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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海贼王顶上战争..从第几集开始看好
整理时间: 11:54 来源: 作者:编辑 点击:次
【楼主】 10:39& 想看海贼王顶上战争..从第几集开始看好
&&&&顶上战争貌似场面挺大吧..这么多脚色..我想看啊..从第几集开始看啊
&&&&网友评论 10:40
&&&&450左右吧
&&&&网友评论 10:40
&&&&第一集呀
&&&&网友评论 10:41
&&&&萨博那段是在顶上前面还是后面来着？
&&&&网友评论 10:41
&&&&第一集
&&&&网友评论 10:42
&&&&Reply to Reply Post by L谷川 泰三 ( 10:41)
&&&&网友评论 10:42
&&&&你前面不看，后面出来那么多人，你都不认识，看不出基情的
&&&&网友评论 10:43
&&&&Reply to Reply Post by xi13-04-27 10:42)
&&&&这么多集啊..我才看到第5集~
&&&&网友评论 10:43
&&&&我猜萨博没死
&&&&在革命军
&&&&网友评论 10:43
&&&&海贼从阿拉巴斯坦开始看比较好，空岛、司法岛、恐怖帆船然后顶上战争，这一系列的战斗都是高潮，错过可惜啊。
&&&&不过新世界后的鱼人岛比较平淡了点了，不过到现在的竞技场又精彩起来了。
&&&&网友评论 10:45
&&&&Reply Post by yuanjinla ( 10:43):
&&&&海贼从阿拉巴斯坦开始看比较好，空岛、司法岛、恐怖帆船然后顶上战争，这一系列的战斗都是高潮，错过可惜啊。
&&&&不过新世界后的鱼人岛比较平淡了点了，不过到现在的竞技场又精彩起来了。
&&&&鱼人篇是回来的过度
&&&&----sent from my Xiaomi MI-ONE Plus,Android 4.0.4
&&&&网友评论 10:46
&&&&渔人岛开始节奏就慢了没追了
&&&&网友评论 10:46
&&&&Reply Post by 猪一样的牛 ( 10:43):
&&&&这么多集啊..我才看到第5集~
&&&&第5集，是不是要看不下去了。。。。。
&&&&网友评论 10:47
&&&&Reply to Reply Post by yuanjinla ( 10:43)
&&&&新世界也敢说精彩? 冰火岛剧情还行,介绍了不少两年后的格局, 竞技场简直是在COS天下第一比武大会
&&&&还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添加酱油人物, 打了多少话了, 全是各种人物肖像,剧情进展慢的令人发指, 我感觉这阵子尾田挺让人失望的.
&&&&网友评论 10:47
&&&&Reply to Reply Post by xi13-04-27 10:46)
&&&&已经半年没看了...
&&&&网友评论 10:48
&&&&。。。顶上战争那么多人
&&&&不看前面的就是一头雾水啊 ……
&&&&谁谁谁为啥帮谁谁谁都不明白
&&&&网友评论 10:50
&&&&最燃的还是司法岛打CP9那段！！！
&&&&网友评论 10:52
&&&&从香波地群岛开始 到海军监狱 到海军本部这段剧情我觉得最棒
&&&&网友评论 10:52
&&&&顶上战争啊。。
&&&&打完莫利亚来看吧
&&&&应该是400左右
&&&& 发自我的 iPhone 4S, iPhone OS 6.1, NGAer 162
&&&&网友评论 10:55
&&&&Reply Post by 猪一样的牛 ( 10:47):
&&&&已经半年没看了...
&&&&貌似坚持到30多集，阿龙那段差不多就会入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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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日我們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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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世界
&&& 葛林斯潘說：「本書一部分是偵探故事。911之後，我知道，無庸置疑，我們活在一個新世界裡… 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世界，較之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更為彈性、強韌、開放、自我導引，和快速變動。這個世界帶給我們非常多的新發展，但也有非常多的新挑戰。《我們的新世界》是我對這新世界的探討---我們如何達成今天的成就、現在正經歷些什麼、視野之外的未來又會遭逢什麼，不管是好是壞.....」
0-1 【引言導讀】人生的新世界可以如何探索。今天的新世界如何形成。 以及，2030年以前，我們將面臨與經歷的事情。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1" Month="9" Year="年9月11日下午，我從瑞士開完一場國際銀行家的例行會議，搭乘瑞士航空一二八班次飛機飛回華盛頓。我在機艙裡走動時，海外行程安全特遣隊的警衛長巴伯．艾格紐在走道上把我攔住。巴伯是名退役的特務人員，友善但話不多。當時，他看起來很嚴肅。「主席先生，」他悄悄說道：「機長要當面向您報告。有二架飛機撞進了世貿中心。」我當時的表情看起來一定很滑稽，因為他又補上一句：「我不是在開玩笑。」到了駕駛艙，機長顯得相當緊張。他說我們國家已經遭到恐怖攻擊---有幾架飛機被挾持了，其中二架飛進世貿中心，一架飛進五角大廈。另一架則失蹤了。那就是他所有的情報，他用淡淡的英國腔說道。我們要飛回蘇黎世，而且，他不會向其他乘客說明理由。「我們一定要回頭嗎？」我問道：「可不可以在加拿大降落？」他說不行，他下令飛回蘇黎世。我走回座位時，機長宣布，航管已經指示我們飛回蘇黎世。座位上的電話立即變成忙線中，因此無法和地面聯絡。那個週末，和我一起到瑞士出差的聯準會同事都已經在其他飛機上了。因此無法瞭解事件的發展狀況，既然無事可做，也只好想想如何打發接下來的三個半小時。我看著窗外，也看看帶來的公事，幾疊放在公事包裡已經忘了的公文和經濟報告。這次攻擊是否只是開始，背後還有更大的陰謀？當下我最關心的是我太太---安蕊亞（Andrea），她是ＮＢＣ國外事務部駐華府主管。她不在紐約，這讓我鬆了一口氣，而且，她那天的行程也不是拜訪五角大廈。我想她應該在市中心的ＮＢＣ辦公室裡，忙著處理這則新聞。因此，我告訴我自己，不要擔心&#8230;&#8230;但，如果她在最後一分鐘去五角大廈拜訪某位將軍怎麼辦？我擔心聯準會裡的同事。他們安全嗎？還有，他們的家人呢？員工應該會倉皇地應付這個危機。這次攻擊-- 珍珠港事件以來首次對美國本土的攻擊---會讓整個國家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我必須關注的問題是，經濟會不會受創。顯然，有可能會發生經濟危機。我認為最壞的狀況，也就是金融體系瓦解，非常不可能發生。聯準會所負責的電子支付系統每天要處理全國各地，以及全世界許多國家各銀行間高達四兆美元的貨幣和證券匯撥作業。我們總是認為，如果你想讓美國經濟跛腳，你就把支付系統拿掉。銀行將被迫退回到沒有效率的實體貨幣匯款方式。企業界也只好仰賴以物易物和借條；全國的經濟活動水準可能會像石頭般一落千丈。冷戰期間，為了預防核子攻擊，聯準會就已經為貨幣系統所依賴的通訊和資訊設備增設了大量備援。我們擁有所有的安全措施，因此，比如說，一家聯邦準備銀行的資料，在幾百英哩之外的另一家聯邦準備銀行，或是在某個遙遠的地方存有備份。遇到核子攻擊事件時，我們就可以非常迅速地在所有非核子污染區啟動備援，繼續作業。聯準會副主席羅傑．弗格森在今天這種狀況下，應該會動員這個系統。我相信他和我們的同事會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全球美元系統繼續作業。但是我再想深一點，我懷疑劫機者所要的並不只是金融系統的實體破壞而已。很可能，其目的是對美國資本主義，採取暴力上的象徵性行動--就像八年前世貿中心停車場裡的炸彈一樣。我所擔心的是這種攻擊所引發的恐懼--特別是後續還有更多的攻擊發生。像我們這麼複雜的經濟，人們必須經常保持互動並交換物資和勞務，而且分工非常細膩，以致於家庭必須靠商業才能生存。如果人們退出日常經濟生活--如果投資人砍股票、或是商人從交易中退卻下來、或是市民因為害怕到大賣場會碰到自殺炸彈客而不敢出門--就會形成雪球效應。這種心理會導致恐慌和衰退。像我們目前所遭遇到的這種震撼，是會造成大眾從經濟活動中退卻，而導致經濟活動大幅凋敝。慘況可能倍增。離飛機著陸還早，但我已得出結論，世界已經變得讓我難以定義了。我們美國人在冷戰之後數十年間所追求的自滿，就這麼粉碎了。我們終於在當地時間八點半之後抵達蘇黎世--美國則是剛過中午不久。瑞士銀行官員在我下飛機時來接我，促我趕緊進到入境大廳裡的專用房間。他們問我們要不要看世貿雙樓倒塌和五角大廈著火的錄影帶，但我謝絕了。我這輩子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在世貿大樓附近上班，那裡有我的朋友和我所認識的人。我想，死傷人數必定很可怕，其中應該包括我所認識的人。我不想看破壞的畫面。我只要一具打得通的電話。我終於在八點五十幾分接上了安蕊亞的手機，聽到她的聲音，我終於真正的安心了。我們互道平安之後，她說她很忙--她正在攝影棚現場，即將現場播出當天的最新新聞。我說：「趕快簡短告訴我那邊的情形。」她一隻耳朵聽著我的手機，另一隻耳朵則用耳機聽紐約特殊事件製作人的電話，對方幾乎是用吼的：「安蕊亞，湯姆．布洛考-要把現場交給你！你準備好了嗎？」她的時間只夠說：「仔細聽。」就這樣，她把手機開著，放在膝上，兀自面對鏡頭去了。我聽到了當時全美國所聽到的消息--失蹤的聯合航空九十三班機已經在賓州墜毀。後來，我和身在聯準會的羅傑．弗格森通上電話。我們逐項討論我們的危機管理檢查表--誠如我所料，他一切都掌控得非常好。後來，飛往美國的民航機全部停飛，我聯絡白宮幕僚長安迪．卡德（Andy Card），請求交通支援，送我回華府。最後，我在安全特遣隊的保護下回旅館睡覺，等候指示。天亮之前，我又飛了，在美國空軍ＫＣ－１０加油機的機艙上--這可能是僅有的一架飛機。機組人員經常在北大西洋上執行空中加油任務。駕駛艙裡的氣氛很沉。「你絕不會相信，」機長說道：「聽聽看。」我把耳朵湊近耳機，但除了靜電聲，什麼都沒聽到。「通常，北大西洋上充滿了無線電聊天。」他解釋道：「這麼安靜有點詭異。」那裡顯然是空無一人。當我們飛到東岸進入美國領空禁區時，幾架Ｆ１６戰鬥機飛過來幫我們護航。機長得到允許飛過曼哈頓南端，那裡曾經是世貿雙樓所在地，如今已是一片冒煙的廢墟。幾十年來，我的辦公室和那裡相隔不到幾條馬路；從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我看著世貿雙樓一天天地升起來。如今，從三萬五千英呎高空上看過去，其煙塵瀰漫的殘骸竟成為紐約最搶眼的地標。那天下午，我在警方車隊護送之下穿越路障，直奔聯準會。然後我們馬上開始工作。大致上，資金的電子交易作業還不錯。但由於民航交通中斷，老式的票據運送和交換就延遲了。那是技術上的問題-- 一個實務上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個別聯邦準備銀行和職員完全可以用暫時展延商業銀行信用的方式解決。接下來幾天，我大多數時間都花在觀察和傾聽災變所產生的經濟衰退徵兆上。在911之前的七個月期間，經濟稍微有點衰退，仍處於逐漸擺脫2000年網路達康（dotcom）崩盤的效應中。但情況已經開始好轉。我們當時很快地調降利率，市場也開始穩定下來。到了八月底，大眾的興趣已經從經濟轉移到蓋瑞．康迪特這位加州眾議員身上，有關一名失蹤女子的問題，他說詞反覆，佔據了夜間新聞。安蕊亞沒有任何具世界意義的東西可以播報，我記得當時我還認為那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如果電視新聞把焦點放在國內醜聞上，這個世界應該還好吧。在聯準會裡，我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還要一直調降利率到什麼程度。911之後，來自聯邦準備銀行的報告和統計資料則顯示出完全不同的狀況。聯邦準備體制（Federal Reserve System）包括十二家策略上配置於全國各地的銀行。每一家聯邦準備銀行會貸款給其轄區內的銀行，並加以管理。聯邦準備銀行還充當美國經濟的窗口---其官員和職員經常和轄區內的銀行家及商界人士保持聯繫，並且每月正式出版他們點點滴滴所收集之訂單和銷售脈動資料。現在，他們告訴我們，全國百姓除了採購預防下次攻擊所準備的商品之外，已經停止消費---食品雜貨、安全器材、瓶裝水、和保險的銷售增加。而整個旅遊、娛樂、旅館、觀光和展覽業則往下掉。我們知道暫停空運會讓新鮮蔬果從西岸運到東岸的作業瓦解，但我們很訝異，許多產業竟這麼快就遭受打擊。例如，汽車零件從安大略的溫莎（Windsor）跨越連接二市的河流，運到底特律廠時，慢得像在爬似的---這個因素造成福特汽車暫時關閉五座工廠。幾年前，許多製造廠已經轉換成「即時」（just-in-time）生產，他們的廠房裡沒有堆積如山的零組件和原物料，當他們需要關鍵零組件時，就必須仰賴空運。關掉空運和加強邊界管制會導致缺料、瓶頸、和停工。同時，美國政府則全力衝刺。九月十四日星期五，國會首次通過動用四百億美元的緊急預備金，授權總統以武力對抗攻擊我們的「國家、組織、或人員」。布希總統以他在總統任職期間最有效的演講，把國家團結起來：「美國成為攻擊目標，因為我們是全世界自由與機會最耀眼的一塊肥肉。」他說：「我們不允許任何人掩蓋這道光芒。」他的支持率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六，而政客，至少在短期間裡，則都成了跨黨派人物。國會山莊裡充滿了各種協助美國復甦的構想。有些計劃打算對航空、觀光、和娛樂等產業挹注資金。有許多建議，希望對企業延長稅賦減免以鼓勵資本投資。還有很多人討論恐怖主義保險---你要如何對這種災變投保？而且，如果可以的話，政府的角色又是什麼？我認為要趕快讓商用飛機再飛起來，以防止漣漪效應。（國會很快就通過了一百五十億美元的航空運輸紓困案。）除此之外，我對那些討論並不在意，因為我要掌握的是整個大局---但我尚未看清楚。我深信，答案絕不在龐大、倉促、而昂貴的動作之中。通常，在國家遭遇緊急危難時，每個國會議員都覺得他必須推動一個法案；總統也感受到必須採取行動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你可能會變得非常短視而無效率，還經常作出有害的政策，就像尼克森總統在1973年第一次ＯＰＥＣ石油危機期間所推出的汽油配給政策。（這個政策造成當年秋季美國許多地方出現民眾大排長龍購買汽油的現象。）但是就我擔任聯準會主席十四年來的經驗，我看到經濟從許多次的危機中復甦---包括有史以來股票市場最大的單日崩盤，就發生在我上任五星期後。我們已經從1980年代的房地產暴漲暴跌、儲貸銀行危機、和亞洲金融風暴中活過來---更不用提1990年的衰退了。我們享受了有史以來最長的股票多頭市場，然後接受網路股崩盤的洗滌。我漸漸相信，美國經濟最偉大的力量就是其韌性---吸收破壞力並復原的力量，其方式和步調，常常是你所無法預料的，更是你無法控制的。然而，處在這個恐怖環境之中，你無法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在我們還沒看清楚911事件塵埃落定後所產生的影響之前，我認為最好的策略就是觀察和等待。這正是九月十九日下午我在國會議長辦公室和國會領導人開會時所說的話。眾議院議長丹尼斯．赫斯特（Dennis Hastert）、眾議院少數黨領袖迪克?蓋哈特（Dick Gephardt）、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泉特?洛特（Trent Lott）、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湯姆．達謝爾（Tom Daschle），以及柯林頓總統時期前財政部長巴布．魯賓（Bob Rubin）、白宮經濟顧問拉里．林賽（Larry Lindsey）全部聚集在國會大廈眾議院區赫斯特辦公室旁的一間簡單的會議室裡。這些立法委員想要聽取林賽、魯賓、和我對於恐怖攻擊對經濟影響的評估。接下來的討論非常嚴肅---沒有譁眾取寵。（我記得我那時在想：這就是政府應該採取的方式！）林賽所提出的想法是，既然恐怖份子已經打擊美國的信心，最好的反擊方法就是減稅。他和其他人主張要儘快投入一千億美元到經濟體系。這個數字並沒有嚇到我---那大約是全國年產出的百分之一。但我告訴他們，我們還不知道一千億究竟是太多還是太少。沒錯，航空公司和觀光業已經受到嚴重衝擊，而報紙則充滿了各種裁員的消息。但是在九月十七日星期一，很神奇，紐約證券交易所成功地在離世貿中心廢墟不到三條馬路之處重新開張。這是重要的一步，因為這把恢復正常的感覺帶進了系統---這正是一道明光，照亮我們聯準會還在努力拼湊的問題之全貌。同時，票據交換系統正在復原，而且股票市場也沒崩盤---股價只是稍微下跌就穩住了，顯示大多數企業並未遭受重大困難。我告訴他們，大家回去繼續想辦法，二週後，當我們知道更多時再開會討論，這才是精明的做法。第二天早晨我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所舉辦的一場公聽會上也是這樣表示，我耐心地建議：「沒人有能力完全計算出九一一悲劇所帶來的影響。但幾週之後，驚嚇消退，我們應該更有能力來衡量這些事件對短期經濟前景所產生的動態影響。」我還強調：「過去數十年來，美國經濟對於衝擊已經越來越有韌性。解除管制的金融市場、高度彈性的勞動市場、以及最近在資訊科技上的重大進步等，已經強化我們吸收衝擊並復甦的能力。」事實上，我所講的是好的一面，而不是我所害怕的一面。和大多數政府人員一樣，我完全接受還有更多攻擊的看法。大家都不願公開說出來，但你可以從參議院無異議全票通過法案中看出來：九八—○授權動用武力對抗恐怖份子，一○○—○通過航空安全法。我特別關心大規模毀滅武器，也許是在蘇聯瓦解時一片混亂之中，從蘇聯兵工廠裡所偷出來的核子武器。我也想到我們的水源污染問題。然而，我在記錄上卻採取比較不悲觀的立場，因為，如果我全盤托出我所想到的可能性，會把市場嚇得半死。我知道我這不是在欺騙任何人，我想：市場人士聽到我所說的話之後會說：「當然，我也希望他是對的。」到了九月底，第一批實際數據出爐了。典型上，最早清楚顯示經濟問題的指標就是失業補助的新申請人數，由勞工部每週編製這個統計數字。這個月的第三週，申請數創新高，達四十五萬，大約比八月底的水準增加了百分之十三。這個數字印證了我們在新聞報導中所看到的嚴重失業問題。我可以想像那數以千計的旅館和休閒業員工以及其他沒有工作的人，他們不知道該如何養家活口。我漸漸認為經濟不會很快就好轉。這次衝擊的程度實在是太大了，以致於連非常有彈性的經濟也難以招架。和許多分析師一樣，聯準會的經濟學家以數字來檢視所有建議的支出和減稅方案。我們試著深入每個案子的細節，衡量其數量級。有趣的是，所有數字都落在一千億美元這個級距---即拉里．林賽最初的建議。十月三日星期三，我們又到赫斯特會議室開會，再討論經濟問題。已經又過了一週，而初次申請失業補助人數繼續惡化---又有五十一萬七千人申請失業補助。現在，我已經下定決心。雖然我認為還會有更多的攻擊發生，但我們無法知道其破壞程度，也不知道如何預先為經濟採取防範措施。我告訴這個小組，我們應該採取行動以抵消我們所測量到的傷害，而且現在真的是採取有限刺激方案的時候了。一千億美元規模的方案似乎不錯---規模夠，但也不會過多，以致過度刺激經濟，導致利率上升。立法諸公似乎也認同。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裡想，我所做的不過是明確表達並強化大家的意見；也就是拉里最初所提的一千億。因此，當我看到媒體捏造會議內容時感到相當震驚，他們寫得好像是我在主導整個會議似的。＊雖然國會和行政部門願意聽取我的意見讓我感到很欣慰，但我覺得這些媒體的報導令人不安。被當成發號施令的主角一向讓我覺得惴惴不安。我很早以前就把自己看成幕後的專家，以及命令的籌劃者，而不是領導人。我要在一九八七年股市崩盤的情況下，才會覺得定下重大政治決策是心安理得的事。但今天的情形，面對鎂光燈，讓我感到很不自在。外向，不是我的個性。＊&&&&例如，二○○一年十月十五日的《時代雜誌》表示：「葛林斯潘改變初衷，立法人員所苦苦等待的法案終於放行&#8230;&#8230;白宮及兩黨領袖已同意葛林斯潘之評估，新增支出與減稅方案之加總數字應與我國全年所得百分之一相當，這些措施之效果應迅即發揮作用，且不應危及已經岌岌可危的財務赤字，進而立即造成長期利率上升。」當然，諷刺的是，儘管我認為自己頗具說服力，911數週之後，沒一樣照我的預期進行。準備接受第二波恐怖攻擊恐怕是我最糟的預測。而我所放行的「有限刺激」也沒有發生。困在政治角力的僵局中。最後終於在2002年3月出現了一個刺激方案，但這個方案不僅是晚了好幾個月，而且和國民福祉無關---那個計劃是令人不堪的政治分贓。然而經濟卻自行修正。工業生產在一個多月的溫和衰退後，於十一月觸底反彈。到了十二月，經濟又開始成長，而失業補助申請也回降了，穩定維持在911之前的水準。聯準會的確幫了一些忙，但那只是進一步採行我們在911之前就有的措施，調降利率以方便大家去借錢和消費。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期望落空，因為經濟在911事件之後的精彩反應，證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我們的經濟已經變得具有高度韌性。我對參議院金融委員會所說的樂觀言論竟然成為事實。渡過了最悽慘的頭幾週之後，美國的家庭和商業復甦了。是什麼因素產生這前所未有的經濟彈性？我問我自己。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者就一直試著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認為，我們今天擁有滿手的工具來瞭解我們的全球化經濟。但亞當斯密必須自己從無到有發明經濟學，以測量十八世紀市場經濟的發展情形。我不是亞當斯密，但我有同樣的好奇心，想要瞭解定義我們年代的廣泛力量。本書一部分是偵探故事。911之後，我知道，無庸置疑，我們活在一個新世界裡--- 一個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世界，較之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更為彈性、強韌、開放、自我導引、和快速變動。這個世界帶給我們非常多的新發展，但也有非常多的新挑戰。《我們的新世界》是我對這新世界的探討---我們如何達成今天的成就、現在正經歷些什麼、視野之外的未來又會遭逢什麼，不管是好是壞。可能的話，我將以我的想法把我的經驗寫出來。我之所以這樣做，一部分是為了記錄歷史的責任感，一部分則是為了讓讀者認識我的背景。因此，本書分為二部分：前半部是我對我的學習曲線之回憶，後半部則是比較客觀的論述，運用這些論述，建立一套觀念架構以瞭解新世界經濟。全書我都在探討這個全球新興環境的關鍵元素：發展自十八世紀啟蒙時期，卻支配著新世界經濟的原理；提供新世界經濟力量的龐大能源基礎結構；對新世界經濟產生威脅的全球人口劇烈變動及全球金融失衡問題；以及，雖然新世界經濟之成功無庸置疑，對其報酬分配的正義問題之長期關切。最後，我把全部整合起來，讓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構成2030年世界經濟的元素。我不會假裝知道所有答案。但我在聯準會的職位，讓我享有特權取得許多議題上的所有思想和言論。我吸收了學術作品的廣大視野，其所探討的內容，有許多是聯準會同仁和我每天所必須對抗的問題。沒有聯準會職員，我根本就連一丁點的學術觀點都無法應付，而這些學術作品，有些言詞非常犀利，有些則冗長乏味。我享有特權，可以拿起電話叫聯準會裡一名或數名經濟職員過來，詢問他們有關當前或歷史議題的學術研究成果。幾乎任何主題，我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收到優劣比較之詳細評估：從最近發展出來，用以估計風險中立性（risk neutrality）的數理模型；到美國中西部授田大學（land-grant colleges）之興起及其影響。因此，在探索一些影響相當廣的假說上，我並沒有受到限制。有幾股全球性力量已經逐漸、有時幾乎是偷偷摸摸地，改變了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我們大多數人最容易察覺的，就是行動電話、個人電腦、電子郵件、黑莓機（Blackberries）、和網際網路等，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二次大戰後對矽元素電子特性的探討導致微處理器的發展，當光纖結合雷射和衛星革命通訊設備之後，從伊利諾州貝京市（Pekin）到中國北京市的人都看到他們的生活已經改變了。目前，全世界大部分人所取得的科技是我在1948年開始我漫長職場生涯時所無法想像的，除非是在科幻小說裡。這些新科技不只是開啟了低成本通訊的全新景象，還促成了金融業的重大進步，讓我們有能力把稀少的儲蓄導入具生產力的資本投資，這是全球化之所以能快速擴展的關鍵因素。關稅障礙自二次大戰以來就開始逐年下降，這是因為大家普遍認識到戰前的保護主義導致貿易輾轉惡化---破壞了國際分工，造成世界經濟活動全面瓦解。戰後的貿易自由化，有助於打開低成本的新供給來源，加上新金融機構和新金融商品之發展（有一部分是矽科技所帶來的成果），把全球市場資本主義往前推進，即使在冷戰期間也一樣。在其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擁抱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有助於消弭通貨膨脹，讓全球的利率降到個位數。然而，定義世界經濟時代來臨的，則是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事件，這顯示在鐵幕之後，經濟的頹敗程度遠超過學養最豐的西方經濟學家之預期。中央計劃經濟（central planning）被批為無可挽回的失敗；此外，由於人們對西方民主制度下干預主義者之經濟政策感到失望，在這些因素的配合及支持下，市場資本主義於是開始在全世界許多地方，悄悄地取代了上述的經濟政策。中央計劃經濟已經不再是爭辯的主題。沒人讚揚中央計劃經濟。除了北韓和古巴之外，全世界的經濟議程，都將之刪除。不只是蘇聯集團（Soviet Bloc）的經濟在一陣混亂之後，擁抱市場資本主義之路而已，還有以前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也大多如此---這些國家，在冷戰時期保持中立，但實際上則是中央計劃經濟的執行者，或是管制相當嚴重，導致相同的結果。早在一九七八年，當時中國的勞動力有五億人以上，龐大而受到嚴厲管制，中共於此時投向市場資本主義，加速勞動力往珠江三角洲的自由貿易區移動。中國改變政策，保護外國人的財產權，其作法雖然微妙，卻相當有力，足以在1991年之後造成進入中國的直接外人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爆炸。ＦＤＩ從1980年的五千七百萬美元，向上竄升，達到1991年的四十億美元，然後每年再以百分之二十一的成長率增加，達到2006年的七百億美元水準。這些投資，加上豐富的低成本勞動力，形成一種有力組合，對已開發國家的薪資以及物價產生往下調整的壓力。在此之前，規模較小的所謂亞洲老虎，即南韓、香港、新加坡、和臺灣，則以引進已開發國家科技的方式，再透過出口到西方，迅速提升其人民之生活水準。這些（及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率遠超過其他地區。造成全世界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有相當顯著的一部分移轉到這些開發中國家，這個趨勢具有強烈漣漪效應。開發中國家，典型上，儲蓄率遠高於工業化國家---一部分是因為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安全網比較弱，所以家庭自然要多準備一些錢以備不時之需及退休之用。（還有其他因素。例如，由於缺乏完整的消費文化，家庭的支出傾向也就比較低。）自2001年以來，全世界ＧＤＰ的比重，從儲蓄率較低的已開發國家轉移到高儲蓄率的開發中國家，造成全世界的儲蓄大幅增加，以致全世界儲蓄的總和成長遠遠超過預計投資。我們認為，把全球實際儲蓄和實際投資調整為一致的市場過程，已經造成實質利率（名目利率扣除通貨膨脹預期）顯著下降。或用另一個說法，尋求投資報酬的資金之供給，其成長比投資人的需求還大。顯然過剩的儲蓄，加上全球化和科技所帶動之生產力提升，以及勞動力從中央計劃經濟體系轉移到競爭市場，在在都有助於壓制所有已開發國家及幾乎所有開發中國家的實質利率、名目利率、和通貨膨脹率。這就是為什麼現在世界各地（除了委內瑞拉、辛巴威、和伊朗之外）的通貨膨脹率只有個位數---自從1930年代放棄金本位制度擁抱法償貨幣以來，很少有這種情形發生，恐怕是唯一的一次。這一整組力量最令人驚訝的是，非常僥倖，它們都在二十一世紀初同時到來。央行的貨幣政策並非造成通貨膨脹率和長期利率持續下降的主因，但央行官員的作為，則讓這些全球金融的結構性變動，產生最大的長期效益。然而基於我後面將會提到的理由，這些力量沒有任何一個能夠永遠存在。在法償貨幣的世界裡，通貨膨脹是難以壓制的東西。過去二十年來實質（經通貨膨脹調整）長期利率不斷下降，隨之而來的是股票本益比、不動產、及幾乎所有收益型資產價格的上漲。結果，1985年到2006年之間，全世界資產市值的成長速度比名目世界ＧＤＰ增加得還要快（2001到2002年這段期間是個明顯的例外）。這造成全球流動性的大幅增加。股價、家用和商用不動產、名畫以及幾乎所有物品都加入這個上漲狂潮。許多已開發國家中擁有住宅的人，可以運用他們不斷上漲的家庭資產，支應遠超過他們所得所能支應的採購支出。而增加出來的家庭支出，特別是在美國，吸收了許多快速擴張中開發中世界所暴增的外銷。誠如《經濟學人》在2006年底所言：「世界經濟自2000年以來，平均每年每人的成長率為百分之三．二，這十年將是創紀錄的十年，如今已走過一大半。如果繼續以如此快的腳步前進，將會勝過1950年代及1960年代吾人心目中的田園詩。而世界經濟大部分靠市場資本主義這具引擎所驅動，市場資本主義似乎做得還不錯。」這樣的發展，整體而言，是全面而且正面。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恢復了公開市場和自由貿易，已經把全球數億人從難以忍受的貧窮中拯救出來。我承認世界上還有許多人需要協助，但開發中世界已經有相當大一部分的人口已經體驗到富足的滋味，嚮往所謂已開發國家所專屬獨享的事物。如果要為過去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下一句結論，那就是市場資本主義力量之復興。市場資本主義在1930年代挫敗，後來，一直到1960年代不斷擴張的國家干預主義之下，被迫退出舞臺；但從此之後即慢慢死灰復燃，成為一股強烈的力量，1970年代開始活躍，直到今天，在某種程度上，已盛行於全世界幾乎每一個地方。商業法規的傳播，特別是在財產權的保護上，已經培育出全球性的創業熱潮。這個結果，又創造出許多機構，以不具名的方式導引人類活動，且影響範圍越來越大---這就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國際版。結果，政府對其人民日常生活的管制減少了；市場力量已經逐漸、幾乎是偷偷摸摸地取代了國家的某些顯著力量。許多處處限制商業活動的法規已經解除。在二次大戰後前幾年，國際資金之流動受到管制，匯率則控制在財政部長的裁量權之下，中央計劃經濟廣泛地散佈在開發中國家及已開發國家，包括早期國家調控（dirigiste）計劃的餘孽，仍在歐洲佔有一席之地。市場需要政府指導才能有效運作的想法被奉為圭臬。1970年代中期，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裡，由二十四個會員國決策官員所組成的經濟政策委員會（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會議裡，只有西德的漢斯．泰梅爾（Hans Tietmeyer）和我在推動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在這個龐大的委員會中，我們是非常少的少數。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經濟並未依照亞當斯密的模式發展，此時，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看法就取代了亞當斯密和古典經濟學。凱因斯以優雅的數學，回答了為什麼世界經濟會停滯的問題，並提出政府赤字支出可以刺激復甦的解決方案。到了1970年代中期，凱因斯學派的干預主義仍然是全面掌控的主流，雖然已經達到高峰，開始式微。經濟政策委員會裡的共同想法是，讓市場決定工資和物價既不妥當也不可靠，必須輔以「所得政策」。而所得政策各國皆不同，但一般都會為工會和資方管理單位之工資談判設定指導原則；而當時的工會，則比現在更為普遍，力量也更強大。所得政策並無法達成其所宣示的全面工資及物價管制。然而，這些指導原則普遍上還是得到政府支持，政府會動用管制手段來「說服」違規者。當這種政策失敗時，通常就會採取正式的工資和物價管制來因應。尼克森總統在1971年推出命運乖舛的工資和物價管制，雖然開始時還廣獲好評，但後來還是成為已開發國家戰後對一般工資和物價干預主義的最後遺跡。早年我在學校時，我學會欣賞競爭市場在理論上的優雅。六十年後，我學會欣賞理論運用於真實世界（有時候無法運用）。我擁有特權，可以和上一代重要經濟政策制定者互動，也擁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取得所有資訊以衡量世界趨勢，包括數字性和敘事性資料。無可避免地，我會把我的個人經驗一般化。這樣做，讓我能夠更深入欣賞自由競爭市場這個永恆力量。其實，在缺乏模稜兩可的案例下，我想不出來有任何的環境，是擴大法治和強化財產權所繁榮不起來的。然而，不受限制的競爭，在報酬之分配正義上，一直受到廣泛的質疑。本書從頭到尾，我都會指出人們對市場力量一直存有矛盾心理。競爭是緊張的，因為競爭市場會產生贏家和輸家。本書將試著去檢視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與永恆不變的人類天性相互衝撞的複雜結果。過去二百五十年來經濟上的成功，就是這種掙扎，以及快速變動所產生的焦慮之結果。我們很少仔細檢視經濟活動中最重要的運作單位：人。我們是什麼？我們有哪些特性是不會改變的---而我們在行動和學習上，又有多少的自由意志和拿捏選擇的空間？自從我首次知道要問這個問題之後，我就一直在為這個問題掙扎。由於我這六十年來幾乎都一直到全球各地出差。我發現，人類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這可不是盡量運用想像力，就能說成是來自文化、歷史、語言或機會的結果。所有的人，其動機似乎都來自天生對自尊的追求，而自尊，則大部分來自他人的認同。這種追求，大致上決定了家庭如何花用他們的金錢。而且，這也會吸引人們繼續呼朋引伴，到工廠和辦公室工作，雖然他們很快就有技術能力，可以透過電腦以與世隔絕的方式工作。人類天生需要和其他人互動。我們需要他人的認同，而我們也都在尋求這種認同，這是基本的需求。真正的隱士是稀有的異類。一件事物是否對自尊有所助益，端視吾人所學到的廣泛知識或刻意選擇的價值而定，而東西不論對錯，只要人們相信能夠提升生活，就有價值。如果沒有某套價值來指導我們在日常生活上作選擇，則我們就無法運作。對價值的需求是與生俱來的。其內容則否。這種需求，受到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的道德感所驅動，而其基礎，則是建立在一千年來，人類所信仰並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宗教規範。這種天生的道德規範，一部分來自對正義和正當的感受。正義是什麼，我們對此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沒有人能避免做這個天生就註定要做的判斷。監管社會的各種法令，就是以此為基礎。這也是我們確信人類具有責任感的基礎。經濟學家無可避免地要成為人性的學生，尤其是熱情和恐懼。熱情是對生命的禮讚。我們必須視生命為一種值得去追求和維護的享受。遺憾的是，一波突如其來的熱情，有時候會誘使人們去追求不可能的事物；當現實擊中要害時，熱情就轉成恐懼。當我們最深層的天性，即活下去的意識受到威脅時，恐懼是所有人的自然反應。這也是許多經濟反應的基礎，風險趨避性（risk aversion）會限制我們投資和交易的意願，尤其是那些遠離母國的交易意願，這點，在極端的狀況下，會誘使我們遠離市場，造成市場活動突然嚴重瓦解。人性的主要部分---人類的智慧層次---與我們成功地取得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息息相關。誠如我在本書結尾所指出，在擁有尖端科技的經濟裡，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中，平均而言，人們每小時的產出，每年成長不到百分之三。顯然，這就是創新所能夠提升生活水準的最大速度。我們顯然不夠聰明來做得更好。我們現在這個新世界，讓許多住民有許多的恐懼，包括害怕以往在認同上及安全上的各種安定來源都遭到鏟除。在變化迅速的地方，我們最關心的是所得分配日益不均的問題。事實上，這是個動盪時代，而將破壞的人員成本最小化可能是粗心而不道德的。面對日漸整合的全球經濟，世界住民要面對一個深奧的抉擇：擁抱開放市場和開放社會所帶來的福利，把人們從貧窮中拉出來，透過技術階梯，一步步爬上更好、更有意義的生活，同時還要把基本的正義問題牢牢放在心上；或是拒絕這這個機會，而擁抱本土主義、部落主義、民粹主義、或是所有這類的主義，在這樣的世界裡，當他們的身份受到攻擊，當他們看不到更好的選擇時，社區就因而凋敝。未來數十年中，我們還要面對很多障礙，而我們是否能夠克服，則操之在我們。對美國人而言，向全世界的技術勞動力開放我們的國界，並進行教育改革乃是當務之急。我們也應該為我們儼然成型的健保危機找出解決方案。這些主題，我在本書最後還會談到。我在最後一章會作出結論，儘管人類有許多缺點，但我們在面對逆境時能夠堅此百忍，進而超越逆境並非出於偶然。這是我們的天性---數十年來，我對未來的樂觀主義，就是受此之激勵。【作者簡介】 艾倫．葛林斯潘 (Alan Greenspan)生於1926年，在紐約市附近的華盛頓高地長大。他在茱莉亞（Juilliard）音樂學院修習單簧管，並成為職業演奏家，之後在紐約大學攻得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54共同創辦了陶森─葛林斯潘經濟顧問公司（Townsend-Greenspan & Co.）。1974到1977年間，擔任福特總統旗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1987年，被雷根總統任命為聯準會主席，直到2006年退休時才卸下這個主席職位。
0-2 【亞洲版序言】
當我於二○○七年六月一個溫暖的日子裡抵達東京時，陽光從陰霾中射出。此行，是來和銀行家、保險公司執行長，及金融家交換看法，他們有許多人和我已經相識多年。在緊接著的會議中，他們對於日本人口快速老化，以及和一九七○年代及一九八○年代那段光輝的日子比起來的遲緩的成長，感到憂心忡忡——而東亞其他部分，在中國帶領之下，已經經歷了史上最非凡的經濟榮景，這點，更令他們憂慮不已。我同意日本所面臨的挑戰非同小可。然而，我的看法和主人有些許的不同，沒有那麼悲觀。毫無疑問，巨大的變化正在進行。日本和其餘的已開發世界，正處於一個過程中，那就是把長期掌控的經濟領導地位，明顯地讓給了高度成長的東亞經濟體，尤其是中國、韓國、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和泰國。在二○○○年到二○○六年之間，這些經濟體大幅增加其國內生產毛額（GDP）佔世界之比重，而世界銀行推估，這項比重到二○三○年還會進一步上升。就在最近的一九九七年，這個區域裡還有許多的經濟體捲入嚴重的金融危機，需要龐大的國際援助。這些經濟體如何有辦法在不到十年之間，將自己從困頓的借款人，轉變成名列前茅的一尾活龍？揚棄固定匯率體制是決定性的第一步，這種固定匯率，把他們的經濟和美元綁在一起，引發幾乎令他們疲於奔命的金融操作。這些不當操作就是所謂的利差交易，在釘住匯率制度之下，從已開發國家借錢，沒有避險，而將這筆錢轉貸給當時利率較高的國內。這種操作賺了一陣子，但最後導致整個東亞到俄羅斯都發生連鎖違約事件，甚至對美國造成威脅。我稍後會在本書探討這個危機，包括為什麼尚未充分參與國際金融的中國，能夠在此次災難中毫髮未傷全身而退的問題。今天，中國及東亞新近工業化經濟體所展現出來的實質ＧＤＰ年成長率界於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之間，遠超過日本和西方已開發經濟體。通貨膨脹率為個位數，長期利率也是一樣。在日本發展出來的外銷成長模式，為後來的「亞洲虎」，以及更後來的中國所擁抱，這個模式是如何推動亞洲達到徹底超乎預期的繁榮，是本書的一個主題。今天，光是日本和中國的儲蓄加起來，就佔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那是全球投資的資金來源。東亞新近工業化的經濟體則再貢獻出另外的百分之五。我把冷戰結束看成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經濟事件，因為這個事件把龐大、受過教育而低薪的勞動力釋放出來，參與競爭的世界市場，他們不只來自東歐，還有不少來自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國。中共的微妙變化，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加速邁向資本主義，顯示中央計劃經濟是失敗而不可行的經濟制度。中國的外人直接投資，受到財產權保護提高之激勵，從一九九一年的四十億美元增加到二○○六年的一年七百多億美元。這些資本輸入所帶來的先進科技驅動中國成長，再加上出口爆炸性增加之支持，其成長率為二位數。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有許多出口作業因而重新調整——在送到已開發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之前，先行運到中國作低成本的最後製造。雖然東亞經濟體這種經濟成長爆炸乃是全球經濟活動的一大利多，我們卻不能期望這種成長能夠無限地持續下去。首先，借自日本和西方的科技，已經讓東亞的生產力上升到遠超過已開發世界的水準，這些已開發國家雖擁有先進的科技，卻只能靠創新按部就班地成長。當前東亞生產力的成長水準界於百分之三．五到九之間，終將滑落到低於百分之三的水準，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把這個數字定為人類知識進步所能產生的最大成長率。然而，這或許是好幾年以後的事了。值此過渡期，東亞正快速成長。即使是目前佔東亞ＧＤＰ最大比重的日本，也已經開始擺脫自一九九○年股市房市崩盤以來長達十五年的停滯。在人口快速老化的衝擊下，日本開始走出其幾乎與世隔絕的金融環境，這種金融隔絕，於二○○三年達到高峰，大多數日本人覺得把他們豐沛的儲蓄投資在以日幣計價的資產上，幾乎就是一種愛國義務。這種自我要求，不願投資海外的心理，導致大量的儲蓄，尤其是來自家庭、保險公司，和退休基金的儲蓄，以直接或間接透過日本龐大的郵政儲金系統，投資於日本政府公債。日幣氾濫導致十年期日本政府公債的殖利率下降到百分之○．五，和當時美國十年期國庫券百分之三．六的殖利率相較，低得令人難以理解。只有百分之三的日本政府公債為外人所持有（而且大部分是國際債券型基金所作的必要分散），而美國國庫券則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外人所持有。長期利率讓日本央行能夠把短期利率維持在接近零的水準。以日幣計價的利率受到壓抑，而和其他國家利率之間的差距，則造成了另一種利差交易。日本人並不是把資本投注在殖利率較高的海外，而是間接以低利率把日幣借給外國人，讓他們能夠作為週轉或是投資到高獲利的資產上，通常是信用風險極低的有價證券。其利差大到足以吸收匯率變動的風險。其實，這是日本人在補貼外國投資人。但自二○○三年以後，這種情況已經變了。日本投資人顯然已經對低報酬率感到厭煩，開始向海外尋找投資機會。其效果就是去除了日本許多的「本國偏誤」。日本投資人所作的淨國際收購（net foreign acquisitions）從二○○三年第一季的三．四兆日元上升到二○○七年第一季的六．七兆日元。自二○○三年以來，由於郵政儲金系統的存款縮減了幾乎百分之二十，日本政府公債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發行必須向海外募集。由於國內需求退出，再加上必須吸引外國需求，十年期日本政府公債的利率被迫升到百分之二——還很低，但已上升不少。日本家庭對以海外資產為主的信託基金之購買已經暴增。當日本投資人對全球化變得更為積極時，日本的銀行也重振其國際聲威。由於房地產價格於二○○六年穩定下來，日本銀行在多年的禁止和壓抑後，又回到了正常的放款業務。簡言之，當通貨緊縮退卻，成長率回升時，日本漸漸地又回到了「正常」經濟俱樂部。毫無疑問，正如我後面的探討，在人口和勞動力衰退之下，日本要面對令人沮喪的未來。除非出生率意外上升，或是一場文化衝突把日本打開，引進大量移民，導致大勢逆轉，否則，該國的國際威望很可能會隨著其ＧＤＰ佔全球和東亞的比重不斷下滑而漸漸褪去。然而，日本還是會和以前一樣，在科技和金融上繼續作為一個富有而令人敬畏的世界力量。而二十一世紀應該對所有的東亞經濟體都很有利，因為中國、韓國、新加坡、臺灣，和其他的新星，將追求其自己應有的繁榮和成長。
0-3 【內容試讀】第十一章：美國所面臨的挑戰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後的一年半中，我們處於煉獄邊緣。經濟試圖振作，但成長卻微弱而不穩。企業及投資人感到一籌莫展。前幾個月的立即危機（追查蓋達組織嫌犯、炭疽攻擊、及阿富汗戰爭），轉化為處理國內安全問題及保全成本所造成的低度緊張狀態。二○○一年十二月，安隆（Enron）破產，更加深了不確定性和悲觀；這件事引發出一波會計醜聞和破產風潮，暴露出經濟大繁榮時的黑暗面：具傳染性的貪瀆。有時候，這些壞消息似乎沒完沒了：競選籌款的矛盾問題、華府特區狙擊手殺人事件、恐怖份子炸毀峇里島夜總會地區事件等。二○○二年夏，通訊業巨人世界通訊（WorldCom）在作假帳的疑雲中瓦解——其資產達一千七十億美元，為史上最大的破產案。接著是ＳＡＲＳ，症狀類似感冒的致命傳染病，從中國開始，影響商務旅行及貿易數星期之久。那段期間，當然，政府正加緊對海珊的攻擊，二○○三年的三月和四月，頭條新聞充斥著攻打伊拉克和推翻海珊政權的報導。所有事情的背後都隱藏著美國本土會繼續遭受恐怖攻擊的預期。特別是華府官方，很難卻除這種迫在眉睫的威脅感受：到處是新的交通路障、檢查站、監視攝影機、全副武裝的警衛。對我而言，不能再走幾條馬路去上班，也不能為公事包指標而通過電視攝影機；我每天早上開車進入聯準會戒備森嚴的地下停車場。聯準會的訪客，雖然也能把車停在那裡，卻必須等狗嗅過車子，檢查是否有爆裂物——狗真的會進到行李箱。華府沒有更大的問題：為什麼不會有第二次攻擊？如果蓋達組織的企圖，正如賓拉登所宣示，是破壞美國經濟，則攻擊必將繼續發生。我們是個開放社會，邊界管制鬆散，而且我們偵測武器和炸彈的能力薄弱。我向許多政府最高層人士提出這個問題，似乎得不到滿意的答覆。更多恐怖攻擊的預期心理，幾乎影響所有的政府作為。而且，無可避免地，我們所創造出來的保護機構，其安全氣囊影響了所有的決策。二○○二年，新的《國土安全法》準備以緊縮身份規定、增加身份查驗、限制旅遊、及限制隱私等手段，顯著地削減個人自由。＊兩黨領袖都贊成。但是當進一步攻擊沒有出現時，這些政治人物又漸漸回復到九一一之前，支持人民自由的立場，有的人轉得比較快，有的人則較慢。如果美國發生第二次、第三次、及第四次攻擊，今天會變成什麼模樣，這是個有趣的假設。我們的文化能容忍這種事嗎？我們能像以色列一樣維持經濟活力嗎？能像倫敦人一樣在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幾十年的炸彈威脅下保持經濟活力嗎？我非常有信心，我們可以&#8230;&#8230;但總是會懷疑。─────────────────────────────────────────────*《國土安全法》本身較不嚴格，但的確可以讓政府更容易排除《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對公務員洩露取自私人企業之「關鍵基本設施資訊」（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者處以刑罰，並發展監視人民日常生活之計劃，從而限縮人民之權利。聯準會對這些不確定性的回應是，維持我們積極調降短期利率的計劃。這是延續我們自二○○一年初以來一系列的七次降息動作，以緩和達康破滅及整體股市下跌的衝擊。九一一攻擊之後，我們又調降聯邦資金利率四次，然後在二○○二年企業醜聞達到高峰時又調降一次。那年十月，聯邦資金利率落在百分之一．二五——這個數字，在十年前，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低得難以置信。（事實上，自從艾森豪時代以來，就沒有這麼低的利率。）身為終身致力於打擊通貨膨脹的官員，我們發現，這樣的降息決策經驗實在很奇怪。然而，經濟顯然處於無通貨膨脹（disinflation）的環境中，亦即各種市場力量結合起來，壓制了工資和物價，導致通貨膨脹預期縮小，從而讓長期利率滑落。因此，通貨膨脹，至少在這個時候，不是問題。長期利率在二○○○年到二○○三年之間持續下跌——十年期國庫券的利率從將近百分之七跌到低於百分之三．五。顯然最終的解釋原因遠在美國本土之外，因為全世界的長期利率也正處於下跌趨勢。全球化正發揮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果。我們把這個大問題先擺在一邊，趕緊去處理聯準會迫在眉睫的挑戰：疲弱的經濟。ＦＯＭＣ所抱持的假設是，物價上漲並不會帶來立即的威脅，因而讓我們在降低短期利率上更有彈性。然而，到了二○○三年，經濟萎縮及無通貨膨脹已經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以致於聯準會必須考慮更怪異的危機：物價水準下跌，即通貨緊縮（deflation）。可能美國經濟已經進入我們在日本所見到的跛足循環，這個跛足循環讓日本癱瘓了十三年。這是令我感到寢食難安的問題。在現代經濟裡，長期的頭痛問題是通貨膨脹，而通貨緊縮很少會是個問題。畢竟，美國已不再用金本位制度。我不相信在法償貨幣制度下還會發生通貨緊縮。我一向認為，如果通貨緊縮好像快要形成，則我們可以啟動印刷機，印出足夠的美鈔以阻止惡性通貨緊縮。現在我不是那麼肯定了。日本已經象徵性地打開貨幣閥門，使利率降到零，並且還採取龐大的預算赤字，然而，其物價水準仍然繼續下跌。日本人似乎無法擺脫通貨緊縮的擺佈，而且應該相當害怕他們正處於一九三○年代以來，沒人見過的下降循環模式。通貨緊縮逐漸成為聯準會內部的關注焦點。雖然二○○二年的實質ＧＤＰ略微成長了百分之一．六，經濟顯然受到束縛。即使是像安泰（Aetna）和ＳＢＣ通訊等強大企業也顯示獲利薄弱、裁員，並公開宣稱難以漲價。失業率從二○○○年底的百分之四上升至百分之六。在六月下旬的ＦＯＭＣ會議中，通貨緊縮是頭號議題，我們都投票贊成進一步調降利率至百分之一。儘管我們的共識是，經濟所需要的可能不是再次降息，我們還是同意降息。股市終於開始復甦，而我們的預測認為，下半年ＧＤＰ將有更強勁的成長。然而我們還是採取平衡風險的作法。我們要去除發生腐蝕性通貨緊縮的可能性；我們願意冒險降息，我們可能會造成泡沫，形成某種事後必須加以處理的通膨性繁榮。我們這樣權衡各項因素讓我感到很高興。時間將會證明這樣做是否正確，但當時這樣做是對的。消費者支出帶領經濟渡過後九一一的困境，而帶領消費者支出的則是房市。美國許多地區的居住用房地產受到貸款利率下降的激勵，開始出現價值飛漲。成屋的市價於二○○○、二○○一、及二○○二年每年上升百分之七．五，高於幾年前上漲幅度的二倍。不只是新屋興建破紀錄，中古屋的成交量也刷新紀錄。這次的繁榮大幅提升士氣——即使你的房子不賣，你還是可以看到別人的房價似乎很驚人，表示你的房子也跟著增值了。二○○三年初，三十年期房貸利率低於百分之六，這是自六○年代以來的最低水準。浮動利率的房貸成本更低。這刺激了房市周轉，導致價格更為高漲。自一九九四年以來，美國家庭擁有住宅比率加速成長。到了二○○六年，將近百分之六十九的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子，從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六十四及一九四○年的百分之四十四升上來。增加的部分來自西班牙裔及黑人特別厲害，因為財富增加及政府鼓勵次級房貸，讓許多少數族群的成員有能力成為首次購屋者。這種所有權的擴張，能夠讓更多人和我國的未來綁在一起，我覺得，將來，國家會更團結。今天，自有住宅所有權和一世紀之前一樣引起共鳴。即使在數位時代，磚塊及水泥（或是夾板和石膏板）仍然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因素。資本利得，特別是來自已實現資本利得的現金，讓人們的口袋燒了個大洞。統計學家可以看到消費支出的突增和資本利得突增相吻合。有些分析師估計，所增加的房地產財富中，有百分之三到五顯現在各式各樣的商品和服務上，從汽車、電冰箱到渡假及娛樂。當然，大家還把錢花在居家現代化及擴建上，進一步助長旺勢。這些新增的消費，幾乎完全來自房屋抵押貸款所增加的資金，這是金融機構特別容易掌握的業務。＊房子所淨增加出來的債務變成賣方的現金。淨增加的債務恰恰等於資產賣方從房子所取得的資金。這種賣屋所套取的現金，和已實現利得的趨勢相符，但不完全一樣。《新聞週刊》（Newsweek）的經濟專欄作家羅伯．薩繆森（Robert Samuelson）對這種現象所產生的淨效果有很簡要的描述。他寫道：「房市熱潮救了經濟&#8230;&#8230;把股市養肥，美國人參加了一場房地產狂歡會。我們高價買下，打掉，再加蓋。」─────────────────────────────────────────────*當房子轉手時，買方所辦的貸款幾乎都超過賣方原貸款的未清償餘額。淨增加的貸款額度成了賣方的現金。這筆住宅變現資金傾向於和出售房屋的已實現資本利得趨勢相符，但並不完全相等。當然，榮景會招徠泡沫，一如達康股票投資人從痛苦中所學到的教訓。我們是否正在為自己設置一場痛苦的不動產崩盤？在聖地牙哥及紐約火熱的房市中，這種關切開始浮上檯面，這二個地區的房價在二○○二年分別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二及十九，而且當地有些投資人開始視房子和公寓為快速致富的最新方法。聯準會密切追蹤此事的發展。隨著榮景持續擴大，投機現象顯而易見。美國的獨棟獨戶房屋市場一向是以自住為主，投資或投機性買盤的比率很少超過百分之十。＊但到了二○○五年，根據美國全國不動產仲介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報告，美國房市買方有百分之二十八來自投資客。他們變成市場的一股力量，讓交易量增加了將近三分之一。當時，電視新聞報導「炒手」的故事——他們是拉斯維加斯和邁阿密這種地方的投機客。利用寬鬆的信用額度買下五、六棟的預售公寓，打算在房子還沒蓋好之前就脫手以賺取巨額利潤。然而，這種戲碼僅只是區域性而已。我願意對聽眾說，我們所面對的不是泡沫，而是小氣泡——許多區域性的小泡沫，不會漲大到對整體經濟健康產生威脅的規模。─────────────────────────────────────────────*這種買盤大部分是買來出租的。通常這種人買的是公寓或二戶雙拼房子，其中一戶出租。不管是泡沫還是小氣泡，二○○五年下半年，當首次購屋者發現房價高到買不起時，這場派對就要人去樓空了。房價越高，貸款金額就越大，漸漸成為每個月所得上的一大負擔。買家以高於售價的方式搶購房子的瘋狂日子已經結束了。賣方的售價依然高掛，但買家卻抽身離去。新屋及中古屋的成交量雙雙應聲重挫。熱潮結束。這是國際趨勢歷史的一部分。不只是美國的放款利率下降，英國、澳洲、和許多國家都出現活絡的房貸市場。接下來的反應是，全世界的房價大幅飆漲。《經濟學人》檢視二十個國家的房價，估算出在二○○○年到二○○五年之間，已開發國家住宅的市場總值從四十兆美元增加到超過七十兆。增值最大的部份——八兆美元——來自美國單戶住宅。但其他經濟的經驗可以作為參考，因為他們的熱潮，開始（和結束）比我們早了一到二年。在澳洲和英國，需求於二○○四年開始冷卻，理由和美國後來的情形相同：首次購屋者被高房價趕出市場，而投資客也縮手了。重點是，當這些國家的熱潮結束後，房價只是持平或微幅下滑，而我寫這段時，並未見到崩盤情事。由於房市熱潮及伴隨而來的新種房貸商品爭相出現，最後，典型的美國家庭便擁有更有價值的家，以及更便於運用的財富。當然，他們的貸款也更大，但因為貸款的利率較低，二○○○年到二○○五年之間，房屋擁有者所得中用於支付貸款的比重並沒有太大變化。然而，後九一一的復甦有其黑暗面。被令人不安的所得集中度變動所玷汙。過去四年來，主管級工人的平均時薪顯著高於生產和非主管級工人。（對許多家庭而言，實質所得上的落差，獲得房屋資本利得之彌補，雖然大部分的資本利得都落入中高所得和高所得群組的手中。）即使經濟成長已經回來了，你還是可以看到這種現象反應在民調上。二○○四年實質GDP每年以百分之三．九的健康速度成長，失業下降、而整體的工資和薪水也都還不錯。然而平均所得之增加，大部分來自高級技術者不成比例的所得大幅增加。許多所得普通者，並沒有增加多少。因此，調查人員打電話給一千個家庭，發現百分之六十認為經濟很糟，只有百分之四十認為還可以，這並不意外。雙軌經濟（two-tier economies）在開發中國家很普遍，但美國自一次大戰之前以來，就鮮少發生所得不均現象。過去一向是，當總體數字不錯時，民調也會呈正面反應。最近，房市熱潮降溫已經對某些群組造成傷害。對大多數的住宅擁有者而言，房價上漲前他們早已建立了相當的資產，因此並未成為太大的問題。但對許多利用次級房貸所提供的好處而成為首次購屋者的低所得家庭而言，他們太晚加入這波熱潮，而沒有享受到好處。他們每月還款付息很辛苦，由於沒有資產緩衝以作為退路，越來越多人面臨被結清的問題。二○○六年將近三兆美元的新承作房貸，其中五分之一是次級房貸，另外還有五分之一是所謂的「另類房貸」（Alt-A mortgages）。後者是放款給信用紀錄優良者的房貸，但他們通常每月只繳息不還本，且其所得和其他特性，未達一般放款條件。這五分之二的放款，表現不佳，導致明顯的信用緊縮，對房市造成相當的衝擊。我當時就知道放寬房貸信用條件給次級借款人會增加財務風險。但我當時相信，現在也還相信，擴大住者有其屋的好處值得我們冒這個險。財產權之保護，對市場經濟是如此之關鍵，擁有財產民眾必需達關鍵人數，才能在政治上長期支持財產權之保護。我對政府表現的失望程度，恰如我對整體經濟韌性的信心。赤字在二○○二年又回來了——我們的赤字是一千五百八十億美元，和二○○一年的一千二百七十億相較，惡化超過四分之一兆。布希總統繼續指示他的政府貫徹他在二○○○年競選時的承諾：減稅、強化國防、及增加健保處方藥補助等。從預計產生龐大賸餘的角度看，這些目標並非不切實際。但布希上任六到九個月之後，賸餘已經消失了。在赤字日益增加的不同世界裡，這些目標已不再完全適切。然而，他還是繼續貫徹他的總統競選諾言。最讓我感到困擾的是國會和政府都已經放棄財政紀律。四年來的賸餘已經使得節儉變成國會裡的稀有商品。政府官員無法抗拒賸餘的誘惑，他們靠這政治上的「免費午餐」而政通人和。我已經數不清我在一九九○年代收到多少件國會寫來的信，提出各種增加支出或減稅的方案，以模稜兩可的財務花招來應付「付錢通過」的規定，這些花招的目的在於隱藏方案的成本。複式會計在國會裡已經成為失傳的藝術。最後，偽裝終於拿掉。柯林頓在位的最後一年，國會無視於自己所訂立的絕對支出上限，立法通過在十年內增加支出合計達一兆美元。如果沒有這項支出，二○○○年的二千三百七十億美元的賸餘紀錄還會更高。然後布希實施減稅，卻未相對採取減少支出的措施，而且在九月十一日之後，還有更大手筆的支出。當然，九一一之後所通過的法案包括必須增加國防及本土安全經費。但我國緊急事件的財政措施，對國會的胃口來說，似乎就像是「一塊肥肉」——為選民執行支出計劃。最先開始的例子是二○○一年十二月，在幾乎無異議的情況下通過六百億美元的交通法案。該法案對航空安全作了許多擴大規定，並對機票課稅以彌補部分成本——我認為這是合理的措施。然而該案還包括四億美元以上的純正肥肉——讓高速公路基金脫離州政府管制，由國會議員分配，用在其家鄉的心愛道路計劃。接著五月的農業法案（farm bill）更是讓我火冒三丈。這是為期六年，破壞預算的二千五百億美元補貼案，一反以前在縮減農業補貼及開放市場力量進入農產貿易上所艱苦爭取通過的法案。新措施大幅增加對棉花及穀物的補貼，並新增各種農產品補貼，從糖到鷹嘴豆（chickpeas）。眾議院農業委員會主席，德州共和黨員，賴瑞．康百士（Larry Combest）強力推動這項法案，而中西部的民主黨員，如來自南達科塔州的參議院領袖達謝爾也全力支持。針對立法濫權，有一項補救措施：稱為總統否決權（Presidential veto）。我私下找資深經濟官員談話，毫不掩飾地說出我的看法，認為布希總統必須否決掉幾個法案。這將對國會釋出一道訊息：在支出上，他們並沒有得到選民的全權委託。但我從白宮資深官員所得到的回達是：「總統不想為難赫斯特。他認為不要和他作對反而比較好控制他。」事實上，不動用否決權成為布希總統的標誌：他在白宮將近六年，沒有否決過任何一項法案。這是近代史上前所未見的。詹森、尼克森、卡特、雷根、老布希、和柯林頓——他們都否決過數十個法案。而福特幾乎把所有的法案都否決了——不到三年就否決了六十多個法案。這使得他雖然面對民主黨多數的眾議院和參議院，卻還能擁有強大的權力，還能驅使立法委員走向他認為重要的方向。我認為，布希那種合作而不對抗的方法是一大錯誤——一個國家要有財政紀律，就必須有制衡機制。預算紀律於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交到了華府之鬼手上。這天，國會容許讓美國最主要的反赤字法過期失效。一九九○年的預算執行法（Budget Enforcement Act）已經成為國會自制的紀念碑。該法由兩黨共同制定，在老布希總統的支持下，在抑制聯邦預算上扮演重要角色，從而為一九九○年代的榮景打下基礎。在這項法案中，國會對自己設置了嚴格的「絕對上限」，還有新增支出或減稅都必須在其他地方找到財源支應的「支付通過」規定。觸犯這條規定必將招致嚴厲懲罰，例如全面刪減社會福利及國防——這些是任何政治人物都寧願忍痛避免的刪減。但預算執行法並沒有想到會出現多年的賸餘（諷刺的是，其目標是在二○○二年達到預算平衡）。於是在一九九○年代後期急於支出時，國會以技術性的方式藐視規定。正如眾議院一名資深職員所說：「我們必須保持『赤字中立』——但根本就沒有赤字！」但現在，預防措施已過期失效，赤字如洪水般地湧回。九月中，我向國會提出最強烈的請求，希望保留第一道防線。「預算執行法已經失效，」我對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說道：「這個法案無法保留下來可能是個重大錯誤。因為在缺乏清楚方向及建設性目標下，有利於預算赤字形成的先天政治偏好，很可能再度變得根深柢固&#8230;&#8230;如果我們不保留預算規定，並重申我們對財政責任的承諾，多年來的努力成果將揮霍殆盡。」我知道最壞的結果不會立即出現，但必定很嚴重。我警告說：「歷史告訴我們，放棄財政紀律，最後將導致利率上升、排擠資本支出、生產力成長降低、並迫使我們在未來面臨更艱難的選擇。」我的聲明書事先就發出去了。顯然這些話委員並不愛聽。四十一名委員中，大約只有一半出席。當我唸到兩黨達成歷史性共識，於是才有預算執行法之誕生這段文字時，我看著國會議員的反應。大多都是面無表情。更糟的是在問答時間時，坦白說，沒幾個立法委員對永久性支出限制有任何興趣。發問者並沒有針對我的建議或是建議中所提及的大型經濟危機發問，他們竟乾脆改變話題。討論幾乎完全著重在減稅的現在與未來，以及優缺點上。而這些就是隔天有關我的證詞，疏疏落落新聞報導之主要內容。在參議院，彼得．多蒙尼契、菲爾．格拉姆、肯特．康拉德、及唐．尼克斯（Don Nickles）等多名財政保守派努力地保留預算平衡機制。但其政治意向卻不在此。他們所規劃的是透過六個月的延遲程序規定，讓增加赤字的法案稍微比以前更難通過。但沒有預算執行法的強制懲罰力，該項規定就沒有牙齒。服侍我們好好的預算紀律已經完全死了。共和黨贏得二○○二年十一月期中選舉的全面性勝利後，問題變得更糟。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葛蘭．胡柏（Glenn Hubbard）在十二月的一次演講中主張，預算是否達到平衡，對整體經濟而言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有關赤字過高會推高長期利率並影響成長的想法，「我們認為，這方面的討論將會結束。」他說道：「那是魯賓經濟學（Rubinomics），我們認為那完全不對。」先不管這句話對民主黨揶揄的部分，胡柏的說法，在短期的情況下是正確的。證券市場已經變得非常有效率，以致於只有當新資訊帶來對未來財政赤字及公債預期上的變化時，目前的利率才會有所變動。美國國庫券在供給上的漸進式溫和變化，相對於全球同等安全的債權工具，一般而言是相當小。相對價格（即利率）上的微小變動能夠引發投資人把相當數量的國庫券換成等額的高品質公司債或外國政府公債。反之亦然：這種公債，甚或赤字上的變動所造成的利率變化，小得令人訝異。全球債券市場中，與美國國庫券品質相當的債券，其市場規模及有效性使得聯邦赤字、公債、和利率之間的長期關係變模糊了。有時候，當一個議題很複雜時，以極端狀況來思考是很有用的手法。如果赤字真的沒有關係，而且沒有搭配裁減支出的減稅是很好的公共政策，那麼，為什麼不乾脆把所有的稅都取消掉？國會想要借多少錢就借多少錢，並自由自在地支出，完全不用怕政府快速累積如大海般的債務會腐蝕經濟成長。然而我們已經在開發中國家一再地看到，政府無限制地借錢和支出，釀成超級通貨膨脹及經濟毀滅。因此，赤字應該很要緊。政策制定者的決定性問題不是「它們會影響成長嗎？」而是「它們會破壞多少的成長？」事實上，胡柏的計量經濟模型顯示，利率之變動，來自公債餘額的影響只有一點點，然而，他最近寫道：「我們的研究不應解釋成赤字的影響不大。政府無力支應的負債若持續保持在一個重大的水準，終將把國內外的可貸資金耗盡&#8230;&#8230;今日的美國，社會保險和健保給付義務所內含的資金缺口，特別令人關切。」但深奧的經濟論爭迷失在政治現實中。國會和總統認為，預算限制抑制了他們所要訂立的法案。「赤字不重要」成了共和黨員的經濟詞藻，這讓我感到懊惱。我經過相當的掙扎才接受這已經成為共和黨的主流社會價值和經濟政策。但我多年之前，一九七○年代，和紐約上州的年輕國會議員傑克．坎普吃午飯時就見識過了。他抱怨民主黨總是以大幅增加支出的方式來到處買票。而到最後，他們所製造出來的赤字卻留給共和黨來解決。「為什麼我們不能稍微不負責任一點？」他問道，我大吃一驚。「為什麼我們不在他們亂搞之前先減稅，先把好處送給人民？」其實，現在就是如此。身為一名高華德（Goldwater）派共和黨員（譯註，Goldwater Republican，強調良心），我的自由意志情感被冒犯了。在二○○二年十二月下旬及一月上旬間，我用特殊手段迫使白宮的資深經濟官員採用一個較為理性的方法。我不能說我的抗議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白宮應該已經瞭解「赤字沒有影響」的講法聽起來太偏激，因為他們在布希總統提出二○○四年預算案時已經調整用詞了。「我的政府堅信要控制赤字，將之縮減至經濟力量和國家安全利益相符之範圍內。」他於二○○三年二月三日向國會宣示。他繼續說，當前的赤字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必須實施新的減稅案以刺激成長，還必須投注資金以對抗恐怖戰爭。隔日，接替保羅．歐尼爾成為財政部長的約翰．史諾（John Snow）也發表類似談話。「赤字有影響，」他告訴眾議院財務委員會，但總統在新預算中所編列的赤字是「可控制的」而且也是「無可避免的。」我覺得新預算令人氣餒。支出總計超過二．二兆美元，餘絀總額一欄所編列的赤字，二○○三年及二○○四年均超過三千億美元，而二○○五年還有二千億美元（我認為有相當程度的美化）。一如所料，這個預算在本土安全及國防上的支出大幅增加。然而卻尚未包括呼之欲出的伊拉克戰爭經費。（一旦戰爭開打，則政府必須尋求特別撥款，將進一步增加赤字。）預算的重點是布希總統在幾週之前首先提出來的第二回合重大減稅案。當然，代價最大部分的是取消股利重覆課稅。多年來，我倡導完全取消股利重覆課稅以作為資本投資之誘因。新計劃還加速實施布希的所得稅全面調減案，以便立即發揮作用，並永久取消遺產稅。這個稅賦計劃總計在未來十年裡，為布希第一回合減稅案一．三五兆美元的成本再增加六千七百億（或是一兆以上，如果成為永久性減稅）的負擔。預算管理局處長米契．丹尼爾（Mitch Daniels）迅即指出，三千億的赤字相當於只是ＧＤＰ的百分之二．七——從過去的標準來看相當低。沒錯，但我最關切的是，長期亂開福利支票的作法，會導致未來的預算破了一個大洞而無法收拾。我們應該為嬰兒潮世代的退休問題預作準備，為艱困的未來年度，採行平衡預算或賸餘預算。＊─────────────────────────────────────────────*賸餘不再像二○○一年一樣，造成必須去取得私有資產的困擾。目前的負債遠高於二○○一年所考慮的水準。有人說進一步減稅可以刺激經濟成長。但在聯準會的分析中，徘徊不去的呆滯現象，乃是對戰爭的焦慮和不確定性之反應，不需要作進一步刺激。新聞上全都是伊拉克。二月五日，柯林．鮑爾（Colin Powell）對聯合國發表演說，指控伊拉克握有毀滅性武器；十天後，全世界各大城市出現反戰遊行。在伊拉克狀況還沒解決之前，沒辦法知道減稅到底有沒有用。我於二月十一日告訴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說：「在當前這個特殊狀況之下，我是少數還不相信現在應該採取刺激政策的人。」遠比減稅更重要的是，我說道，必須處理新赤字大幅增加所產生的威脅。我促請參議員恢復法定支出上限及「支付通過」規定，說道：「萬一監控預算流程的執行機制無法落實，我擔心會產生缺乏明確方向及建設性目標的結果&#8230;&#8230;導致難以根除的預算赤字又再度發生。」這樣的結果，會造成無論如何刺激都無法解決的無題。供給面的論點認為經濟成長越快，赤字問題就越容易處理，這點無庸置疑，我說。除非意外發生，所減的稅都被存起來，否則支出的部分會讓ＧＤＰ和稅基都增加，從而增加稅收。因此，減稅的總金額會大於稅收的短少。但這仍然是短少。以我們當前所面對的短缺規模，我警告說：「我們不能安全地依靠經濟成長來消弭赤字並解決困難的抉擇，我們必須恢復預算紀律才能解決這些問題。」我公開向政府計劃挑戰這件事引起一場騷動。「不，總統先生：葛林斯潘嚴厲譴責赤字上升」是第二天早上《金融時報》的頭條。但美國報紙的頭條顯示，我並沒有成功地把辯論重點轉移到應該討論的地方。我本來想要讓大家瞭解財政限制的必要性，所包含的不只是稅的問題而已，還有更重要的支出問題。但大家都把焦點放在稅之上。《華盛頓郵報》寫道：「葛林斯潘表示減稅還不成熟；戰爭將造成停滯性膨脹。」「葛林斯潘建議暫緩減稅」《美國今日報》說道。國會也沒有任何一位領導人發起預算控制機制。減稅議題很快就成為媒體焦點。那星期，四百五十多名經濟學家，包括十位諾貝爾獎得主，發表一份公開信宣稱布希所提出的減稅案對經濟沒有什麼幫助，只會增加赤字；白宮則簽了二百五十名支持其計劃的經濟學家以對抗這封公開信。其中有很多人我都認識——這四百五十名主要是凱因斯學派，而二百五十名主要是供給面學派。整個論戰熱鬧有餘，意義卻不大，而且伊拉克戰爭爆發後就消聲匿跡了。到了五月，國會通過總統所要的減稅案，由總統簽署後正式成為法律，而預算紀律的需求，在重要事項表上卻隻字未提。我知道卡珊多拉（譯註：Cassandra，希臘神話中的凶事預言家）的感受了。在布希主政期間，特別是九一一之後，我去白宮的次數比以前更多了。每個星期至少一次，我會從辦公室走幾步路，搭電梯到聯準會停車場，開半英哩的車到西南門。有時候是和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史蒂夫．傅利曼（Steve Frideman）及其接任者，艾爾．胡柏等資深經濟官員開例行性會議。我也會定期去拜會錢尼、萊斯、或安迪．卡德等其他官員。當然，有時候我是去見總統。我又回頭當起顧問了。這些會議的議程涉及國際經濟學、全球能源和石油的動態、社會保險的未來、解除管制、會計詐欺、聯邦全國貸款金融公司（Fannie Mae）和聯邦住宅貸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的問題、以及在適當的情況下，討論貨幣政策。我非常努力地提出許多觀念，將在後序的章節中說明。結果，布希政府和我所想像的福特政府轉世非常不同。如今，一切以政治操作為主。身為聯準會主席，我是一股獨立的力量，而且我已經待很久了，但我當然不是圈內人，我也不想當圈內人。沒多久就很清楚了，這個政府裡容不下像保羅．歐尼爾這樣大剌剌的赤字獵人。他和我花許多時間規劃的案子——例如，把社會保險轉成個人帳戶，以及監督執行長責任的嚴格法令——所得到的待遇，卻不如我們在第一回合提倡減稅時的言論。這個政府強調忠誠和謹守言論分際，保羅那種率性直言的作風，讓他成為政府的眼中釘。保羅在他二年的財政部長任期內，大部分時間都在和布希的經濟學者吵架，特別是減稅案的主要建築師，拉里．林賽。二○○二年大選後，白宮讓這二人都辭職了。接替保羅的是鐵路業巨人ＣＳＸ公司的前執行長約翰．史諾。事後證明，約翰和保羅比起來，是個更好的行政人員，而且是個更流暢、更有效的經濟政策發言人，而這些正是白宮要求財政部長所需具備的條件。總統和我的關係，一直和我們第一次在麥迪遜飯店共進早餐的時候沒什麼差別。他一年邀請我好幾次去他的專屬餐廳午餐，通常還會有副總統錢尼、安迪．卡德、和一名經濟顧問作陪。這幾次會議，和第一次一樣，大部分是我在講話，討論全球經濟趨勢和問題。我講得太多了，以致於我不記得有什麼時間吃飯。最後我都是回到辦公室再吃點東西。在我們共事的五年中，布希總統遵守他的諾言，保持聯準會的獨立性。這段期間中，我們大部分都把利率維持在極低的水準，當然，這就沒什麼好抱怨的了。然而，即使在二○○四年經濟成長回來之後，ＦＯＭＣ開始逐步調高利率，白宮也沒有表示意見。同時，總統對我批評他的財政政策，即使不能接受，也相當容忍。例如，我反對他主張要立即實施另一次減稅案之後，還不到一個月，他就宣佈打算提名我，讓我第五度當上主席。這讓我感到意外；我的第四屆任期還有一年之久呢。政府還採行聯準會所提，認為有益於金融市場健全的政策。最重要的一場戰爭是自二○○三年開始，抑制浮濫的聯邦全國貸款金融公司和聯邦住宅貸款抵押公司，這些公司得到國會所授與的特許權，承作住宅抵押貸款。實質上，他們接受了金融市場的補貼，形式為，他們的債券利率，隱含的信用風險貼水非常低——市場認為，萬他們一無力清償時，美國政府會出手拯救。全貸及住貸這二家公司一直利用這項補貼來墊高獲利並且不斷成長。但他們的交易已經開始變質並危及金融市場，特別是當這二家公司繼續成長時，問題似乎越來越嚴重。這些公司雇用技巧高超的政治說客，得到國會有力的言論支持。布希總統支持鎮壓這二家公司，所得到的政治好處非常少。然而他支持聯準會，在二年的奮鬥中，完成重大改革。總統不願對失控的支出行使他的否決權，這點一直讓我感到很挫折。沒多久之前，我有機會拿到美國財政狀況自二○○一年一月，也就是新政府上任以來的變化情形。我把國會預算辦公室依照對當時政策（既有法令和預算傳統）所編列二○○一年到二○○六年九月的預算，拿來和這段期間的實際結果作比較。二○○六年九月預計的公債餘額為一．二兆美元。實際的餘額為四．八兆美元。這個落差相當大。當然，收入短少，有顯著的一部分是來自國會預算辦公室無法正確研判股市即將下跌，造成的資本利得稅及其他股市相關稅收減少。但在二○○二年，政府和國會已經知道這個事實——但他們的政策方法卻沒什麼改變。其實的短少來自政策：減稅和增加支出。伊拉克戰爭及反恐措施無法解釋這個缺口。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二○○六會計年度在這二項上合計編列了一千二百億美元。這個數字不小，但對一個十三兆的經濟來說，還足以吸收。聯邦政府在國防上的支出，二○○○會計年度佔ＧＤＰ的百分之三，創六十年來新低，二○○四年回升到百分之四左右，此後則一路持平——二○○六年為百分之四．一。（相較之下，國防支出在越戰時耗用了高達ＧＤＰ的百分之九．五，而在韓戰期間更超過百分之十四。）但是用在民間部門的支出，即所謂的非國防專屬經費，竟然高漲，超過千禧年當時在賸餘頗多的情況下所作的預測值。最令我氣餒的是二○○三年下半年所制定的處方藥物法（prescription drug act）。這項法案並沒有整合必要的健保改革，卻讓整個體制在未來十年中，估計增加了五千億美元龐大而難以解決的成本。雖然這項法案讓總統實現了一項競選諾言，卻提不出解決資金來源的辦法。這不是孤立事件。當政府和國會打算在二○○四年推出超過四千億美元的聯邦財政赤字時，共和黨實際上還試著為放棄自由意志主義小政府的理想，作合理化解釋。「結果，美國人並不想要大幅縮減政府。」來自俄亥俄州的國會議員約翰．貝納在處方藥物法剛通過時的一篇聲明書中寫道。貝納是九年前共和黨拿下眾議院的推手，但如今，黨要面對一個「新的政治現實」，他說道。我們頂多能希望政府的規模成長得慢一點，但不能要求規模縮小。「共產黨員身為國會中的多數黨，已經接受這項現實。」他寫道。他和其他黨領袖主張，新目標應該是更大，但也更有效率的政府。他們達成了前項，但後面那項卻沒有達成。實際狀況甚至還更糟。因為黨裡的許多領導人，把改變選舉程序以創造共和黨永遠領導政府當成主要目標。眾議院院長赫斯特和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狄雷（Tom DeLay）似乎只要能夠多幾席讓共和黨成為多數黨，隨時願意鬆開聯邦政府的口袋。事實證明，參議院的領導也沒好到哪裡去。多數黨領袖比爾．費斯特（Bill Frist）是一名極為聰明的醫師，他贊成財政紀律，但個性不夠強悍來要求別人也贊成。像菲爾．格拉姆、約翰．馬侃、查克．黑格爾（Chuck Hagel）、及約翰．孫努魯（John Sununu）等保守派經常認為他們的警告沒人理會。國會還忙著爭食大餅。當政治人物運用這種權力，指示政府作特定支出時，指定款就氾濫成災，導致二○○五年的遊說和貪瀆醜聞。後來，由約翰．馬侃所領導的跨黨派小組，有鑑於國會撥款中的指定款，從一九九六年柯林頓第一任末期的三○二三件，增加至二○○五年布希第二任開始時的將近一萬六千件，遂提出政治分贓抑制法（Pork Barrel Reduction Act）。政府分贓的總金額難以估計（有些指定款是合法的），但不管採用何種定義，金額都達數百億美元。我承認，和二兆多的聯邦預算比起來，這筆金額在比例上相當小，但這不是重點。當我們在研究財政紀律是否瓦解時，指定款就如同礦坑裡的金絲雀（譯註：指小而敏感的危機觀察指標）。而這隻金絲雀看起來是生病了。在共和黨於二○○六年選舉中失去國會控制權之後，共和黨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迪克．亞梅伊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一篇特稿。其標題為「演化結束」（End of the Revolution），從一九九四年共和黨拿下國會說起：當年，我們的主要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改造政府，把金錢和權力還給美國人民？後來，這些政策創新者和「九四精神」大部分被眼界狹隘的政治官僚所取代。他們的問題變成：我們要如何保有政權？二○○六年，終結共和黨多數局面的犯罪行為及醜聞，就是這種變化的直接後果。亞梅伊的說法完全正確。共和黨在國會裡迷失了。他們拿原則去換取權力。最後二者都失去了。他們輸了活該。在二○○六年暗淡的日子裡，看著一群美國人靜靜地站著，對福特致上敬意，我熱淚盈眶。當車隊把美國第三十八任總統的遺體從安得魯空軍基地移往國會大廈安厝時，街上的人群排了好幾層。享年九十三，他是我們最長壽的總統。華府，為黨派衝突所撕裂，是失常政府的庇護所，看到全體擁戴這遙遠年代中一位跨黨派同志愛的象徵，真是難能可貴。這是對慈悲靈魂的禮讚，但也是美國人渴望福特所代表，但已消失很久的美國政治禮貌。福特在一九七六年總統大選時被卡特打敗，當福特安葬於密西根州大湍城（Grand Rapids），由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他所代表的國會黨團人員向他致哀時，卡特也前來悼唁，這是個象徵。福特對尼克森行使總統特赦權，讓他在一九七六年付出敗選的代價。民主黨員要求尼克森對其任內的違法行為負責，因此福特這個決定在民主黨引起軒然大波。然而多年之後，許多知名的民主黨員開始相信，福特的特赦，是我們走出水門傷痛的基本要素。參議員泰德．甘迺迪稱之為「非凡的勇氣」。＊─────────────────────────────────────────────*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福特獲波士頓甘迺迪圖書館頒發甘迺迪勇氣獎（John F. Kennedy Profile in Courage Award）時，參議員甘迺迪於發表此言論。我在車隊中，離載著福特棺木的靈車只有幾碼遠（我很榮幸擔任扶棺人），當我看著車窗外的晴朗天空時，我不禁在想，當年美國的政治是什麼景象，因為福特和當時民主黨國會議長提普．歐尼爾，每天要從早上九點戰到下午五點，但他還是會邀請這位老朋友來白宮參加雞尾酒晚會。我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加入福特政府，當時華府還處於水門事件的創傷中。然而黨派熱情在太陽下山之後就被拋諸腦後了。我所參加的晚宴（一種華府政治習慣）清一色都是跨黨派的。來自兩黨的參議員和代表，與政府官員、媒體、及城裡重要的社交掮客打成一片。二○○五年，也是我在政府中完整的最後一年，這個晚宴習慣還在，但已經變成黨派色彩強烈的活動。有許多次，我是唯一出席的共和黨員。而在我所參加的「共和黨晚宴」中，民主黨員也是非常稀少，甚至沒有。由媒體所主辦的年度半正式禮服盛宴——星條晚宴（Gridiron）及其他贊助者所舉辦的晚宴——和當年福特時代一樣，是跨黨派的晚宴。但在這些場合裡，友誼是被迫的，也是做作的。造成黨派摩擦的原因，學術界的分析很多，但共同的結論卻很少。甚至還有一個耐人尋味的論點，認為一九五○年代及一九六○年代那種跨黨派友誼的美好日子，在歷史上是個異數，而今天的摩擦和過去的歷史相較，並無太大的異常。從我個人狹隘的角度看，我的位置曾經見識到尼克森在一九六八年競選時，成功地發展出「南方策略」，我回想起來，似乎我們政治失常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四年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通過後，南方的保守派國會代表控制權由民主黨轉移到共和黨手上。一九六○年代，民主黨員的人數遠超過共產黨員，而且自新政時代以來，國會和白宮幾乎都是由民主黨所控制。南方民主黨員鎖住南部，在國會建立了重要的資深度，並自羅斯福總統時代以來，控制著委員會主席一職。北方的自由派和南方的保守派難以合作，至今在民權及財政政策上仍然南轅北轍。據說詹森在一九六四年簽署民權法時，向民主黨宣示：「我們失去南方已經有一個世代了。」如果他說了這句話，他就是個先知。由來自喬治亞州理察．羅素（Richard B. Russell）所領導的南方民主黨參議員覺得他們被來自德州的領導人所出賣。民主黨在深南區（Deep South）各州中，參議員代表席次由一九六四年十八席中的十七席，下降到二○○四年國會選舉時的四席。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席次比例也同樣下降。二次大戰後，形成北方工業往南方移動的趨勢，民主黨鎖住南方政治的態勢勢必改變。然而，毫無疑問，民權法案讓這個過程得以加速。從一個共產黨員的觀點來看，一個不錯的結果竟是來自錯誤的理由，這讓我感到難過。四個國會派系，二黨各佔二個，多年來已經有劇烈的變化。每個派系，二個是共和黨，二個是民主黨，過去都包括自由派、中間派、及保守派。當然，其比率各政黨不同，但任何一個派系在推動任何一項法案時，都很少能夠團結一致，產生全面性的多數。典型的立法投票是民主黨員有百分之六十贊成，百分之四十反對；而共和黨員有百分之四十贊成，百分之六十反對——或是反過來的情況。今天，國會的派系，反應南方政黨傾向的再調整，不是以自由派為主（民主黨），就是以保守派為主（共和黨）。在此情況下，過去在立法投票時，黨內的意見是百分之六十對百分之四十，如今卻很可能成為百分之九十五對百分之五。結果，立法成了高度的政黨之爭。或許有人會認為，在我們悠久的歷史上，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愛並不會消失。但大家並不是在「保守的黨」或「自由的黨」之標籤下運作。執政的機制——指派委員會委員及領導人職位——是由民主黨或共和黨來進行的，而政黨的力量處於支配的地位。共和黨員最後在南方州的政治圈取得支配地位，讓這兩大黨在人數上平分秋色，但過程中，在保守的共和黨和自由的民主黨之間，引進了不同的意識形態。這在中間留下了一大塊無人照顧的區域，我相信在二○○八年，要不然就是二○一二年，會出現勝選有望而且經費充足的獨立總統候選人。政治上的鴻溝，已經超越政治權威所能搔著癢處的範圍。執政已經失常而危機重重。媒體和龐大群眾向福特致上無上的悼念，他們同時也在為逝去的同儕政治（collegial politics）哀悼。不到二個月之前，美國人已經用選票把共和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