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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用户3307
奇书《猪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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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原创发表在
一、和谐 平津市九洲养猪场门口的茶桌上，棋局已经接近尾盘，下棋的是两个瘸子，执红的是个永久性瘸子，执黑的是个临时性瘸子。 永久性瘸子大概是个高手，他斜倚在躺椅上，并不看棋盘，下的是‘盲棋’，只由双方报出招数，全凭记忆行棋布子。 残局呈现出‘封豕长蛇’的态势，出自著名的古谱集《烂柯神机》，红方只剩下一枚车，黑方则阵型完整，众志成城。 ‘车五进二。’ ‘马8进7。’ ‘确定要走马8进7么？’永久性瘸子啜着茶。 ‘确… 确定吧。’ ‘帅四平五。’ ‘炮6进3。’ ‘车五退一，死了。’ 输棋的临时性瘸子名叫端木衡，今年29岁，党龄13年。 端木衡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政治传统的家庭，父亲是政府官员，现任平津市齐化区副区长，母亲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搞核物理的，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不大讲究防护，利用职务之便，受到了些许辐射污染，从不到三十岁就开始脱发，至今都戴着假头套。端木衡也多多少少地遗传了点儿‘转基因’，自幼眉毛、头发便有些稀疏，胡子就更不要奢望了。 虽然毛发方面不大给力，但端木衡从小就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好孩子，小学一年级入队，二年级担任副中队长，三年级晋升为中队长，四年级大队委员，五年级副大队长，六年级成为大队长并兼任平津市少先队联合会副主席。初一入团、班团支部书记，初二破格提拔为校团总支副书记，初三起任市中学生团委执行委员。高一那年，正赶上市委组织部在高中生中试点培养低龄党员，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其中的天字第一号，先是作为预备党员，高二时转正…… 现在，刚满29岁的端木衡已经是平津市‘构建和谐社会办公室’（简称‘和谐办’）综合处常务副处长，绝对是同龄人中的翘楚。 在中国的官场上，多数情况下，说的、写的都是套话：会议永远是隆重的，闭幕永远是胜利的；讲话永远是重要的，鼓掌永远是热烈的；班子永远是团结的，看望永远是亲切的；会谈永远是坦诚的，交涉永远是严正的；干涉永远是粗暴的，遗憾永远是深表的；形势永远是大好的，行动永远是果断的；贯彻永远是彻底的，措施永远是得力的；抢救永远是及时的，损失永远是惨重的；团结永远是紧密的，拥护永远是一致的；道路永远是曲折的，前途永远是光明的…… 但有时也会出现‘神来之笔’：比如失业不叫失业，叫‘下岗’；贫困不叫贫困，叫‘欠发达’；穷人不叫穷人，叫‘待富’； 妓女不叫妓女，叫‘性工作者’；衰退不叫衰退，叫‘负增长’；告状不叫告状，叫‘上访’；示威不叫示威，叫‘群体性事件’…… ‘和谐办’这个名字起得便极妙，当初设置这个机构时，为了找个贴切的称谓，着实费过一番心思。最开始想叫‘处理突发事件办公室（简称‘处突办’）’，也有人提出该叫‘维护社会稳定办公室（简称‘维稳办’）’，但这两个名字多少都有点儿狰狞，反复权衡之下，最后选择了‘和谐办’这个称谓。 ‘和谐办’的工作很繁杂，总有忙不完的业务，这不，端木衡他们最近又接了个‘大活儿’。 平津市北部农业主产区连年干旱，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均大幅减产，今年尤其严重，很多地方甚至几乎绝收，农户损失惨重。这事儿原本跟‘和谐办’没任何关系，但随着旱情的加剧，坊间的各种传说也开始流行了起来，主题思想很明确，矛头直指平津市执政当局，官吏无能，惹恼上苍，降灾示警。 这种观念在中国由来以久，《尚书·洪范》中曾提到‘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意思是说君主的施政态度会影响气候之变迁，孔子作《春秋》，全面继承了这种观点：‘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力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国策，‘天人感应’的思想也就随着儒学的推广而深入人心。 流言只是流言，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有，但怎么去面对它，就体现出人的智慧了。 1942年8月的一个雨天，陕甘宁边区延长县县长刘彩云在征粮过程中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中身亡，消息传来，有老百姓‘口出狂言’说‘雷公咋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如临大敌，要彻查严办，被毛泽东制止了。经过调查，农民有不满情绪是因为交纳公粮的负担过重，陕北本就土地贫瘠，又时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青壮年都参军上前线了，‘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前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在这种情况下依然高标准征收公粮显然是不合适的。为了减轻边区农民负担，党中央决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半个多世纪后，平津市‘和谐办’解决有关旱灾流言的方式也很独特，既不是兴修水利，这不归他们管，也不是发放救济，他们没那权力，更不是访贫问苦，他们人手不够。和谐办处理此事的方法是‘顾左右而言它’，平津市大大小小的舆论机器全面开动，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刊、网络，全都一鼓脑地大肆报道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从澳大利亚鼠害到西班牙蝗灾，还有英国的洪水和加拿大的冰雹，多少人受灾，多少人流离失所，房屋倒塌多少，农作物减产多少，直接经济损失多少，潜在经济损失多少，全都描述得清清楚楚。其实，这手也不是平津市和谐办的专利，有兴趣的话，您可以留心一下，在中国，每当有天灾人祸发生，媒体上一定会同时出现大量其它国家遭受相似灾害的报道，有当下正在发生的，也有已经过了好几辈子的，而且描述得一定极尽详细，遇难的那个人多大岁数，长什么样，姥姥家姓什么，孩子是不是他亲生的，全有。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全世界都一样，点儿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怪政府。 多数情况下，这些手段还是挺管用的，拿破仑说‘一支鹅毛笔，抵过三千毛瑟枪’，列宁说‘任何时候，宣传工作都要放在第一位，而理论研究，则只是为了解决我们在宣传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说‘在新闻上花的一块钱，其效力要超过在战场上花的十块钱’。然而，事事无绝对，‘狼来了’喊多了也就没人信了，老百姓也不天生是傻子，被糊弄了一回、两回，总有想明白那天，说到底，还是毛主席说得最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近日，原本应该清爽严肃的平津市市政府门前忽然变得热闹起来，上千名在连年旱灾中倾家荡产的农民聚集于此，他们开着拖拉机、扛着锹镐、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将政府办公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吵嚷着要见市长，不解决问题就在沙家浜长期扎下去。 遇到这种事情，‘和谐办’自然首当其冲，市领导掷下严旨，要求三天之内必须‘驱散人群、恢复秩序’。和谐办成立了‘应急指挥小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谐办主任龚泽任组长，负责‘统筹全局’，端木衡是副组长，负责在一线坐镇。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端木衡站在市政府门前，望着青纱帐一样的人山人海，依然束手无策。 ‘文革’初期，有一次，陈毅元帅被红卫兵堵在人民大会堂里不得脱身，外面的人叫嚣着要闯进来把陈老总抓走批斗、游街，眼看警卫人员就要顶不住了。无奈间，周恩来总理亲自到门口去交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红卫兵小将们并不买账，依旧坚持要总理交出陈老总。反复劝说均告无效后，周总理急了，说：‘好，我就站在这里，你们要冲，就踩着我的身体冲进去好了…… ’红卫兵虽然混，但面对民望极高的总理，还是不敢造次，又折腾了一阵便悻悻退去，陈老总解了围。 端木衡上大学时，曾经在书中读到过这则典故，周总理的凛然正气和苦撑危局的豪迈曾让他崇拜不已，此时，面对市政府门前涌动的人群，他忽然想起了当年的周总理。 ‘你们要冲，就踩着我的身体冲进去好了…… ’端木衡抄起一个手柄喇叭（就是导游用的那种），厉声道。 您还别说，原本蠢蠢欲动的人群在那一瞬间真被他给唬住了，刚才还嘈杂鼎沸的市政府大门口，陡然间变得鸦雀无声，只能听见院内旗杆顶端飘扬的五星红旗被风吹动的猎猎作响，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身材并不高大伟岸的端木衡身上。 那可能是端木衡一生中最令他自豪的几秒种，瘦弱的身躯伫立在逆风中，与黑压压的人群对峙，毫无畏惧之色，如砥柱中流，如擎天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过，端木衡却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并不是周总理，所面对的，也不是曾经的红卫兵。 人群确实是被端木衡镇住了，但仅仅是那一瞬间而已，几秒种后，僵住的画面重新复活，短暂凝滞的怒火比以往更加熊熊逼人，大家一拥而上，真踩着他的身体冲进去了…… 端木衡被从人流下面抢出来时已经休克了，所幸，送到医院后经诊断并无大碍，两处骨折，两处脱臼，若干处软组织损伤，虽然被踩了无数脚，但都没有命中要害，至于休克，主要是心情所致，又惊又气，急火攻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端木衡此次受伤并不冤。 根据地方志中的记载，平津原本是个风调雨顺的地方，近年来的干旱，主要是人为因素在作怪，这当中又有一个大环境因素和一个小环境因素。 大环境因素和‘放屁’有关。 2010年丹麦财政委员会曾经计划向农场主征收猪和牛的‘放屁税’，经调查，一头猪每年会通过放屁向大气中排放1.5吨二氧化碳和甲烷，既然汽车尾气要纳税，那猪和牛也没有免责的道理。 说起‘放屁’，其实谁也‘放’不过中国人，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大约相当于美国或欧盟的一半，但每年的碳排放量却雄居世界第一（某些‘专家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应该为中国的高碳排放负责，因为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最终销往西方国家，按照这个逻辑，中国人应该为鸦片战争负责，因为卖鸦片的虽然是老外，但最终消费这些商品的却都是中国人）。而众所周知，过度碳排放，是近二十年来全球气候加速变暖的最大罪魁祸首。 所有出生在七、八十年代的人大概都记得孩提时代的一首著名儿歌——《种太阳》，据说该曲的歌词出自一个十岁孩子的笔下：‘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要播种太阳，我种一个、一个就够了，会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一个送给、送给南极，一个送给、送给北冰洋，一个挂在、挂在冬天，一个挂在晚上、挂在晚上，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太阳，到那个时候，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变得、都会变得温暖又明亮…… ’ 后来，中国人果然用自己种的‘太阳’使地球变得‘温暖又明亮’了。 平津市位于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带上，每天3月到10月间，来自西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一路北上，到达平津时，刚好遇到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空气，暖湿气流得以降温，水滴形成，为这里带来充沛且均匀的降雨。可现在，由于气候变暖，北方冷空气的势力不如以往，根本无法到达平津，即使能来，也已成强弩之末，无法对太平洋暖湿气流起到足够的降温作用，季风雨带整体北移，而留给平津的，则只剩下艳阳高照，降水减少，蒸发增加，干旱再正常不过了。 大环境因素与端木衡并没有直接联系，但那个小环境因素，他就逃不掉干系了。 端木衡的妻子名叫萧洛君，两人是老同学，‘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很早就认识。而萧家，则是平津市政商两界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端木衡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官途坦荡，或多或少也与‘泰山之力’有关。 萧家发迹源自萧洛君的爷爷萧格非，萧格非资格很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已经当兵成了‘红小鬼’，曾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路从排长、连长擢升至营长、团长，到解放大西南时，萧格非已经是堂堂旅座了。当时就是这样，排长战死副排长就成了排长、副连长战死排长就成了副连长、连长战死副连长就成了连长，依次类推，谁活到最后谁就是开国元勋（难怪会有人朝自己战友打黑枪呢）。1951年，萧旅长追随二野第四兵团司令陈赓大将进军云南，其间，一部分彝族、白族军民不愿归附中央，逃入滇西原始丛林中妄图负隅顽抗，萧格非奉命率部平叛，转战巍山、南涧、景东等地群山密林中半年有余，历经大小百余仗，毙敌两万多人，极大地震慑了叛乱势力。萧格非因此威名远扬，被彝族人称作‘阿什锁巴（彝语‘可怕的’、‘恐怖的’之意）’，一时间，当地小儿一哭、大人便说：‘别闹，再闹萧阿什锁巴就来了’，孩子一听萧格非的大名，立刻止啼，灵极了。因其在滇西威望极高，萧格非建国后始终留在云南军界，当中又经历过几次少数民族叛乱，就像《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用马超对付羌人一样，每回萧格非一露面，叛军立时魂飞魄散。到80年代初，已届花甲的萧格非调来平津颐养天年，离休前做过市军分区政委、市政协主席。 萧洛君的父亲名叫萧滨，现任平津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兼市烟草专卖公司总经理（局长是董事长），在中国，烟草专卖局和烟草专卖公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关系类似，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根据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国烟草行业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对全国烟草行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各省市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内的烟草专卖工作，受国务院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以国务院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的管理为主。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以萧家在平津的影响力，作为萧格非独子的萧滨完全可以在政坛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为什么屈就于一个绝对级别并不甚高的平津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呢？其实，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并不见得就是人生第一等得意事，若不信，看看电视里那些冗长的会议便可略知一二，无冬历夏，穿着笔挺的西装，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不能乱动，不能说笑，不能打瞌睡，甚至擤个鼻涕都得找准时机，否则真上了头版头条可就现大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因此，古往今来，真正的贵族子弟是不屑于当这种伤神费力的官的，他们大都会选择些既不用操心受累、又有大把油水可捞的闲差、肥差。 举个例子，曹雪芹大家都知道吧，人家能写出《红楼梦》来可不是偶然的。红学家们考证曹家的历史大都会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说起，曹寅的母亲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根据清朝皇家的规定，皇子、公主们出生后并不由亲生母亲抚养，因而与乳母的感情往往比和亲妈更亲，由此，儿时的曹寅也就近水楼台、入宫做了小康熙的侍读，长大些又成了皇帝的贴身侍卫，据说当年智擒权臣螯拜的布库少年中就有曹寅的身影。能和当朝皇帝有如此深厚的渊源，曹氏一族所受圣宠之优渥自然是不消说的，康熙为曹家选择的官职是‘江宁织造’，从曹寅的父亲曹玺开始，历经曹玺、曹寅、曹顒（曹寅子）、曹頫（曹寅侄），曹家人专任此职长达65年之久，所谓‘江宁织造’，大约就是代表皇家管理南京地区的丝绵纺织业并担负宫廷特供任务，其实这个职务的级别并不算太高，正五品而已，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局级干部，以曹家的地位，完全可以弄个一、二品的红顶子戴戴，为什么偏偏对这个‘江宁织造’情有独钟呢？这可就要算是康熙的苦心了，身为一代明君的他，当然深知官场的险恶与甘苦，故而不愿让和自己最亲近的人去受那份罪，‘江宁织造’活儿不多，油水却很足，属于那种躺着数钱的美差，这种好事，换了别人还没那个造化呢。此外，曹寅还曾与姻亲、‘苏州织造’李煦轮流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身上就有这个李煦的影子，《红楼梦》第十九回中，贾宝玉讲笑话逗林黛玉开心时曾说：‘盐课林老爷家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无论是‘江宁织造’还是‘两淮巡盐御史’，都和今天的‘烟草专卖局’有几分神似。 近年来，随着对吸烟危害认识程度的逐步加深，发达国家烟草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在若干次高额索赔案败诉后，许多昔日的烟草巨头均开始风光不再、日薄西山，以中国市场为例，那些上世纪80、90年代曾经充斥大街小巷的洋品牌香烟不知何时已然开始渐渐销声匿迹，可这却并没有给中国百姓带来多少福音，进口香烟撤退后留下来的阵地很快都被国产品牌照单全收。 其实，中国早在2005年便已经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不过，‘独立自主’的中国人一向是不把国际上那一套普世准则放在眼里的，2006年《控烟公约》刚刚生效时，中国卷烟年产量为20218亿支，可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至24474亿支。 中国烟草行业能如此坚挺，独特的政府专营专卖制度居功至伟，早在进行《控烟公约》谈判时，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位高官就曾理直气壮地指着卫生部代表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们想控烟？这是在卖国！你们也是公务员，你们拿的工资当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我们赚的钱！’（当然，烟草行业也不是说‘专卖’就能‘专卖’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也曾在台湾推行‘烟草专卖’，结果酿成了岛内人民反独裁、反专制的‘二·二八事件’，台独运动自此发端） 在这个问题上，猪似乎倒要比中国人高明许多：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军为应付英法联军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狗急跳墙，开始使用毒气弹：英法联军看到处于上风位置的德军阵地上升起一团白色烟雾并朝己方飘散过来，不久，英法官兵便开始打喷嚏、淌鼻涕、‘内牛满面’，甚至窒息倒地。经检验，德军使用的‘特殊武器’是有毒的氯气，英法科学家绞尽脑汁也没能想出对策。不久后，英法军队收复了被毒气侵袭的失地，在那里，除了联军士兵和当地居民不幸罹难外，各种飞禽走兽、鸡鸭牛马也都没能幸免，可奇怪的是，猪却没有中毒，依然快乐地生活着。这又是为什么呢？科学家们搞了一个模拟实验：将牛、羊、猪、狗等常见畜禽关在一起，开始冲它们施放毒气，当其它动物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猪便率先意识到了危险的降临，它左冲右突、试图溜之大吉，当确认无路可逃后，猪冷静地思考了一番，接着拼命在地上刨土，挖出一个坑道后将鼻子插进刨松的泥土中闭目养神，等毒气散尽，其它动物已经上了天堂，猪却不慌不忙地拔出鼻子，打个哈欠，将鼻孔中的泥土喷出，开始它崭新的一天。在目睹了这一‘奇观’后，科学家们恍然大悟，泥土对绝大多数毒气都具有吸附作用，照方抓药，最早的防毒面具诞生了，后来，用以过滤空气的泥土早已换成了吸附力更强的活性炭，但防毒面具上的那个‘猪鼻子’却保留至今。 平津市北部农业主产区以丘陵地形为主，其纬度、海拔都很适合种植烟草，近年来，平津市烟草种植面积连续增加，已有数十万亩之巨，基本都是自阿根廷引进的大叶红花烟草，年产量可达百万担。平津北郊的山峦起伏间有一处远近闻名的古迹，叫‘清瓦台’，是明代皇家的别院行宫，平津市烟草专卖公司生产的卷烟就以此为品牌。‘清瓦台’香烟80年代以前是专供高干的特供烟，包装上没有花花绿绿的图案，只是一张素净的白纸，后来，随着产量的提高和管理制度的变革，‘清瓦台’也开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烟草种植对土壤墒情的要求很高，为保证其用水，尽管降雨不足，但平津市大小河流和地下水源都优先满足烟草所需，僧多粥少，其余农户也就只好望水兴叹了。这还不算完，虽然气候变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平津的季风，但并非滴雨不降，若无人工干预，夏季6、7月间，每月150-200毫米的降水还是完全有保障的。平津的降雨有个特点，即使是夏天，也少有那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暴风骤雨，大都是点点入地、润物细无声的和风细雨。这原本是件好事，可对于烟草种植来讲却并非如此，每年6、7月间，正是烟草集中生长的关键时期，平津种植的多为烤烟，需要足量的光照，如果连日阴雨，对未来的收成以及烟草品质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近些年，每逢夏季，平津市烟草专卖公司都会组织人力，向积雨云层发射大量防雹弹，此类技术通常只有在国庆等重大节日庆典时采用，目的是人工消雨（这种日子阴天下雨显得不吉利）。经过防雹弹发射作业，原本已经很有限的降水变得更加稀少，地上的水都调去种烟草了，天上的雨又因为要保证烤烟光照而被赶走，挣钱的是已经肥得流油的烟草专卖公司，埋单的却是本就不富裕的农民…… 所以说，端木衡被踩上几脚不算冤。 再来说说那个赢棋的永久性瘸子，此人叫季若云，和端木衡以及萧洛君曾经是平津市中心小学的同班同学，仅仅是曾经，后来因故未能有始有终。 季若云的父亲名叫季勤先，‘文革’后平津大学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主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三时因成绩优异、被破格保送到当时的民主德国进修，回国后对口分配到平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上世纪80年代，季勤先可是市委大院里最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之一，那时，正值干部队伍青黄不接，老同志们已经年迈，被历次运动耽误的中生代一时又顶不上来，到处都在闹‘人荒’，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季勤先应运而起，三十几岁就已经坐到市体改委副主任的位置上，正巧离退休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可谓‘好雨知时节’，静等新一届党代会召开，老人家们退居二线，季勤先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市常委班子，前途无可限量。 只叹天不遂人愿，季若云7岁那年，平津市经历了一场影响颇为深远的政治风波，作为少壮派领袖、观点相对激进的季勤先没能在风云变幻中‘站稳立场’，被开除公职、一撸到底，季若云的母亲也受到牵连，陪丈夫一起进‘学习班’、接受隔离审查。从‘学习班’出来后，因失去公职，季勤先一家三口理所当然地被市委大院赶了出来，在当时的环境下，肯定没有单位愿意接收‘路线上’有问题的人，世态炎凉，昔日的政治明星一夜之间沦落成无人问津的丧家之犬。季勤先是搞理论出身的，离开政界后，无用武之地的他只得和妻子摆小摊卖大碗茶为生，全家人在老城区租住了一间半平房，勉强安顿下来。 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平房里没有暖气，季勤先买了个破铸铁炉子，靠烧蜂窝煤取暖。家里用过煤炉的人都知道，在安装排烟管道时，窗外的烟囱口应当朝下，最好再置办一个风斗，这是常识，可饱读诗书的季勤先夫妇都没有在平房过冬的经验，根本就不会烧炉子，烟囱口直接横向朝外，又刚好对着正北方向…… 在季若云的脑海中，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早就已经模糊了，只记得朔风凛冽，吹得窗玻璃猎猎作响…… 呼啸的北风从烟囱口倒灌进来，蜂窝煤经过不完全燃烧生成的一氧化碳无法正常导出…… 第二天早上，当‘小叩柴扉久不开’的邻居撬开房门时，季勤先夫妇的身体已经变得僵硬，季若云因为睡在外屋、离煤炉较远，再加上破旧的门窗并不完全密封，故而捡回一条小命，但左腿却从此失去了知觉。 在中国，连残疾人都会被分成三六九等，‘上等’残疾人比普通健全人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还要高，而‘下等’残疾人，则只能默默承受命运带给自己的不公。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残疾人体育，众所周知，从2004年的希腊雅典残奥会到2012年的英国伦敦残奥会，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三度称雄。说实话，残疾人奥运会上的成绩与健全人奥运会不同，跟国家发展水平、体育普及程度没多大关系，主要看投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健全人奥运会上屡创佳绩、但在残奥会上却罕有作为的原因。称雄世界体坛多年的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向来对残奥会‘没有兴趣’，前7届基本都不派队参加，到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哥儿几个总算是去了，但成绩却很一般，在那届健全人奥运会上，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在奖牌榜上分别第1、3、6、7位，可在同年举行的残疾人奥运会上，它们的排位却只有第12、（民主德国未参加）、第32和第40。 在这方面，中国倒是和‘老大哥’们不同，对于残疾人的体育事业，咱们是从来不心疼钱的。2008年北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89金、70银、52铜的昂首领跑金牌榜，总计211枚奖牌的‘骄人战绩’比排在次席的英国（42金、29银、31铜共102枚奖牌）多出一倍有余。根据相关规定，国家对残疾人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的奖励标准和健全人一样，都是金牌35万、银牌15万、铜牌10万，此外，主管教练也可获得等额奖金，再加上领队、随队医师、营养师、行政官员，奖金总额高达亿元，同时，运动员所在省市的政府及赞助单位也会‘有所表示’，规模甚至高于国家统一标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大多数基层残障人士却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现今，我国共有视力、听觉、肢体、智力、精神等各类残疾人8500多万，涉及家庭人口2亿6000万，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截止目前，中国大陆居然还没有全国统一的残疾人补助机制，对残疾人的帮扶，基本上都是各地‘量力而行’，结果往往是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一次性给个30、50块，想不起来就爱谁谁了。至于残疾人康复、培训、教育方面的投入，更是少之又少，根据财政部2003年印发的《关于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残疾人事业计划纲要专项资金项目及标准》的相关规定：16万贫困白内障患者每人补贴80元，10万贫困低视力残疾者每人补贴40元，12万麻风病畸残者每人补贴30元，50万中西部贫困残疾人每人补贴10元，残疾人用品每件补贴3元5角，精神病防治每人补贴1角5分…… 这也难怪，为残疾人花钱是个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买卖，这种‘赔本生意’当然没有人愿意做。此外，残疾人‘手无缚鸡之力’，和那些膀大腰圆的工人、农民不同，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与条件，就算什么也得不到，他们也不可能把你怎么样，古往今来，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残疾人起义的？ 很遗憾，季若云就是个‘下等’残疾人。小小年纪就已经与双拐为伍并失去父母庇护的他，一应生活全靠好心的街坊邻居接济，吃着‘百家饭’长大，虽然天资聪颖，但上到四年级时还是被平津市中心小学找了个理由扫地出门、进入一所末流学校。可季若云并没有自暴自弃，考初中、考高中时，他的成绩都名列前矛，然而，重点中学一旦听说他是个残疾人，却都纷纷收回了橄榄枝。 小时候，季若云曾读到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少年爱上了美丽而高贵的公主，他向公主表明心意，公主却说：‘只要你愿意连续一百天守在我的阳台下，我就接受你’，少年照做了，一天、两天、三天… 直到第九十九天，公主渐渐被他打动了，到第一百天的晚上，她穿上盛装，准备下嫁给少年，但当公主推开窗，却发现少年没有来，仅仅是这一天没有来，他用九十九天证明了对公主的爱，用最后一天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不知是不是受到这则故事的感染，倔强的季若云在考大学时作出了和那位没落公子同样的选择。那年高考，季若云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取平津大学经济学院，校长很开明，没有因为他的残疾而予以歧视，相反，还特意为季若云安排了各种便利措施并亲自将录取通知书送到他家。但季若云却婉言拒绝了，他告诉校长，自己之所以一直坚持苦读并参加高考是为了证明那些曾经小看他的人都错了，然而，多次的冷遇已经让季若云对整个教育制度失去了信心，与其乞求别人的施舍，不如自立自强。 自立自强，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却很难。身体残疾、又没有学历的季若云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甚至一度沦落到给街道小厂糊纸盒为生。其实，在西方国家，像季若云这样的人并不需要工作，仅凭社会保险和慈善机构的救助就足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因此很多没出息的健全人宁愿冒充残疾，即使工作，大都也不是为了钱，而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自我实现’。可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这里残疾人也得自力更生，也得为社会创造财富，唯其如此，国家经济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 还好，就在季若云最蹉跎无措的时候，一位老相识拉了他一把。 季若云的父亲季勤先在做市体改委副主任的时候，有两个秘书，一个叫张辉，一个叫娄可。很多人都听说过毛主席身边的‘五大秘书’：政治秘书陈伯达、机要秘书叶子龙、理论秘书胡乔木、文字秘书田家英、生活秘书江青，这五个人中，后来出了两位政治局委员、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位中央候补委员、一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季勤先不可能像毛主席那样排场，但两个秘书也是各管一摊，张辉是总务秘书，负责吃喝拉撒，娄可是政务秘书，负责出谋划策。季勤先出事后，张辉并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当总务秘书的好处，至少在路线上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此人官运不错，后来一直做到平津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但娄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是季勤先的高参，季勤先犯的错误，娄可不算教唆、至少也是同谋，两人一起丢了乌纱帽。 起初，娄可混得也挺惨，在码头当过苦力，在街头炸过油条。但他脑子比较活，很块就适应了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从小做起，步步为营，十余年之后，已经积累下了一笔本钱，听朋友说搞生猪饲养能发家致富，就在文宣区与平沽县交界处的城乡结合地带盘下一块地，建起了九洲养猪场。娄可是个念旧情的人，想当初，季勤先对他有知遇之恩，如今季勤先夫妇都没了，但季若云还在，过去自己没有经济基础，想搭把手也有心无力，现在有了九洲养猪场，便想起了季若云。细一打听，得知他过得也不如意，于是主动登门请季若云来给自己帮忙。季若云虽有傲骨，但毕竟肉眼凡胎，总也要为稻粱谋，娄可又是父亲的老部下，自然是两厢得宜。 在二人的精心打理之下，九洲养猪场的效益始终不错。 季若云常说，这个娄可若不养猪实在是太冤了。 所谓‘娄’，就是母猪，或者说是正在交配中的两头猪，而且还是那头母的比较主动。章太炎在《小学答问》中考证：娄，女求男，牝（雌兽）求牡（雄兽）。春秋时，卫国夫人南子与宋朝通奸，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据《左传·定公十四年》，大意为：母猪已经满足了，快把公猪还给我们吧）。 此外，娄姓的始祖是西周初年的东楼公（‘娄’为‘楼’之初文），东楼公是大禹王的后裔。‘禹’的甲骨文字型由‘虫’和‘手’两个部件组成，展示了一位勇士与正猛兽搏斗的形象，其中的猛兽是什么呢，据考证是蜥蜴、或者扬子鳄，扬子鳄又名‘猪婆龙’，为什么呢，因为在传说中它是猪的后代。 在中国，养猪有着格外特殊的意义。 都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那龙究竟是什么呢？考古学家们在距今8000多年的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文化遗址中找到了答案，在那里，有中国最早的龙。先民用陶片、破旧石器和自然石块摆出龙弯弯曲曲的身体，往上一看，在龙的头部位置摆放着一个动物头骨，专家们欣喜异常，终于可以找出龙的动物原型了，某些富于想象力的人甚至认为可以据此发现某种已经灭绝的史前生物。可经过鉴定，大家都傻眼了——那个头骨是猪的。 事实上，中国的确是家猪最早的故乡之一，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一文中就曾经盛赞过中国猪对欧洲乃至世界养猪业的贡献。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爱猪的民族，2011年度，中国内地生猪出栏66170万头、存栏46767万头，约占同期世界生猪出栏、存栏总量的一半左右。在中国人的肉类消费中，猪肉所占比例曾经高达90%，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65%以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权威数据，全球肉类产销量中，猪肉只占30%左右，这在很大程度还是拜中国所赐，查一查欧美非伊斯兰教国家居民的食谱，会发现猪肉的摄取基本不会超过其总肉食消费的20%。且该数据仍处于温和的下降通道中。 有如此蓬勃的需求，中国的生猪养殖一定方兴未艾，这几年，甚至有很多原本跟养猪一点儿也不沾边的企业或个人也都赶来凑热闹。2009年，网易CEO丁磊宣布将在浙江吉安建设养猪基地，基地由清华大学人居团队设计，贯彻全新养猪模式，‘丁家猪’将‘坐马桶、睡公寓、不吃药’。2010年，联想集团成立农业投资事业部，总裁柳传志表示，力争在品牌猪领域有所斩获。2011年，面对国内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连连萎缩、‘两斤钢不及四两肉’的局面，武汉钢铁也决定进军养猪业，投资390亿元，并尝试打造‘猪钢一体’发展模式，只是不知道曾提出‘以钢为纲’的毛主席若听说了这则消息会是什么样的心情。2012年，山西焦煤集团与双汇合作，在太原市阳曲县建设生猪屠宰加工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计划年生猪屠宰量可达200万头。不光中国人，连国际金融巨头们都很看好中国的猪产业，2008年8月，高盛亚洲投资基金斥资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接连全资收购了十几家专业养猪企业，与此同时，德意志银行也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上海宏博猪场3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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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用户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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