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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学的奇迹》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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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学的奇迹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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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震撼 读后感
解读《中国震撼》
编者按：张维为教授《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今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更高层次提出了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张维为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兼任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这种独特经历，以及他身为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背景，使得他的现实观察和数据分析，更能够丰富中国发展模式的含义。本报今天发表一组有关《中国震撼》的理论文章，以使读者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中国震撼”的背后
袁志刚 杨哲
一个被欺凌百余年的大国，从贫穷走向强盛，有了世界瞩目的地位，也有了为强国警惕的力量，“中国震撼”的产生不仅是力量的急剧增长，更是由于它只是短短几十年发展的结果。张维为教授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比较全面的中国崛起的图景。五千年文明的厚重积淀，文化传承带来的民族凝聚力以及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形态创造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同时造成了对全世界强力的“震撼”。 “中国震撼”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发展机制？到底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牵涉的问题非常复杂。如何对中国经济成就做出，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长期的学术研究，这方面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如使用何种学术规范进行研究的问题，是否存在不同的话语权问题，中国学术界的话语权是否能与其物质力量的发展而同步发展，等等，显然是一些必须回答的问题。就目前来看，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国外的学者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进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出国留学、目前分布在国外和境外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国学者，一方面对中国问题的感悟比较好，另一方面他们又掌握了西方规范的研究方法，潜心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渐露水面。同时，国内也有一批经济学人，力图将现代经济学本土化、中国问题国际化，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上开始发表论文。比如复旦经济学院的青年教师宋铮，其论文《Growing like China》（与Kjetil Storesletten和Fabrizio Zilibotti合作）发表于经济学顶级的期刊《美国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这是一篇长达38页的封面文章，被《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评价为：“它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增长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一类工作我们认为非常重要。中国经验的总结，需要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积累和中国学术对外的平等交流，只有当中国学术研究更为深入，积累更为丰富，交流更为广泛，中国经验的总结才能更为深入和科学，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才能更上一层楼，更有力量。
从基本面来看，三十几年中国经济的成就是巨大的。美洲大陆的发现和欧洲知识、文化、制度和生产要素在大西洋两岸的转移，造就了美国这样的经济强国。20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与中国的主动觉醒相结合，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在跨国公司活动下与中国最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相结合，其所创造的生产能力和所形成的市场容量可想而知。从趋势来看，21世纪刚刚经历的这场金融危机，暴露了在跨国公司资本逐利推动下所进行的实体经济大转移，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实体经济板块的严重非均衡，发达经济体走向衰落、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走向繁荣将是一个的必然。
仅仅拥有大量人口并不表示必然会带来经济的腾飞。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却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中国。正如《中国震撼》一书所说，印度最终必将崛起，但短期内仍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优越正是在于能够有效开发人口红利——通过制度的改善和限制的逐步放松，给予人们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和保障，才能建设起高效率的资源利用机制。一方面，中国逐渐放宽管制、推动经济和政治的转型，建立起合理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县际竞争”产生了强大的底层动力；另一方面，强政府的政治形式产生了巨大的资源动员力量，避免了贫穷国家经济发展可能遇到的因“协调成本”不足而导致的“贫困陷阱”。上层的明确目标和渐进改革的思路确保了在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中国的崛起与东欧等新加入所谓“民主政治”阵营国家的衰退和停滞形成强烈对比，人们开始对“华盛顿共识”的有效性产生疑问。自由主义的经济导向并不是国家发展和崛起的必要条件，实质上，任何国家都必须从其自身条件出发来选择发展路径。进行何种形式的制度改革取决于其原有的制度形式，只有在打破制度变迁中已经过度僵化的路径依赖时，强制的激进的改变才有可能是可行的，但激进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短时期内的完全颠覆，迅速改变带来的混乱可能会造成对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的阻力。
与人口红利相对应，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也是依靠着制度红利的发掘。然而，中国的体制改革仍然没有完成，与其说转型已接近完成，不如说才刚刚开始。强政府对基础建设的投资虽然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产业结构的相对落后、户籍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障碍，以及部分产业过度的行政垄断等因素，都意味着仍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价格机制仍处于幼稚阶段，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依靠行政手段来干预，面对价格操纵、串谋等问题，市场经济法规，如反垄断法等的执行明显没有力度。
因此，即使我们已经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仍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方式创造出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制度构建，才能继续推进中国的持续发展。“中国震撼”会扩展到何种地步？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文汇报】张维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震撼》写作背后的理念
过去30年中，中国稳步崛起。这期间，在中国境内，占全世界70%的贫困人口消失；中国经济增长规模为8倍，而东欧为1倍；中国的发达板块，如北京、上海、大连等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超美国纽约。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中，没有成功的例子，特别是用扶贫、现代化的程度等中国的标准衡量。这时候，我们不得不震撼，不得不反思许多问题。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总体效果并不那么明显，而中国历经香港回归、金融危机依然高速发展？反观西方，从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到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无不面临着政治、金融的问题。然而，国内一些学者继续宣扬唱衰“中国模式”。在我看来，西方最后崩溃了，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而且可能不需要20年。因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当中，唯有中华文明持续了5000年，延续至今，并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并归纳出其八个特质，即“四超”、“四特”。“四超”指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超”指的是超级的“超”。我们有上千年的传统，不能轻易否定，这是客观的存在，是基因的一部分，可以加以利用或者是加以发挥，或者是有选择的借鉴，不是可以轻易摆脱的东西。这个“文明型国家”不会照搬西方或者任何的模式。相反，它汲取各大文明的优点，又可以继续保持自我，同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在四个“超”的特点下，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四个“特”，包括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中国一直传承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本质上是民心向我，选贤任能。西方政治制度最大的危机是已经没有了人才概念，只要程序正确，选谁都可以。而在中国，治国的必须是人才。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了起来，而西方用的是选举制度。同样，在社会方面，我们没有采取西方的社会与国家对抗的模式，而是社会和国家大规模互动的模式。这种模式比西方社会更有凝聚力，更有竞争力。经济方面亦如是。最终的理想模式，一定是和历史传承有关的，和我们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混合经济。这种大的格局，可能是由“文明型国家”的基因决定的。混合经济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大的趋势很难改变。 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不是转型，而是一种创新——汲取别人之长但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中国既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同时又是“百国之合”。我们历史上也是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这种国家的特点，四个超级因素，人口、地域、历史、文化，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有世界上最充沛的人力资源，有最大的市场，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独立的思想体系，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果我们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我们的四大特征、四大超级因素，很可能一瞬间就转变成我们最大的劣势，就是“百国之合”变成“百国之异”。“百国之合”的人口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合”的疆土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合”的传统成为不同传统对抗的借口，“百国之合”的文化成为不同族群冲突的根源。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有多种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完全为西方话语捕获，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的世纪浩劫。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会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这种国家的崛起对世界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具有超大型的规模，在改变自己之后，就要开始改变世界。
（作者为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中国震撼》新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来源：文汇报论苑 4月15日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是迷信书本，还是尊重实践？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张维为亲身观察过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我们是削足适履、屈从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实事求是，总结中国文明复兴的经验？这是张维为的观察给中外读者带来的思考。”这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对《中国震撼》的评价。对于这个评价及其提出的问题，我非常赞同。
张维为先生是我的朋友，我们相识于前几年关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国际研讨会。当初，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曾经做过邓小平的翻译。后来又知道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现在是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记得2007年，他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一些文章，要我提提意见。我读了这些文章，感到内容相当精彩，文笔也好，就萌发一个念头：在我们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表。在征得他同意后，这组文章就在《学习时报》上连载了。果然不出所料，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为先睹为快，还要求我们把尚未发表的文章送他们看。后来，他在媒体发表的言论，我都十分关注，也为他取得那么多的成果感到高兴。
正由于这个原因，今天这些文章经过系统整理，以《中国震撼》为书名由世界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格外高兴，一拿到就把它读完了。
他长期在外国，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他走了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这些国家有没有？他接触到的外国人，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这都是人们希望了解的。他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盼，一五一十地把他所了解到的事实和观感告诉了我们。因此，他的著作中精彩之点比比皆是。 我不需要写什么评论，只要摘几段话就可以使大家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了。
比如，他在“世界变化真快”一节中，引用了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参加北京奥运会后写的《中美这七年》一文，并写了一句点睛之笔：“最后他不无忧心地感叹：‘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又比如，在“重新认识中国”一节中，他劈头一句话就引人入胜：“与西方相比，中华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传统。西方没有这种传统，而更多的是‘三人行，我必为师’的传统。”
这部著作，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首先是用生动的事实回答了国内外许多人关注的“中国问题”。比如，有人说，中国腐败问题这么严重，怎么能算崛起？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他讲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情况后，又以亲身的经历写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无论从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来看，还是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腐败程度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国、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了。”又比如，有人说，中国的房价那么贵，大学毕业生根本买不起房子，甚至连婚房都没有，这能算国家崛起吗？他写道：“坦率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种水平。电视连续剧《蜗居》引来无数国人对房价高涨的感叹，其中女主人公有句台词：‘咱俩加在一起，都快70岁了，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话在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没人敢说。瑞士至今的住房自有率才36%，35岁前就拥有自己的房子对绝大多数瑞士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发达国家大多数民众都是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的。”
这部著作，给我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这部著作既保留了他那些“原生态”文章的风格，又把他那些一以贯之的观点进一步逻辑化了，可以说已经成为“张维为中国观”的集大成之作。我注意到，这部著作有一个副题：“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他在这里讲的是“文明型”，而不是“文明”。按照他的解释，所谓“文明型国家”，就是摆脱了西方学者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能够把这两类国家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的国家。这是他的创见。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因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实现了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我认为，这个见解对于深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破解我国发展的难题，思考我国长期发展的目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张维为先生的这部著作及其阐发的观点，本来是在国际交流中形成的，或者说是在同外国人讨论怎么认识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天天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来说也值得读一读。这几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本来是一个好事，说明中国又要往前走了。但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要回过头去看一看已经走过的路及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总要向前看一看前进的路上会有哪些困难和风险，这一前一后一看，各种各样的议论包括质疑就随风而起，有的人的头脑里甚至出现了一些偏激的念头。对于这样的社会心态，既不必过度解读，也不能疏于引导。读一读《中国震撼》，对于我们怎么样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样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怎么样认识中国的前进方向，是有好处的。
古人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陈平教授说“《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我没有受过多少西方教育，观感也同他一样：《中国震撼》震撼国人的思想。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来源：人民日报 4月11日
【文汇学人】张维为：对中国的悲观预测都已破产
◆年轻时，他做过邓小平的英文翻译；离开翻译岗位后，他走遍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成为中国发展道路的坚定倡导者??最近，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带来了新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他将给我们讲述一个怎样的中国？ 本报记者 田晓玲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学界热议的话题。这些研究者中，旅居海外多年的中国学者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以自己成长于中国、行走于世界的经历，同时具备对中国国情和西方社会的深入了解，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问题提出了独特的看法。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张维为教授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翻译。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他离开翻译岗位后，留学瑞士，成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多年来，他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是这些所见所闻，推动他成为“中国模式”的坚定倡导者。“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太差，相比之下，‘中国模式’胜出，我们的模式不管有多少问题，在世界上是站得住脚的，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都有借鉴意义。”
张维为教授以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背景，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与理念，同时提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刻命题。“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与发展，它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
我们做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好
文汇报：近年来，您一直是“中国模式”的坚定倡导者。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推动着您从事这项工作？ 张维为（以下简称张）：在一个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一个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非常不容易，但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这对于整个人类的命运来讲都非常重要。我走了100多个国家后发现，不管我们的发展模式存在什么问题，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都要远远高于采用西方模式的所有非西方国家。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几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姑且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30%-40%以上作为标准，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做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好。过去20年，全世界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第二类是过渡经济国家，比如东欧，我都走遍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总体上增加了18倍，东欧只增加了一倍，他们经历了十来年的衰退后才开始缓慢增长，现在又陷入金融危机，当然，他们的起点比我们高；第三类就是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大约等于几十个中等欧洲国家的规模，所以，谈论中国要有板块概念。今天中国的发达板块，在很多方面可以“叫板”发达国家，比如上海跟纽约比，硬件上全面超过纽约，机场、港口、地铁、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比纽约好，在“软件”方面进步也很大，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等等指标也都比纽约好，这一切都是了不起的进步。
不是我们的模式就好到天上去了；我们当然也有问题，还可以改进和完善，但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的表现太差，把“中国模式”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除以6，都可以和他们竞争。所以，相比之下，“中国模式”胜出了，我们的模式不管有多少问题，在世界上是站得住脚的，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都有借鉴意义。 文汇报：走访100多个国家的经历，成为您总结概括“中国模式”的重要基础。对大多数没有如此丰富阅历的中国公众而言，除了讲述您的亲身经历以外，您还可以用什么办法来说服他们认同您的概括？
张：我无意说服别人，我只是想提供一个国际参照。举个例子：我看了电视剧《蜗居》，女主人公有句台词：我们两人加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意味着，一个人不到35岁就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要求在发达国家也很难做到。比如在瑞士，根本没人敢提这样的想法。发达国家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就拥有一套产权房。我把事实告诉大家，使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有一定的横向比较，心态也许可以平衡一点。在很多问题上，中国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发达国家做不到的事情，这本身也说明了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速度。当然，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国情，我们需要在解决住房等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独特思路和方法，最终，中国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
文汇报：因此，您建议在评估中国的状况时，引入人均资产这个概念？
答：对。我们一般的说法是，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我不太认同这种观点。因为任何涉及到中国的排名，你只要引入两个指标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第一是货币实际购买力，比如在日本吃一碗面，是上海10倍的价钱，理发也是。那么，他们吃一碗面就比上海多创造10倍的GDP？这显然是荒谬的。更为实事求是的方法是根据货币购买力来计算，国际上称为购买力平价（PPP）。这么计算，中国在1992年时经济规模就超过日本了。第二个指标，就是中国人的房产。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已经成为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居民拥有自己的房产，如果这么大一块资产不计入中国人的财富，任何涉及到经济发展和富裕程度的国际排名，显然都是不准确的。
文明型国家的超级因素跟基因一样，规范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文汇报：您在新著《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强调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80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访问写下《中国的问题》时，也用了“文明国家”这一关键词；一年多前，英国人马丁·雅克在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也使用了“文明国家”来描述中国。依据这一词汇，印度是否也称得上是“文明型国家”呢？
张：的确，印度在人口规模上和中国很相像，但是它的文明是中断的。印度成为一个统一国家，是19世纪英国殖民后才出现的，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是2000年前就统一了，有统一的语言，而印度是靠西方语言英文来统一的。今天真正掌握英语的印度人也只是少数，不到人口的10%。多数人只懂自己的方言，印度文明的整合程度比中国低很多，所以，我不把印度看做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印度发展落后于中国的最大原因，是其政治体制使印度无法进行现代化所需的一些基本变革，如土地改革、妇女解放、废除种姓制度等。
文汇报：您所说的“文明型国家”的含义是什么？您在书中集中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中国模式”的形成和“文明型国家”又有怎样的关系？
张：世界上有很多古老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希腊文明等等，但他们的历史都中断了，比如古埃及，现在那里的人已经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了。而我们在秦始皇时期就统一了，距今2000多年，这是文明形态意义上的国家。同时，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将古老文明形态和“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假如古埃及文明没有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实现现代国家转型，那么也可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假如古罗马帝国没有分裂，延续至今，欧洲也可能整个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看，中国本质上也是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是历史上无数国家慢慢整合而成。据考证，春秋时期我们也有1600多个诸侯小国。 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有四个鲜明特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这四个超级因素跟基因一样，大致规范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形成中国发展道路的“路径依赖”。 文汇报：“文明型国家”和“民族国家”有怎样的关系?
张：所谓“民族国家”，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比如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是这样形成的。在西方话语里，“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早已成了同义词。而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意识到中国这样的传统国家，如一盘散沙，没有西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动员力。而建设“民族国家”的努力，大致到1949年才初步完成。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我们有5000年延续不断的文明，这使我们国家与众不同。我们是一个融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于一体的“文明型国家”。
文汇报：数千年的文明给今天中国的发展到底带来了哪些独特而且有利于发展的要素？
张：中国人最重要的素质是超强的学习能力。如果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没有闭关锁国，而是继续向世界开放，我们可能就不会错过当时工业革命的契机。现在我们重新向世界开放，学习各国好的东西，整个国家便迅速崛起。中国文明强调实践理性，西方的哲学传统强调“是什么（to be）”的概念，而中国则强调“做什么（to do）”；正是由于哲学观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改革总是从“修宪”开始，然后是修改法律，最后才落实到行动。中国则正好相反，总是从“试验”开始，改革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然后再制定法律直至修宪。我们现在提出“和谐”理念，可以追溯到《易经》。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国文明只要保持对外开放的态势，就会不断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最终超越自己，也超越别人。
从认为中国要崩溃，到认识到中国崛起，这是一件不坏的事情
文汇报：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马绥曾经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其中之一是欧美国家的“忧心忡忡”。从“中国崩溃论”到产生这种担忧，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张：随着金融海啸，“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崩溃了。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破产了；作为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也危机四伏；而极力向世界推销美国模式的美国更是金融海啸的发源地。“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大约盛行了20年，但最后对中国的所有悲观预测全部破产，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但现在国内的“中国崩溃论”还有市场，不过我认为最后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西方从“中国崩溃论”鼓噪一时，到现在对中国崛起忧心忡忡，我认为至少是一件不坏的事情，这表明西方最终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实力。当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一些西方鹰派会更多地想要遏制中国。
文汇报：那么，西方最终会不会以您所说的“克服自己话语僵化，最终接近、接受我们的话语”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崛起？
张：随着中国崛起，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思考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存在的问题。西方应该欢迎中国话语的崛起，因为光靠西方话语，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全球问题都解决不了。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将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西方现在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们不必太在乎。西方国家是最承认实力的，最终随着中国崛起，西方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理解和解释你的成功。
文汇报：您曾经说，主体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这是否就是中国崛起提供给世界的积极因素？
张：中国是“文明型国家”，有定力，不会人云亦云，失去自我，而只会不断产生自己的新标准，并影响世界。中国是不断产生自己标准的内源型主体文明。过去30年，我们实际上就在不断创造自己的标准。奥运会、世博会、高铁建设、城市化、新能源革命等都形成了自己的标准，对其他国家有启迪。有些方面，我们应该努力与别人接轨，因为我们善于学习；有些方面，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国情；还有些方面，恐怕是别人需要和我们接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做法代表了未来。
文汇报：具体到西方话语似乎已经束手无策的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话语又能提供怎样的解决？
张：中国的崛起方式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比如，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经验，许多国家可以借鉴。中国在非洲扶贫比西方模式成功得多，所以，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让西方国家非常吃惊。全球治理的一个难题是如何预防文明冲突；中国主张不同文明彼此包容、和而不同，这比西方的文明对抗理念高明得多。
文汇报：您在书中也用了很大篇幅讨论西方模式中的民主。究竟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或者说，民主如何才是个好东西呢?
张：我的观点是：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西方所谓的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多党制。我认为这是民主理念的异化。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各个国家应该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探索适合自己民情和国情的民主形式。只有适合本国民情和国情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话语，其中“民心向背”是一个核心概念。“民心”不同于“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代表的是长期和整体的利益。另一个核心概念是“选贤任能”，治国必须是人才。过去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官员，这种制度领先过欧洲上千年。
西方今天把民主仅仅看作程序正确和程序正义；中国人认为治国者必须是人才，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所谓制度好、人不重要的看法，是极为片面的。在当今世界，一个企业都必须具有很强的人才观念才能生存下来、适应竞争，更何况比一个企业复杂千万倍的国家呢？
文汇报：我们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那么，这些问题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张：我举个例子，就是将今天的中国和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英国作类比。英国当时是什么情况？英国本土只有一千多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加上海外殖民地，大英帝国大概有上亿人。他们实行的议会选举制度仅限于英国本土有财产、有地位的男性白种人，女人和穷人没有选举权，海外殖民地人口也没有。英国崛起时，把国内的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见者送到美洲，大英帝国的地区差别比今天的中国大几十倍。而我们今天崛起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必须在自己境内加以化解。英国崛起过程中打了多少战争？掠夺了多少别人的财富？而我们在崛起过程中没有发动战争，没有掠夺别人，而是给世界大多数人民带来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崛起的意义非同寻常。
文汇报：在您看来，下一阶段，中国发展首要的突破点在哪里？
张：发展经济和经济结构调整仍然是关键，还有社会改革，包括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我对中国未来相当乐观。中国城镇化进程才刚刚开始，今后每年都会有两三千万人成为城镇居民。这意味着大量的发展机遇。中国只要保持国家政治稳定，比较高速的增长应该可以持续15到20年。这期间，中国的发展机会可能比所有发达国家的机会加在一起还要多。
来源：文汇学人 3月21日
【解放日报】张幼文：这是西方所没有的发展秘诀
对于为什么当代中国的崛起会让世界震撼，张维为教授在 《中国震撼》一书中给出了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论证：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所以 “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体现中国崛起的，首先是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日益增大的影响。中国整体经济规模的提升与东部大城市对世界大城市的赶超，是中国崛起最直观的两个方面。
沿海城市 “准发达板块”和中西部 “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大板块及其互动机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理。作者的“双板块”理论以及对 “1+1大于2”原因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导致在快速发展后人均收入依然很低、地区差别依然很大。这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困难。然而，作者却认为这一特征在发展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在分析了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计算平均数不够合理之后，作者分别分析了沿海城市 “准发达板块”和中西部 “新兴经济体板块”。由于中国整体规模大，所以，沿海 “准发达板块”就已经达到了多个发达国家的规模，多个省、直辖市的经济规模即使按汇率计算也已经列入发达国家行列；中西部几个增长极超过了国际上多个新兴经济体。因此，规模大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一个关键因素，即使差距大、人均低，仍然不会改变这一影响力。在讨论中国的发展水平时，人们常常会讲两面性，即总体规模和综合国力世界领先，人均收入某些地区依然落后。这虽然不错，但也因此会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中国的整体国力。
两大板块的互补互动，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沿海 “准发达板块”迈向现代经济时， “新兴经济体板块”继续提供着巨大的规模效应和成本效应。两个板块的互补互动是中国经济内部自身发展充满活力的原因，正如西方寻求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一体化，以实现科学技术、金融投资、人力资源与市场规模等的整合，从而有利于更好发展，而中国在自己国内就有了这样的条件。中国的两大板块都分别相当于世界几十个国家之和，这使中国的发展自身就构成了巨大的内在潜力。用两大板块方法认识和分析中国有很强的理论意义，正如作者所说的，由于中国规模大、差别大，平均方法总是难以反映中国真实情况。
强势政府与民众的致富热情，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动力。 “中国大中型城市几乎都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人拥抱现代化事业的热情和势头，都是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的，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书中的这句话，从动力角度揭示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原因。强势政府常常被市场经济学家所否定，似乎政府只会把资源配置搞错而不可能搞对。恰恰相反，当中国市场仍然在培育过程中时，政府配置资源可以起到市场不能起到的作用，被某些人批评的中国税收过高事实上也是中国政府配置资源功能的需要和体现。与此同时，民众的致富热情恰恰又是通过市场运作被调动起来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秘诀，是教科书中所没有的。 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从国情出发的发展模式。在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出色表现让世界又一次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作者分析道，东亚模式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 “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而有的后来采用了美国模式后却出了问题。至于当前这场金融灾难，恰恰起源于美国这个 “民主典范”国家。作者认为，中国能够成功抵御这场冲击，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坚持了自己的模式。这个模式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作者的梳理是相当全面的。事实上，美国在应对危机中也在努力发挥政府的作用甚至搞国有化。 以高铁的迅猛发展为例，作者指出，高铁发展的思路体现了中国模式。这是正确而且深刻的。高铁的指导方针是 “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其背后是中国巨大市场的优势。高铁发展的成功所证明的，不只是一项技术引进或一个产业发展的成功，而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体制模式与高铁发展模式在结构上是相似的。中国学习西方市场经济之长，推动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又结合了中国发展水平与传统文明提出了富有创新精神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实现经济奇迹的原因，而且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思路也已形成。
在分析中国 “独特的经济”时，作者说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人本经济学，更注重治国安邦、经世济民，而不是资本利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这是一种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结构与发展道路比较完整而深刻的认识。
中国崛起的基础是经济，但崛起的主体则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及其文明。作者的 “文明型国家”表述使全书的整体论证被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融传统文明与现代国家于一体。正如书中所写的， “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人民日报】张晓林：新书《中国震撼》探究中国崛起之谜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包括学术界、思想界在内的世界许多人都把眼光投向东方，关注着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的确，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30多年，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多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人们要问，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所发生的这种奇迹般的变化，魔力在哪里、奥秘在哪里？这是个“时代之谜”，揭示谜底就像魔法一样吸引着所有关注和瞩目中国的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以下简称《中国震撼》)一书，给出了自己探究中国崛起之谜的答案。对于这个答案或许会有不同看法和评说，但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社会生活中所引起的冲击和热议则是肯定的，甚至可以说在对中国的发展持有种种顽固偏见和肤浅短视的议论那里，也不失为一个“震撼”。 “中国震撼”首先来自中国的崛起。《中国震撼》一书，开篇之首，就是以翔实的资料和确凿的事实讲述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客观实在。尽管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分配差距拉大、资源环境约束、权钱交易腐败等种种问题，尽管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想法，尽管抱有偏见和别有用心的“唱衰中国”的声音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来自中国发展和崛起的震撼，是一种什么样的震撼，读完《中国震撼》一书，会很自然得出以下三点感悟。
一是和平发展崛起的震撼。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13亿人口、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实现振兴和崛起，无疑是一个时代前沿的大课题。这个课题本身就具有难以比照的巨大吸引力。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用说是始于当代，但作者分析探究的眼光并不固着于当代的几十年、也不固着于近代以来的上百年，而是把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置放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因而有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有着没有中断的五千多年文明历史而又在现代发展崛起的国家，中国是绝无仅有的。正如作者所讲：“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那么，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什么方式的崛起？是一种和平发展的崛起。这是产生中国震撼的第一个冲击波。该书在阅览古今中外大国崛起的历史轨迹之后写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史实确实如此。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崛起哪一个不是充满侵略、战争、屠杀、征服、奴役，是不光彩的、血与火崛起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则完全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复兴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对外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对内是倾力建设，这不就是当代文明的最重要内涵和标志！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文明发展的道路，这取决于中国的国策方针、取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决于当今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但也取决于中国几千年热爱和平的文明历史传统。显而易见，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和平发展的崛起，是一种发展文明的崛起。所以，“中国震撼”首先是和平发展崛起的震撼。二是发展模式崛起的震撼。《中国震撼》一书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中国崛起的背后是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并把中国发展模式概括为八大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强调“这些特点是我对30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显然，在作者那里，中国模式及其八大特点指的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概括，在这里，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相通的，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指代称谓。应该讲，经过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找到和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积累和凝聚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创立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也是党的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的成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个概括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的科学凝练的总结，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历史的鲜明显著的区别。蕴含其中的主要原则、成功经验和基本特征，尽可以开掘和丰富，尽可以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解读，但其核心和精髓的内容大体是一致的。比如：书中用“实践理性”来表述的实事求是，以及政府作用、社会稳定、注重民生、渐进改革、对外开放等等。这些原则和经验，在研究和讨论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境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就不断地被提到、被阐述。为什么用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中国经验的基本原则所概括的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竟那样的相同相似、大同小异？原因就在于研究立场的公正客观、理性良知，就在于受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制约和决定。只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考察研究当代中国，就会走到一起，就会形成较多的共识。比如：讲到政府的作用，作者说：“中国的超大型的规模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亿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亿人次。”“这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挪动了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处理这种挑战。”这样的论证应该说是有力有理，令人信服的。其实，春运还不是最大最难的事情，中国的底子薄、基础差、资源紧缺、发展不平衡，人口13亿多，又处于转轨变型的深刻变革中，吃穿住行、柴米油盐哪一样事情不大不难！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洪灾、旱灾等，筹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界博览会、广州亚洲运动会等，更是具有挑战性的难事大事。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组织，要办大事、难事、喜事、急事是不可想象的，其结果也是难以预料的。此外，作者也指出，不能把中国模式绝对化、封闭化、凝固化，要作为不断开放、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来看待，这和不能把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绝对化、封闭化、凝固化的道理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中国震撼”又是中国发展模式崛起的震撼。
三是政治价值观念崛起的震撼。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不仅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还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也就是一种政治价值观念的崛起。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确实如此，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的建设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的目标，我们也矢志不渝地为之而奋斗。只要不是无知，只要不抱偏见，就会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长足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人权观、自由平等观，这是不能否认的、也是难以抹杀的。但问题是，总有些人格外钟情偏爱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念，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其价值观念绝对化、神圣化，顶礼膜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这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坚定不移的。但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和实际。不顾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试图机械照搬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行不通的。正如作者写的：“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整个国家就会走向崩溃。”“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中国人认为无论是什么制度，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是否能够实现良政上，体现在自己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上，并认为这才是民主的实质。”这些关于良政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民主实质的论述，是富有很大启发意义的。尤其作者告诫：“不被西方话语忽悠”，“西方多党民主制度在很多地方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其特点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作为走过100多个国家、专注研究现实政治的作者，特别是亲眼看到了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给某些国家带来“散、软、短、泛、粹”的民主综合征以及经济社会陷入停滞倒退的困境，他关于民主问题的告诫和论述是在比较鉴别中选择，更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重视。显而易见，“中国震撼”同时还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念崛起的震撼。(作者张晓林 《求是》杂志社总编辑)
日下午2点，张维为教授《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新书出版座谈会在世纪出版社举行。著名学者童世骏、黄仁伟、史正富、萧思健、刘世军等出席了这次会议。张维为教授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外交部。1980年代中期，他长期担任中国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的翻译。1990年代，他到海外求学，现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管理学院教授。他是“中国模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理论研究者”，其独到之处在于以全球审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模式。
陈昕：为何要出版此书——坚持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会上，此书的者和推动者上海世纪出版社总裁陈昕率先发言。他首先介绍了此书出版的一些情况。他与张维为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相识，张维为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的推动下，一年后，这些想法终于形诸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张维为这本书稿的主题在于讨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问题。自2006年开始，围绕着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各家意见纷呈。这一概念最早由外国人提出。早在中国学习西方模式的时候，一些外国人就看到了中国模式的独到之处，如政府主导、实事求是、渐进与增量改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对外开放等等。随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二经济体，随着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再加上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这边风景独好”，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激增，中国自身亦逐渐加入到这场大讨论中。西方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在于看到了中国政府的高效能。在他们看来，中国走了另一条道路。而在中国，虽然我们承认中国今天起飞了，但在许多人看来，这正是与国际接轨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恰恰是政府主导这一模式在改革中带来了许多问题。出版这本书，在于视中国模式为一种既存事实，针对这种模式的利弊得失进行客观的分析。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民主与经济的矛盾，而对中国而言，则在于克服全能主义的困境和公权主导下的问题。
许多人谈论中国模式，标杆竖在西方。实际上，中国道路有其特殊性。张维为此书，通过全球视野审视中国，在他看来，全部西方之外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是因为采用了西方模式而获得成功的。出版此书意在彰显坚持中国特色道路、坚持中国模式的重要性。
张维为：写作背后的理念——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这之后，张维为教授对此书作了进一步介绍。过去30年中，中国稳步崛起。这期间，在中国境内，占全世界70%的贫困人口消失；中国经济增长规模为8倍，而东欧为1倍；中国的发达板块，如北京、上海、大连等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超于美国纽约。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中，没有成功的例子，特别是用如扶贫、现代化的程度等中国的标准衡量。这时候，我们不得不震撼，不得不反思许多问题。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总体效果并不那么明显，而中国历经香港回归，金融危机依然高速发展？反观西方，从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到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无不面临着政治、金融的问题。然而，国内一些学者继续宣扬唱衰中国模式。在张维为看来，西方最后崩溃了，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而且可能不需要20年。因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当中，唯有中华文明持续了5000年，延续至今，并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张维为称之为文明型国家。他为此归纳了八个特质，即四超、四特。四超指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超”指的是超级的“超”。我们有上千年的传统，不能轻易否定，这是客观的存在，是基因的一部分，可以加以利用或者是加以发挥，或者是有选择的借鉴，不是可以轻易摆脱的东西。这个文明型国家不会照搬西方或者任何的模式。相反，它汲取各大文明的优点，同时又可以继续保持自我，同时对世界文明出原创性的贡献。在四个“超”的特点下，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四个“特”，包括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中国一直传承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本质上是民心向我，选贤任能。西方政治制度最大的危机是已经没有了人才概念，只要程序正确，选谁都可以。而在中国，治国的必须是人才。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了起来，而西方用的是选举制度。同样，在社会方面，我们没有采取西方的社会与国家对抗的模式，而是社会和国家大规模互动的模式。这种模式比西方社会更有凝聚力，更有竞争力。经济方面亦如是。最终的理想模式，一定是和历史传承有关的，和我们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混合经济。这种大的格局，可能是文明型国家基因决定的。混合经济，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大的趋势很难改变。
在张维为看来，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不是转型，而是一种创新——汲取别人之长但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中国既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同时又是百国之合。我们历史上也是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这种国家的特点，四个超级因素，人口、地域、历史、文化，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有世界上最充沛的人力资源，有最大的市场，有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独立的思想体系，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果我们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我们四大特征、四大超级因素，很可能一瞬间就转变成我们最大的劣势，就是百国之合变成百国之异。百国之合的人口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合的疆土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合的传统成为不同传统对抗的借口，百国之合的文化成为不同族群冲突的根源。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有多种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完全为西方话语捕获，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的世纪浩劫。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会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精采的一幕，这种国家的崛起对世界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具有超大型的规模，在改变自己之后，就要开始改变世界。
史正富·黄仁伟·桑玉成看中国模式
史正富：经济学的解读，对经济核心问题的把握更接近本来面目
在接下来的专家讨论环节中，各位学者就中国模式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率先发言。在他看来，张维为此书对经济学核心问题的把握更接近经济的本来面目。在他眼里，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是简单的改革，更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的生成和保养。现在的经济学家的正统教条依然认为中国改革在朝着西方的模式迈进，即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制度、政治民主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在这个大背景下，史正富认为张维为此书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审查中国的崛起，特别难能可贵。
他提出两个问题：一、这一研究走向何方，二、中国模式取得了成就也带来了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中国的收入问题、环境问题、腐败问题必须解决，如权力绑架公正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政治参与问题等等。接下来中国的价值观会怎么样？中国人过去的传统怎样和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结合，形成新的思想资源？而要解决现在中国的重大、长期问题，也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市场经济之上必须有一套权力，他称之为建构价格理论。现代市场经济必须由一个国家或者是一种力量来控制、打击损人利己的方法，推广勤劳致富的方法，这样才会有市场的逻辑。政治团体的运行比市场经济更为复杂。如果利益团体自发互动，产生的结果是混乱不堪的政治制度。解决一个国家的政治问题，是理论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可以解决这个国家民众政治参与、利益集团的合法化和政治的可治理性几者间的关系，理论上没有解释。没有一个可供输出的政治学理论。不管是价值观的问题、经济制度的问题、政治制度的问题，要克服目前存在的重大缺陷，中国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模式实际上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做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这是不容置疑的。这期间，我们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创新，而不是去幻想能找到一个现成的、可以借鉴的，引进来可以用的东西。在他看来，中国30年的改革成功正因为有选择的引进西方模式，他称之为三维的市场经济。中国引进了私人财产制度，但这和欧美的相比有一定的区别，并且我们有特大型的战略支配地位的非私有财产经济部门。一方面我们引进西方的通用思想规则，另一方面国家也在发挥话语作用，地方政府也在竞争，各种制度形态叠呈。
在他看来，自主的制度环境要求消化和吸收世界上公认的优秀思想和观念，但是要放到中国这个大熔炉里面融合、筛选，在筛选的过程当中寻找未来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内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
黄仁伟：要找到让世界接受的中国发展道路
其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从国际政治的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模式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模式带给中国的除了正面的示范效应，也带来了矛盾和张力、紧张。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和国际政治地位的上升和我们遇到的挑战几乎成正比。我们过去30年，基本上是在国内的空间里发展。今后30年，主要是要在国界以外的地方发展。而在国界外的地方取得资源发展，除了霸权别无它路。就目前而言，我们今年一年中美关系中的矛盾，谁都知道不会打起来，但谁都担心中美关系崩掉、破裂。最近发现的一些材料，“维基揭密”揭露了许多美国各部门向国务院报告的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里面大量涉及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现在我们要找到这样一条路，不依靠霸权找到中国的发展方式，同时让它成为中国和美国以及欧盟、日本以及金砖其它国家的共同利益。让全世界和我们的利益紧密、高度的结合，这种结合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不称霸，世界也不会和中国真正对抗起来。这也是胡锦涛主席赴美访问的思路，美国也认同这个思路，双方又找到一个新的结合点。另一点是文化。这是硬实力之外的软实力。怎么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东西也融入普世价值？这是中国模式今后30年要解决的问题。这次世博会我们总结了一条，世博是世界文化最多元的一个舞台，如果上海像世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舞台，如果中国像世博一样是多元文化的舞台，这也是我们要考虑未来30年中国要走的路。中国的文化要让世界接受，这样各自的文化才可以相融。
黄仁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发展模式中一些明显的短处。其中包括能源、环境、生态问题。第一是碳政治问题。第二是民主化在中国的新的形势，如网络的民主化。中国民主化和网络的发展同时进行。一旦网络进一步发展，社会的意识结构必然发生改变。
桑玉成：以顶层设计、顶层系统思考来探索丰富中国模式
接下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桑玉成教授就中国模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两点：一、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一个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秉承了其传统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国靠其知识积累、智慧积累来锻造一个泱泱大国。但是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发展进程当中，从来没有在主观上忽略对世界文明、现代文明的吸收、借鉴。这里面既包括物质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中国的发展，固然有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但中国在快速变化中，同时也在吸纳世界文明的成果。二、中国处在变化中，中国的道路也好、经验也好、模式也好，还在不断的发展、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进一步的财富积累，带来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中国的道路、模式是不断探索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第三点，即我们的研究需要学科的交叉、融合。胡锦涛提出要有顶层设计、顶层系统思考。社会的问题非常复杂，有的时候要用“站在地球外看地球”的视野来看中国的发展问题。民主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这需要系统的思考。专制制度不完全坏，但专制制度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下可能就不好。任何一个体制都有一个变态形式，任何政治模式，必须有良好的道德基础支撑。从社会基本架构来说，必须有利于这个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维系和发展。美好社会，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讲生活水平，包括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财富增长多，但人文关系遭到破坏同样要转型。任何的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有悖于良好的人文关系和政治基础就会发生改变。
童世骏：正确理解国内语境和国外语境，自信和自省，发展不足和发展不当，发展
之道和发展之术
随后，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童世俊教授就中国模式的国外语境和国内语境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讨论中国模式语境非常重要，中国模式最早是国外谈论的。在中国谈论中国模式和西方谈话中国模式不同，经济学家、教授在国外发表了很多观点，这对国外公众重新认识中国起了非常积极、重要的作用。这本书现在主要面对中国的公众，普通公众可以从这本书当中得到其他学者无法表达的观点。中国普通公众和知识界都可以从中有所收获。这之后，他指出，整个社会发生着巨大变化，30年为一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过程当中。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书非常重要。中国公众的想法可能因为知识界一些人士的质疑无法维持，因为知识界的质疑声音很强。他认为，读了这本书，知识界怀疑中国模式的那些人，要维系自己的观点要有更多的论点、证据。中国模式的讨论目标，说到底不是要加深分歧，不是要扩大意见差别，而是要形成共识。
其次，他提到中国发展的自信心和自省力的关系问题。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没有理由缺乏信心，中国发展来日方长，也没有理由放弃自省。从目前政界、报界、学界来看，缺乏自信和缺乏自省两个倾向都存在。他认为张维为的书偏重自信。他举了几个特点，如书中很多论述都是批评，像腐败、污染、房价高企等，针对这些批评说理而不是泛泛而谈。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回避，而很中肯的承认。批评西方和模仿西方国家的时候，总体没有说过头，有些地方有点过了。作者的亲身经历与大量的数据材料相结合。书当中讲到的板块概念、文明型国家的说法都很有学术创意。
再次，他提到中国发展之道和中国发展之术的关系。中国模式，有的偏重于中国发展之术，有的偏重于中国发展之道。他认为张维为的书的重点可能放在中国发展之道，实事求是、民生为大等等思维，是观念上的总结。他概括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辩证的理性主义，重情的团体主义。他觉得讲到中国发展之道的这些理念要避免两个倾向，一是不能因为现实当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而否定这些理念，另外一方面，不能因为这些理念很好而回避现实当中的问题。他认为张维为避免了这样两种倾向。为将解决之道写入下一部著作。在此之外，她进一步问道，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她认为，按照张维为的说法，中国模式好像是不可以复制的，因为别的国家没有四超四特。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可以提炼出来人类模式而非只是中国模式？它是否更具有普遍性？人类是否有共同的可发展模式，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都可以接受的一种东西？最后，她提出，张维为此书通俗易懂，不局限于学术性讨论，建议中学生和海外留学生阅读。
上海台湾问题研究所盛九元教授接着发言。他认为，此书谈论中国模式的时候，贴近大家的理解，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他问道，在整个中国模式中，全球普世价值的位置何在？他希望将两者进一步结合起来。其次，他提到，中国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不足、不适的地方。发展总是不断带来新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没有全新的解决方式，我么还处在摸索过程中。再次，他认为，此书提到的一些概念和我们讲的在内涵上可能有些差异，如现代性的定义，他建议进一步完善。最后，他提出了中国模式中的两岸关系问题。他问道，两岸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通过文明型国家的建构，通过共同价值的塑造解决两岸问题？
听众中上海市委党校的袁新华随之附议。她认为此书对提升干部的自信心很有帮助。并建议张维为做一些更具体的工作，通过案例或系列，像2008年出版的《中国触动全球》那样进一步触动干部层。
接着，东方早报副总编辑金仲伟发言。他认为此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对话性，他认为张维为是在与他人对话，与他人辩论，二是在平等的视野下审视中西文明。他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在媒体中激进地批判中国的模式、中国的道路，这是一种缺乏对事实、对现实诚实判断的做法。他认为，中国的问题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而在今天的中国知识界，许多人将民主推到了极致，看成是一种民主宗教、意识形态，许多地方还停留在冷战时代的教条主义中，在意识形态中站队，他认为这完全站不住脚。民主是一种文明的政治建构、一种文明理念，主政的哲学，而不是宗教。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陈志敏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张维为此书饱含“清醒的自信”。关于文明型国家，他提出三点看法。一、文明型国家概念的提出是在采纳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以应对西方带来的挑战之后向中国本源回归的做法。文明型国家的概念是我们思考中国未来国家定位和发展方向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要去看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思想，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帮助，中国还可以发展什么样的原创性思想来解决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自成一体，但我们跟别的国家不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二、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是每一个朝代到太平盛世的时候，就开始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然后政治衰败，王朝轮替。我们必须避免这一历史规律。三、文明型国家当下和未来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过去30年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或者和历史上面临的问题不太一样。只有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模式才能引领世界。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刘世军博士认为，此书的出版有两大意义。一、此书是由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中提炼出来的理性表达。这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自信心。二、此书推动了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模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注解。他建议我们不一定要称中国为文明型国家，称之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崛起，可能更少歧义。
复旦大学宣传部长萧思健用“讲透硬道理”形容此书。他认为，一方面，张维为在努力讲透硬道理，另一方面，他并不是硬讲道理。其次，他提到，“倡导亲和力”是张维为外交生涯的体验，而张维为自己就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再次，他认为，此书具有“可普及”的特征。最后，他认为，这里面的一些概念尚未完全展开，“需深思”。
最后，张维为作了回应。他坦承，针对中国的问题，他采取的基本思路是先确立自信再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不停地解构，我们更需要建构。他认为他归纳的模式特点可能会进一步演变，但我们的理念对我们解决问题是有帮助的，而且有一定的普世意义。他认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命运。根据他的观察，盲目搬用西方模式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灾难，而我们的模式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解决起来相比西方要快得多。他认为，我们知识界、学术界、经济学界中占主流的几乎清一色是西方话语，大专院校也有这样的问题。他担心我们的社会会由此走向激进化，这也是他此书偏向于普及化的原因，其目的便在于向大众宣扬中国要“去激进化”的观点。许多人批评我们经济改革厉害，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张维为反驳道，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采用西方模式、非西方模式的国家远远做不到的成就。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先确立自信再解决问题。
我很佩服张维为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种通俗的说法，在我看却是十分传神。因为它摈弃了先验论对历史的污染，把中国历史还原为真实的、鲜活的生活。
研讨“中国模式”、“中国崛起”的书和文章不少，张维为给读者提供的思考有独特之处，年初召开的新书出版座谈会上，一些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著名专家都已经说过了。但最吸引我、使我感到震撼的一个特点，几乎还没有谈到。或许是因为我属于“古代世界”的，注意力和兴奋点与完全“在场”有所不同，思想容易开“小差”。所以，下面的发言也难免有偏题之嫌。
乐观精神植根中国土壤
我说《中国震撼》这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具有浓烈的历史感。张维为把自己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把握归纳为“四超、四特”，作为他支持“中国崛起”全书议论的“元出发点”。这一勇气和胆识，使我敬佩。他尽力发挥熟悉国外情况的特长，展开中外比较，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反复演绎这一中国“元论”，捕捉到的不是零零碎碎的历史优越感，而是带有全局性、长远性的中国历史特征。他不像我那样拘守专业，为历史而谈历史，而是要从历史的中国看到现在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希望所在。全书充溢乐观主义的情调，他相信这种乐观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国的历史之中的。
每本书都有叙述的重点，不可能面面俱到。我很佩服张维为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种通俗的说法，虽然在历史学界可能会认为缺少学术味，但在我看却是十分传神。因为它摈弃了先验论对历史的污染，把中国历史还原为真实的、鲜活的生活，可以不断检讨、不断改进、不断摸索的动态过程。感到不满足的是，张维为在发挥“四超、四特”能量内涵优势的同时，限于篇幅，没有能充分交代它们必然包含有的内在艰难，以及在动态的长过程里趋利避害的各种艰辛努力。
俗话说：有一利必有一弊，长处往往同时也是短处。“四超”，即地大、人多、历史久、传统深，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好处说不尽，但也为历代的治国者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新问题层出不穷，挑战与应对的内容也是与时俱进的。例如民本思想产生于宗法制时代，周公、孔子的德治、礼治思想建立在基层宗族制的社会基础之上，不是“乌托邦”的空想。恰如亚里士多德揭示民主政体易于在城邦国家率先实现，中国的民本措施也是在典型的乡村“宗族社会”里比较容易落实。待到实现大一统，废封建、立郡县，国土辽阔，管理分散为条条块块，“天高皇帝远”，中央政令的有效性，如何减少由上而下传递过程中容易发生的“耗散”现象，就成为治国方法中的一大难题。
中国历史上有价值的解决思路是两种：一种主张，我称之为“模范县令”。古代中国，只有知县才是真正直接“亲民”之官。如果一个知县能做到清廉干练地治好一个县，扩充开去，每个县令都能像他那样地治理好县，这个国家也就不难治好。一种主张是“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在郡县制的框架内给予县级政府以适当自治的权利。这两种思想都影响过毛泽东。他一再说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都必须同时发挥好，也非常重视县一级政府的关键作用，直接召开过多次县级主要干部的座谈会，寄县级政府于厚望。
大一统中国的另一难题，就是在权力集中的体制下如何管好官员。张维为说到“选贤与能”，说到科举制，外国学者也很欣赏中国这一古老的做法。因为是大国政治，事多、麻烦也多，机构越添越繁，官员越来越多，官员的贪污腐败几乎也是每一代政府都感到头疼的难题，科举出身的官员也不容易独善其身。抗得住权力谋取财富的诱惑需要精神底气。从古代历史上观察，有两个因素影响这种程度轻重的不同：一是官员的思想素质、道德风气，坚守儒家信仰的，儒家文化气氛浓厚的，贪污腐败不容易泛滥为社会风气。总的看，北宋以前比北宋以后好，王朝前期比王朝后期好。二是官员所处的经济环境，实物经济时代比货币经济时代好，以单一农耕为主的年代比工商货币经济活跃的年代好，前者欲望有限，后者财富不再是以粮棉、丝绸，而是以体积极小的金银贮藏计量，贪欲扩张。在商品货币经济活跃之后，坚守儒学道德约束的难度更大，王阳明看到了这点，所以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也是明清以来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的深层次背景。
整体思维有待渐进实施
随阅历增长，近十年重读中国古代史也就有了一些新的收获。我同意张维为所说，中国历史上的变革都是采用渐进的方式，所有变革都是连续中的变化，无法离开中国土壤和历史根基。他说到了“整体思维”，很重要。中国整体思维的要领，就是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一体两面，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例如中国文化的主题，既非乐观，也非悲情（忧患意识），而是乐观与悲情双重意义结合上的生命永恒，坚信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坎过不去。还可以加以补充的，整体思维是通过阶段性的过程（六十四卦）来实现的。所谓全方位改革，齐头并进，一口吞下大象是不明智的。每一个转变阶段主抓什么，突破什么，最能检验“政治精英”的智慧水平。中国古代的政治学都是通过反复历史检讨获得的，是一笔财富，但也有明显弱点。我总觉得，从历史上看，中国不缺思想与文化，中国人不缺发展致富的经济理性，但往往不重视操作方法有效性的研究与过程阶段性特点的把握。这就使我想到了新加坡。
出乎我的意外，张维为用力与众多国外经验做比较，包括亚非等国，却遗漏了新加坡。我推荐大家看一下新近出版的《李光耀对话录》。作者汤姆·普雷特认为，“不管李光耀在剑桥大学念书时变得多么西化，他的血液里装载着根深蒂固的华人思想”，他的治国理念是一个“偏重以传统家庭为根基和以社群化价值观为主的哲学和伦理，超越现代科技和个人中心主义”。邓小平将新加坡看作“这是中国人的地方”，鼓励官员们去那里看看。而李光耀也非常敬佩和欣赏邓小平的现代化渐进路线：经济、教育、民主，转述邓公语：“由我来开创经济发展”，并回应西人的责难，表示“新加坡最终将要实现民主”。在我看来，李光耀的成功，是在现代条件下，将中国历史的底气最大程度加以利用和发挥，这就是他自己常说的中国人的勤劳精神，认为国家的责职“是在公平和不受到剥削（指贪污---引者按）的情况下，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他批评欧洲的过度福利主义：“在欧洲，由于社会福利过于慷慨，工人们缺乏推动力，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美国呢，竞争比较激烈，社会福利较少。但是，如果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倾向欧洲式的社会福利，这将导致美国经济的发展变得缓慢和缺乏动力。”
我知道政界和学界对新加坡模式的争议极多，也知道新加坡模式有特多特殊性，不可能照搬于中国。然而，李光耀的新加坡“建国经验”，是摸索中国历史经验如何融入现代文明国家“河流”中有效率地踩过的闪亮“石头”。这点，我想张维为也不会不予认可，建议作者再版时适量加入议论。（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张维为，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著作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全球》等。19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我想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三个角度来谈今天的话题。
中国今天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曾遇到。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可以自信地面对各种挑战。
先谈中国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的30年中增加了18倍，有专家估计中国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生活水平可以提高近7倍。但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中国“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
2008年，我从印度讲学回来，在报上发表了《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和思考》一文：孟买60%的人住在贫民窟，人均面积两三平米。一位网友责问：为何不把中国跟东欧比？我说不久前去过华沙和布达佩斯，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10年。这位网友又问：为什么不和纽约比？和纽约比，3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实，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曼就比过。他2008年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后经上海回国，写了篇评论《中美这七年》。他写道：当我回到纽约机场，沿着破旧的公路开往曼哈顿时，我问自己，究竟哪里是第三世界？我不想告诉我的女儿世界的未来在中国。
虽然上海和纽约在某些方面仍有差距，如国际化程度、公共文化的空间等。但在硬件的很多方面，上海已经走在纽约的前面了，如机场、地铁、高速公路、商业繁荣程度、美轮美奂的夜景和即将完工的高铁；在软件方面，上海的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人均寿命等指标都好于纽约。
我们的城乡差距还大于发达国家，但不是“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欧洲的城市远远没有中国城市的活力，中国的农村也发生了巨变，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好于非洲的多数城市。非洲城市一半人口住在没有电的贫民窟，人均寿命才50岁左右。中国城乡差别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而逐渐缩小，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腐败很严重，能算崛起吗？
腐败问题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也要看到别国崛起过程中都出现过腐败上升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经济高速发展，法治建设跟不上。英国19世纪时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19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时代，人们都持枪保护自己；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官商勾结极为普遍。
如果横向比较，研究腐败最权威的“透明国际”把中国腐败程度列在世界中位。跟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如印度、巴西、孟加拉、埃及、乌克兰、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非洲国家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反腐经验值得借鉴，他们致力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整体的进步，成绩可观。
中国环境污染严重，能算崛起吗？
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比我们现在还要严重。1952年伦敦曾发生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的事件。欧洲最大的莱茵河一度污染到了鱼类都无法生存。但最后通过环保努力，欧洲人扭转了局面。
中国贫富差距大，能算崛起吗？
贫富差距是比过去大了很多，需要认真对待。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问题。人们经常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5甚至0.47，但基尼系数只计算收入，不计算房产、土地等资产。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创新精神，制定一些能反映非西方国家真实情况的指标。比方说，衡量中国人的财富，两个因素就可以使现在所有评估都发生变化：一是货币实际购买力。瑞士的人均GDP比上海高5倍，但理发和吃饭比上海贵10倍，瑞士住房自有率才36%；二是家庭净资产。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业传统。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家庭中位（medium）净资产（房产、股票、现金等，减去所有债务）去年由于金融危机降到了2004年的水平，为9.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万元。中国多少家庭的净资产达到和超过63万？恐怕至少数千万，也许上亿。过去30年，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无人可比。当然美国人习惯了大举借贷消费，几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中国人不必学美国人过度借贷，但只要把中国人的财产、资产适当盘活，中国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是和平
西方大国不少都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这期间各种战争数不胜数，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8年法国吞并印度支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瓜分整个非洲的无数次大小战争、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867年后数十年间，北美的印第安人惨遭灭绝，美国因此无偿获得大片疆土和资源。西方崛起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但英国可以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囚犯出口到澳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而我们是在自己的境内消化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所有问题。英国当时人口不过1000来万，中国今天是13亿人。我们硬是通过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有了雄厚的财富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和其他国家比较，我们显著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避免了两次金融灾难。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法国的人口才两三千万。中国不能这样折腾，一定要走稳健的改革之路。
四是民生为大
我们坚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所以中国消除贫困领先世界。世界贫困人口还在增加。印度把每日收入从2美元到13美元的就定位为中产阶级。按这个标准，2005年在印度中产阶级是2.64亿，中国则是8亿人。但这个标准太低。你入住印度的饭店，帮你搬行李的服务生，住在贫民窟，会说几句英语，就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你到上海星巴克问喝咖啡的小白领，他说我算什么中产阶级，我只有一套房子。中国人的要求高。
五是渐进改革
我们没用激进主义的“休克疗法”。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的地方就是不放弃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而是尽量利用现有体制来运作，为现代化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进。实践证明“共产党+市场经济”比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更有作为。
六是顺序正确
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讲究轻重缓急。我们大致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
七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求把市场优势和宏观调控优势结合起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曾说，这场经济危机“是对不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惩罚”。那么如今这场源自于美国的金融海啸该如何解释呢？我套用他的话，这是对信奉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惩罚。
八是对外开放
在国际竞争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但以我为主，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学习别人的经验。中国模式有极强的竞争力，因为它源于激烈的国际竞争。
当然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相当严重。比如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某些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贫富差异、生态问题、医疗教育，引起了很多人不满。但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问题就是机遇。
我自己一直套用丘吉尔的句式，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它确实有很多弊端，但是比较下来，其他模式弊端更多。
美国曾在整个非洲推行“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政府的作用，结果非洲政治和经济全面恶化。美国专家曾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现在被俄罗斯人称为对俄的第三次浩劫。“华盛顿共识”要求各国开放资本市场，结果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危机。有时候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盲从西方模式，给中国带来的可能是灭顶之灾。
30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大部分活水平明显提高；我们避免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只要取得其中一项成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表明中国模式至少是“最不坏”的模式。
中国的崛起过程必然是中国话语变得响亮的过程，我们拒绝西方“民主和专制”话语，认为“良政”与“劣政”才是关键所在，“游戏民主”只会带来灾难。司一定破产。民主的核心是体现人民的意志，民主的形式应该由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去探索。
在场的英国资深战略学者罗伯特·库珀不以为然，“难道中国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享、民治吗？”我说我们很重视这些原则，但我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承：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二是选贤任能，治国者必须是人才。民心不完全等于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如天，民心指的是一个民族长远和整体的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政权这种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执政集团，这是中国的文化传承。
西方民主演变成了“游戏民主”
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存在多元的利益，应通过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并进行博弈，但这种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差异的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成功率极低。因为它所需要的法治传统、游戏规则意识、庞大的中产阶级、相对宽容的政治文化等条件，在非西方国家基本不存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先把你这个社会分裂，然后再来整合。问题是非西方社会往往分裂之后就再也整合不起来了。泰国是“农民选出总理，城里人赶他下台”；吉尔吉斯斯坦是“南北分裂”，乌克兰是“东西分裂”。
为什么西方国家采用一人一票还没破产？因为它们在这样做之前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并因此形成了几个特点：一是政治和经济已基本分开，谁上台都不太影响百姓的生活。二是人均资源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有折腾的资本了。三是中产阶级成了社会的主体，倾向稳定。四是政治精英通过几百年的磨炼总能垄断主要的社会资源，如议会、媒体、金融等。
但现在西方民主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游戏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营销，大家拼资源、拼谋略、拼形象，选个美女和电影明星，毫无政绩可言，也无所谓。这种做法导致了政治的平庸化和劣质化。东欧政府最高支持率几乎没有超过21%；冰岛选出的哈德尔政府不懂经济，导致国家破产；南欧的笨猪四国，即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这是一种夕阳西下的模式。
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希腊破产了；议会民主的发源地英国处在破产边缘；三权分立的美国明显走下坡，真是三点成一线。一些美国学者也认识到了美国政治制度是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需要改革才行。
在当今这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上，我认为只知“选举”而不知“选拔”的制度，将竞争不过能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制度；只知吃老本、视民主为游戏而不建立“学习型政府”和“学习型社会”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将力不从心；不知“宏观调控”为何物的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可能要出局。所以我看好中国模式。 （以上内容据5月27日第31期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