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画(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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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画(丰子恺)
爸爸的画 (第二集)
绘画：丰子恺 著者：丰陈宝、丰一吟
&&& 这里呈献给大家的，是著名漫画大师丰子恺先生充满了人间情味的漫画及他的两个女儿丰陈宝、丰一吟先生撰作的漫画趣绎。 &&& 陈宝、一吟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其父著作的整理研究、漫画的描摹复原及编纂工作，深得丰子恺先生艺术品质的精髓。本书所选漫画，尽可能地考定其撰作的年代及背景，凡属同题异画或异题而同画者，均一一收入，以见全貌，以备参比。以这种方法编纂丰先生漫画，一定会受到喜爱并研究丰子恺先生漫画艺术的读者的欢迎。 &&& 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善取人间诸相，尤多儿童题材，其中的大部分，皆是以丰家姐弟为模特儿的。陈宝与一吟先生，在六十年沧桑之后，以温馨亲切的文字，朝花夕拾，从头细数儿时旧事，娓娓道来，读之令人心动；丰先生漫画，又多以古诗文意境入画者，陈宝、一吟先生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以原诗词为画演绎，既为画作点睛，又使读者在读画的同时得到了古典文学的涵咏。此外，漫画中所表达的社会风貌及思想观念，在今天的读者眼中，会有一种“旧时燕子”的似曾相识之感，让我们多少可以得到一点怀旧的温情和回眸一笑的思考。 &&& 本书由丰一吟先生题签。感谢丰陈宝、丰一吟先生的通力合作，使本书能以现在的面貌与读者见面。
近邻理应相亲
　　一把铁扇骨，好似许多又长又尖的长矛，把近在咫尺的两家邻人隔开，各不相干。穿西装背心的某甲手撑栏杆遥望，穿中装的某乙倚着栏杆闲眺。很可能，他们互相不知道对方姓什么，是干什么的。这把无情的铁扇骨，在这个五方杂处、良萎不齐的旧上海，原是屡见不鲜的。有人说，在旧上海，打个哈欠都会被割舌头的。谁知道隔壁住的是什么人，提防一下原也无可厚非。 　　可是父亲从上海回江湾，经过天通庵，看到这样一把铁扇骨时，却感到触目惊心，认为这显然是防盗贼的，是人类丑恶的证据，是羞耻的象征。父亲所向往的，是“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那种使人悠然神往的安泰生活。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理应相亲。 　　　　　　　　(宝）
　　我的祖父丰鐄钻研了一辈子古书，好不容易考中一个举人，却因死了母亲，按规定不能进一步考进士做官，过四年便去世了。 　　你看，画中那些从书里钻出了头的人，都已中年以上，甚至须发皆白。 　　读某些书，尤其是科技书，确实必须钻研。不钻研，无法出成果。 　　但父亲作这幅画，显然带有讽刺性质。他是讽刺那些“之乎者也”的老学究，或者“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崇洋者。 　　父亲并不反对勤奋读书。他那篇《我的苦学经验》中就谈到自己如何苦读。 　　但他同时又赞成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大约这就是精读与泛读两者之间的关系吧！ 　　　　　　　　(吟）
可怜的小仆人
　　现在的独生子女很难想像，这个正处于儿童的黄金时代、应在家受爸爸妈妈呵护的男孩，却已经当了小仆人，在替主人家照看躺在童车里的婴儿——他的小主人。 　　他刚才推着童车来来回回走了好一会儿，才哄得婴儿睡着了，便趁机坐在路边柳荫下歇一歇。 　　他抬着头，在想什么？一定是在想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多么想回到自己家里，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可怜的孩子！他幼小的心里想了又想，还是弄不懂，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把他从身边拉开，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过辛苦、劳累的日子？ 　　　　　　　　(宝）
代文盲写信
　　文盲很可怜，要给久别的亲人写一封信也写不来。如果在现今，或许还可以通一只电话，诉诉别情。而在当时，只好求助于别人。 　　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一些贫穷的知识分子便设摊专门代人写信。 　　这位老妇人说出来的内容一定全部是口语，但到了这位书写人的笔底，却变成文绉绉的了。 　　我小时候看到这幅漫画，读了题目《阿三夫君如见》，还以为这老妇人想对她丈夫说：阿三丈夫你如果见到……。长大后，才知道这是写信的一种格式。大约是“见信如见人”的意思吧。 　　现在，在某些邮局门口，有时也还能看到这种代人书写的摊头。我国要全部扫除文盲，恐怕要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人身上了。现在，在农村里，也还有二三十岁的文盲。我家从农村来的小保姆就是其例。 　　　　　　　　(吟）
木俑伺候，叫人难受
　　那年我十四岁(1934年），家住在杭州。但为了开明书店的事，父亲时常要去上海。有一次父亲去上海为“开明”画插图，他带我一起去，可以帮他剪剪、贴贴什么的。我们工作之余，常去南京路散步、逛街。 　　有一天，我们到三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去玩，在一家公司的家具部看到一件小家具——一个用木料雕成的黑人的侧影，黑人作立正姿势，双手向前平举，手中捧一小盘。这是供人放置茶杯或香烟的。父亲皱起眉头说，“林肯早已宣布了《解放黑奴宣言》，为什么还要造这么个木制黑人来伺候人？”他还在《劳者自歌(十三则）》的第七则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坐在椅子上吸烟，喝茶，谈天，而教这个人形终日毕恭毕敬地捧着盘子鹄立在旁，伺候我们，使我们感觉上难以为情，我们似乎对他不起。”后来有朋友要送父亲这种家具，父亲断然辞谢。 　　　　　　　　(宝）
首先要填饱肚子
　　一个盲人，靠小孩用一根棍子扶着，挨门挨户讨饭。他们很可能是父子两人。盲人看不见，没办法干活；小孩还小，谈不上做工。可两人都得活下去，只好到处乞食。 　　他俩走到一家的门口。小孩不识字，大人眼睛瞎，不知道这是一家眼科医院。过路人乍一看去，还以为是小孩搀着盲目的父亲去求医呢！谁知道他们当前最迫切的需要不是医治眼病，而是填饱肚子。这幅画看了真叫人心酸。 　　　　　　　　(宝）
　　这玩意儿，如今的小朋友是看不懂了。 　　我们小时候，既看不到电影，更谈不上看电视、录像。放学回家，就在家里干坐着，最多听大人讲讲故事。 　　可是，有时街上来了放映“洋画”的人，只要给他三个铜板(铜板是当时最小额的硬币），那人就会推出一张张“洋画”(也就是今日的幻灯片之类）来给你看。由于看的洞眼只有几个，生意好的时候还得排队。站在街头的人只能看看做广告用的固定的一张。洞眼里看出来的，则一张换一张，而且是放大了的，有灯光，很亮。 　　凡是从未见过的新产品，当时都被冠上“洋”字：洋火(火柴），洋袜(袜子），洋油(火油）。所以这种幻灯片被称为“洋画”，还有叫“拉洋片”、看“西洋景”的别称。 　　　　　　　　(吟）
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
　　有一度，父亲喜欢在运河里“开‘写生画船’……听凭船主人摇到哪个市镇靠夜，便上岸去自由写生……”有一次，船所泊的岸上，有家小杂货店，店旁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头担。父亲悠闲地躺在船里，从船舱中望出去，正好看岸上的剃头司务(师傅）为人家剃头。他把窗框当画框，欣赏这幅活动的图画。 　　父亲说，从绘画的角度看，剃头司务是主人，只是他一个人在盘旋奔走，而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他“全身用白布包裹，只留出毛毛草草的一个头，而这头又被操纵在剃头司务之手，全无自主之权”。剃头司务“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头来；拉他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人在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 　　父亲等到船窗中出现妥帖的构图时，便把这副剃头担速写了下来，题名为“野外理发处”。 　　　　　　　　(宝）
村学校的音乐课
　　乡村的学校设备十分简陋。能找到一位老师，借一间旧屋，办一所小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国文、算术(那时不叫语文、数学）有人教就行，音乐课有没有无所谓。即使设音乐课，也不可能有风琴，遑论钢琴！这间小学总算有音乐课，音乐老师的乐器是一把胡琴。他拉胡琴，同学们一个个张大嘴巴齐唱，师生都自得其乐。但愿这位音乐教师的胡琴拉得很准，又愿教孩子们唱的歌曲既好听又健康，这就好了。这样的音乐教育同样会起到陶冶情操、培养素质的作用。 　　记得父亲在《山中避雨》一文中曾赞美胡琴：“我……觉得胡琴这种乐器很有意思。……胡琴只要两三角钱一把，虽然音域没有violin(小提琴）之广，也尽够演奏寻常小曲。……倘能多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渔光曲》一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得多呢。” 　　　　　　　　(宝）
没饭吃又没书念
　　坐在地上的孩子，看来是个小乞丐。他身旁的小桶里插有一双筷子，这是他的讨饭用具，讨得的残羹冷饭就倒在这只小桶里，用筷子捞来吃。他身旁有根扁担靠在墙上，这是做什么用的？大约讨不到东西吃时，他还当苦力替人家挑点行李赚钱吧？要不然就是用来打势利狗的棒。桶里空空的，这时他肚里一定很饿。 　　从窗口可以望见，老师正在讲课，同学们在埋头听课，追求知识。这穷孩子早已是学龄儿童，可是他家连饭也吃不饱，哪来的钱供他念书？ 　　没饭吃，又没书念——肚子饥荒，知识也饥荒。 　　　　　　　　(宝）
在两家当工役的夫妇
　　小两口把儿子交给乡下奶奶代管，双双进城来当工役赚点钱。他俩运道不错，进城后都找到了人家，分别在两家当工役。这两家相距不远，因此两人常有机会在路上相遇，见了面赶快趁机说上几句。 　　我仿佛听到了下面的对话： 　　妇：你今天怎么有工夫出来？ 　　夫：我家老爷差我出来办点事。 　　妇：他们待你怎么样？ 　　夫：老爷倒还可以，就是老太太挺噜苏的。你那一家呢？ 　　妇：相反，太太待我不错，就是先生很厉害，我给他骂过一顿…… 　　夫：你现在是从河边洗了衣服回来？ 　　妇：是的。先生特别爱干净，隔三差五要洗被单、床单。 　　夫：已经做了一个月了，工钱拿到了吗？ 　　妇：太太说再过两三天发给我。 　　夫：我家老爷今天就给了我。等你的工钱拿到了，一起由我去邮局汇给娘。 　　妇(转过头去一望）：我得赶快回去，免得先生又要骂人了。 　　　　　　　　(宝）
　　看！这群人围在一起，兴奋得个个都集中注意力，在看小摊中央小碗里正在转动的两颗骰子。这是一种赌博。骰子停下来的那一刻，各个参加者谁输谁赢，便见分晓。等骰子停下来决定自己的胜负，精神容易兴奋，兴奋了容易出汗。热了，便把衣服脱下来，往树上一挂。中央那个戴帽子、穿白衣的是“庄家”，即赌博中的主持人。这种赌博没有什么技巧，完全是碰运气，不识字也能参加。而庄家是注定赢的。 　　此画后来父亲重画时，干脆改名为“赌博者”。 　　　　　　　　(宝）
　　与这幅画的画面大致相同的，还有《乌衣巷口夕阳斜》。这画题取自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但父亲用古诗句作画，画的往往是另一回事，与古诗内容不一定有关。在《巷口》这幅画中，我们看到一位老太，手里牵的想必是她的孙儿。他两人在巷口观望。大约在巷内、在家里太闷热，孙儿吵着要奶奶带他到巷口走走，那里可以看路边的来往行人，又可看街上的车水马龙。这男孩很顽皮，走路像在跳舞，幸亏奶奶个儿高大，站得稳稳的，才不致被他牵倒。 　　　　　　　　(宝）
看他究竟付多少钱
　　父亲在《两场闹》一文中写他从旅馆楼上望下去看见四个坐人力车的人到达目的地后吵吵闹闹地克扣人力车夫的钱，而上了酒楼后，四人又吵吵闹闹地争付酒菜费。这两场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篇文章写于日。而现在这幅《目的地》发表在同年8月24日的《申报》“自由谈”上。这一文一画不能说没有一点联系。 　　人力车夫全凭两条腿跑路，辛辛苦苦地把顾客拉到了目的地，正用急切的、不很放心的目光看着那顾客从皮夹子里拿钱，看他究竟付多少钱。讲好的价钱，有时会被无理的顾客强横地扣掉一些。你看那顾客，低着头，一心专注在皮夹子上，连脸也被帽子遮住了。他不知在动什么心计。两人的表情都很真切。 　　　　　　　　(吟）
　　虽然画里四人中有三人没有眼睛，但单看他们的嘴巴就知道其乐融融。这必然是个敬老爱幼的家庭。你看，夫妇两人搀扶着老母亲，多亲热。他们生有一个男孩，应该说必定非常宝贝。可是从画面上的安排来看，主要的中心人物是老母亲，而决不是男孩。 　　现在的家庭，有些父母把孩子看成小皇帝，一切以他为中心。至于老母亲，如果身体尚健朗，可以利用她当保姆，做家务。身体不行了，那就至多让她吃口饭。到了中秋节，还会夫妻双双搀着她出来赏月吗？ 　　我小时候读到过一个故事：父母嫌祖母有时要打破饭碗，便为她钉了一只木碗。后来看见自己的孩子也在钉木碗，说是等父母老了给他们用。 　　你如何对待老年人，就是为孩子做一个榜样，他将来也就如何对待你！ 　　　　　　　　(吟）
　　画中的小孩跨过的一个个难关是：会考，初中入学；会考，高中入学；会考，大学入学；就业。 　　这是30年代时的情况。现在略有不同，但难关是一样的。进高中，进大学，或许更加难了。因为竞争的人多。孩子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哪一家的父母不望子成龙！功课堆积如山，我做到夜里10点钟，你做到11点钟，他做到12点钟…… 　　就业这一关在画中特别高，可见当时就业非常困难。即使大学毕业，也难过就业这一关。 　　难啊！难！ 　　　　　　　　(吟）
好花时节不闲身
　　父亲在学时期十分用功，踏上社会后，工作非常努力。我从未见他闲坐一日。早上，有时要先工作一番再吃早饭。早饭后是最佳的工作时间，他往往是伏案一上午。午休后，他仍是工作。只有晚酌后才轻松一下。 　　这幅画是画父亲自己。他写文章时总是手夹香烟的。1936年发表这幅画时他已成名，各方来约稿甚多。他在1936年(虚龄39岁）以前，已出版了9本画册、4本随笔、22本艺术理论、11本译作，编的书、画插图的书还不算在内呢。有这么多著作的人，怎么能不忙呢？难怪他在好花时节也不得空闲了！ 　　　　　　　　(吟）
以教人失业为业
　　为什么用这样的题目？这位老师明明是在教学生画石膏像，怎么说他以教人失业为业？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位叫胡治均的先生，于1947年时向我父亲提出，要拜他为师学画。父亲回答他说：要拜师可以，但是千万不可学画。学了画会饿死的。胡治均先生因此而失去了当面向我父亲学画的机会，只有在父亲去世后，他才琢磨着自学起来。 　　父亲当时说这话也是有道理的。学画的人，除非有特殊天才，才能出人头地。否则，是很难靠画画为生的。 　　　　　　　　(吟）
他一口气画了八张
　　全诗是这样：“典却春衫办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蹰。瓶中有醋堪和菜，囊底无钱莫买鱼。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诗。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此诗名《闲居诗》，作者是元朝人吕仲实。 　　父亲很喜欢最后这两句。抗日战争期间，日(农历大年初一）上午，他在桂林乡下两江的租寓中一口气以此为题作了八幅画，形式各不相同，用以送人及自留。 　　我也很喜欢这两句。后来找到了全诗，更是赞叹不已。这完全是知识分子生活的写照！我家在抗日战争期间过的就是这种生活，只是没有典当而已。 　　父亲循规蹈矩、辛勤耕耘了一辈子，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好容易过上“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的日子。谁料到1966年，比严霜烈日更残酷的狂风暴雨降临到他头上，他终于倒下了。他再也无法来迎接改革开放的次第春风了。 　　　　　　　　(吟）
欲近晓天啼一声
　　五代诗人崔道融的这首以《鸡》为题的诗，父亲早在1940年出版的第二册《护生画集》中，就曾以此诗为题作了一幅画。在“文革”期间，他只是把此画重作而已。 　　不知怎么一来，这幅画让“造反派”看到了，那还了得！买得晨鸡一只，主人对鸡说：你平常时候，不要等闲(随便）啼叫，要到深山月黑风雨夜，将近晓天时才啼一声。这不是分明在诬蔑“文革”时期是风风雨雨的黑夜吗？不是在盼望天亮吗？真是“罪该万死”！ 　　父亲当时作这幅画时，只是重画旧作而别无他意呢，还是确实在借题发挥，盼望这场暗无天日的浩劫早日过去，一声鸡叫，好迎接光明到来——这，只有问父亲自己了。 　　　　　　　　(吟）
两小无嫌猜
　　这是李白《长干行》一诗中的句子。所画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却是我弟弟和蔡佩贞。那是1941年的事，那时我家住在贵州遵义狮子桥畔南坛巷底的熊家新房子里。我们租了一个楼面。东楼底层住着一家邻居，男主人叫蔡复绥。所生一女一男，女孩叫佩贞，与我弟弟年龄相仿，都是三四岁的幼童。他们两人常常手牵手一起走。弟弟还喜欢拿着爸爸的手杖，学大人的模样。 　　父亲画下了这两个幼童的背影，配上江南的山水，题上“两小无嫌猜”之句。这幅画是父亲得意之作中的一幅，后来多次重画这两个幼童，用以祝贺新婚夫妇。 　　　　　　　　(吟）
教育亟须改革
　　画中的学生好可怜！为了得到毕业证书，有一个名叫100分的魔鬼抓住他的头发，使他不得不蹙着眉头死用功。 　　从前的学生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因为现在竞争更厉害了，而且大都是独生子女，家长总盼望自己唯一的孩子能成才。 　　有的学生，放学回到家里，就做功课，一直做到晚上10时、11时……甚至更迟。小学生失去了天真活泼的童年，中学生失去了充满活力的青春，少女则更失去了花季时打扮的时机，都被这100分的恶魔抓住脑袋，动弹不得。其实，他们所学的东西，到了工作的时候，不一定都用得上。 　　教育亟须改革，学生盼望解放！ 　　　　　　　　(吟）
“今天天气好！”
　　奇怪，明明下雨，为什么说：“今天天气好！”而且说的时候，两个人笑得嘴巴合不拢来。 　　我们现在每天早上习惯于听一下天气预报，如果是下雨，哪怕小雨，也会皱眉头，必须换上雨鞋，带上伞，多麻烦！ 　　可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有一个时期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早上起来，看见高山上的预报球挂起来了，情知不妙。不久，空袭警报的“呜——”声响起来，大家都必须躲进山洞里或防空洞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即使幸而没有紧急警报，飞机不来丢炸弹，往往也要到傍晚警报解除，才得回到家里。可是，只要是下雨天，飞机就不会来炸人。所以，遇到下雨天，人们彼此都要庆贺：“今天天气好！” 　　　　　　　　(吟）
　　这幅画作于1939年。那时，我们正在贵州遵义。这一路逃难，生活很艰苦。兄弟姐妹多，父亲不胜负担。我们穿衣服只能遵守“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补阿四”的次序。有时一件新衣几个人合穿，谁出去作客就让谁穿。至于吃的，经常是菜粥、菜饭。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却还是怀念着当年的菜粥、菜饭。把菜(往往是芥菜）用油炒过，加盐，在饭刚煮开的时候放下去搅拌，煮熟后，吃起来真香！现在我们吃时还加小菜，当时一吃菜粥、菜饭，就不再有其他的菜了，每人一碗，很简便。 　　如今的孩子，吃不惯这些，他们要吃肯德基、麦当劳。 　　　　　　　　(吟）
中国就像棵大树
　　1938年夏，父亲带了我和二妹(丰宛音），到汉口去住了将近两月。那时父亲为开明书店做些工作。有一次，父亲在武昌乡间散步，看到一棵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剩一干。而春来干上怒抽枝条，绿叶成荫。新生的枝条长得异常的高，有几枝超过其他的大树的顶，仿佛为被斩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似的。” 　　父亲由此联想起我们的国家，当时虽然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河山残缺不全，但由于人民空前团结，就像被斩伐的大树春天会长出更高的枝条、更多的叶子来一样，新生力量日益旺盛，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他还就这一现象作了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并把这幅画作为插图，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就像棵大树》(上边的引文即据此文）。他还说：“这象征抗战固然好，但也不可如此限定。世间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事，都可以此为象征。” 　　后来我弟弟出生了，父亲就据这首诗为他取名“新枚”。 　　《劫后重生》一画也是以《大树被斩伐》为根据画的。 　　　　　　　　(宝）
　　两只猫走上书桌，打翻墨水瓶，弄得书上一塌糊涂。父亲画完这幅画，给加上了一个幽默的画题：“摧残文化”。至于把猫画成一白一黑，那完全是出于画面的需要：多一点变化。 　　可是一到了“文革”中的“造反派”手里，他们又要从豆腐里寻骨头了。他们说，父亲在1940年抛出这幅黑画，是为了麻痹人民，说什么白猫黑猫是影射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共产党，意思是“不论白猫、黑猫，反正都是坏猫”。 　　白猫和黑猫，在当时竟担任了这样不简单的角色！ 　　　　　　　　(吟）
　　这是我最小的弟弟——新枚。母亲自从生了我(老大）之后，接二连三地又生了五个子女，连最小一个一吟在内，一共六人。我们六个兄弟姐妹都是相差只有一二岁或二三岁的，此后母亲不再生育，直到抗战开始，全家逃难到桂林，父亲应聘在桂林师范执教时，母亲又生了个儿子，取名新枚。新枚因而被称为“抗战儿子”。这个“末拖儿子”虽然生在艰苦的抗战时期，物质条件很差，但就精神上来说，他最幸福：父母特别疼爱自不待说，还有姐姐哥哥们的亲切照顾和呵护。你看，他还穿着一件小大衣呢！这是姑妈用大人的旧衣替他改制的，穿了多么神气！ 　　如今，这个最小的弟弟在香港工作，已经年过花甲。 　　　　　　　　(宝）
　　1941年，那时候，我家住在贵州遵义。当地有一种大铁锅，叫鼎锅。我们家里人多，早上妈妈要煮一大鼎锅粥。没有地方放，就放在地上。 　　我弟弟是1938年10月在广西桂林出生的。这时候才三岁，似懂非懂。自己会走路，会搬小竹凳了。可是当他搬了一只小竹凳经过鼎锅旁时，忽然小脑袋里起了一个念头：如果把小竹凳扔进这锅粥里去，一定很好玩。 　　如果真的让他扔了进去，一锅粥就完了。幸而被妈妈及时喝住。 　　但爸爸在一旁并不曾为这一险情担心。他倒觉得这件事很入画，于是就产生了《搬凳》这幅儿童画。 　　　　　　　　(吟）
小弟人见人爱
　　这也是我最小的弟弟新枚。他生于战时，物质条件差，没有巧克力吃，没有好衣服穿，但因为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受尽了父母兄姐的宠爱。 　　他手拿一枝小花睡着了。在香花的催眠下，他睡得很安稳。从小脸那安详的表情看，他定是在做好梦：梦见好花满园姹紫嫣红；梦见糖果满桌随便他吃；梦见玩具满地任凭他玩。 　　趁他午睡，爸爸在赶工作；妈妈在忙家务；哥哥姐姐正在读书看报。等他一醒，姐姐们会抢着来抱他。这个给他洗脸、洗手，那个给他喂粥、吃糖。爸爸妈妈早已等在一旁，准备抱他到外面去看野景呢！ 　　　　　　　　(宝）
又要捣蛋了
　　又是顽皮的弟弟。自己会脱鞋了，趁抱他的大姐姐不看见，要把鞋往饭菜里扔。 　　这一回，没有来得及抢救。不过，小鞋扔进菜碗里，总比小凳扔进粥锅里好一些。弟弟的布鞋不会很脏，这一碗菜基本上仍可吃。 　　这幅画载于父亲1941年落花时节在贵州遵义星汉楼上自编的《子恺漫画全集》六册中的第二册“儿童相”中。这部全集，大都是把抗战前画集(已毁版）中的画重画出来。但其中也加入不少新作。《脱鞋》和《搬凳》就都是新作。 　　　　　　　　(吟）
岁月不待人
　　这是我，是“一吟十二岁画像”。那时我家住在贵州遵义，是1941年7月的事。 　　爸爸要我练毛笔字。练完了毛笔字，我看到有一张白纸，就拿过来打算用毛笔画几笔。可是，从小没有画画的天才，乱七八糟的不知在画些什么。没心思再画下去了。搁笔抬头，却看见爸爸在画我，正好画到最后一笔。 　　爸爸把这幅速写用毛笔画到宣纸上，着上水彩颜色。那天我穿的是“童子军”衣服：绿色的衣服，蓝色的领巾。最后，爸爸题上了陶渊明的四句很有意义的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是啊，岁月不待人。眼睛一晃，我已经71岁了！ 　　　　　　　　(吟）
一肩担尽古今愁
　　自古至今，人人都要为衣食操心，奔走。难怪有两句诗说：“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 　　像我们这种人，满足了衣食住行，还要看书，看画，做研究工作，娱乐。即使不是写写弄弄的人，也还要讲究衣着，讲究摆设……弄了一房间的东西。 　　可是，画中这个男子，肩上一挑，就挑尽了自古至今一直为之发愁的衣和食。你看，前面一个铺盖，必要的衣服大概就放在这里面。后面是吃的东西吧。他只要一挑起这副担子，就可走遍天下。简直与三衣一钵的和尚生活差不多了。我羡慕他，然而又做不到。 　　　　　　　　(吟）
　　抗战军兴，我家逃难到大西南，曾在广西的桂林、宜山(今宜州市）、思恩(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等地逗留过。广西人十分朴素、节约。公务人员一律穿灰色的制服，戴灰色的帽子。父亲一到广西，也做了这样一套制服，并穿戴起来拍了一张照，其打扮就像画中两人那样(他原来是穿长袍的）。 　　快照，是当时广西路边常见的一种摄影。你拍好照后，只须稍等片刻，一张半身像就冲洗好交到你手里。当时我们感到十分新鲜，常去试拍。 　　其实，这相当于现在的“宝丽来”照相，当然，这种快照质量要差得多。 　　　　　　　　(宝）
善意的逐客令
　　画题中的诗句，取自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全诗如下：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一杯一杯复一杯，已经到了“三杯不记主人谁”的程度。主人自己已经醉倒，感到昏昏欲睡，便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君且去。”但他对这位酒伴又觉恋恋不舍，就约他明天再来，准备跟他鼓瑟鼓琴，击节吟唱取乐。所以这样的逐客令实是善意的。 　　父亲的漫画，除了受日本竹久梦二的影响之外，在国内还受陈师曾的影响不浅，父亲这幅画，与陈师曾的同题画十分相似，想必是父亲受陈师曾此画的启发而仿画的。 　　　　　　　　(宝）
　　这幅画作于抗日战争期间。题目《紧急》是指发出了紧急警报，说明敌机已经飞临上空。爸爸牵着小女儿奔跑。爸爸心里急，跨步大，小女儿有点跟不上。妈妈呢？她拿着包裹、背着弟弟走不快，拖拖拉拉跟在后面。 　　紧急警报声音呜咽，很可怕，把小鸟儿也吓得飞向树林躲藏。 　　这种境况，我有过切身的体验。 　　　　　　　　(宝）
落日放船好
　　父亲的漫画，在国外是受了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也受过(艹路）谷虹儿的影响。在国内，近代漫画家陈师曾也给了他很大的启迪。 　　陈师曾当时在《太平洋报》发表过《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画，父亲看了十分喜爱。喜爱之余，便加以临摹。这幅《落日放船好》便是父亲以自己的笔调仿照陈师曾的同题漫画而作的。 　　　　　　　　(宝）
昨夜剪刀寻不着
　　作为画题的两句诗，取自清朝吴陶的一首七绝： 　　藤梢橘刺罥烟鬟，芍药捎裙露未干。 　　昨夜剪刀寻不着，晓来横在石栏杆。 　　昨夜两个姑娘一定是在园里忙乎了一番，看看夜色越来越浓，便急着回屋，但剪刀怎么也找不到，无奈，只好先回屋再说。 　　次日，两人有事出门，经过石栏杆，才发现原来剪刀好好地躺在石栏杆上。 　　与这相似的情况，我们自己好像也体验过。 　　　　　　　　(宝）
以群山为伴
　　画题中的两句诗，取自明朝园信的《天目山居》一诗。全诗如下： 　　帘卷春风啼晓鸦，闲情无过是吾家。 　　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 　　诗中的“我”，一定是个富有闲情逸致的隐士。他独居在这山间小屋中，吟吟诗，喝喝茶，望望山景，多么幽雅！面前一座座的山，在他看来好似一个个人伸着头在看，看他坐在庵中吃苦茶。 　　他有群山为伴，并不觉得寂寞。 　　　　　　　　(宝）
满山红叶女郎樵
　　“满山红叶女郎樵”这一句出自曼殊大师(苏曼殊）的诗《过蒲田》。全诗是：“柳荫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浪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 　　父亲在1943年就以这最后一句为题作画，以后又屡屡重作，并着色送人。 　　可是在“文革”中，1974年批“黑画”时，这幅画竟被指责为“诬蔑三面红旗落地”。 　　所谓“三面红旗”，是指“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大政策。 　　为什么“造反派”说这幅画是“诬蔑三面红旗落地”呢？原来他们所掌握的那幅画，树上掉下来的红叶恰好是三片。 　　父亲在日给我弟弟的信中说：“……有些人神经过分敏捷，豆腐里寻骨头。前些时我受批判，主要的是为了一幅《满山红叶女郎樵》。……盖因红色政权，故不可樵也。……”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吟）
“坟”满为患
　　唐朝诗人子兰作过一首五言诗《城上吟》： 　　古冢密于草，新坟侵官道。 　　城外无闲地，城中人又老。 　　父亲用艺术夸张的手法，在城墙外面画了许许多多坟墩，像蒸笼里的白馒头一般。父亲作画，常喜欢在画中画一棵杨柳，有时还在空中添上一双燕子；可是在这幅死气沉沉的画里，他不再画春意盎然的垂柳，却画了一棵在他笔下少见的枯树。这大约是为了适应画面的需要吧！ 　　我觉得，这首五言诗的作者颇有预见：早在公元七八世纪的唐朝，他就在诗中提出了“死人与活人争土地”的问题。如今上海郊外土地已十分紧张，虽然大家早已放弃土葬，习惯于火葬了，但还有不少人要为骨灰盒做个小坟。上海没有闲地，便发展到苏州去，以致苏州也“坟”满为患，于是就提倡将骨灰水葬、树葬、壁葬或塔葬，以节省土地。然而至今响应者寥寥。 　　　　　　　　(宝）
失子重归慈母怀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父亲有感于此，画了这幅画。 　　他不满足于在画面上发挥，还想亲自踏上这个失而复得的宝岛看一看。 　　1948年，机会终于来了。开明书店的负责人章雪村先生率家眷游台湾，顺便去察看“开明”在台湾的分店，邀父亲同行。父亲带着我一同前往。 　　我们在台湾逗留了两个月，父亲根据自己的观察所得，画了好几幅画，丰收而归。 　　　　　　　　(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父亲喜爱这两句诗，因其含有哲理(讽刺某些人像煞有介事而其实只是水上浮云）。他曾于1941年以此为题作了一幅画。到1963年，又改变画面重画此题，载于7月7日香港的《新晚报》。谁知大祸临头了。 　　这幅画被国民党的《真报》看中，又加上另外几幅画，一起登出，冠以“从丰子恺的漫画看今日之大陆”。这一下完了。这幅画被指责为“含沙射影地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只不过像青云浮在水面上一样的虚无缥缈”。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吟）
热烈的重庆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逃难到重庆，重庆与吾乡石门镇不仅语言不同，连饮食习惯也不同。重庆人喜欢吃辣椒。父亲在重庆喝不到正宗的绍兴酒。重庆人喜欢喝大曲酒，那是父亲碰也不敢碰的。他只能喝一种叫渝酒的黄酒。 　　天气寒冷的时候，我们也喜欢吃一点辣椒。可是重庆人即使在赤日炎炎的盛夏，也能吃辣椒和大曲。所以父亲称之为“热烈的重庆”。 　　我在重庆住过四年，不仅学会了讲四川话，也学会了吃辣椒，对这个城市还相当怀念呢！ 　　　　　　　　(吟）
　　唐朝李白写过《蜀道难》一诗，诗中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句。可见蜀道之难，自古闻名。如果年迈、体弱或一时有病，爬不动山，就需坐轿子。四川有一种简易的轿子，叫做“滑竿”。滑竿是由两根竹竿中间绑一块由竹片编成的小席构成，人躺在席上，由两人扛了上山。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滑竿：两根竹竿上挂下两块小木板，高的一块坐人，低的一块搁脚。 　　游峨嵋山时我坐过滑竿，觉得上山时还可以，下山时很怕，人似乎要掉下来，必须双手紧紧扶住两旁的竹竿。 　　　　　　　　(宝）
　　1937年11月，父亲带着我们全家躲避日寇，背井离乡，逃难一直逃到重庆。 　　终于熬过了漫长的八年，于民国卅四年即日的晚上，听到了日本侵略军投降的喜讯。 　　父亲在《狂欢之夜》一文中说：“处处响着爆竹声。我挤向一家卖爆竹的铺子，好容易挤到了铺子门口。我摸出钞票来，预备买两串爆竹。那铺子里的四川老板正在手忙脚乱地关店门，几乎把我推出门外。我连喊‘买鞭炮，买鞭炮’……把手中的钞票高举送上。老板娘急忙收了钞票，也不点数，就从架上随便取了两包爆竹递给我……他们的门就关上了。” 　　这幅画里画的就是这天晚上的情景。不过，画的可不是父亲自己，因为他是有胡子的。 　　　　　　　　(吟）
复员比逃难更苦
　　日，传来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万众欢腾，爆竹齐鸣。 　　那么，过后父亲为什么说“八月十日的爆竹比八年的炸弹更凶”呢？ 　　这幅画于日发表在上海的《立报》上。自从抗战胜利到次年9月，这一年的时间里，父亲吃尽千辛万苦，才得率着我们回到江南。先是船票难买，无法“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只得北上绕道走陇海路。因逢内战而半途折回，盘川耗尽，他乡卧病。途中戒严，露宿街头。尝尽种种艰辛，才得回到江南。 　　无怪乎父亲说：这次复员，等于又一次逃难。胜利的爆竹声，甚至比八年的炸弹更凶。 　　　　　　　　(吟）
母亲连忙逃进家门
　　抗日战争胜利了，胜利已至胡不归？原来是知识分子太穷，没有盘川。怎么办？只有变卖一切家用器什、文具书籍。而且亲自摆地摊。 　　说起摆地摊，我是内行。我家每逃到一地，必须买一些家具、炊具和杂物。后来要换一个城市了，便摆地摊把这些东西卖掉。这时候，父亲往往是东奔西走张罗车舟，只有母亲和我守地摊。但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不习惯于抛头露面与人家讨价还价。所以每次有人来问价格时，她连忙逃进家门，留下我对付买主。我当时还小，到一地，就学会了当地的方言，正好对付买主。小孩子不觉得难为情，只觉得好玩。 　　　　　　　　(吟）
“回乡豆”
　　“回乡豆”原来的名称是“茴香豆”。茴香是一种可充作调味香料的植物。用茴香煮的老蚕豆，叫做“茴香豆”。但现在大约由于放的香料更多，所以改称为“五香豆”了。在鲁迅小说《孔乙己》中，还称“茴香豆”的。 　　抗日战争胜利了，想回乡，但没有盘川。于是母女两人煮一点茴香豆沿街叫卖，多少可以赚一点钱。 　　父亲听到这叫卖声，认为这不是“茴香豆”，而是“回乡豆”，因为她们是为了要回乡才卖豆的。 　　　　　　　　(吟）
一人出亡十人归
　　从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共延续八年之久。胜利后没有能力马上回家乡的(就像我家那样），便延到次年才得回去。 　　如果这个男子1937年逃亡出去，次年就结婚，然后，一年生一个孩子，九年正好成了十口之家。 　　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我的母亲就生过九个孩子(如果连小产的一个也算在内，共十个），死了一男一女，也还剩下一大串。不过，我以上的，都是抗战前出生的，只有一个“抗战儿子”，便是我弟弟，生于1938年。 　　画题中所谓“复员”，是指抗战胜利后的回归，也就是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状态。 　　　　　　　　(吟）
一一交还白发人
　　抗日战争爆发，年青人背井离乡，远走大西南。两老不肯同行，留在沦陷区。八年抗战胜利了，年青人变成了中年人，儿女一个个生出来。幸而都安然无恙。 　　复员回到家乡，父母已经两鬓斑白，然而骨肉团圆，一个也不缺。“一一交还白发人”时那种心惰，绝非长久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所能体会。 　　至于说“十年骨肉团圆在”而不说八年，是因为抗战胜利后舟车拥挤，不是每个人都马上能回去的。我家就是等了一年才得重归故里。 　　　　　　　　(吟）
凭吊缘缘堂废墟
　　日，家乡浙江石门湾(今属桐乡市）遭日本飞机轰炸，全镇顿成死市。缘缘堂——1933年建造的一座楼房——后门外不远处落下炸弹数枚，我们全家当天就避到乡下雪姑妈所在的南深浜，没想到11月21日就与缘缘堂不告而别，从此开始了八年离乱的逃难生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于1946年返回江南，暂住在上海朋友家。歇息几天之后，父亲便下乡去凭吊石门湾故居。 　　凭着荒草地上一排墙脚石，父亲好容易认出了他的书桌所在的位置。“一株野生树木，立在我的书桌的地方，比我的身体高到一倍。许多荆棘，生在书斋的窗的地方。”父亲的心情无法形容，“次日就离开这销魂的地方，到杭州去另觅……新巢了。”这幅画追忆了父亲当时凭吊的景况。 　　　　　　　　(宝）
修车比开车更了不起
　　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逃难到大西南，起初是坐船，后来则往往是坐汽车。西南地区多山，汽车盘山而行，险峻得很。遇到“抛锚”(即汽车坏了），更不堪设想，哪里像现在这样可以打拷机求救。一切得靠自己。司机往往有一个助手同行，我们这些孩子们对这助手最感兴趣也最崇拜，因为他会修车。我们觉得修车比开车更了不起。 　　瞧，一车人在深山里束手无策，全亏那助手探身入车底修理，才得重登旅途。不然的话，今天只得在荒山里宿夜了。画中的乘客们屏息静气，甚至还有两个毕恭毕敬蹲着准备随时帮忙的人，画面十分生动传神。 　　因为这个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后来我们自己“办小人家家”时，也常常给硬纸糊的卡车配备司机之外的助手。 　　　　　　　　(吟）
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
　　抗战期间，父亲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当时(1939年）我家随浙大逃难到广西宜山(今宜州市）。在那里住了半年多后，日寇攻南宁，浙大嘱师生员工各自逃往贵州指定地点。我家与浙大教育系心理学教授黄羽异(黄翼）先生一家合雇一辆汽车，讲好送到贵州都匀，并付了定洋，约好在某一地点等候。到了开车那天，大家一早来到约定地点等车，岂知汽车杳无踪影。等了半天，车子还是不来，却望见山上挂起了预报球。所谓预报球，就是告诉居民敌机正在飞向此城市。敌机靠近到一定程度，再加一个球——挂两个球，称为警报球，发出空袭警报，告诉大家赶快躲进防空洞。敌机飞到城市上空时便发紧急警报。当时挂出了预报球而行李尽在路旁，真是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幸而警报不来，但汽车也不来！我们受骗了，白白丢了定洋。 　　　　　　　　(宝）
　　法币，指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种纸币。关金，指1931年5月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简称“关金”；1942年4月，作为纸币的一种，与法币并行流通。当时物价不断飞涨，民不聊生。米价涨得快，上午一个价，下午又是一个价。有人知道上午的米价，下午拿了钞票去买10斤米，岂知又涨价了，所拿的钱只够买5斤了。 　　于是，老百姓之间就索性以物换物，简直回复到了物物交换的古代。这幅“一壶酒换一斗米，不识关金与法币”，讲的就是当时的民间实况。 　　　　　　　　(宝）
未吃粥，先吃藤条
　　1934年夏，家乡浙江石门湾一带大旱，老天爷一直不下雨。气温保持在35℃以上的日子长达55天，极端高温40.2℃。田中禾稻全枯焦。农民颗粒无收，家家断炊。为了救济农民，石门湾镇上设了几个施粥处，北隅是其中的一处。四郊农民一早出来讨施粥吃。为了不使男女混杂，施粥处分为“男左”、“女右”两处，画中是“男左”的一处。 　　施粥处拥挤不堪。警察拿了藤条抽人，算是维持秩序，这就使可怜的饥饿人群未吃粥，先吃藤条。 　　　　　　　　(宝）
车厢与社会
　　车厢内这种现象，想必你们经常看见，甚至亲身遭遇过。先坐的人，占了坐位的一大半，而且认为理所当然，仿佛这是在他自己家里。 　　其实，岂止车厢内，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现象也比比皆是。 　　在我们的住房条件还没有得到改善之前，几家人家合一个厨房，或者合一个公共走廊。于是先住进来的人家就在厨房里占领很多地方，或者在公共走廊里不属于自己范围的地方堆上许多无用的器物。 　　处处想占便宜，其实反而吃亏了。因为这种人丧失了做人的起码品德。是失去了，而不是占有了。 　　　　　　　　(吟）
一块钱有没有二十粒好买？
　　抗战时期，在重庆曾流行这样一句话：“领来的米，买来的肉，解除警报礼拜六。”当时米价贵，肉难买，警报频频。所以说，最开心的时刻便是公家发下米来(当时公务员有时可领到公家发的米），自己排队好不容易买到了肉，警报解除了，而且正逢星期六，全家得以团圆，安心地吃一顿有肉的饭。这岂非最开心的时刻！ 　　抗战胜利后，满以为不再会有这种情况。岂料物价飞涨。日登载在上海《申报》上的这幅画，描写“买米归途”，两个贫穷的公务员自语说：“一块钱有没有二十粒好买？” 　　物价涨到如此程度，日子真难过。裤子可以打了补丁再穿，饭总不能不吃呀！ 　　　　　　　　(吟）
隔篱呼取尽余杯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餐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这是杜甫的诗《客至》。 　　好一派田园风光。尤其是最后两句，充满了邻居之间的人情味。 　　父亲很喜欢饮酒。他觉得独酌不够味，希望有一个酒伴。住在上海的房子里，邻居之间往往是“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他羡慕“隔篱呼取”的情景。在实际生活中做不到，画一幅画也可聊以自慰。 　　　　　　　　(吟）
　　1945年(民国卅四年）8月10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就像日传来“四人帮”被打倒时一样高兴。 　　十年浩劫，八年抗战，这是老一代人经历过的两大劫难。8月10日之夜，传来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的喜讯，我们在重庆别说有多高兴了。父亲在上一年中秋的次日，就心血来潮地填了一首《贺新郎》，其中有句云：“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父亲一直盼望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日子，如今总算盼到了。谁知胜利后数月内，物价飞涨，交通困难，把胜利的欢喜消除殆尽。不过这是后话。在当时，确实是到了“喜欲狂”的地步。 　　画中的男人当然不是我父亲。一则因为父亲不是军人；二则我那七岁的弟弟新枚，当时正在重庆附近歌乐山的医院里治大脑炎，不可能被他高高举起。 　　　　　　　　(吟）
爸爸回家来团聚
　　抗战期间，常有这样的情况：让家属留在家乡，自己因工作关系随单位去大后方。这男孩与他所等候的爸爸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爸爸已经远走他乡。因为大肚子的妈妈行动不便，就只好留下不走。孩子生下后，在身边没有爸爸的情况下长大，只听妈妈时常讲起爸爸，却从来不曾同爸爸见过面。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爸爸可以回家团聚了。孩子兴奋地在等火车，火车里载着他的爸爸。妈妈呢？大概她让孩子在这里等，自己先去买月台票(即站台票）了。 　　画中“复员期”三字，指各部门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状态的时期，这里具体是指回返江南。 　　　　　　　　(宝）
笑问客从何处来
　　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其一为：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抗战胜利后，由于交通困难，我家到1946年夏才从大后方回到江南。当父亲第一次还乡探望故里——浙江石门湾时，那里已成一片废墟，不可复识。乡亲们看见父亲一行人操着道地的石门湾土白边走边谈时，觉得十分惊奇：这小镇上怎么来了一群陌生人，说话却全是本地口音！后来，父亲听见背后有人窃窃私语：“丰子恺！”“丰子恺回来了！”但父亲一路走着，却不见一个认识的人，因为这些人抗战前都是孩子或少年，现在都已变成成人。父亲若要认识他们，只有问他的父亲叫什么。父亲说，“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两句诗，从前是谈谈而已，想不到如今自己做了诗中的主角！ 　　这幅画便是有感于上述情况而作。 　　　　　　　　(宝）
买鸡蛋不要钱？
　　孩子在学校里做过应用题。今年200元一个，去年100元一个，前年50元一个。依此类推，公公小时候，买鸡蛋岂不是不要钱了？ 　　“物价飞涨”——今日的孩子恐怕都没有这个概念。但在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乃至抗战胜利后的最初几年，用“飞”字来形容物价的涨，是再贴切不过了。有时带了钱出门买物，走到商店门口，就在这段时间内，要买的东西价钱已涨了。钱不够，买不成！ 　　我家兄弟姐妹多，妈妈不可能工作。在那段岁月里，全靠爸爸一个人挣钱养活我们七个孩子和妈妈，还有一个姑妈和外婆。一个人养活十个人，好辛苦！幸而那时伙食费比较低廉，不像现在，伙食费成了生活的主要开支。 　　　　　　　　(吟）
战争的起源
　　两个男孩抢一盒饼干，终于打起来。 　　世上有些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不也是这样吗？只不过不是抢饼干，而是侵犯别国的领土。你来抢我的地盘，我当然要争回来。 　　以小喻大，这原是父亲作画、写文的表现手法之一。 　　但是一到了“文革”时期，这幅画就受到了批判。“造反派”们说：“财产的私有制及阶级的存在是战争起源的唯一原因。”又说：“丰子恺把剥削阶级为掠夺私利而战和劳动人民为捍卫本阶级利益而战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在1947年解放战争中丰子恺抛出这幅黑画，其目的是为了美化剥削阶级的代表蒋介石，为他的反共反人民非正义战争开脱罪责……用心何其毒也！” 　　乖乖！一幅小小的画，竟被拔高到为蒋介石开脱罪责。现在看来，似乎可笑。但在当时，却是认真地批判，迫使你不得不“低头认罪”。 　　　　　　　　(吟）
向孩子们学习
　　孩子们即使闹翻了脸，甚至打起来，但没多久又和好了。因为他们心地纯朴、天真，不像有些大人，勾心斗角，心地狭窄，易记仇，讲帮派。你看，画中的两家男主人吵架，各自的妻子还在后面帮腔，而自家楼上的儿女却隔着栏杆送花朵。 　　父亲在《华瞻的日记》一文中曾以孩子的口吻说：“像我们这样的同志……何必分作两家？即使要分作两家……尽可你们大人作一块，我们小孩子作一块，不更好吗？”“这个‘家’的分配法，不知是谁定的，真是无理之极了。想来总是大人们弄出来的。” 　　愿天下的大人不要如此执着，向孩子们学习一下，给邻居送一朵花吧！ 　　　　　　　　(吟）
大外孙　小娘舅
　　这幅画是我家生活的写照。我的弟弟新枚是抗战时期(1938年）出生的“未拖儿子”。我二姐宛音的大儿子宋菲君出生于1942年，比我弟弟只小三岁。这里画的就是他们甥舅两人，都很像。这位爸爸兼外公，尤其像，可算作父亲的一幅侧面自画像。 　　菲君天真烂漫的预言叫人发笑。如今他已长大到年近六旬，但还是只能叫爸爸为外公，升不了级！他现在已是光电研究所所长，教授，成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对于外甥不能因年龄的增长而升级成为与娘舅同辈——这个简单的道理，他当然早已懂得了吧！ 　　　　　　　　(吟）
　　在农村，孩子们喜欢捕鸟。捕鸟有各种方法，其一是用一根短棒支起一只大竹匾，在匾下撒些稻谷。短棒上缚有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操纵在捕鸟人手里，那人躲在隐蔽处。慢慢地，各种各样的鸟悄悄飞来啄食匾下的稻谷。捕鸟人伺机将绳子一拉，匾下的鸟全被罩住了，有稻鸡、角鸡、蓝背、麻雀……可怜活泼泼的鸟儿就成了阶下囚、盘中餐。 　　你看窗内那个捕鸟人，只见他一脸的狞笑。 　　这是父亲为鲁迅的小说《社戏》所作的插图。 　　　　　　　　(宝）
侄儿抱叔叔
　　旧时家庭往往多子女，生五个、六个不稀奇。那时不讲计划生育，不讲优生优育。我母亲就生过九胎(其中二人夭折），外加一个一出生就死亡的早产儿。十胎成活七胎，我们兄弟姐妹七人都长大成人，这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记得50年代初期，当时学习苏联，还曾提倡过多生孩子，当“光荣妈妈”呢！ 　　画中的老人，想必是个多子女者。他的长子已经有了个十来岁的儿子，他早已当上爷爷，而自己却又生了个幼子，幼子反比孙儿小！他的长孙已经大到抱得起他的幼子，不过抱得有点吃力，爷爷连忙伸出双手，要把宝贝幼子接过来。 　　　　　　　　(宝）
　　母亲的烦恼，往往来自多子女。尤其是星期日，孩子们放学在家，男孩精力旺盛，在家打打闹闹，玩玩吵吵，原是常事。 　　长矛在地上一扫，碰倒了痰盂；大刀向空中一挥，打碎了灯罩；小男孩走路不小心，被脸盆架绊倒……母亲一见，自然会骂他们一顿，然后赶快替小男孩换下脏衣、脏裤，默默地把地板拖干净，上街去买新的灯罩来换上…… 　　精力发泄过后，挨了骂的孩子们便各自去做功课了。 　　到下个星期日，这一切大概会重演一遍，慈爱、辛劳的母亲又得烦恼一天，又会骂他们一顿，然后默默地为他们收拾一切。《诗经》曰：“母氏劬劳。” 　　　　　　　　(宝）
上行不正下行歪
　　人们惯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里说的是“上行不正下行歪”，道理相同。下边总是以上头作楷模的。 　　画中副题是“看布置画展有感”。父亲对于墙上挂的、贴的，要求特别严格。稍有一点歪斜，他就看得出来，要求纠正。这一点，我们也受到了训练，看到歪的就很不安，马上要设法去纠正。但有些建筑工人，连电灯开关也会装歪，我们无力纠正，只得尽可能不去看它。 　　画幅和开关尚且如此，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检，走上歪路，那就不堪设想了。所以，领导必须成为群众的楷模，家长必须对孩子作出好榜样。 　　　　　　　　(吟）
　　父亲是佛教徒，皈依弘一大师的。人家或许以为他吃常素。他确实吃过一个时期素，但后来还是开了荤。不过，他不喜吃猪牛羊肉，倒喜欢吃水产。大约由于爱喝酒的关系，特别喜欢以蟹下酒。我有时笑他，他便自我解嘲说：“所以我与弘一大师相差太远了！” 　　父亲吃蟹，与祖上传统也有关系。我祖父喜吃蟹，而且吃得很干净。父亲也是同样。他还把两只蟹钳(螯）交叉粘合起来，使之成为一只蝴蝶的形状，贴在门上。每到秋天，我家门上就有这种蝴蝶出现了。 　　人们往往喜欢把蟹、菊二物联系在一起，因为都是秋天的产物。所以父亲作了这幅《江南秋》 　　　　　　　　(吟）
西湖上的烧香客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约两年，那时我家住在杭州里西湖静江路(今北山路）85号。每到春秋农闲的时候，便可看见门口有成批的农民烧香客，往灵隐寺方向迤逦而去。 　　父亲的友人舒国华先生(时任《浙赣路讯报》编辑部副主任），把这情况写成诗，其中有“不是急来抱佛脚，为乘农隙去烧香”之句。父亲看到了，觉得很入画，便拿来作为画题，对着门口走过的烧香客画了这幅写生画。 　　每至烧香时期，我家就会有不少乡亲前来投宿，家中很热闹。反正父亲是嗜素的，乡亲们烧香时期都吃素，在我家吃饭很方便。 　　父亲虽然反对迷信，他自己从来不烧香，但认为乡亲们有这种信仰，农闲时出来逛逛西湖，是借佛游春，也挺有意思。 　　　　　　　　(吟）
两首《浣溪沙》
　　“饮酒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即青天。男儿欲画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父亲曾书写过这首诗，我们只知其作者叫杨椒山，不知何许人，亦不知诗的名称。 　　父亲特别喜欢这首诗，除了专为诗作了这幅画外，还仿照其第一句，自作了两首《浣溪沙》：“饮酒看书四十春，酒杯长满眼长明，年年贪看物华新。但愿天天多乐事，不妨日日抱儿孙，最繁华处作闲人。”“饮酒看书四十秋，功名富贵不须求，粗茶淡饭岁悠悠。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 　　当时我家住在上海近淮海路的陕西南路，所以说“最繁华处”。《红楼梦》，则是指那时(1961年）他正在翻译的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该小说有“日本《红楼梦》”之称）。 　　　　　　　　(吟）
　　想当年他俩风华正茂，游春赏月，寻欢作乐，享足人间福；到如今虽然月似当年，而两人却屡遭不幸，憔悴不堪，垂头丧气，尝尽世间苦。 　　他俩究竟遭逢了哪些辛酸事呀？从他们的表情看，我也能猜着几分。总不过是丧子之痛，失业，家遭盗窃，债台高筑，病魔缠身，等等，等等。 　　大约因为穷途潦倒，羞于见人，两人挤到一角，恨不得逃出画面去。 　　　　　　　　(宝）
施舍也要看对象
　　这是明朝宗臣的《卖花曲》(原诗第二句为“一枝值万钱”，第四句为“一钱不相捐”）。 　　父亲是佛教徒，提倡众生平等。众生都应该平等，更何况人类。 　　而实际上，社会不平等现象比比皆是。造成的原因有种种。新社会如此，旧社会则更甚。有钱的人，吃好穿好住好之后，还要买名贵的花卉欣赏。至于道旁乞丐向他们伸手要钱，对不起，头也不回一下。我受父亲影响，对乞丐总是尽可能布施。 　　其实，布施也不能无原则。社会太复杂了，无原则布施有时会助长懒惰倾向，有时甚至给自己招来麻烦。听说现在有流氓胁迫大批孤儿乞讨来供他挥霍；还有人教唆年青人写一张纸放在地上假称失学以骗取路人同情；也有的乞丐结成一帮，你给了这个，其他的立刻围上来缠住你不放。看来好事也难做啊！最近得知我国绝大部分贫困地区已解决温饱问题，令人振奋。要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还得靠政府啊！ 　　　　　　　　(吟）
胡调唱罢换新腔
　　年青人或许不认识图中这个东西是什么玩意儿。那是一架“留声机”，也叫“唱机”。以前没有录音机，更没有什么VCD。收音机中收听到的戏曲或音乐，只能随它播什么就听什么。要指定听梅兰芳或贝多芬，那就要去买一架唱机来，配上自己喜爱的唱片。 　　父亲在缘缘堂时期就买过唱机和许多唱片。抗日战争爆发，这些东西全部随缘缘堂被付之一炬。一直到1943年在重庆安定下来，我家才得重新置备唱机和唱片。 　　这幅画是应《立报》之约而作，发表于1948年元旦。父亲用换唱片的形式来表示迎接新的一年。题目中的民国卅六年岁除，是指1947年最后一天。 　　　　　　　　(吟）
我们年青时也曾戴花
　　现在有些年轻人，对老年人采取鄙夷的态度，仿佛这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几近于废物。有一次，我去邮局寄包裹，在包裹的封皮上写英文地址，一个姑娘看见了，对她的女伴说：“倒看不出，这个老太婆会写英文！”在她们看来，老太婆应该是什么都不懂的可怜虫。 　　其实，我们老年人也曾有青春，有事业；你们青年人将来也会变老的。“百无是处老形骸，也曾头上戴花来。”我们年青时也曾戴花。现在老得像画中人那样了。所不同者，我们不像画中人那样缠小脚，也不以这种旧式的“洋套”代替帽子，其他又有什么两样呢！ 　　谁逃得掉“老”这一关。青年人，对老人——你的未来——多一些尊重，多一份理解吧！ 　　　　　　　　(吟）
圈圈圈上天
　　“胀，胀，胀！再胀要破了！”说的是男孩吹泡泡。实际上，父亲是在比喻物价的“涨”。 　　这幅画作于1948年12月。那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国民党从1935年4月开始发行“法币”以代替银元之后，法币不断贬值。贬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国民党就另外发行一种纸币，叫“金圆券”。叫老百姓把手中的法币兑换成金圆券，每三百万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可是金圆券的命运又如何呢？ 　　父亲的一个学生叫吴甲原的，很幽默，填了一首《菩萨蛮》，可惜我只记得其首尾。开头两句是：“人人竞说金圆券，‘金圆’两字何曾见。”(钞票上没有印上这两字。）最后两句是“莫再似当年，圈圈圈上天！” 　　结果，金圆券仍然是“圈圈圈上天”。 　　　　　　　　(吟）
为念争战苦，好景忽减色
　　此画画的是西湖风景，是父亲最喜爱的景色。可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流离失所，挣扎于敌寇的炮火之下。因此，即使面对如眉黛般秀丽的山、如眼波般碧蓝的水，这般好风景也大大减色了。 　　同是这一画面的一幅彩色画，如今悬挂在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上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旁的丰子恺漫画馆里。那是父亲于1938年画了送给同学同乡顾庸(又名顾禹廷）先生的。1985年毁于战火的缘缘堂重建落成后，顾先生把这幅画捐赠出来，还配上一副对联：“四面云山谁作主，数家烟火自为邻。” 　　这幅黑白画最早刊载在1939年2月出版的《文艺新潮》杂志上，1940年又收载在父亲的《大树画册》中。 　　　　　　　　(吟）
“星汉楼”住不下去了
　　看了这幅画，就使我回想起1942年在贵州遵义南坛巷租赁熊家新屋时期的情况。 　　起初，熊家新屋给我们很好的印象，窗外望去是湘江，环境颇为幽静。有一晚，看到明月稀星与楼前流水相映成趣，父亲忽然想起苏东坡“时见疏星渡河汉”之句，便给自己的居室定名为“星汉楼”。 　　谁知住了一段时期，这一带出现了惨不忍睹的情状：国民党禁鸦片，却放过了有钱有势的贩毒者，专抓些吸毒的小百姓来枪毙，以便向上邀功。而我家前方的湘江边沙滩上，正好成了枪决的刑场。每逢凄厉的军号声和悲惨的哭声阵阵响起时，我们连忙关上窗户。但“爸爸不要去！”的惨叫声仍然挤进窗缝，传到耳边来。 　　“星汉楼”住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去重庆！ 　　　　　　　　(吟）
这些玩具都不要
　　这幅画作于1947年7月。或许是由于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和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产生厌恶之情，或许是对儿童教育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许两者兼而有之，父亲画下了这幅画。 　　可是，在“文革”中这幅画被称为“充满着反革命政治内容的黑画”。“造反派”说这幅画的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和解放军，还说在这个时候画这幅画，是要解放军停止进攻，使蒋介石能苟延残喘，徐图再起，继续与人民为敌。 　　那么，照他们的说法，要让儿童从小与大炮坦克为伴，充满火药味，长大了做一个好战者？ 　　爱好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呼吁丢掉战争玩具，便是表达画家自己渴望和平的心情。 　　渴望和平，难道就等于助长侵略战争吗？ 　　　　　　　　(吟）
经过一排棺材去上学
　　看了这幅画(作于二三十年代），我想起了父亲的一篇文章：《俭德学校》，此文后来稍加删改，改名《记乡村小学所见》。这所乡村小学的校舍，是“会馆里面三间祠堂屋，……其进出须通过会馆的停柩所”。全校取复式教授法，共分两班。校长专任一班，“另外请一位本地老先生专任教师。此人驼背，每天早上拿着长烟管和铜茶壶鞠躬如也地到校……” 　　画题中所谓“某乡的学校”，从画中拱形门的招牌可以看出，是一所“国民小学”，但这块招牌并没有将原来的“停柩所”三字完全贴没，而且大门两侧的对联“到处青山可埋骨，劝君自发早还乡”也还是让它挂着。本来嘛，这屋子是停柩所兼小学。小学生有地方念书就行，只是每天上学总要经过许多装有死人的棺材旁，想起来实在有点害怕。 　　　　　　　　(宝）
　　胖子有种种苦恼：坐黄包车(旧时一种由人拉着跑的车子）不受欢迎——拉起来太重、太吃力；坐火车不受欢迎——坐在他旁边的人嫌太挤，若是热天，还会闻到汗臭；赴宴吃饭不受欢迎——饭桌若是八仙桌，与他同坐一边的人只能占三分之一的地位；要做件衣服，裁缝师傅不欢迎——衣服大，做起来费布、费时又费力，买现成的吧，尺码太大买不到。还有，如画中所示，到人家家里去作客，坐在藤椅中挤得紧紧的，起来告辞时会出现十分尴尬的局面。你看，那主人站起来向他拱手时，忍不住地笑，坐在主人旁边的人也在大笑。 　　　　　　　　(宝）
　　1948年9月，父亲带我从居住地杭州来到台湾。我们登上阿里山，又来到日月潭。那里有高山族的居民。大公主正外出，我们与二公主合影留念。高山族的姑娘们还跳舞给我们看。她们手持劳作用的杵，载歌载舞，煞是好看。父亲在一旁略作速写，回到宿处，就画成此图。 　　我们去台湾，是从杭州出发来到上海坐轮船的。父亲的朋友、《浙赣路讯报》的舒国华先生用他的私人小汽车送我们到杭州火车站。 　　后来父亲把以台湾景物为题材的这套画，赠给舒国华先生。幸亏有他保存下来，今天才能与读者重新见面。 　　　　　　　　(吟）
来之不易！
　　且不说这幅画的内容。我要介绍的是这幅画的来历。 　　贵阳有一位“丰迷”徐某，原来与我并不相识。有一天他给我来信，告诉我说：他(一位内科医生）只因反“右”时被误划为“右派”，在深山老林度过了廿三年劳改生活。某次奉命出诊，经过书店，买到了一册《民主日记》，内有十二个月的十二幅画，均丰子恺所作。可是，他所叙说的，其中《江南田地平如掌》一幅，却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我请他给我复印寄来。他便回到过去劳改的地方取回自己的医学书籍，一页页地翻查寻找，果然找到了！他高兴得跳起来，如获至宝地带回贵阳，给我挂号寄来。 　　这虽然只是一幅复制的画(父亲的黑白漫画如今都只剩复制品，原稿早已不存），但也来之不易。特地把这过程写下来，让读者知道一下这幅画的来历！ 　　　　　　　　(吟）
　　父亲是佛教徒，然而，父亲绝不相信迷信。日，他在桂林写了一篇文章叫《佛无灵》。文中说：“……这班人……的念佛吃素，全为求私人的幸福。……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受了些小损失就怨天尤人，叹‘佛无灵’，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我不屑与他们为伍。……” 　　父亲对于拜佛只求个人幸福的人都瞧不起，更不用说迷信了。 　　因此，他画了这幅《戒刀禅杖齐着力》的画，被逐出山门的那个恶鬼身上写着“迷信”两字，可见父亲对迷信是十分厌恶的。 　　　　　　　　(吟）
六日辛勤一日闲
　　这幅画于日登载在《文汇报》上。那时候没有双休日。一连工作六天，起六个早，到星期天，够疲劳的了。桌上的时针指着8时。这一下可睡够了！睡眠充足，精神也就振奋。你看那画中人，高举双手，笑得咧开了嘴。父亲把“一日闲”描写得如此生动，好像他是有切身体会的。 　　可事实上，父亲自己从来没有星期天。他除了开会或出门旅游外，几乎天天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青年壮年时，他为了赶工作，常常到深夜才睡；老年时，则天天一大早就起床。如果早饭还未煮好，他就先做一会儿工作。他从来不把时间浪费在床上，总是一醒就起来。 　　　　　　　　(吟）
　　50年代时，我还有空打毛线，一般毛衣都是自己织的。那时候，社会上的妇女，一般都会打毛线。市场上也没有那么多毛衣、羊毛衫卖。即使有，也很贵。 　　可是，打毛线毕竟太费时间，所以我只能边看书边打毛线。这种做法又让父亲注意到了。他马上画下了速写，创作了这幅画，题名《双工》，于日发表在报上。 　　如今，忙得连看电视、看书的时间也没有，所以也无法再做双工。即使能边看什么边打毛线，我也不会去打。因为市场上到处有羊毛衫卖。 　　我们的生活水平毕竟提高了。 　　　　　　　　(吟）
　　如今，我们看惯了超市，觉得很平常，没有什么希罕。可是在1958年的时候，上海市的中百一店初次出现了一个无人售货柜，实在令人纳罕！ 　　这个无人售货柜表示了对顾客的充分信任。父亲认为这一新生事物值得歌颂，所以他画了这幅画，于7月3日登载在《解放日报》上。 　　看来是条件尚未成熟，不久，无人售货柜夭折了。但后来，上海——乃至全国——超市勃然兴起。不是一个柜台无人售货，而是整个商店无人售货！ 　　虽然由于某些人品德堕落，超市时有失窃现象，但从整体来说，毕竟没有亏本，所有有名的超市都一直在开下去。这说明人的素质已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父亲当年赞许的无人售货柜，终于有了很大的发展，值得庆贺！ 　　　　　　　　(吟）
胜读十年书
　　日，父亲去观看了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演出队的表演。他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当这支演出队来上海时，父亲到火车站去迎接。次日，他写下了《胜读十年书》一文。他在文中说：“我和一位英雄握手……他是没有手而只有腕的。他的腕特别温暖，……足证敌人只能摧残他的手，万万不能摧残他的心！……他这手是为了我们而牺牲的；但他不但绝不怨恨我们，却还要用无手的腕来给我们表演艺术！……我禁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父亲说：“上这一堂课，胜读十年书！” 　　　　　　　　(吟）
“和平”两字也不能提
　　1959年，父亲作了这首《一剪梅》，题名《清明》：“佳节清明绿化城，草色青青，树色青青。室中也有绿成荫：窗上花盆，案上花盆。日丽风和骀荡春，无意和平，人意和平。人生难得两清明：时节清明，政治清明。” 　　这样一首称颂政治清明的词，居然也有问题。1973年，上海中国画院要组织一次上海市书法篆刻展览，向父亲要书法作品展出。父亲写了这首词，交我送到画院去。接待我的是以前出版社的同事书法家庄久达。他遗憾地说：这幅词不宜展出，因为“和平”两字，有提倡“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的嫌疑。他是一位了解政治“行情”的人，完全出自对父亲的爱护，劝他另写一幅。我答应把这建议带回去告诉爸爸。临走时，我要收回这幅字，老庄却神秘地微笑着悄悄说：“这幅就送给我吧！”他显然如获至宝，立刻珍藏起来。这位书法家既爱我父亲的作品，又爱护我父亲的政治生命。后来父亲改写了鲁迅的句子送去。 　　　　　　　　(吟）
并非一稿两投
　　大约在50年代末，父亲把他的这幅写生画《“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们：请你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乱丢果壳和纸屑！”》交《漫画》杂志发表。不久，上海的《新民晚报》也发表了这幅画，显然是转载的。 　　父亲很认真，特地为此给《漫画》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去，说明这是转载，并非自己一稿两投。 　　《漫画》杂志编辑部的王乐天先生后来遇到《新民晚报》的主笔赵超构先生，谈及此信。赵超构先生说丰老认真得好，他认为此信可以公开发表。而王乐天先生当时并未按赵的建议发表此信，直到日才在香港《文汇报》上重提此事并发表了我父亲的那封信。父亲对待事情的认真于此可见一斑。 　　　　　　　　(吟）
祝他返老还童
　　这幅画于日载《光明日报》。所题的词，词牌名《清平乐》，题为《儿童节》：“良朋咸集，欢度儿童节。天气清和人快活，个个兴高采烈。唱歌拍手声中，饼干糖果香浓。邀请公公列席，祝他返老还童。”这是父亲在辛丑(1961）年为儿童节所作。 　　后来父亲把这幅画着色，收载在196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丰子恺画集》中。还同样画了一幅寄到新加坡，送给他的挚友广洽法师。 　　　　　　　　(吟）
忽然迎面好风吹
　　这是宋朝张臣良的词句。这幅画最初发表在1962年6月的《文汇报》上。 　　1962年初夏，我和出版社的同事们一起，下乡到川沙去劳动。我们都是寄往在农民家中的。农家屋前屋后常常种有蚕豆、豌豆，还有搭棚种豇豆的。为了访问贫下中农，我们经常这家进、那家出的。 　　如果碰到大晴天，来来往往串门不免大汗淋漓。有时正好走过豆花棚下，迎面吹来一阵凉风，好爽啊！独自站定了歇一会儿。 　　正在这期间，我在县里看到《文汇报》上父亲发表的这幅画：《昨日豆花棚下过　忽然迎面好风吹　独自立多时》，我深有体会。回到上海，便向父亲要了一幅。 　　岂料“文革”期间，此画被当成“毒草”，说什么丰子恺借画中女人“来发泄他自己的心声”，“迎面吹来的冷风带来了反攻大陆的消息，啊！我已经盼望好久了，终于等到了……”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要攻击一个人，不愁找不到“理由”。回想起来，真叫人哭笑不得。 　　　　　　　　(宝）
　　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家住在上海陕西南路某弄的93号。隔壁92号有一家人家，有两个女孩，总喜欢来我家串门。我很喜欢她们，常常给她们讲故事。 　　有一天，我讲一个英雄的故事，母亲和我家的保姆也围着桌子听我讲。我眼梢似乎望见父亲也在一旁听，只是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手里似乎在写什么。 　　等到我们讲完故事，大家从紧张的气氛中舒缓过来，才发现原来父亲是在画我们讲故事的速写。 　　1962年7月底，香港的《新晚报》上就登出了这幅画。 　　　　　　　　(吟）
　　有一个时期，上海的女孩子们流行跳橡皮筋。她们把一根根的橡皮筋串连成一长条或一圈。两人各持一头，其余的人就在中间跳出各种花样来。轮流比赛，看谁跳得时间长。 　　我家隔壁的两个小姑娘经常在课余时间与别的女孩子们玩这游戏。父亲看得多了，终于有一天把这游戏画进了他的画里。其实那时他已不大画写生画，但对孩子们的玩意儿兴趣还是那么浓厚。没有谁要他画，他主动创作了这幅《课余佳兴》。 　　《体育报》向他索稿，他就把这幅画寄去，在日刊登出来。跳橡皮筋确实是一种很好的体育运动，而今却不大看得到了。 　　　　　　　　(吟）
　　隔壁的小姑娘萍萍的学校里要组织去远足(郊游）了。萍萍很兴奋，早晨特地到我家来要我替她梳两个小辫子。为了赶时间，我和当时正在我家作客的一个亲戚一起替她梳。 　　这情景又被爸爸注意到了。他连忙拿过纸笔，画起速写来。 　　1962年，香港的《新晚报》不断地来要画，爸爸把这幅《远足之晨》寄去，于8月8日刊登了出来。 　　萍萍现在已成了一个中年妇人，还经常与我有联系，只是不再需要我替她梳小辫子了。 　　　　　　　　(吟）
桐子不落，童子不乐
　　1962年10月，父亲游兴勃发，带着我们家属乃至邻居的一个女孩同游苏州。 　　我们来到一座花园，园内长着许多梧桐树。树上结的桐子有的已落到地上。我最喜欢拾桐子，拾来炒一炒，吃起来很香。不炒，生吃也有清香味。这一天，我们拾了还不满足，我找来一根竹竿，敲打树枝。桐子纷纷落下。刚落下来的像一只只调羹，边上粘附着几粒桐子。我们把桐子摘下来藏在口袋内，说不出的欢喜。 　　父亲见此情状，便画了一幅速写(于同年11月发表在香港的《新晚报》），他还告诉我们一副有趣的对联： 　　童子打桐子，桐子不落，童子不乐。 　　麻姑采蘑菇，蘑菇真鲜，麻姑真仙。 　　　　　　　　(吟）
画意完全被颠倒了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这是杜甫的《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父亲喜爱最后两句，认为可以入画。 　　1963年香港《新晚报》来索画，要父亲作画对华侨港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们产生对大陆的怀念，引起他们叶落归根的想法。 　　父亲为此作了一系列的画，其中就有《江村独归去　寂寞养残生》一幅(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心，把“处”字改成了“去”字）。父亲的原意是想表示：“你们不回大陆来与亲人团聚，将来只能一人来到香港的僻静处，独自寂寞养残生。”可是，到了“文革”时期，这幅画成了被批判的作品之一。“造反派”们指责父亲，说他作此画的目的是要告诉华侨港民：你们如果回到大陆来，就是和画中可怜的人同样命运，寂寞、悲惨、孤苦！你们看我都想离开大陆，你们可别回来，还是到台湾去吧…… 　　这幅画的原意完全被他们颠倒了。当时真是有口难辩啊！ 　　　　　　　　(吟）
人生一大享受
　　画题中的这两句诗，父亲很喜欢，经常吟诵。这是北宋王安石的《示长安君》一诗中的句子，全诗如下：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供笑语(注），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注：父亲把“笑语”改成“语笑”。） 　　当父亲一天的工作(写文，作画）忙毕，傍晚来了一位老朋友时，他总是留他吃便饭，与他对酌。灯不在乎亮，小菜不在乎多，也不在乎好，重在享受像“夜雨剪春韭”那种诗趣盎然的情调。三杯下肚，话就多了：少年时、壮年时可歌可泣的生活细节，一桩桩、一件件娓娓道来，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宝）
　　简体字，早在1935年陈望道先生就提倡过，当时叫“手头字”。父亲在《我与手头字》一文中，对汉字的简化十分赞成。他还曾为自己十八画的繁体字姓——“豐”字被简化成四画的“丰”而感到高兴。后来他又写了《简化字一样可以艺术化》一文。 　　文字，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在艺术家的书法中除外），原不过是一种传达信息的工具而已。写简体字，省时又省力，而写繁体字则徒然浪费了写字者不少时间和腕力。在这越来越紧张的都市生活中，写繁体字显得更无必要。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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