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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王朝，吸取前朝地方无权、人浮于事的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地方管理以加强中央集权，为后来历代沿用。这个王朝和它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A．汉朝分封诸侯建立王国
B．宋朝大力削弱地方权力
C．元朝设立中书省
D．元朝实行行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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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是针对地方的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可排除C；A项汉朝分封诸侯建立王国，后来导致王国问题，历代帝王不可能沿用；B项说法太笼统，没有指出具体措施，不符合题意。只有D．元朝实行行省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地方管理以加强中央集权，为后来历代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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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的专机在俄罗斯的卡廷森林附近坠毁。机上包括卡钦斯基夫妇及众多高官在内的96人死亡，事发地点――卡廷森林让这出惨剧更显悲情，苏联1940年杀了约两万名波军战俘，其中4421人正是死在卡廷森林。事实上，500年来，俄波两国恩怨不断，贪婪的俄国曾三次参与瓜分波兰，野心勃勃的波军也曾两次杀进莫斯科。
&&&&令后人欣慰的是，在这次空难前的4月7日，俄总理普京在卡廷森林参加纪念卡廷惨案70周年的活动时曾单膝下跪，祭奠卡廷惨案遇难者。空难后，俄方领导人的真挚言行更是赢得波兰民众的好感，让这对度尽劫波的斯拉夫兄弟，迎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良机。
&&&&1.十七世纪初波军杀进莫斯科
&&&&波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在人种、语言上同属斯拉夫人，说是兄弟民族并不过分，但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波兰人信仰天主教，从中世纪后期起就不断发生冲突。13世纪中期，俄罗斯的前身罗斯诸公国和波兰都遭到拔都率领的蒙古西征军的攻击，后来蒙军撤出波兰，在今天俄罗斯的土地上建立了金帐汗国。罗斯诸公国成为金帐汗国的附庸，它们与波兰经常发生战争。1480年，莫斯科公国摆脱金帐汗国统治之后，逐步建立近代俄罗斯。波兰也日益强大，1569年，通过“卢布林联合”，波兰-立陶宛共和国(以下简称波兰)诞生。为争夺东欧霸权，该国与俄罗斯开始长期斗争。
&&&&在16世纪后期，波兰就与俄国为争夺白俄罗斯等地反复厮杀。波兰反败为胜，成为当时东欧最强的国家。
&&&&1598年，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去世，留里克王朝终结。1601年，在波兰控制的乌克兰领地上，有人自称伊凡雷帝的皇太子德米特里(也译作季米特里)，他获得了波兰大地主和小贵族的支持。1604年，伪德米特里向莫斯科推进，获得盼望好沙皇出现的俄国农民的支持，莫斯科也发生造反。1605 年，伪德米特里进入莫斯科。1606年，瓦西里?舒伊斯基王公发动兵变，杀死伪德米特里，加冕为沙皇。农奴出身的伊凡?鲍洛特尼科夫领导的起义军包围了莫斯科，但被击败，1607年10月起义军投降。波兰封建主又找出了第二个伪德米特里，到1608年控制了俄罗斯大部。1609年，第二个伪德米特里的部队失败，他在次年被杀。
&&&&此时，波兰从暗中支持俄国的反对派势力，改为直接干涉，波兰正规军攻入俄国。美国学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在《俄罗斯史》中认为，从介入俄国内政伊始，波兰国王西吉斯孟德三世就下了很高的赌注，力图从行将分崩离析的俄国获取最大的收益。他的主要目标是使自己同时成为俄罗斯和波兰的君主。1611年6月，波军主力攻克了斯摩棱斯克。这场围城战使这个城市的人口由8万锐减到8000。
&&&&<FONT color=#.土尔扈特人曾参与俄波之争
&&&&1612年，俄国税务官科齐玛?米宁和德?米?波扎尔斯基王公指挥的义勇军击败波兰军队，夺回莫斯科。1613年2月，俄国缙绅会议选举了莫斯科旧领主米哈伊尔?费奥尔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出任沙皇，俄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开始。1618年，波兰军队再次逼近莫斯科，但被俄军击退。
&&&&苏联时期的历史学者称：“17世纪初期外国干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时人称之为‘莫斯科的浩劫’。大量耕地草木丛生，许多村庄荒无人烟。俄罗斯中部不少县在17世纪20年代前，荒芜的土地竟达60%。”
&&&&在这场混战中，波兰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没能实现一统东欧的目标，还损失了大量精锐部队，而且波军在俄国的暴行，引起俄国各阶层的普遍反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此后波俄两国长期敌对的局面。
&&&&基辅和斯摩棱斯克等斯拉夫人居住的名城，都控制在波兰手中，波兰与俄国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反复拉锯战，双方所辖的哥萨克人，也相互侵袭。在乌克兰，俄、波和奥斯曼土耳其及其藩属克里米亚汗国三方反复厮杀长达百年。
&&&&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的蒙古族于17世纪中期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的土尔扈特汗国，也参与了俄波之争，该汗国曾出动骑兵帮俄国盟友攻打波兰。波兰曾试图劝说土尔扈特人西迁到波兰控制下的乌克兰西部，倒戈帮助波兰对俄作战，但没成功。17世纪末，俄国吞并了原来在波兰控制下的第聂伯河东岸和基辅城，初步改变了与波兰的力量对比。但直到18世纪中期，俄国才取得对波兰的压倒优势。
&&&&3.长期战乱让波兰人口下降
&&&&俄罗斯史学家喜欢说，在俄罗斯外交面临的三大根本问题中，彼得大帝解决了一个，即瑞典问题；叶卡捷琳娜大帝解决了另外两个：土耳其问题和波兰问题。 1652年，波兰的贵族共和制由于自由否决权的确立，全国逐渐走向无政府状态，国家对外防御力量减弱，遭到了所有邻国(瑞典、俄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进攻。
&&&&从年，在波兰的国土上一直进行着战争，特别是两次北方战争(年；年)，对波兰经济的破坏尤为严重。据刘祖熙的《波兰通史》介绍，经过年的战争，波兰全国人口减少了1/3，降到600万到700万。到17世纪末，人口逐渐上升，经过新的战争，到1725年，人口又降到700万。战争的破坏和农民的贫困化引起了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战后农业产量仅为战前的40%。
&&&&<FONT color=#.俄国三次参与瓜分波兰
&&&&到18世纪中期，波兰受到3个邻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包围，这3个国家总兵力为80万，但波兰只有1万军队。这样，波兰已处于被瓜分的危险中。年，俄国和普鲁士借口波兰境内的东正教与新教教徒的问题，强迫波兰政府授予这些人与天主教徒一样的平等权利。但是，波兰国内组建了巴尔联盟，反对波兰政府的让步。法国支持巴尔联盟；土耳其以捍卫“波兰的自由权利”为名向俄国宣战。最终，俄军击败了巴尔联盟及其盟友。
&&&&1772年，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3国第一次瓜分。1793年，波兰被俄国和普鲁士第二次瓜分。1794年，俄国和普鲁士军队再次攻入波兰，俄军将已放下武器的两千名波兰军民投入维斯瓦河淹死。1795年，波兰被俄国、普鲁士第三次瓜分，波兰亡国。
&&&&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建立了“华沙大公国”，波兰人翻身得解放。1812年，10万波兰大军追随拿破仑侵入俄国，是除了法国外出兵最多的国家。在拿破仑看来，除了法军，只有波兰军队最可靠，因为波兰是为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战。拿破仑甚至把入侵俄国的战争，称为“第二次波兰战争”。
&&&&在这次入侵中，莫斯科毁于大火。拿破仑失败后，华沙大公国再次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此后俄国多次镇压波兰起义。一战中，波兰成为俄军与德、奥匈军反复拉锯的战场，最终被德军占领。根据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约，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放弃波兰的全部领土，波兰的独立在巴黎和会上获得确认。
&&&&<FONT color=#.苏联出兵波兰，波兰不宣战
&&&&但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政府企图建立“大波兰”，恢复历史上对乌克兰的统治，1920年乘苏俄红军与白卫军拉锯之机，攻下基辅。但是，波军很快遭到苏俄反击，红军兵临华沙，列宁盼望红军能获得波兰工人支持，建立红色波兰，但绝大多数波兰工人都支持本国政府。在英法等国支持下，波军获胜，红军撤回。苏俄和波兰双方最终确定的边界，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划入波兰。1922年成立的苏联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苏联将波兰统治下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视为被压迫的同胞，这种思想倾向也体现在那个时期的苏联文学作品中(如中国人熟知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20世纪30年代后期，面临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波兰政府采取和英法结盟的政策，但对苏联则非常戒备。1938年，在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时，波兰趁火打劫，占领了切欣地区。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在秘密议定书中规定了苏德双方在波兰的势力范围。日，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战，英法对德宣战，二战爆发，但英法并未主动援助波兰，而是消极观战。1939年9月中旬，波兰败局已定。于是，斯大林在日下令苏联红军以援助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同胞免遭法西斯奴役的名义，出兵波兰东部。腹背受敌的波兰政府决定不对苏联宣战，也不进行抵抗，20万波军被俘。
&&&&1939年10月，德国与苏联签署了边界条约，波兰被再次瓜分。
&&&&1940年4月，斯大林为减少统治波兰时遇到的反抗，下令在卡廷森林等地杀害了一万多名波兰军官(苏联先是栽赃到纳粹德国头上，直到1990年才正式承认此事并道歉)。
&&&&6.华沙起义，苏联援助不力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之后，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恢复了邦交，释放了波兰战俘，在苏联领土上重建波兰军队。1944年，苏军反攻接近华沙，既反德又反苏的波兰抵抗组织“国家军”发动反德起义，苏军没有全力支援起义，起义被德军镇压。1945年初，苏军在付出数万人牺牲的代价之后，解放了华沙。
&&&&在美英两国的同意下，二战后的苏波边界基本按照1939年的苏德瓜分线划分。波兰在二战后也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加入苏联阵营。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团结工会举行反政府活动，苏联政府威胁出兵镇压，迫使波兰政府施行军管。所有这些来自苏联的粗暴干涉，都被东欧剧变后的波兰人视为耻辱，也给今天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投下阴影。我最近在玩和讯财经微博，很方便，很实用。一句话，一张图，随时随地与我分享理财心得与亲历见闻。点击以下链接激活，来和我一起玩吧！&(字节数: 0) [转贴
13:30:53]&&靖康之难，一个极其富强的宋王朝，突然崩盘，绝大多数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迅速跌落至谷底。这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靖康之难到底是谁造成的祸害，这个话题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热门。
汉式帝国结构发展到宋代日趋完善，组织能力更加强大，所以宋朝创造出汉唐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抗大风险能力。封建领主制民族将主权分散到许多个层叠的领主单元，所以组织能力很差，但其中一个甚至几个领主的损毁都不会造成全盘崩溃。而庞大的汉式帝国虽然组织能力奇强，但是高度统一的主权形式也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一旦被敌军攻克国都，整个国家都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前代的汉唐面临的敌人很弱，做不出来这样的事，但时代发展到宋代，辽、金甚至西夏、蒙古的出现就有了将这种危险转化为现实的可能。而由于缺乏长城的稳定防御以及蒙古草原的现代化，宋帝国的国土安全远逊于前代甚至后代的明朝。虽然宋初通过强大的河北军，用无数儿郎的血肉组成新的长城，以步制骑，将强大的辽军挡在国门之外，但随着与辽帝国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军的精锐已经转移到陕西军，河北军的实战能力已经很差。
当失去辽帝国这个活长城又错信郭药师时，河北军再也无法像百余年前的潘美、李继隆那样抗击彪悍的女真铁骑了。而本来更加强大的陕西军，被牵制在广袤的西夏边境上，又突然失去了童贯这个主心骨，虽然也派出了一些部队救援中原，但始终没有对金军形成有效攻势，甚至被濒死的西夏人咸鱼翻身，战线东移了不少。
顺便说一句，有些人说宋朝“守内虚外”，为了维护封建独裁统治，不信任边将，把兵力都集中在都城，所以边防军战斗力差。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宋初的精兵集中在河北，后来在陕西，东京只有一些内卫、仪仗部队，靖康之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御虚弱，边防精锐来不及救援造成的。“守内虚外”的说法有，但恰恰是错误的。
当然，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类似情况发生在罗马、波斯、大明身上的时候，都是这些帝国自身走入弱势，实难支撑的时刻。而宋帝国却是在经济、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主动崩盘，则不得不认为人为因素更多于客观因素。
靖康祸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贯，这位宦官王确实在陕西战场立下大功，但他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艺术家皇帝违背祖宗家训，挑开宋辽战端，自己创造了无数令人瞠目的纪录，也将文明葬送在了巅峰。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赵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责任人。
当然，这些人是直接责任人，但这一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国家大权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有些人把祸首认定为宋太祖、宋太宗，认为是他们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祸。甚至有人把责任扣在孔夫子头上，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民族的“文弱”。我还遇到过有人说是朱熹的理学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难三年后才出生)。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对，您没有看错，靖康之难的祸首正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们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熙宁变法我们前面一直没有说清，因为现在才是说清的时候。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完全正确，大多进入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是现代国家具体采用的经济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与沈括、牛顿比肩。但是他试验这些工具的时候方式太过于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外，还拥有极高的人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好东西。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大家注意，“新党”、“旧党”这样的词汇并非所谓旧党人士发明，而是新党人士在朝廷内部人为划分出的阵营，政治投机商们便通过这样的阵营打击异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宋徽宗。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宋廷的决策机制，做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
宋朝的官不是这样的当的，中国的官不是这样当的，儒家的官不是这样当的。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以儒家学说选拔人才，这是一套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了的、稳定而又与时俱进的道德体系，不是由时人随意捏造的实用标准。在这套客观标准下，任何当权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会形成沆瀣一气的官场风气。但是这种机制也总有失误的时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给撞上了，造就了“新旧党争”，让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乱政之实。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所以中国人一向认为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好事，尤其是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了现代中国人太多的切身体会，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坏的改革，经常一概而论。如果改革都是好事，那岂不是很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活？要操作好一场改革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并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的人就会把改革弄成坏事。比如庆历新政就是一场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后的熙宁变法却是一场很坏很折腾的“改革”，虽然他的理论意义重大，但他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却难以弥补。韩琦、富弼、文彦博等重臣在庆历新政中都扮演过激进的改革者角色，但这些人到了熙宁年间却是熙宁变法的最坚决反对者，不是因为他们老糊涂了，而是因为他们深刻理解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影响，反对王安石这种急躁冒进的活动。
然而一帮退休老干部要和当朝宰相抗衡毕竟有些难度，范仲淹已卒，他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官至宰相，与名臣司马光、苏轼等成为旧党的领袖，但他们都没能阻止新党得势。很显然，韩琦、范纯仁这些人既非抱残守缺的愚者，也绝非争夺私利，他们反对熙宁变法确实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出发。有些人认为熙宁变法增强了北宋的国力，所以才能在对辽、夏的战略形势中占据优势。这种说法也很牵强，北宋国力的增强恰恰是来自真宗、仁宗朝“旧党”前辈们多年积蓄的国力，王安石只是找到很多途径把积蓄取出来花掉而已。
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削除了新党奉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把他从孔庙中请出来(自己把自己奉入孔庙，王安石也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南宋更是掀起了一股声讨王安石的大潮，明朝人也经常总结宋朝败亡的经验，绝大多数把王安石定为罪魁祸首。后世对熙宁变法有许多精彩的评论，我个人认为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当属明朝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的《宋论》。叶相认为人臣争胜是最大的祸害，会扰乱正常的纲纪，制造不和谐因素。而小人和君子是自然存在的正常现象，善政的关键不在于消灭小人，而在于避免小人当权，不给小人争权夺利的空间。然而熙宁变法造就的新旧党争却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尤其可怕的是新旧两党轮流执政。早期的宋神宗支持新党，后期转而支持旧党，之后的高太皇太后支持旧党，宋哲宗又转而支持新党，之后向太后又支持旧党，宋徽宗亲政后重新确定新党统治。当然，《宋论》中不是用的“新党”和“旧党”，而是直接使用“小人”和“君子”这一对词汇。
小人和君子争斗实在太激烈，虽然宋朝的党争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乱到了极点，产生了极大的内耗，将原有的良好行政风气涤荡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沆瀣一气的决策层。正是这个近乎于弱智的决策层做出了灭辽这个完全弱智的决策，导致了靖康之难。当然，叶相的这篇《宋论》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明朝末年出现的类似情况，宋朝的新旧党争至少还是从施政理念出发的路线之争，两党中至少有一边是由君子组成，而明朝“党争”则是纯粹的权力之争，两边都很难说是君子(尽管其中一方非常理直气壮的认定自己是君子)，使明朝本来更加完善的行政体制几乎作废，更快的走向了覆灭的深渊。
所以说，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是很难从外部打垮的，真正的崩溃必然来自于内耗。我党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反对内部斗争的意思，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总结了诸多历史经验的智慧结晶。现在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和谐社会的至关重要，不知道这是维系国家和民族气运的根本保障。新党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成就时就提出，改革开放必须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而北宋后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呢？首先，它在新旧两党之间反复动摇；其次，它虽然不懈怠，却是在不懈怠的折腾。这样一场大折腾能和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灭辽派认为辽帝国可灭的观点建立在一个重大假设上，那就是幽云地区的汉族人民时刻呼唤着宋军来“解放”他们，会积极配合宋朝的军事行动和统治。然而事实上这个假设并未成立，辽帝国治下的汉族民众从宋太宗时代就并未体现出对宋朝有特别的亲近感，而是配合辽军抵抗宋军的侵略。童贯灭辽时辽国汉族臣民更是奋力抵抗宋军入侵，宋朝短暂收取幽云十六州后设立的燕山府路治理也并不顺利。辽国人对兄国的背盟入侵深恶痛绝，时刻想借女真人之手实施报复，很多辽国旧臣投在金帝国旗下并极力揣唆金国侵宋。辽帝国末任宰相汉人左企弓就以俘虏的身份向金太祖极力建议：“劝君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耶律余睹、耶律马五、郭药师、萧庆、萧仲恭等辽国旧臣也都对金帝国快速南侵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灭辽的主力确实是宋帝国而不是女真人，否则这些人完全应该投靠宋帝国找女真人报仇才对。他们的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宋帝国背弃兄弟之盟确实可恶，一方面是当时的人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意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正常人固有的忠君思想。奚、汉、渤海人虽然不是辽帝国的主体民族，但辽帝国并不是一个实施民族压迫的殖民帝国，而是一个公民权利基本公正的文明国度，各族人民完全可以团结在这个稳定的大帝国旗下，忠于辽帝。宋帝国企图通过民族关系来策反别国的人民，这种做法即使在现代看来也并不正义。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前文已经说过，在宋代，宋帝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贸易都是极度不对等的经济掠夺，即使是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辽帝国也不例外。幽云的汉人虽然对南方的工商业并不占优，但是对北方的草原却又有绝对优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参与瓜分宋人对契丹人的经济掠夺，这可能也是他们安于保持在辽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原因。
在现在看来，靖康之难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但它无疑是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也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更是大宋这个王朝的百年国耻。而这场大劫所产生的根源更是后人必须深刻总结的重大教训，我们对此不能有丝毫的隐讳，而是花大篇幅分析了其中的问题。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在此之间，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远比沙漠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
本文摘自《铁血强宋》 作者：黄如一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我最近在玩和讯财经微博，很方便，很实用。一句话，一张图，随时随地与我分享理财心得与亲历见闻。点击以下链接激活，来和我一起玩吧！&(字节数: 0) [转贴
18:06:09]&&核心提示：国民性这个词是从国外传进来的。所谓国民性，就是一个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特点，或者说大部分人所具有的性格倾向。明朝之前，中国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天朝之国，高高在上，是世界中心，根本想不到跟其他国家比国民性。清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第一次以平等的角度客观地来观察和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那么在这些英国人的眼中，中国人是怎样的呢？“文化中国”主持人今波和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杰一起，揭示在康乾盛世之下的国民性格。
国民性这个词是从国外传进来的。所谓国民性，就是一个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性格特点，或者说大部分人所具有的性格倾向。明朝之前，中国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天朝之国，高高在上，是世界中心，根本想不到跟其他国家比国民性。清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第一次以平等的角度客观地来观察和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那么在这些英国人的眼中，中国人是怎样的呢？“文化中国”主持人今波和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杰一起，揭示在康乾盛世之下的国民性格。&(字节数: 688) [转贴
17:33:17]&&历史上最多欲求的女性：胡承华
胡承华：北魏宣武帝灵皇后，生子拓跋诩立为太子。拓跋诩冲龄嗣位而为孝明帝，尊高皇后为皇太后，胡承华为皇太妃，不久胡承华就逼皇太后到瑶光寺出家为尼，自己成为灵太后。有才华，处理政务获得朝野的好评，但私生活靡烂，权力欲望强烈，当上太后之后，不欲让成年儿子亲政，造成官宦之祸。后更杀死亲生儿子，立刚出世的小孙女为帝，转而又推翻重立。少数民族首领攻破洛阳，把胡承华和小皇帝淹死。
其实，历史上最多欲求的女性，不是慈禧，她要的只是富贵和权势；不是武则天，她要的只是天下；也不是赵飞燕，她要的只是肉体之欢――而是胡充华太后，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妃子，元诩的生母。她既有文才，又贪武艺；既爱天下，又喜金钱；既信佛教，又善权术；既贪图玩乐，又耽于情欲……直想把好处都占全。众所周知，天底下哪有这么多的便宜可占？详情请点：&(字节数: 519) [转贴
17:44:27]&&导语：&0 && image.height>0){if(image.width>=700){this.width=700;this.height=image.height*700/image.}}" title="" alt="" src="http://comment.blog.hexun.com/img/emotions/01.gif">&
“现在看来，为了盐而打仗非常愚蠢，不过以后的人们看到我们今天为了石油而打仗，也许会有相同的反应。”人类之所以有冲突，归根到底，背后往往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利益。而盐能影响历史，决定国运，引发战争，就是因为它代表着权力和财富……
&(字节数: 547) [转贴
17:07:47]&&核心提示:“最有趣的，就是伏尔泰是一个‘全盘华化论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均赞美有加，“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啊”。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风动一时，不仅为法国大革命之肇因，后来的“民主”、“理性”、“平等”、“人权”、“无神论”等理念亦发源于此。“在这场震撼西方的运动中，中国，至少是耶稣会士们看到的中国，有它的责任”，启蒙运动中的翘楚如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重要思想，很多都来自中国儒学，这一点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
法国人知道中国及儒学，是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开始的。
1600年，利玛窦进入北京，这是中西方交流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到1687年，共有一百六十多位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其中著名者有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他们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宗教、科学知识，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吸收中国的文化。利玛窦传教伊始有一策略，因为他看到中国是以儒教立国，便以基督教义附会儒学，倡儒耶同质之说。张尔岐《蒿庵闲话》云:“玛窦初至广州……言我儒也。遂就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意。”
之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大都走此“融通阐发”（Accomodation）路线，精通儒家经典是必修功课。
日，法王路易十四特派的五名耶稣会士到达北京，中法文化交流开始进入一个长达三十年的黄金阶段。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中的硕学大德，除肩负传教任务外，另有重大使命。宰臣柯尔伯（Colbert）给他们说:“我希望，诸神父们利用这一机会，在传播福音之暇在当地进行种种观测，使我们能够完善多种科学与艺术。”当时康熙帝雅好西学，对这些传教士礼敬有加，他们得以全面参与中国社会生活，如张诚曾八次陪同康熙出巡蒙古，并且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担任通译，他和徐日升提出的折衷方案最终为两国采纳；年，白晋和后期到达的雷孝思、费隐等人，用近代科学仪器勘测绘制了二十七幅中国地图，在中国出版后，又于1730年在欧洲印刷，从此，中国在欧洲不再是一块“隐姓埋名的土地”。除此之外，教士们主要通过写信的方式，全面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如1712年殷弘绪写的信中，便详细记述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步骤，年，他在另外几封信中又专门介绍了中国发明的种痘方法以及用通草制作人造花果的技术。
许多传教士开始翻译介绍中国的历史、哲学。据统计，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士将大约七千种西学书籍带到了北京，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了与中国有关的作品七百二十三种，其中以法国为最多。儒学方面，1662年郭纳爵出版《中国科学提要》，是《论语》和《大学》的合译本；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十五年后他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据信，莱布尼茨、沃尔夫等著名哲学家都曾受到此书的影响。沃尔夫有一次在哈雷大学演讲“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中国人“靠着治国之术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结果引起旧派反对，被当局勒令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哈雷大学，否则立即绞死。此事遂成为德国学界的一大公案，是非争论长达二十余年，结果搞得沃尔夫名利双收，中国儒学名声大噪。
杜赫德的两部书使法国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达到高潮。他主持编撰了来自中国的“即时通讯”，以“有益而有趣的书简”之名发行。这些通讯发行前后历时七十四年之久（），后来编辑成著名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1735年，杜赫德划时代巨著《中华帝国志》出版，旋即轰动欧洲，几年内法文本出版三次，英文本两次，还有俄译本和德译本。当时法国一门新的学问――“汉学”刚刚诞生。
耶稣会士描绘的关于中国光辉灿烂的图景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成为轰动一时的事物，十八世纪是一个“中国世纪”，在当时的法国，“中国比英格兰更受青睐”，“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十八世纪时欧洲大盛‘中国风’，他们不仅对儒教的理性思想予以理想化，而且中国的建筑风格、瓷器、家具和室内装潢亦风靡一时”。曾有一个时期，“（法国许多家庭）所有的壁炉上面都摆满了中国的瓷人。”即便现在，很多有文化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十八世纪的中国“镜像”中。
1747年，一位作家写道:“伏尔泰追随杜赫德，这几乎是他唯一可以追随的人，而且是没有比之更好的向导了。”伏尔泰服膺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更做诗赞美云:
孔子，真理的解释者，
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
他说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
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最有趣的，就是伏尔泰是一个‘全盘华化论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均赞美有加，“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啊”。伏尔泰甚至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像这样的言论在九十七卷《伏尔泰全集》中几乎俯拾皆是。伏尔泰反对基督教甚为激烈，他主张一种自然宗教，或说是哲学宗教，其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成功的范例而得到伏尔泰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孔子学说同样痴迷的还有霍尔巴赫，此公以倡导坚决的唯物论而在哲学史上著名。日人五来欣造曾著有《霍尔巴赫与儒教》之论文，认为儒学对霍氏影响极深。他本是德国人，十二岁随父亲移居法国。父亲给他留下巨额资产，他在家里大开沙龙，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格拉姆、达隆贝尔等群贤每周四、周日必至，作政治、哲学、文学方面的研讨。后来更联合出版《百科全书》，形成“百科全书派”。“霍尔巴赫沙龙”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革命思想的策源地。
霍氏亦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且比伏尔泰更为坚决。在被誉为“唯物论的圣经”、“法兰西革命原理第一指导书”的《自然的体系》中，他教人们“对于理性放出勇气与尊敬心”来。既倡导理性、唯物而反对神学，便有道德无处建立之问题，于是霍氏主张“理性宗教”，这一主张在本质上特别接近儒学，故霍氏亦多引孔子言论作后援。
在《社会的体系》中，霍氏主张“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因为“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此广土里面，道德成为一切合理人们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学之进一步的研究，遂成为获得职位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门”。
相比较而言，狄德罗稍为温和一些，在编撰的《百科全书字典》中，他认为中国文化在各民族之上，更赞叹孔子的儒教只需以“理性”便可以治国平天下，暗中讽刺基督教的“神道设教”。
赖克韦恩曾经说过，“孔子成了他们（启蒙者）的守护神”。遥想二百多年前的法兰西诸贤，意兴遄飞，英姿勃发，欲以一己“理性”之力，撼动基督教一千多年的传统教义，反抗实力强大的贵族专制政府的压迫，而扫除历史阴霾，摆脱因循桎梏，开出人类历史文化一番新境界来，如果没有强力后盾，几不啻于蚍蜉撼大树、螳臂挡巨车。这些“异端”在中国儒学那里找到了“正统”力量的部分支持，“孔子”成为他们敢于反抗的守护神，儒学成为启发他们理性思想的源泉。故有识者云，他们是“借孔子的名义，来办他们的革命”。
儒学在经济学方面也有深刻影响。法国学者魁奈，马克思称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他创立的“重农学派”名重一时，他另有一绰号为“欧洲的孔子”，因为他对孔子儒学的崇拜之情丝毫不亚于伏尔泰。魁奈创立的“经济表”，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三大发明，有学者认为完全继承自孔子。魁奈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远甚，一部《论语》即可打倒希腊七贤。因为他是路易十五情妇家的医生，故有机会在朝堂宣传他的学说。游说之下，1756年，竟使法王仿照中国皇帝，举行耕田典礼。
魁奈之所以崇奉儒学，是因为中国儒家倡导的经济政策恰好符合他的理论:一是自然法，这一概念非常类似于儒家的“道”，即尊重自然秩序，中国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也必须遵守此自然法（道），所以魁奈称中国政治为“合法的专制”；二是重视农业，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欧洲国家还不能如中国那样认识到农业的价值。魁奈更认为中国之自然科学不如人文科学发达，中国人更多尊重与人类生活幸福有关的学问，其结果造成人文科学成为社会的显学，自然科学则停滞不前，欧洲恰好相反，故建议欧洲应效法中国人文科学之发达，以求自然、人文科学平衡发展。二百多年后，我们重读魁奈的这一番议论，可能会有些耳热脸红的感觉吧。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特质，在于塑造人类“理性”的权威。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一口号广为流传:“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辖；今日以后，却是理性管辖的时代了。”革命领袖阿贝尔曾演出一场闹剧，他和党徒几百人在圣母院大礼拜堂举行一仪式，将一女优装扮成女神状而伙其众罗拜之，且拜且曰“敬礼理性女神”。故“尊重理性”也是大革命的口号之一。
此种理性精神之来源，学者说法不一，一说来自希腊，一说起源于中国儒学。朱谦之在《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认为:“到了启明时代，这种希腊的精神影响，已为中国的文化所替代了，中国成为十八世纪精神文化的诞生地，其力量之大，实远过希腊。希腊不过欧洲本土的产物，中国则为外来的生力军，影响所及，使欧洲文化为之划一新时代。”他认为，“理性的观念，可以肯定地说，有些是从中国来的”。
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提及，法国学者朗松专门研究了“大革命”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情况，认为在六个方面有明显的转向，其中第二“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似明显来自儒学。但顾氏以为其他五项，如“不向权威和偏见让步”，“善良和快乐是一致的”，“善非本有，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等，“每一种最终达到的地步是与《论语》中的和真正早期的儒学之间具有不同寻常的相似性”。而且不要忘了，当时正是儒学强势输入法国思想界的时期。
另外顾立雅还考察了“平等”、“民主”观念的来源，也都和儒学脱不了干系。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儒学的传入在法国导致了一种“精神的革命”，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这种相似还不是肤浅、表面、巧合性的，“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说，儒学的新知识只是这场革命所依靠的许多因素中的一项”。
“中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原动力之一”这一结论如果已经让人感到意外，顾立雅另一论断是否会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的影响，主要地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富兰克林1767年到达法国，与魁奈过从甚密，彼时魁奈《中国的专制政治》初版，富兰克林即进行过深入研究。另外，也有“明显的可能”证明，“杰弗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例如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及其“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的原理，其根源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
孔子及其儒学，难道真的在家乡父老毫不知情的情形下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参与了人类“民主”、“理性”、“平等”等观念的制造过程？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思想影响不能简单地被量化处理，特别是当一种思想被置换为实践行动时，还必须考虑一些外衍意义上的社会因素，例如文化传统、经济体系、权力结构等等。尽管如此，顾立雅、朱谦之在儒学和西方启蒙思想之间的相似性上寻找立论的依据，还是能够说得通的。&(字节数: 5020) [转贴
17:02:52]&&前不久,《光明日报》“国学”版在“国学争鸣”栏目刊载了一篇批评刘泽华先生的文章,引起广大教师的热议。我觉得开展相关讨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文中涉及学界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就专业属性而言,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因而赞成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主张深化儒学研究,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加大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时,我们所肩负的学术责任还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必须以求实的精神,充分做足反思传统、发掘精要的学术工作,为人们提供比较准确的知识和比较可靠的智慧,促使中华民族形成全面的历史记忆。
以“和谐”为例,我们至少要如实地告诉人们三句话:一是中华先民十分重视和谐问题,确实应当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二是中国古代的和谐论有其特定的思维逻辑与历史内容,许多成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三是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都重视和谐,这并不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诸如“仁义”、“礼仪之邦”之类亦可类推。只有这样做才可以避免由于偏见而导致对本民族文化的盲目颂扬。如果良好的愿望与宏大的理想没有建立在求实与务实的基础之上,会有程度不同的片面性。片面性虽人人难免,但以尽量减少为上。
有一类说法很常见:离开了儒学,中华民族就丧失了精神家园。这种说法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在儒学诞生之前,中国已经跻身“文明古国”之列,而当代中国的崛起,恰恰得益于儒学的边缘化。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各种观点既缺乏历史感,又缺乏现实感,也违背了孔子之学的真谛。求实精神的不足是造成这类学术现象的思想根源。许多学者之所以致力于批评儒学的阴暗面,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被现代崇儒者所遮盖的东西,展示一幅历史图景的另一面,防止人们由于误导而将“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与“弘扬儒学”画上等号。
儒家是否尊君?这原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且不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序君臣父子之礼”视为儒家的特长,只需在《四库全书》上检索一下“尊君”或“君尊”,就不难发现“尊君亲上”、“尊君亲亲”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命题。儒家对礼仪、礼义、仁义解读的基本点始终没有脱离这个命题,“儒家尊君”可谓铁案如山的判词。如果儒学与君主制度不相匹配,它有资格成为帝制的国学吗?
近代以来,由于对儒学现代价值的看法相互对立,于是儒学的本质属性成了辩论的焦点。围绕民本思想展开的“反专制”与“专制”之争最为典型。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学者反复引述“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声称这是“对专制的批判”。他们有意无意地回避儒家经典中将最高权力赋予君主的制度性命题。诸如《论语》记述孔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引述孔子的“民无二王”,《中庸》引述孔子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等等。只要对照一下政治学专业的大本教科书,就不难判定这种制度设计属于“专制政体”范畴。
这类学者大多有良好的愿望。但是,事实搞错了,判词还准确吗?判词不准确,宏论还可靠吗?当今众多弘扬儒学的文字,不仅少了一点求实精神,也违背了孔子之学的真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张扬的“历史价值”多为不实之论,议论的“当下意义”往往更为虚夸不实,设计的“现代路径”则实属歧途。这种做法不利于中华民族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
分析理论结构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针对那些故意造成“结构性信息缺失”的现代崇儒者,许多学者分别使用了“阴阳组合结构”、“比翼双飞”、“和谐统一”、“极吊诡的整体”等提法,旨在形成比较完整的事实陈述,证明儒家的尊君与重民并行不悖,进而在揭示本质的前提下,发掘积极因素。
在借鉴并发挥一批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我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逐一考察个案,以事实证明“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无一例外。因此,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文化范式”。
“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和商鞅的“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先导。据此,我不仅找到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现代崇儒者的众多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
在宋元明清,写有“民贵君轻”的《孟子》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断语,现代崇儒者固执是民主或反专制的论点。他们不仅一再强调先秦儒学的民主精神被后儒和帝王篡改、阉割、压制,还常常以明太祖删节《孟子》为重要论据。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里仅举三类事例。
一是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这部“帝王之学”是宋、元、明、清皇帝与皇子的必读书,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
二是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例如,汉高祖认同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都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许衡依据“民为重,君为轻”论朝政,元世祖大加赞赏。元英宗告诫臣下:“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明成祖恢复《孟子》原貌,颁行《四书大全》,御制《大学衍义赞文》。丘F著《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说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拥立宋端宗“实千载忠臣之语”。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
三是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例如,明朝隆庆进士黄洪宪的科举制文《人曰》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万历丙戌会试会元袁宗道的策试答卷,申说“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阐释“天为民立君,君为天重民”,主张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贵而贱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还以激切的文字抨击“靡所顾忌”、“恣行胸臆”的暴君。这份答卷博得考官们的激赏,写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评语。天启四年举人艾南英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文依据“天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读“民贵君轻”。黄洪宪、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以作为衡文绳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
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一批重要的儒学命题始终处于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构成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诸如被说成“反专制”的“天民相通”、被说成“人民主体”的“民心即天心”,被说成“非程序民权”的“汤武革命”,被说成“民主思想”的“天下为公”等等。只须大致翻检一下《钦定四书文》就不难发现,凡是想走科举仕途的人都必须弄懂这些道理。
由此可见,官方学说不仅没有将这类命题视为异端邪说,反而将其奉为至理名言。试想，如果皇帝们张扬“君为轻”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它用作旨在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以制度化的方式制造共识?难道帝制的统治者能够高明到敢于用对帝制具有颠覆性的思想成批量地培养忠于朝廷的政治精英?
面对上述事实,我们还能轻易地断言儒家反抗王权,批判专制吗?还能轻信那些“着力突显、提倡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的简单做法吗?
我的学术心得是:更为深入的研究必须直面“立君为民”、“民贵君轻”可以与帝制相匹配这一重大的历史现象,以期对儒学与帝制做出客观、全面、准确的认识和判断。这项研究直接关系到能否科学地认识与恰当地评估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及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进而为探索建设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正确途径提供可靠的学术资源。
良性的学术互动总是有益于学术发展的。但是,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必须强化以事实明道理的学术准则。我们愿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共勉。&(字节数: 3392) [转贴
20:06:35]&&19世纪，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当，时代相同，风云际会，砥柱中流。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发令枪猛然打响，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跑。怀着富国强兵的同样梦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各自的国家一路追赶。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同样是“经世之才”，一个身背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这样悬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还是真如李鸿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齐”？
日，即李鸿章死后50天。一代大家梁启超便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一书，该书叙述评价了李鸿章的风云一生。并率先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分析。梁启超认为，“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客观环境方面，难比伊藤。梁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念下进行评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梁启超不愧目光如炬，巨笔如椽，其学贯中西，识见犀利，一剑封喉。千载而下，恐怕对李认识评判的客观全面，无出其右者。不过，梁任公只见树木，未见森林；只见其果，未证其因。
苹果进埋进肥沃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投进五色酱缸只会腐烂变质。让我们试着从文化结构上找找原因。
据李鸿章的幕僚范当世说，李在直隶任内，喜看《管子》，甲午战争后喜看《庄子》。就这么两本书。李鸿章在给一代大儒吴廷栋写信的时候，自己也说“鸿章少年，有志于学，不得已为事情所累。”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李鸿章是沿着传统的科举道路进身的，他的知识结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这种知识结构本身的弱点与缺陷，决定了他不可能走得更远。著名科学家周光召指出：“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所以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种猜测，缺少科学根据”。已故学者冯建辉在其《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中进一步阐明，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伴随着“文艺复兴”而迅猛发展，促进了整个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不乏深刻的见解，合理的成分，但总体上，其基本主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现代化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就连被称为“东方圣哲”，终生致力于弘扬儒家文化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说：“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
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显然要比李鸿章开阔新颖得多。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他学过汉语，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洋学中获得启益。年间，他曾留学英国。时日虽短，见识颇丰。他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据记载，他不断读书研究，直致做了总理大臣后，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连外国的新闻杂志都期期必看。
然而，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练淮军、兴北洋；开招商局、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倡设铁路……如果没有点儿真功夫，能办出中国47个“第一”？仅仅从自身文化结构上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伊藤博文照样精通儒学，乐此不疲（他的姓名就来源来《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甚至他的治国名言就是“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他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追根溯源，李鸿章的脚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如梁启超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尽管他接受了鸦片战争后“经世之学”的影响，但他对西学的了解，始终停留在比较浅薄的“器物”层面上。他作为大清重臣，迫于满朝清流物议之压力，变革只敢触及器物层面，绝不敢越“中体西用”雷池一步，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如何正确对待“西化”和西方文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台湾学者柏杨比喻得好，大清朝就象一个被击败的末期癌症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老拳师认为自己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发生同等威力。李鸿章并非有接受外来文化，但作为士大夫的主流意识，他一方面固守中华文化天下第一，另一方面以羡慕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中西文化的矛盾与不调，妨碍了他在深层次上吸取西方近代文化，成为他难于摆脱悲剧命运的致命弱点。他培养西学人才，要么为军事人才，要么为翻译人才，比如他在19世纪70至80年代，所奏派的200余名正式留学欧美的学生，全是学习军事和工程技术等，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政治和文史等学科的。
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上，他未能突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弊政，重军事工业轻基础工业，害怕商民壮大，只为清政府谋财，不重视为老百姓谋利。这种推行缺乏近代经济灵魂的错误产业政策的结果，是李鸿章只重视“劲卒”，不重视“豪商”，结果中国没有“豪商”，也没有“劲卒”。
整个中国的近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
当“天朝”上下羞羞答答举步维艰地撩开西洋的神秘面纱时，日本举国喊响了全面“脱亚入欧”的口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文明开化”的狂潮。
外相井上馨认为，日本只有成为“欧化新帝国”，才能获得列强好感，修改不平等条约。一场狂飙突进的全面“西化”运动开展起来。在政府的带领下，天皇吃起了牛肉，官员们穿起了燕尾服，举国上下刮起了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说英语、理分头、跳交谊舞甚至嫁洋人，都被视作“上流生活”。有一首打油诗说：“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
伊藤博文“喜好洋风”，是“欧化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但当他以现用力过猛，矫枉过正后，及时调整政策，顺应大势，照顾国情，恢复传统文化，扭转了浅薄庸俗、极端西化的倾向。日本一时出现了西服与和服并存、酒吧与茶室共处、西洋歌剧和日本浮士绘竟相夺目的奇观。在此基础上，伊藤博文大力“劝奖百工”、扶持私营企业，使日本经济欣欣向荣。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强调“富国强兵”，但伊藤博文却没有推行片面的唯军事的产业政策，始终把“殖产兴业”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伊藤博文既重视“劲卒”，更重视“豪商”，结果日本“豪商”遍地，“劲卒”无敌。
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维特评价李鸿章5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获赠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学位。李鸿章呢，也许在喝着洋咖啡，吟诗作赋吧！&(字节数: 3682) [转贴
18:06:37]&&晚清衰落的真相：因自卑而阉割打压华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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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1:50]&&1895年才被美国赶超 中国GDP世界第一为何挨打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6月19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按照目前趋势，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将在今年或明年超过日本。对全体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值得高兴的消息，然而，中国近现代史也告诉我们，如果国富而兵不强，即使GDP排名靠前也会挨打。
1．康乾盛世:中国GDP世界第一
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
麦迪森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他的多部著作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他为了尽量减少汇率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对统计真实的经济规模的影响，采取了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并创造出“1990年国际元”作为衡量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单位。下文引用的数据，除了特别注明的，都来自他的研究成果。
按照麦迪森的说法，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的表现相当出色。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从占世界总量的22．9％增长到36．6％。
但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并扩展到法美等国，而中国仍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经济呈现出粗放型增长。
2．1895年，中国经济总量被美国超越
我们经常说近代的中国“积贫积弱”，但如果按照近20多年来经济史学家提供的数据，近代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
麦迪森也认为:“中国在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的这个位置被美国所取代。”他认为，中国GDP被美国超过的确切时间，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
从1840年开始，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中国却在对外战争中连续失败，领土日益缩小，国际影响力日趋低落。中国丧失了约12％的国土。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晚清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强国，而是一个屡遭侵略、屡屡割地赔款的弱国，还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地国家。
3．朝鲜战争后才被称为强国
直到1913年，遭受了八国联军侵华、庚子赔款和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的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居世界第二位。1950年，在经历了多年战乱的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然仅次于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居世界第五位。可见，在民国时期，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然而，当时的列强并没把中国看作大国。
1919年，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列强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根本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合理要求。20世纪20年代，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写文章夸耀中国“地大物博”，鲁迅先生就一针见血地写道，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二战中，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中国牺牲巨大。二战后，中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在形式上被承认为大国，但此时苏联仍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只有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国才真正被国际社会看作大国。学术界也是如此，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中国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都不被看作大国（Great powers，也有人翻译成“强国”），直到1950年以后才重新被视为大国。
4．既看经济总量，也要看经济结构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什么与中国的GDP排名相去甚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则与中国当时的GDP结构与其他大国迥异有关。
近代，大国地位是靠战争来确立的。而和战争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是工业和交通运输。《大国的兴衰》一书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根据《大国的兴衰》一书的计算，1860年，英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全世界的40％～50％，人均工业化水平是中国的15倍。
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870年中国的GDP仍是英国的1．8倍，而且大于英法的总和，却没能阻止英法联军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
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此时中国的GDP是法国的2倍多。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中国军队却在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
清朝不仅缺乏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而且其GDP中有相当高的份额是皇家园林及贮藏其中的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中的无数珍宝，就是清朝统治者把本可投资于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奢侈活动的活标本。这些财富不仅没有成为清朝抵抗侵略的战争资源，反而让清朝统治者更容易对外投降。1895年，慈禧太后没能把对日战争坚持到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日寇打进北京城，让她心爱的颐和园重蹈圆明园毁于一炬的覆辙。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仍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力量和日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抗战初期，中国也确实丧师失地。
5．铁路运输对战争影响重大
中国经济结构的逐步优化，为中国摆脱弱国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这三次战争中，国内能否生产出足够的军需品，并把这些军需品及时运送到前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甲午战争之前的1890年，中国现代制造业仅占GDP的0．1％，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也仅占0．5％，武器严重依赖进口，这种极其落后的经济结构是中国节节失利的重要原因。另外，1890年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只有10公里，日本已达2349公里。
全面抗战开始前的1933年，中国现代制造业增长到2．5％，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占4％。1930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增长到13411公里，此时的日本为21593公里，中日差距已明显缩小，这是中国政府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及时向前线调动军队，向后方疏散工业和高校的物质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1952年，中国现代制造业达到4．3％，加上现代运输业和商业占到7．1％，这是中国政府能基本保障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后勤供应，并在战争期间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
6．先进的生产力比GDP更重要
1950年，中国的GDP比1913年减少了约1％，仅仅是美国的18％。此时，中国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5％，加上支持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仅占17．6％，而在朝鲜参战的美国加上其西欧盟国和日本，GDP总量高达世界的59．9％。中国却能在朝鲜战场上和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国及其盟国打成平手，签署停战协定，有人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高于晚清和民国。
1962年，为反击印度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边界地区的蚕食，中国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战。根据麦迪森的统计，1962年中国的GDP只比印度多8％，人均GDP比印度低约30％，而且中国GDP在1960年和1961年因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中的政策失误而大幅下降。但是战场形势却是明显的一边倒，印度军队不堪一击，被当时的英国报纸形容为“刀子割黄油”。
1978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第四，比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排名都靠后，但拥有尖端国防科技的中国，国际地位显然大大提高了――中国是当时世界的“大三角”之一。
总之，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GDP总量，还是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与份额，都不一定能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更难反映中国国际地位。GDP统计，只是国力对比中的一个狭窄方面。是否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具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往往比GDP更加重要.&(字节数: 38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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