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齐家文化，只是我【华夏文化圈】大的主题下的一个子题目。齐家文化就是逼你思考，东亚大陆文明与中亚地区，南欧草原地区，东欧地区。今天的西西伯利亚地理地区，他们之间文化的关联。东亚大陆的青铜器的起源，小麦的引入，家马的出现，绵羊的出现，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以及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都是与齐家文化有关联，与文献中的夏文化有关联。 “羌族”，它是很多部落的集合体，类似于“北方人”“欧洲人”这类地缘性泛称。“羌族”与齐家文化有紧密的联系。
中国文献中夏文化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以某种或者多种形式的考古文化存在着。比如，当今就有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辽河的红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古蜀国的三星堆、金沙文化，被认为是夏文化。因为在古文献中，大禹的足迹是遍布上面文化所在地理区域的。
全文核心思想夏有三义：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与西北中国密切相关。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可循环论证：夏民族很可能兴起于西北，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进文化大体来自中亚或西亚；西北是上古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西北地区处在黄河农业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的接合部，形成了独特多元的齐家文化。如果真有夏朝，夏是新石器时代或传说时代到历史时代的过度期，也是游牧与农耕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时期。从时空内容均可证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相当。此外，齐家文化与羌有关，不仅是周秦文化之源,而且很可能就是夏文化。“西羌古国”与夏王朝可转化，元昊夏国与赫连勃勃大夏国是继承者。《荀子·大略》云“禹学于西王国”。《史记》载“大禹出西羌”。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于黄河上游大夏河地区；夏末商初四分五裂，部分演变成了汉族，其它变成了羌、匈奴、党项、鲜卑等民族。二头里文化与时空接近性质又大同小异，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夏有三义：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与西北中国密切相关。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得更加清晰。 人类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支持人类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的学说，即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类均是约5-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史前人类的后裔。Y-染色体单倍群及线粒体SNP研究表明，定居于东亚地区的现代人类，其祖先在离开东非洲后进入阿拉伯半岛，沿印度洋海岸线进入东南亚地区（包括我国云南），后来逐渐向北部内陆地区扩张，即东亚人群迁徙由南到北的“南线”（Southern
route）假说。与此同时，还有“北线”（Northern
route）假说，即史前人类大约在5-6万年前从北非进入地中海东部地区，然后沿东西走向分别进入中亚和欧洲。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马润林研究组在最新合作研究中，通过高密度Y-染色体单倍群及STR
genotyping检测了遍布中国境内116个地区和北韩地区的共3826名男性DNA样本，构建了精细的Y-染色体单倍群进化地理分布图谱，并测定了有关单倍型的STR年代。研究表明，东亚人群中存在4个主要Y-单倍群占检测人数约93%，支持南线学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东亚确实存在中亚和西部欧亚的遗传输入（约7%）。对这些单倍群分别进行系统地理发育分析发现，它们基本都表现出沿北线的末次冰川期后的人群扩张。尤其是Y染色体单倍群Q的一个亚分支Q1a1-M120，推测是史前人群沿北线迁移，途径东亚北部留下的最好痕迹。Y染色体单倍群Q分布在东欧、北欧、高加索、西亚、南亚、中亚、西伯利亚、美洲和东亚，但Q的分支Q1a1-M120局限性地分布在东亚，主要是东亚北方人群，并且表现出了最高的多态性。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就是这两个种群分别从南北线迁移扩散融合交流创造的结果，北线人群迁徙从年阶段似乎持续不断，并在本土有再创造的过程，他们应是华夏文明形成前的中国人固有组成部分末次盛冰期结束后，南方的O系人群开始向北方大扩张，其中O3兵分两路，从川北和江汉进入黄河中上游地区，而O2的大本营是江西，O1的大本营是浙江。长江文明在青铜时代之前都是优于黄河文明的，在5000多年前，有一拨南方向北方扩张的潮流，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向北扩张影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同时在向北方扩张，这波南方扩张潮是不是可以看成新石器早期南方人群向北方迁徙之后的第二波扩张潮，这波潮流改变了黄河中下游地区O2人群比例。 西南的屈家岭文化和南边的良渚文化扩张都对原来海岱的大汶口文化产生了压力，因而出现了O2的逃避人群。 蜀国、楚国、吴国和越国的辉煌之前更多的是本土文明的积淀，而非传统史学观点中是单纯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在前青铜时代，长江文明一直在给黄河文明输入养分。也就是说，夏文化是主要从北部地区，主要是西北地区逐步的走向东部地区，走向中原地区。所以夏文化的神话系统，就必然把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西北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中原的煤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统统联系在一起。这是神话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地方。【 汉族起源与发展的遗传学探索 】 通过对24个现代汉族人群、8个古代人群的线粒体DNA数据进行生物统计学分析,得出3000年前中原地区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与现代汉族人群非常接近,而不同时期周边古代人群虽然对现代汉族有一定的遗传贡献,但总体上他们与现代汉族遗传关系较远,这暗示远古时期,遗传结构不同的氏族部落相互融合,逐渐在中原地区形成华夏族,后者又不断扩张并与周边民族融合,最终形成现代汉族.由于华夏族及其后裔的人口数量远远多于其他人群,以后的民族融合中,汉族群体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其遗传结构基本保持稳定.这篇论文证明了， 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以某种或者多种形式的考古文化存在着。比如，当今就有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辽河的红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古蜀国的三星堆、金沙文化，被认为是夏文化。在上古时期， 华夏族遗传结构不同的氏族部落相互融合,逐渐在中原地区形成华夏族,后者又不断扩张并与周边民族融合,最终形成现代汉族.。华夏族包含多种形式的考古文化存在着。吉林大学李红杰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古代人群Y染色体遗传多样性研究》，对中国北方13个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遗骸进行了父系分子遗传学研究。姬周-华夏族群活动地区两个遗址，Q1a1高频。山西绛县横北倗国遗址，属于西周早期。9例Q1a1，2例O2系,判断为O2a， 1例N(非N1c),4例O3a2-P201,2例O3，但未能成功测定下游，4例O*.宁夏东南部彭阳遗址，属于2500年前东周时期。4例全部为Q1a1。
先周公刘开始的活动范围主要就在宁夏东南部彭阳到陕西西北部的庆阳一带。先周的都城北豳就在庆阳一带。从古公亶父起，从庆阳迁徙到宝鸡东部的岐山周原，到武王推翻殷商，陕西和山西南部是姬周核心范围区。 分布相近的辽西区遗址5个，分布于内蒙赤峰市周围，分属N,O3,C类型，没有Q系，应是后来东胡系主要来源 辽宁凌源境内的牛梁河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处于红山文化后期。1例C*,1例O（未能成功测下游）,4例N哈拉海沟墓地，距今4500年左右，小河沿文化遗存。12例全部是N（非N1a,非N1c)大甸子遗址，距今3600年左右，遗址年代为夏末商初，距今约36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3例N（非N1c), 2例O3(未进一步测下游）大山前遗址，距今约3000年，夏家店上层文化。1例C，3例N1c,1例N(非N1a,非N1c) 2例O3a2c1a-M117, 2例O3a*-M324井沟子遗址，年代约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12例全部为C*新疆地区三个遗址，分属R1a1a, Q（Q1a*,Q1b), N, C,没有O系，说明在汉代以前，O系还未能扩张到西域，应是西胡系主要来源： 小河墓地，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端罗布泊附近，年左右。11例R1a1a, 1例K*哈密天山北路，公元前19-公元前13世纪。5例N(非1a,非N1c),1例C*黑沟梁墓地，新疆巴里坤盆地东部，毗邻哈密遗址，年代约为西汉前期，传为匈奴王庭所在地。6例Q1a*, 4例Q1b,另2例也为Q，但未能测定下游类型。《中国北方古代人群Y染色体遗传多样性研究》传达信息已经十分强烈，今天的汉族的O3,C类型，40000年前，主要分布于辽河流域。华夏族的发源地，姬周-华夏族群活动地区两个遗址，Q1a1高频。而不是O3类型高频。这里恰恰是齐家文化分布的地区。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的联系，不就更清楚吗？==================================================================不知道你那来的消息古华夏族是大家一惯认为是纯粹的南方民族，我一向在分子人类学听到别人的宣传是黄帝是西来的，所以古华夏族是西来的。不过我听考古界许宏的说法是早期中国说是四千年前中原无王者之气，四周文化逐鹿中原东西部碰撞造就了中原文明的崛起，说明早期华夏就是混合来的族群，说是东西南北那一边单一来源的说法都是不客观的。 O1a源自南方应无疑义，但是O1a1a1则未必，真有可能诞生或首次爆发于华中某地~ O1a是个很大的范围了，目前不知道为什么M119的瓶颈会那么长有15000年，下游三个支系最近共祖是13600年。没有像原O2和O3有不少两万多年的兄弟支系，我估计有可能是兄弟支系万年前分布在黄海大平原，一万多年前温度上升造成海平面上升发生严重的海侵，分布在这一带的兄弟支系就全部灭绝了。也就造成了M119瓶颈时间长，早期兄弟支系都灭绝的原因。 而就目前来看汉族中F533和F4084*，南北都有大量分布，而且爆发时间又是在两三千年左右。如果没有在三四千年前参加过逐鹿中原的支系估计不会有这种分布，而且关于南北分布不平均的问题，就目前我了解两三千年爆发的支系目前还没那支是南北分布平均的，有的话那位大师可以列出来。 本来华夏就是三四千才开始形成原型的，我估计只有南北都有一定量分布三四千年内爆发的支系，是参于逐鹿中原早期华夏类型。所以说早期来自那并不重要。 在“古汉人”形成之前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也有可能哦，猜测O1a沿海北上之后向内陆渗透一般也会选择河道、湖泊，因为我们华东的太湖、（原）丹阳湖（大泽），以及长江沿岸都是O1a比例高的地方。
逐鹿中原本来就是3-4千年这个时间跨度，F492上游CTS2458最近共祖是在4千年左右，目前来看CTS2458非F492的支系在汉族可能有1%左右，而F492估计形成时间4千年最近共祖3千多年。F492应该算是在逐鹿中原中壮大的。 我个人是不相信所谓夏王朝的存在的，被有些人大吹特吹的二里头，其直接势力范围有多大，能算得上一个王朝？何况二里头来自煤山类型，而该文化葬俗和石家河一脉相承，古人视死如生，葬俗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二里头的源头文化确有石家河的影子，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如果是石家河是被征服者，除非石家河文化高出征服者许多，否则征服者怎么会在葬俗这种大问题上改就亡国之俗呢但按照很多人的说法，碾子坡并不是先周，因此究竟如何，尚难定论 不管怎么说，二里头的源头文化确有石家河的影子，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如果是石家河是被征服者，除非石家河文化高出征服者许多，否则征服者怎么会在葬俗这种大问题上改就亡国之俗呢但这与我们看到的考古现象不一致，如果我们抛弃这些晚出的文献，只能得出石家河北上，并且是二里头源头的结论 而且需要注意，河南龙山文化似乎极少用鬲，煤山类型更少用鬲，王湾的鬲也不算多，二里头早期也基本没什么鬲。二里头三期的鬲据说来自晋中游遨。 相反当时北方的文化普遍用鬲，商周先民都用鬲，夏家店也用鬲，朱开沟文化也用鬲，与河南以及东方南方的文化大异其趣 看了下时间，二里头三期和偃师郑州商城时间能重合上，断代工程也认为夏商之交在1600BC前后，所以此时可能已经是北方殷商南下影响的了夏商之交可能更晚一些，当然这个不影响结论，二里头本身和东方以及南方的关系更大一些。而且我不认为现在一味贬低长江流域文明的做法，实事求是，就应该承认，二里头的前身煤山确实有可能是石家河北上的结果。当然后来文献出现三苗在江淮间为乱，上古圣王击败三苗的说法，对于这些晚出的文献不可轻信，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承认长江流域文明的影响不能光看碳十四年代，这个年代上下有误差的。从偃师商城最早的大灰沟里有二里头四期的陶器来看，偃师商城与二里头四期有重叠。偃师商城，很可能就是二里头四期人修筑的。偃师商城建成后不久，二里头也应该走出二里头文化序列，进入二里头第五期，一种有浓厚二里头文化色彩的二里岗文化。 当然我个人是相信商人崛起的时候是征服了河南的一些有势力的部族，但我不相信商之前有一个王朝，商人征服祝融八姓的韦顾昆吾我还是相信的，至于二里头是什么，是不是传说中的夏王朝，我则不相信，我相信他们也是一个强盛的部族，从南方而来，但并不存在统一王朝 上古汉语有很多南方成分，以前YINGCHUAN不是举过很多例子吗，比如我，就有和藏缅同源的，也有和南方同源的予ra，我认为这些都是南方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北上和当地仰韶文化混合，以及山东龙山文化人群西迁（不管岳石文化人群是否外来，山东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之间人口锐减是事实，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西迁进入河南），这些人相互混合形成了汉语，汉语的形成地点就在龙山时期的河南。商人的祖先则并不在其中，他们征服了这些讲汉语的民众，自己也成了汉语的使用者，并因为商人的扩张而扩张，商人扩张到关中，汉语也传入关中，并被周的先民采用 我觉得也不要忽略北方民族对汉语族形成的影响。二里头虽然文化上可能接近东方或南方，但母系单倍群聚类分析显示他们最接近的是现代山东辽宁汉族，西北汉族，和内蒙东部蒙古族。偃师的母系也比较偏北。至于父系单倍群，倗国测出了Q，临沂晋墓测出了C3，大堡山也测出了N和C3。这些证据都说明古华夏族是南北混合民族，甚至可能有相当比例的北方成分，而不是纯粹的南方民族。大溪文化三大类型，三元宫、关庙山、油子岭，自前大溪文化就有区别。3个类型可能说不同的语言。湖南的三元宫类型发展成为苗瑶的祖先，油子岭发展成为夏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汉藏语之外，苗瑶人常染、语言都接近汉人，很可能两者本属于同一个大文化区，后来分化为不同的民族。 还是过去的观点，苗瑶和汉确实是很接近的，相比其他民族，但双方分离这个时间点恐怕未必是在石家河，而是更早 对夏和石家河的关系将信将疑，雅言又叫夏言，若如此现代的汉语应该属于苗瑶语族才对，而且二里头的母系特色是D5较多，这个特点既不北也不南。 我的意思，苗瑶和汉自前大溪文化始语言就开始分化。因为距离近所以一直有接触，到石家河时代的差距远没有现在那么大。 当年还没有汉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汉族的形成要晚得多。苗汉类似很可能是因为后来汉族同化了不少中原华东或长江中游的三苗人群，而未必是两者有共同的起源。 关键是这里说的是石家河和二里头的关系，而不是石家河和夏。毕竟并不存在二里头等于夏的前提 另外苗瑶的形成应该是晚于石家河的。就是说二里头或者说当时的中原人，你们提供的文献里不是认为当时的河南大部分包括王湾三期都属于后石家河文化吗？若此为何没有对当时中原的语言和血统产生重大影响？有重大影响，所以汉语有很多南方成分。 从K12b来看，北方汉人的东南亚成分没有低于20%的，包括四分之一蒙古族BUGZ也在20%以上，而外蒙古人的东南亚成分为0，哈萨克人的东南亚成分几乎为0.但这些民族的东亚成分却很多，多于西伯利亚成分 母系方面，背景是屈家岭、石家河不断北迁。根据经验迁入的男人会比女人多，可能存在男女不对称现象。待Y测出来，自见分晓。 存在几种可能： 1、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是由北边迁入的原汉人融合当地大溪文化形成的； 2、汉藏语源自汉水东岸，藏缅人祖先从这里迁徙出去； 3、屈家岭、石家河说苗瑶语，而他们的北迁没有改变当地的语言。如果是1、2, 这样中原的汉语是由多个层次的汉藏人群复合形成的。 二里头也有不少B4，M7，F啊，现代河北人父系，常染和河南人差别不大，但母系D4就多了不少，可见母系可能更有稳定性 关于苗瑶、汉藏的关系，贴过一篇文章提出，两者远古同源关系。那么同源的地点是在哪里，分离时间是？ 至于，汉与苗瑶的常染接近，是早期同源造成的？还是后期接触造成的？ 我的看法，苗瑶也是由苗与瑶混合而成的，至于苗的y，最早应该是以M7为主，后期逐渐混了许多其他类型如002611、F888、M95等。汉与藏谈不上发生学的同源（或者传统观念的线性树状同源），但是二者的确共享一种可称之为‘原羌’的成分，仅此而已。 汉族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融合了许多族源成分，其中毫无疑问East Asian是主成分，而恰好华中一带的土家苗畲也是这种为主成分，因此这几个民族相互接近非常正常，不接近才不正常吧（至于西南地区的傣族也接近，这个倒是值得研究的）。 ===================================================================夏文化，主要的含义是来自史料。2005年，《自然》杂志还报道在遗址中发现了现存最古老的面条(小米制)。喇家遗址被证实毁于一场地震。科学家发现，喇家遗址的废墟之上也覆盖了积石峡溃堤带来的洪水沉积物，证明洪水曾经在地震之后淹没此处。
，溃坝洪水直接冲击的官亭盆地范围内有一处属于早期齐家文化、被称为“东方庞贝”的喇家遗址。中国学者吴庆龙博士与合作的国际科研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证实公元前1922年左右，黄河上游的积石峡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洪水。但他们推测“大禹治水”的上古传说甚至夏朝的存在可能与此有关， 台湾大学的人类学副教授David Cohen也表示：“这场大洪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最为迷人的启示，那就是夏朝也许是真实存在过的。”从科学的角度，地质学发现确实无法作为某个历史人物存在过的证据。Cohen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科学》杂志组织的电话会议上解释道：“(如果大禹存在且治过水)，这场洪水就是候选洪水之一。” 夏文化，齐家文化，就直接与大禹挂了钩。我受此启发，有了齐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的一文。主要看推理过程。==================================================================== 大禹治水，本身就是神话。神话就是对祖先的向往与寄托现实生活的理想。神话，往往是对于祖先的故事衍化的过程。我们对文献的记载解读一下。《山海经·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侍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 鲧：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人物，黄帝的后裔、玄帝颛顼的玄孙，是夏朝开国君主大禹的父亲。 息壤：传说中一种能自己生长、永不耗减的土壤。 大水漫上天际，鲧没有得到的命令，盗取了的神土来堵塞洪水。天帝派在羽山附近杀死了鲧。鲧腹中生出了禹，天帝就命令禹铺填土壤平治洪水，终于安定了九州。大禹的父亲，鲧。息壤。鲧腹生禹。禹率布土以定九州。都是神话的主题。九州的主题，完全是战国时期才有。 根据《·》的记载，九州分别是：、、、、、、、和。《》是战国后期学者所作，但是周代没有徐州和梁州。 《山海经·内经》就肯定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大禹，黄帝，等神话体系就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司马迁的【夏本纪】的黄帝谱系，就是建于战国时期的神话。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司马迁史记时期， 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司马迁的【史记】比《山海经·内经》神话衍化以及成书的年代，晚了300年---100年。近代神话学家袁珂在《山海经全译·前言》开卷就说：“《山海经》是一部由几个部分组合而成的性质非常奇特的古书。它大约成书于春秋末年到西汉初年这一长时期中，作者非一人，作地是以楚为中心西及巴、东及齐；这便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由学者们研讨大致得出的结论。……” 春秋时代，中国小国太多，没有中央集权的局势，要完成区域的划分难上加难。战国时期，七雄争霸，中国境内连年战争，各自为政，不可能编撰大统一的《中国地理志》。只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国才出现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才可能具备编撰《秦代中国地理志》的条件。把上古神话进行成书编辑，同时也就在进一步加工。秦始皇废封建，置三十六郡，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统一法度，车同轨，书同文，筑长诚，治驰道……，他为了进一步统治中国，才令文人编撰《山海经》——秦代中国《地理志》的。可以这样做合理的推测。汉代早期人在《五臧山经》的总结里已经把《山海经》成书的年代记得十分清楚，所谓的“禹曰”，就点明了成书的年代。《说文》：“禹，虫也。从禸, 象形。”《山海经》中所出现的“禹” 字指的是“虫”，这是文字的原意， 把它释作虚无的“夏禹” 就大错而特错了。“禹曰”就是指“秦代虫书说”。因为在秦以前，各国都有自己的文字，只有到秦统一中国后才有书同文的局面。秦代统一文字，废除不符合秦文字的六国文字，定书体为八种：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虫书、五摹印、六署书、七殳书、八隶书。虫书为秦代书体正规文字，在汉代早期仍然流行，因此，总结《山海经·五臧山经》的汉代早期文人用“禹曰” 来概括全文内容，“秦代虫书记载说”标明了《山海经》成书鲜明的时代性，它的成书年代不在春秋，也不在汉代，只能在“书同文” 的秦代。从《山海经》内容的条目来看，它的每一条目独立成文，即一简一事一文，这是战国时期的记事方法，也是秦简惯用的记事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山海经》成书的年代推前到“春秋”，也不能把它拖后到汉代早期。虽然刘向、刘秀在校注《山海经》时，还有《大荒经》四篇、《海内经》一篇没有收入，到晋代的郭璞才将“逸在外” 的五篇补上，但这不能说《山海经》成书的年代晚，晚到了在汉代以后。《山海经》在秦统一中国后编撰，自此，《山海经》就客观地在中国境内流传， 司马迁、王充、班固等史学家对它或敬畏（《史记·大宛传》：“不敢言之”）； 说明司马迁敬畏《山海经》的地位，以至于把《山海经》的神话体系写入【史记 夏本纪】。夏文化本身就有了神话色彩。《今本竹书纪年》距离传说的夏朝的时间，1000年；【史记】距离传说的夏朝的时间，1300年；【夏本纪】更多是神话，你读读就知道了，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嶓冢道瀁，东流为汉，又东为之水，过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入于海。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入于梅。道，东为济，入于河，泆为荥，东出陶，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北至于泾，东过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要知道，疏通九川的工程，就是20世纪也需花费上亿人口，大量的机械，知道50年代治理黄淮流域，花了多少人力吗?今天往前推4000年，靠，这就是汉朝的司马迁发烧编的神话。夏朝，你还信是司马迁说的那样吗？夏朝，就是游牧部落的联盟罢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系列文化。我认为，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以某种或者多种形式的考古文化存在着。比如，当今就有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辽河的红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古蜀国的三星堆、金沙文化，被认为是夏文化。因为在古文献中，大禹的足迹是遍布上面文化所在地理区域的。【大禹为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只是道德神话而已，可能吗？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又不是通缉犯，他是当时的大英雄。你只有有基本的生活常识，就知道这是神话传说而已。你可以信，也可不信。你选择吧。《拾遗记》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古代中国神话小说集。作者东晋，字子年，安阳(今甘肃)人。《晋书》第95卷有传。今传本大约经过南朝梁宗室萧绮的整理。《拾遗记》共10卷。前9卷记自上古、至东晋各代的历史异闻，其中关于古史的部分很多是荒唐怪诞的神话。汉魏以下也有许多的传闻，尤其宣扬神仙方术，多诞谩无实，为正史所不载。末1卷则记等8个仙山。 东晋的《拾遗记》又把大禹神话重写了一次，更接近现代我们理解的大禹和夏文化。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游于国都，舜以师道尊之，言则及造化之始。舜禅于禹，五老去，不知所从。《拾遗记》 夏禹 　　　　　　　　　　　　　　　　　　　　　　　　　　　　　　　　　
尧命夏鲧治水，九载无绩。鲧自沈于羽渊，化为玄鱼，时扬须振鳞，横修波　　　　 　　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羽渊与河海通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中，修立鲧庙，四时以　　　　 　　致祭祀，常见玄鱼与蛟龙跳跃而出，观者惊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济巨海　　　　 　　则鼋鼍而为梁，逾翠岑则神龙而为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践羽山之地，皆圣德　　　　 　　感鲧之灵化，其事互说，神变犹一，而色状不同。玄鱼黄熊，四音相乱，传写流　　　　 　　文，鲧字或鱼边玄也。群疑众说，并略记焉。　　　　　　　　　　　　　　　　　　　 　　录曰：书契之作，肇迹轩辕，道朴风淳，文用尚质。降及唐、虞，爰迄三代，　　　 　　世祀遐绝，载历绵远。列圣通儒，忧乎道缺。故使玉牒金绳之书，虫章鸟篆之记，　　　 　　或秘诸岩薮，藏于屋壁。或逢丧乱，经籍事寝，前史旧章，或流散异域。故字体　　　　 　　与俗讹移，其音旨随方互改。历商、周之世，又经赢、汉，简帛焚裂，遗文残泯。　　　 　　详其朽蠹之余，采捃传闻之说。是以己亥正于前疑，三豕析于后谬。子年所述，　　　　 　　涉乎万古，与圣叶同，レ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据。《尚书》云：“尧殛鲧于羽山。”　　 　　《春秋传》曰：“其神化为黄熊，以入羽渊。”是在山变为熊，入水化为鱼也。　　　　 　　兽之依山，鱼之附水，各因其性而变化焉。详之正典，爰访杂说，若真若似，并　　　　 　　略录焉。　　　　　　　　　　　　　　　　　　　　　　　　　　　　　　　　　　　 　　禹铸九鼎，五者以应阳法，四者以象阴数。使工师以雌金为阴鼎，以雄金为　　　　 　　阳鼎。鼎中常满，以占气象之休否。当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将未，九鼎咸　　　　 　　震，皆应灭亡之兆。后世圣人，因禹之迹，代代铸鼎焉。禹尽力构洫，导川夷岳，　　　 　　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颔下有印文，皆古篆　　　　 　　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　　　　 　　今人聚土为界，此其遗象也。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　　　　 　　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　　　　 　　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　　　　 　　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　　　　 　　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　　　　 　　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　　　　 　　之神，即羲皇也。　　　　　　　　　　　　　　　　　　　　　　　　　　　　　　　 　　录曰：夫神迹难求，幽暗罔辨，希夷仿佛之间，闻见以之?惑。若测诸冥理，　　　 　　先坟有所指明。是以彭生假见于贝邱，赵王示形于苍犬，皆文备鲁册，验表齐汉。　　　 　　远古旷代，事异神同。衔珠吐烛之怪，精灵一其均矣。若夫茫茫禹迹，杳漠神源，　　　 　　非末俗所能推辨矣。观伏羲至于夏禹，岁历悠旷，载祀绵邈，故能与日月共辉，　　　　 　　阴阳齐契。万代百王，情异迹至，参机会道，视万龄如旦暮，促累劫于寸阴。何　　　　 　　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　 大禹治水，神话也。======================================================================易华说：“有关夏朝的记载，多见于周代文献却没有找到甲骨文的实证，确凿无疑的夏代都城也还没有发现。于是有一部分专家认为夏史是从商史中分离出来的，认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西方学者则普遍不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认为商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根据近年来最新的研究成果，历史及考古学界普遍将夏人活动的大体范围界定在河南和山西西南部。“夏商周断代工程”重新测定了二头里文化的年代，比原来宣称的晚了约两百年。因此二头里文化如果是夏文化，也只能是夏晚期或末期文化。那么，夏代早期的文化遗址在哪儿？他是怎样产生的？与二里头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易华认为，以甘青宁为地域范围的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中期的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夏晚期文化，可能由于迁都而到达。我们可以从冶金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来证明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同质性：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均进入了青铜时代，物质生活相同且技术水平相当。两者均用牛、羊肩胛骨占卜决策，还使用同样的礼器：陶盉、石磬、玉璧、大玉刀，可能还有璋，说明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齐家文化是国际考古学界已公认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中原，特别是夏商统治的中心地区缺铅少锡，铜锭亦来自周边。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只是青铜的铸造中心。在齐家文化主要存在的公元前2100至前1700年，出现大量的青铜与牛、羊等动物骨骼，这与公元前2000年以后，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的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是相吻合的，不止传播了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且包括众多的物资和观念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等。在这里，齐家文化则充当了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齐家文化兴起之前，东亚以定居农业文化为特色，可以概称为夷文化。西方之夷禹可以娶东方之夷女为妻，说明东夷西夷密不可分。夏朝建立之后，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如果我们将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东亚土著成为夷，那么，夏人西来，传播了青铜时代的游牧文化。汉族的历史就是夷夏结合的历史。汉人汉语汉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结果。定居农业文化是卵子，青铜游牧文化是精子，两者结合形成的齐家文化是华夏文明诞生的标志。华夏文明并非单纯的定居农业文明，也不是纯粹的游牧文明，是一种复合文明。深入系统研究齐家文化可以阐明华夏文明形成的历程。”如此重要的齐家文化为何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呢？易华认为，那是因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光辉灿烂遮蔽了处于初期的青铜文化。他说：“齐家文化是处于农耕与游牧融合变革时期的文化，具有一定的萌芽色彩，他不如定居农业文化达到顶峰的马家窑文化那样光华照人，也不比后期商代青铜的璀璨夺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忽视了。其次，这也与现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精力主要放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而忽视了对西北地区的考古成果及史前文化源流考证有关。齐家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齐家文化并不光彩夺目，却默默地开启了中国的青铜时代。齐家文化不仅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亦是东亚最早的世界性文化；从此中国或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皇娘娘台遗址是甘肃近四十年前正式发掘的三大齐家文化遗址之一，出土了30件铜器，有锥、刀、凿，是中国成批出土年代最早铜器。红铜和青铜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表明中国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成批铜器的出土表明中国西北地区率先进入青铜时代。========================================================================学者们认为，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通道比经过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在旧石器时代可能就已经成为联系东西方的一条要道。在青铜时代，东西方之间通过这条通道发生的交流更加频繁，起源于西方的小麦、青铜、马及马车可能都是在这一时期经过这条通道传入中国的。位于黑海北岸俄罗斯伏尔加河地区的科拉斯诺萨马科思科依遗址正处于这条草原通道上。该遗址距今大约4000年，即青铜时代晚期，属于当地木椁墓文化，是该文化1000多个遗址中的一个。美国哈特威克大学考古学家道科斯·布朗和大卫·安东尼在1999年至2002年对该遗址进行发掘，获得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发现：遗址中出土的狗和狼的骨骼数量占全部出土动物骨骼数量的30%，而在其他遗址中这一比例只有3%左右。为了更好地解析这些特殊现象，道科斯·布朗和大卫·安东尼请来了历史语言学和神话学方面的专家加入到团队中来。该遗址的居民应该是讲原始印欧语的，这种语言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流行于欧亚草原一带，是现在许多欧洲语言以及一些亚洲语言的母语。通过比较古代和现代印欧语言的词汇，历史语言学家可以提供考古学家获取不到的信息。神话学家则可以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找到与考古发现对应的线索。= 一种观点认为，原始印欧语起源于黑海和里海的北方干旱草原地带，操此语言的人群大都过着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是印欧语言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和习俗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出现了高峰。中亚及俄罗斯乌拉尔地区流行的青铜器在甘青地区和中原腹地均有发现。在稍晚的商代，突然流行一种新的葬俗，即在墓葬中死者身下腰部挖出腰坑，坑中葬狗。商代前期北方地区发现的腰坑墓有86座，51座墓的腰坑中有随葬品，其中有50座的随葬品是犬类。此风俗在晚商的殷墟墓葬中仍然盛行。对于此风俗突然流行的原因，学者们尚无一致意见。殷人与北方游牧民族有密切的交流早已经是学者们的共识，科拉斯诺萨马科思科依遗址的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或许可以为我们探讨殷人殉狗风俗的起源提供新的视角，也为青铜时代以北方草原地带为通道的中西交流提供新的证据。===========================================================================八十年代张忠培主要根据对齐家文化进行分段分期研究后指出齐家文化晚期进入了夏代：畜牧业和制铜业的发展是齐家文化父权制极端重要的基础，由此萌发出来的社会分工包括一个巫师阶层是父权制总的社会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最近十来年新发现了民和喇家、临潭磨沟遗址，不仅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亦进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者视野。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正好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之间或过渡地带，兼具三大高原的特征，有山有水有草地，宜农宜牧。黄河经过齐家文化分布区，或者说齐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青海乐都柳湾、民和喇家，甘肃永靖大何庄、秦魏家、临潭磨沟遗址均位于黄河及其支流两岸，沿黄河到宁夏、陕北由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亦有齐家文化分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位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走廊，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位于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齐家文化分布区正好也是中国的地理中心区二里头文化是在龙山文化基础上兴起的青铜时代文化，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巨大影响，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近来，叶舒宪倡导“玉石之路”研究，认为上古从西域到中原特别是从昆仑山到中原存在玉石文化交流与互动之路。玉器本身的材质与器形研究已经显示玉石之路的存在；但还有许多其他证据可以表明齐家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与互动。 齐家文化以青海甘肃宁夏为中心，分布到了陕西内蒙古，影响到了河南山西二里头文化核心区；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山西为中心，也分布到了陕西内蒙右，亦影响到了甘青齐家文化核心区。 彩陶的衰落与青铜的出现标志着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齐家文化出土铜器遗址至少有15处，总数已超过 130 件，器型包括刀、斧、锥、钻、匕首、指环、手镯、铜泡、铜镜等，其中以工具为主，装饰品次之；形制上总体比较简单，也有铜镜、空首斧等造型复杂的器物。二里头遗址二期一座中型墓中出土的环首青铜刀与甘肃康乐商罐地遗址采集的环首刀相似。只是后者刀身弧度更大、没有纹饰，似乎更古老原始。青海西宁沈那铜矛横空出世，是塞伊玛-图比诺青铜兵器东进的极好例证。出土的巨型阔叶带钩铜矛长61.5厘米，宽19.5厘米，叶中部两面有高1.5厘米的脊梁，銎与刃部结合处有一刺钩，属齐家文化。2008年12月河南省淅川下王岗遗址考古发掘中，T2H181集中出土了4件铜矛，均长37厘米、宽12.5厘米。铜矛圆锋宽叶，筩部带大弯钩，与沈那遗址采集铜矛形制一致。铜铃见于陶寺和二里头，共四枚；但青海大通黄家寨遗址齐家文化晚期地层中出土一大四小共五枚铜铃。二里头玉舌铜铃和铜牌、玉刀等同出，很可能是巫或萨满的法器。新疆洋海墓地亦出土萨满法器铜铃，这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留传到了当代。值得特别指出的二里头文化标志性的绿松石铜牌亦见于齐家文化。刘学堂、李文瑛提出天水发现的牌饰属于齐家文化，源于新疆天山北路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铜铃、铜镜等均是西北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新疆哈密地区发现了四件更加原始或简朴的镂空铜牌饰，其中天山北路墓地 3 件，一件属于第一期，一件属于第四期。天山北路墓地第一期遗存内涵复杂：第一组遗存和河西走廊地区的“过渡类型”内涵相似，年代和齐家文化大致同时；第二组是风格特殊的贯耳彩陶罐，和古墓沟及小河墓地发现的草编篓类似；第三组则是典型的四坝文化陶器。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遗存牌饰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000 到 1500 年之间。哈密地区所见的牌饰可能是祖型，其余牌饰可分为两类风格：甲类以四川盆地发现的牌饰为代表，几何化图案表明与哈密地区的牌饰联系更为紧密；乙类以二里头遗址以及甘肃天水发现的牌饰为代表，几何化纹饰逐渐演变为兽纹。宗日齐家文化遗址中镶嵌绿松石腕饰精细，而陶寺文化中绿松石镶嵌粗糙，由此可见二里头三、四期文化中精美镶嵌绿松石牌饰工艺上可能和齐家文化有关。二里头文化铜器主要集中在二里头遗址。夏县东下冯、驻马店杨庄、登封王城岗、洛阳东干沟、荥阳西史村等地只有零星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冶铜业有明显的早晚差异，一、二期仅见简单的工具和兵器，到第三期才出现了器形比较复杂的青铜容器或礼器。相对于商周青铜器或中原青铜器，林沄提出过“北方系青铜器”概念；空间上可延伸到欧亚大草原，时间上可以扩展到夏代。先有“北方系青铜器”，后有中原系青铜器。 所谓“北方系青铜器”可以包括齐家文化青铜器，与欧亚草原青铜器传统一脉相承，实际上就是外来青铜传统。所谓中原青铜器或商周青铜器主要是青铜容器或礼器。从二里头三、四期开始的中原青铜礼器铸造传统固然很有特色，但从冶金技术而言没有任何创新，只是铸造工艺略有改进而已。两者不是并立的，中原系青铜器传统是“北方系青铜器”技术的继承和发展。齐家有铜矛二里头有铜鼎，青铜文化似乎迥然不同。青铜容器或礼器仅见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二里头遗址一、二期和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或文化层与齐家文化非常类似，只出土了少量青铜工具、兵器和装饰品。北方系青铜器是欧亚草原青铜大传统的组成部分；中原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小传统，是北方系青铜器的子传统。相同的冶炼技术，不同的铸造工艺，同源异流的齐家与二里头青铜文化大同而小异。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数量和质量相当，表明齐家文化已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是已知东亚最早的青铜文化。龙山文化晚期或末期遗址中偶有青铜踪迹，但其绝对年代未能早过齐家文化。中国境内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青铜时代文化只有齐家文化，相当的有朱开沟文化，亦明显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影响。因此二里头文化青铜技术来自齐家文化。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或马家窑文化，早于四坝、卡约、辛店文化，绝对年代约为BP。 西亚在公元前6千年后期进入红铜时代，历经2千余年才进入青铜时代。红铜、砷铜或青铜四千年前左右几乎同时出现在齐家文化中，数以百计的铜器不仅证明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表明中国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中国或东亚没有经历红铜文化时代，而是直接进入青铜时代。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均进入了五谷丰登的时代，不仅种植传统农作物粟、黍，亦分别引进了水稻和小麦，大豆亦逐渐成为主要农作物之一。 西山坪遗址距今期间种植有粟、黍、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等8种粮食作物，囊括了东亚、西亚2个农业起源中心的主要作物类型。不仅证实小麦和燕麦早在4300年前已传播到中国西北地区，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天水地区。西山坪遗址与师赵村遗址一样大体可以分为七期，第六期是马家窑文化层，第七期是典型的齐家文化层。二里头遗址及附近的皂角树遗址亦五谷齐全。甘肃张掖黑水国南城北遗址出土马厂文化碳化小麦可佐证东灰山小麦年代和遗址堆积成因判读可信，河西走廊是小麦传入中国的关键地区。小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先是由西向东、后由北朝南展开。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西亚驯化的大麦和小麦到达了中国，而中国驯化的黍和荞麦西传到了欧洲。 猪、狗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家畜，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均喂猪养狗，不证自明。牛、羊、马是三大外来家畜，其出现次第有待仔细辨明。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六畜齐全，但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绵羊骨、黄牛骨、马骨比二里头文化要早且多，可证羊、牛、马均自西北传入中原。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二里头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齐家文化重要遗址均有羊骨出土，且愈晚愈多。齐家文化养羊是普遍的，受齐家文化影响的朱开沟文化养羊亦蔚然成风。朱开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绵羊骨骼遗存，占全部兽骨的 40.6%。夏商之际中原养羊并末普及。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mtDNA研究表明东亚黄牛与欧洲、非洲黄牛非常接近，但与印度黄牛差别较大。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黄牛已经非常普及，黄牛饲养业发达。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新疆出土了青铜时代马骨，火烧沟遗址发现有用于祭祀的马骨，表明河西走廊是马传入中原的通道。齐家二里头文化时代养马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占卜是一种决策方式。中国的占卜方式亦因地因时而异，但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主人均使用相同的骨卜来决策，表明他们有类似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 齐家文化重要遗址均有卜骨发现，骨卜亦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内容；骨卜体现了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是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同质性的重要表征。考古证据表明最早鹿肩胛骨占卜见于内蒙古富河沟门遗址，最早的牛骨占卜见于甘肃傅家门遗址马家窑文化层。牛、羊、猪骨卜常见于齐家文化遗址，骨卜文化源于西北方，龙山文化晚期普及到了黄河中、下游。李济早就指出:“我现在想举出若干不可争辩地在中国本土以内发明及发展的……第一件，我想举出的是卜骨。卜骨的习惯，在与殷商同时或比殷商更早的文化，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较晚的希腊、罗马，都是绝对没有的”。盛行于殷商时代的卜骨习俗齐家文化时代就开始流行，二里头文化时代是过渡阶段；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马家窑文化或赵宝沟文化，在西南和北方某些民族中一直留传到当代。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类似的卜骨，不仅有羊、牛和猪骨，而且有鹿骨。在陕县七里铺、渑池郑窖、渑池鹿寺、巩县稍柴、淅川下王岗、偃师灰嘴、荥阳西史村等遗址均发现二里头文化的卜骨。双耳罐、盉和玉刀、石磬是齐家与二里头文化共同的礼乐器，表明有大体相同的礼乐制度。齐家二里头文化在吸收西方金文化的同时，没有放弃东方玉文化传统。齐家文化出土玉器众多，璧多琮少玉刀大。璧多琮少可能是天尊地卑或男尊女卑的反映。考古研究表明夏商周时期玉琮趋于衰落，重璧轻琮是一种普遍现象。良渚时代土地崇拜隆重，琮是最重要的礼器。截止2005年二里头文化15个遗址中共发现118件玉器，其中二里头遗址发现 93 件，其余14个遗址总共才发现了25件。二里头文化中琮几乎完全消失，出现了崇拜男性祖先的“柄形器”。玉柄形器可能是由石祖或陶祖演化而来，是男根崇拜的体现。齐家文化的多孔玉刀已经发现几件，与二里头文化多孔玉刀类似。2002年喇家遗址出土的一件三孔大玉刀，复原长达66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玉刀，可能是礼器中的“王者之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玉器也是多孔玉刀。1972年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出土的玉刀长达65厘米，有扉齿和规整的几何花纹。二里头玉刀更加精致，但晚于齐家文化玉刀。========================================================================八、讨论与结语东亚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齐家文化和二头里文化均是青铜时代文化。目前发现的齐家文化是“民间文化”，二头里遗址是“宫廷遗址”。齐家文化都城遗址还没有发现，石峁古城位于齐家文化分布区的东北边缘，受到了齐家文化的明显影响，有可能是夏代首都。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民间文化。周人和秦人均兴起于西北即夏人故地。逐鹿中原，周王朝和秦帝国均源于齐家文化分布，但没有在起源地留下都城遗址。已知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大同小异且齐家文化略早于二里头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晚期文化，齐家文化很可能是夏早期文化。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和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使齐家文化成了中国生态文化的早期代表。青铜之路或丝绸之路穿过齐家文化分布区，齐家文化是东西文化交流与混合的见证。齐家文化是东亚文化旧传统与中亚文化新风尚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混合文化和过渡文化，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齐家文化是夏代文化，开启了二里头、殷墟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从地理上看黄河上游与中游之间并无障碍或天堑，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主人可以在陕西一带密切交流和互动。二里头文化是龙山文化基础上吸收齐家文化形成的新文化。龙山文化是公认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定居农业文化，与夷有关；二里头文化直接继承了农作物、陶器、玉器传统。齐家文化是早期青铜时代农牧结合文化，与夏有关：其青铜与畜牧文化直接影响了二里头文化的发展。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时空接近文化性质又大同小异的齐家文化也很有可能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紧邻偃师商城遗址，文化内容亦大体相同，二里头遗址亦可能是商代早期都城。如果二里头文化不是夏文化，齐家文化亦最有可能是夏文化。可以从时间、空间和文化内容三方面来证明。齐家文化的碳十四数据恰好与夏代纪年相当。永靖大何庄 F7:2 ZK-0015测定年代3675±95，校正年代公元前 ；乐都柳湾 M392 ZK-0347测定年代，校正年代公元前 。我们假定商朝之前有一个夏王朝或X朝，其准确年代和具体世系不清楚，其民族和文化亦是正在探索的对象。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可循环论证：夏民族很可能兴起于西北，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进文化大体来自中亚或西亚；西北是上古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西北地区处在黄河农业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的接合部，形成了独特多元的齐家文化。如果真有夏朝，夏是新石器时代或传说时代到历史时代的过度期，也是游牧与农耕文化激烈碰撞与融合时期。从时空内容均可证齐家文化与夏文化相当。此外，齐家文化与羌有关，不仅是周秦文化之源,而且很可能就是夏文化。《荀子·大略》云“禹学于西王国”。《史记》载“大禹出西羌”。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于黄河上游大夏河地区；夏末商初四分五裂，部分演变成了汉族，其它变成了羌、匈奴、党项、鲜卑等民族。22 条评论分享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