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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异想世界》流程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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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火力值与战斗力为什么相差这么多？
裸装号，娱乐下小狙，纯手工，为什么活力值才2200多， 战斗力却49000？
火力值，不是活力~~娱乐局基本上团队和个人竞技12分钟打满都会上120左右， 为什么火力才2200多？
战斗力却49000- -
我有更好的答案
战斗力是你杀敌数的评分，而火力值则只是玩爆破模式的成绩的评分，战斗力比火力值高是正常的。
而且两者没有太大关系。看你技术不错啊，多去打打爆破模式，火力值会有所提升的。纯打手 求采纳
原来打职业的， 现在娱乐玩玩，
打爆破经常遭踢。。。一般和朋友玩下战服， 菜队从来不接
战斗力是综合评估,而火力值是爆破胜利加火力值！ 火力值初始800 ！所以你看这就相差很多！
一个是综合了杀敌数，使用对讲机的次数等之类的，一个就是纯战斗力，请问你有用过对讲机吗？
不用对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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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炮火》_4
　　8月7日，对十七号计划向不知情，而此刻又碍于计划规定的要求而未能驰援比利时的法国政府，将法国荣誉军团的一级勋章授予列日市，并将军功勋章授予阿尔贝国王。这种姿态，在当时的情况下已不适当，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世人对比利时奋起抗击入侵之敌令人敬佩的心情。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宣称，比利时不仅是在“保卫欧洲的独立；它是为荣誉而战的战士”。伦敦《泰晤士报》宣称，它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因而“流芳百世”。　　正当称颂之词纷至沓来的时刻，列日市人民在地下室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这也是二十世纪的欧洲人将要在地下室里度过无数个漫长黑夜的第一夜。经历了齐伯林飞船空袭恐怖的一天之后，列日城彻夜受到炮轰，炮弹爆炸声不绝，鲁登道夫的野战炮企图一举慑服该城，使之屈膝投降。这个方法，正如1918年德国大贝尔塔大炮对巴黎进行长距离炮击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和V-2飞弹轰炸伦敦那样，毫无效果。　　在稠密的炮火初步削弱守军抵抗力之后，埃姆米希和鲁登道夫不待其他各旅到来，便决定进入列日。由于比军第三师业已撤退，第十四旅没有遇到抵抗就越过了两座尚未被破坏的桥梁。鲁登道夫以为奉命夺取城堡的前卫部队已完成任务，于是带领一名副官乘坐一辆参谋部的汽车驶上那条陡峭迂回的公路。汽车到达城堡的场院后，他发觉前卫部队尚未来到，城堡尚未为德军占领。不管怎样，他毫不犹豫地“猛敲大门”。大门开启后，他从留驻城堡里的比利时士兵手中把城堡接收过来。鲁登道夫那年四十九岁，比起1793年的拿破仑年长一倍，列日成为他的土伦。　　与此同时，在市区里，埃姆米希将军找不到勒芒，便把市长逮捕了，并且通知他说，除非各堡垒的守军放下武器，否则德军将炮轰列日，并付之一炬，同时表示将给他一张通行证，让他去找勒芒将军或国王，劝他们投降。他拒不从命，于是成了一名阶下囚。黄昏时分，另外三个旅德军突破堡垒圈，与第十四旅在市内会师。　　　那天傍晚6时，一名摩托运输兵的军官驾车飞驰，闯过亚琛的街道，把惊人的消息送到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埃姆米希将军已进入列日，正与该市市长进行谈判。在一片欢呼和“万岁”声中，司令部收听到埃姆米希发给他妻子的电报说：“好哇！已进入列日！”晚上8时，一名联络官带来了埃姆米希的口信，他说尽管没有俘获勒芒，主教和市长已成阶下囚，城堡已投降，比军已撤出列日市，但关于各个堡垒的情况，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在柏林——部队集结时期结束以前，是德军统帅部的所在地——德皇欣喜若狂。起初，当比军显得大有不惜一战的气概时，德皇曾痛责过毛奇，“瞧你怎么搞的，无缘无故把英国人惹来打我！”可是，列日陷落的消息传来后，他把毛奇称为他的“最亲爱的恺撒大将”，而且，毛奇还写道，“他把我狂吻了一阵。”可是，英国人还是使德皇提心吊胆。8月10日，美国大使杰勒德先生前来转达威尔逊总统愿意进行调解的建议时，发现德皇“神情沮丧”。他坐在御苑里一顶阳伞下，绿色的铁桌上凌乱地放着一些报纸和电报，两头德国种小猎狗睡在他脚旁。皇帝哀叹道，“英国人使整个局势改变了——一个固执的民族——他们要把战争打下去。战争不会很快结束的。”　　占领列日后的第二天，鲁登道夫离开该市报告战况。市郊各堡垒尚在比军手中，一个也未攻克的严酷事实，到此时方才为人所知。鲁登道夫坚决要求马上把攻城大炮调来投入战斗；看来比利时人还无意投降。按预定计划，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原定于10日首先出发，向前推进，现在不得不延迟至13日。　　与此同时，那些形状骇人、颜色乌黑、笨头笨脑的巨型攻城迫击炮仍在埃森不能动弹。在它们四周，还正在忙于调集摩托运输车辆和受过训练的炮兵。到8月9日，两门公路型攻城迫击炮已准备完毕，当天晚上装上货车，用铁路尽可能运送到接近目的地的地点，以减少它们的轮胎磨损。火车于10日离开埃森，黄昏时到达比利时；可是，在晚上11时到达列日以东二十英里的黑尔贝斯塔尔后便停了下来，因为铁路隧道被比利时人炸毁，道路被阻。费尽了气力还是无法打通，结果只好把巨炮从火车上卸下，取道公路，继续前进。虽然只要再走十一英里便可把堡垒地带置于射程之内，可是一再发生的故障使它无法前进。马达失灵，马具折断，道路阻塞，于是不得不硬把路过的部队拉来拖曳这两尊巨炮。跟这两个不声不响的怪物进行的进展迟缓的搏斗持续了整整一天。　　当攻城炮尚在途中，德国政府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说服比利时人，在他们国土上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过境。8月9日，杰勒德先生受托向他在布鲁塞尔的同僚转送一份递交给比利时政府的备忘录。“既然比利时部队不顾力量悬殊，对优势兵力进行了英勇抗击，从而保持了它的荣誉”，备忘录写道，德国政府“恳求”比利时国王陛下和他的政府别让比利时“继续忍受战争的恐怖”。如果德国部队能获得一条自由通过比利时的走廊，德国准备与比利时缔结任何有关协定，并“庄严保证”它绝无意侵占比利时领土，一俟战争形势发展许可，-德国部队将撤出该国领土。美国驻布鲁塞尔和海牙的两位公使都婉拒转达这个建议，最终通过荷兰政府的协助，该份备忘录在8月12日送达阿尔贝国王手中。国王表示拒绝。　　鉴于他的国家面临如此严重威胁，他的临危不惧，即使在他的盟国眼中，也是难以完全相信的。没有人想到比利时竟会表现得如此英勇不屈。战后，比王在答谢一位法国政治家对他的行动的赞扬时说：“是的，我们那时走投无路，不得不如此。”1914年，法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顾虑的。8月8日，法国政府派遣外交部副部长贝特洛先生就有关比利时国王即将与德国人安排停火的传闻会见国王。贝特洛的差使是不愉快的。他必须向国王解释清楚，法国将不遗余力协助比利时，但只能以不打乱法国自己的行动计划为限。阿尔贝再一次力图向法国人表明德军强大的右翼有可能通过佛兰德进逼，并再次提出警告，比军可能被迫撤至安特卫普。一俟“盟军的接近达到足以发挥其作用”的时候，他巧妙地补充说，比军将重启攻势。　　对外部世界来说，攻击列日的德国部队似乎“已遭到痛击”，高踞权威顶峰的《泰晤士报》军事记者就是那么宣称的。征诸当时情况，此说与事实相去不远。自吹自擂的德军曾认为它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在做梦的绵羊”，而事实上却未能一举攻下比利时人的堡垒群。德军在8月9日以后就停止前进，等候增援——不过它等待的不是援军而是攻城炮。　　在法国，霞飞将军和他的幕僚仍旧跟往常一样坚决不考虑佛兰德，而把思想狂热地集中在莱茵河。法国五个集团军的实力和德国部署在西线的七十个师相仿。它们的部署按番号顺序，由第一集团军居右依次到第五集团军居左，并以凡尔登到土尔的防线为界分别集结成两支大军，在人数上和德军以梅斯至提翁维尔一线为分界线的两个集团的比例相埒。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第一、第二集团军面对德国的第七、第六集团军，组成法军右翼，其任务为发动强力攻势，把与之对峙的德军赶回莱茵河一线，同时在德军左翼与中路之间打入一枚坚实的楔子。　　驻守在右翼末端的是一支特种攻击部队，其任务与埃姆米希部队在列日的任务相似，要首先突入阿尔萨斯。它由第七兵团和第八骑兵师组成，不受第一集团军的节制，其任务是解放牟罗兹和科耳马尔，并据守德国、阿尔萨斯、瑞士交界处的莱茵河沿岸。　　与这支部队为邻的是由一表人材的迪巴伊将军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据说这位将军心目中不存在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他有着与无限精力相结合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出于某种难以捉摸的、牵涉到法国部队中错综复杂的权术上的原因，他和据守在他左侧的紧邻德卡斯特尔诺将军的关系并不太好。这时德卡斯特尔诺已离开总参谋部，任第二集团军司令，率军据守南锡周围至关重要的防线。　　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集结在凡尔登的另一面，准备按照十七号计划的部署，发动突破德军中路的大攻势。它们的兵力从凡尔登展开至伊尔松。据守开端的第五集团军面向东北方，准备发动通过阿登山区的攻势，而不是向北迎击南下的德军右翼。在第五集团军左方的阵地，以莫伯日要塞为中心，指望由英军驻守。该要塞一度曾坚实牢固，以后却未被好好照管；而即将到达的英军，现在获悉其人数将低于原定计划。霞飞和他的总参谋部正全神贯注于其他战场，因此对这里的缺陷和兵力不足情况并不过分担心。但第五集团军司令朗勒扎克将军却为之深感不安。　　在德军右翼的攻击面前，朗勒扎克势将首当其冲，因此对他眼前所处地位的危险最为敏感。他的前任，即第五集团军的前司令加利埃尼，曾多次巡视过这里的地形，并曾向总参谋部建议把莫伯日要塞现代化起来，但未被采纳，对此他早已闷闷不乐。加利埃尼在1914年2月到达服役年限时，霞飞任命“真正的雄狮”朗勒扎克接任他的职务。他在智力方面的天赋得到霞飞的青睐，因而在1911年他便是霞飞属意的副总参谋长的三个候选人之一。朗勒扎克具有“敏锐的智力”，因而被认为是总参谋部的一员将星。正因为如此，他好挖苦人的脾气以及在讲演中为追求清晰、鲜明和逻辑性而容易出现暴躁态度和出言不逊的情形也就得到原谅。年纪六十又二，他和霞飞、德卡斯特尔诺和波一样，完全符合那种大胡子和大腹便便的法国将领的模样。　　1914年5月，五个集团军的将领分别收到十七号计划中与他有关的部分。朗勒扎克随即指出了如果德军在马斯河西岸大举南下，他的防地中暴露的翼侧将面临险境。他的反对意见被置于不顾。总参谋部的基本看法是，德军右翼越强，“对我方就越是有利”。动员前夕，朗勒扎克致函霞飞将军，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十七号计划在大战结束后引起了大量的批评和争论，有关文件多如山积，这封信给拿了出来，成了主要文件。朗勒扎克的一个袍泽指出，他这封信的笔调之大胆，不象是在对一份权威性的计划提出异议，而象是一个教授在评论其学生的论文。信中指出，为第五集团军计划的攻势，其前提依据是德国人将通过色当前来。而事实上，更可能的是他们将取道更北一些的那慕尔、迪南和吉韦。“很显然，”这位教授解释道，“一旦第五集团军投入指向讷夫夏托（在阿登山区）的攻势后，它将无法回避德军在更北一些地方发动的攻击。”　　实际上，这是个关键问题。然而，朗勒扎克却好象要为自己留有余地，而在信中加了一句：“这不过是作为一个建议而提出的，”以免自己的论点显得过于锋芒毕露。信在8月1日即动员日送到霞飞手中。霞飞认为这封信“完全不合时宜”；由于“整天忙于处理要公”，他没有作复。与此同时，他对第三集团军司令吕夫将军前来表示的他对德军可能“长驱直入穿过比利时”的忧虑，也置若罔闻。霞飞只以其特有的简洁的语言回答了一声，“你错了。”在他心目中，总司令只要发布命令，不必进行解释；将军只要执行命令，不必思考。将军在收到命令后应该心无旁骛地执行，要知道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8月3日，即德国宣战之日，将军们应霞飞之召前来参加会议，他们希望最终将能聆听霞飞对十七号计划以及他们受命要付诸实施的战略作一通盘的说明。他们的希望落空了。霞飞沉默不语，只是慈祥地静待别人发言。最后，迪巴伊打破沉默，他说他的部队需要增援，然后才能发动所计划的攻势，但增援至今尚无着落。霞飞以一句他所常用的含义隐晦的字句作答，“那可能是你的计划，而不是我的。”没有人听懂这句话，迪巴伊也以为自己的话被误解了，因此再说了一遍。霞飞“露出他那惯常的天使般的笑容”，逐字重复了一遍，“那可能是你的计划，而不是我的。”说实在的，对霞飞说来，在大军鏖战的一片混沌之中，起作用的不是什么计划，而是用以执行这个计划的干劲和激情。他深信，胜利并非来自最理想的计划，而是来自最坚强的意志和最坚定的信心；这两个条件，他毫不怀疑，他都具备无缺。　　8月4日，他设立了名为法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地点在马恩河畔的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约处巴黎和南锡的正中。在那里，他和五个集团军的司令部的距离大致相等，即相距八十到九十英里。毛奇任总司令的时间不长，也从未亲临前线和视察过各个野战集团军的司令部。霞飞则不同，他和他的司令官之间经常见面，保持接触。他总是安详地坐在汽车的后座上，由专任的私人司机、汽车竞赛三次获得大奖者乔治·布约驾驶，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巡视各处。人们认为，如果是德国将领，他们拿到一份完善的计划后，在执行时是不需要上级经常指点的。而法国将领，如福煦所说那样，则是要思考的。但霞飞总是怀疑他的下级神经不健全或有其他缺陷，因而热中于把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1913年的演习结束后，他命令五名将军退出现役。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使法国每一支驻军都有人感到不寒而栗。这个行动是史无前例的。8月份，在真刀真枪的可怕的考验下，霞飞一看到那些将军表现了他认为是无能或干劲不足的迹象，便会象扬谷那样把他们搞掉。　　在马恩河畔的维特里，斗志昂扬。8月的骄阳照耀着静静的两旁绿树成荫的马恩河。阳光中的河水碧波粼粼，金光闪闪。在总司令部接管的校园里，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两个部门分隔开来，一个是第三处（作战），它占用了教室，另一个是第二处（情报），它占用了体育馆，馆内原有设备靠墙堆放，吊环则系在天花板上。第二处整天搜集情报，审讯战俘，破译文件，拼集成深有见地的推测并制成报告分送各兄弟单位。这些报告都一贯指出，德军在马斯河西岸活动频繁。从早到晚，第三处忙于审阅、传阅报告，提出批评，展开争论。如果这些报告的内容所得结论是要修改法国的攻势计划的话，那末第三处就干脆不予置信。　　每天上午8时，霞飞主持部门首脑工作会议。他以主宰者的身分出现，正襟危坐，威严庄重。局外人看见他默不作声，而且桌上空无一物，不免会以为他不过是个傀儡，实权操在他的亲信手中。事实绝非如此。他桌上不放纸张文件，墙上不挂地图。他从不动笔，绝少开口，一切计划都是别人制定的，福煦说，“他权衡得失，然后决定取舍。”站在他面前而不打哆嗦的人是少见的。和他一起进餐的人如果迟到五分钟，就要碰上犹如雷霆万钧的两道紧蹙的眉头，并受到冷落，直至用餐完毕。霞飞用膳时一言不发，象美食家那样全神贯注于菜肴。他一直抱怨，说他的幕僚把他蒙在鼓中。有位军官提起最新出版的《画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霞飞因为还没有看到就怒冲冲地说道，“你瞧，他们隐瞒一切，不让我知道。”他惯常边揉额角，边喃喃自语，“可怜的霞飞啊！”他的幕僚渐渐懂得，这个动作就是表示他要拒绝别人向他提出的请求。如果别人直截了当地要求他改变主意，他就生气。和塔列兰一样，他不赞成过分的热情。他缺乏朗勒扎克那种追根求源的智力，也缺少福煦那种创新求是的智力；由于气质使然，他倾向于依仗他亲手选拔的幕僚。他始终是主宰一切的首脑，几乎是个暴君。他珍惜自己的权威，哪怕是小小的有损于他的权威的事情，都会惹他发火。那时，普恩加来已经指定，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加利埃尼将为霞飞的接班人。当有人建议，应把加利埃尼安顿在总司令部时，霞飞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因为他担心跟他的老上司在一起会有失体面。“他很难安置，”霞飞私下告诉梅西米，“我一直在他指挥下工作，他总是惹我生气。”考虑到日后在马恩河战役之前左右法国命运的严重关头，霞飞和加利埃尼之间的私人关系所起的作用，这个表白多少有点耐人寻味。由于霞飞拒绝让他在总司令部占一席之地，加利埃尼便一直呆在巴黎，无所事事。　　法国的三色旗将在阿尔萨斯重新飘扬的那个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担任掩护的部队，隐蔽在孚日山脉茂密的松树丛中，因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而焦急。人们都还记得这里的起伏的山峦以及群山中的湖泊和瀑布，松树丛中芳香的蕨类植物散发出阵阵潮湿的沁人心脾的气息。山巅上放牧牛群的草地与片片森林互相交错，远处是阿尔萨斯的圆形山峰——孚日山脉的最高峰，它那暗淡的紫色的轮廓隐没在云雾之中。冒险攀登顶峰的巡逻队可以俯视失地，红瓦村舍与灰色的教堂尖顶尽收眼底。一衣带水的摩泽尔河在闪闪发光，近水源处，侵蚀尚少的河床相当狭窄，人们可以涉水而过。长着马铃薯白花的方块田与长着红花菜豆以及一行行灰、青、紫三色甘蓝的狭长菜畦相间。田野里，矮胖的金字塔似的干草堆星罗棋布，象是画家的丹青点化。大地正处在它最丰腴的时刻。阳光普照，江山如此多娇，前所未有，确实值得人们为之奋斗。难怪《画报》在战时出版的第一期中把法兰西表现为一个英俊的法国兵，他把象征着阿尔萨斯的年轻貌美的姑娘抱了起来，狂热地搂在怀中。　　陆军部已印好一份告市民书，准备在收复的各市镇张贴。空中侦察表明，该地区的防务薄弱。在第七兵团司令博诺将军眼中似乎是太薄弱了，他担心他正在“落入圈套”。8月6日傍晚，他派了一名副官去向迪巴伊将军报告说，他认为牟罗兹行动“既脆弱又危险”，并对他的右翼和后方感到忧虑。在8月3日的将军会议上，迪巴伊将军表达了同样的关心，并曾就此问题与总司令部磋商，总司令部认为各种疑虑都反映了进攻精神的衰退。一个司令官在作战行动开始时表现出来的疑虑，不论它是多么的健全合理，往往会成为进行退却的一条理由。在法国军事学说中，争取主动要比对敌军实力进行郑重的估计更为重要。成功取决于司令的战斗素质，在霞飞和他的幕僚眼中，如果在行动伊始就让人小心翼翼或举棋不定，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总司令部坚持尽早在阿尔萨斯发动攻势。迪巴伊接受命令，给博诺将军挂了电话，问他是否“已准备好了”，对方作了肯定回答，他便下令翌晨开始攻击。　　8月7日凌晨5时，亦即鲁登道夫带领他的一旅德军开进列日前几小时，博诺的第七兵团从孚日山峰上倾泻而下，越过边界时举枪致敬，突然猛袭阿尔特基希，进行传统的白刃战。这个城镇位予通向牟罗兹的大道上，居民约四千。该兵团奋战六小时，以伤亡一百人的代价，攻占了阿尔特基希。在这次大战中，这虽非最后一次自刃战，但如此出色的白刃战以后就不多见了。不久以后，泥泞的壕沟成了这次大战的象征。这次拼刺刀完全符合1913年操典所规定的最优良的风格和精神，看来它体现了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达到了光荣的顶峰。　　据法方公报报道，“这是个难以描述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狂欢的人们把边界上的一些界柱拔出，扛在肩上，穿过市镇，欢庆胜利。然而，博诺将军还是放心不下，他没有乘胜追击直取牟罗兹。对这种迟疑不决停滞不前的情况，总司令部失去了耐心，它在次日早晨发出一道紧急命令，饬令攻占牟罗兹，并在当天破坏莱茵河上的全部桥梁。8月8日，第七兵团在德军最后一批撤出牟罗兹前往保卫更北面的边境后约一小时，兵不血刃地进驻了该地。　　街道上法军骑兵疾驰而过。他们头戴黑色马鬃羽饰，护胸铁甲闪闪发光。这支从天而降的骑兵几乎把老百姓吓呆了。他们起先呆若木鸡，站立在路边，低声啜泣，然后才逐渐破涕为笑。法军在大广场上举行了历时两小时的盛大阅兵典礼。军乐队高奏《马赛曲》和《桑布尔河和马斯河进行曲》。大炮上挂满红、白、蓝三色的花朵，墙上张贴了霞飞将军发布的公告，把他的士兵吹嘘为“完成复仇雪耻大业的先驱……他们的旗帜上闪耀着‘权利和自由’的富有魅力的字眼”。人们争先恐后把巧克力、糕点和装满烟丝的烟斗塞给士兵。家家户户窗口都有人朝外挥动旗帜和手帕，甚至屋顶上也站满了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表示欢迎。居民中有许多德国人，他们自1870年以来就在这里定居。一名军官策骑通过人群时看见其中有人“咬着烟斗，面色阴沉，好象在点我们的人数”，——他们的确在点人数，天黑以后，他们便赶紧出去汇报法军师旅的实力。　　正当法军忙于占领该市时，从斯特拉斯堡仓促调来的德军增援部队已在该市四周展开。博诺将军一开始就缺乏取胜决心，为了避免陷入包围，他竭尽所能进行了相应部署。8月9日晨战斗打响后，他在塞尔内的左翼整日顽强奋战，而他的右翼却固守在一段未受威胁的战线上，没有及时抽调过来。最后，总司令部终于认识到有必要派出援军，而这正是迪巴伊一开始所坚决要求的。一个后备师奉命开赴前线，但在这个阶段，如果要巩固前方阵地则需要两个师的兵力。战斗持续了二十四小时，双方互有进退，到8月10日晨7时，法军受挫后退，为了免遭包围，最后撤出了阵地。　　对法国部队来说，在各种公报和公告相继使用了如此振奋人心的措词之后，在复仇雪耻的宿愿被压抑了四十四年之后，牟罗兹的丧失，无疑是丢脸的，而对该地居民来说，则更是残酷不过的，他们现在只能听凭德国人恣意报复了。对法军表示过热忱欢迎的法国人现在受到同市镇的德裔居民的密告，遭到不幸的下场。第七兵团现在退至距贝尔福不到十英里的地方。在总司令部里，参谋官员对战地将领怀有的自然而永恒的敌意爆发了。霞飞原来就认为博诺缺乏勇气，现在更深信不疑。他开始清洗，一个个不得力的将领相继被革，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霞飞的治军方式。博诺将军成为第一个被调充闲职的人（limogés），那时被解除指挥权的将领都被调至利摩日担任后方职务。以“有失职守”为理由，霞飞在三天之内又免去第八骑兵师师长和另一个师长的职务。　　霞飞热中于执行原来的计划：解放阿尔萨斯并将德军牵制在那条战线上。他不考虑来自比利时的报告，动用了一个正规师和三个后备师，将它们并入第七兵团，专门组成一个阿尔萨斯军，以便在他的右翼末端重新采取行动。原已退休的波将军应召重新服役，受命指挥这支部队。在该部队集结的四天时间里，其他地区的压力亦逐渐增强。8月14日，即波将军按计划向前推进的那天，人们看见三十头白鹳飞越贝尔福上空向南方飞去，比它们通常离开阿尔萨斯的时间提前两个月。　　法国人民对所发生的事情简直一无所知。总司令部的新闻简报极尽遮掩蒙蔽之能事。霞飞行事有一条固定不变的原则：不该让老百姓知道任何事情。新闻记者均不得访问前线，将领姓名、伤亡人员的名字以及部队番号一律不得见报。为了不让敌人搜集到任何可资利用的情报，总司令部采用了一条日本人信守的原则：“不声不响，隐姓埋名”，进行战争。法国被划分为后方地区和军事地区两大部分。在军事地区，霞飞是个专制的独裁者，非经他本人批准，任何非军事人员，即使是总统，都不得进入军事地区。那些受到轻视的下院议员就更不用说了。在向阿尔萨斯人民发布的公告上，署名的是他，而不是总统。　　部长们都有怨言，说他们对德国军队的行动要比对法国军队的行动知道得更多一些。霞飞认为他不受陆军部长的约束，因此他直接向普恩加来汇报，而普恩加来也抱怨他从来听不到战事失利的报告。有一次安排了总统亲自视察第三集团军，而霞飞则为此向第三集团军司令发出“严格的命令”，饬令“不得与总统讨论任何有关战略或外交政策的问题，且必须书面报告这次谈话的情况”。他手下的将领都受到告诫，不得向政府任何成员解释军事行动。“在我发出的报告里，”霞飞告诉他们，“我从不透露当前军事行动的目的，也不谈我的意图。”　　不多久，在公众压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霞飞的这种方式终于失灵。在8月份一条条国境线被突破，一个个国家遭到入侵，战争还处于运动战阶段，大兵团转战东西，从塞尔维亚到比利时的战事震撼了整个世界的这些日子里，来自前线的确切消息却少得可怜。发生在这个月份的史实，哪怕是有着成千个热心的编年史作者，也难以作出翔实的记载。8月9日，加利埃尼将军身穿便服，在巴黎一家小咖啡馆用餐。他听到邻座一位《时报》的编辑向一个友人说，“我告诉你，加利埃尼将军率领三万大军刚刚开进科耳马尔。”加利埃尼把身子向前一靠，对他的朋友轻声地说，“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正当列日的德军耐心等待攻城炮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对固守堡垒的比军能坚持抵抗表示惊奇和伦敦《每日邮报》引述舆论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些堡垒“决不会陷落”的时候；正当部队在继续集结的时候；有人则在以极度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德国攻势显示出它的模式。加利埃尼将军便是其中之一。使他苦恼的是，“德军前线后面的情况怎样？”“列日后面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大规模集结？我们必须始终估计到，德国人必定会排山倒海而来。”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索戴将军所部的一支骑兵奉派进行侦察。可是，急如星火的骑士们策马驰骋，一下子跑得太远，也跑得太快。他们在8月6日越境进入比利时，沿马斯河疾驰，侦察德军集结的实力和方向。这支骑兵部队在三天之内走了一百十英里，平均每天差不多前进四十英里。他们经过讷夫夏托，进抵离列日九英里处。每到一地，这些骑兵既不下马，又不卸鞍，以致马匹经过一路来的急行军后都已精疲力尽。休息了一日，他们继续在阿登山区和马斯河以西地区进行侦察，远达沙勒罗瓦。但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来得过早，无法看到大批德军渡过马斯河的迹象，活跃的德军骑兵到处掩蔽在德境后面的部队集结。法国人发现，他们未能得遂所愿，亲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骑兵冲锋，而这正是传统的开战方式。尽管德国骑兵在更北一些的地方朝卢万和布鲁塞尔方向发动攻势时使用了冲锋的突击战术；但在这里，他们却回避直接交锋，而是以若干自行车营和摩托化步兵在法军面前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步兵的机枪使法军无法逼近。　　真叫人泄气。尽管美国内战中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南部联邦的摩根将军让他的骑兵部队使用步枪作战，在指挥时他高喊着：“孩儿们，那些带马刀的笨蛋又来了，给他们点厉害尝尝！”可是到现在双方的骑兵们仍然深信马刀出鞘见分晓的方式。日俄战争期间，一位英国观察员，即后来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曾报道说，骑兵要是碰上架设在战壕里的机枪，他们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为步兵烧饭。这种言论使陆军部的人怀疑他在东方度过了几个月，是否变成了神志不清。同一次战争中的一位德国观察员，即后来的马克斯·霍夫曼将军对于架设在战壕里的机枪的防御威力问题，在他的报告中得出同样的结论，毛奇看了不禁慨然浩叹：“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疯狂的作战方法！”　　1914年，德国人避免骑兵作战而使用机枪，取得了有效的掩护作用。索戴的报告说，没有发现大部队的德军向法军左翼移动，这正好符合总司令部原先的想法。然而，对阿尔贝国王和朗勒扎克将军来说，德军右翼包抄行动的轮廓已越来越明显。他们两人都处在这个行动的必经之路上，因此更加倾向于这样估计问题。另外一个是富尼埃将军，他是法国莫伯日要塞司令。他向总司令部反映，德国骑兵已于8月7日进入马斯河畔的于伊，他所收到的报告都表明，这支骑兵正在掩护着五、六个兵团的德军向前推进。鉴于列日与那慕尔之间唯一的桥梁就在于伊，这支敌骑显然是想要渡过马斯河。莫伯日的这位要塞司令告诫说，他的要塞没有能力抗击如此庞大的敌军。在总司令部看来，关于五个或六个兵团的报告似乎是失败主义者的杯弓蛇影之谈。对霞飞而言，在8月份，肃清那些优柔寡断的懦夫成为他取胜的当务之急，他于是立即解除了富尼埃将军的指挥权。后来，经过调查又取消了这道命令。与此同时，也弄清了情况，要使莫伯日具有有效的防御能力，最少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　　朗勒扎克将军也收到关于于伊的报告，忧虑有增无已。8月8日，他派参谋长埃利·杜瓦塞尔将军前往总司令部，促使总司令部确实感到德军右翼部队包抄行动的威胁。但总司令部的答复是，朗勒扎克将军的顾虑是“不成熟的”，因为这样的行动与“敌人手头可资动用的手段全不相称”。从比利时方面不断传来进一步的证据，但对每一份这样的报告，信奉第十七号计划的“门徒”总是能找到一个解释，不是说在于伊出现的部队是在执行“某种特殊任务”，就是说情报来源“不可靠”，并认为进攻列日不过是为了占领该地的桥头堡“而已”。8月10日那天，总司令部认为“它的印象已得到证实，即德军不会在比利时采取重大行动”。　　法军总参谋部决心发动自己的攻势，因此要求比军在第五集团军和英军前往会师之前能支持下去。霞飞派了又一个使者阿德尔贝上校带去普恩加来致阿尔贝国王的一封私人信件，希望双方部队能采取“一致行动”。这位军官8月11日到达布鲁塞尔，他和以前几位使者一样，得到同样的答复：倘德军如国王所预见的那样，采取横越比利时的行动，国王将不会允许他的部队陷于被切断后路而无法退往安特卫普的险境。阿德尔贝上校是个冲动论的狂热信徒，他感到无法把国王的悲观情绪带回总司令部。幸而第二天就发生了战斗，比军取得惊人胜利，他也再没有必要执行这个不愉快的任务了。　　德国枪骑兵朝卢万方向突破，但在哈伦被德维特将军麾下的比利时骑兵的密集火力阻于桥堍。德维特命令他的士兵翻身下马，拿起步枪，在步兵的支持下投入战斗，重演了摩根将军在田纳西取得的胜利。从早晨8时直到傍晚6时，沉着的排枪射击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手执旗杆矛和马刀的德军的进攻。冯·马维茨的最优秀的枪骑兵中队遗尸遍野，最后剩下的一点人马向后撤退，比军得以逞雄于战场之上。这场辉煌的胜利被布鲁塞尔的兴高采烈的记者们宣布为这次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比利时参谋部的官员以及他们的法国朋友因此欣喜若狂；他们恍若已置身柏林。阿德尔贝上校报告总司令部，认为“德国骑兵的退却是决定性的，德国打算发动借道比利时中部的攻势已被推迟，甚至已被放弃”。　　列日堡垒群在敌前仍然屹立不动，看来为这种乐观情绪提供了根据。每日早晨，比利时各报都以大字标题报捷：《堡垒群固若金汤！》8月12日，即哈伦之役的同一天，德军盼望前来结束这种自夸言论的攻城巨炮终于运到阵地。　　列日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这几门黑色的庞然大物运抵郊区，把堡垒群置于射程之内时，只有当地的居民看见这些怪物。有一个目击者说，它们看起来象“吃得太饱的鼻涕虫”。矮胖的炮管，再加上象巨瘤般的制退机筒，便显得加倍的肥大，张开着洞穴似的炮口，对着天空。8月12日傍晚，其中一门炮架设完毕，炮口对准蓬蒂斯堡垒。炮手们以垫料护卫他们的眼睛、耳朵和嘴。他们俯伏在地上，在离炮位三百码远的地方准备发射这门电控大炮。6时30分，第一发炮弹的巨响震撼列日。炮弹的弧形弹道高达四千英尺，六十秒钟后命中目标。炮弹爆炸时尘土、碎片和硝烟形成巨大的圆锥形，升入一千英尺的高空。与此同时，斯科达三○五毫米大炮也运抵前线，开始轰击其他堡垒。炮兵观察员从教堂尖顶或气球上进行校正，使炮弹“逐步接近”目标。比利时守军听到炮弹降落时发出的呼啸声，并且感到爆炸声越来越近，象在自己头上爆炸似的。弹着点在不断地得到校正，他们的恐怖也一阵高一阵，炮弹终于在他们头顶上爆炸了，震耳欲聋，钢弹头击穿工事。弹雨阵阵，把人炸得段段块块，强烈炸药的浓烟使人窒息，天花板坍塌，坑道阻塞，地下室内到处是火焰和瓦斯，一片喊声。人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在担心下一发炮弹击中的高度紧张状态中，甚至发疯了”。　　在这些大炮开始轰击之前，只有一座堡垒在敌军的冲击下失守。炮击持续了二十四小时，蓬蒂斯堡垒中了四十五发炮弹，坍毁不堪，于8月13日为德军步兵攻陷。同一天，另有两座堡垒也告陷落。至14日，城东和城北两面的堡垒全部失守。堡垒的大炮全部被毁，城北的道路被打通了。冯·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开始向前推进。　　攻城迫击炮接着前移；把炮口对准城西的堡垒。一门四二○毫米的大炮被拖过市区去打隆森堡垒。列日的下院议员塞勒斯坦·当布隆先生这时恰巧在圣皮埃尔广场，看到广场拐角处出现“一门大炮，大得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怪物分成两部分，三十六匹马拖着，人行道都给震动了。群众看见这件非凡的怪家伙，个个目瞪口呆，异常惊愕。巨炮慢吞吞地穿过圣朗贝尔广场，转入剧院广场，然后沿着苏弗尼埃尔大街和阿夫鲁瓦大街去了，在它慢吞吞地吃力地拖着走的时候，吸引了一批批好奇的人。当年罗马人看见汉尼拔的大象部队也不致惊奇到这个地步。跟着巨炮的士兵，脚步挺直，气氛肃穆，象在举行庄重的宗教仪式。这炮真是炮中的邪魔啊！……到达阿夫鲁瓦公园之后，德国炮兵小心翼翼地把炮架起来，并审慎地作了瞄准，接着传来可怕的爆炸声。人群前倒后仰，地动山摇，宛如发生了地震，附近的玻璃窗全部震碎……”　　到8月16日，十二个堡垒中已有十一个失守；只有隆森堡垒尚未陷落，在炮击暂停的间歇，德方派出使者，手持停火旗帜，要求勒芒将军放下武器。他拒绝了。16日，一枚炮弹命中隆森，在弹药库内爆炸，从内部把整个堡垒炸毁。德军进入时，在一堆破碎的装甲炮塔和冒烟的水泥工事中，发现勒芒将军压在一大块砖石下面，看来已经气绝身死。一名满脸污垢的副官守卫在侧，他说，“请对将军尊重一点，他已经死了。”其实勒芒还活着，只是失去了知觉。他被救活之后送到冯·埃姆米希将军面前，他交出指挥刀说：“我是在昏迷中被俘的。务必请你在战报中说明这一点。”　　“你的指挥刀并没有玷污军人的荣誉，”埃姆米希答道，同时把指挥刀还给将军，“留着吧。”　　后来，在德国过着战俘生活的勒芒将军写信给阿尔贝国王，“当时我是乐于献出自己的生命，无奈死神不要我。”他的两个对手，冯·埃姆米希和鲁登道夫颈上都挂上了蓝、白、金三色的功勋十字章，德国的最高军事勋章。　　隆森堡垒陷落的次日，第二、第三集团军便立即向前推进，这就把德军右翼的全部兵力投入行动，开始其横越比利时的进军。按照时间表，这次进军应在8月15日开始；因此，列日之役把德军的攻势拖迟了两天，而不是当时世人以为的两个星期。事实上，比利时给予协约国的既不是两天也不是两个星期，而是一个奋斗目标和榜样。第十二章英国远征军开往大陆　　“由于英国人发生了一场争执和意见分歧，英军没有及时前来掩护朗勒扎克将军暴露的左翼，那一头的战线原定是由英方防守的。8月5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天，因亨利·威尔逊详细制定的总参谋部计划，必须首先得到不列颠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批准，而不是象大陆国家的作战计划那样能自动生效，该委员会于这天下午4时召集了一次作战会议，与会者照常是那几位文职的和军方的领袖，另外还有一位既是文官又是军人的显赫人物第一次参加这次会议。　　陆军元帅基钦纳勋爵就任了陆军大臣。他本人对于这一任命不感愉快，同僚们对于由他出长陆军部所感到的不愉快也不相上下。政府也为自蒙克将军效忠于查理二世以来，基钦纳作为第一个现役军人进入内阁而忐忑不安。使将军们担心的是，他有可能利用他的地位或者为政府所利用，来干扰派遣赴法远征军的决定。他们的担心确非杞人忧天。基钦纳不久就对英法计划指定英军所必须执行的战略、方针和任务等等表现了极端的轻视。　　由于他处于双重地位，他的具体的职权范围是不完全清楚的。英国参战之初，人们模模糊糊地认为最高权力在首相手中，至于首相应听从什么人的建议或者以谁的建议为准，则缺乏明确的安排。在军内，战地军官轻视参谋人员，认为他们“既无头脑，又要故作姿态”。而这两种人又都同样厌恶那些被称为“大礼服”的文官大臣的干扰。文官反过来也把军人称为“笨蛋”。出席8月5日举行的作战委员会的文官是阿斯奎斯、格雷、丘吉尔与霍尔丹，陆军方面是十一名将级军官：内定出任远征军总司令的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远征军的两位兵团司令，即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和詹姆斯·格里尔森爵士，远征军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他们都是中将；其次还有副参谋长亨利·威尔逊少将，他的个性易树政敌，在克拉危机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以致栽跟斗，失去了一个更高的职位。在文武官员之间，基钦纳勋爵究竟代表何方，谁都不十分清楚。他对远征军的目的非常怀疑，对其总司令很不赏识。如果说基钦纳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不如海军上将费希尔那样来得暴烈，至少他对总参谋部的计划把英国军队“钉在”法国战略的尾巴上的做法，则已开始流露出同样的蔑视。　　基钦纳由于没有亲自参与制定大陆作战计划，因而能够正确地估价远征军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在七十个德国师与七十个法国师之间迫在眉睫的冲突中，远征军的六个师能对战局产生多大影响。基钦纳在出任喀土穆战役的指挥官时，克罗默勋爵曾说过，“他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有能力的人”。他虽然是个职业军人，近数年来却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他所关注的只以印度、埃及、帝国等大事为限。人们从未见他与士兵交谈过，或注意过他们。与克劳塞维茨一样，他把战争看作是政策的继续，并在这个意义上看待战争。他与亨利·威尔逊以及总参谋部不同，不埋首于制定登陆日期、铁路时刻表、马匹及营房等计划表。他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地位观察战争，因此能够从各个强国之间的关系出发纵观战争的全貌。同时能够看到，为扩充国家军事实力，应付即将开始的长期抗衡，该作出多么巨大的努力。　　他宣称，“我们必须准备好把数以百万计的军人投入战场并供养他们几年。”他的听众大吃一惊，觉得难以置信，基钦纳却是铁石心肠。为了参与并赢得一场欧战，英国必须拥有一支与大陆国家旗鼓相当的七十个师的兵力。他估计过，这样一支军队要到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才能配备足额，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中得出一种令人震惊的推论，即这场战争就将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他还认为，现有的正规军及其职业军官，特别是军士，是培训他心目中那支大军的一批可贵的必不可少的核心力量。如果把这支常规部队投入到他认为处于不利形势下的眼前的战役中，或把它部署在从长远角度考虑是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他都认为是犯罪的愚蠢行为。在他看来，一旦这支部队完蛋，就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来代替它了。　　英国不实行征兵制是英国与大陆国家的军队之间一切差别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常规部队的建立旨在执行海外任务，而不是保卫本土的安全；保卫本土的职责由本土军承担。威灵顿公爵当年说过，派赴海外服役的新兵“必须是志愿兵”，从此以后这就成了一条不可更易的金科玉律，英国也就全靠志愿部队进行战争，因此也就弄得其他国家无法肯定究竟英国已承担或愿意承担多大的义务。已过七十高龄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多年来一直力主实行征兵制，他在内阁中唯一的支持者不用说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可是工人阶级强烈反对，同时也没有一届政府甘冒倒台的风险去支持征兵法案。英国的军事建制，其本土诸岛的正规军为六个师和一个骑兵师，另有派驻海外的四个正规师（六万人）和十四个本土师。后备役约三十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别后备役，这一部分仅够勉强补充正规部队，使之达到作战实力，能在战场上支持得住最初几个星期的作战；另一类是为本土军提供补充的国民后备役。按基钦纳的标准，本土军是一批未经训练、无用的“业余军人”。对于本土军的看法，他跟法国人对他们的后备军一样，是完全蔑视的，是不公正的，认为它们的作用等于零。　　基钦纳二十岁时，曾在法国军队中充当志愿兵参与1870年的战争，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无论他是否因此而对法国特别同情，但他绝非法国军事战略的最狂热的支持者。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他曾告诉帝国国防委员会，他预期德国人将会“象鹧鸪一样”穿越法国；他拒绝邀请，不愿插手作出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任何决定。据伊谢尔记载，他曾捎信给委员会，表示“如果委员们设想他将指挥在法国的部队，他就要他们自己先见鬼去吧”。　　英国政府1914年让他主管陆军部，并从而弄来了唯一的一个准备坚持组织长期作战的人，倒不是出于他的见解而是因为他有声望。他不擅长主管一个政府部门所需的官僚手腕，内阁会议的那套“议事程序”又不配他的胃口，他做惯了殖民地总督，一向只知道简简单单地叫人“照我说的办”。基钦纳尽他力之所能摆脱命运的安排。他的超人的洞察力，并不如他性格上的缺点那样为英国政府和将军们所了解，因此他们都巴不得让他回埃及去，无奈他们又少不了他。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这不是因为考虑到他的高见为他人所望尘莫及，而是因为他的名声乃是“安定民心”之所需。　　喀土穆战役以后，举国上下都对基钦纳怀有一种近乎宗教徒的虔诚。在他和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后来在法国人民和“霞飞老爹”之间或在德国人民和兴登堡之间发展起来的不可思议的内心的息息相通。“喀土穆的基钦纳”，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KofK）成为具有魔力的徽号，他的一把宽阔而威武庄严的胡子也成了英国的民族象征，犹如红裤子是法国的象征一样。基钦纳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浓浓的胡须，一副大权在握的神态，乍看起来俨然是狮心理查王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形象，所不同的只是在他严肃的、炯炯的目光背后，隐藏着一种令人莫测高深的神情。从8月7日起，一份著名的征兵招贴出现在街头，画中的那髭须、那眼睛以及那只手指头指着下面“祖国需要你”的那句话，都深深射进每个英国公民的心灵。英国要是在没有基钦纳的情况下参战就会象礼拜天没有教堂一样地不可思议。　　可是这时候，人人所想的都是把六个师派往法国这个眼前的问题，作战委员会也不把他的先见之明当作一回事。格雷在很久以后带着也许大可不必如此迷惑不解的语调写道，“从未透露过他是怎样或是根据什么推理过程而对战争的长期性作出这一预测的。”是不是因为基钦纳是对的而别人都错了，或者是因为老百姓难以相信军人也能进行一般的思维，还是因为基钦纳从来未能或从来不屑阐明自己的理由，但不管怎样，正如格雷所说那样，他的同僚和同辈人无不认为“他不是凭推理，而是凭直觉中一闪而过的灵机”作出他的结论的。　　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基钦纳还预言了德国即将在马斯河西岸所采取的进攻模式。据一位总参谋部的官员说，人们后来同样认为，他之能一语中的应归功于他的“某种料事如神的天才”而不是出于他的“关于时间和距离的知识”。实际上，基钦纳与阿尔贝国王一样，已看出对列日的袭击预示着史里芬右翼的包抄行动。他认为，德国侵犯比利时和把英国卷入对德作战，并非象劳合-乔治所说那样，是为了通过阿登山区而对比利时的中立进行“小小的侵犯”。基钦纳拒绝对战前的计划承担责任，可是，他现在也不能建议扣下这六个师。不过，他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让这六个师去莫伯日那样远在前方的地点面临覆灭的风险，他预料它们在莫伯日将承受德国侵略军的全部压力。他建议把它们集结的地点改为亚眠，也就是退后七十英里。　　计划的急剧改变激怒了众将军。在他们眼中，这显得是临阵畏怯，从而证实了他们原来的最坏估计。即将上阵挂帅的，身材矮胖、面色红润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正处于骁勇好斗状态的高峰。他平时那种中了风似的呆滞神色，加上系得紧紧的用以代替衣领及领带的骑兵硬领巾，始终给人一种濒于窒息的印象。而事实上，他的确是经常感到窒息，如果不是肉体上，至少在情绪上是如此。1912年，他被任命为帝国总参谋长后，就立即通知亨利·威尔逊，说他打算使军队作好对德作战的准备，因为他认为这是“势所必然”，自此以后，在名义上他负责与法国共同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尽管事实上他对法国的作战计划就象他对德国的作战计划那样一无所知。跟霞飞一样，在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他既没有任何参谋阅历，又没有参谋学院的学历。　　他的中选，跟基钦纳的出长陆军部一样，主要是由于他的军阶和声誉，而他的内在素质倒在其次。在几次给英国建树了军事声誉的殖民地战争中，约翰爵士表现得勇敢而机智，并象一位权威人士所称誉的那样“切实掌握中小局面的战术”。在布尔战争中，作为一名骑兵将领，他的功绩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急驰穿过布尔人的防线，援救被围的金伯利城这一传奇式的行动。这些业绩为他赢得乐于担当风险的勇敢的指挥官的声誉，并在人民群众中为他博得了几乎与罗伯茨和基钦纳相埒的美名。由于英国在与一个不是训练有素又缺乏现代武器装备的对手的较量中未能取得怎样辉煌的成就，因此出了一位英雄，部队高兴，国家感激。弗伦奇的英勇善战，加上他在社交界的赫赫名声，使他扶摇直上。跟海军上将米尔恩一样，他也是爱德华七世治下的显贵人物。身为骑兵军官，他也就感到自己是陆军的杰出人士的一员。他与伊谢尔勋爵之间的友谊对他没有什么不利；同时，在政治上，他与自由党人结好，该党于1906年执政。1907年，他任监察长；1908年，他代表陆军，陪同国王爱德华到雷维尔对沙皇进行国事访问；1912年就任英帝国参谋长；1913年被提升为陆军元帅；到六十二岁时，他是级别仅次于基钦纳的现役军官。他比基钦纳小两岁，虽然外表显得比基钦纳老些。普遍认为，如果战争爆发，他将指挥远征军。　　1914年3月克拉兵变发生后，军队首脑受到冲击之猛烈，犹如参孙倾覆神室[注：参孙倾覆神室（Samson'stemple），系基督教《圣经》故事，见《旧约·士师记》第十六章。参孙，以身强力大著称，为了报非利士人剜他双眼的仇，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译者]一般，弗伦奇引咎辞职，看上去象堂吉诃德一样地突然结束了他的生涯。然而，政府对他的宠爱反而加深，因为在政府的心目中，这次兵变是反对党策划的。“弗伦奇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喜欢他。”格雷不胜惋惜地写道。四个月后，当危急关头到来时，他又再度受到重用。7月30日被指定在英国参战时出任总司令。　　由于缺乏学习方面的训练，又因天性不喜读书，弗伦奇之所以成名，与其说是由于他智力过人，不如说是由于他急躁易怒，至少在他早期立下汗马功劳之后是如此。“我并不认为他特别聪明，”国王乔治五世向其叔父透露过，“而且他的脾气坏得惊人。”就象在海峡彼岸他的对等人物一样，弗伦奇也不是一位凭理智行事的军人。但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霞飞的突出的品质是坚定不移，而弗伦奇则是对压力、对人、对偏见特别容易冲动。有人说过，他具有“爱尔兰人和骑兵普遍具有的那种反复无常的气质”。霞飞在各种处境下都很沉着；而约翰爵士却是顺利时盛气凌人，不顺利时垂头丧气。他容易感情冲动并易为流言蜚语所左右；在伊谢尔勋爵看来，他有“一颗爱作奇想的稚子之心”。有一次，他赠给他以前在布尔战争中的参谋长一只刻有“我们的友谊久经考验，同甘共苦永不变”字样的金瓶作为纪念。这位考验过的朋友就是那位不象他那样易动感情的道格拉斯·黑格。也就是这位黑格，1914年8月在日记中写道，“从内心来说，我认为在我国历史上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让弗伦奇担任这个举足轻重的职务是不太适宜的。”黑格内心的这种看法跟他的某种意识不是没有联系的，那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本人。他这个人是指挥权不到手是决不肯罢休的。　　基钦纳重新提出了英国远征军的目的地——因此也牵涉到它去的目的——等问题。按照亨利·威尔逊的看法，委员会里“大多数人对问题一窍不通……他们犹如白痴一样讨论着战略问题”。这时，约翰·弗伦奇爵士突然“插进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要把部队开往安特卫普”，说什么英国的动员既然落后于预定的时间，那就得考虑与比军合作的可能。黑格也象威尔逊那样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对他上司改变计划的“那种不顾后果的方式感到震惊”。新上任的英帝国总参谋长查尔斯·道格拉斯爵士也同样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鉴于在法国登陆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同时法国已拨出运输车辆准备往前方输送军队，因此，在这最后时刻，任何改变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最使总参谋部感到烦恼的莫如法英两国火车车厢容积不同这个不幸的问题。要把载运的部队从一种车厢转到另一种车厢，牵涉到一个极其复杂的数学上的排列问题。难怪负责运输的官员听到计划行将改变时会感到担忧。　　幸而丘吉尔否决了把部队转向安特卫普的决定，使得负责运输的官员们得以放下心来。两个月之后，丘吉尔亲自到安特卫普去了一趟，计划派两旅海军陆战队和一师本土军去那里作一次大胆的、孤注一掷的登陆，为拯救这个重要的比利时港口作一番最后而又徒劳的努力。不过在8月5日，他说海军不可能保护运兵船队作横跨北海到比境内的埃斯考河这样长途的航行，但可绝对保证船队安全通过多佛尔海峡。由于海军已有充分时间作了横渡海峡的准备，他于是声称时机业已成熟，并主张立即将六个师全部派遣过去。霍尔丹支持，罗伯茨勋爵也支持。接着又产生了究应派几个师去的问题，争论着在本土军有更多时间进行训练或从印度调回接替部队之前，是否得留下一个或几个师。　　基钦纳又提出了他那个在亚眠集结的想法，并得到他的朋友，未来的格利博卢战役的指挥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支持。后者感到不管怎样，应让英国远征军尽快到达那里。格里尔森发言支持“在要害地点部署优势兵力”这一观点。走在激进派最前列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提出了“我们应该立即渡过海峡，随后再决定目的地”的建议。最后，一致同意马上调集运输舰只把六个师全部运过去，目的地待法国参谋部的代表到达后再协商决定，因在基钦纳的坚持下，已向法国参谋部提出紧急要求，请派一名代表前来就法国战略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由于一夜之间出现的入侵恐慌闹得人心惶惶，委员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把六个师减为四个师。由于讨论远征军人数的消息有所外传，自由党的喉舌，有影响的《威斯敏斯特报》谴责了这种削弱本土防务的“卤莽”行为。对立阵营的诺思克利夫勋爵也来反对派遣一兵一卒。虽然海军部重申了帝国国防委员会1909年所作的不可能有严重入侵的结论，但仍不能消除人们头脑中敌人会在东海岸登陆的想法。亨利·威尔逊感到极端厌恶的是，这位目前对英国安危负有重任的基钦纳，竟把原来安排好直接从爱尔兰开往法国的一个师抽调回国，并且从别的师中又抽调了两旅兵力去守卫东海岸，从而“把我们的计划搞得一塌糊涂”。因为最后的决定是：立即派遣四个师和骑兵部队——8月9日起开始上船——然后再派遣第四师而将第六师留在国内。休会时，基钦纳以为大家都已同意把亚眠作为中间集结地，但是别的将军却没有这样的想法。　　法国总参谋部火速派来了陆军上校于盖。他一到达，威尔逊就将出发的时间告诉了他。虽然这不是一件需要对远征军的法国东道主保密的事情，但威尔逊却惹怒了基钦纳，他指责威尔逊泄密。威尔逊“顶了嘴”，他写道，他“不想受基钦纳的气”，“尤其在今天象他这样胡说八道的时候”。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也可说加深了对远征军毫无益处的敌对情绪。在所有的英国军官中，威尔逊与法国人民的关系最为密切，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最能听取他的意见。然而，基钦纳却认为他傲慢放肆，就此不理睬他。而威尔逊也宣称，他认为基钦纳是个“疯子”，并且认为他“对英国的危害不亚于毛奇”，他还把他的偏见灌输到那位生性好疑、易于激动的总司令的头脑中去。　　8月6日到10日期间，正当列日的德军在等待攻城炮和法国得而复失牟罗兹的时候，配备有军马三万匹、野战炮三百十五门和机枪一百二十五挺的八万名英国远征军在南安普敦和朴次茅斯集结。军官们的指挥刀都是刚磨过的，闪闪发光，这是他们奉命一律在动员的第三天送修械所磨的。但这些军刀除在检阅时用以致敬外，别无其他用场。不过，据这支部队的军史纂修人所述，这支部队，除了这种偶见的骑士遗风的举止外，却是“历来踏上征途的英军中训练、组织和装配得最好的”。　　8月9日，部队开始登舰，运输船每隔十分钟开出一艘。每艘船离开码头时，港内其他船只汽笛和喇叭齐鸣，甲板上人人欢呼致意。喧闹声震耳欲聋，在一位军官看来，远在列日城外的冯·克卢克将军也不可能听不到。不管怎样，海军深信他们已把海峡封锁起来，可以安全横渡海峡，而无遭受袭击之虞。运输船队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在夜间渡海。一个在凌晨4时30分醒来的士兵感到大吃一惊，他发现整个运输船队漂浮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发动机全都停了，附近看不见一艘驱逐舰；原来是在等候其他港口开出的船队前来在海峡中途会合。　　第一批部队在鲁昂登岸，受到狂热的欢迎，一位在场的法国人说，仿佛它们是来为圣女贞德举行赎罪仪式似的。在布伦，另几批在高耸的拿破仑纪念碑脚下登陆，拿破仑当年便是计划从这座圆柱形纪念碑坐落所在誓师出发入侵英国的。其他运输船只进入勒阿弗尔时，当地的法国驻军爬上营房屋顶，为在强烈的阳光下走下舷梯的盟军狂热欢呼。当晚，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残阳如血，冉冉西下。　　第二天，在布鲁塞尔，人们终于看见了英国同盟者，尽管仅仅是一瞥而已。美国公使馆秘书休·吉布森带着一项使命去找英国武官，他未经通报就步入武官的房间。吉布森发现一个邋遢的、胡子满面和身穿军服的英国军官在伏案写着。武官连忙把他推出室外，但后者还是不客气地问着其余的英国部队是否都藏在这座大楼内。事实上，英军登陆地点始终没有让德方知道，德军在蒙斯第一次碰上他们前，无从知道英国远征军已开抵何处和在何时到达。　　与此同时，在英国，各指挥官之间的互不相容日益表面化。国王在巡视时向与宫廷关系密切的黑格询及他对约翰·弗伦奇爵士任总司令有何看法。黑格认为他有责任这样回答，“我非常怀疑，他是否具有足够平和的性情和足够高深的军事学识，使他能够胜任指挥官的职责。”国王离去后，黑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约翰爵士在布尔战争期间的军事思想“常常使我震惊”，接着他又写下了他对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的“看法”：默里是个“老太婆”，为了避免跟约翰爵士发生争执，他总是“姑息迁就”，明知命令谬误，还是执行不违。黑格认为两人“全都不适宜于担任他们现在的职务”。他告诉另一位军官说，约翰爵士将不愿倾听默里的意见而“宁愿信任威尔逊，这反而更为坏事”。威尔逊不是一位军人，而是一个“政客”，“政客”一词，黑格解释说，与“不正当的交易和错误的社会准则同义”。　　黑格这个人态度温和，举止文雅，看不出有什么缺点，凡是需要有人帮忙的地方，他都有朋友。行年五十又三，生平事业一向无往不利，如今他倾吐这一番衷曲，是要为更上一层楼创造条件。在苏丹战役中，身为一名军官，就已惯于养尊处优，在跟随他一起穿越沙漠的私人包裹驮载队中就有“一只满驮着红葡萄酒的骆驼”。　　8月11日，在启程赴法的前三天，约翰·弗伦奇爵士第一次获悉一些使他感兴趣的有关德国部队的实情。他和作战处副处长卡尔韦尔将军一起拜访了情报处。情报处长开始告诉他们一些有关德国运用后备兵役制的情况。卡尔韦尔写道，“他不断搞出一批批新的后备师和额外后备师，就象一个魔术师从口袋里掏出一杯又一杯金鱼那样。而且，看来他是有所为而为的。——人们对这个人感到恼火。”这些情况，法国情报部门的第二处于1914年春才获悉，为时太晚，已来不及说服总参谋部改变它对德军右翼的判断。要改变英国人的想法也为时过晚。一种新的想法，如要深入人心并从根本上改变既定的战略以及更动部署上无穷的具体细节，就得需要时间，而余下的时间却远远不够。　　在下一天举行的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基钦纳和将领们为了战略问题展开了一场激战。到会的除基钦纳外，还有约翰·弗伦奇、默里、威尔逊、于盖和另两名法国军官。基钦纳除非凭着心灵的耳朵，他当然听不到打通穿过列日的道路的四二○毫米大炮炮弹的爆炸声。虽然如此，他断言德国的“强大兵力”将从马斯河彼岸过来，他并挥动手臂，在墙头的大地图上比划了德军的包围阵势。他振振有词地说，倘若远征军集结在莫伯日，在它做好战斗准备之前就有陷于重围被迫后撤之虞，这次作战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第一次与一个欧洲国家的交锋，被迫后撤会给远征军的士气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取得回旋余地，他坚持要以亚眠这个更后一些的地方作为基地。　　他的六个对手，三名英国军官及三名法国军官，都同样毫不动摇地坚持原来的方案。约翰·弗伦奇爵士本人原来建议向安特卫普转移，而今在威尔逊的授意下，则坚决表示任何变化都将“打乱”法国的作战计划，仍旧主张向莫伯日进军。法国军官强调了填补其战线左翼末端空白地区的必要。威尔逊对于把部队集中在亚眠的这种“懦夫之见”则是五内俱焚。基钦纳说，法国的作战计划是危险的；他说，他们不应采取攻势，他“完全反对”这样做，而应等到德军发动进攻时予以反击。争吵持续三个小时，最后基钦纳被迫逐步作出让步，尽管他还没有被说服。作战计划早已存在，五年来，他一直知道这个计划，而且根本不赞成。如今，部队已经上船出海，他只能接受这个计划，因为已没有时间再拟定新计划了。　　最后，基钦纳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态——或者是一种旨在开脱自己责任的姿态——他带领约翰·弗伦奇爵士一起去向首相汇报争论情况。正如威尔逊在其日记中所吐露的那样，阿斯奎斯“对这事根本不懂”。他所作的决定，不出人们所料。他在听取基钦纳陈述他跟联合总参谋部的专家们一致意见相左的看法后，表示同意总参谋部的意见。远征军由六个师减为四个师，按原计划行动。这种按既定计划办事的势头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然而，与法德两国的陆军部长陆军大臣不同，基钦纳仍保留有指挥本国军务的大权。他现在给约翰·弗伦奇爵士发出的有关远征军在法国行动的命令，反映了他意图限制远征军在战争初期所应承担的责任。丘吉尔预见到英国海军行将担负的重任，因而命令地中海舰队既要同“格本”号交战又要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跟丘吉尔一样，基钦纳现在预见到他必须建立起一支数达百万人的大军，因而给远征军规定了不相协调的方针和任务。　　他写道，“你所统率的部队，其主要目的是支持和配合法国陆军……并协助法军阻止或击退德军入侵法国或比利时领土。”他带着某种乐观情绪继续写道：“并最终恢复比利时的中立”——这个计划好比要为姑娘恢复童贞。鉴于“英军及其配属的增援部队的兵力非常有限”，必须“经常牢记”，“尽最大努力把死亡和损耗减到最低限度”乃属必要。基钦纳的命令反映了他不赞成法国的进攻战略。命令指出，在被要求参加任何“前方调动”时，如果在此调动中，法军并未投入大量兵力，或有使英军“过分暴露易受敌军攻击”之虞，约翰爵士应当首先请示本国政府，同时还必须“清楚地了解，你的指挥权是完全独立的，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意义上，你都不受任何盟军将领的节制”。　　这番话毫无模棱两可之处。基钦纳已经一笔勾销了统一指挥的原则。他的动机是把英军作为未来的核心力量来保存。而这样做的后果，对一个具有约翰爵士那样气质的指挥官来说，实际上是取消“支持与配合”法军的命令。这种思想，即使是在约翰爵士去职和基钦纳本人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时露头，影响盟国在战事上作出努力。　　8月14日，约翰·弗伦奇爵士、默里、威尔逊以及一位取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的陆军少校参谋赫里沃德·韦克爵士，一起到达亚眠。英军在这儿下火车，然后继续前往勒卡托和莫伯日周围的集结地区。英军开始出发那天，克卢克的部队也开始从列日向南移动。英国远征军高高兴兴地朝着通往勒卡托和蒙斯的道路前进，沿途人群不断报以“英国人万岁！”的热烈欢呼声。这种欢乐气氛，使基钦纳勋爵向全军发布的使人扫兴的通告增添了说服力，通告指出他的军队可能会“遇到美酒和女色的诱惑”，全军必须“一律抵制”。英国军队越往北走，欢迎的热情越高涨。人们纷纷飨以热吻，赠以鲜花。摆设盛放食物和饮料的台子，招待英军，分文不收。有一处栏杆上挂了一块红台布，上面缝着一些白布条，权代英国国旗上的圣安德鲁十字的图案。士兵们把部队臂章、帽子和皮带抛给那些索取纪念物的笑容满面的姑娘及其他景慕他们的人。不久，英国部队便只好头戴农民的花呢帽子，用绳子束住裤子开向前方。一个骑兵军官后来写道，一路上“我们受到人们的盛宴款待和热烈欢呼，但不消多久，他们便要看见我们向后败退了”。如今回顾当时的情景，他记忆中的英国远征军的进军蒙斯，真是“一路春风得意”。第十三章桑布尔河和马斯河　　西线战场上，调集军队和前哨战阶段在第十五日结束，进攻战阶段开始。法军右翼向德国占领的洛林地区发动进攻，它们抄袭一条古老的深沟壁垒的蹊径小道，这样的小道，在法国和比利时为数很多。世世代代以来不论哪个兵家都率师蹈常袭故走这样的小道，夷平那些反复遭到夷平的村庄。在东去南锡的道路上，法军走过一块纪念碑，上面铭刻着“362年，若维尼斯于此击败条顿游牧部落”。　　正当波将军所部在法军右翼边缘，在阿尔萨斯再次发动攻势的时候，迪巴伊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和德卡斯特尔诺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正在分别穿越洛林地区的两条天然通道。这是法军进攻的必经之路。这两条天然通道，一条通往迪巴伊部队出击的目标萨尔布尔；一条从环绕南锡的大库隆山区迂回而下，经过萨兰堡进入一个山谷，山谷尽头就是德卡斯特尔诺部队出击的目标莫朗日天然要塞。德国人已估计到法国的进攻，早就在这一带设置了铁丝网，挖掘了战壕，建筑了炮台，严阵以待。他们在萨尔布尔和莫朗日都筑有坚固的工事，要击退他们，只有进行锐不可当的冲锋陷阵或用重炮轰击。法国人向来依靠前者，蔑视后者。　　1909年，总参谋部的一个炮兵军官，在征求他有关一○五毫米重型野炮的意见时，他回答说：“感谢上帝，幸好我们一尊也没有！”“法军的威力全靠加农炮的轻便。”1911年，作战委员会建议为法国陆军配备一○五毫米重炮，但炮兵部门人员却矢忠于驰名的法国七五毫米大炮，而始终执拗反对。他们鄙视重型野炮的作用，认为只会影响法军进攻的机动性，是个累赘，只能象机枪一样作为防御武器。陆军部长梅西米和当时供职总参谋部的迪巴伊将军，力排众议，争得拨款，拟创建若干一○五毫米重炮炮兵连，但因政府屡经更迭和炮兵部队继续遭到鄙视，迨至1914年，编入法国陆军的炮兵部队寥若晨星。　　德方洛林阵地的守军，是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第六集团军，以及8月9日起归他指挥的冯·黑林根将军的第七集团军。鲁普雷希特的任务，是把尽多的法军牵制在他的战线上，使它去不了面对德军右翼的法军主力阵地。按照史里芬计划，他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先行退却，将法军引入“口袋”，拉长法军的交通线，然后把它咬住，而这时候，决战就在别处打响了。这项计划的精髓所在，就是让这个战区的敌人在他们迹象毕露意欲进犯的当口，遂其意图，任其前来，诱之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使之遭受战略上的失败。　　这一战略，与对东普鲁士的计划无异，有其心理方面的危机。军号响了，担任司令的那些袍泽们在奋勇直前走向胜利，而这时候，鲁普雷希特却得服从往后退却的需要。这对一个向往荣誉、雄心勃勃的司令员，特别是对一个储贰身分的人来说，是个很不愉快的情景。　　鲁普雷希特，不失军人严谨本色，挺直，英俊，目不斜视，两撇得体的髭须。他毫无以前两位任性的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国王的那种气息。那两个国王生性放荡，一个迷恋洛拉·蒙蒂斯[注：洛拉·蒙蒂斯（LolaMontez，年），英国女演员。——译者]，一个沉溺于里夏德·瓦格纳[注：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年），德国著名作曲家。——译者]，结果一个遭到废黜，一个被宣布为疯子。其实，鲁普雷希特出生的门第并不是那么怪僻的一个支族，这一房还曾出人为疯子国王担任过摄政王。鲁普雷希特本人是英国查理一世的女儿亨里埃德的直系后裔，所以也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为纪念查理国王，每年逢到他被处决的这一天，巴伐利亚王宫总披上白玫瑰素装。鲁普雷希特与协约国方面还有一层新的私人关系，他妻子的胞妹伊丽莎白嫁给了比利时国王阿尔贝。尽管如此，巴伐利亚的部队却是地道的德国军队。开战几天以后，迪巴伊将军就曾报告说，他们尽是“野蛮人”。这些人在撤出城镇之前，总是将宿营的住房洗劫一空，桌椅家具、床垫、装饰品、一切器皿，砸的砸，踏的踏，窗帘给撕了下来，橱柜里的东西给撒了一地。然而这一切，还仅不过是悻然撤退的军队习以为常的行为。洛林更惨的遭遇还在后头哩。　　在迪巴伊和德卡斯特尔诺进攻的头四天，德军按照计划往后徐徐退却，仅与法军作后卫战。蓝衣红裤的法国军队从梧桐夹道的宽阔笔直的公路上源源而来。在沿路每一高坡上，他们可以看到一望无际、阡陌纵横的田野，这一片是翠绿的苜蓿，那一片是金黄的谷物，另一片是耕耘待种的褐色的田地，再就是星罗棋布、成排整齐的草堆。在这田野上空发出了刺耳的尖啸声，七五毫米大炮响了，法军开进了一度是他们的国土。最初的几次战斗，尽管德军一使用重炮就把法军战线打得七零八落，可是法军却未遇到德军的坚决抵抗就胜利了。8月15日，迪巴伊遇到运回伤兵的车辆，那些伤兵面色苍白，血肉模糊，有的四肢被炸得残缺不全。他还看到上一天的战场，仍然尸横遍野未及收埋。17日，德卡斯特尔诺的第二十兵团在福煦将军的指挥下，占领了萨兰堡，且已迫近莫朗日，莫朗日已在其射程之内了。18日，迪巴伊部队攻占了萨尔布尔，军心大振，“殊死进攻”看来已奏肤功。士兵们欣喜若狂，亲眼看到莱茵河。殊不知就在此时此刻，第十七号计划已开始破产，事实上，这个计划早已破产好多天了。　　在比利时境北的战线上，朗勒扎克将军一再强烈要求总司令部，让他北上狙击正在南下的德军右翼，而不开往东北攻入阿登山区打击德军中路。他看到自己正在为来自马斯河西岸的德军所包围，并猜想这支德军具有相当实力，因此执意要求让他把部分军队调往马斯河左岸，进入马斯河与桑布尔河汇合的三角地带，以便堵截德军去路。在这里，他可以固守沿桑布尔河的防线。桑布尔河发源于法国北部，朝东北流入比利时，经过博里纳日山麓矿区而下，在那慕尔与马斯河汇合。沿河两岸，矿渣堆积如山，矗然林立，从沙勒罗瓦起航的运煤船只络绎不绝。沙勒罗瓦这座以王名命名的城市[注：沙勒罗瓦，原文为Charleroi，意为查理王。——译者]，1914年以后将使法国人听来象色当一样地感到哀痛。　　朗勒扎克的报告连珠炮似地发到总司令部，这些报告说，根据他自己侦察到的德国部队及其调动情况，德国大军在从列日两侧蜂拥而来，为数不下几十万，也许有七十万，“甚至上两百万人”。但法军总司令部坚决认为这些数字肯定错了。朗勒扎克力争说，倘他的第五集团军进入阿登山区，强大的德军会在这时兵分三路从那慕尔、迪南和吉韦向其翼侧扑来。他那位素来意气消沉，而今更是日益忧心忡忡的参谋长埃利·杜瓦塞尔，前往总司令部为朗勒扎克申述情由，接待他的那位军官大发雷霆说：“怎么，又来了！你们的朗勒扎克还在担心左翼被围吗？那不会的！”他还用总司令部的基调说，“要是真的被围了，那就太好了！”　　可是，尽管法军总司令部决心不许干扰它预定在8月15日发动的主力进攻，但它对德军右翼在策动包抄的越来越多的证据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8月12日，霞飞答应朗勒扎克把他左翼的兵团移到迪南。“该是时候了，”朗勒扎克带着讥讽的口吻轻声低语地说，但他坚决认为这样做已无济于事，而必须把他的整个部队西调才行。霞飞拒不答应，执意第五集团军必须继续东进，在阿登山区执行其指定的任务。霞飞一向唯恐有损自己的权威；这时，便对朗勒扎克说：“阻挡包围战的事儿，责不在你。”朗勒扎克就象所有敏于思考的人看到盲人骑瞎马那样地愤慨，何况他又是一个惯于被人奉为战略家的人，因此，他继续对总司令部进行要挟。霞飞对他的不断批评和无休止的争论越来越恼火。霞飞认为，将领的整个职责就是战斗似雄狮，服从如忠犬；但是，素有自己的见解，而今又感到局势危急的朗勒扎克，则认为这种观念是无法顺从的。事后他写道：“我内心的焦虑，与时俱增。”8月14日，亦即发动进攻的前夕，他亲自赶到维特里。　　在办公室里，他见到霞飞和他的两位左右手，参谋长贝兰和助理参谋长贝特洛。贝兰一度以富有生气著称，而今却因过度操劳显得心力交瘁。贝特洛敏捷、机智，象英军中他的对等人物亨利·威尔逊一样，是个根深蒂固的乐观派，要他感到会有什么麻烦事儿是生就的难事。他体重二百三十磅，那是正值八月盛暑季节，他早就顾不得军人的尊严，穿着开领短上衣，拖着凉鞋上班了。而朗勒扎克黝黑的克里奥耳人的面孔，则已忧愁得两颊深陷。他坚决认为，一旦他深入阿登山区，德国人将会出现在他左面，而阿登山区艰难险阻的不利地形既使他未必能速决速胜，又使他无法掉头后撤，到那时将束手听任敌人完成其包抄了。　　霞飞用普恩加来把它称之为“奶油般的语调”对朗勒扎克说，他的担心“为时过早”。霞飞还说：“我们认为德国人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部署，”他说的“那里”指的是马斯河西侧。贝兰和贝特洛也都一再保证“那里并没有什么部署”，并努力一面安慰他，一面鼓励他。他们力促他将被围的想法置之脑后，只想进攻的事儿。朗勒扎克离开总司令部时，如他所说：“我的灵魂出窍了！”　　他回到设在阿登山区边缘的雷代耳的第五集团军司令部，看到案桌上放着一份总司令部情报处的一份报告，又顿增了末日来临之感。该情报估计，敌军在马斯河彼岸约有八个兵团和四到六个骑兵师的兵力——事实上这还是低估的数字。朗勒扎克立即派副官带了一封信去见霞飞，请他注意“来自你自己司令部”的情报，而且坚持第五集团军调赴桑布尔河和马斯河战区的事宜，应“立即着手研究和从事准备”。　　与此同时，又有一位来访的人忧心忡忡地来到维特里，试图说服总司令部相信左翼处境危殆。当年霞飞不让加利埃尼在总部任职时，梅西米把他安置在陆军部负责处理各类报告。纵然那里面没有霞飞存心不送给政府的那些来自总司令部情报处的报告，但加利埃尼从搜集的情报中已足以判定，大批德军将如滔滔洪水向法兰西奔腾而下。而这正是饶勒斯在谈到有朝一日前线将调用全部后备力量时所曾预言的“可怕的没顶之灾”。加利埃尼对梅西米说，他必须去维特里敦促霞飞改弦易辙。但是梅西米就其资历而论，与霞飞相差将近二十年，并且一向敬畏霞飞。他说，还是加利埃尼自己去好，作为霞飞在他事业上的一位感恩戴德人物，霞飞不会不理他的。这是对霞飞的估计不足，霞飞此人是爱不理谁就不理谁的。加利埃尼来到之后，霞飞只会见他几分钟就把他交给了贝兰和贝特洛。这两位又把他们向朗勒扎克的保证对他重复了一遍。总司令部已决心“不理会证据”，并且拒不认为德军在马斯河西岸的挺进是个严重威胁。加利埃尼回去后立刻向梅西米作了汇报。　　然而，当天傍晚，法军总司令部在情况越来越确凿的压力下开始动摇了。霞飞在答复朗勒扎克最后一份急电时表示同意“研究”调遣第五集团军的建议，并准许作调动的“初步部署”，尽管他对朗勒扎克翼侧的威胁仍然坚持“远非迫在眉睫，远非肯定无疑”的看法。迨至第二天8月15日晨，威胁已越来越逼近。此时一心一意要大举进攻的法军总司令部忐忑不安地注意起左翼来了。上午9时许，给朗勒扎克挂了电话，授权他作部队调动的准备，但在总司令亲自下达命令之前，则不得行动。整整这一天，总司令部收到了许多报告，都说一万名德国骑兵已在于伊渡过马斯河；接着又收到一份报告说，敌军正在进攻迪南，且已占领了右岸高冈上俯瞰城区的堡垒；其后又有报告前来说，敌军已强渡过河，但遭到从左岸猛冲而下的朗勒扎克第一兵团的回击，经过一场鏖战，敌军已被赶过桥退回对岸去了（在这次战斗的第一批伤亡人员当中有一个二十四岁的中尉，此人就是夏尔·戴高乐）。第一兵团正就是8月12日批准过河的那支部队。　　对左翼的威胁，不能再低估缩小了。下午7时，霞飞亲自下达了调遣第五集团军进入桑布尔河和马斯河三角地带的命令。他先用电话通知朗勒扎克，一小时后送去了手谕。法军总司令部就此屈服了吗？并不尽然。因为这道命令——第十号特别指令——对计划的更动，给人的印象只是以应付敌人包抄的威胁，而远没有到达放弃第十七号计划的地步。命令承认，敌军“似乎在吉韦北面用其右翼准备大干一场”——好象朗勒扎克还要他告诉似的——并命令第五集团军的主力开往西北，“会同英、比部队作战，狙击北方来犯之敌”。但第五集团军的一个兵团则仍然要面向东北，支援第四集团军，因为攻入阿登山区的主要任务而今已交由第四集团军执行。这道命令的结果是把第五集团军的战线向西展开得比前更为宽广，但没有为此给它增加一兵一卒。　　第十号命令指示新任先头突击部队的第四集团军司令德朗格尔·德卡里将军做好进攻准备，“总方向是讷夫夏托”，亦即攻入阿登山区腹地。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霞飞在德卡斯特尔诺、朗勒扎克和德朗格尔三集团军之间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调动。结果，朗勒扎克统率训练的两个兵团从他手下调开了，而调来的则是原不属他指挥的别的部队。尽管新来的部队中有两个师是从北非调来，德舰“格本”号曾企图中途截击的精锐部队，但这种节外生枝的调动和临阵时的突然改变，则陡然增加朗勒扎克的苦恼和失望。　　法军的其他部队向东冲杀去了，朗勒扎克感到这是要让他来防守法国这条毫无掩护的翼侧，以对付他所认为是想置法国于死地的那一击。他还感到给他的是最艰巨的任务——尽管总司令部拒不承认这点——而拥有的却是最微薄的兵力。他想到与英、比两军协同作战的前景，鉴于它们既是独立的部队，而两军司令的军阶都比他高，又素不相识，因此心境并不感到舒畅些。在赤日炎炎的8月里，他的部队必须行军八十英里，这得要五天时间，而且即使能在德国人之前赶到桑布尔河战线，他也担心可能为时已晚。那时，德军来势之大，恐阻挡不了。　　理应在他左侧的英国人究在何处？时至今日，谁也没有见过他们。纵然朗勒扎克能从总司令部探悉到英军的确实下落，可是他对总司令部已不再信任。他忧心忡忡地怀疑法国已成了英国人背信弃义、耍弄阴谋诡计的牺牲品。英国远征军要么是一句骗人的鬼话，要么还在作参战前最后一场板球赛。除非他部下有一个军官能亲眼看到远征军，否则他就不能相信有英国军队的存在。每天他派出侦察班，包括驻在第五集团军的英国联络员斯皮尔斯中尉在内，去野外侦察，但从未发现有穿黄卡其军装的部队。斯皮尔斯执行的诚是一项不可思议的联络任务，连他本人在他一本闻名的著作中也未作解释。找不到英国人的行踪，又使朗勒扎克增加了岌岌可危之感。重重焦虑煎熬着他，他写道，“我的苦恼，达到了五内俱焚的地步。”　　在发布第十号命令的同时，霞飞要求梅西米从海岸防线调派三师本土军去充实海峡和莫伯日之间的空白地带。他宁愿挖尽老底来权宜应付德军右翼的进攻，而不愿他念念不忘的中路进攻减少一兵一卒。他还不愿承认他在给敌人牵着鼻子跑。不论普天下有多少个朗勒扎克和加利埃尼，以及多少件侦察来的情报，都丝毫不能动摇法军总司令部关于德军右翼的力量越大，法军从中路突破进而夺取主动权的前景越好的这一坚定不移的主要信念。　　德国人在比利时，犹如南美丛林中定期出现捕食其他动物的群蚁。群蚁所到之处都造成一条死亡线，德军则是夺路前进，直穿田野、公路、村庄和城镇，象群蚁那样，不为河川或其他障碍物所阻。冯·克卢克的部队从列日北面，冯·比洛的部队从列日南面，沿着马斯河流域向那慕尔蜂拥而来。“马斯河是一条宝贵的项圈，”阿尔贝国王曾说道，“而那慕尔又是项圈上的一颗明珠”。马斯河流经两边是高冈的一个宽阔的峡谷，河的两岸有着大块空地。这里是一处度假胜地，每隔一年的8月，是传统的度假季节。家家户户在这里郊游野餐，孩子们在河边嬉水，男人们坐在河岸太阳伞下垂钓，母亲们坐在折椅上编结毛线，白色扁舟扬帆轻飘而过，游览船艇往返于那慕尔和迪南之间。这时，冯·比洛的一部分部队正在列日和那慕尔之间的于伊渡河，沿着两岸向比利时著名的第二号要塞挺进。那慕尔四周的堡垒圈，造得与列日一样，它是进入法国的最后一关。德国人完全相信他们的攻城大炮的铁拳威力。在进攻列日时，这些大炮打得很出色，发挥了威力，现在正由冯·比洛的辎重车拖来完成第二项任务，他们指望三天内就可拿下那慕尔。而冯·比洛左边的由冯·豪森将军统率的第三集团军，这时也正在向迪南挺进，这样，朗勒扎克部队在进入桑布尔河和马斯河三角地带时，这两支军队也将在那里会师。但是也就在史里芬的战略在战场上如期一一实现的时刻，孰料在后方他们的计划却出现了毛病。　　8月16日，在军队集结时期结束之前一直呆在柏林的德军统帅部，迁到莱茵河畔的科布伦次来了，这里距德军前线的中心约八十英里。史里芬曾设想此时此地的总司令绝不应该做拿破仑，在高地上骑着白色骏马观察战斗，而应做一个“现代的亚历山大”，“在一所有很多宽畅的办公室的房屋里”指挥战争，“在这里，手边备有电报、电话和众多无线电通讯设备，同时还有一支随时待命出发的汽车和摩托车队。在这里，这位现代的总司令坐在大桌旁的一只舒适的靠背椅上从地图上综观着战场全局。在这里，他用电话颁发激励士气的训示；在这里，他批阅集团军司令和兵团司令的报告以及来自侦察敌人动向的气球和飞船的情报”。　　现实可破坏了这幅美景。这个现代的亚历山大结果由毛奇担当了。毛奇自己也承认，他始终没有从战争开始第一夜经受德皇折磨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他理应用电话发给各司令“激励士气的训示”，可他从没有接触过那些设备，即使接触了，也会打不通。德军在敌人地区作战遭到的困难莫过于通讯方面的阻碍。比利时人切断了电话、电报线路；爱弗尔铁塔无线电台强烈电波的干扰，搅得德方电讯必须重复三四遍始能把电文意思弄清楚。德军统帅部唯一的一座收报台因电路拥塞，电报得要八至十二小时才能通达。这是德国总参谋部所没有预料到的“摩擦”之一，军事演习时的通讯方便畅通使它上了当。　　比利时人恶作剧地毫不客气的抵抗，俄国“压路机”突破东普鲁士的幻景，更使德军统帅部心烦意乱。参谋部内部产生摩擦了。痛遭普鲁士军官高傲自恃风尚影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盟者。副参谋长冯·施泰因将军，是众所公认的一位足智多谋、心地善良、刻苦勤奋的人，不过德军统帅部的奥国联络官却说他粗鲁暴躁、不够圆通、好争不让，并且沾染了冷嘲热讽和盛气凌人的所谓“柏林卫士的风气”。作战处的鲍尔上校就痛恨他的首长塔彭上校对部下的那种“尖刻口吻”和“恶劣态度”。军官们也牢骚满腹，一则毛奇不许吃饭的时候喝香槟酒，再则德皇供给的伙食太差，饭后还得自己掏腰包买三明治充饥。　　自法军在洛林发动进攻的那时起，毛奇执行史里芬完全依靠右翼这一计划的决心就开始动摇了。他和他的参谋人员指望法军会调集其左翼主力前来迎击德军右翼的威胁。朗勒扎克焦急不安地派了侦察班去寻找英国人的下落，德军统帅部也同样在焦急不安地寻找法军大部队在马斯河西侧活动的迹象，但到8月17日什么也没发现。战争中出现敌人不如所望，不按照对他最有利的方面行事的这种问题，是够恼人的，而今这个问题缠得德军统帅部忐忑不安。它从法军在洛林地区活动频繁而在马斯河西却一无动静的情况断定，法军正在集结主力准备通过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洛林地区大举进攻。它考虑着有无重新调整整个战略的必要。如果那是法军主攻目标，那么德军能否在其右翼进行包抄打一场决战之前，把部队调往左翼，在洛林地区先打一场决战？能否真正打一场史里芬内心深处所向往的两面包抄的名副其实的坎尼战役？从8月14日到17日，德军统帅部紧张地讨论了这一诱人的前景，甚至还研究了将重心往左翼作某些初步转移的问题。只是到了17日那天，判定法军在洛林并不如所想象的那样在集结部队，遂又回到史里芬原来的计划。　　可是，一种主义的神明一旦遭到怀疑，就无法挽回对它的绝对信仰。从那时起，德军统帅部一见左翼有机可乘时，就为之心动。毛奇在思想上已不反对根据敌人动向改变作战计划。这样，史里芬执意倾注全力于一翼，不问敌人行动如何必须严格执行的孤心苦诣的计划被打破了。原来在纸面上显得那么天衣无缝的计划，现在在战争中，在情况变幻莫测的压力下，特别在感情冲动的压力下破碎了。毛奇既然不让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预先安排好的计划上，由此每当要他作出决定时，便苦于拿不定主意了。8月16日，鲁普雷希特王储又要求作出一项紧急决定。　　鲁普雷希特要求允许反攻。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设在圣阿沃尔，这是一座冷落的默默无闻的小镇，坐落在肮脏不堪的萨尔矿区旁边的一个深山幽谷里，那里没有王孙公子的豪华生活可言，也没有他可住的别墅，甚至连一家大旅馆都没有。他向西望去，广阔的长空下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带，一直延伸到摩泽尔河畔，没有什么大的障碍物，在天际闪闪发光的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洛林的明珠，南锡。　　鲁普雷希特据理力争，认为要在他的战线上完成尽可能多地牵制法军的这一任务，最好的办法是进攻，然而这一理论是和“口袋”战略背道而驰的。从8月16日到18日，鲁普雷希特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用电话激烈讨论了整整三天，好在这段电话线路是在德国境内。当前法军的进攻是不是它的主要攻势？法军在阿尔萨斯和马斯河西岸似乎没有“认真其事地”干些什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如果法军不向前推进和陷入“口袋”，那将怎么办？如果鲁普雷希特继续后撤，那他与他的右邻第五集团军之间会不会敞开一个缺口，法军会不会乘虚而入？这是否会使右翼招致失败？鲁普雷希特和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将军都坚决认为这是可能的。他们说，他们的军队等候进攻的命令已等得不耐烦了，已难以管束他们了，迫使“急于前进”的部队后撤也是可耻的；而且，开战伊始就放弃洛林国土，即使是权宜之计，也决非明智，除非事出万不得已。　　德军统帅部对此既是神魂颠倒，又是胆战心惊，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派了少校参谋策尔纳前往圣阿沃尔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作进一步面商。他说，统帅部对有计划后撤正在考虑作些变动，但是还不能完全弃口袋策略于不顾。他没有解决问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