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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私人银行:瑞士百达银行世袭制度解密
百达亚太区行政总裁华伯乐(Claude Haberer)
  本报记者 邓雄鹰 包慧 上海报道
  这是一家传奇的银行。
  瑞士百达银行(PICTET)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数次跨国金融骗局,以及数不清的经济衰退和复苏。根据全球咨询机构Scorpio Partnership的排名,截至2012年末百达银行管理资产规模位列全球私人银行第11位,也是管理资产排名全球前15位的私人银行中唯一一家没有上市,没有零售和投资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
  瑞士百达家族是欧洲最古老的银行世家之一,百达银行由百达家族等三大家族联合创建于1805年。
  截至日,百达银行管理及保管着全球80个国家富豪的4210亿美元资产,3300名员工,在全球25个金融中心设立有分行/办公室。
  让人惊讶的是,创始人之一的百达家族第八代和第九代子孙Pictet今天依然作为合伙人管理银行业务。百达亚太区行政总裁华伯乐(Claude Haberer)日前在上海接受本报专访,娓娓道来百达银行不逊于欧洲王室传承的接班人选拔制度。
  与华伯乐的对话中记者发现,任何关于客户的情况,都是瑞士私人银行“不可说的秘密”。
  奇特的合伙制
  从静安寺走到常德路上一栋沉静质朴的石造建筑中,华伯乐如约而至。
  华伯乐是法国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英、中、德、西班牙及俄语,拥有巴黎大学汉语言文学的硕士学位,常驻在香港。
  华伯乐是百达银行3300名员工之一,他的直接上司是百达银行8个合伙人之一,下属则是投资经理。扁平化的人事管理架构是百达银行的特色之一。
  “公司在人事制度上鼓励员工长期留在公司,不仅关注员工个人福利,还会为员工家庭提供全面保障。”华伯乐说,私人银行往往要服务好几代人,核心要素之一是执行良好的保密制度,保持非常低的员工流失率十分有必要,公司员工流失率每年约不超过5%。
  这源于百达银行高管人员本身的稳定性。百达银行目前由8个合伙人共同管理,208年前创始人家族中的三大家族至今仍在。除创始家族外,目前有3个合伙人来自外部,分别是麦肯锡的合伙人、瑞士银行的高管、百达内部提拔的员工。
  8个合伙人有一定的年龄梯度,不会出现8人同时退休。每9年左右会有一个合伙人退休。新合伙人的传承挑选制度像王室继承,但比王室更公平。虽然是家族事业,但远不是父亲儿子这样简单的继承。
  如果一个合伙人要退休,其后代(远亲和近亲都包含)并不能直接继承,而要先有其它公司工作经验,然后在45岁左右时进入百达工作,比如当普通的客户经理五六年,观察其表现。该合伙人退休后,其他七个合伙人会组成评审委员会,在退休者家族候选人中选一个最合适者,而该退休者本人不参加评审会。
  由于合伙人的权力平等,严格的挑选制度相对公平。一旦合伙人稳定,其员工也会稳定,客户流失率也很低。去年百达亚洲的员工流失率仅2%。而5年前就开始追踪私人银行的太和顾问统计数据显示,中资私人银行的人员流动率在20%-30%。
  永不涉及投行业务、永不上市
  “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投资银行业务;也不会发行商业贷款、不担保贷款;不会上市;也不进行合并收购,不从事银行自身的投资自营业务。”华伯乐如此总结百达银行的“独立资产管理人”制度。这被这家瑞士私人银行自称是绵延数百年的法宝。
  百达瑞士高级合伙人雅克-索绪尔(Jacques de Saussure)认为,“保持独立性是业务发展的核心,使我们不受干扰,不和客户有利益冲突,专心致力于客户资产管理。”
  华伯乐说,永不涉及投行业务的目的是保证银行和客户间的利益没有冲突,永不上市是为保证不受外部股东的压力丧失独立性。
  对百达而言,独立性的唯一标准就是:财富管理必须是银行的唯一核心业务,“无利益冲突”和“无外部压力”也是两个重要的独立性衡量维度。
  “我们认为同时经营投行与私行有利益冲突,因为投行比私行大得多,私行往往会受到投行的压力,投行为达短期目标而推销股票、基金,私行可能也要卖,这可能和客户利益有冲突”。华伯乐还强调,企业与私人财富应交由不同银行管理,因两方面所面对的挑战截然不同。
  独立性的一个体现就是,百达银行客户投资组合中的基金投资80%均非属于百达自有基金。
  不过,瑞士之外的业界对所谓“独立资产管理人”颇有争议,有人认为这取决于银行收取佣金的模式,有人则认为要根据银行为自身利益进行的交易活动规模衡量。
  为吸引客户,中资私人银行经常会对投资回报率作出很诱人的承诺和预期,而瑞士百达却表示不能给出一个具体承诺的数字。
  因为,百达认为投资回报率由金融市场的表现决定,而自身的职责是根据客户要求、偏好提供建议,因此客户投资回报率也由其个人的风险偏好决定。
  但是,华伯乐还是给出了一个历史的数字。去年,其顾问型客户78%证券投资账户的年收益率达17%,他坦承其余22%客户亏损3%。即便如此,平均16%年收益率仍相当惊人。在过去50年期间,百达银行的平均回报率约在7%-17%。虽然百达不考核“销售目标”,但1997年百达管理资产不到千亿美元,2012年已逾4000亿美元。
  是如何“躲过”麦道夫的?
  在选择基金公司和投资产品时,百达有一套独特的筛选程序和专门的投资委员会。过热的投资产品会分外小心、不明白的产品不会投资。
  百达的投资经理会根据交易对手的信用评级、收益率稳定性、基金经理的稳定性进行初步筛选,然后专程拜访基金公司或基金经理,了解其投资策略和投资逻辑,如果一切都符合标准,才会报告投资委员会,经批准后才可放入投资产品库。
  由于不投资看不懂的投资产品,百达躲过了麦道夫的“庞氏骗局”。当时,麦道夫能给出8%-12%的投资回报,而且每年如此,一些犹太老人甚至称麦道夫是“犹太债券”。当时麦道夫的投资业绩一度让百达投资经理非常动心,曾数次飞到美国想见麦道夫,却一直未见到,最终并没有将麦道夫的投资产品放到基金产品库。
  雷曼公司问题爆发前,发行的金融产品收益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且发行频率很高,这引起了百达投资经理的关注,他们担心这种偏离市场的行为是资金紧张的表现,经过详细分析之后,他们感觉有较高风险存在,最终建议客户远离雷曼产品。
  假设你全权委托
  如果在百达银行开户,最低资产要求是多少?
  华伯乐并没有先给出一个数字,他首先强调的是,客户和银行之间必须要“气味相投”――客户必须认同其理念,“公司追求长期稳定的收益,追逐短期利益的客户不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成为百达的客户必须拥有1000万美元以上金融资产――6000多万元人民币的门槛是国内私人银行最低门槛(一般是600万元人民币)的十多倍。华伯乐介绍,百达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平均资产规模超过2500万美元。百达银行对亚洲的兴趣渐增,其香港办事处已成立28年,但并不打算在内地设办公室。
  “其一,和中资银行比,百达无论网点还是本土化上都不占优势;其二,百达擅长的是将资产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而国内有外汇管制,资金进出限制。”华伯乐说,但百达没放弃内地客户,目前已有不少内地客户,因为拥有离岸资产的中国富翁通常并不介意飞到香港或瑞士去开户。但关于内地客户的情况,华伯乐一如既往地守口如瓶。
  致力于私人银行领域33年的华伯乐可谓阅富豪无数,他眼中的欧洲客户在资产投资上较保守,50%左右客户选择由银行全权管理其资产的全权委托方式,收益率要求在5%左右。
  而很多亚洲投资者虽然号称很保守,但又会说,不需要太高的收益,每年升值20% -25%就很满意。“但这已是非常高的投资目标,对应将是高风险的投资模式。”华伯乐耸耸肩膀无奈一笑。另外,亚洲投资者不习惯将资金全权委托给银行管理,更倾向于自己作决策。
  为适应亚洲客户,百达亚洲将欧洲总部的传统经营模式进行了改良。比如,建立庞大的顾问团队,应对客户对顾问型模式的需求。
  2011年以来,瑞士银行业离岸账户遭美国调查,部分瑞士银行迫于美国压力交出客户名单,瑞士私人银行的诉讼风险在一直提高。对此,华伯乐表示,百达7年前就成立专门的团队来服务美国客户,并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
  已经走出欧洲的百达银行也在寻求改变。为了降低可能的诉讼风险,及应对日趋复杂的全球环境,百达银行决定将无限责任的合伙人制,改为有限责任的合伙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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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78年从商谢幕 除了传奇港商 他还是Facebook、Siri、雷蛇背后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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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坐20年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在即将度过90岁生日之时,正式宣布退休。经历过中国近现代史中很多重要的时期,让李嘉诚的商业生涯富有传奇色彩。文 | 马巾坷来源 | 投中网ChinaVentureNEWS﹀﹀﹀稳坐20年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在即将度过90岁生日之时,正式宣布退休。3月16日下午,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及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举行业绩发布会,此前,发布会上李嘉诚可能宣布退休的传闻,早早成为这场业绩发布会的焦点。发布会一开始,李嘉诚就宣布了自己退休和长子李泽钜将接任长和董事会主席的消息。随后,长和及长实集团港股披露了主席及执行董事退任的公告。公告显示,李嘉诚将于日举行的两家公司周年大会(2018年股东周年大会)结束后,退任本公司主席、执行董事及薪酬委员会成员之职务。未来李嘉诚将出任长和的资深顾问,继续为集团的重大事项提供意见,这笔顾问费则沿袭此前李嘉诚每年的董事袍金(董事为公司工作的报酬)不变,每年5000元港币。“非常感恩,一生可以有这个福分,创立长江集团,为股东创造价值,能够服务社会,这是我一个最大的光荣。我衷心感谢大家对我的厚爱和支持,一点一滴在我心头。以后,我会披上新的战衣,专注于基金会的工作,尤其是医疗、教育。”李嘉诚说。78年从商经历过中国近现代史中很多重要的时期,也让李嘉诚的商业生涯富有传奇色彩。1928年,李嘉诚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是大家闺秀。1939年,因侵华战争爆发潮州城沦陷,全家不得不到香港投奔家境富裕的舅舅,也是他未来的岳父庄静庵。几年后李嘉诚父亲因病逝世,李嘉诚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过这段经历,在父亲的床榻前,他自信的安慰父亲,“我们一家一定会过得好。”为了养家糊口,12岁的李嘉诚先是在钟表行做学徒,后又到塑胶厂当推销员,他的勤恳换来出色业绩,不到两年就被提升为总经理。1950年伴随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塑料制品的市场需求开始旺盛,李嘉诚凑了6500美元,在香港创建了长江塑料厂。其产品逐渐打入东南亚和欧洲市场让29岁的李嘉诚收获了千万港元的第一桶金,成为全球的塑料花大王。“我30岁的时候,我有的资产足够让一家人一辈子不用再做任何事。”李嘉诚在接受彭博采访时说,他也实现了当初对父亲许下的照顾家人的承诺。事业上大好的李嘉诚,1963年迎娶了表妹庄月明,先后生下李泽钜、李泽楷。1972年刚成立一年的长江实业在香港上市,此时的李嘉诚也开始进入地产业大展拳脚;1977年,他取代老牌地产商置地成为香港最大地产商;1986年,并购和记黄埔成为入主外资集团的首位华人,随后又跨界收购香港电灯集团,被称为“李超人”。1998年开始,李嘉诚开始登顶香港首富、华人首富,他白手起家的奋斗故事,也成为了华人世界的商业传奇。上世纪整个80年代,李嘉诚通过多元化经营地产、电力、货柜码头及零售,创造出了在全球范围内都举足轻重的商业帝国。“这么多年来说,地产当然是香港最赚钱的生意,但没有一个行业会永远兴旺下去,这我早就预料到了,所以在公司上市没多久,开始寻找外面的投资机会。”李嘉诚说。这也是后来他开始逐渐扩展香港以外的投资比重的重要原因。2008年,欧洲因金融海啸出现价值洼地,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连续上涨,李嘉诚借机出售内地地产项目,转投英国天然气、电力等公用事业。305亿港元收购英国诺森伯兰水力集团和237亿港元收购英国管道燃气业务的两起案子,让他被外媒称为“买下整个英国的男人”。李嘉诚近年“海外购”部分资产一览时间国家购入资产金额2013年新西兰垃圾处理公司32亿港元2013年8月荷兰废物能源公司AVR97亿港元2014年4月英国金丝雀码头118亿港元2014年6月加拿大机场外泊车25亿港元2014年7月爱尔兰电信公司72亿港元2014年10月澳大利亚天然气供应商180亿港元2015年1月英国铁路集团123亿港元2015年1月英国移动电信运营商1062亿港元2015年11月葡萄牙风力发展公司13亿港元2016年4月加拿大赫斯基能源等106亿港元2017年3月澳大利亚能源公用事业公司424亿港元2017年7月德国能源管理综合服务供应商依斯塔及其附属公司412亿港元数据来源:公开媒体报道整理也因为这样的全球布局,让近年关于李嘉诚的报道,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李嘉诚跑了”。对这样的言论,李嘉诚有过多次回应,他说,“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李嘉诚不会跑,也不愿意跑,更跑不了。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的誓言。金钱不是第一,今天到永远,我都会住在香港”。在对商业资产调整的同时,李嘉诚也开始对家族财富进行后续的规划。作为李嘉诚的旗舰资产,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已拥有五大业务,包括电讯业务、零售业务、基建业务、港口业务和能源业务。为了让这个庞大帝国的运转不失平稳,李嘉诚早就为长子接班做着铺垫,从1996年开始,李嘉诚就逐步淡出公司管理及部署退休。李嘉诚的两位儿子均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将自己的资产分配为两部分,长子李泽楷继承家族产业,据悉,李泽钜从大学毕业后就加入集团工作,至今33年。2012年,李嘉诚就指定李泽钜为其继承人,李嘉诚也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李泽钜对其能力十分认可。次子李泽楷则获得资金发展自主产业,李嘉诚此前也在接受参访中说,“他有些事业我很感兴趣,我会全力帮助他”。据悉,目前李泽楷的事业更聚焦金融、科技方面。除了家族事业,作为潮汕商帮的领袖,1980年起,李嘉诚持续斥资18亿元创办汕头大学,这也是中国第一所私人出资的公立大学。他还建立李嘉诚基金会,该基金会数据显示,他对教育、医疗、文化及公益事业的捐款超过200亿港元,其中87%用于大中华地区。李嘉诚也曾表态,“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我不会去钓鱼,我会在基金会上花多点时间一路做好。”除了拥有慈善基金会 他还是神秘风投人李嘉诚基金会官网数据显示,在医疗方面,迄今基金会已拨款64亿港币资助全球医疗项目,共有463所医院受惠。教育方面,汕头大学、长江商学院和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是基金会知名度较高的三个项目。截至2018年,基金会对汕头大学的支持款额超过了80亿港币。除了捐赠,李嘉诚基金会也参与商业投资,此前公开的两个经典案例是,基金会参与Facebook的投资,2007年12月和2014年12月,李嘉诚基金会各向Facebook投资6000万美元,投资总额达到1.2亿美元;日阿里巴巴上市前,李嘉诚基金会持有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129万股股票,占股比例为0.1%。90岁的年龄,并没有耽误李嘉诚拥有一颗探索的心,而他的神秘风投机构维港投资,恰恰满足了他的求知欲和好奇心。2006年,李嘉诚旗下的维港投资(Horizons Ventures)成立,其主要聚焦对科技或革新技术的创业公司投资。基金主要管理人员包括周凯旋和张培薇。直至2016年,维港投资累积入股70多家企业。维港投资部分投资项目(2008年至今)项目名轮次投资金额行业妙盈科技A轮700万美元金融支付雷蛇战投数千万美元硬件有光科技--AISkype---Modern MeadowB轮4000万美元3D打印RoliB轮2700万美元硬件FriendsuranceB轮1500万美元金融支付AmbidioA轮数百万美元文娱、音乐Soul MachinesA轮750万美元AI留学生公寓网-6000万美元房地产InteraXonB轮1000万美元-MarkOne-300万美元健康消费品SentinentC 轮约1亿元企服、AIFeeX-650万美元互联网金融Bluedot--医疗MisfitWearables--硬件TraityA轮--Osper-1000万美元互联网金融Bitpay-3000万美元互联网金融SpotifyB轮5000万美元文化SpotifyA轮2164万美元文化FacebookC+轮6000万美元社交Viv早期(不详)-人工智能Siri--人工智能Waze-3000万美元地图、导航Nanoleaf--新能源Meekan种子轮87万美元社交媒体SeenD轮460万美元社交媒体Crosswise-200万美元广告Quettra种子轮290万美元数据分析Cortica-2000万美元广告SentientTechnologiesC轮1亿美元-FilipTechnologies--智能硬件数据来源:媒体公开报道&“李先生不参与日常评审和挑选工作,他喜欢颠覆式创新,并视其为能够预见未来的窗口,他喜欢与我们投资的那些颠覆性的企业创始人见面交流。”周凯旋曾在接受福布斯亚洲采访时透露。资料显示,维港投资所投的项目主要为数据应用和颠覆性科技两类,2010年开始维港投资开始关注人工智能项目。令维港投资名声大振的几个案例,有地图应用Waze、语音控制程序Siri、Facebook等,前者被谷歌收购,Siri被苹果收购后成为iPhone的语音助理服务。李嘉诚十分喜欢与科技奇才聊天,比如汉普顿克里克食品公司的创始人,曾向李嘉诚展示了该公司获得专利的植物性人造蛋,随后,这家公司不仅获得了维港投资和李嘉诚联合投出的1550万美元资金,李嘉诚“炒蛋”的照片一经登上互联网,也给这家公司带来不小的知名度。Waze是一家以色列的地图导航服务公司,2011年在获得维港投资、KPCB第三轮3000万美元投资后,不到两年时间,Waze11.5亿美元被谷歌收购。2005年,维港投资向Skype注资,一年后eBay出价25亿美元收购了这家IP语音服务供应商。维港投资的项目分布在全球各地,以色列、美国最多,分别超过20个项目,其次,加拿大6个、英国5个。此外,香港、瑞典、西班牙等地都有该基金的投资。在以色列的专注,也使得维港投资多次获得以色列最活跃十大风投称号。按此前公开的信息归纳,维港投资喜欢投资如图像、视频等基础工具类项目,这些项目更容易被大公司收购获得退出,且它投资的公司一般创立时间不超过3年,平均投资金额在1000万美元左右。除了上述这些,2017年,该基金还开始涉猎电竞项目。此前有第三方数据显示,维港投资的投资轮次占比如下:2014年,李嘉诚还曾为维港投资宣传,“创意教育,不仅要令人有造船的技巧,更重要是启发大家对扬帆出海的无穷向往。”李嘉诚在宣传片中说。曾有知情人士透露,维港投资的多数甚至全部资金都来自李嘉诚。这也让维港投资的投资行为更无后顾之忧,“不必面临外人施加的利润压力,在投资野心勃勃但未经验证的技术时也更加果断”。“他们明白,自己投资的创业公司有多少能够成功并不重要。”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童士豪说,“只要一笔投资成功了就能弥补所有损失。”纪源资本此前曾与维港投资一起投资过Misfit。2013年,李嘉诚向以色列排名第一的理工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捐款1.3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出售以色列地图和导航初创公司Waze所得。总结过去78年的从商经历,“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是即将90岁的李嘉诚最常表露的人生观,如今,他对过去已完美谢幕,而未来,他的传奇仍将延续。后附“李嘉诚十大金句”“创业没有捷径可走,因为世上根本没有好赚的钱。”“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用人最重要看几方面:第一工作能力,第二对公司的投入程度,第三可靠程度。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是正面,随着时间、机会一到,便即晋升他。”“在剧烈的竞争当中多付出一点,便可多赢一点。就像参加奥运会一样,你看一、二、三名,跑第一的往往只是快了那么一点点。&”“不要与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你要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只要勤奋,肯去求知,肯去创新,对自己节俭,对别人慷慨,对朋友讲义气,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迟早会有所成就,生活无忧。”“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功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岁至30岁之前,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劳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60岁之后,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衡量财富就是我所讲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如果让我讲一句,‘富贵’两个字,它们不是连在一起的,这句话可能得罪了人,但是,其实有不少人,‘富’而不‘贵’。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进步,使更多的人受到关怀。所以我就这样想,你的贵是从你的行为而来。”“人生自有其沉浮,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忍受生活中属于自己的一分悲伤,只有这样,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传奇数学家斯梅尔-学路网-学习路上 有我相伴
传奇数学家斯梅尔
来源:SOHU &责任编辑:小易 &
当代富有色彩的著名数学家,首推长期工作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史蒂芬 ? 斯梅尔(Stephen Smale)教授。国内一般学术刊物介绍科学家时,谨守学术成就,避忌色彩。然而,就斯梅尔而言,他的学术成就和他的生活色彩,实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笔者喜欢读斯梅尔的文章,并与他有过互访的交往,愿借《数学文化》之一角,将所知所闻介绍给读者。本文从他在数学方面的工作谈起,最后补充若干生平故事。
斯梅尔教授属于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科学家之列,在微分拓扑、动力系统、混沌理论、大范围变分学、计算复杂性、数理经济学和统计学习理论等众多领域,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早年在拓扑学和动力系统方面的工作非常突出。他成功解决了微分拓扑学中的高维庞加莱(Poincaré)猜测,并创立了现代微分动力系统理论。
既然主要是介绍人物,有些含义深刻的专门概念也就直观地或通俗地叙述。好在这些叙述,即使在学术圈子内,亦属标准。至于不同层次的读者会有不同层次的理解,则正是这种叙述的精妙所在。愿意对人物或概念有更多了解的读者,可以先看一些数学史类的出版物。
庞氏猜测一狂生
青年时代的斯梅尔,因证明高维庞加莱猜测,在1966 年莫斯科世界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当然,他的这一伟大成果,决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谓 n 维庞加莱猜测,是这样一个命题 :与 n 维球具有相同伦型的紧致 n 维流形,必同胚于 n 维球。
庞加莱在 1900 年曾宣布 :他已就一般的 n 维情形证明了上述命题。4 年以后,他又发表论文,用一个反例说明他当初用以证明上述命题的方法不对。一般认为,庞加莱和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是对 20 世纪的数学发展具有最大影响的两位数学家。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数学家曾声称证明了 3 维的庞加莱猜测,但是后来都被发现不正确。
1968 年时的斯梅尔
斯梅尔 1930 年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远郊的一个小地方。在他求学的 20 世纪 50 年代,正逢拓扑学的黄金时代,数学的前沿发展几乎被拓扑学所垄断。当时,美国对数学研究的资助,有一半给了拓扑学家,这在今天已难以想象。的确,拓扑学的作用是革命性的,它与代数结合发展了 K 理论和代数几何,与分析结合产生了动力系统理论和偏微分方程的整体性讨论。1954 年,托姆(Rene Thom)的配边理论发表 ;1956 年,米尔诺(John Milnor)证明了存在 7 维怪球。
斯梅尔头一次听说庞加莱猜测是在 1955 年,那时他正在密歇根大学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几天以后,他觉得自己已能证明 3 维的庞加莱猜测了,于是他走进萨梅尔逊(Hans Samelson)教授的办公室,十分激动地向教授讲述他的想法 :首先对 3 维流形进行单纯剖分,然后取走一个 3 维单形,只要能够证明剩余的流形同胚于一个 3 维单形,就大功告成。因为随后再逐个取走 3 维单形的做法并不改变同胚关系,所以继续这样做下去,由于单形数目有限,最后当然只剩下一个 3 维单形,于是证明完成。萨梅尔逊教授听了这个年轻学生的讲述,并没有说什么话。斯梅尔后来幽默地回忆说,离开萨梅尔逊教授的办公室后,他才猛醒自己的证明中根本没有用到庞加莱猜测中关于 3 维流形的任何假设!
将近 5 年以后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斯梅尔曾认为自己找到了 3 维庞加莱猜测的一个反例,并写成了论文。如果这个反例是对的,就会是一个与证明高维庞加莱猜测相当的重大成果。但是,经再次检查以后,也是他自己发现这个反例不成立。
精英环境好磨砺
斯梅尔 1957 年在密歇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导师是波特(Raoul Bott)教授。当年夏天,他到墨西哥城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代数拓扑学学术会议。这是他首次参加学术会议。在那里,他不但见到了当时的大部分拓扑学名家,还结识了芝加哥大学的两名研究生赫希(Moe Hirsch)和利马(Elon Lima)。秋天,他开始作为一名讲师,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院里给人文科学的学生讲授集合论。当然,他十分关心数学系的学术活动,从不放过托姆关于横截(Transversa1ity)理论的每一个讲座。他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则是证明球可以从里面翻出来。
那个时候,由于陈省身、韦伊(Andre Weil)等许多著名学者都在芝加哥大学,那里是数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青年学子赫希、利马、拉索夫(Dick Lashof)、帕莱士(Dick Palais)和斯滕伯格(Shlomo Sternberg)也开始显示活力。
1958 年秋,斯梅尔藉国家科学基金会一份两年的博士后资助,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拓扑学在普林斯顿非常活跃。在那里,斯梅尔和赫希合用一个办公室,一起去听米尔诺关于特征类的讲座,参加波雷尔(Armand Borel)关于变换群的讨论班。他还经常向蒙哥马利(Deane Montgomery)、莫尔斯(Marston Morse)、惠特尼(Hassler Whitney)等大师讨教。福克斯(Ralph Fox)是围棋的高手,斯梅尔却常去要求让目对弈,并且与福克斯的研究生纽沃思(Loe Neuwirth)和斯塔林斯(John Stallings)混得很熟,他们后来也成了有影响的数学家。
1958 年夏天,通过利马的介绍,斯梅尔结识了佩肖托(Mauricio Peixoto),这激起斯梅尔对结构稳定性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在发展,导致后来他应佩肖托的邀请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研究所度过那两年资助的最后 6 个月。
巴西海滨终结晶
1960 年元旦刚过,斯梅尔携夫人克拉拉及两个孩子来到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当时,一位空军上校刚因策划政变失败而逃离巴西到阿根廷避难,斯梅尔一家就租用了上校原住的公寓,并且留用了上校的两个女仆。这是一套有十一个房间的豪华住所,周围景色迷人。要知道,那时候美元在巴西十分坚挺。
从公寓出发走几分钟,就是巴西著名的柯帕尔巴那海滩。每天上午,斯梅尔都带着纸和笔到洁白的海滩上去。这样既可以游泳,又可以考虑数学问题。下午,他通常到研究所去,与佩肖托讨论微分方程,与利马讨论拓扑学问题。取得博士学位以来,斯梅尔的数学兴趣一直集中在动力系统理论上。著名的斯梅尔马蹄变换,就是这个时候的成果。就在继续进行梯度动力系统研究的过程中,斯梅尔注意到动力系统揭示了将流形分解为胞腔的崭新思想,运用这种分解来攻克庞加莱猜测的设想便油然萌生,从此他就兴奋在这个问题上。
很快,斯梅尔感到当维数大于 4 时,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吸取以往的教训,这次他没有急于写出论文。他非常小心地把自己的证明想了又想,后来又和利马一步一步进行仔细的论证。当获得足够的信心以后,他写信给仍在普林斯顿的赫希,并且向当代拓扑学大师艾伦伯格(Sammy Eilenberg)通报了研究成果。
1960 年 6 月,斯梅尔按原定计划离开里约热内卢三个星期,到欧洲参加两个学术会议。他向会议提交了这个研究成果。确实,有影响的学术会议,是使重要的成果为学界认识的最好机会。
斯梅尔的思想可以形象地叙述如下 :
考虑赋以黎曼度量的 n 维流形 M 和 M 上的一个函数f : M → R。按照微分方程
dx/dt= - grad f
在 M 上确定一个动力系统。如果 p ∈ M 是 f 的非退化临界点,那么在该动力系统当 t →∞时趋于 p 的所有点的集合 Ws (p) 是一个嵌入胞腔,当 t → - ∞时趋于 p 的所有点的集合 Wu(p) 也是一个嵌入胞腔。在 n = 2 的情形,我们可以设想像一条倒过来的裤子那样的一个曲面(流形),如果曲面上涂了蜜糖,那么蜜糖因为重力的流动,就可以代表曲面上的一个动力系统。这时候,设 p 是那条倒过来的裤子从上面看下去的鞍点,而 A 是左裤管上的一个点,经过这个点的蜜糖流向 p,B 是右裤管上的一个点,经过这个点的蜜糖也流向 p,那么按照蜜糖流动的 ApB 弧,就是 Ws (p),类似理解的 CpD 弧,其中 C 和 D 都在倒过来的这条裤子的裤腰上,就是 Wu (p)。在 n = 2 的情形,Ws (p) 和 W u (p) 都是一维胞腔。
对于 f 的每个非退化临界点 p, Ws (p) 称为动力系统- grad f 的稳定流形,而 Wu (p) 称为动力系统 -grad f 的非稳定流形。只要 p 是 f 的非退化临界点,那么 Ws (p) 和Wu (p) 就横截相交,从而排除了相切的可能。
由于横截相交,临界点的稳定流形给出 M 的一个分解,并且每个胞腔的边界都是若干低维胞腔之并。在这样分解以后,再利用添加环柄的消去方法,在维数 n ≥ 5 和 M 具有 n 维球的伦型的假设之下,最终就得到一个 n 维球。这就证明了 n ≥ 5 时庞加莱猜测成立。
斯梅尔 2010 年摄于北京大学
苏京盛会受菲奖
1966 年 5 月,斯梅尔从他任职的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到达巴黎,邀请者是在 1950 年第十一届世界数学家大会上获菲尔兹奖的施瓦兹(Laurent Schwartz)教授,以广义函数论的研究著称。随后,斯梅尔与突变理论创始人、在 1958 年第十三届世界数学家大会上获菲尔兹奖的托姆一起,开车去日内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克拉拉和两个孩子也将在日内瓦与他会合。
斯梅尔当然知道庞加莱猜测的分量,所以,当 196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数学家大会没有授予他菲尔兹奖时,他曾经非常失望。这使他怀疑菲尔兹奖的价值,认为菲尔兹奖委员会的评选方针有问题。由于上次失望,1966 年他已不那么关注自已是否会获奖了。然而,当托姆在开车前往日内瓦的途中透露斯梅尔将在 8 月于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五届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时,斯梅尔感到有点儿意外,因而十分激动。托姆是菲尔兹奖评奖委员会的成员。几天以后,拓扑学家德拉姆(Georges de Rham)把这个消息正式通知了斯梅尔。
在日内瓦的日子很有意思。一方面有相当丰富的学术活动,看到许多老朋友;另一方面有阿尔卑斯山的胜景,使斯梅尔一家目不暇接。不管是否获奖,斯梅尔原已计划去莫斯科,因为先期他已被邀请作一小时的大会报告。大会前的时光,他和克拉拉携子女在欧洲度假。他们开车从日内瓦经南斯拉夫到希腊,一路上常常支帐篷露宿。希腊有那么多海滩和名胜古迹。他们商定,当斯梅尔去莫斯科时,家庭其他成员就留在希腊。
与家庭分手以后,在雅典机场,斯梅尔回忆着在希腊度过的美好时光,又想到明天就要在数以千计的数学家面前荣获数学界的最高奖,心情难免有点激动。
当一个海关官员示意斯梅尔停下来时,他还是无所谓的,因为他知道护照和签证都没有问题。后来,他才慢慢明白过来,当他们全家开车进入希腊时,海关在他的护照上做了带车入境的记录,所以现在希腊海关不许他不带车子离境。克拉拉已经开着车子跑远了,而海关官员又不肯通融,斯梅尔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原定航班的飞机起飞。要知道,那是每天只有一班的飞机。斯梅尔沮丧到了极点,因为按时出席大会的计划已经化为泡影!
这时,美国大使馆已经下班。经过一番紧张的联络和交涉,斯梅尔得到一位好心的大使馆官员的帮助。这位官员同情他的申述,不顾大使馆的惯例,给希腊海关写了一封信,请求放行斯梅尔,并且保证倘若在 8 月底以前斯梅尔不和他的车子一起重新出现在希腊,大使馆将承担一切责任。
这样,斯梅尔才得以在大会开幕的当天,乘上另一班从雅典经停布达佩斯到莫斯科的班机。在布达佩斯上机的一位相识的匈牙利数学家告诉他,报纸上说非美活动委员会已发出传票要他到国会听证会上接受质询。
一到莫斯科,他就径直赶去克里姆林宫。但是因为尚未办理报到手续,卫兵不让他进去。最后,他认识的一位苏联数学家帮助了他。当他进入会议大厅并在后排坐下时,开幕式早已开始,托姆教授正在用法语向大会介绍斯梅尔及他的卓越工作,这时,数学家们才发现,斯梅尔已经和他们在―起。
斯梅尔(左)和斯梅尔奖得主克里斯蒂安森(Snorre H. Christiansen)2011 年摄于布达佩斯
贡献数理经济学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斯梅尔开始涉足数理经济学。他在《数理经济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价格调整的动力学等一系列论文 ;80 年代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及相应水平的学者编撰的三大卷的《数理经济学手册》,有斯梅尔的一章“大范围分析和经济学”。1983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Gérard Debreu)在他的获奖演讲中明确指出,正是斯梅尔 1968 年向他介绍的萨德定理(Sard"https:s Theorem),在 1970 年促成了他的主要理论的结晶。在当代科学的前沿发展中,这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学科交互渗透相得益彰的范例。
斯梅尔和德布鲁的首次见面,是在 1968 年。那时,他们都已经在伯克利,斯梅尔是数学系教授,德布鲁是经济学系教授。一天,德布鲁为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走到斯梅尔的办公室向他请教数学问题。从法国移居美国的德布鲁 , 曾经受过布尔巴基学派的严格训练,数学基础扎实,而斯梅尔又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研究兴趣相当广泛的学者,所以他们之间很快就可以相互理解地讨论数学定理和经济学问题了。事实上,德布鲁提出的问题,正是斯梅尔研究数理经济学的开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经常长时间地进行讨论,这也往往是他们一起外出游玩的真正目的。这样合作下来,在 1975 年德布鲁成了数学系的兼职教授,而 1976 年,斯梅尔也在经济学系取得了同样的位置。
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亚当 ? 斯密在 1776 年的名著《国富论》中写道,在自由经济的条件下,每个人追求的是个人的利益,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社会的利益。100 年以后,洛桑学派的创始人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 1874 年的《纯粹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把斯密的说法提炼为经济均衡的概念:他把“看不见的手”解释为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把“社会利益”解释为供求均衡,考虑在各方都追求私利的条件下,是否存在一组合适的所谓均衡价格,使得由此决定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正好相等。又过了半个世纪,沃尔德(Abraham Wald)使斯密 - 瓦尔拉斯的思想得到严格的数学陈述。从此,如何严格证明均衡价格的存在性,成了数理经济学的中心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和库普曼都对这一问题作出过贡献,而德布鲁受到纳什(John Nash)先前证明有限博弈必定存在纳什均衡的启发,首次令人满意地证明了一般经济均衡理论中均衡价格的存在性,他用的是凸分析和布劳维尔不动点定理。
如果均衡是唯一的,有关经济模式对均衡的阐述就完整了。但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已经清楚,整体唯一性的要求太高,局部唯一性将足以使人满意。在获奖演说中,关于局部唯一性的条件,德布鲁是这样说的 :
“正如我在 1970 年所做的那样,可以证明,在适当的条件下,在所有经济的集合中,没有局部唯一均衡的经济的集合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及证明这个断言的基本数学结果,可以在萨德定理中找到,这个定理是斯梅尔在 1968 年夏天的交谈中向我介绍的。整个讨论的各个部分最后是在新西兰南岛的米尔福海湾完成的。1969 年 7 月 9 日下午,当我和妻子弗郎索瓦抵达那里的时候,遇上天阴下雨的坏天气。这迫使我回到房间里工作,继续研究困扰我多时的课题。而这次,观念竟很快结晶。第二天早上,晴空蓝天在海湾明媚的仲冬展现。”
萨德定理说,如果 f : M → N 是微分流形之间的光滑映射,则 N 的几乎每一点都是 f 的正则值。换句话说,f 的临界值在 N 中只是一个零测集。萨德定理其实是说,在适当的光滑性条件下,正则现象是通有的(generic),其几率为 l,而临界现象的几率为 0,常常可以忽略不计。的确,德布鲁就是借此定义了正则经济和临界经济。正则经济具有满测度 ;从而对正则经济业已建立的均衡集及其稳定性的结论,是合理的经济分析。
斯梅尔本身的经济学研究,见诸他已发表的许多论文,笔者等在别的地方的介绍文章亦可一阅。当得知德布鲁如所预料获奖时,斯梅尔写了一篇短文,在一页半的篇幅里精辟地介绍了德布鲁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这并非捧场应景的文章,其结尾蕴含着深刻的分析 :
“这并不意味着均衡理论就该是社会的模式。首先,它假设没有垄断,但是在一个分散化的经济系统中,垄断总是要产生的。其次还有不公平。阿罗和德布鲁证明了,当处于均衡配置时,没有人可以不损害别人就使自己更加受益。然而,理论本身却未排除社会产品的不公平分配。因此,政府对分散化的价格体系的有力调控,仍然需要。
特别重要的是,在阿罗 - 德布鲁的理论中,时间的进程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由于缺乏动力学的观点,他们的理论还不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价格体系要向均衡状态调整,为什么会停留在均衡状态。再一个有关的弱点是,他们的模式对经济主体人的行为理性化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要知道,即使配备了最新式的计算机,消费者和生产者也不可能作出该模式所要求的高度理性的决策。
尽管后面还有许多诱人的挑战,现在毕竟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框架。这就是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奠定下来的基础,其中我们特别要提到斯密、瓦尔拉斯、沃尔德、阿罗和德布鲁。”
发表这篇文章的美国《数学信使》(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杂志,特别鼓励出自大师的小品或随笔,轶事牢骚,亦悉听作者之意。
斯梅尔的传记
创新计算复杂性理论
20 世纪 70、80 年代,斯梅尔的研究重点是计算复杂性理论,主要是数值方法的计算复杂性理论。1981 年,他发表论文证明,概率地说来,用牛顿方法为 n 阶多项式找到一个零点的成本随 n 增长的速率不超过 n 9/μ7 ,这里μ ∈ (0, 1),是允许论断失败的概率。不久以后,他又发表论文论述,概率地说来,即除去一部分最坏和较坏的情况以后,线性规划的单纯形方法的计算成本随问题规模增长的关系是线性的。这些都是令人瞩目的突破性进展。
研究计算方法,就不能不考虑计算成本或算法效率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数值方法的计算复杂性讨论可谓源远流长。然而,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讨论都带有局部的和渐近的特征。
斯梅尔的加入,是数值方法计算复杂性讨论从最坏情形讨论进入到概率情形讨论并且取得重大突破的开始。笔者曾应斯梅尔教授的邀请访问过伯克利,对斯梅尔作为这一发展的学术带头人所起的巨大作用有深刻的印象。短短四年之内,《美国数学会公报》先后刊发了他的开创性论文《代数基本定理和复杂性理论》和深刻述评《关于分析算法的效率》,四年一度的世界数学家大会在 1986 年的伯克利大会上又邀请他就这一发展作题为“解方程的算法”的一小时报告。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的边缘领域,得到如此重视,十分罕见。
有兴趣的读者当然会找上述文章认真研读,笔者也就此发表过一篇专论,所以在这里,我们宁愿多谈一些学术环境和治学风格的问题。
正是在用动力系统框架处理价格调节的市场机制时,斯梅尔提出了整体牛顿法的概念。这一发展当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因为牛顿方法是计算数学或数值分析的传家宝,通常只具有局部收敛性。斯梅尔从计算机科学的复杂性理论汲取营养,在动力系统的框架上处理算法及其效率的问题,形成数值分析复杂性理论的新发展。《论语 ? 为政篇》曰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斯梅尔很早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斯梅尔关于数值分析计算复杂性理论的工作,主要通过与合作者和研究生的经常性讨论进行。研究生课程,就围绕有关课题展开,由斯梅尔主持,同时邀请有关专家作相关进展的报告。笔者 1983 年春天的应邀访问,报告我们关于 Kuhn 算法算出 n 阶多项式全部 n 个根所需要的多项式计值次数不超过 n 3 log 2 (n/ε) 的结果,这里 ε & 0 是计算的精度要求,就属于这种性质的安排,是 1983 年春季学期他那门研究生课的第一个外邀演讲。
课程往往针对未解决的问题展开,斯梅尔在课上讲问题的提出和自己的想法,课上就进行解决问题的各种尝试,这就为研究生提供了参与解决重大课题的可能性。即使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有时具体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但学生们还是学到了许多东西。要知道,导师如何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如何在碰钉子后转弯,如何在一项设想被证实行不通时获取关于原问题的进一步的信息,这一切,恰恰难以在书本或正式发表的论文中学到。当成果整理成文时,作者通常不谈在这之前艰苦摸索的历史 ;即使个别作者愿意提及,学报也不屑于刊登。
在斯梅尔的合作者当中,特别应当提到布卢姆(L.Blum)、雷内加(J. Renegar)和舒布 (Mike Shub)。由这些人组成的斯梅尔学派,领导着当时数值分析计算复杂性讨论的主流。
斯梅尔活跃的研究工作也招来若干非议。除了部分纯粹数学家对应用数学的传统偏见外,斯梅尔有时行文不够严密是一个原因。一篇重要论文隐含几处数学失误和几十处印刷毛病的例子,也曾发生。显然有这样的情况 :他不是在严密论证后得出某个结果,而是相信结果会是怎样然后有点马虎地写几行备忘式的论证。读这样的文章当然特别吃力,我们就做了一些铺平的工作。当你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将漏洞补上时,只好佩服他那卓越的数学洞察力。也有若干至今没有补上、依然存疑的地方,也许要留待将来去辨明。斯坦福大学运筹学系的伊夫斯(Curtis Eaves)教授说,斯梅尔只管提供思想,把细节留给别人。这代表不少人的信念,尽管那些细节实在不细。种种原因,难怪一些有造诣的数学家也会说斯梅尔是弄潮公子(playboy),按照他们的国情,这很难说是恶意。我们在前面谈到过与他同辈的斯塔林斯和赫希,前者在他之后用逻辑上独立的方法证明了高维庞加莱猜测,后者经常与他合作,名著《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线性代数》就是一项结晶。斯塔林斯就曾在一篇公开的文章中写道 :两相比较,赫希更像一个刻苦工作的数学家,而斯梅尔或多或少是一个幸运的狂人。
苏联著名数学家阿尔诺德(Vladimir Arnold)曾多次应邀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报告,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英文和其他文字。他同意爱因斯坦的话 :现代教学方法如果没有完全扼杀人类神圣的好奇心,就已经可称奇迹。他推崇他的导师柯尔莫哥洛夫(Andrey Nikolaevich Kolmogorov)除了激励以外,还给学生许多自由。在一篇访问记中,他曾对数学论著的刻板风格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说 :
“对于我来说,要读当代数学家们的著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不说‘彼嘉洗了手’,而是写道‘存在一个 t 1 < 0,使得 t 1 在自然映射 t a 彼嘉的手(t)之下的像属于脏手的集合,并且存在一个 t 2 ,t 1 < t 2 < 0,使得t 2 的像属于脏手的集合的补集。’不过,有几位数学家,比方说米尔诺和斯梅尔,他们所写的文章,是仅有的不这样故弄玄虚的例子。”
是的,斯梅尔的确独树一帜。
不甘寂寞似天性
青年时代的斯梅尔,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不安分守己。
证明了高维庞加莱猜测的 1960 年 6 月,斯梅尔到欧洲度过了 3 个星期。苏黎世会议以后,他回巴西把全家接到伯克利,因为他已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谋得位置。这段时间的工作之一,是他的 h 配边定理。一年以后,由于兰(Serge Lang)的介绍,他到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在那里的三年,他主要研究大范围分析。1964年夏,他又举家回到伯克利。西海岸不仅气候宜人,更重要的是加州伯克利大学已经决定给他正教授的职位。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就在回到伯克利的那年秋天,斯梅尔和其他人一起,通过一次颇具规模的静坐示威,使数学系研究生弗兰克(DavidFrank)和舒布无罪获释。舒布后来成为斯梅尔研究计算复杂性理论的主要合作者,1984 年曾来北京参加双微会议。1965 年春,越战升级。斯梅尔积极参加抗议活动,成为越南日委员会两主席之一。他们还曾试图阻止运送部队的军车。在伯克利附近的委员会总部后来是被人炸掉的,斗争之激烈可以想见。
虽然 1965 年秋斯梅尔已对抗议活动感到失望并重新回到数学中来,但是 1966 年夏当他作为施瓦兹的客人来到巴黎时,还是应邀在“献给越南的六小时”集会上发表使会议的气氛达到高潮的演说。大家知道,施瓦兹本人就是法国左翼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曾激烈反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到莫斯科参加世界数学家大会时,由于他们的反越战名声,四位越南数学家邀请斯梅尔、施瓦兹和戴维斯(Chandler Davis)参加一个私人宴会。戴维斯是斯梅尔在密歇根大学时的同学,曾因反对越战而被捕入狱,后来只好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当教授。越南人希望斯梅尔能向越南记者发表谈话,他答应了。但是为了避免误传,他坚持他的几个朋友和一位美国记者在场。也请了苏联记者,这是出于对东道主的尊重。想不到这样一来,越南记者反而不肯出席。
邀请已经发出,斯梅尔只好如期和记者见面。会见在世界数学家大会的主会场莫斯科大学举行。会前,塔斯社一名女记者请求同他单独谈谈,他说会后可以。会上,血气方刚的斯梅尔激烈抨击美国对越南的入侵,但又翻出十年前苏联出兵匈牙利的老帐 ;他揭露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和非美活动委员会,但又呼吁给他的持不同政见的苏联朋友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时,一位妇女上来说,数学家大会组委会的卡莫诺夫紧急约见。在回答完记者的问题以后,他随那个妇女去看卡莫诺夫。朋友们和美国记者感到蹊跷,也一起跟了过去。
卡莫诺夫跟他友好地闲谈,送给他一本精美的德文的克里姆林宫画册,并表示要为他在会见女记者之前游览莫斯科提供方便,汽车和导游都已到位。斯梅尔这时候并无观光的兴致,也不知将到哪里去,内心有点紧张。但因为答应过同女记者单独会见,就只好提醒自己客随主便,拿出大人物的气概来,还是跟导游上了车。当一行离开卡莫诺夫的办公室时,等在门外的美国记者问斯梅尔发生了什么,他竟不知如何作答。上车时,新闻记者和随行的朋友都被苏联人推向两旁。赫希大声喊 :“史蒂芬,你没事吧 ?”他只答了一句“我想是的”,就被飞快的小轿车送得无影无踪。
最后,当车子开到塔斯社总部时,斯梅尔受到了红地毯的待遇。人们这样那样地应酬他,但是既没有记者采访,又没有游览观光。原来这一切只是为了消磨他的时间。经过一再坚持,斯梅尔才得以赶回去参加数学家大会的闭幕式和招待会。朋友们十分替他担心,劝诫他再勿单独行动。半夜以后,惊魂甫定的斯梅尔回到乌克兰酒店的房间,电话铃响了。原来,大会主席、莫斯科大学校长彼得罗夫斯基约他明天上午见面。但他要乘早晨七点钟的飞机离开苏联,会面已无可能。电话铃再次响起,这次是美国大使馆,问他怎样了,是否需要什么帮助。他回答说,他大概已不需要任何帮助了。只睡了半个觉,七点钟的飞机把斯梅尔送回雅典机场与家人团聚。
帆船矿石寄闲情
斯梅尔出身拓扑学,拿手的是动力系统理论。虽然本文没有介绍他在力学方面的探讨,但他的《力学与拓扑学》的系列论文,影响可与数理经济学的研究媲美。了解一点混沌理论的读者,都知道菲根鲍姆(M. Feigenbaum)的大名。在一篇回顾周期倍化分叉现象的研究和菲根鲍姆普适常数的发现的文章中,菲根鲍姆直言不讳地承认,1975年斯梅尔关于动力系统理论的一次演讲,使他产生了决定性的灵感。
斯梅尔在驶帆
1989 年五月中到六月初,应吴文俊教授的邀请,斯梅尔夫妇首次来华访问,第一站就是我们中山大学。在广州的四天里,斯梅尔作了题为“计算的理论”的专题报告,并就数理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座谈。专题报告的底本,是他和舒布、布卢姆不久前完成的一篇 75 页的论文。此外,他还带来一篇一年前发表的文章《牛顿对我们理解计算机的贡献》。中山大学本科毕业的高峰,是第一位在斯梅尔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学生,高峰的双亲在广州设宴招待斯梅尔夫妇。
至少在进入中国大陆的头几天,斯梅尔了解社会的兴趣远在观光游览之上。无论是越王墓陈家祠还是白云山七星岩,都不像平凡的街市、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学生的激情活动那样对他具有吸引力。常常,他宁愿步行甚至挤公共汽车,还到处找英文报纸。我们作为主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亦尽量按照客人的心意安排,包括去看看街上的学生。离穗赴杭的前一天,斯梅尔夫妇坚持邀请笔者一家到南园酒家晚宴。
收藏矿石标本,是斯梅尔的嗜好。他曾经写道,施瓦兹喜欢收藏蝴蝶标本,为此探访过世界上许多丛林。他自己收藏矿石标本的劲头,也毫不逊色。事实上,他的私人收藏,可以和许多博物馆媲美。在学生的帮助之下,笔者送给斯梅尔一块辉锑矿标本,略表心意。辉锑矿是我国湖南的特产,有我国邮政的一枚邮票为证。
斯梅尔收集的水晶(来自加州伯克利大学网站)
斯梅尔的另一项爱好是驶帆,伯克利许多数学研究生都有与他一起在旧金山湾区驶帆的经历。这次他告诉笔者,他已经把那只大帆船卖掉,之前的告别旅行堪称壮举。那是 1987 年夏天,他作为船长和两个年轻朋友一起从旧金山出发,南偏西跨过赤道,历时 25 天到达法属马克萨斯群岛。这25天,他们可以借助球形天线接受外界的信号,而外界对他们却一无所知,事实上他们没有发送设备。这需要太多的冒险精神。随后,他们绕道夏威夷,折返旧金山。整个旅行,延续了 3 个月。
斯梅尔有在海滨这样的地方做数学的兴致。关于这一点,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科学》杂志上还有过一番争辩。莫斯科大会以后,校方受到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压力,扣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给斯梅尔的暑假研究工资。在他抗议以后,总统的科学顾问撰文诘问 :“纳税人的钱难道应当用来支持在里约热内卢海滩或爱琴海群岛上的数学游戏 ?”这一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当代最有名望的数学大师投书猛烈抨击科学顾问的恶意和无知。斯梅尔和数学家们取得了全胜。
生平故事补记
在 1983 年春天的上述应邀讲演以后,从 1990 年 12月到 1991 年 3 月,笔者曾经作为访问学者访问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系,期间曾在该校同一座大楼的数学系和计算机科学系作过一个题为《科学计算中的同伦方法》的报告。报告之后,斯梅尔夫妇邀请笔者和宣晓华、王敏华夫妇家宴,并参观教授的矿石标本和摄影作品。宣是先前杭州大学王兴华教授的高足,是继高峰之后师从斯梅尔得到博士学位的第二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王仍是另外一所学校在读的研究生。他们都是笔者的好友,兼有身处西方环境的成功和根植华夏大地的善美。
许是部分由于笔者略欠恭敬的“易读文章” 的索求,斯梅尔给了我一篇《传略注记片段》和一篇《什么是混沌》。笔者的手信,则是刊文介绍斯梅尔到那时为止的主要成就的一期《自然杂志》, 封三有斯梅尔在中山大学讲学的留影以及他自荐给我在那里刊登的驶帆照片。
《传略注记片段》原为 1990 年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斯梅尔日”活动而写,那是他的 60 寿辰。赏读之间,笔者仿佛领会了一种什么意境。如果一位仍然极富创造的大科学家在颇为认真地叙述童年和青少年往事,那么,这些似与科学无关的故事,很可能包含着某种暗示。本文的这个补记,大多数内容就取自斯梅尔关于自己生平的这些文字,另外还有与斯梅尔的同事和学生的谈话。前面说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德布鲁和参与开创混沌理论的菲根鲍姆,都在获奖演说中称颂斯梅尔的论著和谈话,是使他们的研究工作获得决定性突破的重要因素。一个数学家,能够以自己的工作对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提供如此的影响,实在难能可贵。在我看来,除了学术本身以外,斯梅尔富有色彩的生活轨迹,也很值得体味。
斯梅尔、太太克拉拉以及克林顿总统在白宫
斯梅尔的父亲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陶瓷工厂工作,那是个白领阶层的职业,但他并不喜欢。他自诩是个左派革命者,动辄批评别人是改良主义。求学期间,他就因 “出版刊物亵渎上帝” 被大学开除。他甚至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例如,只因美国的童子军标榜体现“上帝和国家的意志”,而这正是他认为最坏的东西,所以他不许儿子参加童子军。本来,父亲一直疼爱孩子,很好说话,但这次却死活不肯通融。斯梅尔至今记得这童年的心灵创伤 :那次,虽然父亲买了礼物作为补偿,他还是哭了好几天。所以,斯梅尔评论他父亲那时候“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
其实,父亲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斯梅尔二十岁时才第一次走进一个教堂,就是生动的例子。对于一个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青年,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而那一次,他也只是作为闲暇旅游,在法国参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直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运作,抱清醒的怀疑态度。
斯梅尔全家在英属维京群岛度假
斯梅尔和父母妹妹一家四口,住在离弗林特市十英里的乡下地方。从小学到初中,每天他和妹妹步行一英里到一所只有一个房间的学校上课。他至今非常赞赏那所小小的学校 :统共只有一位上过一两年大学的女教师,她教九个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都有语文、数学、历史等课程。此外,女教师还兼管借还图书、看门、烧午饭等杂事。尽管这样,斯梅尔觉得他们还是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进入高中以后,由于来自乡下地方,他一直未能把自己的心理调整到适应这所高中的环境,兴趣完全在学校之外。他曾经变得热衷于下棋,参加过三次全国锦标赛的选拔。他还自学有机化学,自个在鸡舍的顶楼上建立过可称为实验室的设施。
学校生活的第一次“对抗”,就发生在高中阶段,起因是生物学老师杰沃特不讲进化论。本来,课本上是有进化论的,但老师跳过了这一章。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有过一个斯科普斯审判案,说的是田纳西州代顿地方的中学教师斯科普斯因讲授进化论而被指控违反州法。针对这个案子,州议会于 1925 年 3 月宣称,《圣经》教导上帝创造人类,宣传与此相悖的理论即为非法。法官在审理此案时,不问这项法律是否违宪,也不问进化论学说是否正确,只问斯科普斯有没有讲过进化论。斯科普斯承认讲过,结果就被判罚。当事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州最高法院却仍裁定上述州法符合宪法,只是免除了对斯的处罚。(该项州法直到 1967 年才予以废止。)这个历史故事给了斯梅尔很大的刺激。他在同学中发动签名,要求生物课讲授进化论,但是只有一个追随者响应。
若干年以后,当斯梅尔取得数学博士学位并开始显露才华时,父亲寄给他 1959 年 11 月 15 日《弗林特日报》的一条剪报,标题是“数学天才留给老师们深刻印象”,其中写道 :
“斯梅尔当年的生物学老师杰沃特形容斯梅尔是个用功的孩子,对生物学很感兴趣,老爱提问题。杰沃特说 :‘他不是那种只会吸收知识的学生,他对整个班级做出很大贡献。这并不是说同学们都只向他学,而是说他经常提出好的想法。’杰沃特还赞赏斯梅尔是个沉静和谦恭的学生,博得同学们的尊敬。”
其实九年前高中毕业时,手册上老师的写法却有点儿不同。手册上面也记载着他自己的一句话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不附和任何人。”
进入密歇根大学,斯梅尔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他交了许多朋友。不过,这些朋友几乎都是男同学,因为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很不善于和女性相处。他投身校园生活,参与组织象棋俱乐部。但是更重要的是,他逐渐卷入了大学的左翼政治运动。这首先是出于对美国社会和制度的不满和怀疑。
那时候他是进步党的积极分子,一度还成为共产党员。1951 年夏天,他出席了在东柏林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他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包括 :民权、朝鲜战争、核武器、麦卡锡主义、罗森堡案件等等。他们还相当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联共(布)党史。在斯梅尔看来,每个人都需要一种信仰,而他对宗教不感兴趣。那时麦卡锡主义十分猖獗,他们的活动引起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注意。这在以后给斯梅尔带来许多麻烦。
斯梅尔原来的专业是物理学。由于一门物理不及格,四年级毕业班时他转到数学专业。想不到这一转,竟造就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一位数学大师。
1952 年秋,斯梅尔以优秀的成绩进入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选的还是数学。他回忆选数学只是出于自大学四年级以来的惯性。事实上,他仍然在别的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953 年夏天来临时,系主任海德孛兰德特请他到办公室,郑重地告诉他,倘若数学成绩没有改善,就不必在研究生院呆下去。
这时,他已经23岁。他需要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他的导师波特教授非常好。对前途的关切,系主任的警告,导师的鼓舞,这三者合在一起,使斯梅尔变成一个非常勤奋的数学研究生。这种勤奋的数学研究,一直持续了十一年,直到 1964 年秋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自由言论”运动,才被打断。
将近 40 年以后的 1991 年,后来供职哈佛大学的波特教授在提名斯梅尔为美国数学会会长时回忆道 :斯梅尔是
年间我在密歇根头一次教拓扑学时的三个学生之一。他的风格和现在一样,不大作声,甚至可以说有点害羞。他老是坐在后面,很少讲话,仿佛是宁愿让数学的波浪冲刷自己,而并不主动迎上前去。然而,当他后来挑选我这个拓扑学新手作他的论文导师时,他的天才和勇气很快就表现出来。波特写道 :我向他提出一个有关流形上的正则曲线的问题。具体来说,这种曲线的空间在它的切向的投射满足所谓覆盖同伦性质。这一概念出现于 20世纪 40 年代后期,我也是头一年才从普林斯顿学回来的。那是个分析和拓扑相结合的问题。斯梅尔在他的论文中表现出来的几何洞察力和分析功夫,留给我深刻印象。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发展了这种技巧,直至证明了高维庞加莱猜测。波特认为,由于斯梅尔的重建,莫尔斯(Morse)理论成为微分拓扑学的有力工具。莫尔斯不等式解决了动力系统的许多问题,反过来,动力系统概念加深了人们对莫尔斯理论的理解。这是许多结果的基石。
1954 年秋,斯梅尔邂逅克拉拉,两人一见钟情。他们在次年初结婚。有克拉拉这样的女子作自己的终生伴侣,斯梅尔觉得十分幸运。从此,他对于数学研究专心了好长一个时期。
研究生阶段第三学年开始时,他在数学系得到一份助教的工作。但是只上了五次课,海德孛兰德特教授就通知他已被解雇,原因是他过去的左翼活动。海德孛兰德特把这归咎于大学当局。的确,海德孛兰德特教授当时曾为他找到一个研究合同,使他能继续得到资助。那时,斯梅尔的研究正在兴头上。反正有钱支持生活和研究,他也就没多计较。后来,这笔研究资助也没了。幸亏妻子克拉拉找到一份小图书馆馆长的工作,使他得以完成研究生的学业。
在以后的岁月里,过去的左翼活动记录一直烦扰着他。后来,一位同情他的教授告诫他,不要再找老系主任海德孛兰德特教授写推荐,因为他在推荐中总是提醒别人 :斯梅尔是个左翼分子。
1956 年的秋天,斯梅尔夫妇迁到芝加哥,他在那里接受了他的第一个教职。不过,不是在数学系任教,而是在芝加哥大学给人文科学的学生讲集合论。
他们的儿子涅特出生于 1957 年。两年以后,女儿劳拉也降临人世。涅特后来也成了数学家。
这时候,斯梅尔的数学研究初露锋芒。1958 年,他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又经过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西里约热内卢纯粹与应用数学研究所的短期工作,最后落脚在伯克利。关于斯梅尔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成就,前文已有长篇介绍,这里我们就谈点别的事情。
1962 年 10 月,当听说苏联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时,斯梅尔全家正住在纽约。原子战争的恐惧迅速蔓延。斯梅尔迁怒于肯尼迪,认为是他让苏联人觉察到美国已在邻近苏联的土耳其部署了导弹,才造成了这次危机。他也恨赫鲁晓夫。他们想,如果死于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疯狂的军备竞赛而爆发的核战争,将毫无意思。倘若战争打起来,纽约必是首选的目标。斯梅尔夫妇赶紧收拾了少许细软,就驱车带着孩子斜穿北美大陆,朝墨西哥方向驶去。斯梅尔的父母当时正在纽约探望他们,就留下来帮着照料房子。大学里只有几个老师知道他们的行踪,给他们打掩护。阿伯拉罕(Ralph Abraham)和兰两个朋友还自行给斯梅尔代课。
从纽约到墨西哥的长途汽车旅行,使他们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斯梅尔从墨西哥打电话给在学校的朋友了解情况。当导弹危机过去时,朋友们告诉他,这次擅离哥伦比亚大学,目前还可以补救。他赶紧乘飞机赶回纽约,把课接下去。克拉拉则开着车子,穿过大陆,和孩子们一起回来。没几个人觉察到他们的出走,这就是美国社会。
他们是发疯了吗?还是丧失了理智?多年以后,斯梅尔自己仍然觉得难以给予分析。克拉拉则把他们自己的行为和犹太人逃离纳粹德国相比。
1964 年的夏天,斯梅尔一家迁往西海岸旧金山附近的伯克利。弗兰克夫妇(Kathy and David Frank)和舒布也同时前往,本来他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斯梅尔一家乘飞机过去,三位学生就开着斯梅尔家的车子过去。自那时以来,舒布一直是斯梅尔的密友和主要的研究合作者(特别是在计算复杂性理论方面), 两家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1991 年初那次家宴后的第五天,斯梅尔教授告诉笔者,他的父亲已于前一天去世,享年 92 岁。他的母亲当时仍然健在,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伯克利。
1994 年,斯梅尔从加州伯克利大学退休,不久以后,他作为“杰出大学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工作了六年。期间,他在 1996 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2000 年年底,俄罗斯科学院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斯梅尔星,并且专门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命名仪式。笔者时在城市大学短期工作,恰好躬逢其盛。一次笔者趋访,他送给我关于 21 世纪可能解决的数学问题的一个清单。
从前在伯克利,只要他在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总是打开的。后来在城市大学,他也依然延续这一风格。关于他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去留,当时流传两句话,一是 a lot of money,二是 maybe forever。
从 2002 年开始,斯梅尔是芝加哥丰田研究所(Toyota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at Chicago)的教授。2007 年,斯梅尔更荣获褒奖数学方面终身成就的沃尔夫奖。
2009 年到 2014 年,斯梅尔再次作为杰出大学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工作。近年来,斯梅尔的研究集中在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学科交叉的跨度就更大了。
在城市大学,据说曾经有学生记者问他是不是一位纯粹数学家,他回答说不是,问他是不是一位应用数学家,他回答说也不是。那么他怎样给自己定位呢,他说可以叫做数学科学家。事实上他强调,他比较着力于为人们关心的问题建立理论基础,注重科学应用的理论化。我想这就是他所说的数学科学家的意思吧。
大家都知道斯梅尔热衷于收集矿石。有学生记者问他,是爱数学多一些,还是爱矿石多一些。他想了一会儿,说对矿石与数学同样爱好。上一次在城市大学工作几年,大家都知道他不时会大清早就出门去深圳淘矿石。当得知湖南有一个矿物博览会时,他也曾专程北上。
斯梅尔收集的部分中国矿石
虽然已经 85 岁,斯梅尔的身体仍然很好。在香港,他喜欢登山、游泳。周末可能“登山两个钟头,游泳一个钟头,然后继续登山”。据说不少年轻人都甘拜下风,怕他又邀请同行,体力上吃不消。斯梅尔还要到香港来的。我们祝愿他健康如意。
作者简介:王则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毕业,研究数值方法计算复杂性理论,师从江泽涵、姜伯驹两位先生。后来专注于中国大陆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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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数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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