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战一旦打响？对黄金究竟会有多大影响-期货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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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战一旦打响？对黄金究竟会有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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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预期，美联储今年可能加息四次，这将使得美国短期利率在10年内首次超过2%。
　　毫无疑问，大规模得征收贸易关税和贸易壁垒会对全球贸易和全球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可能导致一些经济体增长放缓。中国期货开户网：最低手续费网络期货开户品牌!
　　近期由于美国通胀数据更强势以及全球货币周期向鹰派转变，黄金和黄金股都受到一定得压力。中国期货开户网：最低手续费网络期货开户品牌!
　　受特朗普挑起“贸易战”影响，投资者也继续在抛售美元。正如BBB公司信贷与美债之间得利差所显示得，信贷息差若接近历史低点。
　　受全球经济强势增长和美国减税措施得抬升，全球风险偏好在过去一年，明显反弹。
　　由于全球实施更高点贸易关税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黄金将受益于利率预期放缓。那么，投资者如何减轻全球贸易战带来得一些下滑风险？
　　Blue Quadrant Capital Management认为，更好得对冲风险办法是配置黄金和黄金股或者其它贵金属。
　　考虑到这种风险，投资者配置黄金和黄金股对冲风险也应该是“暂时”得。
　　Blue Quadrant Capital Management指出，美国薪资和消费通胀进一步加速，可能导致今年利率进一步上涨。
　　倘若这种情况呈现，并伴随着一个更广泛得大宗商品抛售潮，投资者可以通过做空新兴市场资产或货币来抵消美国利率反弹和美元反弹给黄金带来得下滑风险。
　　Blue Quadrant Capital Management预期，全球债券收益率和利率将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平稳，或最后会有所下降，因为经济增长预期会逐步下降。
　　从技术面显示，黄金市场以及黄金股正在接近潜在得拐点。更具体得说，黄金在风险厌恶情绪反弹得时期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当风险厌恶情绪得增长反映在信贷息差扩大得时候。
　　然而，特朗普有意征收钢铁和铝高额关税以及近期意大利大选得结果，尖锐得提醒投资者，政治风险依然存在。
　　SMM网讯：在过去一周，全球贸易战可能再度发生得风险和意大利大选吸引了市场投资者得留意。中国期货开户网：最低手续费网络期货开户品牌!
　　在这种情况下，黄金和黄金股可能在今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压力之下，甚至可能回吐2016年前半年得大部分涨幅度，并测试2015年末和2016年初得水平。但是倘若美元进一步疲软，黄金则可能表现良好。当前市场有观点认为，相较于贸易盈余得国家，全球贸易战争会使贸易赤字国家得货币受益。即使市场也呈现了一些风险，但是大多数市场投资者选择忽视。
　　与此类似，一篮子新兴市场BBB公司得信贷息差若平稳平稳维稳平稳糈或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得最低水平。
　　并且反对特朗普关税计划得经济顾问科恩意外辞职，可能强化市场对贸易战升级概率得担忧。在2016年前半年深幅上涨之后，“金甲称”指数就基本上处于振荡阶段，近期却呈现了下降得迹象。
　　倘若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温和/或信贷息差扩大，黄金应该表现相对较好，但美元深幅升值可能会压低黄金价格。黄金和黄金股依然是投资组合中得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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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打响，郑永年、任泽平、管清友、马光远、邵宇等专家学者怎么看
CFIC导读：北京时间3月23日0时50分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特朗普当场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日，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中美贸易战打响，CFIC为大家整理了郑永年、任泽平、管清友、马光远、邵宇等专家学者的观点。”郑永年：中美贸易战，“地缘政治又回来了” “中国威胁论”始终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家群（即西方国家和它们的盟友）的一条对华外交主线。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威胁论”已经经历了好几波。每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轻则曲解和诬蔑中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重则影响所在国的对华政策，阻碍甚至围堵中国的崛起。2018年，正当中国在积极准备新年主场外交的时候，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扑面而来，并且比以往来得更凶猛和广泛。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整个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包括美国，欧洲的德国，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国。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公开出来“警告”中国，而另一些国家则政府在背后，民间人士在前，指责中国。各国政界和学界尽其所能，已经制造了一大堆的新名字，例如“锐实力”、“债权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列强”、“修正主义者”等等。尽管西方在创造概念方面一直被视为严肃认真，但在攻击中国时，造词一点也不科学了。一些人试图用学术的态度和方法来分析这些概念，但白费心思，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像样的学术概念，在学术上不值得推敲。无力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要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和中国发生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一直是西方“反华”力量梦寐以求的。简单地说，西方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建立在西方近年来流行起来的至少三个新“冷战思维”之上。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长期以来，西方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威权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今天西方所认为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1. 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2. 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3. 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正如前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被认为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把中国改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和西方进行一场新的“冷战”。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美国防长马蒂斯(James Matis)最近在出席完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返回美国的途中指出，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竞争对手，并非美国的自身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他说：“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中国）将南海的岛礁变成军事哨所。在欧洲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越境侵占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分子。”再者，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了新的冷战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最近的言论可以视为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声称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反华”这些互为关联的思维加在一起，成为西方对中国发起“冷战”的依据。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反华”情绪和行为表现在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涵盖经贸、安全、文化教育与人文交流等领域。在经贸方面，美国已经发起了和中国的贸易战。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中美两国都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特朗普政府聚焦的是美国的经济，为了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诸多非常的举措，尤其是贸易方面。历届政府在考量对华贸易政策时会把贸易政策和其他政策联系在一起，并且抱有以贸易政策改变中国的企图。但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这样的企图，其对华贸易表现得更为直接，就是看看贸易平衡数据。这种对单一因素的考量使得特朗普政府趋向于采取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当然，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也如此。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尽管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非常高，它们从对华贸易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些国家的一些政治力量宣称要对中国采取强硬举措，并声称要作好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以日本为核心的新版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起死回生，同时这些国家向美国开放，随时欢迎美国的回归，而宣布退出TPP的特朗普近来在这方面也开始松口。在安全方面，问题更多。中国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稳定了南海局势，但美国正在推动南海问题重新“回归”安全议程。在核扩散问题上，因为朝鲜核问题，中国不仅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主要来自美国），而且的确也面临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一旦被朝鲜成为核武国家，那么中国全部周边必将被核国家所包围。更复杂的是，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所有相关国家在朝鲜核问题上，和中国的利益不同，它们以各种形式拖延核危机，把压力转移给中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意是为了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中国一直抱开放的态度，欢迎各国参与这个倡议。不过，西方并不这么看。美国和日本一直持怀疑态度。这尤其表现在美日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态度上，它们一直相信亚投行是想取代美日主导的亚行。在亚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为了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印太战略”，而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接受了这种思路。拉印度来对抗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和日本多年来的重点战略考虑，而随着“印太战略”的正式提出，这一战略会很快进入操作阶段，具体化和行动化。这一战略大致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方面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只是早些时候没有这样的提法。在围绕核武器、南海问题、东盟等问题上，美日印澳都把中国视为威胁，并且逐渐找到了“共同安全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有多年，且渐趋成熟。2017年，四国重启“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自由开放”。“四方安全对话”被视为亚洲版“北约”的开端。现在美日印澳又开始转到经济战略层面。最近，这些国家初步达成对付中国“一带一路”的“另外选择”，即这些国家共同推出一个区域基础建设计划。在这方面，这些国家既有共同利益，如果合作起来也有相当的实力。对美国来说，其所担心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会促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从而抗衡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力所能及地破解这个被认为是形成中的中国势力范围圈。这也是美国接受“印太战略”的理由，认为这一战略可以维持“自由开放的亚太区”。印度对“一带一路”始终抱非常负面的看法。因为“一带一路”覆盖很多印度的邻居国家，印度担心其会被中国“势力”所包围。这些年来，印度提出“东进战略”，积极投资建设连接邻国的道路和铁路。在安全方面，台湾因素也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近来美国一直在提升和台湾的关系来制约中国大陆，台湾当局主动配合。在两岸情势紧张之际，台湾的强硬派走上台面，他们希望中美之间陷入一场“冷战”，相信“冷战”局面有利于维持台湾的现状，并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寻找“独立”的机会。可以预见，无论是“印太战略”还是“四方安全对话”或者其他的组织，一旦针对中国的联盟或者网络形成，那么其功能会不断扩展，最终涉及网络安全、外太空安全、核安全等领域。“北约”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逻辑。人文甚至在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也已开始。和从前几波“中国威胁论”浪潮不同的是，从前都是美国在挑头，鼓动其他国家加入。但这次是其他国家在挑头，鼓动美国来参与。实际的情况是，当美国挑头时，其他国家不见得一定要参加，因为其他国家觉得有美国在行动就足够了，它们自己不仅不用参加（至少不要那么起劲参加），而且可以和中国做生意。但这次，因为美国的特朗普要美国逐渐从国际事务中撤退，这些其他国家感觉到了要挑头对应付中国。如果这些国家成功游说美国加入，那么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要远超从前。美国一直是西方世界秩序的核心。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的秩序是由美国组织起来的。现在，特朗普不想做世界秩序的组织者和领袖了，很多国家就担心忧虑起来。这种忧虑情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浓重，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很多国家甚至公开表达出来。很多事情，这些中等国家本身做不了，但一结合美国它们就可以做了。或者说，这些国家各自的力量太分散，美国能够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美国是否和它们站在一起，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今天，这些国家开始采取两种方案：其一，继续邀请美国回来成为它们的领袖。它们的努力也有成效，特朗普开始不那么坚持“美国优先”了，至少对美国的盟友来说。在一些方面，特朗普也不那么坚持双边主义了，而是强调和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其二，这些国家自己开始行动起来，通过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和“敌人”把自己组织起来。TPP是这样，“印太战略”是这样，“四方安全对话”也是这样。从前是美国倡议，这些国家再加入；现在是这些国家先倡议，再鼓动美国加入。 新一波“中国威胁”声音到处可见。不同的反华力量正在聚集在一起，构成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上，A国对B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A国对B国的基本判断之上的，即是“朋友”，还是“敌人”？一旦A国判断B国为“敌人”，那么A国就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来对付B国。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之所以形成冷战局面，就是因为美国所做的这样一个判断，而两大阵营之间全方位的竞争也从此开始了，直到苏联的解体。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也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形。本文来源：侠客岛任泽平：中美贸易战的原因、影响、展望及应对特朗普此次挑起中美贸易战，直接目的在于以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重演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同时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拉票。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责任不在中国，主要原因在于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等。中美贸易战短期未必全面开打，但如果双方管理不当，有可能逐步升级。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对中国高端制造发展及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但同时也将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升通胀，制约消费，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中国的应对选项包括：精准还击美国农产品、汽车、飞机等，以打促和；联合欧盟、亚洲、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大“一带一路”；汇率贬值；抛售美债；限制美国企业投资；制定新的立国战略等。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初露曙光之际，中国再度面临“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贸易战拉开了全球领导权更迭的序幕，如能成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奠定未来内圣外王的基础。一、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从中国进口约6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在此之前，美国1月23日宣布将对进口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板以及大型家用洗衣机征收临时性关税，3月8日宣布将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课以25%和10%的重税。由于美国3月23日宣布暂时豁免对欧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韩国等经济体的钢铝关税至5月1日，其贸易制裁意在中国不言而喻。“301条款”为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俗称。该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包括撤销贸易优惠、征收报复性关税等，包括一般301条款、超级301条款、特殊301条款。本轮“301调查”于2017年8月启动，调查重点在中国企业是否“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作技术转让，以及美国企业是否被迫与中方合作伙伴分享先进技术”等议题。这属于特殊301条款，是美国继1991年4月、1991年10月、1994年6月、1999年4月、2010年10月之后的第六次对中国动用301条款。作为还击，中国商务部3月23日7点发布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的约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从领域看，中国对美国拟中止减税的领域在水果、猪肉这样的农产品及初级产品，而美国对中国加征税的领域不是中国更具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而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这就不仅是贸易战了，而是对中国复兴的围追堵截，在位霸权国家天然阻止新兴大国崛起。资料来源：恒大研究院。二、中美贸易战爆发的原因税改、贸易保护是特朗普竞选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7年推进税改后，2018年特朗普把贸易保护作为重要议题，此次挑起中美贸易战，直接目的在于以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深层次目的在于试图重演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并且，2018年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年，11月美国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但在5月就将进入中期选举的密集投票期，特朗普也意图打“贸易保护牌”向选民拉票，以继续维持共和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地位并争取未来连任。1、中美贸易严重失衡是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直接原因，美方要求中国降低美对华贸易赤字1000亿美元，进一步开放市场。中美贸易格局目前是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这反映了中美比较优势。根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5.3%；而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3%，高于排第二位至第九位的八个国家之和（44%）。中美贸易统计存在明显差异，2017年二者相差近1000亿美元。根据中国和美国统计工作组测算，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了20%左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月27日-3月3日刘鹤同志在华盛顿与美国负责贸易政策官员会谈时，美方明确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采取具体措施降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1000亿美元。资料来源：wind，恒大研究院。但中美贸易严重失衡责任不在中国，原因主要在于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保持主要国际货币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限制以及美国过度消费的低储蓄模式等。1）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创造以发行美元获取其他国家资源和商品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在美元与黄金挂钩时，美国经常账户失衡具有自我纠正机制，即逆差导致美元发行收缩，降低国内总需求和物价，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但随着西欧和日本崛起，美国贸易顺差逐年下滑，黄金储备大量外流。1971年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再也不用担心经常项目逆差导致黄金外流，逐渐形成了其他国家向美国输出资源和商品、美国对外输出美元、其他国家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债券股票的模式。因此，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的1976年，美国对外贸易开始持续逆差、且逆差规模越来越大。在198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是对日贸易逆差。2）美国过度消费导致储蓄率低。美国的消费意愿始终大于储蓄意愿，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赤字已成为常态；而中国的储蓄率常年处于高水平，进一步拉大了两国贸易差额。资料来源：wind，恒大研究院。3）全球价值链分工决定中美贸易格局，现行贸易统计方法夸大贸易顺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以加工组装方式向全球输出商品，虽然中国的利益只是加工组装的增加值，但当前贸易统计方法把出口商品全额计入。根据中国商务部2017年5月《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在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总体上双方互利共赢。据中方统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早在2012年，时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谈到，现行贸易统计方法只适合于过去出口产品完全产自同一个国家的时代，而在生产全球化时代，这一统计方法的漏洞直接导致了美中贸易逆差被夸大。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中美在双边贸易中的获益情况，更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根据中国科学院测算，年，以贸易增加值核算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传统方式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要低48%-56%。 4）美国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农业、能源和高新技术行业是美国最具出口竞争力的行业，但是美国长期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华出口。有美国研究机构发现，如果美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2、美国试图重演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2017年中国GDP达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3%，并且中国经济增长率6.9%、远高于美国的2.3%。如果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长十年左右，即大约在2027年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重回世界之巅。在此背景下，美国一直试图遏制中国复兴。资料来源：wind，恒大研究院。而在历史上，美国曾通过贸易战等成功打压日本。在1980年代，美国贸易代表总计向日本发起了24例301条款案件调查，程序大多以美国提出改善贸易失衡的诉求，几乎全部迫使日本政府做出让步和妥协，自愿限制出口、开放市场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等。日本先后签署了1987年日美半导体协议、1989年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最后更是系统性地开放国内市场。通过301条款，美国成功地打开了日本的钢铁、电信、医药、半导体等市场，包括强迫日本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和1987年签订卢浮宫协议，成功阻止日本挑战美国经济霸权，而日本应对失策导致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一蹶不振。 三、中美贸易战展望及应对1、中美贸易战短期未必全面开打，但如果双方管理不当，有可能逐步升级。按照程序，美国贸易代表处将在15天内公布建议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之后有30天征询公众评议美国财政部将在60天内出台方案，限制中国企业投资并购美国企业。期间，美国将试探中国的反应，相关利益集团也将进行游说。当前中美贸易战还只是局部行业，美国贸易制裁中国高端制造，中国贸易制裁美国部分农产品，如逐步升级将会波及更多的行业。2、如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对中国高端制造发展及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但同时也将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升美国通胀，制约消费，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阴影。从中美的贸易结构看，中国主要对美出口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包括家电、电子）、纺织服装、家具灯具、玩具鞋帽等，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主要为中间产品和零部件，以大豆、飞机、汽车、集成电路和塑料制品为主。中国贸易顺差较大的行业主要是机电音像设备（包括家电、手机等）、杂项制品（家具玩具运动用品等）、纺织鞋帽，中国贸易逆差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大豆等农产品、汽车飞机等运输设备、矿产品等。美国贸易保护虽然会对其国内部分行业形成利好，但将损害多数行业及消费者的利益。若美国对中国制造进一步提高关税实际上将等同于向消费者征税，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推升美国通胀，制约美国消费。对中国而言，2017年中国经济的复苏很大程度上与出口的改善有较大关系，中美贸易战可能影响中国出口增速下滑，影响经济总量。但是，欧洲、日韩、东盟也处于复苏状态，我们可尤其增加对欧盟、东盟的进出口来缓释来自美国的压力。资料来源：wind，恒大研究院。3、中国应对：坚定不移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以打促和，联合并争取国际力量支持1）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好的纪念是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继续扩大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尤其在养老、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习主席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强调，“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总理答记者问时指出，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中国的开放有新变化的话，那就是门会越开越大”。2）精准还击美国农产品、汽车、飞机等，汇率贬值，抛售美债，限制美国企业投资，以打促和。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自竞选时就已初现端倪，去年4月6日，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举行了特朗普上台来的首次会晤，此次会面敲定了中美之间关于经贸谈判的“百日计划”，其后11月特朗普访华签订2500亿投资与采购订单。但特朗普之后的表态并未对华友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不减。此种情况下，只有设定我方的底线，明确提出我方的关切点，反制美国。2018年11月美国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我方可打击其选票居多的行业和领域，转从他国进口，比如农业。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第二大出口市场，占美国农产品出口的15%。这些农产品的种植者，正是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关键选民。与此同时，可以选择汇率贬值，抛售美债，限制美国企业投资等进一步反制措施。3）联合欧盟、亚洲、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发展“一带一路”，持续扩大中国影响力和争取支持。美国的收缩战略（“美国优先”）为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有利空间，在气候问题、全球化问题中国赢得了国际尊重。“一带一路”建设为其他带去了投资和贸易机会，我方应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同时转从欧盟、亚洲、非洲等其他国家加大进口，分化瓦解美国对部分“豁免关税”的拉拢，争取国际社会支持。4）制定新的立国战略。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中国所需要解决的，无非是新的立国战略问题，即面对未来政治经济形势演化趋势以及世界领导权更迭，争取一种对我有利的长远的战略定位，类似当年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的孤立主义，中国当年的韬光养晦。本文来源：泽平宏观管清友：我们可能处于新冷战的前夜 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政府对多国发起贸易战，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对华也有类似行为，那是个案，是战术行为。这一次是系统性的战略行为。对中国的“遏制”，从90年代末开始，美国就试图进行。可惜因为事件引发的全球反恐而“流产”。中国加入WTO，美国也没有想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进而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全球化是会逆转的，这要看对谁有利。二十年前的预言，在十年前成真。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紧迫性空前强化。特朗普总统不过是顺势而为。即便是希拉里上台，这个战略也不会改变，甚至变本加厉。对此，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有以下原因让我们担心新冷战时代来临：首先，全球进入新时代。强权人物接连登台，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日本等等，有些连续执政，有些风格鹰派。强权人物的特点是雄才大略，不会按常理出牌。你不能按照你对政治家的一般化的模型去理解。贸易战引发全面的国际斗争，在一战和二战时已显露无疑。其次，长期宽松造成全球分化。金融危机后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在转向结构性改革。但一些国家内部改革很难看到希望，其国内社会撕裂十分严重。做不大蛋糕，就必然到外面抢蛋糕。再次，从贸易战到意识形态战。上一次冷战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演变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这一次，从十分决绝的贸易战，是否会演变为意识形态战，尚未可知。如果是，那将不可收拾。本人绝不愿意秉持冷战思维，但就目前全球局势对企业和资产价格之影响，做如下判断和建议：其一，在政治、经济、贸易、货币全面趋紧的背景下，国家层面要有充分准备，地区层面要有充分预警，企业层面要有充分预案。从我们微观调研情况看，一些地区和企业对贸易战有心理和行动准备，但对更恶劣的情景缺乏研究和预案。对中美关系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民族问题，要有全新的考量。其二，刚刚开始的贸易战和已经启动的全球流动性收缩，对国际市场资产价格，对中国国内资产价格，势必会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以及普通投资者对此缺乏必要的防范和准备。要知道，十年的资产牛市，其基本动因是宽松政策，现在这一条件发生了逆转，资产价格的变动只是时点问题，不是变不变的问题。其三，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发生很大变化。外部环境总体恶化，和平与发展还是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本身就需要探讨。中国过了这个坎儿（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会经历一次蜕变，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光荣与梦想，可能会实现。从眼前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企业或是投资机构，对外部环境的分析不应只在国内环境，而应该放眼全球，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目前的情势，只是初露端倪，很难量化分析。局势的演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句话我曾多次引用，也很有说服力：不可能的事情经常发生，你最好有所准备。本文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马光远：贸易战、“修昔底德陷阱”与经济霸权更替不出意外，北京时间3月23日凌晨，美国宣布将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和收购交易，并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惩罚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此之前，白宫事先预告，特朗普将签署总统备忘录，应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于外界一致认为，中国对此一定会采取反制措施，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概率飙升，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对于美国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之前指出，完全不能认同也不能接受所谓“经济侵略”这样的说法，因为“侵略”这个词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讲都绝不会扣到中国头上。她还说，中美之间不应该打贸易战，但如果非要有人逼迫我们打，那么我们一不会怕，二不会躲。所以，中国应该会很快做出明确的回应。我也相信，中国的各界智囊正在紧锣密鼓商议对策，以求得最好的应对措施。对于中美之间这场多年来最剧烈的贸易冲突，表面看是因贸易而起，是美国为了改变对中国的巨额逆差而做出的强硬举措，也是特朗普为美国中期选举的拉票之举。但在我看来，中美之间这场贸易冲突迟早要来，这是中美两大国之间在经济实力不断接近，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霸权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必然举措。因此，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冲突或者贸易战，还是应该站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必然要遭遇的挑战，从历史上看，“修昔底德陷阱”很难避免，幻想中国崛起过程中一帆风顺，敲锣打鼓实现民族复兴是幼稚的，不现实的。只是这场从贸易层面开始的冲突比我们预想的要来得快。我相信中国高层的智囊和决策者会拿出对中国最有利的反制的举措，站在大国经济权力更替和冲突的角度，我认为有两点需要中国在战略层面高度重视。第一，一定要重视大国经济权力更替的历史规律的研究。从历史上看，一个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旧的大国在各个层面的压制和对抗，无一例外。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我们应该对大国兴衰的规律进行深度研究。当年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崛起无所不用其极进行遏制。本.艾达在其著作《商业秘密：知识海盗与美国工业力量的起源》中就指出，欧洲各国竭尽全力阻止其技术工人移民到刚刚独立的美国，在欧洲人看来，只要能吸引欧洲的技术人才，美国将无所不用其极。欧洲各国颁布了极为严厉的法律，禁止外国公司在他们国内招聘员工。英国甚至对技术工人移民美国以死刑相威胁。这和今天美国对中国的反应是一致的。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很多人对金德尔伯格最熟悉是因为他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但这本关于经济霸权转移的著作我认为是金德尔伯格最被低估的作品）中，探讨了国家的生命周期，以及经济霸权更迭的规律。它指出，要将一个享有经济霸权的国家拉下马，一个方法就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通过直接同客户进行交易绕开它控制的进出口贸易，窃取其工业秘密，效仿它的成功之道，挖走它的熟练工人和企业家，等等。一旦这些努力成功，就能使挑战国获得与霸主对等的地位。被挑战国会防止机器设备、熟练工人和企业家流失，并且在经济生命力尚存的情况下，推动产品和生产工艺进一步的完善。“挑战与应对挑战的过程可能引发战争”。因此，千万不要幻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传统大国会欢迎你，要做好各种被打压应对的准备。要研究大国崛起过程中各种冲突和对抗的规律以及应对之道，而不仅仅是在贸易层面。第二，特朗普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进行惩罚，时机选择恰好是在中国经济实现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在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1974年贸易法》中很少使用的301条款对中国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指控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调查。美国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指责，但这种大动干戈调查的时机非常耐人寻味。背景之一，是在全球新的科技革命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一改过去跟随的战略，而是在包括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以及移动互联网的诸多领域显示出极强的竞争力，而这些领域被视为大国角逐未来经济权力的制高点，对于中国在这些领域产业政策的成功，美国显示出极大的不情愿和焦虑。在这个时候，采取惩罚性措施，可以遏制中国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努力，而这是决定中国能否在未来3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对于这次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国除了在贸易层面进行应对之外，更应该站在战略层面对这种未来可能经常发生的冲突有常态化的准备措施。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来自传统大国的遏制是我们崛起中不可回避的套餐，美国从内心并不希望中国崛起，希望把中国从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排除出去，这几乎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中国不能对此抱有幻想。过去几年，美国深陷全球恐怖主义的泥潭，无力应对中国的崛起，现在，它开始反应过来了。中美全面的贸易战双方都不愿意，但小范围的贸易冲突会成为常态，这应该成为共识。对于中国而言，应对遏制和冲突的最好办法是更坚决的开放，更坚决的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做全球贸易规则的捍卫者而不是再次关起门来。更无需气急败坏，做出任何情绪化的应对，而是以大国风范，理性而又有力的反制。同时，还是要韬光养晦，藏起锐气，悄悄发财，避免刺激对方，引发更多的冲突，贻误最好的战略机遇期。相信只要中国坚持目前的国策，埋头苦干20年，经济实力将大为不同，那个时候，对方出任何牌，我们都有足够的底气应对。现在，冲突来得早了点。本文来源：光远看经济邵宇：美国提高关税，“砸自己的脚”——基于全球CGE模型的量化研究北京时间3月23号凌晨，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对中国价值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涵盖1300多种商品，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中国商务部随即宣布“反制裁”措施，拟对进口自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在此之前，北京时间3月9号上午，特朗普正式签署了增收进口钢材和铝材关税命令，分别为25%和10%，也招致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的强烈反对。面对强烈的外部反响，美国正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洽谈豁免权细节，美方还宣称未来会考虑扩大其豁免范围。从2017年的数据来看，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钢材出口国，占比36%，其次是中国，占比15%；铝材方面，加拿大、巴西、俄罗斯位列前三，占比分别为19%、11%和10%，中国仅占2%。可以看出，中国在钢材出口方面将面临较严峻的挑战。而且，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获得豁免，形式将更加严峻。 自竞选阶段以来，特朗普就明确了其执政的目标是“America first”，即所谓的“美国优先”战略。上任之后，其在军事、外交、贸易和国内政策方面均有较大的动作。就贸易而言，中国自然是首当其冲。2017年11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启用“301条款”，将针对进口自中国的普通合金铝片自发开展反倾销与反补贴税的双反调查；紧接着，就是12月份停止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从中美贸易关系的非对称性来说，中国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具体表现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高于美国依赖中国的程度。从国际贸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ICT）数据来看，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比为18%，而美国为10%,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而言位列第三。中国的贸易盈余主要来自中国香港和美国，其中美国贡献了49%；相对的，在美国的赤字中，中国也占了46%。从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来看，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中国对美贸易总额占比为10.4%，美国为3.9%；中国对美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9%，而美国为0.8%）；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中，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占比相对更高。另外，贸易对中美两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性也存在不对称性，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三驾马车”中的贸易对GDP的贡献在下降。 那么，美国提高关税，对中国国际收支具体有多大影响，对中国的GDP增速有无显著影响？设置关税壁垒，是否能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和宏观经济状况？基于开放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我们与英飞咨询肖敬亮课题组模拟了开征钢、铝关税对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经济的长期经济影响（）。本文考虑了两种情况：情景一，对所有国家统一征收关税；情景二，加拿大与墨西哥获得豁免权。 一、对中美钢、铝贸易的影响 图1-3显示了模拟的结果，我们分别考察了在两种情景下，美国提高钢材和铝材关税的影响。基准为关税税率保持不变，图中出现的百分比表示相对于基准情形的同期相对变化率，变动金额表示冲击前后的差分，即冲击后减去冲击前。 图1为关税对中国钢铁出口和美国钢铁进口的影响。一般而言，增收关税，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国内需求下降，进口减少。当美国对进口钢铁征收25%的关税，进口钢铁的平均价格将会高于国内生产的钢铁价格，所以外需转为内需，美国钢铁进口下降。图1显示的结果符合预期，整体而言，美国进口钢材总额相对于征收关税前是下降的，近期影响稍大，但整体平稳。另一方面，关税对中国的影响有些反直觉，即美国征收钢铁关税，反而对中国钢铁出口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其幅度并不大）。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原因在于，不同国家钢材出口价格对关税的弹性不同。所以，美国征收25%的关税，将会导致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出口钢材价格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国钢材提升较小。除此之外，还考虑到关税对中国的影响是重叠的，即美国对中国铝制品本来就有贸易壁垒，现在全面征收，对中国而言，贸易环境反而相对改善了。所以，中国钢材出口的相对价格反而下降了。虽然美国进口钢材数量整体下降，但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相对价格变化产生了一种替代效应，中国钢材出口替代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些对美钢材出口大国。 对比情形一和二发现，如果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征钢材关税，影响的方向不变，但美国钢材进口总量下降的幅度收窄，价格的替代效应也趋弱。情形一，美国进口钢材平均下降幅度为20%，但情形二缩减到13%；反之，情形一，中国钢材出口增幅约为1.7%，但情形二缩减为0.7%。这一点也是符合直觉的，对美国而言，加拿大和墨西哥是主要的钢材进口国，如果免征关税，那么中国刚才在价格上的优势就弱化了。此处也发生了替代效应，但中国的净替代效应为正。图2显示了美国对进口铝材征收10%的关税后，对美国铝材进口和中国铝材出口的影响。整体而言，影响的方向与钢铁一致，不同情景的对比与钢材也保持一致，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故不再赘述。 图1与图2是多边贸易、全口径下的描述，图3描述的是中美双边贸易。中国对美的出口等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图3描述的是中国视角下对美出口变动情况。在全面征收时（左图），由于相对价格变动引发的替代效应，中国对美钢铁与铝的出口均有增加，其中钢铁出口增幅略高；对比情形一和情形二，如果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征关税，中国对美出口的钢铁和铝的相对价格优势下降，出口增幅也下降。此处结论与上述分析保持一致。二、对中美国际收支的影响 前文对中美钢铁和铝两个行业的双边贸易情况作了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在两种不同情景下，对美钢铁和铝贸易都是改善的，但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征关税时，贸易优势减弱。背后的逻辑主要有两点：第一，中美钢铁和铝贸易并不占主体；第二，如上文所述，美国对中国钢铁和铝的出口本来就有相关壁垒，在此基础上再统一征收关税，反而缩小了中国通其他国家的“关税缺口”，这种缺口的收窄通过价格的替代效应，使得中国出口增加。本小节分析美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中国、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的国际收支变动情况。会发现，结论与前文和直觉又不太一样。 图4为两种情景下，征收关税对五个不同国家（或区域）国际收支的影响。左图是全面征收的情况，右图为加拿大和墨西哥豁免的情况。从左图可以看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国际收支改善，中国和欧盟相反。对比右图，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豁免时，美国的顺差收窄，同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顺差变为逆差（注意，这都是相对于基准情形下的顺差和逆差，并不是绝对水平）。为什么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从豁免中获得更多利益？此处，我们主要来分析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情况，其他国家逻辑类似。 先看美国。相对于基准情况，以钢铁为例，统一征收关税时，美国钢铁进口价格上涨11.70%，进口量下降21.73%，钢铁进口总额就会下降。同时，数据显示，美国国内钢铁价格仅上浮0.57%，所以出口下降的幅度小于进口下降的幅度。同时，国际收支并不仅仅包括钢铁和铝两个行业，关税对其他行业有溢出效应。综合而言，美国的贸易平衡项增长18.51亿美元。 再来看中国，对照前文，中美钢铁和铝的双边贸易环境的改善，并没有完全对冲中国国际收支其他项目的变化。相对基准情形而言，中国的国际收支反而下降了，这就要对比不同种类价格变化对进口和出口影响的净效应了。总体而言，中国在其它商品的进口增加幅度大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钢铁和铝增加的幅度，从而使得中国的贸易平衡向减少4到8亿美元。 最后来看加拿大，为什么加拿大在关税豁免的情况下，国际收支状况反而恶化了？原因在于加拿大国内的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由于加拿大钢铁和铝的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所以美国统一征收关税时，对加拿大钢铁和铝的出口形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其中，加拿大的钢铁出口额下降了59.45%。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分析加拿大出口结构会发现，钢铁、汽车制造和石油等占比较高，钢铁及其相关行业的收缩释放了大量的生产要素，降低了要素使用的成本，使得国内其它行业产品价格下降，刺激了出口（如乳制品、牛肉、猪禽肉、纺织服装、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其他机械制造业等）。反之，从加拿大进口结构来看，机械设备和汽车占比较大，而且主要来源于美国。美国钢铁等资本品价格的上升也导致加拿大进口价格上升，所以加拿大的进口是下降的。所以，综合而言，国际收支反而改善了。但是，如果豁免征收关税，这种资源的流动带来的效率的提升就消失了。这种情况与上世纪50年代的“荷兰病”类似，东北等资源型城市对石油等资源的依赖也使得其后发优势难以发挥。三、对中美GDP增速的影响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节分析美国征收关税对GDP增速的影响。图5模拟了提高关税对美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GDP增速的影响。左图显示，全面征收的情况下，因为替代效应的存在，中国和欧盟反而获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冲击，其中加拿大和墨西哥受影响最大。就美国自身而言，它并没有从设置贸易壁垒中获得收益，其GDP增速在2018年下降约1.5%，截止到2030年，下降约3%。所以说，是在“砸自己的脚”。从结构来看，因为进口价格和国内钢铁等产品的生产价格都上升，且对其他行业有外溢效应，居民和政府部门收入下降，投资也被动收缩，内需下降导致了美国GDP增速是下降的。对于加拿大为例，其2018年的GDP增速要比没有关税的情况下低6.5%的左右，而且，其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加剧态势，可见，其出口环境的整体改善，并没有完全对冲钢铁、铝及其相关行业的收缩，比如，仅钢铁行业增加值就下降了12.69%。所以，加拿大的GDP增速也是下降的。 除此之外，中国GDP不降反增还与能源价格变动有关。美国征收关税，会减少美国对国际能源的需求，这样会导致能源价格下降，有利于能源净进口国，比如中国、韩国、日本等。背后的机制是，进口价格指数下降，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 改善。在我们的模型中，这些因素均有考虑。对比来说，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豁免，关税对不同国家的内外部均衡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和欧盟的优势被弱化，关税对二者的正面影响大打折扣。墨西哥和加拿大从豁免权中获得了较高的收益，中长期而言，对墨西哥的正面效应更加明显。这背后的机制，一者是相对价格变动引发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内部和外部均衡的相对变化。 上文分析的结论有违直觉，但如果明白“最优原理”和“次优原理”的差别，或许有助于理解。在“最优原理”下，扭曲只有一种，通过新的制度纠正这种扭曲，效率一定会改进。反之，在在原本没有扭曲的情况下增加一种扭曲，一定会产生效率损失。但在“次优原理”下，扭曲是多重的，减少一个扭曲未必改进效率，增加一个扭曲也未必产生效率损失。而我们的直觉，大都是建构在“最优原理”下的。这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思维，认为局部的改进就等于整体改进。但实际世界是存在多重扭曲的，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相互连接，局限于一个行业内部的政策也会产生溢出效应。所以，上文反直觉的结果恰恰是符合现实逻辑的。 四、结论 本文利用我们与英飞咨询合作开发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特朗普征收钢铁和铝进口关税对中美钢铁和铝双边贸易、主要国家国际收支和GDP增速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由于相对价格变化产生的替代效应，图1和图2现实，中国钢铁和铝的出口相对提高，美国钢铁和铝的进口相对下降，图3中美钢铁和铝的双边贸易额增加；第二，图4显示，美国国际收支改善，中国和欧盟贸易收支净额下降，关税豁免反而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国际收支由增加变为减少；第三，图5显示，美国经常项目改善，并没有带来GDP增速的增加，要素价格增加及其外溢效应导致内需不足是其主要原因。中国和欧盟的GDP增速整体改善，但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豁免，中国和欧盟的GDP增加幅度会下降，反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GDP增速则由下降转变为增加。 贸易，自古典时期以来，一直与“双赢”概念绑定在一起，其根基是“比较优势”理论。一战之前的几十年，在金本位制度的自动调节和约束下，国际收支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国际收支差额占GDP的比重基本维持在1%上下波动。一战到二战之间，贸易基本中断。二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为标志，国际经济进入新秩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贸易又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国际收支差额占GDP的比重的波动幅度加大，美国甚至到了6%的高度。1971年，在无法承受更多黄金外流的压力下，尼克松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瓦解，世界全面进入无储备的信用货币时代。美国独占货币制高点，欧洲为与之抗衡，政治取向战胜经济考量，创建了欧元。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逐渐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加剧了国际贸易的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失衡状况。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长期处于赤字和盈余的对立面，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压低了资金利率，提升了风险偏好和风险资产价格，终于刺破了美国次贷泡沫，引发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带来的反思之一就是对国际贸易秩序的重建。西方国家大多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旧体系中获取了不对称收益，比如特朗普就认为中国没有遵守WTO的规则。所以，他要自己制定规则。退出TPP和TTIP，提高关税等举措都是为了“美国优先”。贸易，重要的不是双赢，而是收益的分配，这就是特朗普要的“公平”。即使与中国的贸易使美国获利，但如果使中国获利更大，那么特朗普宁愿不要这样的收益。但从我们的模拟结果来看，全面提高关税不仅使中国优势更明显，还会使美国受损，这就相当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使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免征关税，也不会扭转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局面。而且，无论哪种情形，美国GDP增速都是受损的。 贸易的全球化似乎并不是个悖论，国家间的“共生”关系也并没有改变。全球体系是一个共生体系，以发展为其本质。其着力点是如何实现均衡、平衡以及和谐的发展；其目标是如何建立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所以，从经济视角来看，开放和全球化仍会是主题，但规则的构建也不容忽视，只是，它并不等于某个单一大国所构建的单极化体系。本文来源：宇观进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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