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是明朝的人怎么那么清楚三国的事_百度知道
罗贯中是明朝的人怎么那么清楚三国的事
罗贯中是明朝的人怎么那么清楚三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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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不清楚，三国这段书流传已久，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其实是以三国志为蓝本，将市面上对于三国的评书传说都收集起来才创作的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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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陈寿写了一本《三国志》，全面介绍了三国历史，到明朝时，民间也有很多三国时期的故事和演义
三国志啊加上民间流传他就编写了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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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人，读三国演义好？还是读三国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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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人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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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做人，读《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作者白行简，白居易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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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科树一座，学而时习之
读哪个都不好，因为浅显的道理人人都懂，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编的，又不是哪个圣贤编的，很多他个人的看法，而这些看法现在看来不是那么老道。三国志比较客观，但是凡人能读到些什么呢？如果你没有人生的经历，说通过读历史书悟到道理，那是扯淡。我之前也一直留意这方面的书，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曾仕强论三国智慧》，就是在百家讲坛讲易经那个人讲的。我觉得还挺有道理。不是卖广告，这个人确实对古代有点研究。其实如果经历过一定的人生，再去读正史，会有很多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毛泽东为什么发动wenge，现在人们就是两个论，一个夺·权论，一个糊·涂论。但是你有没发现毛泽东是没正常孩子的，毛岸英死了，毛岸青疯了。他夺来干什么呢？开国领袖怎么会真的糊涂呢？其实人们的看法都是站立在wenge是错误的基础上的，然而，在那个时候，中国派系复杂，人民对社会·主义抱有幻想，各阶层不接受统一领导。这个运动可以说彻彻底底让中国再度统一，为以后改革开放铺路。好像现在的台湾，就是政治失败，经济再好，自从反对的人一出现，问题就来了。好像为什么抗美援朝？有一篇文章叫做过秦论，讲秦始皇打下天下，修长城死了很多士卒，从此兵锋日少。当时四野猖獗，三野赫赫，派系又不同，其实最大的贡献就是真正结束自晚清以来四分五裂，权力不集中的顽疾。还有诸如大·跃进，邓·朴·芳·断·腿，毛泽·东··引咎·暂退等问题，其实都有很深的原因，不是简简单单看看书总结一下就可以知道。纯属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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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实三国人物和历史的问题!由于我古文阅读能力有限,无法读懂『三国志』,三国演义那些罗贯中虚构出来的情节,在三国志里究竟是怎样的?如果觉得上面的要求太麻烦,那么能回答我以下几个问题,一定要三国志记载的真实三国历史!不要三国演义小说里的!1、真实三国历史里是没有貂禅这个人的,对么?吕布杀死董卓的真正原因,是何因?2、吕布殒命的地方,确实在白门楼么?可否简要叙述一下他从“被擒”到“被杀”这一段?3、周瑜在真实三国历史上,是气量很大的人,不是被气死的,那么他因何而死?是伤痛发作么?4、我知道赵云在历史中并没有在小说中那样大放光彩,那么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5、司马懿与诸葛亮,在年轻时是否是同窗学友?6、最后一个……关于孙策和周瑜的关系,他们是如何成为知己的?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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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是的三国里没有貂蝉这个人,《三国志》里只说吕布和董卓的侍婢私通,而没有交代侍婢是何许人,貂蝉一次是秦汉时代宫中的侍从名见《汉书-百官志》和《宋书百官志》.吕布杀人董卓的真正原因是利益问题,董卓太多次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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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日 03:00&&【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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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开明国语课本》以来，老课本拂去尘埃，渐渐露出真容。不知不觉间，在公众视野中重见天日的老课本竟走过了十二年路程，从悄然面世，到被热烈追捧，最后归于平静，无论发生过什么，面对老课本这个富矿，我们对它的开掘其实才刚刚开始。初来乍到时，曾默默无闻陈宁宁今年65…
从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开明国语课本》以来，老课本拂去尘埃，渐渐露出真容。不知不觉间，在公众视野中重见天日的老课本竟走过了十二年路程，从悄然面世，到被热烈追捧，最后归于平静，无论发生过什么，面对老课本这个富矿，我们对它的开掘其实才刚刚开始。初来乍到时，曾默默无闻陈宁宁今年65岁，已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退休。很多人并不知道，是她首先将老课本从故纸堆里找了出来，续写了老课本的新生命。陈宁宁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多年，写过《尼采与庄子之比较》这类文章，也进行过大量家谱的研究。她发现很多大家族的家法族规都涉及到教育问题，而这些类似《弟子规》的内容往往对其后代影响至深。到出版社工作后，陈宁宁开始为找图书选题而奔忙。她回忆道，当时一课一练那类教辅书出得又多又滥，孩子们要做大量雷同的练习，我当然不想出那类书，但我又不能出家谱。这时她想到了曾在图书馆见过的几套老课本。选择《开明国语课本》有偶然成分。尽管这套书图书馆收藏不完整，但陈宁宁说，她很喜欢丰子恺的画，而且这套书还是叶圣陶编写的，语言亲切又活泼。此外，她还选择了《商务国语教科书》和《世界书局国语课本》，当时有一定的随意性，有个人好恶在其中。选题报送之后，社长赵炬非常看重这个选题，《开明国语课本》首印就有8000册，打破了一般图书首印5000册的惯例。因为著作权的关系，陈宁宁分别联系到了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和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叶至善还为影印版《开明国语课本》写了序，小朋友，初踏校园，见着老师，他们上前鞠躬，问了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了国文课，他们翻开书一看，方才温馨的一刹原来已经写进课本了，还有像快照似的插图，你说他们会怎样地惊喜。出版社为老课本系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丰一吟亲临现场助阵;他们又到上海师大附小等两所小学做推广。但事实是，那些老课本一直默默无闻，陈宁宁笑称，没办法，学生们还是要做一课一练的。而在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邹西礼的回忆中，当年推出老课本，并不是将之作为教材，而是为了挖掘历史文献。他记得，老课本系列面世后，引发了基础教育学者的关注，大家尤其对现行小学语文教育开始反思。不过，他也知道，尽管如此，那些书反应依然平淡。让邹西礼和陈宁宁没有想到的是，《开明国语课本》接到像雪片一样飞来的订单是在5年以后，老课本彼时遇到了一次出版的风潮。而陈宁宁已经退休了。意外走红，竟与远征军有关如果说老课本曾掀起热浪，邓康延一定是首先要被提及的那个人。2008年，邓康延正在腾冲拍摄纪录片《发现少校》，我们去了国殇墓园，这是为纪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而建的墓园。那天，随同一起到现场拍摄的老黄埔军校校友们哭着唱起了黄埔军歌，拍摄者也哭了。远征军曾在这块土地上血流成河，但那些活着的人此后承受着命运的不公，邓康延甚至觉得已无力承受悲苦。那天下午，为了换换心情，摄制组决定放假。邓康延独自到当地玉石市场闲逛，碰到了老相识杜老伯。老人家搬出新近收到的一箱老课本，原本就有民国杂志、图书收藏雅好的邓康延自然不会错过。他只是简单翻了翻，就留下了几百元， 把这箱书搬回了招待所。打开这些老课本，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国文》《新修身》的封面上还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姜兆信，他应该是这些课本的小主人。而在另外一本书的扉页上，邓康延发现了审订者竟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蔡元培。我把箱子里的书翻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心头颤动，我想这是远征军给我的馈赠。他们看到我拍摄纪录片一直处于悲伤中，冥冥之中给我带来了一抹亮色。一本本老课本翻过，邓康延从内心深处发出感叹，大学者编的小课本，文字简洁、通畅、明白、生动，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年代，有那样充满人性的教育，有那样蹲下来看着孩子编课本的姿态。我当时想我一定要做什么，虽然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我想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富矿。邓康延继续收藏老课本，并在多家报纸开设专栏老课本，新阅读。他还在《读者》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在2010年的第一期《读库》上，我们做了一个66页的专题，名字就叫老课本。著名出版人、《读库》杂志主编张立宪说，他2009年夏天拿到邓康延的稿件，他在文章中写道，仁爱、礼义、诚信、情趣、方法、逻辑，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情节和写人状物之中。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洞彻人心者，人心生光明。这些文字还有老课本内文，深深震撼了张立宪。这位出版人看清了自己的心意：他有接近、亲近老课本的冲动。2010年春节过后，邓康延正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寻找远征军的一些影像资料，收到了张立宪的短信，老课本大受欢迎，继续写!老课本真的突然火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明国语课本》突然蹿红。此时，老课本的出版风潮也愈演愈烈，民国小学生作文、民国中学生作文等五花八门的书也跟着火了。事实上，自从2009年夏天初识老课本后，张立宪再没放下念头。在有了出书想法之后，他曾到杭州找到历史学者傅国涌，他这才知道民国时期老课本竟然有几百种之多。而傅国涌给张立宪推荐了几种书，包括《最新国文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我们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决定出《共和国教科书》。这套是1912年，即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由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审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此后十几年间此课本发行量有七八千万册，据说在中国乃至世界教科书史上，都是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张立宪说。经过各种打听，他又辗转找到了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石鸥。这位带着湖南口音的老师刚刚从湖南师范大学调到北京，他竟然有近两万册的老课本收藏，其中就有《共和国教科书》老课本。让这些宝贝和更多人谋面也是石鸥的想法，所以，张立宪轻易从石鸥那里借到了书。但张立宪很快发现，他拿到手的老课本很多因为当年小调皮们乱涂乱画，或因战乱、搬运等各种原因，不少已破旧不堪，这让其影印出版的计划变得异常艰难。他只好费尽心思从不同渠道找到一些副本，还要修复那些不像样子的书，修复一个页面常常要花费六个小时。历经修复、扫描、影印等过程，11册线装书《共和国教科书》2011年秋系统而完整地呈现了出来，从初小到高小，涵盖了七年课程。它一面世，迅速引起关注，并继续搅热民国老课本市场。最多的时候，不同出版社至少出了上百种，但其中大量都是重复品种。没了跟风，反而显平静之美关于民国老课本的热潮，张立宪曾说过，其中有很多悲情的感情因素，说民国老课本如何受冷遇，如何被禁锢，如何不受重视，结果反而导致老课本市场变得特别火爆。但民国老课本的热度2013年下半年后开始逐渐降温了。老课本降温，是因为市场销售不太好，都是成年人在看，家长给孩子看的不多。海豚出版社社长喻晓群直言不讳地说，一些80后白领家长会穿插着给孩子讲讲，或者参加一些读书活动读读。但他们逐渐发现，重温老课本更多是在怀旧， 考学还是用不上。当年火，是对现行教育不满足、对现有课本不满足的一种反应。傅国涌说，中国大致完整的教科书1904年方才形成，但通过反观老课本，人们发现，中国课本当年是相当具有独立性的，里面没有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是按照教育规律、年龄，完全从孩子视角编写的。说了老课本的好，傅国涌的意思其实是，不少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出的多是跟风之作，并没有留下多少精品。他分析，很多出版社因为寻找老课本困难，常常会打乱原有的分册顺序，稀里糊涂地将不同分册内容拼凑在一起，出成一本。因为未还原当年教科书的样子，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使用起来有诸多不便。他坚持认为，迄今为止，完整影印出版的民国教科书只有《读库》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系列，它也是老课本热潮遗留下来的少有精品。不得不提的是，老课本这两年因为悄然退烧，反而显现出它应有的平静之美，文化接续、传承的力量开始不断显现。在全国各地的课堂上，邓康延继续讲述老课本的美好。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子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他给听众讲，这篇文章写母亲寒夜缝衣，全是白描。他还经常讲一篇课文，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着花。他会说，这是一篇充满了童趣却有深意的美文。老课本的推广，在形式上也有所突破。邓康延介绍，他和麦兜电影制作方联系，已完成了20集动画片的拍摄，接下来还会完成30集。这家公司原本要价不菲，但一听说是关于老课本的，价格优惠了不少。我想用动画形式，让大家看到老课本的美好、奇妙，让孩子们学到一种民国的审美情趣、做人的规则，学如何有情、有爱地学习，学如何遵守规则。邓康延从各地收藏的音乐、美术老课本简直让他眼前一亮，接下来，我想把民国时期的音乐、美术多跟人们分享，我要做的是把覆盖在它们身上的尘土拂去。他曾与台湾著名词作者方文山交流如何推介老儿歌，方文山建议排音乐剧。出版界也没有停止对老课本的挖掘。就在最近，两本老课本的出现，让人们眼前一亮：一本是《西南联大国文课》在尘封70年后的面世，一本是即将于下月面世的《民国四川话教科书》。关于《民国四川话教科书》，华西医科大学宣传部长廖志林说，2010年编院史的时候，他发现了启尔德先生1891年曾作为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积极筹建华西协和大学。1917年，他编写了一部方便来华外国人学习的方言教材。我甚至觉得这本华西协和大学早期的教材，同时可能还是唯一一部四川方言对应英语的正式出版物。这部老教材现收藏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当时这本书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教材，很土气，但很接地气。廖志林说，每段对话都有场景，像买菜、打扫卫生等，四川人读起来尤其欢乐。为了给老四川话正确注音，巴蜀文化专家袁庭栋还组织三位退休老人组成志愿者小组，具体执笔人为退休工程师张世光。他的成都话说得比我标准。袁庭栋说，之所以费劲做这些事，也是因为大家都快忘记成都方言了，而这本书对研究民国时期的成都方言非常有用，我们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关注本土文化的历史。再火的东西，没有新东西，自然就冷下来。邓康延的意思是，老课本还有太多珍宝未被挖掘出来，而他关于老课本的挖掘，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即使不是我，别人也会挖掘出来的，这些好东西，迟早会见天日。延伸研究老课本，像福尔摩斯探案首都师范大学东校区B区7楼，有一个不起眼的房间，首都师范大学教科书博物馆正在筹建中，近2万册老课本已被规规矩矩、整整齐齐放进了倚墙而立的8个书柜里。此外，房间中央有6个玻璃展柜，烽火教科书展正在此进行。这些抗战时期孩子们使用过的教科书，印刷粗糙、字迹模糊、版本不一，但一样有着生动的面孔。每一本走过烽火岁月的教科书都很破旧，有的书皮上还会找到小主人的名字，一本《国语常识混合编制抗建读本》上就写着毛笔字向家贵，而另一本伪满洲国教科书《满语国民读本》上则写的是孟宪铎几个字。看到这番场景的人都会发出会心一笑，找到跨越时空的奇妙共鸣。这个博物馆里的老课本来源只有一个人，它们都是石鸥教授二十多年来的收藏。他早已忘记自己收藏的第一本老课本是什么，更多的老课本他实际上也无暇再去翻动，只能留待学生和后人研究。这些百年以来的老课本已形成各自的体系，比如清末新学堂教科书、清末民国女子教科书、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教科书、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包括伪满洲国教科书、新中国初期17年教科书、十年文革教科书、少数民族教科书等。石鸥很乐于跟人分享这些老课本，他从来不会嫌麻烦。有一个人曾给石鸥打来电话，说他曾祖父是民国开国重要人物黄展云，编写过课本。他跟我说，他奶奶已经九十多岁了，特别想得到她父亲当年编的教材，到处打听才得知我这里有收藏。就在老人过生日前一天，扫描本恰好寄到，全家皆大欢喜，老人激动落泪。而关于石鸥的收藏，甚至连日本、新加坡、美国等研究专家都曾享受其成果。对石鸥的学生们而言，这些老课本成了他们未来的研究方向。石鸥和他的30人团队形成了国内最重要的老教材研究力量，已完成中国百年教科书研究等重大课题。宁波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小鸥说，2006年，她师从石教授读博士，在他家里第一次见到老课本，我小心地抚摸这些泛黄的、微脆的，有些甚至满是虫蛀的课本时，内心深深地震撼了，清脆的童声好像就从耳边飘过。直到现在，她还记得那些给她带来触动的老课本，有《字课图说》《蒙学科学教科书》《最新官话识字课本》《最新国文教科书》《女子修身教科书》《格致须知》等。吴小鸥刚刚研究完1933年开始出版的《复兴教科书》，据她研究，这套教科书是20世纪中国教科书史上参与编辑校订人数最多、经历课程标准最多，并使用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科书。当年商务印书馆明确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气势磅礴地推出这套影响深远的教科书。她说，从1933年至1948年，《复兴教科书》初步统计出版了183种738册，这套教材注重增强儿童对国家民族的自信心，如收入有《我的学校》《我的先生》《本地出产的东西》《我国的兵制》《我国最大的河流》《我国的文字》等课文。石鸥的另一位学生刘学利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她基于老师的收藏，成为国内少有的伪满洲国教材研究专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教材甚至能变成枪炮、大刀，变成统治工具，这完全颠覆了我对教材的旧有认识。刘学利研究了一百多本抗战沦陷区伪满洲国的教材，那些教材肆意篡改历史，抹杀中华民族文化痕迹。比如教材只保留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忠、孝、勤劳的元素，意在奴化中国学生。而在介绍历史、地理的教材中，关于中华民国的叙述，特别将东北三省去掉。教材中，还有最长的一篇课文，写的竟是历代日本天皇的仁德。当时还将日语定为了国语。刘学利说。石鸥总结道，国内对老课本的研究时间不长，但研究难度很大。他经常对学生说，老课本研究很多时候就是考古。吴小鸥对此很有共鸣，关于《复兴教科书》，她收集资料就花了三年多时间，但至今还不是很全面。而更有许多老教材一直未见，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生编的《蒙学课本》第一版至今没有看见，1933年由中央人民教育委员部编辑的《共产儿童读本》第一版至今也没有看见。吴小鸥说，研究老课本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需要不断找线索、找证据，一定要用证据说话、让教科书自己说话。石鸥和他的学生们都提及国内图书馆对老课本收藏的薄弱、档案馆对相关资料保存的不足，这些都给老课本的研究带来很大障碍。但他们认为，对老课本的抢救和研究不能再等了，因为它们是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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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国家图书馆从宁夏私人手中购藏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古籍文献，包括西夏文纸本文献18包，其中8册较为完整，其余残片亦有数百叶，另有37个擦擦，以及五佛冠等装饰物6件。这是近些年来发现的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版本与装帧类型最多的西夏文古籍文献。这批七八百年前的西夏文古籍包含西夏和元朝两个时期，有很多刻本，也有不少写本，分卷轴装、经折装、包背装、缝缋装等多种装帧形式，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为国内西夏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西夏王朝历史资料稀缺。这批新的西夏文资料的入藏，丰富了西夏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助于对西夏的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研究员对这批文献进行了鉴定和初步分析，确定该批文献均系真品，有很多珍稀善本，具有重要的文献及文物价值。其中，就保存较为完整的抄本《碎金》而言，国内罕见，仅有敦煌研究院藏有20世纪90年代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28纸残叶;西夏谚语《新集锦合辞》则属国内首见。值得一提的是，1909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经发现两种《碎金》抄本和一种《新集锦合辞》，可惜均被俄国探险队劫往圣彼得堡，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因此，此次入藏的《碎金》与《新集锦合辞》，填补了国内的典藏空白。另有写本《三才杂字》，亦十分珍贵。此次入藏品中有很多西夏文佛经，品类很多，也十分珍贵。有汉传佛教经典，也有藏传佛教经典。其中有的佛经发愿文涉及西夏的帝师、国师以及元代初期印刷西夏文、 藏文、汉文三千部佛经事，至关重要。另外，西夏文字的解读经过了艰难的历程，半个多世纪，发现并利用西夏文-汉文双解语汇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翻译和研究解释西夏文形、音、义的《文海宝韵》，使西夏文的释读取得重大进展。我馆入藏这批珍贵文献，将为填补国内西夏学研究的空白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国家图书馆历来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搜集、保护与研究，对西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与整理工作起步更早。早在1929年，本馆即以重金购入一批西夏文古籍文献，由此一举成为国内收藏西夏文古籍最多的公藏单位。百年后的今天，国家图书馆再次高瞻远瞩，不惜重金购藏这批西夏文古籍，给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西夏文古籍藏品数量和品类都有了很大提升。这不仅体现了国图人不遗余力的搜采精神与孜 孜以求的守护精神,更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新的贡献。然而，这批新入藏的西夏文献在我们眼前呈现的是，大部分纸张严重 糟朽、絮化、粘连、原装帧结构破损; 表面有大量尘土、污迹等;多数文献 机械强度很低，无法展阅，存在进一步恶化的隐患，亟待抢救性修复保护。只有完整地修复，方可为学界提供服务，能够实现数字化及出版。来源：《文津流觞》。
（责任编辑：富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