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光耀（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作者：何中华故事概括“铀城”（原名二七二厂）被誉为中国核武“基石”和中国核电“粮仓”。始建于1958年，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选定厂址，是核工业“三矿五厂”之一，是原苏联援建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中国第一座大型铀水冶、纯化厂，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现为中国南北两个“铀原料”生产基地。《魅力铀城》共五个章节，解密了这座禁地之城60年的人事变迁。60年来，铀城人以国家需要为已任，风餐露宿、艰苦创业；以身许国、忘我奉献。在铸就安全盾牌，实现中核梦、中国梦的路上不断前行！期间，有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彷徨与阵痛，闯过荆棘满布的丛林，最终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春天！党的十八大以后，依托“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加速了铀城全方位、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并得到了国家科工局、中核集团、湖南省、衡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个千亿级的“军民融合”产业园在湘江之畔成功打造！一条雄性的江河，一江柔情的放歌！全新的“铀城”将以新起点、新格局、新梦想，踏上新的征程！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序：六十年留声日，二七二将迎来——60华诞。有人问：这书为什么取名《魅力铀城》？！魅力一词。词海解释：特别有吸引力、迷惑力。刘白羽《日出》：“登高山看日出，这是从幼小时就对我有魅力的一件事。”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写道：“祖国呵，你能告诉我吗？你的未来的道路究竟有多宽，多远，多美呵，你是以多大的魅力在吸引人们！”《魅力铀城》全书共五个章节，报道了二七二60年的人事变迁。“二七二”一组神秘的数字，一次次的蜕变，一次次变的强大而有魅力。从第一次创业，到原子弹爆炸成功;从第二次创业，到核电之光普照神州大地；从企业转型升级，再到湖南白沙绿岛军民融合产业园——成功打造。期间，二七二人有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彷徨与阵痛，闯过了荆棘满布的丛林，迎来了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春天！当日中国蘑菇云在西北的天空上升起时，历史摄下了这个瞬间，其中，就有二七二厂第一代创业者的荣耀！有人说，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团队：朱光亚、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尽管他们在核物理领域各有建树，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中国核武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打破西方的核讹诈，30万核工业人，隐姓埋名，以身报国。不同的色彩，相同的底色。我们在发扬“两弹一艇”的精神，传承核工业文化的今天，而核能，以其国家战略核威慑力量和清洁高效的新能源的强大影响力，彰显着耀眼而独特的光辉和魅力。无论是中国梦、中核梦、还是铀业梦，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文学梦。我深信，文学与人生亲密无间。文学虽不从属于政治，但是文学应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政治生态。《魅力铀城》它传播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气象、一种情怀、一份责任与担当。书中的文字，真实、纯朴，有感悟、有反思、有国家民族的苦闷挣扎，更有企业的披荆斩棘、涅磐重生。我认为，文学应给人以思考，如果以食品为例：文学给读者的不应是面条、包子、馅饼，而应该是面粉、肉、菜，用它们做些什么东西，让读者按照各自的生活习惯与体验，自己去选择和决定。作者一般不把现成的思想灌输给读者，而是通过他讲述的人的命运与故事，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文学的人文价值，重在给人精神上的鼓舞与启迪。我认为：“人生有多丰富，文学就有多丰富。优秀的作家，唯有贴着灵魂的写作，才能写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历久不衰，历久弥香，甚至可以穿越时空，长久流传，直至永远。两千多年过去，当年威焰赫赫的汉武帝早已成冢中白骨，刘家的江山早已灰飞烟灭，《史记》却一日日重了起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座山峰。它放出光明，照着一茬茬的人，并在他们的心中滋生出巨大的力量。无论你有多好的计算天分，也算不出那力量究竟有多大。文学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洁净人们的心灵，促进社会进步，改变世界，培养人们的道德修养，引发人们的创新思维，引导一个国家发展。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形象。同时，文学是推动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前进的不可低估的力量。千言万语浓缩成一句话：“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孕育繁衍了几代铀城人，而我们给予的回报，真的太少太少。”企业要有匠心精神，几代人要专注做一件或几件事情，我们的事业才会成功。企业的成长之路、竞争之路，都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或多或少都会经历阵痛，企业有竞争才更有野性，更具活力，所以泥沙俱下，但最终会大浪涛沙！60年的沧桑巨变，60年的薪火相传。二七二总是以其独特的魅力，伫立于湘江河畔，强盛不衰！让我们走进二七二，走进《魅力铀城》，走进这一座正在开放的世外桃源。是为序！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公司党委书记:姚泽军日原爆圆梦1958年，核工业的拓荒者从四面八方来到二七二厂，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与世隔离的核军工建设与生产。光荣的二七二，是一部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不断攀登的创业史。同时，也是一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发展史。被称为“龙头”的二七二厂穿着草鞋起步，仅用五年时间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铀水冶、纯化”生产线，生产出合格的铀原料，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开业石”和“奠基石”的发掘苏联专家说：“中国缺少铀矿，迫切需要找到铀矿资源，这是他们援助中国的首要条件。”不久，中国勘测人员便在多处发现了铀矿。如今，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地质研究院，保留着两块非同寻常的石头，一块是曾经进过中南海，摆放在中央主要领导办公桌上的那块铀矿石，被圣物般装在玻璃匣子里，供后人观赏。这块石头是中国核工业的“开业之石”；另一块是铀矿石的巨无霸，足有好几千斤重，这是中国花岗岩铀矿开采富矿的见证，打破了当时国际上花岗岩中无铀矿理论的标志。已被深埋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地质研究院的院子里的“奠基石”。按苏联“老大哥”的理论，花岗岩层中没有铀矿。当初找到这个铀矿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57年6月的一天，有一位勘测人员无意中在野外作业时，独自走进布满花岗岩的山坳里，忽然身上背着的探测仪响起来。于是，他兴致勃勃地把大家聚拢过来，经过反复勘察，证明了这一带花岗岩富含铀矿，因此，这个矿藏被命名为“希望”。从发现和采集“开业之石”党中央决定开发原子能事业，中国铀矿的找矿正式拉开了序幕。但是，怎样将铀矿线索扩大，找到更多的铀矿？当时，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供借鉴。第二工业机械部地质研究院和生产部门密切结合，开展研究与攻关，在详细研究该矿点形成机理和控矿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花岗岩内可以找到铀矿的新观点，从根本上打破了花岗岩中没有铀矿的禁区。从此，在我国掀起了寻找花岗岩型铀矿的高潮，相继发现了一大批铀矿床，使此类矿床成为我国主要铀资源类型。&我在文中介绍的那两块石头，其中最大的如今深埋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地址研究院的院子里的矿石，就是“希望”铀矿的产物。它的含量之高，至今仍在开采。古人云：“民以食为天。”铀，就是核工业的“粮食”。它是一种特殊的“粮食”，是核工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是一种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中国的铀矿，上溯到1934年中国的地质学家张定钊用光谱分析法鉴定了中国的赣南钨、锡、铋和钼矿样品，并发现了铀的踪迹。1938年，另一位地质学家张更生在广西的冲积砂内找到了铀的生成物。1943年，两位科学家在广西钟山首次，发现了真正的铀矿物。杨士文和曾卓荣从查阅的资料中找到两份有放射性信息的报道：一份是伪满时期日本人富田达记述的辽宁海城晶岩石矿中发现有铀；另一份是南延宗、吴磊伯记述的广西富钟县黄羌坪发现有放射性矿物。1953年，新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矿物普查，并从苏联请来了许多地质专家帮助踏勘寻找。很多苏联专家来到中国，都会向众人介绍自己的情况，唯独有个大胡子专家，不做介绍。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位专家叫拉祖特金，是搞铀矿的。钱三强曾率领由26名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到苏联学习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钱三强回国后，很快同丁瓒一起向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高岗作了汇报，谈了中国发展核科学和核事业的想法。高岗说：“国家经济目前还很困难，发展核事业恐怕一时不好办，但我一定把这个意见反映上去。”之后，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把钱三强请到家里，请他讲解有关原子弹的原理和构造等科学知识。1954年7月，根据20世纪40年代就发现的一些线索，由高之林带队，杨士文、曾卓荣和警卫翻译十多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队和拉祖特金顾问一起到东北的辽宁海城去实地查看。当时，他们所带的仪器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组装的中国第一台放射性探测仪——盖革计数器。海城市位于辽东半岛腹地，沈阳经济区之中，北靠钢都鞍山和省会沈阳，南邻港口城市营口、大连，东接煤铁之城本溪及边境城市丹东，西与油田新城盘锦隔河相望，历史古老而久远。从小孤山洞穴遗址的发掘证明，早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析木石棚墓葬发现，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向前已有较大发展。海城有世界镁都，滑石之乡的美誉。海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城市，在我的记忆中，海城的天，总是那么淡蓝，像一个青花磁碗倒扣于天上，它的蓝不同于任何种的蓝，彷佛无法用尘世间的言语形容。为了写这本，我特地去了一趟海城，可是永远也找不到当年的遗址。海城是琴海边一个名不见传的小城，在这个小城里到处弥漫着一种香樟树的味道，海城一直被这些大树包围着，走在海城的街道上，抬头望，便是香樟树，阳光偶尔会从树与树枝的间缝之中挤下来，撒在地上斑斑驳驳，人会恍惚的。这里的街道永远不会用现在人工制作的青石板，都是原质的石板，雕琢很韵致。严格的说，海城是一个与内陆紧紧相连的岛城。海城东南边是连绵起伏的小山，海的再东边便是琴海，琴海永远没有尽头，让人感觉海的尽头是，天海一色无纤尘。海城西北边便是阳城，海城和阳城之间只用唯一的海洋桥相连，这也是海城和内地唯一相连的通道。那儿的桥永远是漫长的，漫长的让你永远感觉这个桥梁没有尽头。一周的旅行，我们走遍了海城的名胜古迹，却没有发现几个工厂，因为海城现已是一个旅游小城。半个多世纪以前，由于在海城发现铀矿，拉祖特金非常重视。他和几位年轻人一起圈定这个矿体，计算储量。但最后计算出这个点只有800公斤左右的铀储量，价值不大。尽管大家非常失望，但对杨士文和曾卓荣两位年轻的技术员来讲，从找点到圈定矿体，直至计算储量，这的确是一次很好的实践。两个月之后，已是金秋十月，苏联专家拉祖特金在高之林陪同下，从北国到南疆，历程千山万水（尽管后来苏联与中国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但共和国不会忘记那些为中国原子能事业作出贡献的苏联专家）。由地质、物探、测量等方面20多人组成的工作队，对当时广西富钟县（今钟山和富川）花山区铀矿进行调查（现在没有富钟县了，原来的富钟县现分成富川县和钟山县&!原来的富钟县归属于梧州地区，后来贺州地区从原梧州地区分离出来，再后来贺州地区改为现在的贺州市，富川县和钟山县归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我去广西富钟县采访时，在花山乡三叉村遇到80多岁的钟有秀老人，他讲起了“开山之石”的发掘过程：“1954年10月，广西富钟县西北部花山乡的深山里来了一支队伍，在离交通干线约30公里的西法山上，找到了一处云英岩锡石脉中的铀矿带，一个大胡子的外国人（他讲的应是拉祖特金）到了广西杉木冲现场，当时确定的那个点并不高，最后他们在勘探过程中，在隐伏的地方，发现了一条矿带，这条矿带全是次生矿，黄的里面如包着原生矿，那就是黑的。这个矿的强度很高，所以他们连忙给它挖了几个大坑，把一些好矿石取出来。在这支队伍中，有几个外国人，人高马大的，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后来来了很多人，还有解放军站岗，盒枪实弹的不让我们靠近他们居住的地方，连山上开的那个龙口也有人看守，开矿的工人都是外面请来的，挖出的东西都用木箱包装，外面还用黑色纸包上一层，然后运走，开的是什么矿我们都不知道。大约半年时间，那几个外国人走后，这里来了更多的矿工，当时叫309地质队，最多时有矿工1000多人，办起了学校，有大礼堂放电影，1958年还通了公路，那个时候，我们这里热闹极了。只可惜，1964年以后，矿山突然下马了。”老人家还很留恋已经逝去的岁月。由于铀矿石是在相当秘密的情况下开采出来的，熟悉情况的人并不多。随着历史变迁，当年的广西富钟县已经分成了钟山县及富川瑶族自治县，究竟富钟县花山区杉木冲在今天的钟山还是富川，就连广西当地的核工业地质队也说不上来。经过大量的调查和查找资料，初步确定这块铀矿石开采于钟山县红花镇杉木村。据当地乡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杉木村有很多石山，并证实距该村８公里左右，还有一个村叫黄羌村，其地名与地点都与发现地较吻合。但究竟现在的杉木村是否就是当年的杉木冲，还需要进一步考证。现在，红花镇由于有花山水库，在当地已经是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如果对中国核武器矿石研究感兴趣的，可以去红花镇花山水库旅游，亲眼目睹，“开山之石”的发源地。他们终于在黄羌坪发现了附着在蛋白石、方解石表面的钙铀云母等次生铀矿物。不久，在同一岩体，一个叫杉木冲的地方，找到云英岩化锡石脉中的铀矿，并且局部很富集。在那里，工作人员采集了一块最好的标本，也就是中国第一块铀矿石，后来核工业人把它称作——开山之石。拉祖特金非常兴奋，一再向高之林他们树起大拇指，说，这个发现太难得了，高兴之下，拉祖特金当晚就带领大家上山进行荧光探测，还亲自参加编录、详细部署全过程。拉祖特金一再叮咛队员，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要把最好的标本送回北京，作为中国富存铀矿的见证。1954年10月下旬，拉祖特金亲自把铀矿石标本带回北京，并秘密地锁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内。后来，拉祖特金请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刘杰同志（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工业）和苏联专家库索奇观看了铀矿石标本，并汇报了调查的情况。看到广西铀资源调查的初步结果，刘杰也是异常兴奋，他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中央领导，中央领导详细地询问了勘探情况后，表示要亲自看一看铀矿石。于是打电话，找来了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第二天，拉祖特金就带着那块铀矿石来到了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办公室。&&&&&刘杰看着那块铀矿石，兴奋不已，便把它锁进了办公室。…………这块铀矿石被带到了中南海（后来被称为：开业之石），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目睹了它的“芳容”。&“开业之石”的发掘，像是偶然，也是必然。“开山之石”标本在1958年又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展出。第一次在北京展览馆展出（大约在夏季），观看铀矿石标本的中央领导有朱德等同志。第二次在中南海展出（大约在秋季），这是向中央领导提供的展览。朱德等同志又观看了铀矿物标本，并饶有兴趣地询问：“铀矿石的放射性强不强，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我国铀矿的找矿前景怎样？”隔了几天，张闻天等人也分别观看了铀矿石标本。如今，中国第一块铀矿石——开山之石，安静地“躺”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展柜中。粗砺的外表让她显得很普通，甚至没有人能想到她是中国铀矿地质事业的开拓石，但她却见证了共和国建国初期核工业和地质事业的光荣历史。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原子能工业的酝酿与核工业的创建新中国曙光在即之时，发展自己的核力量的想法就已经在中央领导心中酝酿了。1949年春季，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主要领导刚进入北平城几天，李维汉就找钱三强谈话，表示中央同意钱三强的建议，决定从刚接收的银行金库拨出五万美元作为专款，让钱三强去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时，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购买科研项目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首次访苏，更加重了自己手里要有原子弹的想法。在访苏期间，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游览，还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回国后的一天，毛主席突然问卫士长：“你说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呀？”卫士长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确实厉害！”毛主席没有说话。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苏联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这无疑对党中央是一种巨大的鼓舞。也就是说，不能把原子弹仅仅看作“纸老虎”，还要看作“铁老虎”、“真老虎”。日，由中央主要领导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钱三强任所长，王滏昌、彭桓武为副所长。此后，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从1950年到1954年，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了基础准备。这时，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直接向毛泽东主席建议：新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女婿、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居里先生的想法和毛泽东不谋而合，也就是在日这样一个平常的日子，中国发展原子能建立核工业的重大提案产生了。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居里先生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虽然，只是稍一个口信，这是朋友的忠告，党中央高瞻远瞩，十分重视他的意见。彭德怀元帅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希望抓这件事情。钱三强（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说：“抗美援朝时，美国老拿原子弹讹诈我们，这一点彭老总最有体会了。”周恩来总理对钱三强（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说：“三强，你是核物理专家，又是组织者，肩上担子很重啊！”钱三强说:“有中央的全力支持，核武器这个门槛，我们迟早会跳过去的。”1955年１月１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回到西花厅，总理卫士成元功，让秘书找来中科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李四光和钱三强来了，周总理对他们说，明天中央领导要听汇报，你尽可能讲通俗易懂。李四光牙痛没有说话。钱三强答道：“总理，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把铀矿石带上，当场演示。”周总理说：“牙痛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还是去医院看看吧！”李四光说：“还是等汇报完了再去吧！”周总理没有听李四光的话，让卫士成元功陪李四光去医院看病。由于李四光年纪大了，会议特地安排在下午三点之后召开，毛主席对李银乔说：“会议定到四点召开。”日，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这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会人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周恩来特意请来了钱三强和李四光，给毛泽东和书记处的领导讲解原子能的有关知识。这是一次绝密会议。会议没有文字记录，也没有拍摄照片。刘杰（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和李四光共同见证了这次会议全过程。钱三强将一块铀矿石带进了毛泽东住处——丰泽园。毛主席邀请李四光坐在自己身边，亲切地问：“四光同志，你的牙痛好些了没有呢？”李四光回答：“好多了，谢谢主席关心。”毛主席说:“要谢就谢总理，他把你午睡的时间都考虑进去了。中央书记处的会议都围绕着你李四光同志转啊！”李四光说：“主席、总理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我非常感谢，心里不安啊！”周总理说：“你是我们的先生，应该的。”毛主席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李四光随即讲了铀矿资源勘察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资源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资源分布情况作了预测。钱三强拿着探测器对铀矿石标本进行了操作表演。他指着铀矿石说，这里含有很强的放射性，是造成核武器不可缺少的金属，提炼它要有很多复杂的技术和设备。法国居里夫人，花了近四年时间，才从几十吨这样的铀矿石废渣中，提炼出十分之一克的纯镭。居里夫人因为发现了镭元素，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金。当听到盖革计数器探测到铀矿石发出“嘎嘎”的响声时，与会的中央领导都感到十分惊讶。毛主席从钱三强手中接过铀矿石问道：“这个提炼工程是不是很费电啊！当年赫鲁晓夫跟我说过，中国要搞这个把全国的电用上都不够。”钱三强笑着说：“是很费电，但是没有赫鲁晓夫说得那么夸张。”李四光对全球核武器发展情况进行介绍：“ 1945年，自从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四年后，苏联也爆炸了原子弹；1952英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也就在这一年，美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氢弹不像原子弹，比原子弹的威力要大。原子弹是核烈变，催生蘑菇云，产生强大的冲击波，释放核幅射；氢弹是核聚变，能量和破坏力要比原子弹大的多。1953年，苏联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现在法国的原子弹正在研制当中，核竞赛是愈演愈烈。”彭德怀说：“我在访问苏联时，观看了他们的原子弹爆炸威力十分巨大。当时，我就想，中国啥时候，也有这个东西？”毛主席说：“咱们中国不迎头赶上，以后在大国里头就没有发言权喽，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也成不了说话算数的大国。”钱三强说:“我们搞原子弹武器，白手起家，最重要的是我们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从个人研究能力说，并不弱于别的国家。所以，我们对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充满信心。”李四光说：“人才是一个关键，我们铀矿普查，有了新突破。我们在广西富钟县找到了铀矿，我相信我们还会找到更多的铀矿。”会议从下午四点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大家热烈地讨论了很多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我们也有一定的基础。但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那天晚上，毛泽东请大家一起吃晚饭。上的是豆豇腊肉等6样湖南菜，荤素搭配，主食是大米饭加小米粥。平时不喝酒的毛泽东，那天格外高兴，还拿出葡萄酒提议说，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胜利来干杯，可见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有多重！一个开创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不久，全国正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我国经济实力还十分薄弱，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还十分落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以最大的魄力，毅然作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是很不容易的。历史证明：日，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意义的会议，也是毛泽东就发展原子能事业所主持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于是，中国要有造自己的原子弹，就在这个时候拍了板。_ueditor_page_break_tag_“衡阳铀厂”的选扯衡阳铀厂始建于1958年6月，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选定厂址，是核工业“三矿五厂”之一，是原苏联援建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中国第一座大型铀水冶、纯化厂，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现为中国南北两个“铀原料”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核武“基石”和中国核电“粮仓”。衡阳位于湖南省中南部，地处南岳衡山之南，因山南水北为“阳”，故得此名；又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栖息于市区回雁峰，而雅称“雁城”。衡阳是湖南省以及中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是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及全国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是中国制造2025示范城市，也是国家批准的湘面最大的发展城市，城市人口可扩张300万人。衡阳历史悠久、山水优美，以石鼓书院为代表的人文景观与以南岳衡山为代表的自然景观遍布，同时衡阳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衡阳会战的悲壮也使之得到了“中国抗战纪念城”的称号。衡阳地理区位优越，濒临湘江，“耒河、蒸水河、湘水”三江穿城而过，是湖南省以及中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多条高速公路、铁路干线在此交会。南岳机场于日通航之后，更加缩短了衡阳与全国各地联系的距离。在人文荟萃，美丽衡阳的东阳古镇，湘江在这儿转了一个弯，成U字型向东流去。这片山林形成了一个湘水环抱的绿色半岛，一座大型的核军工企业诞生于六十年前。让我们以长焦距镜头切换到六十年前的今天。1954年地质部在广西富钟县发掘“开业之石”后，地质部组成的地质勘测队，对湖南、江西、广东、福建、贵州南方六省进行勘测。在湖南郴县、衡阳大浦、江西上饶发现了贮量丰富的铀矿。1956年初，地质部将探明铀矿贮量上报中央。同年3月17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同志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提出了拟在湖南、新疆两地建立两个铀矿基地的设想。中央同意了报告中的设想。&8月初，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刘杰，三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地质部三局副局长张华等组成选厂工作组，开赴湖南、新疆两地。根据党中央和各路专家的意见，当时确定的选址原则是：就矿建厂，或搞区域性的处理厂，符合环境保护要求，更符合“大三线”军工厂的要求“分散、隐蔽”，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为战备之需兴建的“三线建设”军工企业。这一片寂静的山水，将那一代科技人员和工人挥洒的青春，收纳在高大的树荫里，湮没在凄凄的芳草间……1956年8月中旬，选厂工作组陪同苏联专家柯里波.马里采夫等，先后考察了湖南郴县的金银寨、衡山县的大浦和广东的鹿狐顶等地区，提出了在金银寨地区或衡阳地区建厂的两个方案。1957年1月至3月，冶金部勘察公司四一一勘测队根据冶金部三司提交的技术任务，分别对东阳渡地区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勘测。所测场地包括：工业场地、工人村场地、东阳渡车站北面的小河，工业水源地和生活水源地湘江断面上河床，尾矿坝坝线等基础工程地形测量面积为25平方公里。该所完成的地形测量工作达到了规范的要求，汇制了地形图和平面设计图，地上和地下管钱以及编制技术设计之图。1957年3月，冶金部勘测四一一勘测队开赴这片荒塬，当地的老百姓被隔离了，盒枪实弹的解放军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勘测队树起了高高的钻井架，在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钻了几百个探点，每个钻探点的深度都上百米, 钻井的总深度达到了185米，相当于60层楼高。大口径的钻头，在山坡、沟壑、田埂上,日夜不停地开钻，隆隆的机器在山谷回荡，平静的荒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衡阳的春天，雨水较多，勘测队的同志为了赶任务，小雨小干、停雨大干，一身雨水，一身淤泥。到1957年6月，历时3个多月，完成了钻探任务。二机部通过对湖南郴县的金银寨、衡山县的大浦和广东的鹿狐顶等地区勘测后，对厂址方案作了比较，认为衡阳地点适中，交通方便；离市区有15公里，符合污水处理条件；建设用地也容易解决。专家们对各方面条件进行对比分析，衡阳地区条件优越些，厂址拟建在衡阳。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按照党中央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印发了党中央对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关于同苏联专家关系的报告的批示。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批准第二机械工业部上报的核燃料、核武器、核心单位“三矿五厂”的选址方案。三矿：湖南郴县铀矿、衡阳大浦铀矿、江西上饶铀矿。五厂：衡阳铀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随后，以此为骨干的核工业30个项目全面开工。衡阳铀厂为了保密，曾用名（新华材料厂、四一四厂、七一四厂），但它对外交往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二七二厂。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各路英才荟聚1958年7月，湘水之滨，东阳渡丘陵地段，中国第一座大型铀水冶纯化厂在这里动工兴建。当时，东阳渡是一片荒塬，这里只有一个劳改农场、一个种畜场和一所学校。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给二七二厂建设用地4.35平方公里，并通知衡阳市人民委员会，立即组织力量，前往被征用地区，做好有关迁移补偿工作。期间，先后征用衡阳专署所属东阳劳改农场、种畜场、衡南一中和东风人民公社等土地共3397. 25亩。从1958年5月至12月底先后全部迁出被征用的范围。在这块土地上，除了一些存在的老旧民房之外，到处都是荒山野地。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经过各地方组织的层层选拔。1958年至1962年，逐年从北京、上海、湖北、江苏、广州、河北、河南、山东、浙江以及湖南等地调入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技术工人共达4000余人，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还从湖南本地招用2000多名基建工人，共6000多人来到了二七二这片荒塬。今年83岁的高级工程师林生在回忆录二七二建厂初期间时，说：“59年过去了，59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沧海一粟，但却是人生珍贵的大半生。59年前，我们告别师长、同学和亲人，眼中含着泪花，踏上了征途。一路上，同行的人得知我们是被分配到衡阳工作，都说衡阳是个好地方，湖南第二大城市。我们十几个同学怀着即将报效祖国的心情，忘记了时间的长短，随着列车日夜兼程。”1958年，这批从哈尔滨工业大毕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二七二厂。这些天之骄子，来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这是他们多年向往的地方。多么想住下来，驻驻足，饱览一下首都的文明古迹。但是他们的心中更多想着的是工作在等着他们。他们仅用了换车的半天时间，急匆匆地浏览了故宫和颐和园，虽然只有半天时间，但是他们贪婪得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吞下去。祖国啊！您太伟大、太神奇了。这是他们的骄傲，作为炎黄子孙，他们只有更加努力工作，更多的奉献，来报答您，使您更强大，更加美丽多姿。他们又踏上南下的列车，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离开北方一望无际的平川，火车行驶在起伏的黄土丘陵。虽然他们早已吃过大米，可还是第一次看见稻田，这一切都显得那样新鲜。日这一天，他们终于到灰衡阳。他们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急切地把头伸向车窗外。当他们走出了车站，火车站广场的大樟树好象在向他们招手，树上成群的八哥咿咿呀呀地唱着：“衡阳欢迎你。”环视四周，心中顿时产生疑惑，这是湖南的第二大城市吗？再抬头一看，上面有“衡阳站”三个醒目的大字，没错啊！这是衡阳。可是对于他们生在大城市，长在大城市的人来说，这个城市与他们想象的差距太大了，与第二大城市之称，好象名不符实。偌大的一个城市，仅有两辆烧木碳的交通车。车站门前还有不少其它城市早已绝迹的人力车在招揽生意。马路两侧还都是用木板搭起的低矮小房。但是，这一切在他们的脑海中毕竟只是一晃而过的景物，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有志青年，他们来到这里是参加祖国原子能事业建设的。卡车把他们和行李一同送往二七二厂，当时他们的行李可真是简便，一条花了几块钱买的新棉毯包了一包心爱的书，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连被子都没带，出发之前听人说，南方天气炎热，不用盖被子。到了二七二，走下汽车，映入眼帘的是全副武装的战士，守卫着一片用铁丝网围着的荒地。没有建筑，没有工厂，看到的全是青一色穿着草鞋的男人在挖着黄土。这里好象是个很神秘的地方。最终他们被带到了“新家”，简易的平房刚刚盖完屋顶，还没来得及安装门窗和粉刷。他们用草袋钉在上面，变成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门窗帘。这样的平房也算得上“别有洞天，扣人心弦。”林生是第一批分配来二七二厂的大学生，他们是以连、排为单位编制的。林生被编在一连三排。当晚，他们睡的床是竹架板搭的通铺，床是用杉树尾巴作支架，竹子破成条后，用铁钉钉成的通铺竹子床，林生第一次睡这样的床上，当时大家叫它“耍龙床”，“耍龙床”没有分张，没有分段，没有扶手，没有枕头，长长地占据了房子的三分之二，工人们一个挨着一个睡觉。哈尔滨夏天是美丽的，没想到衡阳的天气这么炎热，睡在旁边的工友们早就进入了梦想，林生一个人躺在通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觉。如果能来一罐汽水和一根哈尔滨冰棍就好了，再吃一点红肠、溜肉段就好了……渐渐地，他进入了梦乡。他看到了母亲和女友相送的场景。临上车前，母亲一再叮咛：“儿啊，你第一次出远门，一个人在外，好好工作，注意身体……”女友说：“想我的时候，记得给我写信……”第二天清早，他被工友推醒。“秀才，起床上了，快起床……”厂里高音喇叭在唱着革命歌典，林生一边漱洗，一边哼着歌。工友为他带来了早餐，不错，稀饭加白面馒头。这里条件确实很差，既没有高楼，也没有其它生活设施，连一条水泥马路都没有，荒山野地，杂草丛生，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建设，这对于来自大中城市的青年来说的确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在这个带有半军事化色彩的生活环境里，不分年龄大小，不分干部工人，不分先来后到，一视同仁，全部都睡通铺、竹子床。在这通铺竹子床上，不仅体现了阶级情、战友爱。冬去春来，由于屋顶盖的稻草漏雨，加上地上黄泥巴潮湿，冬天竹子床冰凉，被子被身体烘热后，散发出潮湿的热气，稻草做的垫被沉甸甸、湿润润、硬梆梆的，睡在上面很不是滋味。当时，有人写了一段打油诗，“竹子床、竹子床，房顶漏雨，床冰凉，走到床下像泥塘。”尽管条件差，生活艰苦，但睡在“耍龙床”上却是经过挑选的有志青年，他们深感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何等光荣与自豪。一天的辛勤劳作，累了，躺在硬硬的竹床上，很快便进入了梦乡。&&59年过去了，当年的帅小伙、俏姑娘都是耄耋的老人，还有一些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的光辉事迹却影响了二七二几代人。作为核二代、核三代，核工业精神于我们而言，既是一种企业文化，更是一种家庭的传承。产生的似乎是与有荣焉的共鸣与责任感，给人一种浸润在历史中，而又继往开来的勇气与动力。二七二厂的筹建，我们不得不提有两位创始人，一位副厂长李文超，另一位二七二的第一任书记华光。据二七二厂史记载：二七二厂是日邓小平亲自批复的选址报告，工厂是1958年6月筹建的，未批复之前，李文超4月就来到了这里。李文超黑龙江呼兰县人，1930年2月出生，1947年3月参加革命，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委书记、县委宣部长、县委副书记、冶金小龙坞矿矿长、等职，1958年4月调任二七二厂副厂长。李文超作为二七二厂创始人之一，比第一任书记华光还要早2个月到达。无独有偶，华光，1918年出生，黑龙江呼兰县人，比李文超刚好大一轮。华光的家乡在松花江北岸，李文超的家乡在松花江与少陵河交汇处。其实，他们两位与著名作家萧红是一个地方的人。1949年7月，华光随着解放大军南下，他当时是四野二纵侦察处长，8月到达长沙，湖南和平解放后，是随着军事发展而完成的。程潜、陈明仁的起义，只是宣告了在江南统治的蒋家王朝的瓦解，但并不是湖南全境解放，如白崇禧集团尚盘踞于衡阳，此外还有所谓的国民党的杂牌军和地方势力、土匪及交警总队王春辉的特务武装等。长沙的解放，加快了战事的发展。白崇禧部队于10月6日溃逃，衡阳解放。10月9日毛远耀、王庆山率领的接管衡阳城区的党政干部队伍由城北草桥入城，10月11日，由傅生麟、刘君实率领的接管衡阳地区的中共衡阳地委、衡阳专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衡阳军区从攸县西进到达市区。解放初期，因实行党政军一元化的军事管制体制，衡阳地区及所属各县市均成立了军管会。10月23日成立衡阳市委，始属于中共衡阳地委。当时衡阳地区辖茶陵、攸县、安仁、衡山、衡阳、耒阳等8个县，对国民党政府原有政权机构，采取按各部门分派南下干部，原地下党组织成员和军管代表接收、管制、改造的办法，组建起人民民主政权机构。同时，衡阳市迅速组建起市级公安、司法、民政、财政、工商、贸易、教育等工作机构，尔后接管了铁路、邮电、交通、工矿、贸易、金融等14家公营企业。衡阳全面进入接管建政，华光转到公安系统工作，负责城市治安管理，肃清敌特，恢复衡阳社会治安。当时，以梁湘农（衡阳市公安处长）、张桂标和华光成组成了三人核心领导小组。衡阳是新解放区，他们又是生人，在调查研究，了解敌情开展工作，华光是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时间不长，但经历不少。这为华光以后担任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和到二七二任党委书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58年5月初，华光接到湖南省委组织部通知，让他到第二工业机械部报到，他去了北京后，部长找他谈话，告诉他去衡阳铀厂工作。他有点犯迷糊，大胆地问：“我就在衡阳工作，没听说有这么个厂啊！”部长说：“是刚刚由邓小平总书记批复的核工业‘三矿五厂’之一的衡阳铀厂，考虑到你有地方工作经验，对衡阳地区比较熟悉，我们在与湖南省委相商后，省委推荐了你，派你去二七二厂任党委书记，你的任务是尽快把的工作抓起来。”华光立即坐火车南下，他到二七二厂时，人员的接待和土建工程已经启动。厂部办公室就设在当年狱警的住房里。1958年8月，从祖国四面八方汇集二七二厂的人员猛增到4000人，这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企业来说，面临的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食、衣、住、行、用”五大问题。第一批到达的建设者，只能暂时住在劳改队留下的几间松树皮盖的房子里，工人的家就安排在靠近水塘边的茅草棚中。在这块荒山野地里，别说没有一个像样的食堂，一间像样的住房，一个像样的厕所。面对“一穷二白”的状况，厂区、生活区总平面布置图都尚未绘出的现实，华光与厂领导果断决定，根据已知工程坐落位置资料，本着节约的原则，除了充分利用原住地单位移交的部分简易建筑物以外，集中技术力量，由各工区分工负责，采取“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方法，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满足临时需要的食堂、变电所、宿舍、厕所、浴室、售菜棚、电话室、等一批大型临时设施，保证了进厂职工基本生活需要。一天晚上，李文超在湘江边找到华光。&“老哥，你让我好找啊！”没有人在的时候，李文超喊华光为“哥”，他对这个哥哥非常尊敬，李文超打着手电走近华光。“文超，你来得正好。”“怎么一个人晚上跑到江边来了。”“看水思源啊！”华光长叹一声。“我也正是为这事找您。”“嗯，先抽一支烟吧!”华光掏出香烟。点上香烟后，华光问：“二七二厂为何要建在湘江边吗？”“水冶厂，当然需要水啊！”“不全对。在湖南，岳麓山并不是一座最高的山峰，但她却具有一种无可比拟的文化高度；在中国，湘江并不是一条最长的河流，但她却具有一种绵延无穷的文化长度。”“湖湘文化，渊源流长。”“你说得。这一山一水，构成了楚地湖南万古不灭的精神气象。这一水一山，彰显了楚地湖南万代千秋的湖湘精华。我们来到此地，要了解这儿的历史与人文。”李文超说：“您这么说，我明白了，是湘江，撑起了大半个湖南。”昔日的湘江，虽然早已注入历史的浩瀚海洋，但留给他们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思辨命题。最大的困难是职工的生活用水问题，生活区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部队已达万人，仅靠原衡阳专署公安处劳改农场和衡阳市种畜场留下的三口水井，艰难地维持着一万人生活用水的供应。华光说：“你找我是不是职工的饮水问题呢？”“是的，我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先购置抽水机船，建一个简易水塔，先解决工人的用水问题？”华光边走边说：“可以，你先做一个方案，集体研究一下。”从江边回来之后，李文超第二天又组织技术人员，对江边取水源和铺设水管的路线进行了勘测与测量。一个月后，二七二厂购置抽水机船，船上安装了两台30千瓦多级水泵，岸上架起一座简易的钢制水塔，铺设管道4000余米，对解决生活用水和建筑用水起到了一定作用。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穿着草鞋起步二七二厂座落于衡阳盆地中部，地形有成丘陵起伏，原地形山顶绝对标高达120米，而厂地的绝对标高要低于它40米左右。在这里建厂，有很多的土方要挑要填。那时没有挖土机，没有装载机，靠的就是创业者的双手和肩膀。衡阳的八月，骄阳似火。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第一任书记华光，立即组织大工区的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传达部、局精神。主抓土方工程的负责人是李文超副厂长。为此，厂党委及时发出了“苦战7、8月，突击完成8万方，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总动员。广大职工热烈响应厂党委的号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面对种种困难，采取土洋结合的方法，除充分利用有限的几台挖掘机、起重机、汽车挖土运土外，更多的还是利用人力开挖、担运来完成。86岁月的欧阳师傅说，当时，土方挖运会战，伴随着二七二厂奠基锣鼓拉开了帷幕。酷热的天气，炽热的劳动热情，交汇成一幅你追我赶，热气腾腾的创业画卷。在土方大会战的劳动大军中，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全是由20岁左右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组成的徒工连。两面绣着“穆桂英排”和“青年突击排”的红旗，在他们奋战的工地上迎风招展。然而，从小生活在北方的北京冶建四公司的342名土建技术工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高温的热天（室内常达38-40℃，室外地表温度在50℃以上）。他们热得吃不下，睡不好，白天没法干活，只好挑灯夜战。对土生土长的湖南小伙子和姑娘们却是另一番景象，为了加快挖运速度，他们常常开展挑土对手赛。小伙子们个个赤裸上身，光着脚丫，踏着滚烫的地面，三担土箕叠成一撂挑着飞跑。可惜，他们这样卖力，还常常败在姑娘们手下。李文超见状饶有兴致地探问小伙子败北的原因，没料到他们回答的竟是异口同声：“脚板烫得受不了，请给我们再发一双草鞋吧！”不久，一双双笋壳编成的草鞋发到工人手中。从此，大家热情更高，原本是两个月完成的8万方任务，一个月就完成了6万方，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李文超欣喜地把土方会战称为“穿着草鞋起步”。李文超跑工地、下现场，调节物资器材，处理职工生活问题。华光亲自去市里联系职工用粮指标，同附近农户交涉搬迁……他们的脚肿了，嗓子也哑了。到了深夜，才钻进四面透风的茅草棚，地是湿的，床是冷的，外面的暴雨早已过去，屋内却还在淅淅沥沥，觉是没处睡了。华光只得拿起手电，同值班人员当上了工地的“巡视官”。第二天清晨，人们又见了他东奔西忙。1958年12月，二七二首任厂长何高明走马上任。同时，又配备了几名副厂长。1958年的冬天很冷，工地上的学徒工都没有毛线衣，外面穿着一件厂里配发的薄棉衣，里边穿着一件薄衬衣。北风从胸口吹进去，贴身转了一圈又钻了出来，那时的雨衣是用厚厚的白布刷上一层黄油漆制成的，硬梆梆的，穿在身上咔嚓咔嚓直响。发的水鞋不经用，发的草鞋不够穿，没有夜班费，没有加班费，所有的加班加点都是义务劳动。然而工地上，从书记、厂长、工区主任到工人没有一个人喊休息。大年三十，徒工连在工地过的年。大年初一，小伙子和姑娘们照样来到工地，挽起袖子卷起裤脚，一担又一担地挑走稀泥。在之后的岁月中，二七二厂还根据实际需要组织过多次大会战，如：填堤加高的土方大会战，治理泉塘、消除炉渣缸灰、生活区道路修建、硬化工程分期包干大会战等等。在那个时候，往往把必须短时间完成的任务采取大会战形式来完成，“大会战”成了二七二厂当时完成突击任务的“代名词”。如今，人们已经记不清他们曾经铲平了多少山头，填平了多少沟壑。1958年，与土方会战同期开工的是一类型家属平房修建。此类平房为空斗砖墙。此种砌法，北京冶建四公司的工人从未见过，由瓦工刘立祥小组担任此项任务，空斗墙新砌砖法，能够节约红砖、石灰和沙子。北京冶建四公司的工人在刘立祥师傅的带领下，他们边建筑，边摸索，很快掌握了此项技术，加快了工程进度。到1958年底，二七二厂已陆续完成了生活区部分配套设施，接着北京来的职工家属搬入新居。安顿好职工家属，为建设大军解决了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水冶厂房与纯化厂房的建设也在同步进行。1959年9月，大批工人已陆续从全国各地来到了二七二厂。但是，二七二厂极缺技术干部。为了加强工厂的技术力量，华光书记、何高明厂长多次向部里申请，要技术干部。部里同意了二七二厂的建议，从部里调来建筑专家金家杰来厂工作，任基建副厂长，负责二七二厂基本建设。为了加强工厂建设技术力量，先后从北京冶建公司、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和上海等地调来机械工程师薜锦复、化工工程师袁永松，电器、机械技术员潘大鹏、冷相惠、李九昌、宣永和仪表工长黄盛梅，管道工长武景山等一批技术骨干；部里还派来了采矿专家：张天保、王鉴、沈炳炎，湿法冶金专家王金堂，放射性化学专家杨承宗，化工专家杜宝德等一批高级科学技术骨干。1959年秋天，为了加强二七二厂的技术力量。党中央、第二工业机械部十分重视二七二厂的建设，从大中专院校分配一批土建、机械、电器、通风、仪表等专业的毕业生。同时，从全国各地抽调来厂从事维修、保养的技术工人260人，从湘潭地区抽调了200名技术工人和从七二一矿抽调了130名转业军人充实到技术岗位，加之北京冶建四公司的342名土建技术工人，从湖南本地招收徒工近600人，二七二厂的技术队伍一下子扩充到1800人。工厂除选派少量人员到外地培训外，其余全部参加了二七二厂建设。用副厂长金家杰的话说：“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帮助他们逐步掌握了技术，培养了一批施工力量。这批人员对壮大施工队伍，加快二七二厂建设进度起了很大作用。”二七二厂投产之后，他们绝大部分走上生产岗位，有的人还走上领导岗位。1959年初，在突击完成场地平整的土方任务后，水冶、纯化厂工业建筑的施工全面辅开。厂党委书记华光，厂长何高明及班子成员，分别派往工业主体建筑“磨矿、水冶、纯化”三大主厂房施工现场蹲点，加快了工作进度。厂党委以“党的八届六中全”精神为指针，分别召开厂五级干部会议，总结大跃进经验，召开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和中南矿业公司基建会议，层层进行动员，组织发动群体，开展劳动竞赛。“磨矿、水冶、纯化”三大主厂房于同年10月份相继开工，掀起了全面建设的新高潮。一时间，在建筑工地上，各个施工现场，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宣传部门运用“战地报导、广播快报、大字报、送喜报和流动红旗竞赛”等形式，宣传发动，工地上到处是人山人海，你追我赶的喜人场面，把工业建设推向了高潮。这一年，厂党委书记华光，在年底的表彰会上，用厚重的北方口音宣读了受表彰的先进集体36个，先进个人达872名，极大地鼓舞了二七二厂工人的士气。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热情相拥的恋人1956年毕业于成都化工学院的周裕常学业成绩优异，被选进国务院技术局，后被选调进有色金属研究院专家组，专门从事铀水冶实验。1961年，被调到衡阳，参加二七二厂的建设。说起这一段历史，还有有一个非常感人的爱情故事。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沉默，是今夜的星辰；离别，是思念的箫声……四月的情思，我赶不上那一场梅雨，水溢满湘江，只为把你困住。从水墨丹青里走出一个倾城的女子，风雨中，我们一起成长……这是周裕常写给新婚妻子的情诗。那个时候，凡是与核工业有关的产业都是保密的，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裕常刚结婚七天，蜜月还没过完，组织上调他去三线工厂，还不告诉具体去什么地方？他回来对妻子说，要出趟差，得去一段时间，还得带上行李。妻子难分难舍的把他送走了。敞蓬大卡车带走了她的新婚丈夫，裕常的妻子追在车后跑了很远，满脸糊着汽车扬起的尘土，被泪水冲出了几道印痕……裕常转头回望妻子的倩影，直到看不见……几经辗转，周裕常来到衡阳，汇聚到在几千人的队伍中，这个队伍中有：专家、工人、军人、民工。这里没有住房，工人们只能住劳改厂留下的牛棚、马厩、羊圈、猪圈，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住下之后，他给妻子写了信，没告诉自己在什么地方？只告诉了出差地点的信箱。妻子回信说，组织上已决定让她也出差，去哪里干什么还不知道？等以后再告诉他。工地上的用水靠水车从很远的地方运来。三个月之后的一天早晨，周裕常拎着水桶去运水点接水，在一丛灌木前，发现了一个女同志，他一下子愣住了，因为眼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新婚妻子……而妻子也认出了周裕常，哐当一声水壶掉在地上，接着妻子喊了一声：“裕常——”两人同时向对方奔跑过去，跑到对面，又都霎时止住了脚，几乎同时问对方：“你不是出差了吗？怎么会在这里？”……两人流着泪，又笑着，这样的邂逅，简直就跟电影上的情节一样。组织上知道了，让他们夫妻住在一起。他和妻子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土房里，没有粮食就去挖野菜熬汤充饥。虽然如此，谁也不觉得苦，都觉得组织选中自己来干一项伟大的事业，再苦再累也光荣。周裕常回忆说：“当时的那个苦呀，是今天的人想象不出的。”周裕常夫妇像许多来二七二厂工作的夫妇一样住进的是四面透风的小平房。那时物资贫乏，什么都要凭票买。买锅没票，只能用瓦钵子煮菜煮饭。冬天很冷，想取暖，也没票买炉子，就自己做个泥瓦炭盆烤火。厂里当时没有一条路铺水泥、柏油，所有的路都是泥路。许多人没有胶鞋票买胶鞋，只得穿着解放鞋去，一遇雨天泥水多，往往一到生产车间，就是一鞋的泥水。在二七二厂的第一次创业中，周裕常只是杰出的代表之一，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他把自己的一生的才华都献给了这片热土。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一群奔放的壮鹿职工用水的问题解决了，主体工程正在建设中，但是厂区和生活的用电却是一个大问题。之前工厂准备的几台柴油机发电，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用电的需要了。何况土方工程完成之后，厂房建设将全面铺开，工厂的用电需求会更大，必须尽快修建横跨湘江35KV双四路输电线路。距二七二4公里的茅叶滩大桥，有一趟跨江高压线路，每当人们慢步在湘江两岸，看见那两座高高的铁塔，巍然屹立在湘江岸边时，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59年前，第一代创业者在建设铁塔时一幕幕健的身影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1959年春，湘南的雨水特别的多，一连下了半个多月。二七二厂的基建工程正在全面铺开。铁塔制作任务交给了安装队，厂部要求安装队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设计，制作两座各四十吨、五十五米高的铁塔。以当时的条件来讲，困难重重。初建的二七二厂一无经验；二无场地；三缺设备。一天下午，队长赵云兴被叫到副厂长金家杰的办公室。金家杰是一名技术干部，他了解赵云兴的技术非常全面，来厂之前，从哈尔滨一家军工厂干过钳工、搞过设计。赵云兴并不知金副厂长找他何事，进办公室后一直站着。金家杰一边倒开水一边说：“赵队，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赵云兴有些拘谨，搓着手：“您说，什么事。”“我们准备在茅叶滩地段，架一趟跨江高压输电回路，要制作两座铁塔。经党委研究，这项任务交给你工段，有没有信心？！”“我一定带兄弟好好干。”赵云兴激动地表了态。“有信心就好。”赵云兴从金副厂长办公室出来后，就一直在后悔，自已当时怎么就表了态呢？安装队从来没有制作过这么重的铁塔，还要承担六百米跨江高压输电线路的安装，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在工段长赵云兴的带领下，开始土法上马，利用一台立式钻床，将材料与制作分批进行，制作好的钢架分批堆放到刚修好的马路中间。历时半年，到11月份，终于完成了两座铁塔钢架的制作任务，赵云兴松了口气。1959年12月，他们又接到湘江西岸茅叶滩铁塔基础挖土任务，刚干完技术活，又去干体力活。赵云兴把接到的任务告诉工段职工，没有想到，竟然没有一个人反对。茅叶滩距二七二厂里有4公里路程，他们每天早上七点半出发，下午五点多回厂，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中饭是工地食堂送的。这批来自上海、武汉、郑州、沈阳来的年轻人，个个豪情高涨，精神抖擞，如焰火一团，工作热情似三月奔放的壮鹿，在他们的身上聚集起爆发的热能。两塔铁塔得挖四个很大的基础，一个基础150多个立方米，四个基础超过600立方米土方，他们仅用十天就完成了任务。郭培信老人在回忆建铁塔时的情景说：“东岸铁塔一号基础是大年三十下午浇灌混凝土的，那天，我们安装队部分技工配合施工单位运砂石。当浇灌到下午六点时，砂子不够了，怎么办？”按照常规，浇灌混凝土工程一般要一次完工，冬季更不能中途停止。这时，全体人员纷纷下到江里挑砂子。天寒地冻的，又是大过年的，没有一个人说“不”字。虽然饥饿难忍，但还是咬紧牙关，一个劲地往岸上挑，实在没劲了，同志们就到江里喝几口江水。就这样，直到晚上八点，他们才完成了浇灌任务。59年过去了，那两座高高的铁塔插入云宵，巍然屹立在湘江的岸边，为铀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电能。可是这群奔放的壮鹿已到了暮年晚景，只有老人们在回忆时，才记得曾经有过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代号“596”的来龙去脉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总的来说，1957年、1958年，执行得比较顺利，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它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并派出有关技术专家来华指导。苏联的帮助，对中国在尖端武器研制方面的起步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中国人民心存感激。中央领导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成自己人。”这个极大地鼓舞了在我国的苏联专家。应该说苏联专家在我们研制原子弹初期给予了一些有益的帮助。宋任穷部长后来回忆说：“1958年6月至7月，苏联派出三个搞核武器的专家来华考察和帮助工作。先后到青海看了核武器研制厂址，7月15日回北京做了报告，我和刘杰、袁成隆、钱三强、吴际霖、郭英会等去听了。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初期工作是有益的，起到了引路作用，加快了研制进程，争取了一些时间。”1958年7月，赫鲁晓夫来华再次提出不合理要求，遭到中共领导的严词拒绝。随之而来的是，苏联以种种借口拖延中苏《国防新技术》的执行。日，苏共中央致信到北京，信中以苏联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后看形势发展再说，从而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决定，削减其他一些科研项目和常规武器的生产，集中一切力量把“两弹”研制出来。为了牢记1959年6月，中国的原子弹研制项目被定名为“596”工程。从此，596作为了原子弹的代码。日，苏联通知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离境。同时，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来华。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原来应该供应的设备也不供应了。1961年7月的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上，在核武器研制方面出现“上马”、“下马”争论，并很快反映到了中央高层，在双方互不相让。争论的意见自然也反映到了中央主要领导案头。当时中央，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彭德怀、聂荣臻、张爱萍军方领导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另一种是高岗等政府领导人，停建或缓建。原因是国家经济尚在恢复之中，科学技术还很落后。到7月下旬，聂帅赶到北戴河时，“下马”的观点似已占了上风，聂帅深感不安。于是，就找一些人座谈，一方面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做一做一些同志的思想工作。他的态度很明确，近程地对地导弹已试验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研制，原子弹已开始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只要齐心协力，加上政策、措施得当，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的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座谈之后，聂帅又在会上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主要说明为什么不能“下马”的原因。他说：“第一，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至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针对搞‘两弹'影响了常规武器装备部队，以‘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聂帅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我来说，态度一直是明确的，为了摆脱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经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在去北戴河之前，聂帅就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给当时在杭州的中央主要领导。中央领导让秘书转告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但日本国内有关自己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值得重视。我们应取什么方针，也值得好好研究一下。”聂荣臻后来还说：“中央主要领导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1962年夏天，刘杰部长正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中央领导以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工作进度非常关心。陈毅元帅也多次询问：“刘杰，我们原子弹什么时候响啊？你们早一点把原子弹弄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说话就硬了。”北戴河会议结束后，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提出“摸清底细，站稳脚跟”的号召，刘杰部长下达两项决定，其中一个是抢建铀浓缩厂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另一项是由部、局领导率领工作组，近500人到基层蹲点，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解决问题。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很快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张爱萍和刘西尧从第二机械工业部调查回来后，其决心与陈毅一样坚定。这之后，中央领导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由参谋总长罗瑞卿汇报原子弹研制情况。当汇报到1964年实现核爆炸时，中央主要领导说：“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对了。”很快，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经过讨论，于日正式向中央提出争取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计划”。 张爱萍看了提交的调查报告后说：“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行的。”国防工办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两年计划”，并提出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机构的建议。日，由中央主要领导任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专门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原子弹的研制由国家战略上升到了国家行动，原子弹的研制步入快车道。为了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中央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从成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组织召开了九次会议，研究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研制原子弹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需要一个代号，以便于保密。张爱萍曾讲过这样一件事。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他在中央领导家中汇报工作。连中央主要领导的夫人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可见当时的保密级别有多高。1963年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赴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检查工作，在考虑用什么作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代号时，刘杰、李觉、朱光亚、吴际霖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596这个数字。刘杰说：“赫鲁晓夫于1959年6月毁约停援，还蔑视我们，说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我们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以这个日期——596来作为代号，借以激励全体职工，克服困难，早日造出争气弹。”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围绕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冶金、机械、化工、电子、石油、建工、轻工、纺织、公安、交通等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研制出了十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材料。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8月，衡阳铀水冶厂一期工程完工并开始试生产，9月拿出了合格的铀产品；11月，六氟化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日，兰州铀浓缩厂取得了高浓铀合格产品。历经六年的艰苦奋斗，高浓铀建成投产，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创造和提供了先决条件，并争取了时间。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在午餐会上研究了联合苏联、阻止或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9月16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中央专委会就核爆炸时间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周恩来总理说要做两手准备：今年如果不试验，那原子弹放在那里，会不会被人炸掉。有没有直接进行空爆试验的可能？要多考虑几个方案。刘杰说：1964年8月份，我们这个原子弹就定型了，同时原子弹铀-235的装料也完成了。现在关键的就是时间，就是从战略上考虑什么时候做原子弹爆炸试验。第二个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把握，能不能响。再一个问题是爆炸后，国际上究竟会怎么反应，后果怎么样。这些都要从大的全盘来考虑。就在9月份，美国的卫星也都拍照下来了，扬言要对中国做扁桃腺的处理，要让中国的核能力绝育。U2飞机也不止一次地专门来侦察。形势是相当紧张的。这一次专委会上，参会的副总理也都发表了意见，一种说现在就试，一种说应该再考虑考虑，等到我们三线建设起来以后，再试也不迟。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呈送了《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9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总理汇报早试与晚试两个方案，并研究了罗瑞卿的请示报告（本章部分资料来自孟昭瑞老师《中国蘑菇云》）。毛泽东从战略上分析，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会议决定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日，正式试验用的“596－1”原子弹装置全部运至马兰试验基地的主控站装配工房，作为备份的“596－2”原子弹装置，则放在乌鲁木齐的专列上待命。张爱萍将军考虑到罗布泊试验场区的早期规划是苏联帮着搞的，对这个地区相当熟悉，便命令运输组当即想办法隐蔽核弹专列。当时，试验场区人来车往，昼夜不停地布置着各种效应物，一百米高的铁塔已经树起来了，明摆着要有重大的行动。所以，临试验之前，专列又从乌鲁木齐转移到了内蒙古额济纳的东风基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甘肃酒泉基地。专列在基地东部的古日乃苏木（碱厂）掩蔽起来。10月9日，原子弹试验委员会根据试验场区的天气预报，建议将正式试验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至20日之间。10日凌晨３点，张爱萍签署了一份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建议的书面报告，仅派李旭阁一个人飞往北京，呈送给周恩来总理。总理接到报告后，立即向主席作了汇报。当日这个晴朗的日子来临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振奋了我们民族精神，有力地保卫了国家安全，并为我国的大国地位打下了坚硬的基石。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如火如荼的核工业建设如火如荼的原子能事业，从1958年1月开始全面建设，正如第二工业机械部刘杰部长回忆所述“邓小平总书记批准了五厂三矿的选址方案，随后，以此为骨干的核工业30个项目全面开工。”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定。日，苏联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到了北京，信中以当时苏联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正在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理由，提出暂缺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后看形势发展再说，从而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苏之间的政治分歧加剧，苏联开始收缩对中国的尖端技术转让。张爱萍将军将收集的意见形成报告，上报给聂荣臻元帅，聂荣臻元帅深刻地分析：“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1959年9月，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冲突过程中，苏联方面无理偏袒印度一方，将中苏分歧公开化。赫鲁晓夫随后单方面撤走全部援华专家，终止了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这时，被苏联援建的核工业项目多数处于半摊痪壮状态，二七二厂也在集中，一时难以赶走阴霾。老厂长刘坤在召开全厂党员干部会上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对原子能事业的向往，没有什么能够左右我们对核武器的虔诚。”核工业各成员单位将问题与困难形成报告上报第二工业机械部，报告送到刘杰同志的手上，刘杰又把主要内容送到了张爱萍将军手里。与此同时，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给刚刚起步的核工业开拓者们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自然灾害所引发的饥饿，像饿虎扑食袭卷了核工业骨干企业……张爱萍将军找到宋任穷部长，一并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并请示该如何处理此事。周总理答复：中央研究过了，他不给，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索。为了记住苏联单方面毁约这个难忘的日子，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给原子弹起了一个很有激励性的代号——“596”。“596”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从日中国和苏联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到1959年6月，不到两年时间，赫鲁晓夫就把这一协定变成一纸空文。苏联专家走了，苏方停止了燃料供应，中央仍决定在东风基地试验发射近程地对地导弹。但苏联专家临走的时候，扔下一句话，中国的燃料不合格。为此，周恩来总理专门在紫光阁召开会议，几位老帅很是气愤。聂荣臻说：“这是政治上的原因，和技术毫无关系。”聂荣臻后来在《关于西北地区国防工厂情况的报告》中总结说：“过去国防工业处在掌握苏联技术的阶段，资料是人家的，国内供应不了的材料就向国外订货；有些关键材料和元件，苏联留一手，就靠进口实物解决；技术关过不去，就请苏联专家。现在形势一变，矛盾暴露出来了，迫使我们自力更生，自己解决问题，一切立足于国内。”国防部长陈毅说：“就是把裤子当了，我们也要造出原子弹！”我们国家很大，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尤其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越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自己研制的道路。这一点党中央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是清醒的，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并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求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问题，并决定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同年11月，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呈交的《关于以自力更生为主解决新技术所需材料问题》报告认为：&发展我国的新技术材料，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苏联撕毁合同的行为，更激起了毛泽东的雄心，他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中共中央在1960年7月，给二机部下达了“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任务，即争取在五年内（）自力更生制成原子弹，并进行爆炸试验，在八年内有一定数量的储备。二机部的解决办法是，把铀-235作为一线集中力量搞；钚-239作为第二线，暂停或缓建。1960年12月，刘坤从上海市区委书记调任二七二厂任厂长（第二任厂长），去衡阳之前，刘坤去北京开了一个会议，刘杰部长找他谈话，说：“刘坤，你可是上海的大区长，把你调去湖南衡阳工作，去支援核工业建设，有没有信心？”刘坤说：“有信心！”刘坤刚参加完部工作会议，立即来到二七二厂，刘坤到厂时工厂正在兴建，用刘坤的话说，“先来的同志们已经历了最艰苦的阶段，为建厂作了很大努力”。这时，他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由于苏联专家撤走和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了技术上、生活上的严重困难，施工进度缓慢。到年底完成总投资计划不到81%，施工面积57%，工程严重滞后。怎么办呢？刘坤接手工作时，基建工程已进入关键阶段，生产准备工作则刚刚开始，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面临重重困难。苏联专家撤走不久，留下一大堆的难题。批右整风刚结束，厂领导免职靠边的不少。职工生活异常困难，因营养不良患病者甚多；住房也很紧张，大家称之为过“苦日子”。刘坤上任时，主抓了两件事：一方面为改善职工生活抓紧建房，办了一个农业队，搞些蔬菜和肉食给职工解决点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靠提高职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激励献身原子能事业的精神来稳定职工队伍。他说：“好在当时各级干部以身作则，与群众同甘共苦，条件虽然艰苦，大家精神愉快，斗志昂扬。”二七二厂的建设，牵动了每个家属的心，激发了每个家属的满腔热情。她们给自己立下了规矩：起床在丈夫之前，睡觉在丈夫之后；丈夫上班前准备好饭菜，丈夫睡觉前铺好被子。寒冬腊月，她们拖着儿女睡在刚盖上顶的“一类型”平房里，门窗还没有来得及装好，她们就用草袋封住窗户，用草袋做成门帘，挡住呼啸的北风。她们说：“自己苦点累点没啥子，得让丈夫睡一个安稳觉，有精神上班。这些幕后英雄，没有人记得她们。”但是，这片炙热的土地上，记载了英雄们的传奇故事。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功臣1960年8月，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停止物资供应，给二七二厂留下26个重大技术难题，工厂进入了完全自力更生的时期。原子能事业，我们从未搞过，也没有任何借鉴的例子。形势带来的压力，更加激发了二七二广大职工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建成中国第一座核原料厂的决心，强大的精神力量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时，厂党委及时发动、组织职工围绕基建和生产准备开展“摸关、排关、攻关”活动，提出攻克“思想关；大型设备吊装关；不锈钢焊接关和防酸衬里关”的四关口号。一是职工的思想关。当时，工厂有两种声音“苏联专家撤走了，这厂子还办吗？另一种声音是搞原子弹建铀厂，我们连见都没见过怎么搞呢？”摆在全厂职工面前的困难，一是没有一套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生产工艺流程和参数，二是没有技术人员和专家指导，三是没有铀厂的建设经验，四是物资供应难以保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部党组及时提出的“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十六字方针。他立即组织专家、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任务，制订方案。同时又提出“一步一个脚印，摸着石头过河”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厂长的一声令下，全厂干部职工都行动了起来。使二七二厂全体职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来个转变，先过思想关。部党组的指示，一层层传达，一个个落实，鼓舞大家满怀信心地投入了攻关。二七二厂连续几次进行质量大检查，针对暴露的479个问题，组成五个“三结合”攻关小组，厂领导成员各负责一个项目，技术干部和带头人分头负责攻克各类专业技术难题。建筑安装攻关小组在基建副厂长金家杰的直接领导下，运用解剖麻雀、反复试验、出外学习等方法，解决了在建筑安装方面一些比较重大的技术问题。第二关是大型设备吊装关。在整个建厂时期，吊装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全厂需要安装的设备总重量达4千余吨，其中设备单重10吨以上的有100多台，单重20吨以上的有50多台。在这些设备和构件中，有直径4.5米、高度近10米、单重16.4吨的吸附塔壳体；有直径3.2米、高度10米、单重11吨的浸出塔壳体；有22.5米跨度、重20余吨的电动桥式吊车；有24米跨度、重10吨的钢筋混凝土屋架梁等。工厂只有两台解放牌汽车吊，根本无法对这些大型设备和构件进行吊装。让人们记忆犹新的还是两台数吨重的主变压器搬运工作。由于，两台数吨重的主变压器是由火车运送到距二七二厂两公里以外的东阳渡车站，必须尽快搬回安装供电。在我的记忆之中，京广铁路上的神秘小站——东阳渡站。几根杉木柱子，几块杉木皮搭就的候车亭，一个普通得让人记忆模糊的小站。六十年前的老东阳渡镇，人口不到一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在“喝水打吊井，点灯靠松油”的环境里耕耘劳作，繁衍生息。古镇只有一条小巷，穿青石板铺的小巷，才能到达东阳渡火车站。1958年夏，我国第一座水冶纯化厂在这里开始兴建，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光着膀子赤着脚，用扁担镐头向荒丘宣战，给这一片荒原带来勃勃生机。1959年秋初，厂房已经建成，设备也急待安装，电力不足成了创业者们前进路上第一道难关。工厂订购了两台变压器到了新东阳渡火车站，每台重18吨多，高3.2米，两个宠然大物被卸在火车站。当时厂里没有大型吊装设备，又没有大型卡车运输，就连马路也是简易的黄土路，狭窄不平。衡阳的晴天象一把刀子，雨天似一团糠糟。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把两个“庞然大物”运回厂里安装，谈何容易！创业者们急工厂之所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不坐以待毙，主动设法克服困难，副厂长金家杰率领起重工、电工、钳工和干部等14人组成了突击队。秋天的衡阳，久旱无雨，热浪滚滚，简易公路上尘土飞扬。&他们用木板垫路，铁管作滚筒，托起变压器，用手拉葫芦和着卷扬机牵引，翻山越岭，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搬动变压器的突击队员们，脱光衣服，光着膀子干，有的同志身上晒得起了水泡、还脱了皮，脚上穿的草鞋磨破了，鲜血浸透了鞋底，金家杰便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让突击队员穿上，那位同志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一连四天四夜，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他们吃在路上，睡在路上；口渴了，在路边喝口“井水”；困极了，靠在路边树下打个盹，白天晒得汗水淋漓，张开口直喘气；晚上被成群的蚊子咬得遍体红肿，痛痒难受，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两台庞然大物伴随着他们哼哼哈哈的号子声，慢慢地向前爬行，终于将两个庞然大物，顺利地牵到了厂区，“牵”到了变电房就位，为工厂送去了新的电能。尽管工厂后来从江西借来一台20吨的坦克吊车，解决了大部分的吊装问题。但是，对重大构件还是无法吊装。据核工业部劳模马昭文回忆：“水冶厂的16号厂房和2号矿仓的20吨电动桥式吊车的吊装，坦克吊车也派不上用场。”水冶厂房24米跨度、重10吨的钢筋混凝土预制屋架梁和22.5米跨度、重20吨电动桥式吊车的吊装，要在标高3.5米的厂房楼板上起吊，吊装高度高，负荷重，坦克吊车无法使用。马昭文劳模说：“几十年后，回忆当年那个场面，依然是战战兢兢！”在技术员宣永、老工人赵维富的主持下，大家在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最终用一周时间，研制了一台管状r型桅吊杆，并运用两台卷扬机和坦克车配合，解决了水冶厂房24米跨度、重10吨的钢筋混凝土预制屋架梁和22.5米跨度、重20吨电动桥式吊车的吊装难题。吊车安装好了，球磨机、分级机才能够按照计划顺利安装。难题一个接一个。在吊装8台吸附塔壳体时，起重工采用的方法是：事先把壳体卧装在专门制造的大型平板车上，由拖拉机拖入厂房内，用坦克吊车在厂房北侧道路上将吸附塔壳体卸下，并将吸附塔壳体转运到厂房西口吊装孔处的枕木上；再利用坦克吊和管式独脚桅杆的配合，立起吸附塔壳体；最后用卷扬机缓缓地将立起的吸附塔壳体通过铺设的临时铁轨拖入基础，并采取在弯曲处加卡环和重心转移放慢速度等措施，完成了吊装任务。很多年后，水冶退役了，人们才看到真实的浸出塔是一个有几十米高像油桶一样的庞然大物，从地基一直延伸到厂房顶端。但是，在安装浸出塔时，遇到了难题。因为，浸出塔壳体设备高，要求基础打得牢固。但是，厂房屋面地板低矮，狭窄拥挤，无法使用坦克吊车吊装。副厂长金家杰找技术宣永商量，他们广泛征求大家意见，经实地勘察和科学计算，最终采用的方法是：先浇第一组4台浸出塔的混凝土基础，接着吊装第一组4台浸出塔；第一组吊装完成后，浇第二组的4 台浸出塔的混凝土基础，再装第二组浸出塔壳体。这样一组一组地吊装，尽管施工周期长一些，但轻好地完成了运输、吊装任务。罗西芳书记（第二任书记）和厂长刘坤日日夜夜轮岗坚守在工作现场，指挥着干群们过了大型设备吊装关。如果把第一代创业者比作山，他们的身上有山的巍峨和威武不屈的情怀。第三关是不锈钢焊接关。纯化生产线上的塔、槽、管道阀门，使用的材质几乎都是不锈钢。在安装工程中，有大批不同规格、不同材质的工艺管道要焊接，其中最为棘手的是各种不同口径不锈钢管道的焊接。根据工艺要求，所有不锈钢管道的焊接强度，一定要经相当大强度拉力和90度的弯曲考验，并应用具有抗腐蚀能力。此种焊接技术如果放在今天自然不是什么难题了。可是，当时二七二厂招来的工人，大多数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工，别说技术了。对于少数懂焊接技术的人，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种类和型号的不锈钢，对于这些电焊工来说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了使焊接工人尽快掌握不锈钢焊接技术，部、局在北京六0一所兴办了焊接训练班，工厂先后派出两批数十名焊工赴京学习。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我国技术人员的辅导下，工人们勤学苦练，终于练出了本领。工厂以这批焊工为骨干，委派焊接技术员李岳贤、韩济本具体指导，采取一边培训、一边施工的方法，进一步扩大了培训面，适应了施工队需要，出色地完成了近5，000米不锈钢管道缝的焊接任务。前三关都过了，最后一关是防酸衬里关。这一关就像拦路虎一样挡在了二七二人的面前，怎么办呢？全厂有60多个大小不同的圆筒罐体，根据设计和工艺要求，所有罐体的衬里质量，其砖缝不得超过1-2个毫米。所有耐酸胶泥填充要密实，不得有流淌现象出现，所砌砖每块耐酸砖都得上下一条线，左右一样齐，如稍有疏忽，就会出现砖缝大小不一、填料多少不等、密实程度不高现象，产生酸溶液渗透，造成罐体腐蚀报废。当时，施工的工人都是从事民用建筑的，从未干过这种专业砌砖工作。由于，技术难度大，工厂只好从太原化工厂、吉林化工厂请来技术人员指教。他们来到二七二厂以后，也不是一蹴而就能干好的，经过多少次的研究和实践。终于在一个月后，战胜了困难，完成了约5、6万米长的灰缝的衬里任务。虽然过了大的“四关”，但留给二七二铀厂第一代创者，还有许多关隘要闯。从1960后至1962年，由于环境恶劣，加之粮食、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大约有40%的工人得了水肿病。许多同志患上痢疾、疟疾等病……因就医困难，大家就上山采药，土法医治。为了填饱肚子，工人们经常上山挖蕨，到湘江里摸鱼，寻找野菜充饥。每当饥肠辘辘时，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畅谈未来，人们把这种交谈，称之为“精神食粮。”_ueditor_page_break_tag_“龙头”的使命在核工业产业链中，部长刘杰把二七二厂称之为“龙头”。1960年春天，是一个倒春寒，阴雨绵绵，寒风刺骨。然而朝着梦想攀登的过程是艰辛的。每向上登一步，都浸透了奋斗的汗水，洒遍了隐忍的泪雨。偏偏是就那一份坚韧，让核工业第一代创业者们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下来。二七二厂主体厂房已经建成，但是附属工程急需解决。工地上特别的寒冷，为了赶工期，同志大战在工地上，衣服淋湿了，光着膀子，有不少同志一天干两个班，也不肯下来。副厂长李文超一边干活，一边劝说：“同志们，等雨停了，我们再干吧！”没有一个人退下来，他们的口号是：“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晴天猛干、早日造出争气弹！”1961年在春天又姗姗来迟。有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春天，清明已过，应是山花烂漫，绿草油油了。二七二厂的柳树才刚刚吐出嫩芽。春天虽冷，但工人们的心是热的，风吹在脸上不觉得寒冷，有些凉飕飕的舒服。年轻的工人脱下棉衣，换上了单薄的工作服，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上。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各级干部不分职务高低，不分所学专业，不分白天黑夜，不分节假日……干部职工团结战斗在一起，以苦为荣。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研究、试验攻关项目。严竣的形势逼人，厂长刘坤感到压力很大，担子沉重。他决心先从了解工艺设备和化学反应过程入手，以生产的要求统揽全局。由于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对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有了促进作用。在组织施工方面，遵照中央关于“进一步缩短战线”和部、局关于把“铀-235生产线列为‘一线工程’重点”的指示，铀厂及时地调理了建设部署，突出以纯化厂房为重点，本着先纯化系统工程和一线工程，再全线工程的原则，集中全厂人力、物力进行了统筹安排。这一年，工厂在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引下，坚决贯彻二机部党组提出的“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方针，组织职工认真学习《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加强企业管理，大抓职工生活，以质量为重点，以生活为基础，有效的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通过整风运动，先后进行了三次工程质量大检查，发现和处理了一批重要的质量问题，增强了职工“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意识。从此，二七二厂便树立了“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理念。这是二七二厂第一给职工灌输的质量、安全文化。1961年7月，在精简下放和支援外厂的情况下，机构进行了调整，将二、四工段合并为一个工段。8月份，又开始在几个重点工段内，实行了计时超额奖和计件工资金制度，改掉过去季度评奖为评月奖，并推行了小组任务单制，提高了工作的劳动积极性和工作效率。1962年，是二七二建厂关键的一年。二机部党组给工厂下达的四大任务是：一收尾；二试车；三生产；四拿出合格产品。在施工与安装过程中，工厂严把工程质量关，先后处理了大小400多个质量、技术问题，攻克了不少的难关。从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了工程速度。部、局和地方党委十分关心二七二厂的建设。刘杰部长，刘伟、雷荣天副部长，苏华局长以及中南局、湖南省委领导等先后六次亲临现场检查指导工作，给予二七二厂干部职工很大的鼓励。在生产准备的攻关时刻，由苏华局长带领调查组来厂蹲点，会同第四设计院、第五研究所来厂的同志们一道开展工作，以纯化系统的工艺、设备、设计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解决了大大小小500多个问题，为纯化系统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以后水冶系统试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一次表彰会上，苏华局长对大家说：“二七二厂虽然算不上什么高、精、尖，但是，我们既没见过，也没干过，我们是在做前人未竞的事业。我们应该感到很荣耀。”会场掌声雷动，长久不息。初到二七二厂，刘坤就曾暗下决心“钻进去，踏踏实实地钻进去”，虽成不了专家，但至少自己要懂，别担一个外行厂长。后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向专家请教，请技术人员讲课，了解生产重要环节。他想：“只要牢牢把握住各个环节，如期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任务，加上四院、五所和部外有关单位的通力合作，是不难拿到产品的。想法有了，可顾虑重重，思想斗争并不轻松。”1962年初，在部领导的关怀下，由五局、十二局主持在衡阳召开了技术现场会，邀请了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会上对二七二厂纯化系统试生产方案进行了审查、修订，对存在的148个大的技术问题，制订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措施，进一步为纯化系统的试生产做好了技术上的充分准备，厂长刘坤更加有了信心。会后不久，他便赴京参加了部党组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刘杰部长专门召集几个生产厂长开了一个小会，具体交待了计划在两年内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意图。刘部长问：“龙头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当时部称二七二厂为原子能工业的龙头）。刘坤鼓着劲说：“有信心。”刘杰部长加重了语气说：“有信心就好嘛！”他这才理解部长重复这句话的含义，是不是部长嫌他表态时有点含糊，也可能这就算立下了军令状。当扩大会议结束时，罗瑞卿总参谋长到会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同志，非常严肃的阐明了完成任务的重要意义，几次强调指出延误时机将负有不可推卸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