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历史上部分开国功臣的命运看天道平衡
历朝历代很多开国功臣的命运往往不太好，甚至可以说很惨。
有的是被皇帝屠戮。
典型的例子是汉初的韩信，以及明初的胡惟庸、蓝玉等人。因为担心这些功高震主的哥们图谋不轨，或者担心自己的儿孙们驾驭不了，所以刘邦和朱元璋们干脆就找个借口将他们杀掉，美其名曰“拔刺”。
&江山刚打下来，还没来得及享享清福，就人头落地，甚至满门抄斩了。后人们往往要齿冷于封建帝王的一阔脸就变，冷酷无情。像范蠡说得那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但细细想来，这却是规律，也叫天道。
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固然是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坐朝廷的“不平等”的局面，却也让“成王败寇”的观念深深烙进了每个人的心中。开国帝王们自从坐上宝座的那一天起，始终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手下也会如法炮制。一方面担心武将们尾大不掉，另一方面担心子孙被人欺负，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将功劳大、有本事（可能）造反的手下杀掉。虽然这或许会冤枉一部分人，却杜绝了后患，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宁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帝王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让天平向自己这边倾斜一些，而不是相反。中国历史有个“周期律”，虽然从经济发展、土地分配等方面有很多解释，但从“君臣平衡”的角度来看也是那么回事：一开始是“君强臣强”，开国君主会利用自己地位上的优势剪除强臣的羽翼，尽最大可能达到“臣弱”的目的，以维护自己及后代的统治，只不过，有的比较温和罢了，像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往后发展，碰上个能力强的皇帝，是一种“君强臣弱”，国家就发展得好，比如什么“盛世”或者“中兴”之类的。假使有一个皇帝太窝囊，结果就是“君弱臣强”，要么被取代，要么被压制。而一旦出现“君弱臣弱”的局面，这就是内外的平衡被打破，国家就面临被颠覆的命运了。
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不少名将的后代往往命运也不好。或者人丁不旺，或者枝脉断绝，或者归于沉寂。
这里面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他们在战场上杀戮太重的结果。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毕竟有那么多的生命因为他们的刀枪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浓重的杀气也会给自身（包括后代）带来伤害，这也是一种天道的平衡。不能单纯用封建迷信或者佛教的因果轮回来看待。
在《道德经》里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意思是自然的法则,是损减有余来补充不足，人类社会世俗的做法却不然,而是损减贫穷不足来供奉富贵有余。老子深刻地指出，从长远来看，天道是平衡的，不会让哪一方的势力、哪一种人永远吃亏或者永远占便宜，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会悄悄发生改变，让一切都倒过来。
其实，我们民间的智慧早已把这个道理说透了。“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尽有神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还有一句更直白，“出来混，尽早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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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有谁吃过治黄褐斑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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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载]陈广胜：三国封邑谁最多？
封邑，即帝王赐给宗室、功臣作为世禄的食邑。被封的越多，要么建功殊伟，要么倍受亲信。而在三国的历史上，孙吴、蜀汉罕见封邑，唯独曹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制度，形成了一大批享有者。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曹操与卞皇后所生的第二子——任城王曹彰于魏黄初元年（220）“增邑五千，并前万户”。可曹植一度更牛，早在曹操当政的建安二十二年（217）即被增邑五千，“并前万户”，但魏黄初二年（221）却被曹丕贬为安乡侯，遭遇“断崖式”处理。虽然他于魏黄初三年（222）又被立为鄄城王，封邑却只有二千五百户；直至魏太和六年（232）才由魏明帝封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
在曹氏诸位亲王中，食邑数在四千户以上的还有：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曹启六千二百户，燕王曹宇五千五百户，赵王曹幹五千户，乐陵王曹茂五千户，沛穆王曹林四千七百户，陈留恭王曹峻之子曹澳四千七百户，彭城王曹据四千六百户，梁王曹悌四千五百户，任城王曹彰之子曹楷四千四百户，淮南王曹温四千四百户。
当然，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功臣们的封邑，他们凭才干、业绩或实际影响力，才换取到帝王的封赏。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受封食邑在二千户以上的分别有：邓艾二万六千六百户，曹爽一万二千户，钟会一万三百户，张鲁一万户，满宠九千六百户，王基五千七百户，王昶四千七百户，张郃四千三百户，高柔四千户，毋丘俭三千九百户，曹仁、臧霸、诸葛诞各三千五百户，徐晃三千一百户，曹真二千九百户，郭淮二千七百八十户，张辽、陈泰各二千六百户，夏侯惇、曹休、王观各二千五百户，卢毓二千三百户，王肃二千二百户，曹洪二千一百户，张绣、荀彧各二千户。
先说四位万户侯。邓艾显然是曹魏灭蜀的首席功臣。魏景元四年（263）十月，他率军穿越阴平道直达江油，继而势如破竹般挺进成都，蜀汉后主刘禅缚身而降。十二月，曹奂下诏任邓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也就是说，合并原先已有的六千六百户，邓艾此时的封邑已达二万六千六百户。这是富有震憾力的数量。另一位伐蜀名将钟会也“进封县侯，增邑万户”。可惜的是，邓艾、钟会都未等回国，即在蜀地死于非命，也遗憾地没能真正享受已到了嘴边的封邑。曹爽身为曹氏宗亲，又是魏明帝临终前的托孤大臣，曾经大权独揽，“邑万二千户”与其当时的尊贵地位、优厚恩宠相称。张鲁作为割据汉中的豪强，于建安二十年（215）归顺曹操，被待以客礼，封为阆中侯，“邑万户”可谓情理之中的安排。
值得关注的是，名气不算太大的满宠离万户侯仅半步之遥。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攻打襄阳，满宠协助曹仁守城。当时城墙被大水所淹，有人提议及早逃离。满宠认为洪水虽猛，但不会持久，关羽之所以不敢贸然进攻，是害怕后背被袭。曹仁于是咬牙顶住，终于等来徐晃的救兵，并最终击败关羽。可以说，满宠在襄阳之战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后来任前将军、征东将军，长期与东吴对峙。孙权自建安十四年（209年）至魏青龙二年（234）共十一次与曹魏争夺合肥，其中四次与满宠较量，后者均占上风。以吴大帝御驾亲征之声威，配以举国动员，却屡屡折戟于一城守将，满宠的战功令人叹服。魏景初二年（238），他因年老被征召回朝，升为太尉。魏正始三年（242）去世，加谥号景侯。由于功勋卓绝，尤其是先后侍奉了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朝，前后所增的封邑便很可观，最终达到九千六百户，压倒了曹魏众多开国元勋。
这里需指出，不同时期的食邑数“含金量”
颇不相同。比如，张绣于建安十年（205）随曹操大破袁谭，获封食邑二千户。因受战乱的影响，汉末十户人口才留下一户，其他将领此时的封邑均未满千户，所以张绣是当年的“头牌”。&那么，《三国志》是否将魏国名臣的封邑数一网揽尽了？事实上，它缺了极其重要的三个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因为他们的传纪被纳入了《晋书》。
司马懿有多少封邑呢？魏嘉平三年（251），曹芳任命司马懿为相国，封安平郡公，“前后食邑五万户”。他坚辞相国、安平郡公等职，但对食邑却毫不客气。司马师的封邑更加惊人。他于魏嘉平六年（254）废黜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新天子封司马师为相国，“增邑九千，并前四万户”，还升职为大都督、假黄钺。父行子效，司马师同样辞去了没有实际意义的相国职位。他于魏正元二年（255）去世，又被“增邑五万户”，故合计食邑达九万户。
没有司马昭封邑的确切数量，但从《晋书·文帝纪》可知，他在魏正始初年（240）诛曹爽后，“以功增邑千户”；魏嘉平三年（251）讨伐王淩，又因功“增邑三百户”；魏嘉平六年（254），高贵乡公被立为天子，又“进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户”；魏甘露元年（257）秋，“加假黄钺，增封三县”；魏甘露三年（258）五月，“增邑万户，食三县”；魏景元四年（263），曹奂以春秋晋故地十郡方七百里，封司马昭为晋公，进位为相国，加九锡；魏咸熙元年（264）三月，司马昭进一步成了晋王，“增封并前二十郡”。
二十郡封邑大致有多少户呢？自东汉以来，列侯分为县、乡、亭三级。同是县侯，也有邑二县、四县、六县等差异，甚至存在低等级列侯食邑多于高等级列侯的情形。比如，汉灵帝时的都亭侯朱俊获封一千五百户，逮乡侯刘宽却只有六百户。依据《晋书·宣帝纪》，可了解司马懿封邑数的递进过程：魏景初二年（238），“增封食昆阳，并前二县”；
魏正始二年（241）七月，“增封食郾、临颍，并前四县，邑万户”；魏嘉平元年（249）二月，“增封颖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县，邑二万户”。恰好四县邑万户，八县邑二万户，粗略推算每县大约二千五百户左右。当然，不同县户数并不相等，秦制满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但因三国战乱人口锐减，二千五百户也许相对接近当时一县食邑户口的中位数。
司马昭并非邑二十县，竟然邑二十郡。郡的行政层级高于县，一郡统数县，且三国后期的人口也在逐渐恢复。何况司马昭还成了晋王，曹氏天下的命脉早已被他牢牢掌控。因此，司马昭的封邑显然远远多于父兄。另据《文献通考·封建考十二》所载，晋武帝司马炎受禅之初，即以郡为国，封宗室子弟二十余人为王，邑二万户为大国，邑万户次国，邑五千户为小国。司马昭的二十郡即使以次国的万户标准测算，食邑也将有二十万户，实在是到了冲击眼球的天量级。
纵观汉初封邑，“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食邑数居首的为平阳侯曹参，达一万六百户；其次为留侯张良，达一万户；再次为绛侯周勃，达八千一百户；第四为酂侯萧何，达八千户。此后获封在万户以上的西汉列侯，除了汉武帝时代归降的匈奴昆邪王和闽越国王居股外，只有三位外戚，即轵侯薄昭一万户、博陆侯霍光一万七千二百户、富平侯张安世一万三千六百四十户。东汉的万户侯相对较多，但据《后汉书》可考的也不过十九人，其中如邓骘、邓悝、邓弘、邓阊、梁不疑、梁蒙、梁胤之流纯属外戚；窦固既有外戚身份，又是战功卓绝的名将，封邑也止步于二万户；食邑最多的数外戚权臣梁冀，自汉顺帝时代任大将军以来一直掌控朝政，以致残暴地毒杀幼帝，但一手遮天如他，获封至多三万户。以漫长的历史跨度为坐标，司马懿的五万户食邑已是前无古人，更别谈司马昭！所以司马氏之篡，不在魏咸熙二年（265）的孙辈，其实在祖辈已埋下伏笔。只要看封邑的量级，宇内之轻重早不言而喻。
除魏国之外，张昭于吴黄龙元年（229）“改封娄侯，食邑万户”。这是唯一被史书载明食邑数的吴国大臣。与曹魏“天下十兼其八”相比，东吴版图只有扬州、荆州大部及偏远的交州，但孙权竟赐予张昭一万户食邑，可谓极其慷慨。东吴还实行奉邑制，如孙权曾任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阳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但此奉邑属国有，用其租税供给统兵的军赋，故有别于封给私人的食邑。周瑜去世后，原来的部众四千多人及作为奉邑的四个县，都转给了鲁肃，可见并非世袭性质。吕蒙任庐江太守之际，孙权“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死后由其子承袭爵位，并赐给“复田五十顷”。这更是一种不同于食邑的复客制，即允许对所占有的佃客免除赋役。而张昭居然“食邑万户”，不能不说吴大帝皇恩浩荡。
蜀汉仅据一州之地，未有史料表明谁曾获得封邑。诸葛亮在给后主上表时，自称家中私产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以诸葛丞相在蜀国的功绩和权威，只要稍微有一点暗示，或者一番半推半就，获万户食邑易如反掌，可他的眼里怎有私家俗利？！既然诸葛亮零封邑，其他人又岂有资格和脸皮享用？！对比诸葛亮与司马氏，我们可以感知：同样的权倾朝野，其实有着品质的天壤之别。从某种角度讲，蜀汉在这方面实行了一种“战时共产主义”制度，诸葛亮则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虽然蜀汉大臣无邑可得，但后主刘禅是一个例外。当然，这对他并非什么好事。蜀国灭亡后，刘禅举家东迁洛阳，由魏元帝曹奂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一万户，还给了不少奴婢、物品。有意思的是，同样的命运不久也降临给了曹奂，司马炎迫他让出帝位，封其“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邺宫”。此外，晋将王浚、杜预灭吴后也分别受封一万户和九千六百户，虽然该战被载入三国史，但两将食邑均由晋武帝所封，故不列入三国时代的榜单。
张鲁的万户食邑体现了曹操的优待，但名义上仍为汉献帝所封。另据《后汉书》的记载，董卓于中平二年（185）“封斄乡侯，邑千户”；王允于初平二年（191）获封温侯，“食邑五千户”，他坚决辞让，后来听了建议，“乃受二千户”。之所以如此，只因别人提醒其与董卓一起任职、被封，怎能独自表现出崇高的节操？可见，董卓的食邑绝非止步于千户。裴松之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注引了曹操的一段令文：“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他辞让了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封邑，“但食武平万户”。当然，包括曹操在内的上述诸君，虽然都是三国风云人物，但所获毕竟是汉家天下的食邑，所以被剔除在本文榜单之外。
综上所述，可考证的三国功臣封邑排行前十强为：司马昭、司马师、司马懿、邓艾、曹爽、钟会、张昭、满宠、王基、王昶。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载]《永乐大典》传奇&&正本下落成谜，副本仅存400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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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展出的《永乐大典》明嘉靖内府写本（封皮为影印本）。
& & 春节期间，国家图书馆展出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展览中，观众不但能看到国家图书馆珍藏的部分《永乐大典》真品，还能领取主办方准备的寓意吉祥的抄书页现场临摹。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永乐大典》既熟悉又陌生。大家都听说过它，也知道是传统典籍的集大成者。但它是怎么诞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却知之甚少。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敕令收集百家经典编纂而成的“百科全书”，成书时共11095册，经历几百年的风雨，现存400余册，且流散于世界各地。
&&&&本期，一起来看看，《永乐大典》坎坷命运背后的传奇故事。
、成书万余册&囊括明初以前书籍精华
&&&&1403年，刚刚经过四年苦战而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朱棣，命“大明第一才子”大学士解缙帮他编纂一部类书（类书是中国古代一种资料性书籍，它汇集多种书籍的资料来解释各种词汇，是古人搜索文献材料的辞典，也是中国特有的“百科全书”），他希望这部书能够汇集百家经典，囊括天下所有书籍之精华，成古今文献之大成。仅过一年，聪敏过人的解缙就编纂完成了这部书，名《文献大成》。令人意外的是永乐皇帝看后十分不满，他认为这部类书辑录的典籍太少，不符合他心中汇集百家经典为一书的愿望。自三国魏文帝曹丕开始，各个朝代均有类书编纂，永乐皇帝明显是想编纂一部创造历史的大类书，以彰显大明王朝无与伦比、远迈汉唐的文化气魄。于是，1405年，朱棣命他最信任的“黑衣宰相”姚广孝和解缙又开始编纂大型类书，这就是后来的《永乐大典》。
&&&&据学者推断，当时编纂《永乐大典》的人数超过三千人，编纂人员十分复杂，除了官员、学者还包括了当时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民间术士、僧侣也参与其中。《永乐大典》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书籍的精华，收集的典籍有近八千种。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该类书编纂完成。明成祖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六年（1408）冬，命人抄写完毕。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记载《永乐大典》有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规模、内容超过了前代所有类书。
&&&&永乐皇帝之所以在得到皇位之初就命人编写这样一部大型类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笼络知识分子，借此机会来表明自己的合法地位。朱棣的皇位并不是其父朱元璋传给他的，而是通过“靖难之役”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赶下台篡夺的。这在当时人看起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很多学者、官员愤愤不平，不愿意接受朱棣的统治。朱棣也恼羞成怒地杀戮了很多人，著名学者、被称为“读书种子”的大儒方孝孺就因为拒绝为永乐皇帝撰写继位诏书，而被诛杀“十族”，牵连被杀八百多人，靖难之役后遭清算而被杀戮的人数总共达上万人。
&&&&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朱棣继位后就召集众人编纂这样一部《永乐大典》。此外，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十分喜欢阅读《说苑》、《韵府群玉》等类书。朱元璋在位时就想编纂一部类书，可惜未能付之行动。到永乐时期，为了完成父亲志愿，同时也是为了宣告自己的正统地位，朱棣决定编纂一部汇集百家之书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有一万一千多册，体量巨大而难以雕版印刷，因此《大典》所有内容全部为人手抄，其书中栏格也全部是手绘而成。
&&&&《永乐大典》采用了册页式包背装的装帧形式。每册30到80叶（书的正反两面称为一“叶”）不等，多为二卷本，少数有一卷或三卷本。书开本高50厘米，宽约30厘米，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大小相当于一般书籍的两倍。《永乐大典》原书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的皮纸，洁白柔韧，纵纹如棉。《大典》字体除将各门类事物的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均为端正大方的楷书台阁体。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文字用红色，断句及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圆戳钤印。全书朱墨灿然，温润古雅。书中插图均用传统白描笔法绘制，形态生动。全书缮写工整，绘制精美，是写本中的精品。
正本早已不知所踪
&&&&《永乐大典》是皇帝御敕编修的经典，按理来说应当得到最妥善的保管。但是世间事情却不是都样样尽如人意、符合常理。虽然《永乐大典》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又集合了自先秦至明初的大量典籍，但它毕竟只是永乐皇帝个人的文化政绩工程。这样的政绩工程成果随着永乐皇帝的离去，变得不受人重视。今天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的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早已遗失，不见踪影。
&&&&永乐六年（1408）冬，《永乐大典》完成抄写，当时有原稿本和抄本（即永乐正本）两种。原稿本不知所踪，有人推测毁于正统十四年（1449）的南京宫中大火。抄写的正本《永乐大典》藏于南京文渊阁之中，具体位置是文渊阁东阁的下阁，直到永乐十九年（1421）大明王朝迁都北京，这套正本也随南京文渊阁书籍一起被移送北京。四月六日，《永乐大典》运至皇宫，被临时放置在左顺门北廊（即奉天门东庑）。两天后，北京宫中就发生了火灾，火势猛烈，险些毁掉《大典》。经此变故，《永乐大典》的安置问题就被暂时搁置，一直安放在左顺门北廊。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被移送到文楼。《永乐大典》正本被移送到文楼后就被束之高阁了，时人称其“卷帙浩繁，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见”。
&&&&1522年，酷爱《永乐大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继位。据记载他办公的案头常放置一两册《永乐大典》以备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宫中又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嘉靖皇帝急命人将《大典》从文楼迁出，以防不测。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嘉靖皇帝决定重录副本，他任命高拱、翟景淳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招选誊录、绘画的生员109人。当时抄录《大典》有严格的制度，每人每天誊抄三叶。其册式、行款完全按照《大典》正本抄录，因此现在能够看到的副本和遗失的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没有区别。重抄本《永乐大典》直到隆庆元年（1567）才抄写完毕。奇怪的是，嘉靖本《永乐大典》抄写完成后永乐正本便下落不明了。目前关于该正本下落有六种流行的说法，但尚无定论：其一是说其毁于明末清初的南京；其二说其随嘉靖皇帝殉葬；其三说其毁于万历年间的火灾；其四说其藏于皇史宬夹墙内；其五说其毁于清乾隆年间的清宫大火；其六说其毁于明末的北京宫中。
、副本仅剩400余册
&&&&现在可见的《大典》均是嘉靖时抄写的副本。但就是这个原先有11000多册的副本今天也仅有400余册存世。《大典》副本最初藏于皇史宬（明清两代皇家档案馆），清雍正年间移送到翰林院，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翰林院被焚。其实，庚子事变前，万余册的《大典》也只剩下600多册。庚子事变之后，1912年《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只剩64册。究竟是谁偷走了《大典》？
&&&&偷窃《大典》最方便的自然是看护《大典》的官员。1794年，《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曾对《永乐大典》进行过清查统计，当时已经遗失千余册，剩9881册。当时的官员认为康熙时期的三位重臣徐乾学、高士奇和王鸿绪在书局最久，偷书的嫌疑最大。但搜寻后并无发现，这一千多册《大典》的下落就不了了之了。
&&&&《大典》大规模遗失是在1860年之后。英法联军入侵，清政府与英法议和。此后京城使馆林立，而翰林院的官员同这些洋人多有勾连。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据时人记载，当时翰林院官员“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得书之后，以十两银子一册售给洋人。
&&&&光绪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大典》不足五千册。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按说前任们都毙于狱了，《大典》应该不会再遗失了。可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缪荃孙入翰林院敬一亭观书时说《大典》仅有九百余册。这期间遗失的四千册也不知去向。
&&&&《永乐大典》之后经历的第二个巨大“灾祸”就是庚子事变。1900年义和团运动遍布京城，外国侵略者蠢蠢欲动。英使馆北面的翰林院被焚烧，《大典》流落英国公使馆。虽然后来英国公使馆交回330册《大典》，但在这期间多册《大典》还是被窃取了。其中日本东洋文库和英国使馆的官员是主要的盗窃者。
&&&&《永乐大典》回到翰林院后又遭盗窃，流通至古玩市场，当时北京琉璃厂就有《大典》售卖。到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永乐大典》仅有64册。后来经过几代人的多方搜求，至今收藏《永乐大典》224册。除国家图书馆外，另外两百多册大典分藏于在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地。
国图多方搜求《永乐大典》
&&&&国家图书馆现存《永乐大典》224册（含暂存台湾的62册），其中64册为民国时期经鲁迅先生倡议移交至京师图书馆的。政府累计拨交北京图书馆（国图前身）164册。
&&&&上世纪五十年代，《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社会各界人士和文化机构都对《大典》收集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1950年，北京图书馆馆员顾子刚先生率先捐献3册《大典》，之后周叔弢等藏书家捐赠了他们收藏的《永乐大典》。此外，前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等国内外文化机构也捐赠了《永乐大典》给北京图书馆。
&&&&改革开放后，国家图书馆的馆员们一直没有停止搜求《永乐大典》的脚步。1983年山东掖县文化馆在农民孙洪林的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北京图书馆立即派专家前往掖县，经多方努力协商，最终将其入藏到北京图书馆中。该册《大典》是孙洪林的姑奶奶自幼家藏的。老太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去世了，这册《大典》应该是清末民初由北京流散至山东的。因为老太太不识字，所以将书的天头地脚都剪了下来，做了女红花样、鞋样。
&&&&万幸的是，由于中国敬惜字纸的传统，认为凡是有字的纸不能破坏，所以老太太并没有损坏《大典》有字的主体部分。这册《大典》入藏到国图之后，还发挥了重要的现实功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图书馆新馆设计完成，预计施工，但新馆大门的样式一直确定不下来。图书馆大门是建筑的门面，它代表了国家图书馆的最直接形象，意义重大。正当大家发愁之际，著名“铜雕技艺”传承人朱炳仁先生看到了这册《大典》中的插图“凌花双龟背图”，一下子豁然开朗，决定按照这个插图来设计新馆大门，今天这个大门仍然矗立在典籍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当年被评为北京市八十年代十大建筑之首。
&&&&最新入藏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是2007年从加拿大华裔袁女士手中购得的。日，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核查古籍善本时，意外发现加拿大华人袁女士手中的一册《永乐大典》。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定，认为其为明嘉靖年间《永乐大典》写本的零册，且保存完好。最后在国家图书馆专家们的一致建议和力争之下，这册《永乐大典》才收回国内。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入藏国家图书馆。这册《大典》的发现和购藏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海外中华典籍回归的成功案例，对其后海外藏中华典籍以各种形式回归并加以保护有极好的示范作用。它也是几代国家图书馆馆员积极搜求遗书，保存文化经典的最好明证。
、编纂体例与《四库全书》截然不同
&&&&人们常常将《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相提并论，殊不知，两者虽然都是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文献，但其文献性质却截然不同。《四库全书》是丛书，而《永乐大典》是类书。不同于将众多单本流传的书籍汇编为一套的丛书，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学科的资料，并依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永乐大典》即是先按字韵再分类的编排方法，即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类书的性质有学者将其誉为“百科全书”，但两者又有差别：《永乐大典》是把自古到明初所有的图书资料全面加以搜集，将相关内容一句、一段或整篇、整部书地摘引抄录下来，甚至同一事物有不同说法时也会通通抄录而不管观点对错，其目的是汇编资料，供人参考；西方的百科全书首先是按知识门类确定成若干卷、若干条目，然后延聘具有权威性的专家学者撰述自己的观点或推荐某些研究成果，目的是介绍正确有用的知识、以及学术观点和著作。
&&&&有趣的是，由于类书这种百科辞典似的编纂体例，深受读书人的喜爱，成了很多知识分子炫耀自己知识庞杂、渊博的手段之一。因为他们只需要阅读类书中的一些相关词条，就能在与别人交流学问时，展现出阅读过多部书籍的知识量。自清以来，对于《永乐大典》的评价褒贬不一。批评的一方，多指责其体例的不足。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上奏提出要辑佚《大典》，指出“中秘所贮《永乐大典》，裒集至富，但分析篇次，以四声韵字为部居，割裂破碎，与散佚无异。”《永乐大典》在具体编排时，由于定韵标准不一，选择不精，而且在解释某一词汇时经常照抄原书的整篇文章，这给词汇的检索增加了不少困难。
&&&&《永乐大典》的这个“缺点”却对于后世整理和辑佚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书籍不用过度繁琐的找寻就可在《大典》中找到整篇原文。
、多部文献因《永乐大典》保存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宝库，它收集了明代以前近八千种典籍。保存了大量已经亡佚的重要文献，这是《大典》最重要的文献学意义。
&&&&最重要的辑佚工作开始于乾隆三十七年，时任安徽学政朱筠上奏折提出要辑佚《大典》。朱筠说：“中秘所贮《永乐大典》……请旨敕下儒臣，采辑讨论，以还旧观，可得人间未见书数百种。”于是自《大典》辑出佚书次第刊行，流播海内，天下学者莫不欢欣鼓舞复知稽古之荣。最终，从《大典》中辑佚600余种书，其中385种进入了《四库全书》。大量典籍文献价值极高，比如薛居正主编的《旧五代史》就被著名学者邵晋涵从《大典》辑出。标志着我国传统的二十四史官修史书得以完整保全。为此乾隆皇帝还题诗一首《题旧五代史八韵》，诗还刻在国家图书馆四库全书的原架上。
&&&&其他如《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农桑辑要》、《水经注》以及《东观汉纪》等书在史学、农学和地理学上都有着极高的文献价值，是研究相关领域最基本的文献资料，都因《永乐大典》得以保存至今。
&&&&辑佚工作至今仍在进行。2015年，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丁治民从残存的《永乐大典》中辑得唐宋元明语言文字学书籍25种，3263条，约30万字。学术界认为，这些从《永乐大典》辑得的语言文字古籍及其研究成果将改写半部中国音韵学、汉语言文字学史。《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明初以前各学科的文献资料，也被称为“辑佚古书的渊薮”。
&&&&经历六百多年风雨沧桑，《永乐大典》正本下落成谜，副本仅存400余册。它的经历就是中华典籍文化聚散流变、悲欢离合的缩影。《永乐大典》保留亡佚古籍千余种，它像一艘巨大的文化宝船，满载着祖先的智慧与希望。上结中华文化典籍经典，下开清代《四库全书》编纂之业，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和不可估量的文化意义。然祖先奋力编纂、保护的《永乐大典》今日十不存一，它的存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忘了历史的教训，提醒着人们保护优秀文化遗产的责任。（&
贾大伟 孙羽浩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助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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