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网编者按：这一期文集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首先，是几个企业家开始表态了。年轻的风险投资家李世默在西方最著名的TED讲坛上公开赞扬中国一党制的模式，认为中国模式可以打破西方多党竞选制的神话。这一思路刚刚在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甚至外国人头脑中诞生，并且在实验中成长。为此，我们再发出欧阳君山
的《以普选为例西方民主政治陷入了什么困局》，进一步探讨中国政治模式的问题。&&&
马云因为说了一句肯定政府行为的话遭到一些反对者的抗议，柳传志说企业家最好不谈政治，致使一位叫王瑛的企业家愤而退出柳传志所在的一个企业家群----正和岛。在此情况下，冯仑先生出来讲话了，观点也很鲜明，那就是他不赞成有些比较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提政党制度改革，认为在今天还没必要，条件不成熟的事最好少动。
&&& 本期文集还发出几篇文章集中研讨中日关系问题。王建勋先生的《浅谈中日武装冲突的必然性及对策
》和刘应杰的《深刻认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差距----赴日考察报告》值得一看。】
多元化与普世化的冲突
北京大军智库公司 编辑
冯仑：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
李世默：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
王瑛：我的“退岛”声明
综述：关于中国智库业发展的一场大讨论----首届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
兰志学：关于立即停止侵害农场农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见书
丁再献：《东夷骨刻文字研发与利用》已通过重点课题立项
全球和平指数中国排名第101位
美国监控“棱镜”项目曝光始末
梅雷迪思•惠特尼：底特律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梅新育：底特律破产与黑人民权运动的误区
李伊琳：民间资本如愿以偿进入金融领域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烦
克里斯•贾尔斯：中国经济放缓没那么可怕
刘纪鹏：对证监会的几句牢骚
郑联盛：利率市场化：进展、展望与政策建议
黄卫东：精英们正按佐力克安排步入泥潭――评放开银行利率管制
冼岩：中国经济的出路
晴朗：面对四万亿，谁是聪明的经济学家？
乔续：论投资与消费
刘植荣：建世界最长海底隧道靠谱吗？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
欧阳君山：以普选为例西方民主政治陷入了什么困局
郑州李爷：告胡德平胡德华兄弟书
王建勋：浅谈中日武装冲突的必然性及对策
刘应杰：深刻认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差距----赴日考察报告
加藤嘉一：五种日本人的中国观
&汪涌豪：知日本历史文化，才能更知其当下
布热津斯基：民粹主义推动的区域战争可能大范围爆发
黄章晋：新疆骑车旅游
保印：浙江大学全球校友会反对新任校长
邱会作之子程光：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
姚文元回忆录爆出的历史内幕
袁劲梅：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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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企业家的不同观点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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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日 01:06 (星期四)向大家推荐一篇好文章。申申 日期： 日下午8:54 主题：
冯仑：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
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
万通控股董事长 冯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信任体制，还是保持距离？
企业家在做选择时，总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跟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在资源获取方式上，中国现在就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所谓有背景的权贵，通常这些人都非常低调，人家闷声发大财。第二种是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这类人跟制度是比较正常的关系。首先有专业性，其次必须透明，甚至连王石的私生活也被拿出来讲，再次还要讲诚信，这类企业家的行为特点是一致的，既不高调，也不低调，是适调。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靠乡里乡亲，小范围私募，基本上也不怎么跟公众打交道。
纵向看，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家面对的问题也不同。比如这些年有很多关于移不移民，资产转不转移的讨论，这又牵扯到我们跟体制的关系，是彻底信任这个体制，还是
适度保持距离？从资本、知识产权到产品、客户的纵向链条，哪一部分放在境外，哪一部分放在境内？这关系到对未来体制的考虑。万通也做了自己的安排，把公司
软资源部分、上游部分配置到海外，中下游部分配置到境内。
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比如光我们要把一部分资源挪到海外这一件事，就得重新架构资本结构，然后中介费、服务费、信托、委托代理，一堆事，很辛苦。去年和前年，我平均每年飞180次，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政府换届，因为政府换届就可能导致说好的事又变了。
我们体制外的人是靠求人出身的，又不能居高临下打个电话就完了，所以我们得过去，每一件事都很费神。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事，就认真做产品，肯定比现在的业
“后半夜吃肉”的家训
&&& 在历史大背景中，民营企业家大概只有四种角色可以扮演。
第一种就是荣毅仁，他配合政府把自己的一切都捐了，然后又加入共产党，当了国家副主席，他跟制度就从根本上变成一伙了，这是一种选择。半推半就容易被人疑心，干脆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彻底不算帐了。2005年荣毅仁追悼会举行那一天，恰好荣智健家族被宣布为当年首富，非常巧合。今天我们也看见荣毅仁式的身影，比如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先生，以身相许都不行了，恨不得掏心窝子，肝脑涂地，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无条件献给党，这是一种方式。
近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后，他家亲属跟我讲，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第二种是张謇模式。张謇真有社会理想，最先使用股份制集资，办企业办到全国第一，然后办公益、办教育，然后又投身革命。钱没挣着，落了个好名声，这也是一种。
&&& 第三种，实在弄不清哪个制度好，颠了再说。今天香港仍然有一批当年上海做纺织的老字号活了下来。
第四种更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卢作孚，抛家舍业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却被他收养的一个家伙出卖了。
社会转型中，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要么就变成张謇，比如万通参加了6个公益基金会组织；另外我们也和政府合作，但不是以身相许，还是市场化的合作；另外我们在海外也配置了一部分资源。
&能在会场解决问题，我们才会安心做生意
赚钱这事其实很简单，百年历史上一批批民营企业家很快崛起，但又很快衰败，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总也转不过来。重大历史关头的分歧从来都有，但每一次分歧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国缺少一种“会场的智慧”。
历史上中国常用宫廷解决分歧。宫廷的方法就是没有增量只有故事，中国历史五千年不断在倒腾这点事。历代王朝通常靠太祖杀一大堆人形成巨大威信，然后二代、三
代老婆、孩子太多，一般到第三代开始折腾，勾结大臣、宦官、外戚，然后出现内乱，平乱以后出现一次中兴，中兴完再过三代，就变成汉献帝了，然后再出下一个
另一种方法是“广场解决”。广场解决不了就战场解决。战场、广场和宫廷都是零和博弈。西方人聪明，发现会场可以解决问题，只有会场可
以找到公约数，可以妥协。会场是什么？就是所谓民主、法治、宪政。会场的学问很大，大家都按规则来，可以把分歧、冲突变成一种可以观赏的游戏。
我老觉得知识分子把民主这事说悬乎了。民主好比奥运会，每次奥运会上百人带着拳头来打架，而且说好了我就在这里打，谁也不许跑，但打完还是朋友，而且观众看
得有滋有味。其实民主就是这个原理，第一，指定场所，不能乱打；第二，所有人服从第三方制订的规则，裁判独立；第三，游戏是透明的；第四，胜负是相对的，
这次输了明年还可以再来。企业家把这几条学会了，就像开董事会也老吵架，但我们不结仇。
&&& 在台湾，我曾问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几个问题：第一，
台湾100万人上街游行，为什么能收住？第二，你为什么没有财务丑闻？第三，怎么能不干扰到老百姓？他回答得很有原则：第一、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自己是在宪
政框架内做一个表达，如果当时冲进政府，这叫暴乱；第二，钱很简单，全部汇到信托账号，然后都有审计，我也不碰；最后，游行队伍怎么能回去呢？非常简单，
台湾每次游行都是申请的。反过来看我们的游行，砸日本汽车，我有个新加坡朋友说，因为你们游行太少了，天天游行就会了。所以游行也是需要训练的。
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可选择的空间很小，主要靠政治家，如果能够在会场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安心在这里好好做生意。如果你不在会场上解决，那民营企业家就又得走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姿态。
改革三步走：政党改革还早呢
作为买卖人，我们不能总抱怨环境，而要在可能的空间里做到最好。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改革，第二阶段是政府改革，第三阶段才是政党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两部分。
社会改革是最基本的，企业家们这么多年做了很多耕耘，为社会改革做了很多事。社会改革非常简单，一个是NGO，国内现在1900家私募公益基金会，多数都是这几年冒出来的，全由民营企业家创办，占整个国内公益市场份额65%；另一个是社区自治，社会改革会推动政府改革，把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融入社会，多余的公务员自然就被消化了。
社会改革做完了之后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就是政府的角色要由一个资源分配的裁判员，逐步转到服务型政府，要把看得见的这只手弱化。其中财政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政府支出在预算中大概只涵概了一半，另外50%没有纳入预算，要透明，慢慢把政府关到笼子里。凡是穿衣服少的，身材都必须好，一透明了，政府身材就好了，腐败也就少了。
&&& 政府改革也改完了，政党制度才容易改。我不大赞成有些比较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提政党制度改革，没必要，这事还早呢。我们看台湾当年的经验，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快速成长期，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党外运动都兴起了，社会足够强大以后，政党制度改革才被提到日程上。而且国民党当时有两个前提是具备的，一是蒋经国当时决心坚定，说我要用专制的办法解决专制的问题；二是蒋经国说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所以国民党改了，成立了“政党法”，国民党拿到了第一张社团登记证。
作为企业家，我们很不赞成现在讨论这么多政党改革的事，因为没法改，这事怎么改？把社会改革的事继续做好，再过10年，剩下的事就自有办法处理。
企业家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
企业家对法治、秩序、理性有天然的支持。只要有足够多企业家存在，对政府的权力就有约束，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说话。
今天，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是过去一百年中最多的，因此企业家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我们管理着很多社会受托资产，你的资源不是私人资源，所以你要守好第一责任，扮好第一角色。我们的第一角色是企业法人，第一责任是看护、管理好这些受托资产。
我们私下里也经常讨论，社会给企业家这么大压力和期待，但企业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对尺度很清楚，不会站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说话。作为买卖人，我们
知道怎么把事情办成。我们也有很多想法，究竟是选择说给所有老百姓听，还是去跟我们的智库说？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智库去说，这是企业家成熟的做法。
我们一批企业家已经达成共识：第一要恪守企业家身份；第二企业家属于“中右”，不是极右，民主体制下，都是“中左”和“中右”交互起作用推动社会；第三，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
比如王石发起了一件事，在公共领域帮助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因自己失误受到惩罚，成了弱势群体后，我们会去监狱里探望，帮助一些人，时间长了以后，就使民营企业家的自我意识更加清晰。
然，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企业家要坚守“三性”原则：第一叫批评性，我不讲批判，批判有点猛了，善意的叫批评；第
二是建设性，不破坏，动机和方法都是建设性的；第三叫专业性，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怎样来建设呢？用专业能力来建设。比如我是做不动产的企业
家，我就研究公共物业怎样更有效，我不能去研究军队怎么打仗。
我刚从普吉岛休假回来，柳传志、马云我们每次都会议论这些事，大家的行为模式彼此有一个大体上的共性。价值观念上，很多东西我们都支持，行动上，我们是很积极的推动循序渐进的改进，然后从社会改革倒逼政府改革，最终创造条件推动国家完成政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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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0 (星期一)Fwd: 两个故事
大家好！送上一位年轻的上海人的讲话，非常雄辩。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没有照到哪里哪里亮的伟人和政党，没有普世价值观。只有多样化的世界。----申申,
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
----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
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
上海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 李世默
日 新浪视频
&& &简介：这是李世默于日在TED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全球论坛上
发表的题为《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的演讲，李是上海的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TED英文缩略词，是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科技、娱乐、设计）三个单词的头字母简写。TED 大会（TED
conference）是一个年度性的大会，1984年，Richard Saul Wurman 创办了第一届TED会议。现在的 TED 大会由
Chris Anderson 创立的种子基金会（Saplings Foundation）负责。
早期的TED很像杂技团演出，演讲台被装饰得极为戏剧化，会场里还摆着各种恐龙骨架，活生生的蛇、猎豹和灰熊都会在会场里进行表演。参会的诺贝尔获奖者、类似比尔?盖茨之类的大腕，往往和魔术师、杂技演员混在一起。尽管每年有上万人申请参加TED，但只有1000人能得到邀请，他们要“有好奇心、创造力，思维开放，有改造世界的热情”，还要付得起7500美元一张的门票。2001年，媒体大亨克里斯?安德森买下了TED，他自称“TED的守护人”，并将TED演讲者的领域从原先的技术、娱乐、设计三个领域扩展到了各行各业，邀请了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探险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宗教领袖、慈善家等人加入，致力于使TED成为超越会议性质的世界品牌。
在1984年的第一次TED大会上，有人带来了日后风靡全球的CD光盘，第一台苹果电脑也被带到了讲台上。今天，新版的MacbookAir让全世界无数的粉丝为之疯狂。在改变世界的同时，TED自身也在26年后（至2010）由与会成员不过千人的“晚宴”，成长为每天50万人观看其视频的社区。自1990年起，参会的精英们每年三月相聚于美国加州长滩，享受这一场“超级大脑SPA”。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上海。外婆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抱着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在我少年时，我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猜猜这个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民族、文化、语言有何异同，或早或晚都将演进到这一阶段。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
　　当然，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一“元叙事”在中国影响甚广。我们从小就被反复灌输了这个宏大故事，几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笃信不疑。这个“元叙事”不仅征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经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笼罩之下。然而，忽然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
　　我赴美留学，改宗成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就这样，开启了我另一段成年经历，我又被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仿佛我这辈子只经历那一个还不够似的。这个宏大叙事的完美程度与早前的那一个不分伯仲。它同样宣称，人类社会遵循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叙事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个人都被认定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个诉求：选举权！
　　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权选举，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前者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动民主的使命，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来打击那些不投票不选举的邪恶势力。
　　上述宏大叙事同样传播甚广。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全世界采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1970年的45个已增至2010年的115个。近20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
　　但这一次，中国敬谢不敏。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的减贫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国家的脱贫人口加起来，都不及中国一个零头。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
　　所以，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的故乡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繁荣景象本不应该出现。面对这一切，我开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过去实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断得到纠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领导人的任期制，毛时期，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任职的。这容易导致大权独揽、不受制约等问题。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严重错误。随后，中共逐步实施了领导人的任期制，并将任职的年龄上限确定为68到70岁。
　　最近很多人声称，相比于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因此当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这一论断实际上是隐藏着政治偏见的话语陷阱，这个话语陷阱预设了哪些变革才算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有实行这些特定的变革才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滞。与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国从基层到高层，从社会各领域到国家治理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一切变化都是不可能的。
& 　我甚至想大胆地判断说，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
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党制意味着政治上封闭，一小撮人把持了权力，必然导致劣政和腐败。的确，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让我们先打开视野看一下全景。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内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广阔的晋升空间。
　　中共如何在一党制的基础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组织部。对此西方鲜有人知。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它像一个旋转的金字塔，有三个部位组合而成。
　　中国的公务人员分为三类：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公务人员既可以在某一类部门中长期工作，也可以在三类中交替任职。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这可不是电影《龙威小子》中的动作名称，而是严肃的人事工作。
　　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可以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可能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层经理。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还有民意调查，最终择优提职。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以及社会事业单位等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在基层表现优秀的佼佼者可以晋升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进入高级干部行列。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企业。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选拔局级干部的竞争有多激烈，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
　　在局级干部中，只有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就职业生涯来看，一位干部要晋升到高层，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
　　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习的父亲确实是中共的一位前领导人，但他的仕途也历经了30年之久。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这个岗位。在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
　　千万不要误解，这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仅仅是事实的陈述。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长前和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他们资历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小县长。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可惜，他没有见识过组织部。西方人总认为多党竞选和普选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
　　我们都知道历史，1949年中共执政时，由于战火肆虐，外敌横行，中国的国土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仅为41岁。但在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寿命排名奇迹般地列中等发达国家前茅。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其中一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数据在近几十年来十分稳定。
　　高达85%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方向表示满意；70%的民众认为在过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众对未来五年颇感乐观。英国《金融时报》刚刚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调结果显示：93%的中国90后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如果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的境况。关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听众都了然于胸，无需我再详述。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采用选举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在遭受贫困和战火的折磨。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其支持率在几个月内就会跌到50%以下，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续走低，直到下一次选举。可以说，民主已经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这样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一党制，而是选举民主制。
　　当然，我不想造成一种误会，认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指日可待了。中国当前面临重大挑战，巨大变迁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数不胜数，譬如环境污染，
食品安全、人口问题。在政治领域，最大的挑战是腐败。
　　目前，腐败猖獗，危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误判了腐败的原因，他们声称腐败是一党制导致的，只有终结一党制才能根绝腐败。更严谨一点儿的分析将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近年来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间。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腊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排名并列第100位；菲律宾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国后的约10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是选举民主制国家。如果选举是根治腐败的万灵药，为何在这么多国家不灵呢？
　　我是做风险投资的，长于预测。因此，不做几个预测就结束今天的讨论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个预测：
　　未来十年：
　　1.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计算也将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2.
腐败虽然无法根绝，但将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有望继续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国之列。3.
经济改革会加速实施，政治改革也将继续推进，中共仍稳固执政。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元叙事”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从内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
　　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进一步说，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
发件人：HGS&&+(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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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退岛”声明
北京某信托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王瑛
&&& 昨天傍晚，我上岛偶尔发现了黄丽陆总裁的长文章，很是震惊。
我之所以震惊，是在号这样一个实点上，柳传志作为在正和岛、在国内企业界影响如此之大的一位先生，竟然在薄、王“重庆模式”，施虐数年，一朝引爆，披露至此，企业主们，苟活难安，凄苦惨烈，世人心惊之后；竟然在2013五月逆流，悍然登场，逆天而行，万众愕然，宪政志士，奋力而博，举世瞩目之际，公然在一个拥有2000多名新生代企业家的群体里，做出了如此之提示，提出了如此之主张――正和岛总裁黄丽陆在长文中说：“柳总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份。”
我以为，面对当下这场有关宪政的讨论和博弈（网上有人称为“决斗”，不知是不是有夸张，可看看如此多的人已噤若寒蝉…），中国企业家在这种历史关头，大是大非面前，无论作为一个阶层，还是一个人，底线是不说话！而不是说柳传志先生这种活，以他的这种影响力说这种话，我尤其不能认同！我们希望国家好，正和岛好，每一个岛民安全、顺利、成功。绝不仅仅是独善其身，是畏忌自保，也要有一副肩膀，一份担当。
我的这些话，包括素来的表现，岛上的朋友给了很多“词儿”，不计褒贬，我想问一句，这些思虑、抉择以致付诸行动，难道真和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诉求相距那么遥远吗？它不是我们年年月月，日里夜里都要面对的吗？它不是我们很多人都有可能遭遇的无妄之灾吗？它不是我们夜里醒来，苦从心里呕出的不堪境遇吗？――辛辛苦苦，亲人离散，苦斗数十年，还要不得已去培养子、孙两代，连我们的话都听不懂，引以为豪的文明都无力传承的、熟悉的、陌生人……
我没有什么可犹疑的，几乎立即发出了这个退岛的帖子――“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态度在社会上是公开的。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一年来和大家相聚、相处非常愉快，收获甚丰。向大家道谢了。向东华及团队道谢了！”
从昨天，到今天，不到一天的时间，我遇到很多为什么退岛的询问。其实，我的想法非常简单――1、我要写几篇指名道姓的文章说些想法，这些事儿在正和岛做，会让东华为难；2、我判断大的环境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我不想自己做人做事的选择会牵扯正和岛；3、我的一些观点和前一段对“福州宣言”，对东华的“正己和人”，对这次正和岛“开始一个在商言商的时代”的提法有非常大的异议，引发讨论我如果能变法子，变口径，变身份，也许可以把讨论控制在正和岛可承受，又可受益的范围内。
朋友们，正和岛的岛亲们，我们生在了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也生在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啊！我们不可“叶公好龙”，当福音、福祉敲门的时候，我们恐惧得连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想，做也不敢做吗？连一个什么都还不是的“部落”，自己选个“酋长”，以解决实际问题（一个酋长做，做不赢；不做就散摊儿）都能吓着你们吗？如果真如此，正和岛请珍重了！
&&& 明天起，我就不来了，连看也不看了。请正和岛关闭我的入口。
岛亲们，本来昨天已经别过，不该再来拢烧庖惶斓乃⑺牛故橇钗依此盗苏庑┗啊Ｕ庖惶欤踩梦腋卸贫チ萌嗣侵湎嗍丁⑾嘀暮托哪敲唇奶谝黄稹Ｅ笥衙牵恍荒忝牵∮幸贫チ颐遣豢赡茉僭独耄
&&& 一年来得益于你们太多太多的一个人----王瑛，在此叩首。
附：正和岛百科名片
正和岛是中国第一家专注企业家人群的网络社交与资讯服务平台，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决策者俱乐部。为保证每个来的人都是对的，正和岛采取严格的实名制、会员制、收费制、邀请制。
&&& 正和岛创始人 刘东华 正和岛创始人 刘东华
&&& 正和岛是中国商界第一高端人脉与价值分享平台。它是企业家人群专属的集facebook、微信与微博一体，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为岛邻提供缔结信任、个人成长及商业机会的创新型服务平台。为保证每个来的人都是对的，正和岛采取严格的实名制、会员制、收费制、邀请制。
“千金买宅，万金买邻”，最有价值的选择从择邻开始。正和岛首丁（首席园丁。“岛丁”是正和岛服务人员的正式称呼）刘东华先生辞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后，以20年积累的核心优势创办了正和岛。正和岛是全球第一个通过互联网把现实世界的巨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社交平台，致力于打造一个自上而下、从虚拟到现实的诚信体系。柳传志、张瑞敏、鲁冠球、王石、宁高宁、马蔚华、马云、王健林、郭广昌、李书福、俞敏洪、曹国伟等企业领袖，都是正和岛的热情支持者与积极参与者。
&&& 正和岛的三大价值点：
&&& a.缔结信任 通过正和岛理念与标准让“对的人”在一起，并让在一起的人彼此更加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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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和”在博弈论里是相对“零和”与“负和”说的，意思是博弈各方通过合作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共享“合作剩余”，各方所得都大于单打独斗的结果，其实就是通常所谓互利共赢的意思。正和岛所要倡导构建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商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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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全世界走正路、讲诚信的企业家都居住在正和岛上。
&&& 核心价值观
&&& 做人真善美，做事稳准狠
&&& 做人真善美：真诚、谦逊、激情
&&& 做事稳准狠：务实、专业、高效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关于中国智库业发展的一场大讨论
----首届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
日，为促进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好地为顶层设计提供研究和咨询服务，遵照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关于“建设高质量智库”、“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由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特聘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13’智库筑基‘中国梦’：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向会议发来贺信。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联合国副秘书长彼德?朗斯基-蒂芬索、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方宁参加了学术研讨会，成思危作题为“中国智库的责任和素质”的主旨报告。国务院参事、《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主编、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任玉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代表会议组委会致辞。
陈昌智在贺信中说，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进入关键时期。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智库作为科学决策的重要元素，理应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中央政府强调要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此次研讨会汇聚了海内外众多知名智库专家，共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建构大计，适逢其时。期望“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坚持举办下去，通过研讨会这个窗口和平台，发展智库产业，让世界了解中国智库，让中国智库走向世界。
成思危强调，智库的责任一是要支持决策，具体体现为探讨理论基础、评鉴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实施难点；二是要对决策可行性进行评估。而智库需要具备的素质有四方面，分别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合理的方法、兼容并蓄的精神、人才合理的结构。另外，他提及，当前民间的第三方智库需要加强建设，希望能够通过基金的方式在资金上进行支持，希望社会各界加强对智库的认识和重视，促进智库发展壮大。
彼德?朗斯基-蒂芬代表联合国热烈祝贺研讨会召开。他说，在现在改革和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非常高质量的研究，而在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之外，智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智力、知识的骨干系统，聚集知识、专长以及经验，使政府和社会都能从中受益。希望这种高级别的智库研讨会能加强智库的力量，引导更多研究，尤其是指引“中国梦”和中国智库产业发展壮大。
任玉岭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都对建设新型智库给出了重要指示。中国的智库发展将迎来美好的春天。目前，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智库仍存在独立性不强、研究水平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各级政府必须强化智库意识，请智库机构参与到决策的依据、思路和框架中，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也要大力发展智库机构，对国有的智库机构松绑、放权，大力发展民间的智库机构。另外，智库要保持独立性，力排利益博弈的干扰，避免为既得利益者代言。
高尚全提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几点思考：一是要用改革的理念办好智库，用创新的精神做好研究；二是要探索有活力的智库建设组织形式；三是要在国际合作当中提高中国智库的学术水平；四是政府要引导支持智库建设，这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保证。
国内知名学者段应碧、卢中原、曲星、王绍光、胡鞍钢、仲大军、朱光磊、于今、金灿荣、王辉耀、朱旭峰、殷仲义等来自中央、国务院有关智库部门和部分高校、科研院所、非政府智库、港台智库等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出席了会议，海外知名学者郑永年、詹姆斯?麦甘、克里?布朗、李成等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悉尼大学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等国家20多位著名国际智库机构的代表应邀参加本次会议并做主旨报告。会议期间，代表们以“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主题，围绕“中国智库的挑战与前景”、“思想市场与智库产业”两个议题，对“中国梦”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智库面临的问题、怎样开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如何发展思想市场及智库产业、如何发挥好智库的作用，中国智库的职责和道德、国际领先智库的发展经验、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以及与智库发展相关的体制机制等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宽领域、广泛深入的探讨，对中国特色智库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智库筑基“中国梦”
专家学者探讨了实现“中国梦”与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在逻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教授认为，“中国梦”既是一个民族的梦，也是国家的梦，同时也是个人的梦。对于怎么实现中国梦，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等多方面去努力，其中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发挥智库的作用。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认为，“中国梦”是个丰富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还包括法治和政治方面的进步。从根本上讲，“中国梦”就是中产阶级的梦想，让普通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和美国梦、欧洲梦等有共同的地方。美国纽约规划局前局长饶及人谈了自己对于“中国梦”的理解，他提出，房改、医改、教改应该作为“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三大目标；中国城市建设要成为中国软实力的展现，未来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趋势就是后续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指出，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呈现趋势性放缓；中国的舆论环境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更加活跃。在这种变革大局下，中国的智库要有担当。第一，要告诉公共权力和决策当局，经济的未来趋势是什么。第二，智库要有一种互相包容的精神，彼此竞争同时又互相包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第三，智库要研究怎么使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化进一步衔接，更加积极利用全球化对中国的促进，防范可能带来的风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强调，智库建设不应追求数量，而要追求质量。智库需要在“知”（知识体系）和“行”（行动体，行动人物）之间搭一座桥。智库不仅要做短期回应战术上的东西，更要侧重于做中长期的分析。此外，他还介绍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做法，强调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且研究人员没有终身制，不能以追求影响为目标。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主管、资深研究员克里?布朗认为，智库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做桥梁和沟通的组织。当前任何领域内的政策制定，都需要了解中国的想法。但通常官员并没有这种知识，所以就特别需要依赖智库。他指出，在欧洲与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效应比较明显，可以相互转化，但是中国目前还不明显，智库发挥的作用还不明显。应该存在更多的智库，容许更多不同的思想，让人们接受更多的想法。
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指出，要把智库的定义、内涵和外延搞清楚，一般谈智库是跟公共政策相关的，而不把企业咨询看做智库。同时，应该纠正大家对国外智库的态度，将仰视改为平视，对中国智库应该多一些自信。当分析智库在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时，就会发现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智库，各类智库研究机构实际上可以扮演一个功能互补的角色。台湾财团法人长城基金会董事长耿荣水认为，“中国梦”一定要把台湾这个因素包含进去，中国如果没有台湾的角色或台湾同胞的参与，这个梦也做得不是很完整。台湾也有梦，但很坦白地说，只有“中国梦”真正实现了，“台湾梦”才可能成真。未来智库之间大陆和台湾合作，要有几方面的内容，人才交流很重要，可以考虑两岸合资、合股来办一个智库。
当前中国智库的不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思维方法是中国智库现在面临最大的缺陷。无论是做建模，还是做定量、定性分析，这些都不难。这些是工具，最主要的，还是思维方式最重要。没有思维方式，各种工具也没用。现在大家把作为工具的东西变成目标了，用这些工具造出了很多东西来。这是本末倒置，做不出东西来。智库不是为了追求影响，智库就是说真话。如果为了追求影响，为了获得领导人的批示，肯定做不好智库。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分析了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调整思路：第一，要去意识形态化，在思想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科学、独立、自由地进行研究；第二，去行政化、部门化；第三，在资金渠道上，要让社会资金进入；第四，政策研究一定要客观、独立、中立。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仲大军认为，如果影响不了领导层和具体政策或决策方面，就很难称为智库。中国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要想上升到影响决策层，需要进一步在机制、体制上进行改革。民间智库的态度应该要把握两个原则：合作性、专业化。民间智库有其自身的优点，那就是没有官气，能接地气，还有一个优势是草根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指出，外交智库民间比较弱，主要还是政府的，这和外交性质有关系。他提出了六发展建议：官方要多投资、增加容忍度、智库本身要专业性、独立性、要有思想意识。《国家智库》首席专家徐光裕少将认为，中国民间智库不发达，原因就在于从决策层到经营层，到大众，承受力不够。因为一旦出现非常繁荣发达的民间智库，就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就会出现正面、反面的争论，于是乎在网络和媒体上就会出现完全打破人们原来思维模式的一种习惯。
台湾财团法人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孙扬明认为，智库几乎是没有边界的思想，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要求社会环境宽容，还要有自己资金支持。如果我们的容忍度不够或把边界设得太窄，智库的存在有时候和一言堂的差距就不大，所以要把边界放得非常非常宽，让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彼此相互冲撞。
克危克险总经理兼高级分析员袁铁成指出，当前智库发展面临的问题，第一，当前智库的建立是人治，而非法治和市场治；第二，刚开始目标远大，但后来无法实现；第三，很多智库研究都是大而无当的，很多在低层次的无序研究，缺乏市场检验；第四，很多智库本身缺乏造血功能，缺乏独立性和持续性。中国当前大环境中的认知观念问题和消费观念问题，也阻碍了智库的发展。对于未来发展，有以下建议：国家对智库观念要包容、开放，不要有敌意，要善意一些；取消限制政策；政策可以有取向，研究不能有禁区；智库应该全程引入市场机制；鼓励社会资源进入智库。
如何发挥好智库的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我们已经建立了不少智库。过去智库不是没有发挥作用，但是不够。例如对于中央文件的起草，中央可以选择4―5个智库来交待这个任务，限期交卷。智库是比较公平、公正地来参与起草的，这就避免了把一些部门利益带到中央文件里，也克服了参与起草的部门精英的局限性。同时，智库之间也可以展开竞争，这样可以提高智库的学术水平。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这样可以更好地丰富中央文件，提高中央文件的质量。
&&&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主任詹姆斯?麦甘认为，全球化、不断增长的NGO和IGO、民主化和权力下放、对独立信息和分析的需求、复杂政策问题的增加、社交网络等新技术的发展、日益开放的政策辩论、黑客活动、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全球性结构调整、经济危机和政治瘫痪、政策海啸、个人能够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挑战国家、大数据和超级计算机、增长的政治多极化、政客短期行为等十五个原因正驱动着智库在全球的增长。筹资模式转变、专业性提升、竞争加剧、影响力和独立性的平衡、产出和影响、智库独立性的幻影、混合组织、行动和思想、更注重对外关系和营销策略、走向世界、领导和管理的紧张以及互联网、新媒体、社交网络和云技术是智库面临的新问题和发展趋势。他指出，智库面临的持续挑战是如何在关键政策问题上及时有效地影响决策者、媒体和公众。而对智库的需求和依赖趋势将持续。
国家行政学院丁元竹教授认为，要建立统一的市场才能有智库间公平的竞争，而现在智库的市场不是统一的。不要一般意义上把智库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这样太肤浅了。目前智库可分为：按公务员法来管的智库，参照公务员法来管的智库，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智库，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智库。民间的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还有在民政部门注册。在民政部门注册，有按NGO注册的，还有按社团注册的。这个事情怎么管，我们要从深入去研究。要在多元格局下实现不同的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对于智库未来的发展的方向，第一，事业单位要改革；第二，要创新，按市场角度按市场标准不统一的情况，按事业和产业进一步区分，对于推动真正推动智库的发展，十分重要。
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也认为，中国智库不要用民间、官方的智库简单划分。不要在思想库身上贴标签：你是官方的，你就是为政府说话的；你是民间的，你就是推动民主化和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其实并不尽然。智库要发挥作用，一是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学术能力和政策研究能力，提高决策研究能力以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二是提高国际化水平，既参与国际事务，引进人才资源的同时要加强国际流动，最好能吸引西方学者为中国思想库服务。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升中国智库影响力。三是对研究思想库影响力本身做一定尝试，研究中国思想库，研究公共议题问题，参加国际交流。中国思想库不仅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机制，对海外来讲也是中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窗口，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智库的挑战与前景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中国改革开放内在统一、相互推进。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执行副会长于宁指出，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存在着资金不足、发展滞后等问题。中国智库要步入良性发展道路，不但要最大限度地争取政府的资金支持，而且要与基金会、公司、大学等非官方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沟通研究信息，以便更多地获取各方资金支持。此外，中国智库需要密切关注社会热点，坚定立场，提高专业水平，开展建设性的研究。就目前而言，中国智库需要多关注大部制改革问题。
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李曙光教授提到，中国的改革需要高端的智库，高端的智库当然要有高端的思想。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形成高端智库的政策法律和体制环境，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需要公平公正的政策法律环境；第二，要形成多元的政策利益集团；第三，形成高端智库公共政策决策环境，决策机制更加民主、公开和透明；第四，形成高端智库的社会环境，包括大的企业更愿意投入支持高端智库的出现，以及整个社会环境能够有更利于高端智库意见市场和产品的形成。
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认为，要促进智库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当前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体系现在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社会科学社科化的转变基本完成，大量的新思想、新方法进入中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还太少，理论上过于依赖西方很多东西。所以，基于中国智库发展对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我们要做好以下几个平衡：中国意识与国际意识的平衡、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的平衡、人文做精与社科做强的平衡。
国防大学纪明葵少将分析比较了中国智库和国际智库的不同之处，他认为中国智库前端论证的东西比较少，后端论证的已经多，也就是说能给国家提供决策支持建议不够，返过来国家决策以后，论证国家决策的优点的支持东西很多。对于未来智库建设，他建议，智库建设要有全局性、操作性、特色性、超前性以及科学性，要尽可能利用现有的科技手段。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认为，前30年是中国制造的崛起，后30年是新经济和创新经济事业的再崛起。中国现在有3个弱项：没有充分思想自由，天使投资不发达，知识产权没有得到保护，这三个问题是中国改革的三个中心问题。只要这三个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就可以实现新经济在全球的水平。
军事科学院单秀法教授强调了思想的力量和价值，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给智库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提出，要建立中国智库协会，其主要作用是代表政府对国内智库进行弹性管理，以适应互联网对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升各智库的质量，疏通智库和政府之间的对接渠道。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认为，为了促进智库的发展，政府层面，不要把决策权当作自己的私人权力，要愿意听智库的建议。过去错误的东西要能够有胆识和魄力来改变。而智库自身方面，要培育智库文化，没有智库文化就不可能发挥智库的作用，没有智库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根本的还是在培育我们的智库文化。
怎样开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军事科学院黄星少将认为，中国的历史为中国的智库赋予了独特的理论内涵，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整体主义主流价值观、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思想、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倾向、大法无定法，万法归宗的认识论、方法论。由此，他认为中国当代新型智库最主要的特色应该是跨域整合。建设智库要站在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全局利益的高度进行总体设计，跨部门、跨系统地整合资源，这也正是当前智库的弱项，需要大力加强。
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指出，要科学把握智库的本质以及智库的组成要素。在智库发展中，要注意几方面问题：建立开放的公共决策体制、引入决策咨询的优胜劣汰、建立智库成果的独立评估体系、推进民间智库的多元发展等。《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周志兴提出了民间智库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智库生长的土壤，种子也有了，还缺肥料。要让民间智库能在这个土壤上生长，国家要支持，不仅允许它注册，还要采购它的产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认为，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可以归类为两句话，一是开放，二是创新。各级政府，尤其中国政府在政策方面对民间智库有所开放，包括：注册、资金、人才、外事等。而创新方面则要学习西方发展经验和治理经验，战略定位必须聚焦、创新治理结构、组织机构等。
中国（海南）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殷仲义结合自身发展经验，提出七点建议：第一，作为改革之库，一定要把服务改革决策、凝聚改革共识、营造改革氛围作为自己的使命、责任和自己的基本追求。第二，民间机构也要急国家之所急，急社会之所急。第三，改革研究机构必须把握改革的趋势性走向，前瞻性研究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储备性改革政策。第四，必须努力建设改革研究品牌，提升改革研究成果，在服务改革决策当中的影响力。第五，要主动适应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化，用改革的办法办改革研究机构。第六，坚持小机构大网络。第七，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升改革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认为，从国际竞争看，不仅是经济竞争、市场竞争、科技竞争，还包括思想竞争、文化竞争和话语权竞争，中国不缺硬实力，但缺少软实力，尤其缺少国际舆论话语权，国际学术影响力。因此，中国要有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份担当。他提出，要从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四个方面建设一流高校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董礼胜指出，现在我们智库的定位存在一定偏差，智库成果和评价机制存在诸多问题。当前智库评价机制还不够专业化、制度化。因此，完善智库的评价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做：第一，在各个地区构建智库成果评价专家组，智库成果评价专家组归属于官方，应该包含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专家；第二，把市场机制纳入到成果过程当中；第三，采用新的评审方式。新的评审方式应该致力于消除原有评审方式当中存在的弊端，具体可以考虑采用秘密评审机制。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认为，中国急需要多元化的智库，包括民间智库加强政府决策的多元化和它的充分论证，这样充分的制度参与，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弥补在民主不够的情况下犹豫不决的局面出现。此外，还应该探索多家智库的合作、寻求智库的资金支持等。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阿贝尔森教授提出，中国拥有与美国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条件，美国智库的成功模式能否被中国复制是个问题，因此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
以智库产业为依托构建中国思想市场
与会的中外学者还从不同视角对如何发展思想市场及智库产业提出了诸多创见。英国智库研究专家恩里克?蒙迪扎巴尔认为，智库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智库要想发展好，就必须要有许多同僚机构。我们需要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一、劳动市场和劳动政策必须灵活以支持智库所需要的人才；二、税收政策需要支持智库的资金来源；三、健康的政治辩论的环境；四、进行公共服务的改革；五、信息技术足够支撑；六、良好的沟通方式；七、城市必须要有创新能力；八、有很好的教育体系和系统来支撑。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聂永有认为，智库产业要能够持续地发展，需要具备四方面的条件和基础：第一、充分的市场需求；第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第三，高质量、专业化的智慧产品；第四，产业资本的持续支持。最后，他提到，要从五方面来促进智库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各类智库机构、制订智库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引入智库产业发展的竞争机制、建立科学的智库产业发展评估体系、完善智库产业发展的社会配套环境。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助理王大伟提到，推出智库产业区的核心理念是，集中精力探索和实践创新能力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改革、发展试验区，探讨智库产业区既是对现有的技术成果和人才的集聚，更是对创新活动必要的重要支撑条件的一种努力。智库产业最重要的作用是人才集聚与开发。智库产业园区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智库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创新、智库人才与资源的吸引与整合、智库成果的产出与辐射、智库产业的服务与支撑、智库的配置与管理。
中国新生经济研究院院长郭夏认为，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战略，要靠智库建设引领创新驱动。理解智库创新的实质，智库建设实际应该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来理解。智库建设应该上升到政体改革的顶层设计来理解。智库建设一定要走创新之路。今天智库产业也是新概念经济，在新生经济条件下含新量就是含金量。他认为今后的智库发展至少要有三个发展方向：全球化、网络化、多元化。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强调，对于未来智库的发展，一方面是智库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环境的问题：包括思想市场机制健全，竞争机制完善。他提到，中国智库建设应形成政府统筹、专业集成、多层合作、分工协作的系统性构架，逐渐从“分散式的随机性组织”向“以智库基地或产业区为平台、以目标为导向的有组织模式”转变，新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将以“智库群”和“智库产业”的形态出现，这些群体之间既具有区域性特征，也具有专业类组合特征，这就需要一定的载体，加强智力资源的整合，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智库产业集群。
此外，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正确区分公益非营利性智库事业和经营性智库产业的不同性质和任务。发展智库产业必须把公益非营利性智库事业作为一项基本前提，智库产业也不是政府直接办产业，政府的职能是为智库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环境、空气，搭建好服务平台，做好政策引导，搞好市场监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及智库产业的发展一定要走科学发展之路，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智库发展模式进行，要基于中国国情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内涵、质量、效益，坚决克服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倾向。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当前，把民间智库统称为“非政府智库”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智库发展进程。与会学者和专家还对智库体制机制、国际领先智库的发展经验、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等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闭幕式上，会议组委会发布了《2013年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宣言》，共同承诺从加强智库国际间的合作、提高影响力、完善捐款机制、成立智库行业协会、筹备智库发展基金等方面共同努力。
本次会议是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的一次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为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了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对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推动学术界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深入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据会议的总召集人、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智库》总编于今教授介绍，2013’智库筑基“中国梦”是一个系列主题研讨会，主要是集中政府与非政府智库研究机构专家的智慧，从学术、政策和战略角度深入探讨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政策和实践问题，围绕国家战略中的重点、难点、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展开交流，旨在推进中国现代智库的发展，提供一个能够直接反映和充分体现智库内容的交流平台，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窗口，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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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即停止侵害农场农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见书
――兼对黑龙江垦区农场农工相关权益被侵害案例的法律分析
一、关于前进农场的历史沿革及生存现状简介：
&&& 前进农场隶属于黑龙江省垦区建三江分局，其涉案农场农工多为开发性农场业主。
前进农场是1968年转业官兵屯垦开发的，洪河农场是1980年中日合资开发的，1984年以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根据当时的法律和农业产业政策，农场将农业机械等生产工具全部转让给个人及职工，国营农场的土地也全部承包给职工及个人。此后，国家对农场再无投资，农场没有农业机械，也没有能力开垦荒原。1986年―1996年之间，农场向个体、职工及包括外省市的各地方人员（下称“开发业主”）招商引资开荒，开垦剩下的大量荒原（比较次的荒原，好的荒地早已开垦完毕），采取头三年免税等优惠政策。
经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土地管理部门是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局下设的办事处，农场是企业，自己没有土地管理行政机关），开发业主响应国家政策，独立投资、自负赢亏、依靠高利贷、历经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开发了大量的国有储备荒地。他们每年通过农场向国家交任务粮及农业税，当地土地管理部门也向开发业主颁发了土地证书等产权证照。
经过开发性农场业主多年的艰苦努力和不懈的付出，前进农场经济发展局面得以迈上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但从1996年开始，当地土地管理部门违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和政策及农垦政策，以下发通知的方式，告知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旧证换新证），从农场业主的手中套取土地使用证至今未还！当时，出于对当地土地管理部门的信任，大部分开发业主都上交了旧证，但新证一直不予换发。此后开发性业主之间转让土地亦不予办理转让等变更手续。
2006年以后，国有农场税费改革（见国办发[2006]25号文件），国家为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免去了相关不合理的农业税、乡村道路维修费和计划生育费等五项统筹。但前进农场违背国办发[2006]25号文件，仍然将个体开发性土地与其他国家投资开发的土地等同收费，并且收费标准大大高于国办法[2006]25号、黑垦局发[2007]7号、黑垦发[2005]18号文件的规定。[2007]7号文件明确规定，收费标准不能高于税费改革前（2005年）的标准，也就是120元/亩，但农场2006年以来的收费远高于此（见前进农场、2011年的文件所规定的收费标准）。
现在农场将承包合同改成一年一签的方式，不仅擅自违规制定收费标准，而且每年收费标准都借机大幅度提高。农场农工业主负担越来越重，不堪重负。但如果农工业主不交费，农场就采取威胁、恐吓、抓人等手段，甚至利用“企业自办”的公检法违法强制执行！开发性农场业主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二、关于前进农场存在的损害农场农工业主合法权益的共性问题及法律对策及政策检讨：
1，根据国土资源部第40号令及当地土地管理部门1996年的通知，黑龙江省政府及国土资源厅理应为开发性农场农工办理土地登记，换发或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对于土地转让的，办理转让登记手续，但是政府有关部门将业主开发的已经登记、取得了土地证的土地，划归到当地国有农场的土地使用证内，这种做法是违规违法的。业主反复找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协商，都没有解决，这就为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埋下了不安定的隐患！因此，我们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尊重历史、纠正错误、捍卫政府的公信力，主动为农场农工的开发性土地确权、颁发或换发土地使用证，转让土地的办理转让手续，从而保障土地经营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除此，别无它途！
2，国有前进农场机构臃肿、农场农工负担日益加重。现在农场、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大大超过“生产建设兵团时期”。有的农场文件规定：“对全年各项工作目标提前和超额完成的管理区，农场将增发全员年薪40%的风险收入。”也就是说，凡是足额和超额完成本区收费任务的干部，都有提成。而这些提成的最终埋单者无疑是农场农工业主。针对此种现实问题，应该及早采取科学态度，认真遵守和执行国办发[2006]25号文件，减轻开发业主的负担，废除一年一签协议、费用连年上涨的违法伤农的苛政。
3，农场经营和管理方式简单粗暴。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不但违背法律和上级政策，而且借口当地实际情况擅自制定收费标准，不顾农工的生产积极性及农业生产经营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这一客观规律，竟然采取一年一签合同，每年收费标准随之大幅度提高等手段强迫农场农工就范。如果开发性农场农工不交费，农场就采取威胁、恐吓、抓人等手段，利用“自办”公检法强制参与。一年一发包，就意味着开发业主的巨额投入白扔了，农田基本建设不能搞了，就意味着承包费可以年年涨，同时给某些基层干部带来许多黑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压缩了开发性农场农工们通过投资致富、劳动致富的生存空间！针对此种违反科学经营理念的经营管理模式，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并严格依法依规切实保护经营者的经营权益和生产投资积极性！同时，也应将黑龙江垦区内部自养的公检法机构通过改革交由地方司法系统管理，立即制止农场对于上访人员的打压、恐吓、拘禁等违法行为。
长期以来，农场经营过程中坑农、害农等一系列违法行为不断发生。如肆意霸占农工自费开发的土地、截留中央的直补、强制农工指定购买高价种子、化肥、低价收购农产品等，有些地区还威逼利诱农场农工从事其他与经营无关的活动。农场这种违法行为，必然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导致农场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影响，也必然造成粮食生产存在不可预测性的安全隐患。这是关系到长治久安的大事，也与国家的农业生产经营的重大战略等重大利益戚戚相关，应该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重视！
4，我们认为，改善农场职工的生活水平，减轻其生产经营负担，提高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与农场的干部作风建设问题不无关系。某些农场干部工作作风粗俗低劣、脱离群众，无视职工利益，无视国家法律和政策，工作中随意性的伤农害农侵占职工群众权益等现象有增无减，成为名副其实的既得利益者。这既影响到垦区形象，同时也是垦区稳定的隐患。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坚决纠正少数干部作风简单粗暴、作风不实和损害群众利益等方面的问题，认真解决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为垦区职工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三、对黑龙江省垦区农场农工相关权益被侵害案例的法律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前述问题的现实性、真实性及解决的紧迫性，现结合相关案例有针对性地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关法律意见（注：相关案例由蒋巍提供）。
&&& 案例一：国家巨额退耕还林补贴被垦区截留侵占
&&& 北安分局龙镇农场农工于德清（61岁），刘玉云（女，60岁），王义峰（39岁）等6位上访户。
1995年，全国粮食紧张，黑龙江省号召广大农民开荒种地，“再造第二个黑龙江”，于德清自费并借款，投入80多万元开荒664亩。刘玉云开荒595亩，王义峰的父亲就累死在开荒地里。他们与农场签署承包合同，“一包10年”。2002年9月，农场宣布按照国家要求要搞退耕还林，“你们的地不能种了，要栽树”。退耕还林的一切费用包括购买树苗，投工投肥，都由农工自行负责。于德清、刘玉云等人觉得，这样的“退耕还林”太坑害老百姓了，但听说这是“国家规定”，他们只能认了。2003年3月，于德清买了25万株落叶松，刘玉云买了21万株，然后全家老小齐上阵，又雇了许多临时工，开始在自家辛勤开出的耕地上种树。种完树，他们和场里签署的“承包合同”和《林权证》迟迟不见踪影。后经努力争取，合同终于讨了回来。于德清他们仔细一看，农场竟然搞了一把“狸猫换太子”，合同第一页给“调包”了：“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书”变成了“造林承包合同书”！场方还在合同序文中加上“国家给予的退耕还林政策由甲方（即农场）享受”！
农场还要求：“林木成材后，出售木材所获利润的30%要上缴农场。”
农场就这样，一不依法向经营者颁发《林权证》，二不依法给经营农户补贴，三还要从经营户所得的生产经营利润里分割利益，最终逼迫经营农户走上了漫长而又艰辛的上访之路！
上访中，北安农垦分局林业处的何某这样回答于德清等人：“你们是承包土地干活的人，农场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农场，农场是退耕还林的实施者，因此农场就该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于德清他们表示了强烈抗议：“当初开荒是我们投入的，退耕还林以后，从购苗、雇工、浇水、护苗，也都是我们投入的。你们是买树苗了，还是下地干活了？什么都是我们农工用血汗换来的，你们‘合作’什么了？”
一位场领导还对于德清等人讲：“说实话，要是知道退耕还林国家给那么多钱，还能轮到你们吗？我早整到手了！农场就是为了得点国家补偿费，才加上‘合作’这个词。要没这个好处，我把地包给你们了，把国家好处费也给你们了，我疯了？”北安分局的何某说得同样赤裸裸：“我们不写上‘合作’，拿什么享受退耕还林政策？”
&&& 于德清愤怒地说：“你们拿着共产党的俸禄、老百姓的血汗，这样欺负老百姓，还有天地良心吗！”
他们一直告到黑龙江农垦总局，没有结果，只好到北京上访。
反复在上访路上奔波8年，其间曾被总局非法拘留、关押。日，龙镇农场终于给于德清、刘玉云等6户农工办理了《林权证》。9月15日，我委托律师蒋q、助手赵刚到龙镇农场查看有关文件，看到于德清等人拿出来的《林权证》，两人大吃一惊！证中，在“林地用途”一栏，赫然标明是“防护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明文规定，农民自费植树造林，农民拥有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而“防护林”顾名思义，任何人是不能采伐的！他们历经8年拼命抗争、终于拿到手里的这个《林权证》，竟然是个毫无价值的伪“林权证”！
据于德清粗略统计，从2003年到2010年的8年间，拥有林地664亩的于德清和拥有林地595亩的刘玉云，两户理应拿到的国家补贴总计达上百万元，那么全场几十家“退耕还林”户理应享受的国家补贴显然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整个农垦总局截留的国家补贴应在上百亿之多！同样，在北安分局红色边疆农场，2003年，富万松、富万荣兄弟造林900亩，张广杰造林750亩，农场既不给补贴，也不发《林权证》。他们没有工资，自费造林，又无地可种，无粮可收，还不给补贴，这不是“杨白劳”又是什么！
&&& 相关法律意见：
1，农场领导以所谓国家规定的名义，以“不服从就收回土地”相要挟，肆意侵占农工权益，理应纠正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对所侵占补贴依法依规予以返还。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按照核定的退耕还林实际面积，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补助粮食、种苗造林费和生活补助费。”“实施退耕还林后，必须确保退耕农户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种植的林木所有权。”“实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
&&& 根据规定，相关退耕还林的相关补贴必须直补到户不得截流！
&&& 2，农场采取欺诈手段，未征得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同意擅自篡改合同相关合同条款，根据法律规定，相关单方所变更的条款自始无效！
3，农场不给经营农户颁发符合实际情况保护农户权益的《林权证》同样违反《合同法》及国家《退耕还林条例》。农场必须纠正这一错误，以避免不利后果的继续扩大！
4，农户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采取合法上访等法律手段和措施是正当的，相关部门理应根据法律规定妥善解决不得打击压制，以避免造成当事人的二次伤害！
&&& 案例二：建三江分局强行摊派的“神秘稻种”
浓江农场农民刘景奎，农工张晓敏（女），青龙山农场张桂荣等多位农工都有这样的遭遇：农场管理者统一供种供肥全是说一不二的霸王价，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农场强卖的甚至是陈年化肥，需要用锤子才能敲开。
多年来，建三江各农场普遍强行推广“空育131”稻种。网上也是一片骂声。官方强调说，这个稻种“抗寒性强”，可农工反映它是使用多年已退化的种子，常得“掐脖瘟”，强行摊派的结果导致很多家庭农场倾家荡产。为实现摊派以谋取暴利，开始是你必须买回去，种不种不管，你可以自行外购。农工被迫把它当“高价大米”吃了！后来，农场又把它包上农药、催了芽，再卖给农工，价格自然大为提高，这样不能当大米吃了，又不敢种，只好成袋成袋地扔在地头上，自己再花钱去买别的种子！
&&& 相关法律意见：
1，一切未有取得合法种子经营许可证而经营种子经营活动的，均是违法行为。由上案例可以看出关于黑龙江假种子事件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相关农户可依法向有关部门举报，相关部门更应该依法依职权制止这种坑害农户事件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种子经营者必须先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种子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
2，农工应该增强维权意识，敢于拒绝和抵制一切不合理的指定和摊派！敢于揭露假冒伪劣种子的真相。农工没有义务接受农场相关领导的不法指令！更不能屈服于他们的淫威和恐吓及“秋后算账”，也不应该惧怕他们的打击报复。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农场里面的某些领导抓住了农工们的惧怕心理，他们才更加胆大妄为！而最后的受害者仍然是农工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种子使用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种子，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四十一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第六十九条：强迫种子使用者违背自己的意愿购买、使用种子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七十一条：种子行政管理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案例三：农场农工根据国家农垦政策在北大荒开荒种地却被强行非法剥夺而无任何补偿，而大批的农场农户的《土地证》被以旧证换新症的名义骗走至今没有任何说法！
建三江前锋农场农工邹振龙，原海军航空兵，在知青返城、垦区缺人之际，他和34个复员兵应召到了北大荒。复员兵能有多少钱，他靠借贷开荒2000多亩，1990年全部种上大豆。但是，有一天场领导找他谈话：“场畜牧科要扩大，你种的2000亩地就划归畜牧科吧。你是复员兵，觉悟高，就算响应国家号召吧。”就这样，邹振龙自费开出的2000多亩地、数套农机具和价值14余万元的大豆，被前锋农场全部无偿剥夺而无任何形式的补偿！邹上访至今，没有结果！2009年春，由农垦总局出钱，把邹振龙等一批农工关在北京通州一处私人办的关押黑窝点共31天，春节就是在黑窝点里过的，后被北京公安局解救出来。
另外，前锋农场农工张丽英（女），1993年开荒1300亩，并获得省土地局颁发的《土地证》。后来农场的土地承包费年年涨，遭到张丽英的多次抗议。有一次，张丽英交了15万元的“上打租”，还欠8万元。队长擅自作主，把她开发和承包的土地发包给15户外人。张丽英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农场发生激烈冲突。后张丽因上访被拘留过。现在她的土地被全部剥夺，今年无地可种，她的大棚被破坏。她被非法关押在总局创办的黑窝点“信访学校”几十天。
还有，建三江分局的洪河农场、前进农场于1996年前后都发出通知，要求自费开荒并获得省土地局颁发的《土地证》的家庭农场把土地证照交到场部，理由是“用旧证换新证”，“拒绝上交的，将收回承包土地”。但是，迄今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农场依然没有下发“新土地证”。
&&& 相关法律意见：
1，那些曾经为北大荒的开发作出过巨大贡献、付出了辛勤汗水的农场农户理应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更应该得到农场的呵护而不是敲诈和对他们苦心经营的财产权利的肆意剥夺！根据国土资源部第40号令及当地土地管理部门1996年的通知，黑龙江省政府及国土资源厅理应为开发性农场农工办理土地登记，换发或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对于土地转让的，办理转让登记手续，但是政府有关部门将业主开发的已经登记、取得了土地证的土地，划归到当地国有农场的土地使用证内，这种做法是违规违法。
2，在黑龙江省垦区农场中，肆意侵害农户权益的现象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即当原始开发性农户把原来的荒地或是生地开发到一定程度并达到了一定的收益后，就要被增加税费和负担。一旦当事人有一点反对意见，其所开发的土地就会被当地农场强行夺走或转包。农场这样做，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日，财政部颁发《财政部关于农业综合开发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在农业综合开发范围内，实行谁开发、谁利用、谁受益。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权不变，可以继承，可以依法有偿转让。”2003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关于做好土地开发整理权属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三条（十）款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开发、整理、复垦国有土地或集体土地，原土地所有权原则不变。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土地，土地使用权可确定给从事开发的投资者。”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黑龙江垦区相关农场的做法违背了相关政策和法律。他们真正做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结果是伤害了农场广大农户的合法权益及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 &案例四：建三江分局党委公然伪造“文件”，总局追究了吗？
建三江前锋农场农工白文革，因自己开发的土地被剥夺，上访17年，4次拘留，双腿曾被打断。蒋巍先生对白文革等人的遭遇进行过详实调查并报送中央。日，黑龙江农垦总局宣传部高部长带领十几位干部到北京与蒋巍“交换意见”。其中建三江分局局长交给蒋一份由“建三江分局”印制的厚达600页的《反馈材料》！后经蒋再次调查核实，这个所谓的《反馈材料》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伪造、谎言和欺骗材料！仅以白文革一例，其“协议书”是伪造的，白文革的签名是伪造的。更令人愤怒的是，其中有两份《承包合同》，第一份：发包方为“前锋农场”，承包人白文革的“家庭住址”竟然填写为毫不相干的“大兴农场”；第二份发包方为“前锋农场”，承包人白文革的“家庭住址”回归到“前锋农场”，而两份合同的签署日期同为日（放假日！）。这证明一切都是伪造的！据蒋巍推理：如果是前锋农场造假，其工作人员绝不会把白文革的家庭住址无意识地填写为“大兴农场”，这次造假一定是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的！后白文革当面向“黑龙江省委调查组”反映过这一造假行为，调查组在工作过程中，态度也是认真和公正的。奇怪的是，在调查结束10个月之后，有关方面依然保持沉默！无任何处理意见反馈！
&&& 相关法律意见：
1，农场采取欺骗舆论和社会公众的手段，为了掩人耳目，未征得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同意擅自篡改合同相关合同条款和重要内容，根据法律规定这种伪造出来的合同因为不真实而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
2，以伪造文件等方式企图嫁祸受害农户以逃避法律责任，不仅无助于问矛盾的解决和纠纷的化解，相反必然导致更加严重结果的发生，为社会增加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 &案例五：“信访学校”关的是什么人？
建三江分局前哨农场王恩江，2002年借款开荒1820亩，以后继续连片开荒，承包面积达3000亩。其与农场签署的合同为：每亩上交10元农业税和45元承包费，以后每年每亩增交5元递增。
2005年，前哨农场违反原合同约定，单方面要求每亩地承包费增加到120元。王恩江因为提出反对，后被拘留10天。2007年，农场未经王恩江同意擅自将王的3000亩土地发包给非农场人士，对方在争夺土地时把王恩江的老母亲打伤！此后这位人士又把土地二次发包给别人，坐收渔利。王恩江彻底破产，妻子患癌症，女儿考上大学后被迫弃学，出外打工！
&&& 后来，王恩江就和张丽英、薄义等人一起，被关押在总局的“信访学校”里。
&&& 相关法律意见：
1，农场不讲公信不讲诚信，对农场开发性农户的合法财产权益任意处分。并利用手中的权利，制造农户之间的矛盾，造成开发性农户合法权益的伤害，是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始作甬者。农场应当对此承担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
2，“信访学校”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这是少数官员剥夺人权的生动写照！以学习班之名行非法拘禁之实！这就是“黑监狱”、“集中营“，理应依法取缔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时每一个受害者都应该勇敢地反抗这种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罪恶行为！
我们认为，黑龙江省垦区广大农工的艰苦创业是垦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人均收入大幅度增加、农场民生明显改善的重要原因和决定性因素！可以说这些农户为农场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为农场走向企业化、规模化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些开发性农场农工是新时期的北大荒人，为新时期的北大荒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他们同样是北大荒的真正主人，理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他们为国家加快转变农垦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持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目前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群众的生活境遇却每况愈下，令人忧虑。作为农场的经营管理者理应结合国家的相关农业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把农场农工的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垦区职工群众是垦区改革发展的主体，民生改善是检验农垦改革发展成败的根本标志。近年来，一些垦区和农场体制急剧变迁，发展遭受挫折，不稳定因素增加，无一不是由于民生问题而引起。因此一定要顺应职工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垦区长治久安、事业兴旺发达。更要坚决维护职工生产经营权益，充分尊重职工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防止通过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侵犯职工农产品经营销售权益。全面落实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依法维护农工的生产经营权益和积极性，确保职工补贴性收入稳步增加；继续加大农工减负力度，促进职工减负增收。推进社会保障和救助政策的落实，解决职工、居民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问题，提高职工和居民的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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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骨刻文字研发与利用》已通过重点课题立项
国家旅游局网站
记者从山东省旅游局获悉，2013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立项工作近日完成，其中《东夷骨刻文字研发与利用》(文化专项类)经山东省文化厅组织专家评委会评审并公示无异议已通过立项。此项重点课题负责人为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丁再献研究员，丁再献率课题组成员已于2012年2月完成了90多万字的《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科研论证任务，这部专著的主要观点为：东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东夷骨刻文是汉字的源头。被业内称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东夷文化、深入挖掘齐鲁文化、追溯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力作，特别是在东夷文化的重要遗存――骨刻文的系统破译和解读方面更是独具创新、史无前例，因而被专家称为“划时代的文化巨著”、“东夷文化和骨刻文研究不可缺少的引领者。
东夷骨刻文是指在兽骨上刻画的符号――象形文字或图形文字，会意、指事皆有，在山东集中发现，是我国最早的以记人、记事为主目前可以系统识别的文字。据悉，东夷骨刻文的发现和命名者、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考证，骨刻文距今年，比距今年的甲骨文早1300年。丁再献首先破译出100多字之后，又与其兄丁再斌一起进行了系统的破译并解读，到目前为止已经破译出300多字，因此，丁再献被誉为骨刻文字破译第一人。
为使骨刻文字通过破译研究，从而达到进一步开发和运用，丁再献成功临摹之后用骨刻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五种字体书写成文，为使读者更加直观，每字均附有骨刻原图。为让人们更容易辨认和欣赏这一古老的书法艺术，自2012年初开始，丁再献在对骨刻文字临摹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创作，其创立的骨刻文书法艺术独成一派，高古、典雅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东夷民族创造文字的智慧和文化领先地位。得到了业内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就临摹和运用骨刻文进行书法及艺术创作来说，丁再献是最早的成功实践者。为此，被誉为骨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