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减劫大小三灾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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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减劫大小三灾的描述
佛教对减劫大小三灾的描述
一、 劫灾与众生之来源
(摘自陈兵教授著《生与死---佛教轮回说》) &&&& 汉语中常用的“浩劫”、“劫难”、“劫数”之“劫”，源出佛典，为梵文劫波(Kalpa)音译之略，原意为极久远的时间单位。佛经中称世界众生有大变化的周期为劫，有小劫、中劫、大劫三级。一般说人寿每百年增一岁,从十岁增至八万四千岁后，复从八万四千岁渐减至十岁，如是一增一减名一小劫，合一千六百八十万年，如是增减十八反为一中劫，或言二十小劫为一中劫，合三亿三干六百万提。四中劫为一大劫，合十三亿四千四百万年。一大劫中，三干大干世界同时成坏，分为成、住、坏、空四中劫。成劫世界开始形成，住劫为形成后的相对稳定期，只有在此期间，三禅天以下的众生才渐次出现、生存。坏劫世界破坏，众生不存；空劫为从坏尽到再生成的间歇阶段。
&&& 佛经中还说，三界众生由共业所感，在轮回程途中有共同的“三灾”恶报。三灾分小、大两种，小三灾主要在人间，为疾疫、饥馑；刀兵。疾疫灾起时，种种传染病、瘟疫蔓延，人在七日之内死亡殆尽，地上处处白骨狼藉，无人收葬，唯留一万人作种子。饥馑灾起时，六七年间天不降雨，地上寸草不生，滴水难得，一日一夜死人无算，亦唯留一万人为种子。刀兵灾起时，人们自相残杀，草木皆成兵器，七日之内，人类死亡殆尽。小三灾发生的时间，《立世阿毗昙论》说疾疫灾在住劫第一小劫人寿十岁时，饥馑灾在第二小劫人寿十岁时，刀兵劫在第三小劫人寿十岁时。《优婆塞戒经》则说每一小劫中，有饥馑灾三次，疾疫灾三次，刀兵灾一次。 &&&& 大三灾，为火、水、，风三灾，其破坏范围广及欲、色二界。火灾起时，有七个太阳并出，草木土石、山河大地乃至须弥山、欲界诸天宫。悉被烧毁，大火绵延历一小劫，烧至光音天(一说二禅天)而止，坏尽初禅天、六欲天及人间、地狱、饿鬼界。水灾起时，大水漂溺，历时一小劫，淹至三禅天(一说遍净天)毁尽三禅天以下。风灾起时，有大猛风吹坏世界，“乃至极微亦无余在”(《俱舍论》卷十二)，亦历时一小劫，坏至四禅天(一说广果天)，毁尽四禅天以下。大三灾的发生规律，依《立世阿毗昙论》等说，是“七火次第过，然后一水灾，七七火七水，复七火后风”，即七次火灾过后有一水灾，七次水灾过后，再经七次火灾，然后来一次风灾。《优婆塞戒经》则说：“水火二灾各五段过，有一风灾，五风灾过，名一大劫。”
&&& 三灾到来时，世界毁坏，其中生活的众生乃至诸天自然是在劫难逃。然而，按佛经之说，那时也是沦堕众生上升解放之日。于火灾到来之前，人们大概是受“天谴”的启示警省，都不再作恶，而齐修十善，三恶道众生报尽后也都生于人间修十善行，劫灾来临时，人中有自然修禅定证初禅者，乃力宣初禅的寂静安乐，教人修禅，人类皆依其法修行，死后都上生于初禅天。当大火快烧到初禅天时，初禅天中修得二禅者力宣二禅安稳快乐，诸天皆依其教修证二禅，上升于二禅光音天而躲过火灾焚毙之苦。光音天，为佛经所说众生的老家。
&&& 当火灾坏尽初禅天，众生皆回光音天老家后，“尔时无日月星辰，唯有大冥”(《长阿含经》卷七)宇宙中是一片死寂的黑暗，然后渐渐从黑暗虚空中兴起大云，降注大雨，依次生成风、金、水、地“四轮”，水轮中藏有一切物类的种子；然后再慢慢形成天宫、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其时光音天有人寿终，堕于初禅天，即为大梵天王，后来又有人从光音天相继堕落，初堕者见之。便以为是自己所创造、变化，后堕者见先堕者，亦以为自已是他所创造，认为天父。此天父又见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及各类众生，都在他以后渐次出现，便以为这些也都是他的作品，这便是上帝创世说的出处。
&&& 佛经说，地上众生，皆从光音天堕落，“众共生世，故名众生。” 初时身有光明，飞行自在，衣食自然，后来贪染渐生，食地上物，身体沉重，失去光明与神通。然后渐渐有了私有观念，贫富分化，贵贱有别。 分疆立界，你争我夺，刀杖斗讼，演出这人间善恶交争、兴衰成败、悲欢离合的一幕幕活剧。佛家的这种人类起源说，属以天为本位的球外智慧生命移植论；其劫初水轮中藏有一切物类种子及畜类本生存于大海中的生命起源说，则与近代生命科学的生命起源学说有所相近。
&&& 佛教所说六道众生中，除人和畜生中的大部分之外，其余天、鬼、阿修罗、地狱及畜类中的龙、金翅鸟等，究竟实有，抑或是庄生寓言、神话想象，或古印度神话的承袭?若说实有，在何理由?如说天神住在天上，那么如今人造飞船遨游太空、登上月球，为何不见天宫天仙及佛教所说月天子?如说地狱在地底下，那么如今地下钻探、科学探测，为仃么只发现地下有水石岩浆等，不见有地狱存在? 关于此类疑问，佛经中早有解答“此类众生身，为由微细四大集成的“细身”，与人身边常住的鬼神相类，非人类肉眼所能见。故即至天宫地狱，若仍以肉眼观之，则视而不见。
&&& 近人王恩祥《佛这通释》一书中，总结佛典诸说，列举出五条理由论证天等界趣、细身众生实有不虚：一、由圣言闻知故，应信实有，佛教干经万论，皆一致说有天等细身众生，这出自证得圣智的佛陀及其弟子们天眼智等超常智能的观见，应予相信。如佛经说水中、人身中有微虫，今已由科学证实，其余未证实者亦可由此理推论而予相信。二、由因果不违法则，应信实有。据因果报应之定理,应有他生后世的因果相续，行善修禅之因，应有天道，作恶之因，应有地狱。三、“识之所缘有限，自界地亦有不见者，”何况他界。人天赋的感官感知能力有限，视听嗅触等皆有其阀阈，无理由据有限感知之所见，便否定感知阀阈之外的东西为子虚乌有。如x光、紫外线等，皆肉眼所不见，而科学已证明其为实有。以目前科学仅就人、动物之生命现象而得出的不究竟的认识，否定其它生命类型细身众生的存在，理由并不充足，至多不过可能性而已。四、异类虽不相见，同类相见。如蚂蚁虽有声，人却不闻，而蚁类互相能闻，人虽能了了见蚁，蚁却未必能了了见人及承认人类的存在。依此类推，无理由否认人类虽不能见他，他却能了了见人类的更高级文明生物的存在，无理由局定人类为生命进化的终极形态。若以人不见有高于自已的生命存在，便以宇宙间最高文明生物，智慧生物自居，很可能是狂妄自大，如“蚂蚁缘槐称巨国”无异。五、“譬如多人一室共梦”，虽然各自在做自已的梦，有自已梦中的经验世界，互相却不见不知，无理由以自已经验中没有，使否认他人(如佛、罗汉、有天眼者等)经验中也没有。达五条理由中，第一条信圣人之言，只适用于信仰佛教者；后四条理由，可以否定断言天等细身众生为子虚乌有的论断在逻辑上的错误或理由不充足，难以确证天等确实是有，只能证明可能是有。
二、 佛教对减劫三灾的悬记
（摘自魏磊教授著《净土宗教程》宗教文化出版社）
&&& 释尊在大小佛典中，对宇宙的成住坏空的规律及情况，多有陈述。目前吾人所居的时间属住劫(又称贤劫，此劫有千尊佛出世)。二十小劫为一中劫，四中劫为一大劫。八十小劫为一大劫。在成住坏空四劫中，吾人现处住劫，住劫有二十番增减之久。现在正是住劫减劫的第九小劫，后八劫没有佛出世，只有第八劫有四轮王出世。第九减劫之初，人寿八万四千岁，过一百年减一岁，减至六万岁时，有拘留孙佛出世；由六万岁减至二万岁时，迦叶佛出世(其时即入劫浊)；释迦本师出世时，人寿减至百岁。七千年后，人寿十岁，佛法灭尽。入第十增劫，过百年增一岁，增至八万四千岁后入减劫，减至八万岁时，弥勒佛出世，住世六万岁，正法像法各六万岁。第十减劫后，从第十一至第十四劫无佛出世，至第十五劫有九百九十四佛出世，从第十六至第十九劫无佛出世，第二十劫增到八万四千岁时，楼至佛(即韦驮菩萨)出世，住劫圆满。
&&& 佛陀在许多经论里提及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因为长时期行不善法而酿成灾劫，在成住坏空的坏劫中有火、水、风大三灾，中劫则有饥馑、疾疫及刀兵等小三灾。小三灾出现于人寿三十岁时，即四千年后。大三灾则在十二万年后令天地同归于尽。唯除色界第四禅天不受破坏。佛说大三灾之火灾由日轮出现而起，水灾由大雨而起，风灾由风之相击而起，都是由太阳系而起。 (1).火灾。于坏劫时，有七个太阳出现，大地须弥山渐渐崩坏，四大海水渐渐消尽。大千世界及初禅天，皆悉洞然无有遗余。是名火灾。(2).水灾。初禅以下，七番火灾坏于世界之后，世界复成。又于坏劫之时，渐降大雨，雨滴如车轴。更兼地下水轮，涌沸上腾，大千世界乃至二禅天，水皆弥满，一切坏灭，如水消盐，是名水灾。(3)风灾。二禅以下，七番水灾以后，世界复成，又于坏劫之时，从下风轮有猛风起，兼以众生业力尽故，处处生风，大千世界乃至三禅天，悉皆飘击，荡尽无余，是名风灾。大三灾中，火烧初禅有五十六番，水淹二禅有七番，风迁三禅有一番，合之共六十四番。三大灾亦是众生业力所感，瞋恚感火灾，贪欲感水灾，愚痴感风灾。
&&& 坏劫中经火水风三大灾，二十番后，方入空劫，空二十番时，世界复成，亦二十番时，方入住劫，如是辗转。释迦本师应世正是住劫第九番减劫之时，亦是吾人所处的时间态。 &&& 最初人类是从色界光音天天子来生人间的。伊时，人寿、身量及福报呈正比例相关。劫初时，人寿八万四千岁，身高八百四十丈，福报也大，衣食应念而至，色相端庄，安乐无碍，后来由于无明烦恼起现行，竟耽美食，男女二根生起，极情恣欲，因贪起盗，心怖刑罚，妄语矫饰。六根抵不住六尘诱惑，放纵身口意行诸不善，迈向歧途而不知非，由是人寿，身高及福报每况愈下。 即以我国上古史实为证。
&&& 1.人的寿命有古代延长而现今短促之差异。释尊在人寿百岁时出兴于世，故周代成康之世，寿命盈百者甚多，如周武王活到九十三岁，周文王活到九十七岁，唐（尧）虞（舜）之世，在周文王前千余年，又当增十余岁，故大禹寿一百有六，舜寿一百有十，尧寿一百十七，帝喾在位七十年，寿数亦在百岁之上。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少昊在位八十四年，黄帝在位百年，炎帝在位一百四十年。伏羲前有因提纪、循蜚记、叙命等记，至人皇氏，不知几十万年，故人皇兄弟九人，合四万五千六百年，至地皇天皇，又不知若干万年，故兄弟各一万八千岁，垂于史册者，彰灼可考，足证佛说减劫时人寿递减是能得到史实验证的。
&&& 2.人的身高有古代大而现今小的差殊。释尊出世时，人身皆长八尺(佛的化身一丈六尺)，今已过三千余年，故今世之人大抵以五尺为上下。有人挖掘隋唐以前古墓，有骨粗大，比今时人骨长三尺左右。《天人感通记》载：蜀都旧址本在青城山上，今时成都在那时还是大海。昔迦叶佛时，有人从西耳河边回，舟过于此，见岸上有兔，引弓射之。不知此兔乃海神，海神大怒，遂蹋翻其船，而壅沙成地。后至晋朝，有僧见地上有多处裂痕，掘之，得人骨船底，骨皆长三丈，以迦叶佛时，人寿皆二万岁故。《周礼》记载：柯（斧柄）长三尺。博（握持）三寸。证知古人之手大于今人之手，甚至服物器皿，凡在千年前，必较大于今人。以证人的身形渐小，所用的物品亦随之而小。
&&& 3.人的福报有古人厚重今人轻浅之验证。德与福有内在的因果关联。寿命减少之后，一切相应的福报皆减，人心道德渐浇漓，其福报受用亦渐减损。略言之，如七宝渐隐没。我国上古三代之时，皆用黄金白璧，动以百双万镒为计，而夜光之壁，照乘之珠，小国皆有。到汉代，汉文帝云，百金(百锭金)乃十家中人之产。挖掘出土的古希腊城堡古埃及法老陵墓中，金银珍珠之多(公元前15000年到公元前11000)，令人叹为观止。又五谷杂粮的质地、水果之甘美、花卉之香艳等，牛乳之滋养渐渐今不如昔。佛经记载：释迦本师住世时，水的美味营养超胜一百年后的牛奶。一阿罗汉因神通知晓此事，曾潸然泪下。又时代愈后，衣食渐艰难。古时，国无十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不足五年之蓄叫“国非其国”。秦始皇时，“仓廪充积，赋入盈羡”，《史记》记载：秦始皇曾派遣方士徐福，率3000人的庞大船队，渡海求蓬莱仙岛，费以巨万计。可见当时国力强盛之程度。今时国家求五年之蓄，尚不可得也。至于容貌渐丑陋、资禀渐昏愚、精神渐衰弱、风俗渐骄慢、六亲渐不和、赋役渐繁重、水火盗贼渐炽昌、佛法渐凋废、善人渐衰残、真儒渐稀少、谤佛之人渐被人推崇、富人渐鄙吝等，皆是减劫中人类福报日薄之相（参见《安士全书》）。
&&& 减劫中，又有小三灾次第出现。
&&& (1).饥馑灾。人寿减至三十岁时，人身量不满三尺，于时，人类的道德伦理因果观念，丧失殆尽，福报相继享尽，连粗劣的五谷杂粮也渐没，糠稗充饥，为食中第一；以发褐遮体，为衣中第一；以铁为至宝，为庄饰第一。相煎人皮朽骨为宴会，偶得一粒麦谷，如获摩尼宝珠，密藏守护。饥馑灾至，凡七年七月七日，天不降雨，大地寸草不生，白骨遍野。尽阎浮提，所存不过万人，留之以作当来人种。那些饿死的众生，因常怀悭贪嫉妒，无施惠心，不念危厄之人，身坏命终之后，受饿鬼身。饥灾过后，众生共起下品厌离心。
&&& (2)疾疫灾。人寿减至二十岁时，身形由三尺减至二尺高，原来那一念下品厌离心也丧失，疾疫灾起，种种诸病齐发，无医药可治，死亡积野，过七月零七日，其灾方熄。此时尚无甘蔗糖盐之类，而况参苓桂附等药物。疾疫劫来临时，薄福的人，精魂被夺，染病即死，死无人埋，城邑荒弃。上次饥饿劫后的余生者，在这疫劫中又死去百分之九十九。疾疫中死亡者，如能慈悲慰问，无相害恼乱之意，以此善缘，殁后即生天上。疾疫灾过，人们相共生起一念中品厌离心。
&&& (3).刀兵灾。过六千年后，人寿十岁时，彼时女子五个月即嫁，身高才一尺。尔时世界，一片颓垣败瓦，没有国家组织及领袖，没有文化及佛法。地下珍宝只有铁为至宝，粗织草衣早已没有，只以干枯发褐遮蔽身体。伦理道德及因果观念丧失殆尽，众生于疾疫劫时的一念中品厌离心又失掉，惟有行十恶法者为人推敬。刀兵灾至，一切众生自相杀害。地所生草，利如锋刃，触之即死。过七日七夜，其患方除。有少量软心众生，避隐于山野，刀兵灾末，所剩人口仅一万，隐于山野的人，出山后，遇人相抱痛哭，共起上品厌离心，发誓断恶修善。痛定思痛，生起慈愍心共行善法，于是决定先离杀生。由于能行善故，天即下雨，地亦平正，十岁人便生子，寿命以增长，从百岁增一岁寿命，增至二十岁时，人复作是念。我等因修不杀生，所以寿命延至二十岁，现在当修不偷盗，因为不偷盗，人寿延长至四十岁。四十岁人再修不邪淫，由不邪淫故，寿命延长至八十岁。八十岁人再修不妄语，由不妄语故人寿增至一百六十岁。如是续修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悭贪而行布施等善法，寿命延长至八万岁。此时大地平正，沙砾变成琉璃。人民炽盛，五谷平贱。尔时弥勒如来出世，龙华三会，度释迦佛遗法种福之人。可见寿命福报与持戒修善成正比例相关。 三小灾亦是众生恶业所感，贪欲感饥馑灾，瞋恚感刀兵灾，愚痴感疾疫灾。佛言：于饥馑灾与刀兵灾而死者，皆入恶道；于疾疫灾中死者，多生天上。何以故?以有疾病时，但相慰问，无有毒害屠杀，及相争相夺之心故。《婆沙论》云：人若能以一搏之食，发大悲心布施饿者，于当来世决不遇饥馑之灾。若以一阿梨勒果奉施病僧，于当来世中，决不遇疾疫灾。若一日一夜持不杀戒，当于来世决不遇刀兵灾。
&&& 三小灾的次第出现，虽然远在四千年后，然任何事物皆有一个由始微到渐盛的过程，所谓履霜坚冰至。冷静地观察，三小灾的萌芽乃至局部灾变在现代亦有程度不同的表现。一者饥馑灾，本世纪饥荒频仍，比较大的饥灾有：前苏联大饥荒、孟加拉国国邦大饥荒、中国大饥荒、印度大饥荒、撒哈拉沙漠饥荒、非州大饥荒等。死亡人数少则数十万，多则数千万。随着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耕地面积渐少，人口急增，预料粮食短缺是人类目前与今后的一大难题。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透露，非洲每天有一千六百万人挨饿，每秒钟就有一人因饥饿而死亡。而世界其它地区因水旱、地震、罡风、瘟疫、蝗虫等灾害造成粮食短缺的现象日趋严重。种种迹象表明：佛说小三灾的饥馑劫似已缓步迈向人类。
&&& 二者疾疫灾，本世纪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表现为生态外环境（包括因捕杀导致生物链的摧残）的破坏与人的机体内环境的失调，引起许多前所未闻的奇异疾病，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巨大的挑战。世界过去二十年中，每年均有新疫症流行，最厉害的算是起源于非洲的艾滋病。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由四千万人染有病毒，2003年亚太地区死于艾滋病的患者超过五十万人，即每分钟便有一人死于这个由传染引起的世纪绝症。1994年澳洲发现了名为endra的病毒，1998年，马来西亚爆发了百（Nipah）病毒，1997年的禽流感，2003年的世纪病毒“非典型性肺炎”等，据医学研究，这些病毒的祸源大多是来自禽鸟。这与人类杀生的行为因果相联。《佛说灌顶经》云：瘟疫的形成，是水中龟鳖鱼等无数杂类众生，常被捕网，被人啖食，其中有智能的怀着忿恨发愿说：“愿我来世投生大海中，做毒蛟龙，吐种种像云雾的毒气，害维耶离国中的人民，使那些食我肉的人，就是不病死，也会萎靡困瘦，虽生犹死；曾杀我命的人，遇到我的毒气立即死亡。”由是可推知现代种种疫症的出现是对现代人杀生等不善行的沉重打击，它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疾病范畴，仿佛一个从天而降的报应之神，激起人们持久的恐慌与反思，而五千年后的疾疫灾或是一个总清算。 三者刀兵灾，世界历史几乎是一部战争史。众生恶业所感，瞋毒肆虐，冤冤相报，兵连祸结，了无尽期。仅本世纪短短的100年间，世界各地就发生了大大小小300多次战争。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死伤人数巨大。当今的核弹头与杀人于无形的生物武器(又称非核核武器)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基本安全。种种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的行为，令地球蒙上厚重的凄惨阴影。而六千年后的刀兵灾，或是对人类杀业的总报应。
&& 《俱舍论》云：三灾起时，由二种因：一耽着美味，二者懒惰。随着三小灾的次第出现，佛教法运也相应地渐趋衰微，直至灭尽。世尊悬记：“始自《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终至十二分教悉皆灭尽，法灭时袈裟自然变白，藏经自然无字。”尔时，十六罗汉尽收世间一切经法，贮于铜塔，此塔沉至金刚际。佛法灭尽，犹如漫漫长夜失去灯炬，众生受苦痛煎熬。释尊怜愍众生，特留《无量寿经》住世一百年，为末法众生作最后的救度。
&&& 或有人怀疑：刀兵劫中的众生，智慧福德极为暗钝，怎能受持这部义理境界甚深的《无量寿经》呢?释尊的一段法语圆满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吾法灭时，譬如油灯临欲灭时，光明更盛，于是便灭；吾法灭时，亦如灯灭。”在回光返照之际，众生的根机尤显猛利，加之苦痛的逼迫，于时便能信解受持念佛法门。据《大集经》记载：《无量寿经》灭后，释尊仍然悲心不舍众生，惟余阿弥陀佛四字，广度群生。劫尽之时，阿弥陀佛四字，世间众生没有能念全者，或能念一字，或能念二字。若有能念全四字者，即为天人师。证知法灭之时，念佛一门乃末法罪浊众生最后得救的津梁，六字洪名即诸佛相传之心印慧命，众生出离苦海之慈航。吾人对净土法门应生殷重恭敬心，依教奉行。若不修净土，即在四生六道之中，大小三灾之内，头出头没，永无出离之缘。
&&& 了知现代人生境况与末世劫运，吾人应从内心生起深切的出离心，生起如救头燃的紧迫感。火宅炎炎，众苦充满，不求生西方净土，将何以堪?元朝白云法师词云：“娑婆苦，光影急如流，宠辱悲欢何日了，是非人我几时休，生死路悠悠。三界里水面一浮沤，纵使英雄功盖世，只留白骨掩荒丘，何似早回头。”吾人应反复咏吟，以佛祖古德的教示，增上出离心，并力跃上阿弥陀佛大愿之船，横截生死苦海，圆成佛道，还入生死苦海，拯济常没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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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劫数与人类的起源
人类从何而来？地球乃至所有的有形世界如何形成、如何分布？茫茫宇宙是否还有人类以外的生命存在？这些人类追寻了很久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定论。虽然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早已对这些问题作了说明，但现在人不肯相信，将之归类于神话传说或斥之为迷信；乃至佛教的信众们，能从佛经上亲见这方面数据的大概也不多，或者看了也觉得虚无缥缈，实难理解。好像非要等待科学的验证才能作为依据。但“科学”这个东西到底何年何月才能探索明白这些问题呢，可能连“科学”自己都不知道。庄子不是说过吗，“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殆已，就是很危险啊，会累死的，因为探索的方向不对，当然会“殆已”，这是庄子对后人的提醒。
释迦牟尼佛在讲到宇宙间各类生命分布的时候曾说过：宇宙之中不同世界的众生，都坚固地认为自己所生活的空间是真实的，而其它世界都是虚构传说而已，并非真实存在。如《佛说长阿含经·释提桓因问经》所云“世间有种种界，众生各依己界，坚固守持，不能舍离，谓己为实，余者为虚。”看来还是佛陀最了解众生的心态！
现在我们就先将“谓己为实，余者为虚”的心理暂搁一边，先从理论上了解一下佛的说法，至于实相上的求证那是另一层面的事，姑且勿论。
物理世界的循环
佛说这个宇宙的器世界有成、住、坏、空四个阶段：
成，就是器世界的形成；
住，就是形成之后的存在状态，即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
坏，就是器世界的毁坏，所谓宇宙大爆炸；
空呢，爆炸完了，一切都毁坏了，当然就空了。
空了以后再成，怎么形成的？这又是另一个大问题。
宇宙的器世界就是在这四个阶段，不断地循环往复，循环一遍就是一大劫；“成、住、坏、空”这四个阶段就被称为四中劫，而每个中劫里又有二十个小劫；一小劫又分为“减劫”与“增劫”两个阶段：从人寿八万四千岁开始，每过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这个过程称为“减劫”，从人寿十岁每过一百年增加一岁，增到八万四千岁，这个过程就是“增劫”。
这样算一下，增、减劫各有八百三十九万九千年之久，而一小劫的时间就是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八千年，一中劫的时间是三亿三千五百九十六万年，一大劫的时间是一十三亿四千三百八十四万年。
在不同经论中对大中小劫的分法和称谓略有不同，但总体规律基本一致，无论大、中、小劫都是循环往复的，且每一大劫中只有住劫时期，器世间（即有形世界）才有生命存在。刚才已说过，一住劫中有二十个小劫，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住劫中第九小劫的减劫阶段。
这一时期内有四尊佛应世：
当人寿四万岁时，有拘留孙佛出世；
人寿三万岁时，拘那含佛出世；
人寿两万岁时迦叶佛出世；
人寿百岁时，释迦牟尼佛出世。
第十劫的劫初，人寿八万四千岁时，弥勒佛出世。
从第十一至第十四劫无佛出世，至第十五劫有九百九十四佛出世，
从第十六至第十九劫无佛出世，
第二十劫人寿增到八万四千岁时，楼至佛出世，过此以后这一住劫结束。因为此住劫中有千佛应世，且世间贤圣众多，所以又称为贤劫。
劫初的人类是怎样堕落的
我们人类的祖先就是在劫初时来到地球，从哪里来的呢？
根据《长阿含经》等经典所述，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来自于光音天。佛经将宇宙生命的生存空间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即通常所谓之三界，光音天是色界二禅天的顶层。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可查阅《三界天人表》等数据。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地球上人类的来源，并非是宇宙生命的起源，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后者非理论层面的事。
光音天的人天福享尽，寿命亦尽，就化生到这个地球，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一种堕落，但在我们看来他们刚堕落到地球的时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美妙，《长阿含经》云“此世还欲变时，有余众生福尽、行尽、命尽，从光音天命终，来生此间，皆悉化生，欢喜为食，身光自照，神足飞空，安乐无碍，久住此间。尔时，无有男女、尊卑、上下，亦无异名；众共生世，故名众生。”
人类的祖先最初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胎生而是化生的，化生就是自然而有，一下就来了，来了之后以“欢喜”为食，身上自然发光，有神足通可以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身体也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粗笨腥臭的血肉之躯，所以无男女相、没有性别之分，更没有尊卑上下，更更没有人类社会后来的那一切乱七八糟的花样，那种生活简直爽得难以形容。但是经过了一段在我们看来无比漫长，在他们感觉好景不长的岁月之后，世界发生了变化，地球生出了“地味”。
“地味”是什么东西呢？是地球表面自然而生的甘泉，经云“犹如醍醐”，又云“犹如生酥，味甜如蜜。”好似传说中的玉液琼浆，现代人要能喝上一口肯定长生不老，遗憾的是已经喝不到了……当时初到地球的天人中，有天性轻躁的就心里嘀咕：这是什么东西呀？让我尝尝看。就用手指蘸了一点放在口中，因觉味道甘美，就不断品尝，进而产生了贪着，再后来感觉这样品尝不过瘾，就直接用手捧起来喝，慢慢形成了“抟食”的习惯。其它的天人看到之后就纷纷效仿，都喝起了这地球上的第一股甘泉。
虽说这甘泉“犹如生酥，味甜如蜜”，然而这种有形的东西与天人们原来的“欢喜为食”相距甚远，所以吃久了之后，“众生身体粗涩，光明转灭，无复神足，不能飞行。”可怜这些人类的祖先们因为贪着了“地味”，从原来的以念为食退化为抟食，身体变得粗涩，身上的光明也逐渐消失，连飞都飞不起来了。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时间，这些失去神足被迫留在地球的人类开始出现个体差异：贪念重的人，食地味多，体色变得粗悴，贪念少吃得少的人就颜色光润。于是人们开始分别彼此的优劣，光泽好的产生慢心，觉得“我胜汝，汝不如我”，光泽差的就萌生了妒忌心。因为这种人我心、诤竞心的生起，而导致“地味消竭”。
之后地球上又产生了比地味粗粝的食物——地皮，形状类似后世的薄饼，虽然“色味香洁”，跟现在的饼比有霄壤之别，但毕竟比地味差一些，所以人们聚到一起就“懊恼悲泣，椎胸而言：咄哉为祸！今者地味初不复现。”大家顿足捶胸，懊悔地说：真是太糟糕了，这么好的地味怎么就消失了呢？哭也没用啊，接下来只能吃“地皮”了，而时间一久依然是“其食多者颜色粗悴，其食少者颜色润泽”，这下更不得了，众生颜色形貌的优劣程度更加明显，人我心、诤竞心也更加严重，所以连地皮也消竭了。
以后就产生了“地肤”，比地皮更加粗厚，不过跟今天的食物比仍然是“上妙饮食”，因为地肤“色如天华，软若天衣，其味如蜜。”于是“众生复取共食，久住于世，食之多者颜色转损，食甚少者颜色光泽”。同样的随着个体差异的加剧与诤竞心的又一次加重，连地肤也消竭了。
再后来就产生了自然粳米，“无有糠糩，不加调和，备众美味。”这是一种没有谷壳的米，可以直接吃，集各种美味之长。但相较于地肤却是又一次的退化，所以人们聚到一起时更加“懊恼悲叹”。
但无论如何悲叹，食用粮食是当时众生一次转折性的退化，从此之后不仅是体色的减损和差异，而是直接有了男女之分，形体也更加粗丑，【千万注意，所谓粗丑是跟以前比，跟后来的人比还是端正庄严得多】，身上的天衣也早就自然消失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时间久了就产生了欲想，欲望重的就找个地方行淫欲——共在屏处为不净行。其它众生知道了就来谴责：“咄此为非！云何众生共生有如此事？”太过分了！我们之中怎会有人干出这等下劣之事呢？
行淫欲的男子受到大家的呵责后非常后悔难过，就“以身投地，悔过不起”，这个女的呢为了安慰他，就来给这个男子送饭吃，其它人看到了就问：“汝持此食，欲以与谁？”你这是给谁送饭啊？这个女子说：给那个堕不善行正在悔过的人啊。从此之后“世间便有不善夫主之名”，而这个女子就被称为“妻”。
接下来因为互相影响，就有更多的众生萌生情欲，这时的人类就从童真状态退化到情窦初开的阶段，为了遮蔽男女合欢，有些人就建造了屋舍来遮挡，其它人也都跟着效仿，这个世间也正式有了房舍之名，而住在同一座屋中的男女就成为固定的夫妻。自此之后从光音天寿尽，堕落人间的众生就不再化生而是变为投胎——人类转入胎生阶段。同时因为大家建造房屋分部居住，世间逐渐出现了城郭、郡邑。
此时人类的饮食又一次产生退化，本来自然粳米是“无有糠糩，备众美味”的，而且是“朝收暮熟，暮收朝熟，收后复生，无有茎秆”的。早上收来傍晚就熟了，傍晚收来早晨就熟了，收完之后又自动生出新的，这是多么安逸的事啊！可惜人心不足，有些人又产生了更大的贪念，某人心想：天天这样去采米吃太麻烦了，下次多采点，够吃两天才行。于是他就自己采了够吃两天的米，等到第二天邻居来约他采米的时候，他说我已经采够两天的米啦，今天不用去了。这个邻居想：他能采两天的，我为什么不能采三天的？于是这个邻居就采了三天的米。结果，这个行为辗转影响下去，有人开始采五天的，有人采十天的……最终导致大家竞相屯聚起米来。
这下可不得了了，贪心、争竞心的加剧导致世间环境进一步恶化，本来无有糠糩的粳米生出了谷壳，收过之后也不再长出新的，只剩下一堆枯秆。“时众生竞积余粮故，是时粳米便生糠糩，收已不生，有枯秆现。”
这种衰相一现，难过的众生聚在一起“懊恼悲泣，拍胸而言：‘咄此为祸哉！’”这样子退化下去真是灾祸啊！大家回忆起当初从光音天来的时候“本皆化生，以念为食，身光自照，神足飞空，安乐无碍”的生活，那时何等的逍遥！谁承想经过一番展转下劣，从食用地味、地皮一直沦落到今天这个状态。可是不管如何懊悔，过去的福报已经不可再有，今后怎么生活啊？大家就商量出一个办法“共封田宅，以分疆畔。”为了节约资源，平等使用，人们将房屋和田地都做了划分，规定了界限。
&这样做固然有好处，可以让大家各守己财，和睦共处；但另一方面，在心理上就产生更严重的人我之分：这房子是我的，那房子是他的，这田地是我的，米是我的，那些是他的。时间久了，个别习性不善的众生又耍起了花样：把自己的米藏起来，去别人田里采人家的米吃。结果被人发现后受到呵责，并被警告以后不得再行偷盗。
人性的堕落就是这样一点点“陵迟”的，虽然这时的人还保有原始的朴素，但就像婴儿抢奶吃、幼儿抢玩具一样，虽不失天真，但也是贪念的体现，恶习的开端。
过了许久之后有些人偷心不改，继续盗窃他人米粮，“如是不已，犹复为盗。”终于有一天有人在看到偷米行为的时候，动手打了偷盗者，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打人现象。并且将偷盗者拉到众人面前，揭露他的盗行，而偷米的人还委屈地诉苦说：“他打我啦！”于是两人就开始争讼起来。
众人看了，无不悲伤，顿足捶胸地感叹道：世间真的转恶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恶事发生啊！有些人因为忧愁懊恼，情绪郁结，就生了病。此后世间就渐次有了病、老、死的现象。不过那个时候的人生病，不用吃药更不用打点滴，只要平复了情绪，祈祷忏悔一下就好了。那种忏悔是自然而生的，属“百姓日用而不知”，不是学来的名辞花样。
因为田宅的划分，产生偷盗，诤讼以致怨仇，没有人决断评理是不行的。大家就商量着找一位有平等心的人主持公道“善护人民，赏善罚恶”。这时有一位“形质长大，容貌端正，甚有威德”的人，就被推举为“民主”，也就是万民之主。
现在才知道“民主”一词来自佛经，只是那个万民之主，不是现在的那个制度上的“民主”，两者不是一回事。
在经过了漫长的三十二代“民主”之后，世间进入到转轮圣王时期，先后管理这个世界的转轮圣王共有十族，“从善思已来有十族，转轮圣王相续不绝。”且每一族里都有若干转轮圣王相继治世。
佛经的这些说法与中国远古史的一些记载很相似，远古时期相继治世的圣王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乃至后来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等，都是在同一氏族里有若干位圣王前后相继，管理这个世界。中国过去的历史观都是说我们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并且将古史分为十纪。《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慑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这些观念与转轮圣王前后十族的说法不知是毫无关系还是有必然的关系，因数据不足只能留待异日求教于高明了。
二、寿命——古延今促
前面在谈到有形世界成住坏空的劫数问题时，曾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减劫，从人类来到地球以后展转退化的历程，已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减劫的特点。
那么，所谓减劫都是什么在减呢？概略来说诸如寿命、身高、智能、福报、身体之各种功能都在逐渐减损，与之相伴的，人类所处的整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依报也随之展转下劣。下面我们就对寿命与身高问题举证说明，至于其它几项内容留待以后再作补充。
人类历史有多长
谈寿命问题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人类历史到底有多长？如果依某些西方学派的推测，人类历史特别是人类文明史实在短得可怜，只不过几千年而已；要是据中国传统的说法呢，则又长得让现代人很不习惯，《三皇本纪》引《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即使短一点的说法也有两百万年上下，这与西学派观点相距甚远；至于佛法的历史观呢，更令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佛家的历史观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据佛经所述，先前的劫数先不论，单说这一小劫的减劫，从劫初人寿八万四千岁退化到现在，已有八百三十九万年之久，即便从上一尊佛——迦叶佛算起，到现在也有近两百万年的历史了。而且越往上古、远古，人类越有智慧，越有福报，当然也更文明，这既是减劫的规律也是实况。可是现代人还在为中华文明史有没有五千年那么长而疑虑重重。早在两千年前，庄子就在那里感慨：“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大”。其实庄子这些话不仅是感慨，更是在陈述事实，只不过为了让人看懂不得已打了些比喻，那是智者的见识，是他自己亲见的现量境。
人类固然是很伟大的，但有时也很渺小，尤其眼界、见识常常被“时空”观念困得牢牢的，无法突破和超越。所以庄子又说“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智亦有哉！”人类很可怜啊，不仅身体存在耳聋目盲的毛病，心量、智慧也有聋盲之疾啊！
南怀瑾先生说过：“普通讲我们中国文化五千年，这已经是打折扣的说法。近七八十年以来，根据西洋的观念，再打折扣，变成三千年文化。如果我们自己研究，就是满清末年以前算起来，我们的历史已经有一、二百万年的文化了。因为考据五千年前的事非常困难，所以才从五千年算起。譬如说燧人、伏羲、神农，这一些名称的时代，究竟有多少年不知道。而且我们也出过女娲氏，那时是老祖母统治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真要研究自己的上古史，必须要懂得上古的神话史，拿现在人类学的演变来讲，从上一个冰河时期转变到这一个冰河时期，其中有连带的关系。所以有关这个问题，我相信五十年后，对整个中国文化历史的看法，不会是现在人的看法，而是有更进一步的研究了。”——《列子臆说·第三讲》
为什么南先生说：“真要研究自己的上古史，必须要懂得上古的神话史”？因为上古的历史状态，是现代人所无法感知的，无法感知的原因是智慧、见识达不到，所以就将那些关于上古史的说法一律视之为神话。
现在我们先不管它神话不神话，先根据佛经与中国传统历史的资料来谈谈人类寿命的变迁。
古延今促的人类寿命
《佛说长阿含经·第一分初大本经第一》云：“拘楼孙佛时，人寿四万岁；拘那含佛时，人寿三万岁；迦叶佛时，人寿二万岁；我今出世，人寿百岁，少出多减。”。
&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在“人寿百岁”时应化到世间，所谓“人寿百岁”只是这一“劫数时间段”的一个代表数字，我们姑且称之为“劫数年龄”。这是众生共业的体现之一，当然共业之中还有别业。那个时候大部份人的寿命在一百岁上下，超过一百岁的少，达不到的多，但活到九十多岁是普遍现象，所以说“少出多减”。
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降生时正当中国的春秋时期，与孔子同时代而略早（另一说法是，释迦牟尼佛出生在比孔子早五百年的西周初期，距今已有三千年之久）。所以在西周时，人寿近百是普遍现象，只是到了春秋时期因战乱增多，人均寿命开始变短。史书明记，周文王寿九十七，武王寿九十三。当周文王还在世时，曾对世子姬发说自己本来世寿百岁，姬发世寿九十，但是将来伐纣安天下的重任要由姬发来完成，所以他将自己的寿命转给儿子三年。后来文王果然九十七去世，武王九十三寿终。这到底是周文王有特别的本事，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我们无法以凡情测圣智，反正史书有这样的记载。
由此继续上溯，
& & 汤王寿一百岁；
& & 大禹王寿一百零六岁；
& & 舜帝寿一百一十岁；
& & 尧帝一百一十八岁，在位七十年；
& & 帝喾亦在位七十年，
& & 颛顼在位七十八年，
& & 少昊在位八十四年，
& & 黄帝在位百年，
炎帝在位一百四十年，这几位古圣虽不知其世寿多少，但从其在位时间亦可看出越往上古寿命越长的趋势。至于炎帝之前的伏羲氏、燧人氏等，其寿命则从几百岁延长到上千岁。再上溯到“太古三皇“时期，人寿已过万岁。古史称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立各一万一千岁；人皇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岛，凡一百五十世，共四万五千六百年。这里说的“立各一万八千岁”是指管理这个世界的时间，至于他们的寿命当然就更长一些。
虽然这些数字未必精确到个位数，但从这些记载所体现的规律来看，正好与佛家减劫的说法相契合。
下面我们来看释迦牟尼佛以后的时代，如以佛陀与孔子同时代为准，按照“每百年人寿减一岁”的规律来推算，汉代人寿命约九十多岁，唐代八十五岁以上，明代已低于八十岁，现代人的寿命或者说“劫数年龄”大约在七十到七十五岁之间，当然也是“少出多减”。
有个问题须要说明，减劫中人类的寿命与其它各项指针都不是直线下降，而是波浪式曲线下降，在某个时间段还有回升的时候，好比秋去冬来，天气在逐渐寒冷，但并非绝对地明天比今天冷，今天比昨天冷，有时候会回温几天，但总的趋势一定在变冷，你不能说今天感觉比昨天还暖和，就否定变冷的总趋势。所以战国时“劫数年龄”虽有九十多岁，而实际上因战乱频繁，平均寿命肯定低于九十；到了汉朝稳定以后，“劫数年龄”本来是缩短了，而实际上因社会的安宁富庶，人寿却延长了，所以西汉时人民乐业，百姓安然，“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生活场景；清末以来，列强入侵、内战不断，人寿肯定比现在短，这三十年生活相对安定，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所以不能因为近几十年的人寿比以前延长就否定减劫的规律。
再接下来国人的寿命又要缩短了，因为空气、水源、土壤等各种资源普遍而深度地污染，各类人造有毒食品的普及，国人已进入全面饮苦食毒的阶段，再加上声光电化等科技产品带给人无限享受与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同等的催命作用，何况还有人类自身纵欲过度的主因，在这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即使有再多的医药，其奈苍生寿命何！
过此以往，世间的人类将在善少恶多、乱多于治的颠沛中渡过六、七千年的减劫岁月，中间虽偶有回归理性的升平之世，可惜时间太短，转瞬即逝。等退化到人寿十岁时，世间的灾难早已数不胜数，众生的痛苦也达到无以复加的惨烈，人类死亡略尽，只剩下少数人种，在极度恐惧、痛苦中开始反省改过，人类又开始新的生机，世间逐渐转入增劫。
三、身量——古长今短
减劫时，人的傲慢心越来越重，而身材却越来越短。《正法念处经·身念处品之四》：“劫初时，阎浮提人寿命八万四千岁，身长五百弓……寿命四万岁，人之身量长二百弓……寿命一万岁，人之身量长一百弓……寿命一百岁，身长一弓。”《毘昙论》：四肘为一弓，一弓长八尺，五百弓长四百丈。
佛陀时代常人身高八尺，而佛陀身量“倍于常人”，此亦三十二相之一。《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有“人长八尺”的记载，《论语》有“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之语，古代十五岁以下无父曰孤，十五岁以下少年身高六尺的话，则成人身长八尺当属实。
那么这八尺到底多高呢？现代的普遍观点，认为古代的一尺短于现代的一尺，这样说有考古上的部份依据，同时也有一些推测成份。其实在古代量地的尺度、裁衣的尺度、建筑的尺度并非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类型的度、量、衡，也是随时代而不断调整，所以佛陀、孔子时代度量衡标准的精确数字，现在很难确定。但可以根据史料的记载，推知其大概的范围。
《汉书·律历志上》：“以子谷秬黍中者……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
《旧唐书·食货上》：“凡权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又山东诸州，以一尺二寸为大尺，人间行用之。”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内外官司，悉用大者。”
秬，即黑黍。古人将一颗中等黑黍的直径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唐代的黍子比现在大，西汉的黍子又比唐代的大，这是减劫的规律，若依此推算的话，那时的寸并不比现在的寸短。
如果以出土古物为依据的话，有三把唐代铜尺可作为参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唐鎏金刻花铜尺，实测1尺＝30.4厘米；1956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出土唐刻花铜尺，实测1尺＝31厘米；1964年河南洛阳涧西出土唐鎏金刻花铜尺，实测1尺＝30.81厘米。按最短的1尺＝30.4厘米算，则8尺＝243.2厘米。由此可知，西周时常人身高至少在两米以上。另《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有：“柯长三尺，博三寸”的记载，斧柄长三尺，横宽三寸的话，比现在的斧柄可长得多，这一点也可证明西周时人的身量高于今人不少。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因为孔子的身量高于同时代的人，所以大家私下谓之“长人”，按1尺＝30.4厘米算，则孔子身高291.84厘米。
清初周安士先生读《孔履记》有：”孔子之履，当今之官尺一尺三寸”的说法，清代的裁衣尺：1尺＝35.5厘米，据此计算则孔子之履长46.15厘米。
秦始皇陵已发掘到的兵马俑中有一尊身高2.5米的彩色陶俑，脚长32厘米。据此推算孔子履长46.15厘米的话，其身高也应在2.9米上下，与九尺六寸的记载出入不大。虽然我们对孔子身高的推算还不能很精确，但温、良、恭、俭、让的孔老夫子生有魁梧雄壮的身材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身量有多高呢？请看下面的资料。
《大唐西域记·卷一》：“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照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斋，诚为勤励。东照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大唐西域记·卷十》：“国西界殑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嶜崟，昔佛于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罗药叉。山东南岩下大石上，有佛坐迹，入石寸余，长五尺二寸，广二尺一寸，其上则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则有佛置捃稚迦(即澡瓶也。旧曰军持，讹略也)迹，深寸余，作八出花文。佛坐迹东南不远，有薄句罗药叉脚迹，长尺五六寸，广七八寸，深减二寸。药叉迹后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远有佛经行之处。其山顶上有药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深可半寸，其迹上有窣堵波。如来昔日降伏药叉，令不杀人食肉，敬受佛戒，后得生天。”
印度自古缺乏史料，《大唐西域记》成为印度人研究自己历史的珍贵资料，近现代以来因中、印等国的考古发现，已证明玄奘大师的记载真实可信，《大唐西域记》遂被视为文献瑰宝。
根据玄奘大师“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的记载，来计算一下佛足履的长度，依唐代铜尺实测1尺＝30.4厘米的标准计算，佛足履长54.72厘米，宽18.24厘米。这个尺寸更过于孔子之履46.15厘米的长度了。
依此推算佛陀身高过丈是确定无疑的了，别忘了还有现存佛牙舍利、佛指骨舍利皆巨于今人的事实作为证明。
自孔子往上，比他早五百年的周文王身高十尺，如果再往上推，五帝时代及更早的古人，其身高则像他们的寿命一样，越来越让今人难以相信了。
《孔子家语·辩物第十六》：吴伐越，隳会稽，获巨骨一节专车焉。吴子使来聘于鲁，且问之孔子……孔子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专车焉，此为大矣。”
大禹时代的诸侯防风氏身量之高远过常人，后在诸侯会盟时因违约被诛，就葬在会稽山，到春秋时代因吴越之战的破坏发现了他的遗骨，一节骨头就可装满一辆车。虽未知其确切长度，但肯定比春秋时人的骨头大得多，所以吴国才派专使到鲁国来问孔子。
又《安士全书》引《天人感通记》云：蜀都旧址，本在青城山上，今之成都，乃大海也。昔迦叶佛时，有人从西耳河边回，舟过于此，见岸上有兔，引弓射之。不知兔乃海神也。大怒，遂踏翻其船，而壅沙成地焉。后至晋朝，有僧见地上多裂，掘之，得人骨船底。骨皆长三丈余，以迦叶佛时，人寿皆二万岁故也。
美国人阿姆斯特朗在中美洲地下隧洞里，发现了刻有古代文字的黄金箔书三千多页，其长度过于今人身高，是什么样的巨人翻看这样大的书本？
其实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被称为史前文明的远古遗迹，可以证明古人有很多超乎现代人想象的地方，有心者可搜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那么，自孔子以下呢，依每百年人身短一寸的规律来推算，今人的“劫数身高”比孔子时代短二尺半，大约在167厘米左右。周朝的“八尺男儿”，到了唐代叫“七尺男儿”了，所谓“昂藏七尺”，现在应该改为“五尺半男儿”了。
由此再往后，人的身量也像寿命一样越来越短了。到减劫之末，人寿十岁时，“劫数身高”只有一尺。《佛说立世阿毘昙论·卷第九》：“寿命短促唯住十岁。身形矬小或二搩手或三搩手。于其自量则八搩手。”
一搩手就是手掌张开时的最大跨度，这里的“二搩手或三搩手”是佛陀时代的标准，那时的人手长，“二搩手”就有一尺多，所以减劫最末期人类身高不过一尺上下，高的也不过两尺，用他们自己的手量则有八搩手长。在我们看来那真是一群可怜的“小人儿”，其实在古人眼里我们又何尝不是可怜的“小人儿”呢！
四、人类历史的变迁：道德
老子有一句话不知是有意而言还是无意而讲，却恰好符合了减劫的规律，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
无论是人类社会的总体退化，还是个体的人性堕落，都在这个规律之内。如果将这句话反过来看呢，恰好就是个人修养做学问的次第：一个人先能依礼行事，让自己的行为乃至起心动念逐渐合于“天理”，自然而然地循义而为，内化到一定程度，“仁心”必能长养、拓展，这个“仁心”不是一般意义的好心，而是以智慧为基础的慈悲，是“智仁勇”三位一体的，如此功用纯熟，性德彰显，趋近于圆满，自然就合于“道”了。
这也相当于佛家所讲的修行次第，先从守戒开始，因戒生定，由定发慧，渐次至于悟道的过程。
下面我们就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规律中回顾一下人类历史的变迁：
太古时代鸥鹭忘机的幸福生活
在混沌初开的太古时代，人类心地淳朴犹如赤子，此时还没有什么“道德、礼法、政治……”等等名辞花样，正接近于不善不恶的“真善”状态，此时也与“道”最相近。这一过程从太古三皇历经百万余年一直持续到燧人、伏羲、神农的时代，虽然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人性也在逐渐退化，但总体还是离“道”未远。所以古人说“三皇之政以道”或“三皇以道治天下”，因为任何花样都没有，只好以“道”来形容。那种美妙、幸福的生活，只有在全民鸥鹭忘机的时代才有。
原心不原迹的无为之治
等到了神农氏后期，离“道”的状态越来越远，马上要转折性退化了，“失道而后德”，黄帝兴起，世间进入五帝时期。“五帝之政以德”，从黄帝到尧舜都是修己为先，无为而治，以德化天下。什么是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也不是什么都干，无为的关键是内在修养，而不是外在行为。当一个人修养到达“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时候，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无为，不管他日理万机还是遁世潜修，总之一切无为。反之，还没达到这种修养之前，还在“有心”状态时，无论做什么都是有为，就算万事不管躲到屋里睡觉也是有为，因为睡觉也是一种行为。不能无心，一切皆在有为中。
所以“无为而治”主要决定于君主的修养，而不是外在的表现。五帝三皇都是入世的圣人，当然都可以无为而治。不过他们之间也有差别，“三皇教而不诛，五帝诛而不怒”。三皇时代不杀人啊，有人犯错只要教化就好了；五帝时代就不行了，人的妄心多了，欲望渐开，有时候不得不用惩罚的手段来显正去邪，只是那时候杀人很少，上百年才偶然有一次。五帝杀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既不会有罪人之心，更不会动怒，不但不会动怒，还要自我反省，自责没有尽到教化的责任，没有做好万民的“君亲师”。
神话与实话
&五帝时代的地球村
那么，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是怎样以德治天下呢？尧帝以前实在很难讲，一是本来就很难讲，二是那些事往往因超出今人的认知范围而被视为神话。三皇五帝都是介于人神之间神通广大的人，古人动辄说他们乘龙上下，通乎天地，号令鬼神。至于他们的统治范围，更远远超出现代人的眼界，现代人认为五帝活动范围仅限于黄河流域或中原地区，而过去则认为是整个天下。为什么中国古人在为政的地域观念上动辄称“天下”，而不说“国家”？这首先是见识问题，其次也是民族文化的精神与胸怀，古人认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的范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应一视同仁，连动物植物都应爱护，所谓“民胞物与”，“亲亲仁民，仁民爱物”。
关于古人的活动范围还可以从现代西方科学的考证中看到一些端倪。
西方科学的考证结论说“美洲原住民属于东亚人种美洲支系，与现代东亚人有共同的祖先，最晚在一万年前从东亚迁徙到美洲。”美国考古学家在亚马逊地区发现了十六尊雕像和六片玉圭，玉圭上刻有“蚩尤、少昊”等中国上古文字，其中描述的祭祀习俗与古中国东夷人相同。美国学者亨利艾特·墨兹根据《山海经·东山经》的记载，实地勘察美国中、西部山脉，证明《东山经》的记载完全属实，她得出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人早已到达美洲的结论！
南怀瑾先生说过：“《山海经》的记载，那么神秘，现在外国人很多研究《山海经》，说我们老祖宗大禹到过美洲、到过非洲，很多争论。”——《易经系传别讲·参同契与一阳来复》
那《山海经》是一本什么书呢？西汉刘歆《上山海经表》云：“禹别九州岛，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着《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着明者也。”这本书是大禹和他的助手伯益治理水患及巡行四海的见闻录。其内容极为广博“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由此看来，中国古人不仅熟知四海之内，同时也了解四海之外，而四海之外非三代以后的人所能轻易到达，所以叫“绝域之国”，绝域之国的人生活状态与中原人迥异，所以叫“殊类之人”，这是因各自“业力”与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既然西方人考证出美洲原住民最晚是在一万年前从东亚迁到美洲，那说明至少在三皇时代人类就有跨越全球的活动，“浩瀚的海洋是古人不可逾越的天险”只是今人“夏虫不可语冰”的见识障碍而已。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其实非常丰富，有兴趣者可自行搜集。
作个“天子”有多难
要客观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必须要清楚中国文化的精神，要明白中国文化的精神必须先澄清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所以在了解五帝之前，要先知道一个名辞——天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中国自古就将管理天下的君主称为天子？古时的天子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天子完全不同，那时的天子绝对不是天生贵种的意思，也没有凌驾于万民之上的特权意识，这与印度婆罗门的自诩高贵完全不同。天子的最初含义如《易纬》所说：“天子者，继天治物，改正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生人。”古人认为天地犹如父母，生养万物，视万民如子，那么执政者就应禀天地之德，以“天地父母”之志为己志，代天行化，赡养万民，这是天子的最初内涵。那要有多高的道德修养才能承担这个责任呢？要能“一肩挑尽古今愁”，不仅要安定天下人的生活，还要解决天下人的烦恼，把人类都引向正路，有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慈悲、这样的智慧才配做天子。所以凡夫俗子是做不到的，英雄豪杰也是做不到的。自古以来能做到的本来就很少，尤其从秦始皇开始，天子的含义就变味了，从原来的义务、责任变成了地位、权势。细数自秦以后的两千多年来，对社会乃至对人类历史做出贡献的帝王虽然也有几个，但真正有天子修养，尽到天子责任的帝王却极少。
唐虞古风尧舜禅让
现代人要了解天子风范，应该从尧帝开始，因为尧帝以上固然高明，却罕有形迹可寻，且史料不足，所以我们还是师法《尚书》的精神，从尧帝说起。
《史记》记载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这些辞句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形容，事实上尧帝确有这样的伟大，所以孔老夫子讲到尧帝作天子的风范，也禁不住感慨：“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因为太难形容了，只好说“巍巍乎……荡荡乎……”
而《尚书》说尧帝“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克明俊德就是诚意正心的过程；以亲九族就是齐家，古代的“家”指的是九族，不是现在小两口加独生子女的三口之家；平章百姓就是治国，通过教化使百姓人人觉悟，达到“昭明”的程度；下一步自然就可以协和万邦，达到平天下的效果了。这是曾子《大学》的理想，“大人”入世的功业，也是后世为何动辄要师法尧舜的原因。
等尧帝老了，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足以协和万邦，就将帝位传给了舜。为什么将帝位传给舜不传给儿子？因为“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所以尧帝说“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当然不能以天下人的利益为代价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啊！
二十八年后尧帝去世了，帝舜率诸侯为尧帝守丧三年，然后就躲到南河以南，想让天子位给丹朱，“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可是天下的诸侯有国家大事都去请示大舜，有争讼也都找大舜主持公道，而没有人去找丹朱，“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大家感激的是舜，称颂的也是舜。因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最终大舜还是回到中原“践天子位”——登上天子的位置，履行天子的责任。
尧舜都是“视弃天下犹弃敝屣”的人，在他们眼里，扔掉天子的位置就像扔掉破鞋子一样，不但没有任何眷恋而且有如释重负的轻松喜悦，因为已经有继任者承担这个责任，不必再为天下人劳神费思，当然就“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了。这些事对后世争逐权位的人来说实在不好理解，对唯利是图，为了一点金钱地位就不惜辱没人格、逢迎巴结的人来说，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尧舜禅让也好，“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罢，也是经常被人当做神话的。
等到后来舜帝让位给禹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形，舜帝退位后命禹摄政，十七年后舜帝去世了，大禹率诸侯为舜帝守丧三年，然后避居阳城，让天子位于舜子商均，但天下诸侯依然望风归附，随者影从，大禹王不得已再践天子位。
皇、帝、王的差别
在中国历史上从大禹开始不再被称为“帝”，而是被称为“王”，同样是天子为什么有“帝”与“王”的差别呢？因为按照中国文化的理念来讲，“皇、帝、王”各有其不同含义，不能随便称呼的。何谓“王”？能对一种文化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树立起民族文化的标杆，近在诸夏，远及四夷，人人皆以这种文化精神为人生之信念，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地向往归化，修养与事功到这种程度的君主，才能称为“王”。在“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能“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才能称之为帝。至于皇呢，就很难说了，《易纬》曰：“皇者，煌煌也。”能带给人类光明、觉悟，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伟大。中国历史上继五帝之后，够资格称“王”的只有大禹王、商汤王、周文王与周武王，这所谓的“三王”。再以后称王的只是职位与权势的象征而已，内在修养很少有人达到了，至于称皇称帝的更是名不副实。秦始皇自以为“道高三皇，德过五帝”，所以自称皇帝，但那是自称的，实际道德智慧则远远达不到。秦始皇以后的历代君主虽都称皇帝，也只是沿用这个名称而已，实际上既不够“帝”更不及“皇”，少数修养好的接近一点“王”，大部份则连“王”都不够格。
中国的历史就从大禹王开始逐渐转入了“失德而后仁”的阶段，下面我们就管窥一下三王是如何“仁覆天下”的。
仁覆天下的三王
首先说大禹治水，这个功劳实在太大了，他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农立国的基础，养育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安土敦仁的民族精神。所以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对大禹王的事业功劳实在无可挑剔了！
禹王为政时，看到有人犯罪，他难过得掉眼泪了，旁边的人说：是罪人不行正道才犯罪的，您为何这么难过啊？禹王说，尧舜时代的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可是现在我作天子，“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我的教化不够，使百姓偏离正道，怎能不痛心呢！
这真正是胸怀天下，怜悯众生犹如赤子的菩萨胸襟。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三王之为政，不仅对人能仁慈，对动物植物乃至一切环境都能爱护。
如汤王出行时，看到一个捕猎的人四面张网，在那里祝愿：不管天上飞的地上走的，都到我网里来。汤王看了说：这怎么得了，如此贪心，飞禽走兽都要捕光了。于是将网撤掉三面，教他重新祝愿：该飞的飞，该跑的跑，不要命的才到网中来。汤王为什么不直接禁止打猎？因为猎人也要吃饭啊，他是生活的需要，只要教导他不要太贪心就行了。汤王教人网开一面的做法与后来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是一个道理，一样用心。因为汤王化及禽兽的仁政，四方诸侯同时而归化者四十国。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再说周文王，当他还是商朝西伯侯的时候，因为他“视民如伤”，“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所以早就赢得万民归心。不仅伯夷、叔齐、姜太公这样的“天下大老”怀着“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的喜悦，从海滨迁往西岐。连争讼者也怀着“西伯仁人也”的信任，来请文王主持公道。
当时虞、芮两国国君因争夺田地多年未决，遂远赴西岐欲请文王裁决。当他们进入西岐国境时，看到的是平民百姓“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各级官吏上敬下和，井然有序；白发老人康强愉悦，整个社会尽是祥和礼让的气象。因此两人幡然悔悟，相对而叹：“嘻！吾侪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像我们这种小人怎能到君子家里来呢！于是各自放弃了所争的田地。因此孔子说：“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从，不教而听，至矣哉！”
在那种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文王虽已拥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人民，却依然臣事商纣，因此孔子称赞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今天的人要了解王道的精神，明确中国文化中真正的为君之道，尧舜以下只能以三王为标准，再后来的帝王是不够格的。差的就不用说了，比较好的也是学禹汤文武，而且学的还不完整。后代的圣哲之所以将禹汤文武并列为三王，是因为他们的确有前后相继、承传一贯的内在精神。
禹王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
汤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文王曰“见善勿怠，时至勿疑，去非勿处。”
武王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三王这些话可不是学来的口头禅，那个时代人世间总共也没几本书，什么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都还没影子呢，不像我们现在可以随便拾人牙慧。这几句经典之语都是他们至情的流露，是最真实的，唯其真实，故能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这几句话所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君道的标准，王者的风范。反之，一个领导人如果自己有错，却推到下属头上，随便抓个下属顶罪，那就不是君道，而是“菌道”，腐蚀人性的细菌。可怜后世的人居然将这种“菌道”作派美其名曰叫“政治”。真正的政治是王者之风，不是毛贼草寇思想，也不是玩手段、耍心机。
恃德不恃险的周公与成康盛世
周朝立国之后，武王想在五行山（今太行山）建都，周公却表示反对，为什么反对？周公认为五行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如果周天子能以德化人，天下诸侯来归附、来进贡的话就很不方便；如果周天子有暴乱之行，天下人讨伐时会很困难——“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迂回）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所以不能在五行山建都。——此周公之所以为周公也！
正因为周朝在立国之前、之初都是“恃德不恃险”，所以周室江山才有八百年之久，也因为如此西周之初才出现了三代以后绝无仅有的“成康盛世”。
武王之子成王，成王之子康王，这两代天子皆能祖述后稷之德，宗承文、武之业，勤于政事，以先王的遗训教化百姓，因此当时民风淳朴，老百姓素质极高，《尚书大传》曰：“周人可比屋而封。”比屋而封就是家家户户都值得表彰，人人都有好的德行，那种风俗之醇美，大概只有以“修道之心”才能感知一二。当时整个周朝天下四十多年没有人犯罪，牢狱里的刑具都朽烂了，那种大范围、长时间安宁文明的盛世气象，在成康之后的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只是在某些方面相似一点而已。
礼者乱之首杖者老之用
成康盛世之后呢，人类历史就从“三王以仁治天下”的阶段逐渐退化为“失仁而后义”了。到了东周的春秋时期先后兴起了“以力假仁”的春秋五霸。五霸也被称为五伯，就是诸侯之长，他们是哪些人物呢？一般公认的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位则很难确定，是宋襄公、郑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中的某一位。五霸之中以齐桓公最有代表性，他在当时周室衰微的情况下能率领诸侯“尊勤君王，攘斥外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然是以武力做后盾，但总算能示天下以义，也因此保存了华夏的文化。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要是没有管仲辅佐齐桓一匡天下的话，我们现在已变成没有文化的蛮夷之人了。
不过周武王之后的天子、帝王们再也没有内圣外王的人物出现，不管五霸的事功如何伟大，他们的修养已经从三王的圣人境界质变为凡夫中的英雄豪杰，因此孟子说“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可是到了战国时的诸侯们则退化为“五霸之罪人也”。这个时候连“失义而后礼”都不算了，因为连礼都没有，直接礼崩乐坏了。忠信之义淡薄，德行退化，当然就是社会动乱的开始，因此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但是我们不要理解错了，以为老子认为是礼教将社会搞乱了。实际上，当人类社会连“道、德、仁、义”都快退尽的时候，就不得不用礼来教化。
就像人老了走路不便，自然要拄拐杖，所以“拄拐杖者衰老之始也”，但那是因为衰老才不得已拄拐杖，并不是因为拄了拐杖才开始衰老，我们不能颠倒因果。现在大家应该明白孔子为什么要恢复礼乐文化了？因为人类退化到那个时候不得不用礼来规范外在行为，但孔子同时也强调“礼者，敬而已矣！”又说“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所以礼的关键还是要根植于心的。老、孔二圣在“礼”的应用上并无异见。
宗法社会的千秋礼治
虽然说战国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诸侯逐利，战乱不断，但乱中也有自由、宽容的一面。那种宽容还是后世很难超越的，尤其在文化思想上，读书人有完全的自由，各国诸侯对待知识分子乃至对不同政见者都有相当的包容性。此种社会背景为百家争鸣提供了足够的自由空间，这当然是自夏商周以来优容宽厚的政治、社会氛围之延续。
战国以后，秦朝用的是法家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截断自古以来的文化道统，用严刑峻法直接让人类历史进入了“失礼而后法”的阶段。好在秦朝的政权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汉朝重新让中国历史延续了“道、德、仁、义、礼”的退化次第，从此中华民族进入“失义而后礼”的阶段。这种以礼治为主的宗法社会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您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自汉以后中国没有道、德、仁、义，只剩下表面的礼了，这样想就大错特错。实际上这两千多年的礼，是有根的，道、德、仁、义同时存在，只是与三代以上相比多有逊色。两千多年的岁月中也还是有几位值得称道的英明帝王，虽不足以比之圣贤，但对于济世安民可算是卓有功勋；更有无数的贤臣将相、文化先驱不断点亮历史的星空，延续了五帝、三王、周公、孔孟以来薪火相传的文化命脉，为我们留下了数之不尽、用之不竭、破坏不完的文化宝藏。
帝制时代的民主与文明
那么，这两千多年以宗法为基础的礼治时代，有哪些高明之处值得我们了解？这实在不是不胜枚举所能形容的。在此，我们只就其政体与君道素养作一简单介绍。
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无可辨难！吾人若为言辞之谨慎，当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
——《文化与教育·中国民主精神》
那么，中国的帝制时代是否真如钱宾四先生所说是民主政体？恐怕大多数人都是否定的，而否定的原因是没有真正研究过中国历史的实况，更不清楚中国文化的思想理念为何物。因此钱先生多年以前就感慨，“为近五六十年来的中国人述说：中国为一富于民主精神的国家，正如要对真知道、真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历史者述说：中国为一个帝王专制的国家一样见其为怪诞。”谁要想了解这个说法的详情，请读一读钱先生的书吧，或者直接深入经藏读读自己民族文化的经史典籍，在这里我们只能对这一问题简而言之了。
在帝制时代，每逢国家有重大灾难，皇帝都会下“罪己诏”，向全国公民道歉，向天地及祖先谢罪，甚至也有少数帝王，效法禹汤文武“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作法，愿以己身代万民受过。也许他并没有如先圣一般心发得彻底，但毕竟真的那么做了。虽然自汉以来真正有天子修养，符合天子标准的帝王很少，但在基本的理念上，还是认同尧舜周孔以来的为君思想是天经地义，只是自己做不到那个标准而已。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身处九五之尊，富贵之极的帝王们没有一个敢将自己标榜得完美无缺，反倒经常反省自己“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更没人将自己凌驾于古圣先王之上而自创新说，反倒经常以“朕何敢比于古人”，“朕何敢望及尧舜”等话来惕励自己。
所以南怀瑾先生说：“如果真懂了中国过去的帝王制度——先不必谈秦汉以前，就说秦汉以后的帝王，真正好的皇帝是很难当的……所以我说真正研究中国过去的专制政治，是假专制，真民主！”——《论语别裁·泰伯第八》
至于帝制时代的臣子们，不管是居庙堂之高的廷臣，还是处江湖之远的边吏，都可以上书朝廷，指责皇帝或任何一位大臣的过失。皇帝的圣旨也经常因有违正道或不利国家而被宰相或尚书们“留中不发”。更不要说皇帝身边还有“左史记行、右史记言”的两位太史，时刻关注皇帝的一言一行，无论善恶一律记录在册，加载史籍。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人才知道了两千年来每个朝代哪个帝王做了哪些丑事，说过什么丑话。我们不得不佩服圣人的远见，至少自周以来就设立了这样一种制度，监管一国之尊的帝王。也不得不郁闷地认为，为什么那些暴君昏君不知道将这种“左史记行、右史记言”的制度给取消，就这样让它堂而皇之地存在了两千多年。
从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来看，这是帝制时代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国家所独有的民主与文明。这种政治体制贯穿于整个帝制时代，并不随一朝一姓之兴亡而生灭，故谓之通制、通典。如追究其深层原因，则主要是因为文化信仰的缘故，历经朝代更迭、风雨艰危的中华民族在不断退化过程中始终保存着自己的文化，以祠堂为基石的宗法理念直到满清也没有断过。且中国自汉以来的法律法理精神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石，历朝历代的宪法指导思想也是以四书五经为基础。何况还有佛道两家文化，对整个古代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在懂得敦伦尽分的同时，也升起对生命真谛的探索与追求。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因此从整体素质来说，古代的人再差也有个标准，再不济也有个底线。
当然，这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并非一成不变地民主文明，它依然沿着减劫的规律在逐渐退化。我们有必要重申一下前文讲过的一个减劫特点：减劫中人类社会的各种状态并非直线下降，而是波浪式曲线下滑，在某个阶段还有回升的时候。因此对每个朝代的优劣程度，我们不必在此一一比较。
兹就其总体状况而言，比较值得称道的是汉唐，这两个时代国力之雄壮，文化之浑厚，社会之富庶都是后无来者的。两宋在武功方面不及汉唐，未能一统华夷；在文化方面花样增多，不如大唐之雄浑，更不及两汉之质朴，但无论如何两宋也是文风兴盛的时代。而从元朝开始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转折性退步，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好在还没有断根之前，汉人建立的明朝，又恢复了这千秋礼乐的文化，但在内含与境界上，无论如何也不及两宋，更不如汉唐了。再接下来的满清统治，是对中国文化的又一次冲击，其在政治氛围的民主、宽厚方面，近不如大明，远更不及唐宋。幸好他们也算是有点文化基础的炎黄遗民，在对中华民族造成一定伤害的同时，也保留了中国文化相当可观的规模，这也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礼治与法治找回丢失的灵魂
由清至今，维系民族精神的文化基本丧失殆尽，以礼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早已结束多时，人类历史也已退出“失义而后礼”的阶段。退到哪里去呢？大概要退到“失礼而后法”吧。以现代人的素质和社会潮流，不讲法制不行了，在文化缺失，社会主流道德没有底线的时候，连法制都废弃的话，就“失法而后完”了，完蛋的完。但只是单纯的讲究法治还远远不够，因为没有文化思想作根基的社会，有再多的法律也会“民免而无耻”。
如果能在真正公平法治的同时，恢复传统的文化理念，恢复礼乐的教育，才真正是现代人类的一大福祉。虽然在减劫之中人类素质总是在不断退化，但对周朝以后一直到现在的人来说，礼教还是有相对最好的引导教化作用，这个“礼教”不是表面的礼貌或规矩，而是指真正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份。真的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有“礼”了，老百姓不但“有耻且格”，说不定还能找回“丢失已久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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