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就是指具体的人。在小说当中，指的就是里面出现的人，在特殊的情况下，人物也指这个人的能力出众。关注话题分享阅读全文119K4,77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阅读全文97K8,519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阅读全文92K4,933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阅读全文65K5,917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阅读全文64K3,14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34,548500 - Internal server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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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 resource you are looking for, and it cannot be displayed.　　她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她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李佩　　　　郭永怀、李佩夫妇陪女儿弹钢琴　　　　郭永怀、李佩夫妇和女儿郭芹　　（原标题：湍流卷不走的先生）作者：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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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　　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如今，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觉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她还特气愤，跟在后头追。如今，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如今，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颗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两弹一星对档有功对人民没有，要讨什么找档去！！　　
　　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　　“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说。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　　此后的几十年来，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
　　@流苏_tyt
10:30:24　　两弹一星对档有功对人民没有，要讨什么找档去！！　　-----------------------------　　对人民同样有功。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一部分，可以防止外患。
　　直到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她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语做陈述。　　很多学生回忆，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小点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　　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　　刚刚文革结束，人才匮乏。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右派”许孟雄，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　　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他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人格的完善。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那无非是“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在北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　　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马石庄说。　　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马石庄说，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　　只有一次，老太太给马石庄打电话，说“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马石庄心里一咯噔，李先生从没开过口啊。　　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　　最近，上海大学的博导戴世强带来了苏州豆腐干，顾淑林先生带来了大凉山苦荞米，李佩送给卢鼎厚教授月饼，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像孩子一样分享美食，交流怎么使用微信。　　只是，李佩先生越来越忘事。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她7次提醒戴世强回上海后帮她买一瓶瑞典出口的药，临离开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帮照顾她的保姆要的。　　“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　　他不喜欢用“玫瑰”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太轻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　　一个老朋友也认为“玫瑰”太轻了，她说，李佩先生有极大的气场，像磁铁一样，能把周围的东西都吸引过来。　　毕业后，马石庄选择了当老师，他说，这种选择是受了李佩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
　　探求“钱学森之问”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　　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农村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昆虫、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天津大鼓等等。　　“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开论坛是极其琐碎的工作。有时候和主讲人沟通，从主题到时间确定，来来
要打几十个电话。确定了主题，她就带着年轻的朋友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她说，不能贴得太早，也不能贴在风口处，以免被风刮跑了。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她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单用一个“答”字不太合适，所以用了“求答钱学森之问”。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喜欢音乐、年轻时编排过《白雪公主》，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也常和李政道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　　春节时，李政道用炭笔画虎、画狗，当贺年卡送她。他俩认同：“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自家客厅里，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　　她反对大学扩招。她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对坐她家沙发上的一名大学副校长直摇头，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她反对“北大要把1/3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
　　她主张教育不能赶热闹。“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以前这句话常从郭永怀厚厚的大嘴说出来，他开口讲话时笑意总是从嘴上放射到整个脸部。　　在她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　　因为访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厅的角落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来看她，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她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着别人的故事。　　这群年轻演员曾拜访过李佩先生。一位演员说，当他见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后一封家书，见到了郭先生的自画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雕像。他开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台词了：“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可“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她的背越来越弯，开始只是小锐角，后来角度越来越大。　　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蒙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是她曾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与其说她忙碌，不如说这是一种忘记。”马石庄评价。　　她也过了说理想的年龄。“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她淡淡地说。　　相反，她感慨自己“连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关村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她想拦住骑车人，但“他们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尽管力气越来越小，她还是试图对抗着庞大的推土机。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2012年，北京市政协通过动议案，要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们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何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先生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力气去送最后一程，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何泽慧曾对多次登门、甚至有次坐着小马扎的
说：“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　　李佩先生也对旁人说：“现在，除了到力学所，我就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了。”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似乎也没有太多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从玉华
　　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死后惊人一幕遭曝光 国人泪奔！　　　　（1940年8月,中国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在俄国皇后号邮轮上。后排右3郭永怀，前排左1林家翘，前排左5钱伟长，后排左2段学复，他们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扬名世界的科学巨匠，其中就有这三位。）
　　一看到这个问题……内心一震，因为有一个四十五十年前的中国科学家空难的故事，在我知道后永远都忘记不了。虽然和题目有点不完全一致，还是想把这个事情讲给大家听。　　如果你在北京呆过，就知道冬天的北京冷的瘆人，北京的冬天给人的感觉是惨白惨白的，有种粗狂的厚重。日的凌晨的北京城就是这样，那一天曙光刚刚从东边亮起，光中夹杂着一丝白透白透的雾气。　　那时候，北京首都机场于日投入使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个建设并投入使用的民用机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开通国际航班的机场（前三个开通国际航班的分别是上海龙华1926年、昆明巫家坝1937年及重庆白市驿1939年）。　　首都机场所在地在顺义县，当时还是隶属于河北。后来顺义划归北京，机场就归属朝阳区所有，所以首都机场是在顺义土地上，但是归属于朝阳。这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　　说回到日的凌晨，北京城曙色未白，寒气逼人，凌晨6点左右，首都机场附近的村民听到一声巨大的轰响，随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和浓浓黑烟直冲云霄，把白雾照的血红，后来人们隐隐约约的知道，是一架小型飞机在即将着陆时突然失事。一头扎在了机场附近的玉米地里。
　　现场惨不忍睹，飞机残骸散落的到处都是，十三具烧焦的尸体散落一地，面目全非，甚至肢体都散落各处，难以辨认。随后有一批解放军士兵赶来这里，空气中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肉类烧焦的味道。显然，这种情况下几乎不会有任何一个生还者。（后来有一个重伤的唯一生还者）　　但是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处，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太不寻常了：　　有两具烧焦的尸体紧紧的抱在一起。两具尸体早已烧的面目全非，如同半个焦炭，但是却保持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姿势。许多年轻的战士都被这画面吓到到了，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不敢动弹。后来来了首长，人们才有勇气尝试把他们分开。他们抱得很紧很紧，加上瞬间死亡，所以尸体无比僵硬。把他们分开的时候，必须很用力，就像掰断一大块木炭，由于缠绕在一起，把他们撑开的时候不断发出断裂的声响。　　当“轰”的一声把他们终于分开，所有人立即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时间仿佛定格一样，所有人都无法说出一句话，因为把他们分开后，他们惊讶的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是一个皮质的公文包，虽然有点烧焦，但是在两个人相拥的身体的保护下依然完整，打开后：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　　
　　看到眼前的一切，前来接应的士兵当场跪地痛哭，那就是他们力学所的副所长：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DNA鉴定技术要到80年代才被发明应用到毁坏尸体的辨认鉴定上。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早已被烧的辨认不出来，认出他们的方法，根据郭永怀的司机说。　　邵春贵（郭永怀司机）：郭永怀是怎么认识得他呢，他是个花白头，他那时候59岁吧，头后头有一片都是，躺着连着脊梁那块没有烧完，剩一点点头发，认出来是他。　　郭永怀的死讯，第一时间知道的是三个他一生最重要的人。　　一个是他的妻子李佩先生，李佩当时还在合肥的中科大，被紧急电报叫到北京，据说，她知道这件事后什么都没说，硬是强扛着一滴眼泪都没留。　　那时，李佩已随工作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到安徽合肥工作，她接到所里的紧急电报，连夜乘火车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感觉出异样，老郭的领导同事站满了屋子，茶几上放着一片熏黑的镜片和怀表，当领导把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采访时，李佩的外甥女陪同在她身边，回忆当时情形，她说，“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另一个是中国核试验的最高负责人的周恩来总理。　　据国务院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失声痛哭，良久不语，　　还有一个是他亲如兄弟，永远的“大师哥”钱学森，钱学森知道郭永怀死去的消息嚎啕大哭，恸哭不已　　“是的！就是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在那么十秒钟。”（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　　郭永怀牺牲后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2年后的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郭永怀与李佩女士在美国家门口）
　　真正伟大的人现实中总是谦卑低调的　　
　　郭永怀是他是中国力学科学的奠基人和空气动力研究的开拓者，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两弹一星一共23位元勋，两弹一星早期指的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在三个领域中，唯郭永怀先生一个人三个领域都涉及。　　也是两弹一星中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上面这些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对郭永怀是谁有兴趣，可以接下去看，我来讲讲郭永怀的故事，感觉也正好有个机会。　　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一个农家，以一个农村娃的身份，和所有当时的中国科学大师巨匠一样，经历了极为动荡和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　　郭永怀以四里八乡第一个公费中学生从青岛大学附中一路经由南开大学预科到北京大学学习物理。天知道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需要经历多大的努力和传奇才能在风雨飘渺的中国和中国最高学府学习物理。　　当然，和所有大师一样，郭永怀考取了1938的美国庚子赔款留学基金。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原本只有1个名额，后来经过叶企孙教授、饶毓泰教授的极力争取，三人被一同录取，叶企孙教授的故事，以前柴静写过）
　　郭永怀因此得以漂洋过海，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应用数学。1940年8月，上海，一艘驶往加拿大的“俄国皇后号”邮船上，二十几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留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合影，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这三个年轻人，都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应用数学系，并且三人仅花了半年时间，就同时拿下了硕士学位，这样的学生让当时的数学系主任J. L. Synge教授赞叹了许多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人才，他们是我一生中很少遇到的优秀青年学者。” 在加拿大完成了学业后，郭永怀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素有“航空之父”之称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von Karman），研习空气动力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之后影响他一生的知己师兄--钱学森。比起活跃的钱学森，郭永怀像个害羞的大男孩，所以钱学森最喜欢做的就是开车带着这个小师弟去兜风。据说当时，开学开车接郭永怀到加州理工的也是钱学森。　　　　（日，郭永怀在Langley航空实验室。第一排：右4冯卡门，左2钱学森，第3排：左2郭永怀）
　　郭永怀的PhD论文选择的是当时最有挑战性的“跨声速流动研究”，并在1945年一举拿到了博士学位。钱学森对这位小师弟赞叹不已，他说：　　“郭永怀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随后，导师冯·卡门（von Karman）的大弟子威廉姆·西尔斯（W. R. Sears）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导师冯·卡门对威廉姆说：“你就让郭永怀就跟你一块到那去好啦。”于是郭永怀因此成为了康奈尔大学的航空研究院的创立者之一。　　不过郭永怀没有车，也没有什么钱，去康奈尔大学看来路途要一顿舟车劳顿了。这时候，豪爽的大师哥钱学森一拍胸脯，他刚要去麻省理工MIT任教：“我有车，送你一程嘛！”于是他就开着车，两个年轻人一路穿越大半个美国，自西向东，从阳光加州一路3000多公里开到波士顿。　　这段经历目前资料里几乎都没有提及和描写，但是你可以想象到，这是何等美好的时光。两个热爱科学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路向东，像《摩托日记》一样，一路浏览美国大好风光。没有比此间的少年更美好的时光了了。就像杜甫写的《酒中八仙》写的那种美好：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钱学森自己在《写在郭永怀文集后的话》中这么写：
　　“相隔近3000多公里他和我就驾车旅行，有这样知己的同游，是难得的，当他到了康奈尔而留下来，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　　千金易得，知己难求。随后郭永怀在康纳尔大学尽情挥洒才华，在这里也结识了他的妻子李佩先生，由于我不是学物理的不是太懂，就引用下官方资料：　　50年代是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活跃时期，郭永怀在这个新的、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做了大量工作。郭永怀的研究直接为科学界突破声障而来，并为此一跃成为康奈尔大学航空院的三大支柱之一，他为此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方法，钱学森把这种方法命名为“PLK法”，其中的K指的就是郭永怀随后的历史又风云突变，新中国建立、
战争。　　
　　1953年8月，中美继签定
停战协定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不久被迫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设置种种障碍。　　郭永怀的婚后的生活平静而简单，有一天，大师哥钱学森又开着车他的那辆车来到康奈尔大学，找他的郭永怀小师弟，其实此时郭永怀应该已经是教授了。大师哥脸色很难看，因为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捣乱，拒绝他的回国签证，有国不能回，TNND岂有此理！！直肠子的大师哥钱学森满腔怒火，郭永怀是个温婉安静的人，拍拍大师哥的肩膀让他再等等，因为郭永怀的心中，也有一个回国梦。　　郭永怀研究的学科经常能接触一些机密资料，美国方面让他填写一张表，上面有一项内容便是“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如果不同意便会失去涉密资格，但郭永怀毫不犹豫地填了“否”。　　熟悉历史的你可能会知道，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自由回国的协议后。1955年，钱学森大师哥终于突破重重阻力回到了国内，大师哥远隔重洋不断写给小师弟写信--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快来！快来！带人来！带书来！！！快来！快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我们给你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电冰箱也可以带！北京夏天有点热！！　　郭永怀手里还有一个答应了威廉姆·西尔斯做的一项研究工作，郭永怀重情重义，所以心中虽然汹涌澎湃，需要等1年才能回国。不过他的回国心一旦显露，就有许多黑衣人来找他了，郭永怀家附近突然有许多陌生人出没。
　　李佩：他就一叫门，我一开门，他说我是移民局的，就说我来找你谈谈话，结果他就跟我谈了半天话，他还拿了一个录音机，结果他那个录音机失灵，所以根本我跟他谈的话根本他就没有录上。　　这是1956年,威廉姆·西尔斯（W.R.Sears）和康奈尔大学同事们送别郭永怀的野餐会照片，在这次野餐会上，一向恬静沉默郭永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高喊着，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全部一页一页扔进了炭火堆，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郭永怀此举是为了不让移民局再有借口不让他回国，夫人李佩也感到无比惋惜，郭永怀却说：没关系，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1956年秋，郭永怀夫妇乘坐的“克里弗兰总统号”邮轮慢慢离开港口，美国--这个生活了16年的异乡慢慢从视野中消退。他们将经由日本回国。回到了阔别16年的中国。据说，他们看到中国的第一眼，是灰色的海岸线上一些零散着的灰色的石头房子，那里是日后的深圳，抵达中国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应该说还算幸运，年被认为是新中国建设的黄金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师哥钱学森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小师弟郭永怀和钱伟长担任副所长。他们使力学研究所很快成长起来。大师哥钱学森性格爽朗大刀阔斧，小师弟郭永怀文静细腻，他们的合作亲密无间，后来被人用一种娱乐明星一样的明星组合来称呼他们这个科学男神二人组：冯卡门Brothers（冯卡门兄弟）　　　　（郭永怀在力学所办公室）
　　1959年6月，苏联毛熊单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并撤走所有技术和专家。1960年3月的一天，后来被称之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突然上门来找郭永怀，俩人走进书房，门一关，足足谈了三个小时。走时两个人兴奋无比。原来大师哥钱学森把小师弟郭永怀拍胸脯120%强力推荐给钱三强，让他要他承担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力学保障工作。（钱学森先生贡献主要是导弹跟人造卫星），大师哥可以说是力排众议推荐小师弟的，因为小师弟郭永怀的专业和原子能没有关系。　　谈庆明（中科力学所研究员）：党中央去征求钱学森意见，我们要发展原子弹，你有什么意见，他当时就说我毫不犹豫地推荐郭永怀去。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问号，因为郭永怀在美国学的是空气动力学，他没有摸过原子弹，美国人也是绝密的，苏联也是绝密的，他怎么懂啊。那么钱先生用了四个字毫不犹豫，实践证明他担当了这四个字，他解决了问题。　　正是这一次拜访，郭永怀的名字和中国原子弹联系到了一起。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这样他和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最开始郭永怀要经常往返大西北和北京，和夫人李佩也没多少团聚时间，所以有时候回来晚了，夫人睡着了，他就自己在自己的小手提箱里装点衣服就离开了。
　　随后到了核武器研制的关键时刻，1963年国家决定把郭永怀和北京的专业研究队伍直接迁往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那个基地可以真的说的是穷山恶水鸟不拉屎啊！！这个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侯变化无常，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度。别说鸟了，试验现场荒凉的寸草不生。加上缺氧和当时物质匮乏，许多研究人员都营养不良高原浮肿，50岁的郭永怀因此显得特别苍老，满头白发。　　爆轰物理实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为了取得满意爆炸模型，郭永怀带领队员反复试验，甚至自己跑到帐篷去搅拌炸药。在多次试验后，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一举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这种方案后来被应用于中国整个第一代武器研制过程。（原子弹外面需要炸药引爆）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蘑菇云升起，全体工作人员一片沸腾，但郭永怀却啪嗒瘫晕在试验现场，他实在太累了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带着傲人的成果，他们坐飞机回到北京，哎呀，两手空空可不行，他们带了好多好多哈密瓜给北京的元帅首长们，无名的英雄们受到了不能公开的热烈欢迎。　　邵春贵：爆炸了以后，我们去接他，到西郊机场去接他们，他们都坐一架飞机回来。带好多哈密瓜，叶剑英都去接，元帅们都去接，都到机场去了，下来握手，那都知道爆炸成功了嘛。　　随后郭永怀的目标就是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　　
　　（60年代，查看爆炸成型实验结果，右1郭永怀，右2钱学森）　　时间过得飞快，由于是倒叙写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时间的指针，终于要到那一天--日。　　在苍茫无人知的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把这个新得到的数据带到北京。同事们劝他：“晚上不安全，您就明天去吧。”郭永怀笑笑说：“晚上好，睡一觉就到了。”　　从青海没有飞机，需要赶到兰州，那里才有机场，他叫人赶紧联系飞机，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夜幕降临了，郭永怀终于觉得能休息了，于是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郭永怀的确在飞机上睡了挺多时间，他太累了，兰州飞往北京需要几个小时。天空从漫天星斗的藏青色的蓝天，慢慢从东边泛起鱼肚白。即将要降落北京机场。看来这一趟还是很顺利的，中途也没遇到什么气流。飞机开始降落，起落架落下，飞行员开始降低高度。2000米、1000米、500米。然而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开始猛地坠落。飞机从400米高空坠落的时间只有大概不到10秒，完全没有任何让人反应的时间。　　根据后来这位唯一的重伤生还者回忆，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只听到郭永怀大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随后这位生还者便失去了意识。
　　如果以后有机会把这个故事排成拍电影，真的难以想象，仅仅10秒之内，郭永怀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也不知小战士当时是否害怕。　　但是他们就做了这一个令人动容的决定。　　尽管周恩来总理下令彻查这次空难事件，但是至今是个谜团，没有答案。胡适说，郭永怀是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据他的同僚说，1958年，毛主席接见了研究所的科学家，许多人都激动的上前和主席握手，郭永怀傻乎乎的站在原地憨厚的笑。　　在中科院力学所中的一个清静的小院子里，竖立着郭永怀的塑像，这是是1989年建的，当时一个小插曲是，郭永怀由于工作性质，很少留下照片，所以为他建雕塑的时候，竟然没能找到一个他的正面近照。好在雕刻师功夫了得，只做了少量修改，便完美呈现了郭永怀先生生前的样子，根据他的学生们说：对！郭老师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与其他塑像不同的是，郭永怀先生的塑像下安放着两个人的骨灰。　　李佩:我不是把郭永怀的骨灰盒给挪到力学所，原来他不是在八宝山的一个四室，也不是什么室里头，有他一个地方，就把那个小牟的骨灰，就搁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候他的学生已经给他搞了一个塑像，我说就在这个塑像的下面，就给他挖一个穴，就把小牟的也搁在一块，因为小牟也是为着跟着他，所以才牺牲的。军事频道
　　文章来源，中华网
未署名作者
　　“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奖金：原子弹10元 氢弹10元(1)　　
　　杨振宁（左）与邓稼先（中）于芝加哥大学。
　　日，邓稼先因癌症逝世。在《邓稼先》一文中，邓稼先的好友杨振宁这样写道：“……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杨振宁曾这样说：“中国领导人选了邓稼先来主持中国原子弹的设计是非常有远见的事情。”　　今天是邓稼先逝世27周年，是时候重温他的事迹，一起缅怀他。　　26岁的“娃娃博士”　　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
　　“七·七”事变后，邓稼先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邓稼先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中国批发商
10:21:00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 　　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曾跑遍　　—————————————————　　我来支持你，加油！
请您不忙的时候，也评论一下我的帖子！　　农民数百亩庄稼，在任何信息都没有得到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就被地方政府恶意毁坏！　　　　
　　@hxsy-27 21:53:42　　真正伟大的人现实中总是谦卑低调的　　-----------------------------　　
　　几双尼龙袜子和一脑袋知识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消身匿迹8年的单身汉生活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　　邓稼先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　　身抱原子弹碎片罹患癌症去世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邓小平说，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作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在世时，很多人问他，搞“两弹”得了多少奖金，他总是笑而不答。有一年，杨振宁看望他，他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今天，邓先生逝世27周年，一起缅怀他。
　　惊心动魄，马思聪文革出逃记　　马思聪（日－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 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 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 “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惊险开端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干、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噎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噎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噎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噎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噎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噎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噎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噎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噎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噎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文章来源，凯迪网
　　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编者按】笔者在文革中“湖南揪黑线战团霜晨月编辑部”一九六八年一月编辑的《霜晨月》第一期上，看到了被用作反面教材的马思聪逃亡，到美国后发表的《我为什么逃出中国》一文。阅读之后，深深地为这位音乐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感到悲伤，文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中国的乱象和他的遭遇。虽然，马思聪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在现在来看并不是最悲惨的，至少他没有被自己的学生打死或者不堪忍受而自杀，即使如此，通过此文也已经完全能够感受到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惶恐心理。本以为这样一篇文章会早已有全文在内地流行，但可惜在网络上查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应的原始文本，有的只是对他这篇文章的介绍和他出逃的过程的描述。笔者抽空将此文录了下来，以供大家阅读。　　另说明一下，《霜晨月》上所刊登的翻译的文本是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苏联《文学报》的俄译本翻译的，因此此文可能与马思聪的原文有些出入，特别是里面的人名、职务名称等与我们了解的有所不同。同时，《霜晨月》也是转载而来的，在转载和印刷过程中也可能有错误。不过笔者认为，这些不同或错误并不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　　马思聪的正文如下：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消灭。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多年来在终于起显著作用的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人民（即使并非一直掌握）——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文革是怎样开始的
　　我记得这是一个五月的星期天，这一天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没带小提琴，并且说他不能再到我这儿来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
前几个月已经显示出正在开展一场什么新的运动。最近对电影、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攻击加剧了，谴责他们“借古喻今”，每天晚上，电视里除了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如此类的这个那个“罪犯”（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实际上其他的广播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当时一个来访问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没有说过什么不正确的话，你毫无担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译者注），在拿薪金，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这个学校领导人不过纯粹是个挂名角色，于是我就尽可能摆脱了学院一切事务。学院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院的副主席，我还给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儿子胡龙（译音：即马如龙），并且有的时候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开音乐会。一九六三年以后，欧洲音乐完全被禁止了，我对于这个新的运动将如何进行毫无所知，而且别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设想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比着还要紧张的时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对于这已经习惯了，不得不习惯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说音乐学院贴了攻击我的大字报。一个朋友说，对我说来最正确的办法是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雪莉亚（译音：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犹豫，除了我不喜欢之外，我没有什么好招认的。最后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声明，声明里说我很高兴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具体承认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愿意改造。我们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这张声明，并且给它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的标题。于是我把这张声明送到学院去。　　频频更选和无政府状态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但是那些自称的“革命师生”已经开始给学校工作造成混乱。一个名叫赵沨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副主席，过去他实际上是音乐学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报拿去的时候，赵沨不许我挂它。我怀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转移反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他的计划如何，也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并且自己遭到大字报猛烈攻击，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军官来代替他。然而过了一天，王也失宠了——他由于企图召警察来制止“革命学生”两派之间的冲突而犯了错误。
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在那里，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围了，他们开始对我写的一部音乐作品大喊大叫。这是一首为了纪念一个英勇的区党委书记焦裕禄而写的悲歌。这位书记为了捍卫自己的农村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永远是党的工作者的模范。我不是为了写这类作品，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时我还是确实是对奉献这首悲歌怀着敬佩的。但是少年们狂叫道：“你为什么写这么悲伤的音乐？你不配是焦裕禄的拥护者！”然后他们让我带了一卷大字报回去，要我挂起来读。我把这些大字报塞进了储藏室。
过了几天，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要我去。在学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几百人的破口谩骂、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在每一个口号就有人吼叫：“毛泽东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马思聪万岁！”但这是喊错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扑过去。有一个人用书包砸我，但是没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动，别无他法。这一切我觉得完全是不真实的，可笑的。　　我们被改造
　　这件事以后不久，我们十七个人就被叫到学校，并且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受训”，这里面有几个教授和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学院的副主席赵沨，他的样子好像是有几夜没有睡觉了。
这些人里面好多人是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那个地方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的地方，后来这所学校变成了知识分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设置的集中营。
在那里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和教授。我们总共有五百人，我和国内最著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五十天——从六月中到八月初，那里是枯燥无味的，令人厌倦的。但是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们的监督下阅读各种文件，进行讨论，而在空闲的时间，就给自己或互相写大字报，而且还给“党内当权派”写大字报。
有一回我听到一个非常的新闻，中央宣传部拥有无限权力的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多次的整肃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给各个文化领域的指示，比如说规定哪些外国音乐作品中中国可以演奏，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个很短的时期，德彪西和拉威尔以及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欧洲音乐统统被禁止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还可以演奏。
周扬曾经被描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者，而现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长却向我们声称“周扬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闻的、胡说八道的和难以理解的”。　　他被称为“头号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来告诉我们关于周扬和他的部下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们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动分子”包围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居住地整个中南海地区。我们当时对外发生的事件所知不多，虽然偶尔我们也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见在我们自己房子上的墙上用大字写着“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从各个学校和部队来到卡车开到学院。在一辆卡车上写着四个汉字“黑帮专车”。这是八月九日，一进大门，我们就看到一大群群众。我们被从卡车上推下来，我的脚还来不及着地，就有人在我头上倒了一桶浆糊，别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贴了大字报，戴上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理人”（译者：原文如此），然后又加了一块上面写着“吸血鬼”的牌子。后来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脸盆——“丧钟”和一根棍子，我们必须用它来敲盆子。在赵沨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分子”，还给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天气是很热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会低于38度。
这是一个野蛮的场面，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好像疯子一样，在喊着各种各样口号的人群的喧嚣声中，我们被带着游遍了整个的音乐学院，沿路人们一直推撞我们，啐我们。我认出我的几个相貌变成了畸形的学生。最后，他们强迫我们低头，在一间房子的台阶上排出两排，开始百般辱骂，那些被认为“罪行”最严重的“黑帮”分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后面。在后排站出的有钢琴家刘诗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赛时克里伯斯的竞争者，后来他的手被打断了，已经不能在演奏。
　　看守们的横行霸道
　　然后我们被带到学校后面的一排矮小的房子里，过去这是放钢琴的仓库。我被领到其中一间房子里。这里仅仅够放一张床。房间的一面墙几乎全是玻璃。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观看你。在我房间的墙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下面的词句：“打倒吸血鬼！”和“如果你们不老实，我们就砸烂你的狗头！”。在过去的仓库门上挂了一块牌子：“牛鬼蛇神窝”。
每天早晨我们六点钟起床学习毛选和报纸社论，吃早饭然后从八点工作到中午，我们干的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把分散的石头垒成一大堆，或者是把屋子里的东西搬到另一个屋子里去。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必须写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充满了这样的词句，如：“我们是赵沨的资产阶级黑匪徒”，“需要对我们进行斗争，需要对我们进行改造”，我们每天把这些作品交给我们的看守。
每天早上、晚上，必须合唱，这个歌的名字叫《黑匪徒的狂嚎》（原文如此），歌中唱到：“我是牛头怪物，我有罪，我有罪。我应当服从人民的专政，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应当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碎砸烂。”
我记得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一个一个地叫出来折磨我们。红卫兵可以在任何时候命令我们：“低头”然后他们强迫我们四肢着地爬行，好几次他们在我的房间里大吵大闹，扔掉我的书，翻我的床，撕碎我的床单，一个“红色看守”抓起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然后喊叫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有时候，“红色看守”命令我们面墙而立，要一直站到他允许转过脸为止，可是过后他们完全把我们忘记了。他们或者强迫我们低着头站在太阳暴晒的洋灰地里。有一天夜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传来了激烈的喊叫声……。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起来”他们命令到，我一跃而起，小伙子开始用皮带抽我，而姑娘却啐我的脸。我还不算受罪，而赵沨碰到这种情况则总是被打的趴在地上，鲜血淋淋。
　　这一切都发生在八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当时红卫兵在北京的狂暴行为发展到最高潮。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在一所中学里，学生们简直把自己所有的老师都打得要死。
由于被这种闻所未闻的残暴行为所吓倒，我的家人不得不把一些东西转移到我的朋友家里，其中包括我全部未发表的近作，十四首大型作品，把另外的一些物品卖给了一家小铺，然后逃出北京。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那个了穷人的破烂衣服，坐公共汽车到华中的一个城市，那儿有我的朋友。
　　雪莉亚告诉我们，六月间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中发生了长时间的无尽无休的争论，这种争论有时间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学院里，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样，红卫兵的队伍把自己称作“八一八”、“东方红”或“毛泽东思想”运动。在十一月，“八一八”运动由于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东方红”和“毛泽东思想”这些队伍的攻击，但同时这三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的“毛派”。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局势变化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中国的各地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学校的校舍里，虽然街上有时还是很危险的，但学校里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却缓和了一些，我们的门旁已经没有看守，也不注意我们，是按照预定的计划还在写忏悔。在九月初，我们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六。后来我们又被允许从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们已经能够回家过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学校里“工作”和“学习”。
　　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九月底到北京来想和我见面，但是我不能够走出门，也就没有能见到他们，他们是乘坐挤满红卫兵的火车来到，她们受到严密的盘问，并且差一点被当做嫌疑犯逮捕起来，雪莉亚开始说话，并且吃了没有洗过的梨，这样使它们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贫苦的农村妇女。妻子和女儿在北京的时候，想住我们的朋友家里，但没有人敢接待她们，她们只好在乘上火车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几个小时。
　　在这次尝试以后过了两个星期，雪莉亚一个人来到北京，这一回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在我们的一个远离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里会了面。我们在院子里一间小厕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说话，而我们的朋友则站在入口处给我们看望，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　　脱逃
　　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从中国逃出去的各种办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么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确切，但是她确信，我们也能那么做。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走这一步，我不可能轻易地离开去和我的家人会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个地区，红卫兵的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可能在那儿逮住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逃跑的计划失败，那么我们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紧张，不能入睡。正如中国常说的那样，我是“背水一战”，最后我和一个熟人交谈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是“走”——他说，于是我同意了。雪莉亚排了半夜的队，但终于弄到了火车票。我到学校去上了早班，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