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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前夕，我无意中看到刘原写的这两篇文章，记得是一个周六，我去爬山，有些热，在山顶乘凉时我仔细的读完了这两篇，很喜欢，希望你们也喜欢。作者刘原为潇湘晨报副总编辑，人称“流氓原”。他隔着车窗嗫嚅了一下，似是想说什么，终是未说。滚滚沙尘扬了起来，父亲不见了。那是1991年的9月，17岁的我独自站在距故土三千里外的异乡。没有人理我了，在剩余的岁月里，我要单独面对生活的劫数、悲欢和浮沉。我垂着头慢慢走在陌生的校园里，忽然就哭了。（一）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报馆的夜班单调而疲累，我时常在清冷的冬夜驾车穿过夜雾回家，像一只恍惚的土拨鼠。我时常忘记身处何方，但记得今夕是何年。我知道这是2011，我的儿子在这一年的夏天出生，我还知道，20年前，我上过一所叫大学的东西。有时我会从长沙去株洲开会，经过铁轨时我会想，20年前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就是在这里掉头东去的。我甚至想起17岁的自己趴在火车上好奇地望着密密麻麻的铁轨的景象。那些不知死活的记忆，瞬间还魂，我得把它们拓印下来，将来给儿子看，给在养老院里痴呆的自己看。我决定扛一把锄头，在记忆的荒野里，掘墓。往事是那只陪葬的手镯，而青春，早已尸骨无存。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这样的陵寝。此刻我魂飞魄散，正走在1991的秋天。我坐在1991年的桂林火车站。邻座有人伸着臭脚丫睡觉，有人大声咒骂桂林导游坑人，父亲默默守着一堆行李，我则像小痞子般叼着一根烟，仰头吐着烟圈。在刚刚过去的高考里，我是失败者，我考上了一所二流子大学，这所大学在福州，叫福州大学。即便在20年后，我的梦境中仍然偶尔出现这样的场景：终场哨声即将响起，我的试卷依然空白，我枯坐成一截荒木，满心悲凉。高考虽然是一桩噩梦，但我好歹不用复读，读高四是什么滋味？就是你接了一头驴，痛苦不堪，而那驴完事后说：大爷再加一个钟。所以我大体上情绪还算主旋律。第一次离开广西，17岁的我有种偷情的感觉，刺激而新鲜。清晨母亲在县城汽车站送我和父亲上车，她脸上有哀戚，我亦小有感伤，但这与笼鸟越狱的感觉相比，只是十指中的一指。我17年间都活在小地方，现在要去大城市了，忽然有一种毛泽东从西柏坡去北平的感觉。从南宁开往上海的180次列车在桂林停下。我和父亲扛着许多个皮箱和纸箱以及挎包挤了上去。车上拥挤，我们自然是没有座位的，于是坐着折叠椅在过道上冥思。我第一次见到了湖南，见到了江西。车到江西时我们买了快餐，在车厢里游荡的盒饭佬说没钱找补，待他找到散钱时再给我，但他终于再也没出现，我们被人骗了5块钱。惧内的父亲惴惴地说：此事你莫告诉你妈。我想了想，离愁忽然泛了起来，悲伤地说，我都去那么远了，我妈都在千里之外了，哪还有机会跟她说。我们在鹰潭转车，在候车室里等了6个小时，此前在桂林站等了8个小时。我本来逞强说要独自去福州的，父母不允，我终于发现他们是正确的。若无父亲相送，我连上厕所都不能，我头一次发现父亲如此重要。凌晨三点，我们裹挟在乱世般的人群里，上了南昌开往福州的列车，我们照例坐在过道，相互递烟，聊天说笑话。我说国外有个病人做肛肠手术，放了个屁，被电火花炸掉了一截肠子。父亲说国外有个人，能用放屁奏出不同的曲调。他在那一霎，是把我当作成年人了。但我终于敌不过困倦，趴在他的膝盖上沉沉睡去，像孩童时一样。2004年我写了一篇专栏《九月鹰飞》，其中几段如是说——“我趴在父亲膝盖上睡觉，父亲却不敢睡，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行李，怕有小偷。一路到了福州，父亲双眼尽赤，像得了红眼病。父亲只住了两日便走了，我送他到校门坐车，父亲和无数人挤在罐头般的车厢里，他的眼睛仍是红的，像一只苍老的兔子。他隔着车窗嗫嚅了一下，似是想说什么，终是未说。滚滚沙尘扬了起来，父亲不见了。那是1991年的9月，17岁的我独自站在距故土三千里外的异乡。没有人理我了，在剩余的岁月里，我要单独面对生活的劫数、悲欢和浮沉。我垂着头慢慢走在陌生的校园里，忽然就哭了。”到了福州，照例有接新生的校车。我拿着录取通知书报到时，不安地问接待处的老师：通知书上的“与能源部联合办学”是什么意思啊？他冷冷瞟了我一眼，说：就是以后你们要到能源部下属的部门去工作，包括煤矿部门和电力部门（当时煤炭部和电力部合并成了能源部）。我当时就震惊了，问：你们在招生信息上没这么写啊。他面若寒冰地说：你若不愿读，现在就可以退学。我掉进了冰窖。我遭遇了骗局。那时的很多院校常有定向委培的招生名额，但都会在招生信息上标注，我万万没想到福州大学隐瞒了这点，把我诓骗了进来。那个年代的教育投资匮乏，合作办学本是无可厚非的举措，不难理解。但欺瞒就恶心到我了。福州大学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学校，阴险太甚。我自此不相信任何挂着大牌子的政府部门，是从望见那个老师面孔开始的。一个原本纯朴的乡下少年，在那一刻学会了冷笑。我后来听许多老乡说，福大的所有外省学生都是必须分到能源部的，学校在各省招生时都屏蔽了这个事实，校方像卖猪仔般把我们卖给能源部，以人头结算钱款。我们其实跟黑奴无异。我还听说了许多校友毕业后的悲惨遭遇，譬如有个学生分到了贵州六盘水挖煤，每月工资仅77元，还不如读书时的生活费，活不下去，只好让父母继续寄钱。又譬如，许多广西校友被分到了广西的大化水电站，跟野人似的。我没想到的是，4年后的自己真的被充军到了大化，在荒凉贫瘠的小镇上夜夜喝成一个醉鬼。我整个90年代都在挣扎绝望中度过，无数的悲怆和流离，都从这一天开始。如果换在今天，我会朝那个老师竖起中指，掉头远去。但1991年，17岁的我没这个底气，我在桂东北的小城生长了17年，虽然有个性，但骨子里是恭顺的，终究是个乡下人。尤其我无法想象自己和父亲跋涉千里来到这个城市，旋即退学离开。家里并不宽裕，当时祖父瘫痪在乡村的老家，我哥在武汉上大学，父母的钱恨不得掰成两瓣花，我若退学复读，家里必然雪上加霜。我如同一个雏妓怯生生地站在丽春院前，背后无数只手在推我，我只能进去，有反叛之心，却无叛乱之胆。我就这样被大学鸡奸。（二）但大学终究是开始了。我最颓废的人生时光开始了。88级和89级的老乡都告诉我，读书有鸟用，反正都是挖煤。我开始在课堂上睡觉。那时特别嗜睡，正常情况下，上课时5分钟我就能入睡，有一位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是浙大毕业的，讲课特别精彩，偶尔还皮里阳秋地点评些时局，我遂给点面子，15分钟后才入睡。我的课桌上总是湿的。不睡觉的时候，我便在老师吐沫横飞时写打油诗，小纸条四处传递，班上的女生偷偷看了，扑哧一声当庭爆笑。我是个歪才，那些打油诗为我后来当上诗社社长奠定了文字基础，亦是我多年后从事文字工作的发轫。再往后，我连上课都厌腻了，遂逃课。辅导员和学生会干部无聊，时常到宿舍里查房，看谁旷课。我遂想出一招，让舍友把我反锁在宿舍，这下可以高枕无忧，只是尿急的时候比较抓狂。有次我曾想朝舍友的脸盆里放水，但想想又忍住了，我终究还是宅心仁厚。多年以后我的前列腺不太好，我认为是大学时种下的病根。无心向学的结果自然是补考。我第一个学期就补考了高数和BASIC，高数老师曾在内蒙古当插青，时常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回忆他当年在内蒙古肩扛背篓，见到牛粪就拿起叉子拾粪，我每当他讲笑料时就会醒来，当他讲公式时，我便应声倒下。我寒假没过完就提前回校补考，车到湖南醴陵，有个俊俏姑娘上了车，见我胸前佩个校徽——当年的大学生都有这个傻逼习惯，而且孜孜不倦地捧着课本在读，以为我是个大好青年，那年头的大学生还算稀罕，所以她一直含情脉脉地望着我。她不知道我是在研读即将补考的高数。我终于头一歪，习惯性地睡了过去，醒来时车正行进在江西，她已经消失，不知是在株洲还是萍乡下的车。今年元旦，我到醴陵参加一个同事的婚宴，我想起了那个姑娘，她该是嫁人了，该成黄脸婆了，奶子该垂成木瓜了，我若与她在大街上相遇，彼此断然不会再认出。请原谅，我那年不懂风情，不会搭讪，主要是因为，我那时还是处男。你既瞟过我一眼，我前世定然借过你几吊钱。我能想起的补考过的科目，都是工科的，高数、计算机、电工、机械制图，全都补考过。据说以前曾有一科叫普物，简直是鬼门关，所幸我们没学，否则我一定也是要补考的。我的专业是工业管理工程，七成是经济类科目，但那三成的工科科目，我基本死翘翘，这说明我真是个天生的文人。当然我对经济也不敏感，我始终搞不清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我是个垃圾学生，所以最后我去搞了新闻。多年以后，我在北京中关村上班。有一回，带着未婚妻幼齿过完春节从南宁回北京上班，火车上几个广西大学生先是浪声打牌，然后像高音喇叭般铿锵地聊天，说各自的大学如何如何，就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大学生。我被吵得睡不着，从卧铺被窝里探出头跟幼齿说：凡是大年初七去学校的，全是补考的学生。他们闻听之后，顿时哑火，自此不再开腔。我特别烦在列车上大声喧哗彰显自己身份的人。5年前我和幼齿从北京去大连旅游顺便拍婚纱照，回来时几个在科研院所工作的中年妇女也在深夜扯直嗓子炫耀自己在北京如何，我跟幼齿说：坐在这趟车上的，谁他妈不是在北京工作的啊。那几个妇女登时荷尔蒙散去，如潮汐般各自睡觉。在一个补考大王面前暴露自己的挂科光腚，无异于一个村妓在陈圆圆面前炫床技，一个土财主在盖茨面前炫存款，所以说，年少时不要张狂，更年期时也不要张狂。90年代初期的大学里弥漫着阴郁颓废的空气，80年代的激越和鸣唱早已进了碎纸机，所有人都陷入巨大的虚无里。理想既已不谈，92南巡之后，自然就谈钱了。勤工俭学迅速勃兴，时常有学生背着大挎包，兜售各色明信片、洗发水、剃须刀之类。我们班有两哥们属于率先觉醒的一代，除了搞投机倒把之外，还在外面兼职，很快就佩戴了那个年代还属奢侈物的BP机，多年以后，他们成了总经理。所谓三岁看老是不确切的，但大学时确实基本上可以看老了。班里第一个过六级的女同学后来留洋嫁了鬼佬，宿舍里没事就去泡电脑房的哥们后来成了技术总监，我这种整天旷课看小说的人成了码字的，宿舍里还有一个莆田的哥们，嗯，他现在在沈阳开民营医院。渐渐地，学校里的政治思想工作进入坦途。一帮没有志向的学生总比热血青年好管。政工干部也乐见于小毛头们沉溺于吃喝嫖赌抽——嫖字应该去掉，那年头还没娼盛。那时你要找我，总不离这仨地方：图书馆、录像厅、牌桌。思想工作的重心遂转移到抓考勤纪律。除了抓旷课外，每天还要例行晨操，几个学生会的官崽每天早晨到各个宿舍赶人起床。我只有晨勃，没有晨操，照例蒙头大睡，官崽们来掀被子，只穿裤衩的我就会怒骂：操尼玛的基佬。我最恨别人掀被子，就像小马哥最恨别人用枪指着他的头。学生会干部在20年前就不是一个好词。我的朋友、湖南师大副教授魏剑美曾在微博上抨击说，如今的学生会干部只会溜须拍马、玩弄权术，厚黑学用到极致。多年以后我去主持过几次招聘，但凡见到履历里吹嘘学生会经历的，我立即把材料扔到一边。你大爷的，欺负主考官没上过大学么。当年福大最大的维稳，是外省学生。因为被卖了猪崽，外省学生普遍有仇恨情绪，对校方厌恶之极。聚众抗议谈判倒没有，我们既然被骗来了，也无处讲理，正如青楼里不可能成立妓女工会。但打架是常有的事，今天是四川帮和云南帮打，明天是湖南帮和西北帮打，但都打得像过家家，从未有大伤亡。我也搞不懂这是叫打架还是叫调情。9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沉浸在荷尔蒙的气息里，就像一匹公马沉浸在福尔马林里。爱情和色情，永远是大学里的主旋律，再过一万年，只要人类还有鸡鸡，这点只怕仍不会改变。我住的西区8号楼，原来是男女混居的，一楼是女生，其余楼层是男生。据说，当80年代的最后一缕霞光呼啸而来时，某个倚在4楼窗边思春的88级男生忽然发现一楼拐角的女浴室竟然一览无遗。一群充血青年闻讯后，齐刷刷把脑壳搁在阳台上瞻仰，但只能望见虚渺而模糊的佛光。后来有个云南的学生，放假回家时带了中越前线的军用望远镜来，终于可以窥见赤裸裸的真相。但问题随之而来，望远镜被抢来抢去，影响了宿舍的安定团结，最后达成协议：周一到周日，宿舍里的7个人每人保管一天望远镜。毕竟是经过民主熏陶的一代，懂得妥协，懂得制定游戏规则。1991年的秋天，当我第一次进入西区8号楼时，一楼的各系姑娘们正如溃军般撤离。所以，《静静的顿河》里的那一幕成了刚刚谢幕的老片。她们的迁徙或许跟偷窥有关，因为据说总是有男生搭人梯攀爬上女浴室窗口，敏捷如发春期的公猴，女生们的尖叫如锋利的发卡刺破夜色，宿舍管理员没办法，只好用木条把窗口封起来，但一个暑假过去，木条又被砸断了，可见荷尔蒙的力量有多大。东区的理工科男生似乎更饥渴，有次我去东区找老乡打牌，刚在床沿坐下，忽然身后蚊帐一掀，探出一颗女人脑袋，我吓得魂飞魄散。该宿舍7个床位，听说高峰期曾住了12个人，熄灯之后，几张床都在打摆子，有个孤独睡在下铺的男生实在受不了，对上铺那对疟疾患者怒吼：你们他妈还让不让人睡了？这种愤怒我很能理解，福建毗邻台湾海峡，时常有震感，我若在睡梦中被剧烈的震动撼醒，早就穿着裤衩往外跑了。那年头大家手头尚不宽裕，独自租房还没成为常态。有一对狗男女在校外租了房，苟且完毕了就把钥匙往同学手里一扔，换下一对进去接着纳凉，房东老太太偶尔去打扫房间，看见满地的卫生纸，当场就哭了。也有的学生，既不好意思在集体宿舍里直接驳火，亦无钱租房。我的死党跟我说过一个真实的段子：某个暗夜，月朗，星稀，虫唧，一群校卫队员——类似于今时臭名昭著的城管或联防队员——巡逻到运动场的围墙下，但见风吹草低处，两只肥白大蛆正在蠕动，几束手电瞬间照了过去，男蛆愕然回头，抖抖索索从草丛的衣裳里掏出30元扔过去，说：兄弟们辛苦了，去买包烟罢。校卫队诸君眉花眼笑，拿了钱慢慢踱远，绕着操场闲走了半圈，忽然又见看台下草丛耸动，照例几束手电打过去，这回看到的竟仍是那对蛆——原来他们的幸福被摁了暂停键后，自觉晦气，遂换个地儿重头再来，没想到在苍茫黑夜里，与故人再度重逢。据说那哥们当场就泄了真气，自此阳痿。许多年后，我在广州，夜登白云山时望见路边的车颤颤巍巍，便联想起校园里的那对野鸳鸯，他俩真是生不逢时呵，没有赶上车震的时代。20年前，能享受鱼水之欢的大学生终究是少数。但那又是欲望最为野蛮勃发的年岁，终于还是有人铤而走险：有个工科学生暑假回家时强奸了女孩，开学后他全无影踪，亡命天涯去了。最近的清网行动里，我公安干警若是碰到某蓬头垢面的可疑人士，可摸出福大的校徽在他面前一晃，他倘若眼睛一亮，那便是这位浪迹四海的校友了。当时的校园，鲜有做妓女的——彼时整个中国都尚未娼盛，鲜有做人流的。我们还没学会糜烂。于是，90年代的精子和90年代的卵子只能在四年里鸡犬相闻，然后，分道扬镳，进入漠不相关的人间。（三）1991年的深秋，飘流在校园上空的孟庭苇的歌声是一支催情剂。虽然季候不对，但我们依然反季节地开始怀春。班上的男同学熄灯后仍在走廊上捉对练习跳舞，因为只有在舞会上，你才能合法地搂住一个女孩的腰，并适时地开始查户口，这是通向姻缘的惟一路径。以爱情的名义，每天傍晚，工科系的学生们就如潮水般向我们西区的财经学院涌来，因为财院的女生是最多的。而工科的某些专业，譬如地矿和机械，经常会出现和尚班，既然南水北调可以，那么西水东调也是可行的。许多广西老乡都把我当成抵达幸福彼岸的桥梁，或者说，把我当成了淫媒。有个机械系的老乡看上了我们班的女同学，托我捎红豆和桂林明信片给她。更有计算机系某老乡如鬼魅般缠上我，逼我一定要给他介绍谁谁谁，后来我烦了，说，老子的爱情都还没着落，你的鸡鸡你做主。有个电气系的老乡看上了我们系的师姐，整天找我聊克敌秘籍，仿佛西门庆请王婆传经送宝一般，我告诉他那师姐早找了个帅哥，他不死心，直到亲眼见师姐挽着帅哥漠然走过，他才愤愤一拳砸向墙壁，满手是血。这哥们是情种，多年后他从省城去水电站玩，也要我介绍厂花给他。我至今纳闷：难道我很像拉皮条的样子吗？其实我偶尔也会发浪。某个初秋的早晨，我在上大课的间隙，望见一个穿绿毛衣的女生趴在课桌上，像一只慵懒的猫，我忽然很想豢养这只猫。但我没养过猫，亦不懂如何学猫叫春，最终一直沉默下去，直到连她的模样都彻底忘记。大一结束时，广西校友们结伴坐火车回家。福州至广州的列车到衡阳，我们下车准备转北京到南宁的5次特快，一位88级的本系广西师姐在站台上，与她的男友，一个广东仔，抱头痛哭。他们同班，刚刚毕业却不能分配在一起，早约好了在衡阳别离。我看到他们的肝肠一寸一寸地碎成粉末，数分钟后，站台的铃声响了，广东的韶关仔上车继续奔向珠江，广西的河池妹泪眼婆娑地像弃妇般呆呆立在风尘里。这幕景象如同一簇破空而来的利箭正中靶心，我18岁的幼小心灵顿时不敢梦想爱情。那时我以为爱情就是要结婚生子，厮守一生，而我们这些挖煤预备工是无力承担的。我大四时亦喜欢过一娟秀女子，她低眉时像温婉的圣母——虽然我也不知道圣母是什么样的，但心里只有虔诚和沉静。此时距离毕业仅有数月，她眼里似乎亦有情意，但我知我不能留在福建，而日暮斜阳下，我将远去，一切之爱都虚幻得很。几个月后，毕业的我途经她的故乡，薄雾游荡在贫瘠的山梁，有赤足小女孩提着竹篮在铁轨边卖水果，我想起了她。我几乎未与她说过一句话，而此生已不能再见。我对男女私情的冷酷决绝，那时便播下了种。对生存状态的焦虑令我从多情变为寡情。后来我在乡下水电站挣扎数年后，终于重返城市，有熟识的女校友自远方来，在宵夜摊上忽然幽幽问我：你寻女友有何标准？我自知她心意，沉吟片刻，说：无他，就地取材。她眼里的光骤然熄了，叹道：你真是现实。我顿觉自己郎心似铁，但自己尚在底层打滚，弱小得没法负担起任何异地姻缘，也只能薄情了。那一夜沉默相对之后，那姑娘再也没出现过，像一滴雨归于雨夜。我在大学四年间，惟一一次与女子的亲密接触，是某一年的春节，我照例提前返校补考，列车过江西向塘时，恰好是元宵之夜，窗外烟火绚烂，我们都从窗口探出头望，一个与我沿路闲聊、从广东返乡的江西打工妹忽然紧紧贴着我的后背，像一只未经预警突然发情的小母马，我倏地从后背到后脑壳都在熊熊燃烧，但我只能装邱少云。吊诡的是，我们虽然住在脂粉飘扬的财院，坐拥美女三千，但却不如东区的工科男那么狼。或许是久居芝兰之室，竟然不闻其香了。我们宿舍的7个男生直到毕业时都无一人谈恋爱，带着完整的处男膜离开了校园。班上的女生倒是基本都有主了，男生们却只有三五个谈过恋爱。这事我都不敢跟现今的后生们说，因为我们在80后和90后眼里简直全是驴，不是潘驴邓小闲的驴，是蠢驴的驴。我们那一代的凄苦，大致可以归结为一点：公驴太多，母驴太少。多年以后，我拉着还没成为刘太的幼齿的手走在她的母校里，伤感地说：我得弥补一下在大学里没牵过女孩手的缺憾。她怕被同学和老师看见，拼命地想甩开我的手，但我的手不是可触摸的网，也不是决堤的海，而是502胶水，她甩不掉。我像牵着一只猫慢慢踱过大学的操场和教学楼，曾经的秋叶在心里簌簌地落，越落越快。说起90年代初期，不能绕过去的是三级片。谢谢时间，让我们遇见了咸片的黄金年代。我第一次看三级片说来荒谬，不是在福州看的，而是在故乡看的。大一寒假时，一位高中同学拉了一群聚会的同学去开眼界，说电影院里有传说中的三级片。他们似是轻车熟路，我却是第一次，只觉刺激而恐惧，有种偷情的感觉。后来回到福州，发现三级片几乎一夜之间在全国开花了。学校的电教室在放三级片，周边的民居在放三级片，校外的凤凰大剧院在放三级片，就连学校的防空洞——福建昔年是对台前线，最不缺的就是防空洞——也开发作了淫窟。我印象中，只有北门对面的空军司令部露天电影院是不放咸片的，这说明子弟兵还是比较纯洁，当然也可能是职业忌讳，开飞机的人对充斥着打飞机镜头的电影比较排斥。记忆中，领风气之先的是一部老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简直放疯了，我估计整个福大没有人没看过这部片，而且平均观看的次数应该在2到3次。一到周末，福大的学生们就浩浩荡荡去看三级片，宛如一条饥渴的长龙。有脑子活络的学生便包下录像厅的周末场，自己找碟放，自己售票，一晚可以赚上百元，以当时物价论是巨款了。那年头的流行词是摸着石头过河，放咸片算什么性质呢？大概算摸着乳头过河吧。不管如何，时代是在进步的，相比80年代的《寡妇村》、《红高粱》总是打出“少儿不宜”的旗号欺骗观众，90年代的录像厅还是极其讲诚信的，说少儿不宜，那是一定不宜的。后来派出所的同志看不下去了，你不能天天摸着乳头过河吧，于是突击扫黄。有一晚，淫虫们正美滋滋地看叶玉卿的《我为卿狂》，大盖帽忽然森然杀入，捉了一批人去派出所。搞笑的是，福大学生会主席赫然在列；更搞笑的是，主席大人的女友也一并被擒。这让校方委实难堪，只好派领导去赎人。那些年的三级经典确实多。翁虹的《挡不住的风情》，叶玉卿的《我为卿狂》、《卿本佳人》、《情不自禁》，陈雅伦的《危情》，李丽珍的《不扣钮的女孩》，一大群美艳温婉的女星竞相宽衣解带，装饰了我们少男时代的梦。10多年后，我在广州杨箕村里买过几张碟，发现美女们都穿起衣服了，换了一班丑女演三级片。我胃口大倒，改看璩美凤的碟去也。20年前的中国，人们普遍压抑了政治意识，而性意识和金钱意识空前爆发，三级片的勃兴亦算生逢其时。我至今不觉得三级片是丑陋的，相反我认为它比许多主流片更逼近人性，比许多文艺片更具备美感。多年以后我成了文字最淫荡的专栏写手，说来得向翁虹和叶玉卿们深鞠一躬，她们都是我的文字乳娘。我爱过她们，爱得青筋暴露。有时，我会去南门兜的福建省音像资料馆看电影，马龙白兰度的《巴黎最后的探戈》、梁家辉的《情人》都是在那看的。音像馆打出的旗号是“内部观摩片”，虽然也是光屁股，但看起来比较有品质，有文艺气质。作为一名诗人，我喜欢那里；作为一个少男，我也喜欢那里。暮色四合时，看完电影的我坐27路车回学校，在乌山路上经过市委，我会扭过头去想一个坐在里边的人，他的名字有些陌生，但他父亲的名字，我从小就很熟悉。20年过去，那个曾坐在乌山路办公的人，即将改变未来10年的中国。而那个曾坐在27路公车上的少年，什么都改变不了，包括自己的命运。他们惟一的相似之处是，都看过福州的斜阳，并且，之于福州，都是过客。（四）我们在少年时，总会有一个同性密友。我在大学里的死党，是土建系的一个柳州仔，和我同年，同级，一般的瘦骨嶙峋，一般的懒散浪荡。我如何认识他早已模糊，大概是在老乡会上，后来厮混得熟了，他经常逃窜到我们宿舍，舍友们给他起外号叫“敌人”。敌人与我投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过相似。我们互为损友。一起抽烟喝酒打牌自不必说，我们还一起混录像厅和台球厅。有一天，我们旷课，逛到了福州火车站一带，钻进了一个录像厅，一张票3块钱，还送上矿泉水和几颗糖，我们边吃边看，忽然听到门口喧哗，原来是半途退场的人被拦住，被勒索几十元的小吃费用。我们知道遇到了黑店，加上播放的片子一点都不黄，显然坑人么。合计了一下，便装作一前一后上厕所，逼近门口时，突然发足奔逃，把持门口的马仔掐住我的脖子，我朝他当胸一拳，敌人返身救驾，朝黑社会的肋骨猛击，我们旋风般逃出，以卡尼吉亚的速度越狱，我听到风声呼呼地从耳边掠过，那必定是我此生跑得最快的一次。10年后，我在广州大道中的南方报业上班，曾看到劫匪在报社门口抢劫，然后拼死横穿车水马龙的马路，比鬼魅还快，想起自己年轻时亦曾如此矫健过，不由涌起怀旧一笑。敌人身上有游侠气，仗义疏财，所以他的伙食费总是不到半个月就花个精光，然后借债度日。重义气的人大概都是攒不起钱的。我与他算是肝胆相照，但有件事至今想来依然愧疚。他的英语不好，学校规定考四级必须过50分才能拿毕业证，他第一次考了39分，第二次41分，他哀叹以此递增两分的速度，到毕业时仍达不到50分，有一回他曾问我能否替考，因我什么科目都能补考，唯独英语成绩颇为霸道，我踌躇良久，终于没答应。因为学校里刚出了一次替考事件，有四男一女替另外四男一女考四级，结果贴出了10张壮观辽阔的开除通告，我终究不敢碰这天条。毕业后我碰见敌人，问起他毕业证的事情，混迹深圳的他早已不介怀，淡淡地说：无所谓，深圳满大街都是办假证的，花了几十元办了个毕业证。敌人是福大四届象棋棋王，有社会上的人雇佣他去赌棋，输则免责，赢则分钱，一局赌200元，他说落子时手都有些发抖。但我拒绝跟他下象棋，哪怕他让一车一马，我只下围棋。学校搞围棋联赛，管理系对土建系，我对垒敌人的同班同学，敌人一屁股坐在我旁边观战，比我还着急，老是嘟嘟哝哝给我支招。我没理他，因为我的棋力比他高出几个段位，经过一番苦战屠了对手的大龙，对手输得也算服气，但只不停翻白眼瞪敌人，因为这胳膊肘往外拐的角度也太明显了，敌人脸皮厚，而且比我这个对局者还紧张，把脑袋都贴到棋盘上了，对同学的怒目完全视若无物，一副铁心叛变的土奸模样。我当时是校诗社社长，敌人是校象棋协会会长，都是属于身具那么点奇技淫巧、但成绩烂得一塌糊涂的渣滓。福大的广西学生普遍老实木讷，惟我俩是异类。1993年的元旦，我和敌人骑着一辆借来的单车去东街口玩，他买了一串彩色气球坐在后座上，犹如顽童，我在前面蹬单车，在福大东门附近的十字路口闯了红灯，敌人眼见交警扑了上来，忙从后座跳了下来，牵着一大串色彩斑斓的气球跑远，他近1米8却不足100斤，像一只大马猴拖拽着气球逃窜。骑车的我却跑不掉，只好作垂头沉痛状听交警训话。交警：哪的？我：福大的。交警：你不懂交通规则吗？我（怯生生地）：不懂。俺是乡下来的，从前没见过红绿灯，俺们老家都是泥路，没有这扑闪扑闪的灯。交警：那你们老师没教你们看红绿灯吗？我（强忍住笑）：没教，真没教，我们的大学课本里没这堂课。我正和交警磨嘴皮，敌人冒了出来。单车是他借的，若被交警扣留那就损失大了，所以他溜回宿舍换了件衣服，然后拉了个长相显老的同学假扮辅导员前来领人——其实主要是为了领车。交警也没认出他就是刚才土遁的那位爷。敌人演技逼人，和他的同学摆出一副老师训学生的架势把我臭骂了一顿，我哭笑不得，恨不得踹这鸟人一脚。交警也懒得计较，放车放人。如果我今年17岁，而且在大学里碰到敌人，那我肯定不会跟他如此亲密无间，因为这年头流行基情了，两个男人形影不离会很像菊花党。20年前还不盛行基佬，而且敌人早有一个北海女友，我们只觉得彼此是兄弟，是适合一起干坏事的兄弟。多年以后，我已经成了一个冷酷寡情的老男人，习惯独行江湖，习惯君子之交，再也没有如此亲密的男性朋友了。在这个意义上，敌人是今世最后一个不是基友胜似基友的狐朋。1995年夏天，我们一起离开福州。敌人过柳州而不入家门，把我送到了南宁，帮我卸下了一大堆行李，然后继续南下，去北海找他的女友。1997年，他和女友吹了，约了另外一个女校友到穷乡僻壤的水电站看望我。1999年，我到了省城当记者，他从深圳到南宁公干，我们一起喝酒，在报社办公室里下了盘围棋，此时我们在不同的心境里，在迥异的路轨上，竟已没有太多共同话语可聊。当时我见他已经有些秃顶，不知如今是否像只掉毛的老公鸡。那年我倒还算英姿勃发，白发还没长，如今若重逢，那真是老秃驴见白头翁了。我和敌人，已经在人海里失散多年。但愿他仍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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