发展经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富强国家，舍“大开门户”开辟“万国商场”别无他法，也即所谓“策莫善于此”。但外国人“受治于我法权之下”这一条做不到，那将有其他的麻烦。故强调外人在“法权”上应“受治于我”。另外，郑观应担心这种“大开门户”开辟“万国公共商场”的非常之举不为保守者们所理解而发生事端，他的这一担心，绝非杞人忧天。确实如此，在百年前的清末时期，提出“大开门户”办“万国商场”的设想已属大胆，要求人们认识这一设想的重要意义，更是难以想象。尽管郑观应想要通过“议伸演说”来“开导下愚”，可也是难以奏效的。由此更可看出郑观应眼光远大，由此也更加显示郑观应的胆识远出凡人之上。
同时郑观应也看到近邻日本的商务状况：日本商务事事以中国为前车之鉴，处处借西方列强为先导。西方国家创造艰难，日本学习起来轻而易举。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如此之应变，我国为什么不可以转而学习，舍短从长？以我国的地大物博，人多财广，凌驾其上不是犹如探囊取物吗？借鉴他国商务经验，尤其是近邻日本的经验，是很难能可贵的。
郑观应的商务论认为，在当时竞争激烈的时代，封建自然经济的农本观念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反而是国衰民贫之源。要在世界新潮中自立，必须树立以商为本的思想观念，因为欧美在国力上之所以比我们强大，就在于他们对商务的重视。尽管从现在看来，他的论述不免有粗浅和错陋之处，但在当时，对于一个向来缺乏工商传统和基础的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启动”，是具有很大推动意义的。■“决胜于商战”思想启示录
郑观应商务思想的影响
郑观应的主张“曲高和寡”，在半殖民地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条件下，在大批不懂西学而又拘泥不化者遍地皆是的情况下，是很难付诸实施的。但这不能说郑观应的主张不好，而是实施的条件不成熟。一旦条件成熟，其主张得以实行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必将有一个大飞跃。
《盛世危言》对戊戌维新有直接的影响。1895年，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明确提出了“以商立国”的观点，要求清政府施行“惠商”政策，设立商会、商学，办公司以振兴商务。年，谭嗣同也提到商战说：西方国家把“商战”作为国家的政策，之所以称为“战”，就是把商务作为战争，“以商为战”，这样可以“灭人之国于无形”，这正是继承并发展了《盛世危言》的思想。除了上述从理论角度阐释商业的重要性之外，一些洋务派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铭传等人也开始认识到发展商业的重要性，进而产生了重商思想。刘铭传认为，商战能够从容地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在批评当时旧官僚轻商观点时，指出要想自强必先致富，要想致富必先经商。张之洞也将商业的重要性和国势盛衰联系在一起，他在论述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时指出，边界条约和商务这两条，从外表上看是边界条约重要，实际上商务影响更为重要。1898年，张之洞还在《劝学篇》中还提出，农工商三者互为表里、互相联系，应以商务为主、工业为根，以工业为主体、商务为辅助，主张国内要翻译西方的商务法律、设立商会、建立公司，从而达到鼓励商业的目的。
孙中山的早年思想，也与《盛世危言》有密切关系。孙中山是郑观应的同乡后辈，据说他在香港雅丽士医校学习时就曾与郑观应通过信，“研讨改革时政意见”。光绪20年（1894年）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提出改良主义纲领，认为欧洲之所以富强的根本原因，不全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与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里的说法，几乎没有多大差别。
20世纪初，最为明显的变化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发出了重商的呼声。1901年1月，慈禧在变法上谕中令各大吏就“如何而国势始兴”各抒己见，清朝大吏纷纷提出自己振兴工商的变法主张，诸如“商务实富强之基”和“扩充工艺，开辟商场”等。清廷上谕也称，以通商辅助工业是古今治国的重要策略，由于我国有不重商的传统，把工商业视为枝叶，国计民生日益贫弱就是因为这项政策，所以非常有必要加以变通，注重商务。于是清政府严令各省将军督抚一律认真处理商务，力除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若有官吏对商人仍然多方为难，就要严查参办，决不姑息。
清政府重商的重大举措是1903年商部的成立，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促进、保护和奖励工商的国家机构。清政府将农工路矿诸政归并商部，有利于进行商战。出任商部尚书的载振曾赴欧美和日本考察过工商实业，是振兴工商的积极推动者，尚书左侍郎陈璧也热心实业与教育，右侍郎伍廷芳懂得法律，都是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吏；主持商部实际事务的一些人，如唐文治、王清穆等，对国内外工商业状况更加熟悉，有的还曾投资或经办近代工业，制定商律、劝办商会、宣布奖商保商等，这一些列政策的实施使受压制的民族资本有了一些发展，也推动了工商业的进步，重视工商业终于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商部成立之后，接着颁订了《公司法》（1903）和《破产法》（1906年），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商会，于是，保护工商业在中国逐渐合法化和合理化。日，清朝商部颁布《勋商章程》，规定按投资现代企业资金数额的多少，分别依次封子爵一、二、三等，男爵一、二、三等以及四、五、六等卿，三、四、五品衔等。中国历史上的爵位向来多封赐予有军功的人，而清代汉人封爵尤为不易，可见重商思想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
商战思想提出的近代意义
第一，“商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认识已经接近到本质的层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西方几乎没有什么认识，清朝统治者在执行闭关政策的过程中把自己关闭在天朝上国的圈子里，盲目自大，顽固保守，从来也不睁眼注视世界的变化，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一无所知，自认为除了大清以外其余都是蛮夷之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不予理睬。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李鸿章说，西方各国把商务作为立国富强的根基；薛福成说，西方各国，都以商务为富强的根本；尔后郑观应说，洋务之兴最要紧的就是商务；严复说，人民所最看重的事情里，除了性命之外，就属产业了。可以断言，自曾国藩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大多已经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背后追求的是直接的商业利益，这就基本看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
第二，商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大思路已经基本弄清。中国人如何能从落后挨打的被动状况中解脱出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诚如曾国藩等人所想，必须从一个以“耕战”为立国之本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商战”为立国之本的近现代工业社会，尽管要完成这一个伟大的历史课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同志设想2050年基本实现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距曾国藩提出商战概念大约200年左右。但是凭心而论，150年前在一个闭关自守、被动挨打的社会环境里，要理清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大思路实非易事，这一大思路的内容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战略重点、步骤和途径等。
向西方学习是开展商战的又一必要条件，尽管西方一直在欺侮中国，但要使自己能够和西方分庭抗礼，必须学会西方的全套本领。因此，比较好的办法是有限制有条件的对外开放，请“先生”上门来教“学生”，这些就是商战的前提条件。在曾国藩等人看来，“商战”的重点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即学造船炮以增强国防与经济力量）和商业。
第三，商战思想的提出，蕴含着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建设的期盼。冯桂芬、郑观应等人均主张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改良，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失败以后，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均把改革政治文化制度提到了首位。这与商战思想的理论，洋务的实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与成长，以及半推半就的对外开放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如果我们把林则徐、魏源和洪秀全、洪仁玕的思想看作是曾国藩商战思想的源，而把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的思想看做流，再联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一些主张，我们就能更深刻的认识商战思想的历史价值，也就能深深体味出我们今天坚持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
随着地位发生变异，冒险家的乐园也就演绎出无数以前没有的新故事与新风情。伊森·葛特曼的《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以亦庄亦谐的叙事方式，展示了众多冒险家的故事，尤其是关于外国商人们如何被“中国特色”同化的过程，更是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读来解颐之余，又不免感慨万千。比如，身为华夏文明之子的人会想：中国竟然堕落于斯！而外国人读后，除了吃惊之外，定然生出想亲身体验一番的愿望。遥远的中国，对于挟资而来的外国人，酒宴、美女以及各种对人类经商智慧形成挑战的商战新技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商战的当代回响与WTO背景下的中国商务
中国曾两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第一阶段是晚清以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上海曾有几十年黄金岁月，那黄金岁月就是上海成为“冒险家乐园”的时期，至今那段时期形成的文化已经化为上海人永恒的家园之梦。只是强弱有别，在晚清以后的近百年的“冒险家乐园”中，外国人是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权者，中国的官员们见了洋人需卑躬屈膝，恭敬有加，“官怕洋人”的说法就是指这种现象。而数十年过去，斗转星移，棋枰翻覆，“中国政府终于站起来了”。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再度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但是中国旧有的商务秩序还没有确立，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求融入世界秩序。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达成协议，意味着中国与美国从此正式结束双边谈判，意味着中国正式加入WTO指日可待。日，中国被批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经过艰苦和漫长的谈判历程，当WTO的大门终于向中国打开时，那确实又不仅仅是一个轻松的时刻。很多人预言，加入WTO对中国而言，长期来说利大于弊，短期来说却是弊大于利，例如农业会受到致命打击，汽车业更会面临灭顶之灾。
然而，几年过后的今天，现任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对中国履行承诺的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五年里，中国年均GDP增速接近10％；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中国的银行获得重生；中国的国有企业完成了史无前例的转变过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拥有自己的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机勃勃。可以说，即使最激进与最乐观的人都难以想像，如此巨大的变化不过发生在五年之间。
当然不能把所有的成就都简单归功于加入WTO以及由此而红红火火的中国商务，那么是什么使得WTO成为一剂良方？那就是WTO的基本原则，简要地说：一是非歧视；二是开放市场，消除贸易壁垒；三是公平竞争；四是开放性的市场导向发展。四条原则的根本点在于，经济全球一体化下基于公正有序规则上的开放与竞争。在对加入WTO的回顾与总结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其一，面向全球市场的开放使中国获得了极大收益，而开放所引发的改革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凡是受WTO规则约束的领域，改革的进展都令人鼓舞。其二，WTO对政府的约束是直接的，对行业和企业的约束是间接的。因此，受冲击最大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
在中国入世之前，我们认为改革和开放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国内的体制改革来推动对外开放，是内部自发自主的体制改革来促动各项对外开放工作的开展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同时在注重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必须对内搞活，为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似乎改革占据主导地位，开放处在被推动的位置。然后迫于国内改革深化的需要，必然涉及外贸、外资等商务问题，其中一些与涉外经济贸易相关的政策法规也是改革进行了几年，以后陆续出台并加以完善的，而且外贸的地位也逐步由以往的“调节余缺”、“可有可无”转向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企业也逐步成为我国外贸增长、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生力军。在对外层面上，由于不是WTO成员，不仅在海外出口市场上受到各种歧视性限制，而且在主要双边经贸关系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也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人家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就临时准备什么材料进行交涉解答；人家提出要开放哪个领域，规范哪个行业，我们就被迫进行紧急研究、商讨，制定应对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家执我们对外开放之牛耳，而我们却是零打碎敲，疲于应付。
当然，这也起到了以外促内、加速国内体制改革的某些作用，而且有些方面还为中国入世谈判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入世以后改革和开放的关系会发生很大变化，入世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迈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实现对外开放。不仅在工业、农业领域，而且在服务业领域也要进行大规模对外开放，其中还要涉及政策法规的调整、修改与完善，以及涉外行政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所以入世以后，我们的对外开放格局将出现五个方面的重大转折:一是由过去有限范围、局部领域的开放转向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二是由以往以试点、试验和特区为基础的开放转向WTO框架下整体推进的对外开放；三是由以往以计划控制和政府主导型的开放转向以市场经济和民间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四是由以往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生产制造为导向的合资、合作型的经济开放转向以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服务为导向的股权、产权并购型的多元对外开放；五是由以往单向的对外开放转向按世界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双向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格局出现这五个重大转折标志着中国由改革推动开放迈向了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阶段。
在由改革推动开放转向开放促改革的新阶段，必须正确对待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对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科学分析，不能失之偏颇，陷入误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和认识:
其一是要真正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开放和改革两者之间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目标，必须认识到改革特别是国内行政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是第一位的。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如果没有内部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和观念创新，要持续地实现促改革、促发展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改革就是开放，开放就是改革，不能简单机械地将两者割裂开来，这样会出现改革被动地等待开放压力的误导，似乎改革的任务己大功告成，好像改革能否深化完全取决于对外开放的行动和效果，这种认识对处在攻坚阶段的改革进程是极为有害的。
其二是必须认识到WTO不是万能的，WTO不是一个超国家、超政府的组织，不可能凌驾于任何成员的政府之上而发号施令。它既不是一个自行决策、自行制定规则的权力组织，也不是一个具有绝对法律强制力(只具有准司法效力)的“国际法院”。WTO就是一个通过成员议事、决策、谈判、折衷、协调以及尊重等手段来施加影响的国际组织。所以，能否让开放的举措和履行加入WTO承诺的实践化为推动国内改革深化的驱动力，并不在于WTO和开放本身，而在于国内改革进程是否有与之相配套、相呼应的具体步骤，在于改革的思想、观念和力量能否对开放事业的发展做出及时的反应和反馈，并与之并驾齐驭，否则两者之间出现的脱节越大，矛盾、阻力障碍就会越大。如果国内改革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步伐严重滞后于开放的速度，那么对外开放事业的政治、经济风险自然就会越高，其后果很可能是以牺牲开放速度来保全国内步履缓慢的体制改革，甚至会导致开放逆转。这对入世后迈向新阶段的对外开放格局的构建自然是有害的。
其三是关于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关系的争论不仅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而且也如影随形地陪伴了复关入世谈判的全过程。这种情况是不足为怪的，更不是只有我们关注开放和安全的关系问题。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和关税自主的地区政府都会关注开放和安全关系的平衡，决不会以牺牲商务经济安全来换取对外开放。开放不是目的，而是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维护商务安全的重要途径。安全只有在开放和发展中获得，封闭、落后就无从谈得上商务安全，就更谈不上国家安全了。没有开放的安全是来自封闭的假安全，没有发展的安全是自我陶醉的暂时安全。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冲破民族疆域的客观经济规律，是不以任何国家、政府和民族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内在的驱动力在于资本、价值和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所支撑的趋利规律使然。
基于以上粗线条的认识和分析，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开放和安全关系的平衡问题。
其一是要学会在开放中寻求商务经济安全，在扩大开放的实践中寻求安全防范机制的建立。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因噎废食。在扩大开放、参与国际经贸大循环的过程中进来几只苍蝇、蚊子，相对于人心凝聚的力量，发展的力量，开拓创业的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力量，其结果很可能是蚍蜉撼树。
其二是要树立在经济发展中寻求商务经济安全，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构建经济安全预防机制的观念，增强在涉外经济事务中的经济安全意识。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构建经济安全机制才是符合实际和有效的。以牺牲经济发展去追求绝对的万无一失的经济安全，这是极不可取的，也是事与愿违的。事实上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解决经济安全问题的能力自然会增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也是维护经济安全的根本。没有发展，没有创业，没有创新，丧失信心，缺少凝聚力，才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
其三是开放和安全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更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被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绩充分证明的。1987年世界银行针对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一次有关开放度和经济发展实绩之间关系的调查分析，其结论是坚定外向型经济的全面开放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香港等，其经济发展实绩最好；一般外向型，如巴西、以色列、马来西亚、泰国等，经济发展实绩比较好；一般内向型，如玻利维亚、肯尼亚、菲律宾、墨西哥、南斯拉夫等，经济发展实绩一般；坚定的内向型，如孟加拉、印度、土耳其、苏丹、智利、赞比亚、北朝鲜等，经济发展实绩最差。我们再从该项调研发布以来的十几年中以上有关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印度、土耳其、智利诸国从80年代末陆续由内向转到外向，其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又证明了开放和发展与安全的相互促进关系。
其四是从开放的实质内涵来看，我们目前主要集中在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关的竞争领域。实际上我国的开放度并没有一些统计数据所说的那样高，而且贸易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只是开放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并非是唯一的指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开放度，其意义还应包括经济管理制度、法律制度、外部经济环境、市场自由度、文化教育体制以及人文社会的软环境等等方面。如果把这些方面包括进去，我国的开放度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目前不过是处于起步、扩大阶段，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仅是在构建、推进之中。所以说，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讲，当前扩大开放，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还是当务之急。事实上，有些事关安全的问题，如政党建设、国防、外交、动植物和卫生检疫以及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非竞争领域，如粮、棉、油、糖、化肥、成品油、原油、烟草等8大类产品和某些自然垄断的基础能源领域，按照WTO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并未在入世谈判中提出对外开放的时间表。而且有些问题如政党建设、意识形态和税收体制(除关税以外)、国防工业和外交政策也不是WTO所管辖的内容，更何况我们有那么长的封闭历史，有着深厚的防外、惧外、怕外、排外、斥外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还有预防经济安全的天然屏障和遗留的制度体系，如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意识。另外，严格的条块分割体系尚未完全打破，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尚在转轨，国有经济依然庞大等。这些天然屏障和遗留的制度安排，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外开放进程，也对某些人所希冀的那种“经济安全”起到了当然的预防作用。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时间也昭示，有形的门打开比较容易，而无形的心扉要敞开则是难上加难。入世前后出现的各种思想、观念的激荡、碰撞、摩擦和矛盾也说明了这一点。
其五是要对经济安全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和量化指标至今在国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评估何谓经济安全、何谓经济不安全的时候要特别地慎重和冷静，不能随意下结论，干扰对外开放事业和入世工作的正常开展。入世承诺涉及了市场安全、商务安全等内容，有人评价说，入世以来，出口环境、海外市场环境并未趋好，反而趋坏，主要根据是WTO成员对我出口产品不仅实施了越来越多的反倾销、特别保障等贸易补救措施，而且还歧视性地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卫检、动植物检疫、绿色环保以及质量安全等技术性贸易壁垒，因而贸易争端、摩擦和纠纷日益增多，我们理应采取以牙还牙的贸易补救措施，加大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的立案审查工作，加快构筑我国自成体系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这些观点的结论是我国的经济、贸易安全己受到危及或面临威胁。不可否认，此类观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问题是把一般性的正常贸易摩擦、纠纷和争端的增多等同于经济安全，这就难免有些片面和言过其实了。更何况500多起对华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案子，从实际贸易量来看，无论从何种统计口径也只涉及我国出口总额3279亿美元的1%都不到，而且技术性贸易壁垒大都是海外对我出口产品实施的，何谈事关我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贸易技术壁垒是指能产生贸易障碍的规则、标准（包括对包装、标志、标签等的要求）、检测与证明程序和其它非关税壁垒。在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下，WTO成员国就农业和工业产品使用贸易技术壁垒的约束纪律达成了一致。各国制定不同的产品技术标准、不同的产品认证程序，这对于产品由一国进入另一国形成了阻碍，特别是技术发展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制定的技术标准较高，必然会阻碍技术发展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这样就形成了贸易技术壁垒。更有一些国家对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规定不同的检验标准，采取歧视进口产品的政策，这也是贸易技术壁垒。这些与世贸组织的非歧视的贸易原则背道而驰。因此，世贸组织制定并通过了《贸易技术壁垒协议》，以便提高政策透明度，防止技术标准及合格评定成为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障碍。贸易技术壁垒是以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法规、协议、标准和认证体系（合格评定程序）等形式出现，涉及的内容广泛，从科学技术、卫生、检疫、安全、环保、产品质量和认证等技术性指标体系方面入手，施于国际贸易当中，表现出灵活多变、名目繁多的规定。由于这类壁垒大量的以技术面目出现，因此常常会披上合法外衣，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为隐蔽、最难对付的非关税壁垒。
再者，如果理性、冷静地分析贸易摩擦增多的情况，我们应该认识到，摩擦、纠纷的增多，说明我们正在扩大与世界经济的接触、联系和融合的范围，我国经济发展开始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有了一些影响。现在有一种误导，似乎一谈WTO，一谈入世应对，就是如何如何规避，如何如何挡堵，如何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实际上，反倾销、反补贴作为贸易补救措施在WTO整个协议框架内只占一小部分的内容，而且WTO也认为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无论是从福利经济学，还是竞争政策的角度，均是一种不得己而为之的消极措施，其在贸易补救领域里的寿命是有时限的，待WTO规范的竞争政策多边协议形成时，其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当代商务争端即变化了的“商战”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商务纠纷也多了起来，商战气息日益浓重。我们以中美商务关系为例，可以说明中西方商务关系的复杂性。
有一种说法是中美贸易战常擦枪，交火难。何止中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商务关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美曾经不止一次地在贸易问题上迎头相撞。背后有政治玄机，前景是互争互利。人民币汇率争端尚未平息，美国又开始向中国输美的纺织品、彩电、钢管、家具等产品下手，贸易摩擦升级。布什出于明年总统选举，有可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中国由于过于依赖对美贸易，可能会受伤，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几十年来，中美双边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建交时的23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470亿美元（美方统计数字）。但其间两国曾多次濒临“贸易战”，1983年1月，中美谈判未能就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对中国采取限制措施。中国政府回应强硬，包括停止批准从美国进口棉花、大豆、化纤的新合同，并削减从美国进口小麦、大豆等主要农产品。这场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纺织业与农业利益的冲突，美国纺织业力主限制中国输美纺织品的数量，最后，在农业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缓和了立场，并最终解决争端。但是，中国仍然减少了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的数量。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同时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的限制，以弥补农产品贸易减少的损失。
进入90年代以后，中美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经贸冲突。老布什政府以及后来的克林顿政府，为了“保住”对华最惠国待遇这一两国关系的根基，不惜在其他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满足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劳改产品出口、市场准入、纺织品转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问题。中国给予美方一定的“理解”或“配合”，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劳改产品出口、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双边谅解备忘录。在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两次威胁制裁，公布了高达1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中方也不示弱，同样公布了等额的反制裁清单。中国的反制裁行动起到了良好的抵制作用，美国国内反对两国“贸易战”的利益集团出来“说项”，沸沸扬扬的“贸易战”最终因两国及时达成协议而“熄火”。2002年，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策略地抵制了美国对钢铁业的保护措施，令美国当局对中国刮目相看。该年4月，小布什政府发动了“201”条款的临时“保障”措施，对来自欧盟、日本和中国等国的钢铁征收临时性的附加关税。中国与同是“受害者”的欧盟等各方积极协调立场，一纸诉状把美国告上了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WTO最终裁定美国的做法违反自由贸易的有关规定，令其限期撤销决定。当时，中国的果断做法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颇为“吃惊”，认为中国行为“过分”，没有给美国“面子”。为什么美国频繁发动贸易摩擦？美国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经济超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实力采取“单边主义”，制造贸易摩擦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二是美国国内鼓励利益集团参与对外贸易决策过程，不同利益集团有权要求政府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包括对国外所谓“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调查，直至启动制裁程序。美国每四年一次的大选为利益集团干扰对外经贸政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大选年前后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易发期和高发期。美国的经济状况影响贸易摩擦的方向。当美国经济景气时，采取的贸易制裁或威胁制裁相对较少。如克林顿当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连续100多个月增长，因而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克林顿排除反对势力，完成了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并给予了中国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但是，2001年迄今，美国经济始终处于景气“衰退期”，政府承受的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求保护，布什对华经贸政策中明显带有摩擦和冲突的色彩。中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大方向直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其中的规律是，中美战略关系影响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又影响经贸关系。80年代，中美关系处于对抗苏联的“准盟友”之间的所谓“蜜月”期，经贸问题即使有冲突也显得容易调整。比如，1983年发生了激烈的贸易冲突，但是却迎来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大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贸易摩擦骤然增多，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中国丧失了可以利用的“战略价值”。中美贸易的形势也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有直接的影响。80年代中美双边贸易还很小，中国的进口并不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太大威胁。但是，90年代双边贸易飞速发展，美国国内一些产业感受的冲击大大增强，特别是美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引起了劳工界和劳工密集型产业的恐慌。尽管许多产业并不与中国进口产品直接竞争，但是，它们仍然对中国产品抱有高度的怀疑和敌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正好成为它们攻击美国海外投资的最佳口实。1998年以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按照美国的统计数字，2002年美国对华逆差超过1000亿美元，对华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五分之一。在过去的2007年里，中美贸易摩擦大幅度加剧。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现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在过去一年，美国人对美国对华贸易的态度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到美国的贸易政策。美国方面一直强调中国市场进入困难，美国的专家和媒体对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的访美活动极为关注，近日来发表了许许多多的分析和评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美两国在贸易问题上将会顾全大局，避免双边贸易冲突扩大。密执安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发表文章说，中美双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多，“布什和温家宝将努力避免在贸易和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金融时报》的分析也认为，“温家宝此行可能会对浇灭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怒火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回顾中美双边贸易纠纷发展的轨迹，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民主党首席顾问蒂姆·里弗表示，美中双边的贸易纠纷并不仅仅局限于个别产品或个别行业，而是双边经贸关系中各种矛盾复杂演变的结果。里弗说：“我认为，今年主导美中贸易的问题中，很明显，首先就是我们的对华贸易赤字水平令人忧虑，这是美国对外贸易中最大的赤字，这项赤字使人们感到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非常困难。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币币值。现在许多讨论都是围绕中国是否应当加快内部改革，在短期调整汇率、在长期转向浮动汇率制度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出现在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美国公司向国会反映，它们很难进入中国市场。这说明WTO的一些规则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美国国会的这位贸易专家认为，美中双边的贸易摩擦不能够就事论事，而应当综合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币值过低，双边贸易不平衡，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受到阻碍，加上美国就业市场疲软等许多问题，已经迫使美国人改变对美中贸易的态度，甚至影响到对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看法，同时也影响着美国政府的有关贸易政策。同时美国方面表现出对中美贸易前所未有的关注。最近，《今日美国》报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美国是一个威胁，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美国的人只占40%多一点。观察人士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国会举行的各种有关美中经贸关系的听证会比哪一年都要多得多，白宫方面也多次派出要员前往北京讨论经贸问题。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等在中国SARS疫情结束后的八、九、十这三个月中对北京进行了密集访问。这凸显了美方对双边经贸关系中出现问题的关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白宫要员在北京明确表示，希望中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扩大对美国公司的市场准入，降低巨额美中贸易赤字。埃文斯在10月访华时，更是向中国方面发出了空前严厉的警告。埃文斯说，美国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中国不能够马上做出积极的回应，美国将准备采取惩罚性措施，加强在30多个经济部门中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监控。美国第四大银行控股公司的首席全球经济师杰伊·布莱森在回顾这段过程时表示，许多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布莱森说：“肯定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行政当局在一两个星期前恢复了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的配额，还有几件反倾销的案子正在处理。总统选举越来越近，已经不到一年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贸易的立场更趋强硬，坚决要求保护美国的工作机会。所以人们会看到，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将出现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色彩。”月，共有16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34起，涉案金额约为15.23亿美元。这34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反倾销28起、反补贴4起、保障措施2起。同时，中国还遭到美国“337调查”10起。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仍然较多，约占案件总数的60％。从涉案产品看，主要集中于五矿、轻工、机电等我国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再以中欧商务关系为例。2007年英国商界人士警告，由于欧洲公司竞争不过进口的廉价商品，在贸易保护主义者推波助澜下，欧洲“梦游般地”走向了与中国的贸易战。这将影响到欧中之间数十亿英镑的贸易额。一些专家和官员不久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秘密会议，建议欧盟收起从中国进口廉价鞋的“吊桥”，如果付诸实施，无疑将为欧洲制造商打开方便之门，他们可以拿运动鞋、CD盘等贸易纠纷要求欧盟采取保护措施，造成的后果之一将是商品价格上升。一个慈善机构发出警告说，若给进口塑料袋加征关税，其所属商店的营业收入会减少30万英镑。英国零售商协会欧洲区主席阿里斯戴尔·格雷说：“我们为何要为政治付出代价呢？有些人在梦游，正走向一场（欧中）贸易战，这是最好的解释。”欧洲政治家们还在3月9日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向中国皮鞋加征关税或设配额，目前普遍预测会增加30%的关税。如果通过，该措施将从3月23日生效。英国零售商说，这将使每双鞋的售价平均上升5英镑。进口商、批发商和消费者组织这次站到一起，他们表示，西方生产商事实上无法保护他们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却让消费者来承担高昂的生产成本。经济学专家黛安·考伊拉指出，中国“贸易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为英国的出口商创造了巨大的新兴市场。“尽管欧中贸易的确对一些公司构成威胁，但欧洲政治家们却没看到双方贸易是互惠互利的，这非常令人遗憾”。如果欧盟像意大利鞋商那样决定保护一些特定利益，将不仅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还会损害那些从进口中国的低成本产品中受益的企业及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打入中国市场的企业。专家警告说，若贸易战升级，中国会进行报复，减少进口欧洲产品。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国际上的商战浪潮呢？一句话，直面国际贸易纠纷才能闯世界。日，中国企业在苹果汁反倾销诉讼中胜诉。这是中国企业联合起来直面贸易纠纷，积极应对，最终获得满意结果的典型案例。这说明，只要熟悉和掌握世界贸易组织游戏规则，敢于直面纠纷，中国企业就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过去，中国企业由于缺乏经验，对这类事件一直采取&视而不见&的回避政策，近一两年才学会直面矛盾解决问题。2003年7月，温州打火机协会在欧盟对中国温州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中，取得了中国入世后的第一次胜诉。随后，温州企业还沉着地面对了阿根廷对温州眼镜企业的反倾销诉讼。事实证明，回避的代价是高昂的。即使一味回避，有关国际机构也会缺席判决，其后果不但是当事企业遭受巨大损失，甚至会导致整个行业都遭受池鱼之灾。这样的苦头，我们吃得太多了。1994年，美国裁定“中国大蒜倾销案”之后，起诉方律师抓住中方企业不愿应诉的弱点，又鼓励美国蜂蜜行业对中国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同时，这家律师事务所又说服美国自行车生产企业对中国企业提起诉讼。接下来是蘑菇罐头，然后是靛蓝染料，总共影响了中国高达3亿美元的出口。但愿这样的“多米诺”效应不再发生。日本、韩国在经济崛起之初也都经历过类似的国际贸易纠纷密集时期，他们的经验是，不断通过谈判和使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并培养一批相关人才。?不止一位专家呼吁，面对各种保护性诉讼，回避是没有用的，一味宣扬民族主义也是不当之举。学会按经济规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办事，才是解决问题之道。换言之，我们要高扬郑观应们提出的“商战”的旗帜，在壮大自身力量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国际规则，才能获得商务领域内的广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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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郑观应富强救国实践思想启示录
有人说，现在的历史写作已经迎来了粉丝时代。为什么是“历史写作”？为什么有“粉丝”？实际上，巨大的历史潜流早已酝酿了这次思潮。因为这是一个需要而且不断产生粉丝的时代，一个严肃事物泛娱乐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推动社会不断向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偶像辈出，李宇春凭“帅”有了自己的“玉米”，郭德纲借“侃”有了自己的“钢丝”，最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教授易中天靠品读三国，也有了大批拥趸，自称“乙醚”。
21世纪刚刚开始，在中国民间，继文学热、经济学热之后，历史热势不可挡地来临，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被颠覆，大胆的历史观念频频引起共鸣。易中天只是“历史热”的一个代表，除他之外还有更多重新书写、审视历史的人物已经或即将发出声音。他们年长如易中天者，也有年方26的青年；他们有大学教授，报社记者，也有银行职员，公务员，却很少有历史学家；他们身处四方，经历迥异，都不约而同出书立说风靡男女老幼，并拥有自己的“粉丝”。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历史，是19世纪末，是满清王朝的“世纪末”的历史。回首19世纪40年代至世纪末的中国，历史是这样写就的：40年代至50年代，在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和起义农民大刀长矛的双重夹击下，满清政权摇摇欲坠；60年代至80年代，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勃兴，满清政权似乎呈现出重建昔日盛世的希望，“同治中兴”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正表达了对这一希望的期待，90年代中期甲午战争的惨败，昭示人们：“中兴”的希望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因而满清政权在19世纪末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它自己的“世纪末”。幻想的破灭酿成了新的觉醒，历史否定了归复旧物的“中兴，也就意味着历史否定了旧物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中国必须跨越满清封建专制统治而寻求新的出路，于是就有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浪翻波连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因此就有了本书的思考与写作。在这里，我们向大家呈现的是一个立体的伟大的思想家——郑观应。郑观应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实业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曾当过买办,经营过洋务,还通过捐买官爵而挤入仕途。他在实践过程中,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著书抨击时弊,并提出补救措施,逐渐形成了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为什么偏偏是“救国”？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的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因此，任何一个思想家政治家，都把救亡御侮置于首位，这就是林则徐所说的“民心可用”的道理；怎样就能达到救亡御侮的目的，除少数顽固守旧分子之外，日益增多的先进人士都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其间首先是西方的技艺，这就是林则徐、魏源等所首创的“师夷长技”举办近代工业以求强；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在政治上作与新型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民主改革，这就是林则徐在《四洲志》中写下的，对美国实行“三占从二”民主制度“遽成富强之国”的憧憬所萌发的精神。救亡御侮、“师夷长技”和实行民主制度这三者相互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近代“登于富强之域”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切有志之士为之而探索和奋斗着，郑观应恰恰是其中的佼佼者。夏东元先生指出，救亡御侮、“师夷长技”和实行民主是“爱国的三个层次”。大敌当前，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各阶级阶层，不管是从爱清王朝出发，还是从爱家乡、爱中华民族之国出发，都是要求抵御外侮的。林则徐将之概述为“民心可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这只是爱国的初级层次。进一步各派在如何才能达到御侮胜敌的目的上有着分歧。保守不变者认为，刀矛弓箭加上固有的仁义道德必能取胜；先进人士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的近代中国必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兴办和发展新型工业企业，这既可获得先进的武器装备以致强，又能在市场上与西人角胜以致富，强且富矣，就完全可能达到胜敌的目的，这就是高一级的爱国的层次。那些守旧不变之流的主张只有败亡一条路，故名为爱清实为害清，这是显然的。那么，主张引进和学习先进科技者是不是一定能真正达到御侮取胜目的呢？答复是不一定。因为，在近代中国只有建立与新型工商业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才能促使经济更快的持续发展，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从而成为工业强国。事实上，洋务官僚是不愿也未能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所以富强目的远未达到。这是洋务运动的悲剧。郑观应却从洋务活动实践中获得超越于洋务运动一个时代的水平的认识，他将御侮、求强、致富与政治民主的关系，作了系统而有机联系的正确表述。他说：“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简短的几句话，把御外侮与振工商以致富强以及改良政治体制以适应和加快经济发展的关系，表达得多么清楚！这种符合中国社会前进要求的认识，完全是自觉的，因而不是偶然形成的。郑观应说他于19世纪60年代即开始“究心政治、实业之学”。经过几十年的探索，逐渐将“政治、实业”的关系有机的联系了起来，终于讲出了上面那一段精辟的话，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政治关系于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的高度概括。与郑观应同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们，谈论抵御外侮必须振兴工商者有之；谈论振工商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者有之，但把御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三者统一并有机地联系起来如郑观应这样的论述，实属罕见。所以我说郑观应是“爱国三个层次”统一于一身的先进人物。郑观应的思想精髓，全面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之中。此书是由他的《救时揭要》、《易言》发展而来，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居于澳门时辑著，1894年初刊五卷本，后经1895年和1900年两次增订。这部书可说是郑观应社会改革的理论著作。这部巨著虽编著成于澳门家中，但内容却大多与郑观应活动经营达60年之久的上海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说郑观应的事业基地在上海，生活基础在澳门。但这些著述却反映了全国的事情和问题，并关系到未来的中国。他认为，市场上与洋商角胜，靠实力；谈判桌上与列强讨价还价争利权，靠实力；军事行动在战场上取胜，更靠实力，“实力”的表现方面很多，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尽管这些著述撰写于百多年以前，它的作者也和那个时代一起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但是当人们重新翻阅这些古色斑斑的书页时先驱者们的呐喊和沉思仍然无法轻松和平静。因为这是启蒙，它激昂、佛融进了多少代人的希冀与渴望。悲壮而又深沉无比，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启蒙者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写下了最为辉煌又最为感人的一章。我们所讲述的事情就发生在郑观应的时代，中国大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这是一个启蒙与革命、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亦是中国近代社会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已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国内矛盾重重，国外列强环伺。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舰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就被推向了备受屈辱和更加不幸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舰利炮并没有把中国人吓倒，相反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亡感，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又悲壮的救亡运动。民族救亡、爱国强国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了整个启蒙运动的主旋律。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和伟大并不在于它是否取得了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和胜利，而是在于它曾给人们心灵上所带来的强烈而持久的震撼；并不在于它自身理论的如何完美，而是在于它曾给予，并继续给予人们的启示和思索。许多启蒙思想家们苦苦追问和求索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技、东方与西方、爱国与强国、农业经济与工业生产、儒家伦理与现代文明等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启蒙者的思想连同那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一起不仅属于历史，它同时更应该属于或必然属于今天和未来。《盛世危言》的刊行问世，正值甲午战争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潮日益高涨之时，它所宣传的“富强救国”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加之郑观应本人在官私商界的杰出才干和较高威望，使《盛世危言》在官方乃至朝廷受到重视和推广。礼部尚书孙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曾向光绪推荐此书，光绪读后为该书加了朱批，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分发给属臣阅读。郑观应自己排印了500本，也很快被求索一空。而全国各省书坊翻刻印售的，竟达十多万册之多。这种情形真可以说形成了一股《盛世危言》热。
正如民国时人所言，“兴观群怨，范围弗过，品汇事物，曲成弗遗；其大指达于书，通于易，可以从政，可以处变，可以发乎天地之情，可以舒乎山川之气；然能感觉上智，不能感觉下愚。”其旨在“挽救浇风，医治薄俗”。我们“不敢就谓此胜于彼，只求生我后者”，有部较为雅俗相宜的书籍可读，或不致再去坠入五里雾中，便是我们做此书的目的。我们遇事直言，也许动触忌讳，虽忠愤所激，但亦不想获罪当道。只想给大家勾勒一副新的“盛世危言”的可怕图景！晚清至今，仅仅一百多年，为时何尝久远，不知现代的人们，怎么竟会对于有清一代的政治沿革，社会状态，俨同隔上几十世，过了几百年一般。一个国家的历史，无论它有多少年代，如果常常因为虚幻情致的浸染而被叙述和描绘得满纸帝王将相、金袍青甲、才子佳人和柳絮飞花，那么这个民族的世世代代也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进步和光荣的传承，更不可能有伟大的民族复兴。鲁迅先生说，夜正长，路也正长。也许就是这样，我们面对现实，开始了泥淖中的跋涉，因为毕竟“雄关漫道金如铁”，而今要“迈步从头越”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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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盛世危言》
在这个时代，偶像辈出，李宇春凭“帅”有了自己的“玉米”，郭德纲借“侃”有了自己的“钢丝”，最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教授易中天靠品读三国，也有了大批拥趸，自称“乙醚”。有人说，现在的历史写作已经迎来了粉丝时代。因为这是一个需要而且不断产生粉丝的时代，一个严肃事物泛娱乐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推动社会不断向前的时代。
在这里，我们向大家呈现的是一本影响了近代几乎所有伟大历史人物的著作——郑观应《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对中国近现代当政者、参政者影响很大，对政治家决策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该书鼓吹富强救国，言辞恳切，在清朝中央决策层中引起强烈反响。
1895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向光绪帝推荐此书，光绪读后为该书加了朱批，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分发给属臣阅读。1897年和1898年，调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又先后两次向光绪皇帝推荐此书。1898年，光绪帝老师孙家鼐再次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帝。1898年2月，光绪帝师傅、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和告诉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已经由他和孙家鼐先后转呈皇帝，加上邓华熙的推荐，皇上不时披览，随后就下旨召见。果不其然，就在同年，康梁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发动了“戊戌变法”。维新派对《盛世危言》想必也做了深入研究，因为光绪帝的康有为的《大同书》、《定国是诏》，有不少内容与《盛世危言》相同。
其二，该书鼓吹改革，针砭时弊，在中央、地方的实力派中引起强烈共鸣。
当时的实力派人物，时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时任天津海关道职的盛宣怀，还没有看完就表示“万分钦佩”，希望能将此书分送给朝中大臣，尤其是那些保守迂腐分子，如果能让他们一开眼界，有所醒悟，那么郑观应的苦心就不会白费。后来盛宣怀给郑观应写信说《盛世危言》一书，蒙圣上关怀已经增印二千部，分发给大臣们学习，或许能够启发他们，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可见，盛宣怀对《盛世危言》很重视。
其三，《盛世危言》一经面世便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一时“洛阳纸贵”。
写于1891年的《盛世危言》，1894年春刊行。到1895年就出版了4种版本，1896年上海书局一家就石印了3次，1897年又出版了3种版本，1898年竟达7种版本之多。有人估计，《盛世危言》的版本约有20多种，共10多万册，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较多的一种”，堪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畅销的几种书之一，被誉为是启迪思想、统筹全局的名著。科举考试也常以该书“近序时务为题目”。不久，这部巨著又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靡一时。其四，该书对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了启蒙和催生作用。
《盛世危言》对孙中山影响很大。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郑观应则是孙中山的“先行者”。如果说孙中山是一朵根植于香山的历史红花，那么郑观应就是来自同一方热土的衬托这朵红花的一片绿叶。郑观应和孙中山都是近代两颗耀眼璀璨的历史明珠！ 1887—1892 年间, 孙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 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当时郑亦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不但在中西医学方面有共同语言，更主要的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和富强救国的主张等方面志同道合。1894 年，孙中山去北京，行前撰写《上李鸿章书》，就借用了《盛世危言》自序中一段话：“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孙中山略为变通，改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由此可见《盛世危言》的影响。后来, 孙中山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与现存政权决裂实现了自我超越，使得他们拉开了距离。但是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改良主义思想，对孙中山的启迪和影响是很大的。后来，孙中山接受了他的这个主张，成为三民主义的一大内容。
《盛世危言》对少年毛泽东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毛泽东早年在家乡时最爱读的书有两本，一本是《盛世危言》，另一本是《新民丛报》。在闭塞的韶山冲，《盛世危言》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书中介绍的新式学堂极大地吸引了失学的毛泽东，激起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从家里跑了出来，到新式学堂读书。毛泽东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刚满16岁，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从此，他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求索。后来，毛泽东说非常喜欢《盛世危言》，可以背出来。他认为《盛世危言》的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今天，在韶山，可以见到毛泽东当年归还这些书的一张亲笔字条，上面写着：“某某兄：兹归还十一本书，其中伦理书《盛世危言》我加了眉批，很抱歉。”足以见到毛泽东学习《盛世危言》等书的认真态度。
可见，光绪帝、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从这部政论专集中获得教益和启迪，该书影响深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可谓罕见。当时，包括革命者在内的维新人士，都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系统方案，甚至没有能够写出一本较好的比较广泛地讨论中国实际问题的书。蔡元培赞扬《盛世危言》是“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的佳作；鲁迅先生称赞：“郑观应先生是一位令我十分尊敬的作家”。
晚清至今，仅仅一百多年，为时并不久远，不知现代的人们，怎么竟会对于清代的政治沿革、社会状态如此隔膜，仅仅凭着“戏说”、“清宫戏”来了解历史。一个国家的历史，无论它有多少年代，如果常常因为虚幻情致的浸染而被叙述和描绘得满纸帝王将相、金袍青甲、才子佳人和柳絮飞花，那么这个民族的世世代代也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进步和光荣的传承，更不可能有伟大的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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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温柔的刀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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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盛世危言》之三
本帖最后由 沧浪弱水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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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学习《盛世危言》之三
■吏治问题的寒冰
古代吏治传统
& &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以来，统治者就面临着一个怎样统治民众、并由此统治整个社会的问题。可以说，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统治者不断琢磨怎样统治民众、并由此统治整个社会的探索史。为此，人类倾注了很多的智慧，但很不幸，“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琢磨了几千年，却总是没有最终答案。真是难呀！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出现了阶级的分化并由此产生了最初的国家。为了统治民众，我们的先人不断探索，早在夏代时已有辅佐夏王的六卿。司空为六卿之首，后稷掌农业，司徒主教化，大理主刑狱，共工管营建百工，虞人掌山泽畜牧。商代建立起以商王为中心的中央及地方机构，并且分工更加细化。到西周时期，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础的层层设置保障了西周400多年的统治。西周后期，由于周幽王贪美色，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最终落得犬戎南下镐京，身死异处。而平王东迁，东周时代到来。随后，周天子权力一落千丈，中国社会迎来了长达四百余年的春秋战国时期。
& & 在现代人的眼里，春秋战国是一个让无数人充满敬仰和想象的年代，它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孔子、老子、庄子……等等诸子百家自不待言，就是当时其他的一般名士或者其中某人的一句话就能让后人手忙脚乱，君不见在当今社会，几个小女子在银屏上随便讲一下孔老夫子的《论语》就一举成名，风光无限。更有甚者，君不见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些“国学大师”们也不就是或深或浅的把诸子百家文集摆弄一番而已！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成就了中国文明的第一个大辉煌，同时也成就了以后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主干。不是吗？你翻开历史看看，以后的哪朝哪代发现不了春秋战国影响的影子来？
& & 反过来看，春秋战国虽然辉煌，但他也是中国管理最为混乱的一个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如《三国演义》的开头语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历了400多年的混乱，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独一无二、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过去人们常把儒家文化当成“中国文化”的同义词，但毛泽东却强调“百代都行秦政制”。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秦政制”是什么？以至于有魅力到“百代都行”！
& &“秦政制”，简而言之，就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它包括相互结合的两部分：皇权制度与官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皇权主义的确立及皇权观念弥漫整个社会。皇帝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但皇帝的想法可能受到反对，人们往往把劝说皇帝放弃某种想法即所谓收回成命当作是在制约皇帝的权力。而实际上，人们对皇帝权力的思想认同，本质上是超越皇帝肉身的价值观念。它无条件地承认皇帝的绝对权力，在此前提下，它是皇帝权力在表现形态获得了某种观念上的多样性。相关的，皇权主义的确立使一系列政治观念成为不证自明的基本公理，即皇帝等同于国家，皇帝御皇权几无可分，尽管皇帝不等同于天下，但天下属于皇帝，皇帝绝对拥有一切可能拥有的权力。皇帝手中的权力不存在过大或过多的问题，皇帝的权力从制度、法律和理论上不存在有任何限度的问题。任何人皆不可能从制度、法律和理论上找到限制皇帝权力的合法依据。第二，皇帝的权力虽然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由于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相分离，皇权的巩固不可能依靠对土地的直接占有和对农民的直接奴役，而是要通过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专门从事管理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可任免人的集合体，即官吏集团来支撑。所以，对于国君而言，治吏即为治国，正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
& & 由此，吏治就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中国专制体制连接皇权与普通民众的中心点。可以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所有的变动都与吏治清明与否息息相关，没有好皇帝并不可怕，只要有一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好官，社会照样运转。反之，没有好官，就是皇帝再励精图治，一切都最终会化为泡影。君不见，皇帝昏庸如“乐不思蜀”的后主刘阿斗，手下有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相诸葛亮，蜀汉还不是二十多年的稳稳当当？大明朝的万历皇帝二十余年不上朝，明朝还不是照样运转？而到明末，崇祯进行一些列改革，但官员如过江的鲫鱼，内斗不止，最终还不是亡国，崇祯皇帝吊死在北京煤山的那棵歪脖树上？
正是由于官僚制度与皇权制度的这种深层关系，皇权的绝对性在现实中就演变成古代官吏的无所不管。正所谓“官者，管也”。明代有个笑话说，某官外出，见一轻薄子摇摇摆摆走在街上，风吹起他的长衣，露出红绫子裤腿。官怒其奢侈，叫衙役拿下，按倒打他十板子，刚打了五板，轻薄子跳了起来说“老爷！上半截是麻布接的”。从这个笑话里可以感受到官的权力和威严。
神奇的腐朽——晚清的吏治
& &应该说，传统的吏治说到底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选官的问题，就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选到令人满意的好官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历代统治者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从两汉的征辟、察举，再到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最终到到现在还争论不休的起源于隋唐的科举制，都可以看作这种探索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则是对官僚集团管理监察的问题，在这方面，从秦汉的御史台，最终到明清时代的科道制、都察院，也可以看作这种努力的不断发展。一般来说，中国吏治发展史就是在这两方面寻求中和的过程。
& & 对于这些，郑观应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同时作为近代著名买办及“官督商办”的第一批实践者，使得他对晚清的吏治情况更为了解，正是这种对现实的了解，郑观应的吏治思想不但有历史深邃感，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那么，郑观应所处的晚清时代的吏治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此，我们不必连篇累牍的大肆铺陈排比，从当时身处其中的清代高官就可见一斑了。吏治腐败是历代历朝的共有现象，并不是王朝末世的“专利”。但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曾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所说过的一番话却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同为贪官污吏，至迟在道光年间与前朝相比还是有了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质变”的差异。据记载，周天爵在迁任陕西布政使时，曾蒙道光帝召见。当道光帝问及督抚清廉状况与乾隆朝时相比如何时，周天爵摘去乌纱帽连连摇头，说“不如不如”。看来晚清的吏治不是一般的腐败，要不然周天爵怎么也不敢冒着杀身之祸在道光皇帝面前连连摇头，连说“不如不如”了，他有几个脑袋？
& & 其实，不光周天爵知道当时的吏治腐败，对于这个“公开的秘密”，作为晚清重臣的曾国藩、张之洞更清楚。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作为功臣之首的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此时的他可谓是意气风发，很想做出一番大事业。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曾国藩认为在地方上实施良好的吏治的关键也在于贤明而且睿智。曾国藩希望任地方官的人能事事依照国家法度，但又不拘泥不化、不悖于常理，但他对他治下的新任州县感到失望。曾国藩在1862年初写信给安徽巡抚李续宜时承认，他选用的州县官员大多身负众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曾国藩这时感到选用地方官的标准应予放宽：“中材”对事也许无大妨碍。他又准备了另一份候补官员的名单，要李续宜与他一起向清帝保举，以接替一些在职官员，但新名单证明同样令人失望。1863年夏初他向郭嵩焘承认，自他任总督以来，吏治毫无起色，令人非常惭愧之至。他这时承认，吏治中的一些倾向确实已不能纠正，他说，既然风俗气候已经形成，就如江河不可使之逆流，即使尧舜今天还在，也是不能使社会再度恢复到上古时候那样清明。所以贤明官员办事贵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 & 1881年，清流健将张之洞受命为山西巡抚，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张之洞也不例外。他上台伊始，就把整肃吏治作为治晋的第一步。为此，他还做了不少的调查研究，经过访察，他发现山西省可办事体太多，只是官场风气太坏，其中又以懒散最为严重。面临这种情形，不能不以清明强毅为治病救人的整顿精神。于是他首先整饬官僚习气，严肃作风，然后再议其他事项。在《整饬治理折》中，他提出：“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滥恩曲法不舆焉。”即是说官场的元气在政府收入是否有赤字，上司是否以死胁迫，评价官员标准是否贤愚颠倒，功过是非是否不分黑白，导致滥用刑法，徇私舞弊。在治理山西的两年半时间内，张之洞为实现以上规划，竭尽心智，勉力而行。他立定课程，早上四点钟即起床，接着看公文，七点会见僚属，凡事必亲躬亲为，一切笔墨文字都是自己书写，不仅仅是奏疏，即使公牍文件也是费心改定，甚至自创。但最终正如张之洞所承认的那样，山西省吏治疲沓，积重难返。他发觉诸事常常掣肘，事事由于牵连很广，要想整顿，不得不从头开始，所以费尽心思收效甚微。他说，鄙人对于地方事务略加询访考求，并非想标新立异，试想如果一个巡抚对待一切工作不知不闻，怎能对得起朝廷呢？山西积习如此，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最终他的吏治改革还不是铩羽而归！
正如有论者总结的那样，在晚清社会，官场＝市场＝戏场＝战场，要不怎么被称为“神奇的腐朽”呢？所以，吏治的好坏就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治的晴雨表，而在中国进入近代后，它也成为传统中国各种思想在制度化时首先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这方面，作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还是把早期维新思想引向政治改革的著名代表人物，郑观应对吏治改革进行了一定深入的思考，而这些思考在我们进行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今天，也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体制产生腐败”——郑观应的吏治观
洞彻时弊，痛下针砭
& &&&郑观应对于吏治的重要性及晚清吏治的腐败不堪是有深刻理解的。他指出，“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朝廷求治，亦视用人何如耳。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天下得人则天下治。”“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地方上的平安与否，应该从官吏是否贤明谈起。国家欲求得长治久安，也要看用人如何。一个县得到好官那么一县就会好起来；一郡得到好官那么一郡就会好起来；一省得到好官那么一省就会好起来；天下得到好官那么天下就会好起来。他的希望是从领导人的角度考虑，过分强调了好官的作用，忽视了整个吏治环境的改善。
& &&&同时，他对晚清时代的吏治腐败更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西方报纸曾经报道我国上下官员都是泥古不化，所学非所用，偏重科甲出身，上下互相欺蒙，结党营私，卖官鬻爵，不能量材而用。有些官员身兼数职，这从吏治上讲，流弊很多。他们往往把个人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处处聚敛横财、收受贿赂，以废弛制度为节俭省用，以因循守旧为镇静如常，以退缩为慎重，在外交中以条约掩饰他们实际上对外事茫然无知。凡事皆有名无实，所用刑具过于残忍，所学西方法律也是仅得皮毛，能够洞识各国政治得失、盛衰利病的人基本没有。他很沉痛地指出，如果上无圣明的皇帝，下无忠直的官员，不能革故鼎新，国家终难富强，老朽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治委靡不振就是前车之鉴。
& & 他指出，如有基层贤德官员，一心一意兴利除弊、教化民众，而上级部门就会发表不同意见，等级森严非常可怕，上级不是支持他而是笑话他，怀疑他，怎么能够成就事业呢？所以当今那些非常会做官的人，善于阳奉阴违、规避风险，暗地里假公济私贪婪成性，一件小事也做不成，反倒无恶不作，上害国计，下害民生。他们只是能博上级领导的欢心，得同事们的赞誉，即使天塌了也不怕，谁告状了也不担心，皇帝的恩德也不放在心上，人民的死活丝毫不加眷顾。做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橐累累，几十万白银在手了。反而上司推荐时说他是人才，同僚竞相夸赞说是榜样，却不关心背后人民所受鱼肉之苦，虽内心痛心疾首，而不加以阻止，没了良知。这样下去不但自治的目的无法实现，反而如南辕北辙，越来越腐败了。
郑观应还指出，朝廷下诏求贤十几年来，各省督抚所举皆门生故吏，没有一个山林隐逸之士。相反身负奇才而品行高洁，崇尚气节的君子没有提拔的机会；没有廉耻而善于钻营的小人，竟得保举超升。只知道剥削民脂民膏、拼命巴结逢迎，不问民生休戚，把有事说成会办事，把苟且了事说成事情办好。如此下去相习成风，即使偶然有一两个洞识时务，才德兼优的官员，由于秉性忠正，不善逢迎，虽然想兴利除弊，往往事事多掣肘，怎么能够成功呢？
正是这种深刻的理解，才使得郑观应像同时代的其他先进中国人一样对吏治改革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但同时，由于它视野兼顾中西，使得它能够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别具眼光，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多时候让我们现代人都眼睛一亮。
中国吏治腐败，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有志之士大加批判，从孔老夫子的“苛政猛于虎”的感叹，到《捕蛇者说》的滴血诉说，再到晚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对晚清官场丑态的辛辣讽刺，真是不绝如缕！同时，在这不断的揭露中，治疗吏治腐败之法也是纷至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