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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民 主 社 会--论不发达国家的民主困境及中国的出路
23:55 发表在
信 息 民 主 社 会--论不发达国家的民主困境及中国的出路 赵志勇、冼岩导言：成功源于妥协，妥协源于共同利益 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现阶段什么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构成根本性威胁？--不受制约的精英联盟 一、什么是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或者说是在世界范围内做大“中国蛋糕”) 二、维护“发展经济”这个共同利益对今日中国的极端重要性 三、什么因素会对中国社会的共同利益构成根本性威胁？--经济危机“并发症”和台海战争是可能毁掉中国的内外因素 四、如何避免经济危机“并发症”？--有效制约精英联盟是避免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的关键 （一）如何避免经济危机恶化为经济崩溃？ （二）如何避免经济危机引起动乱？ 第二部分：制约精英联盟的三种可能途径 一、途径一：大众的反击能否摧毁精英联盟？ 二、途径二：“精英联盟”能否变成“精英（互相）制衡”？ （一）为什么不同的精英选择了相互“联盟”而不是彼此“制衡”？ （二）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妥协性 三、精英联盟内部分裂的可能性及其后果 四、途径三：西方民主不能救中国--论制约精英联盟的民间主流方案 （一）何为“民主”？ （二）民主的实践效果--不发达国家追求宪政民主却只得到选举民主 （三）对“民主失灵”的两种流行解释 1、一个流行但不令人信服的解释：初级阶段论 2、似是而非的文化决定论 （四）本文对宪政民主两种不同实践效果的解释：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就是一部（各阶级之间的）妥协史 1、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妥协（或依赖）逐步加深，但暴力仍主宰一切 （1）你死我活的原始社会 （2）征服与被征服的奴隶社会 （3）暴力维系与暴力掠夺的中世纪或封建社会 2、从暴力到民主--论宪政民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 （1）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半暴力半民主社会 （2）暴力与财富 （3）中产阶级社会--自由民主真正惠及大众的社会 （4）福利生产集团（吴思语）地位的上升 3、半暴力半民主半资本主义社会--论宪政民主在东（南）亚国家的实践 （1）民主法治是怎样被扭曲的？--论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社会的“半民主”性质 （2）为什么民主不能消除落后国家的腐败？ ①固定的“金字塔”与流动的“扁平化”--论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的特点 ②后发者必然付出的代价--论“半资本主义经济（即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经济）” Ａ、政府和资本家的密切合作是推动落后国家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Ｂ、权钱联盟的弊端是阻碍经济健康成长的主要原因--腐败导致经济秩序混乱、效率低下、贫富分化 （3）此资本家非彼资本家--论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社会的“暴力掠夺”性质 ①资本的来源 ②资本的“权力化”运作 （4）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快速迈过权钱联盟时期对发展中国家最为关键 （五）宪政民主在苏联式国家必然遭遇的困境 1、中国“封建政权”的暴力本质 2、领主分封制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 3、苏联式政权向宪政民主平稳转型之难，近乎无解 （1）苏联式政权的特点及其影响 （2）全民选举之谬 （3）“民主分裂”之忧 （4）现身说法：俄罗斯之鉴 ①民主之“衣”与专制之“线”--论俄罗斯社会的“半暴力半民主半资本主义”性质 ②为什么“普京”不在一九九一年出现？ ③经济崩溃和国有资产私有化极端不公是政治危机的必然产物 4、为什么从苏联式政权内部演化不出政治制衡--兼论当代等级民主制之谬 5、大众能沾上等级民主制的“光”吗？ 五、“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论大众的最终出路：中产阶级社会 第三部分：最切合实际、副作用最小的制约精英联盟的方案--论中国的出路在于建设“信息民主社会” 一、什么是“信息民主社会”？ 二、信息民主社会的可行性分析 （一）何以党主具有打击腐败、制约权钱联盟的积极性？ 1、正式规则与潜规则--论所有者与代理人的矛盾 2、清理代理人队伍风险不大 （二）为什么党主必须通过信息民主的方式才能达到打击腐败、制约权钱联盟的目的? 1、皇帝监督官吏失败的主要原因--信息战 2、“信息民主”可以打破官僚和资本对信息的垄断，使党主取得信息战的胜利 （1）什么是信息民主？ （2）为什么信息民主能够截断官僚和资本对信息渠道的控制？ （3）为什么部分知识分子愿意和能够为大众鼓与呼? （4）互联网民主是信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5）信息民主是否意味着党主有可能失去对舆论的控制？ （6）信息民主与通常所谓舆论监督的区别 （三）党主较之皇帝的优越性是信息民主社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 1、暴力集团的所有者从皇帝演化为党主，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少数进步之一。 2、在各阶级利益严重冲突导致意见分歧不能行动之时，党主超脱的地位使他可以暂时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以国家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为重，强行驱使全国前行；这在当代中国尤为必要 （四）何以当代中国有条件实施古代中国梦寐以求却难以实现的“仁政”？ 三、信息民主社会的建设分三个阶段 四、信息民主社会的特点 （一）信息民主社会是确保人民享有中级程度的社会保障的国家，即中级福利国家 1、最高执政者为什么要建设中级福利国家？ 2、钱从哪里来? 3、中级福利国家的建设应该分两步走 4、为什么信息民主社会只能实现中级程度的社会保障？ （二）信息民主社会方案基本实现了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因此是具有人治色彩的宪政社会 （三）何以党主在信息民主社会的制度设计中可以基本不受制约？这会不会导致腐败失去控制？ （四）信息民主社会是具有有限自由的社会 （五）信息民主社会实行高薪养廉 （七）信息民主是中国式民主--论信息民主与群众运动 五、信息民主社会的阶段合法性（正当性） （一）公正，而不是同意，是政权合法性/正当性更深刻的基础 （二）信息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合法性：妥协源于依赖
信 息 民 主 社 会 --论不发达国家的民主困境及中国的出路 导言：成功源于妥协，妥协源于共同利益
二十一世纪的成功国家具有哪些共同特性，他们是如何实现成功的？廉洁高效的政府、富有“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语）的资本家或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与服务知识的知识分子、劳动大众，对于任何一个成功社会，上述四个阶级/阶层都必不可少。但是，他们又有着各自相互矛盾的特殊利益，有些利益矛盾还是针锋相对的（比如资本家希望雇员多干活少挣钱，雇员希望少干活多挣钱）。如果不同利益不能达成妥协，就可能出现持续的罢工、针对政府的示威、暴力镇压与暴力反抗、资本出逃国外、政府不断更迭或被推翻等等不成功的症侯；即使已经成功的国家，也会因此走向衰落。
所有人都知道必须达成妥协才能够生存、发展，因为人们彼此需要。但是如何才能达成妥协呢？从必要性来看，妥协的基础是共同利益：共同利益越大，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深（反之亦然，依赖的程度越深，共同利益越大），妥协就越稳定；共同利益越小，依赖程度越小，妥协就越不稳定。观察世界上已经获得持续成功的国家，其国内各阶级的共同利益都十分广泛，因此，各阶层的妥协很稳固。其它国家虽然也存在阶级之间的相互依赖，但是利益冲突往往大于共同利益，彼此仇恨多于相互需要；更有一些国家，从阶级论，各阶层利益相互依赖，但具体到每个成员的个人行为，却往往与本阶级利益相背，使妥协更不稳定，秩序的维持（各个阶级的妥协共存）不得不依靠政权高压。这样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难以持续，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爆内部矛盾，导致前功尽弃。如果是人均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还可以靠吃家底渡过难关、从头再来；但如果是资源贫乏的国家，很可能在付出重大人员伤亡的代价后，一蹶不振。
各阶级的利益状况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除非该阶级消亡或暂时受到蒙蔽，否则无法改变其利益认同。因此，作为各阶级利益的交集，一个国家的共同利益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有些共同利益不能实现。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设计一种新的妥协机制，来沟通原本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以缓和尖锐的内部矛盾，实现各阶级共同发展，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对此，显然会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应该通过斗争一劳永逸地消灭某些阶级利益，通过彻底消除矛盾的一个方面来解决矛盾；有人认为通过制度设计可以消灭或基本抑制某些阶级利益。我们反对上述看法，我们认为阶级和阶级利益都体现了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结构性需要和功能需要，因此，阶级消长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人为主导只可能适得其反（比如在消灭了旧的特权阶级后，新的特权阶级换个名字又出现了），而且代价极其巨大。在新时期，朝向新的或反方向的尝试同样是逆历史逻辑而动，不可能获得成功。况且，在自由、人权已经深入人心的二十一世纪，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承受人类在前几个世纪曾经付出的代价。如果承认阶级及阶级利益分化的存在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那么就得承认制度设计绝非万能，它至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某些阶级的利益。理想的社会只能在历史的长期演进中自然实现；在短期内，人们只能求同存异，只能在不完美的妥协中一步步前行。
第一部分：问题的提出：现阶段什么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构成根本性威胁？不受制约的精英联盟 一、什么是现阶段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或者说是在世界范围内做大“中国蛋糕”)
要找出全民族的共同利益，首先必须分析民族内部各阶级的利益。
在古代中国，社会可主要分为皇帝、官僚、平民三个阶层。皇帝的利益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本人穷奢极欲，二是把祖宗江山传给子孙。这两个利益是相互矛盾的，每一个皇帝都按照他的能力、性格等在这两极之间摇摆。官僚的利益在于腐败与推卸责任，老百姓的利益在于皇帝与官僚收敛对他们的剥削。无疑，三者的利益相互矛盾，因此，虽然太平盛世是所有人的共同希望，但是希望不等于现实，是现实的实际利益而不是希望决定了当事人的实际行动。
皇帝和官僚的实际行为一般而言是在摧毁太平盛世的希望。因此，专制政治必然产生尖锐的内部对立，当社会只存在这样三个阶层时，一般不存在足以统一各阶层行动目标的全社会共同利益，可以说此时全民族的共同利益远小于利益分歧，这就是传统社会不断陷入治乱循环、长治久安似乎永远只是幻想的根本原因。
但是，如果王朝有了外患，以上三个阶层就有了共同敌人，因为外患同时侵犯了所有阶层的利益，这时才会出现戚继光、郑成功等“民族英雄”，因为他们代表了全民族不同阶级的“共同利益”。此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利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因为外患的存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全社会最大的共同利益。
外部世界不仅有威胁也有机遇。当年西方列强横行全球强占殖民地，从外部掠夺了大量资源（包括市场），极大缓和了内部尖锐的劳资对立，为“野蛮崛起”奠定了基础。当年的西方列强都只是中等规模以下的小国，本身资源不足以支持长期快速的发展，可以说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是这些国家当时的“共同利益”。
中国是西方“野蛮崛起”的受害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患打击下急剧衰落，连续战败，不停地割地、赔款、出让各种权益……，可以说中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所有人的利益都因此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当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国力衰落到极点时，日本即趁机欲将中国彻底沦为殖民地。
对“外患”的看法和态度，国人曾经高度一致，但现在出现了某些分歧。人们都承认落后的入侵者一般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那么那些社会制度更先进、文明发展程度更高的殖民者又如何呢？有人举英国殖民地甚至日本殖民地的例子，说明做殖民地也有种种好处。但是，好与不好，只能以“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害得失作为衡量标准，不能以几十年甚至几百、几千年后的眼光作为标准。美国黑人现在的生活水平肯定比还留在非洲的同胞强太多，但对于当时被拐卖的黑人而言，反抗殖民者难道还需要考虑吗？所有的殖民者无不以维护宗主国利益为天职、对当地各阶层利益都曾造成重大损害，后者无一例外都对入侵者进行了全力反抗；之所以最后沦为殖民地，是因为力量不够，绝不是因为看到了几十或几百年后的某种“好处”。中国与此不同，中国始终是第一人口大国，幅员极其辽阔，很难被彻底征服，这是其它民族所不具备的优势。世事多变幻，不能因为几十或几百年后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好处”而否定面临外患时中国社会的共同利益在于反抗外族入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虽然事实上并存着多个政权，但各政权从上到下的主要作为都是抗日，事实证明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着一个全民共同的基本利益即抗击日本侵略者。
新中国成立后，二战余波未平，美苏严重对抗，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遥不可及。此时中国全民族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呢？对于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国人在认识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我们认为，当时的基本现实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救亡图存”还没有完全实现。自1840年以来，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连绵不断；全国基本统一后，又与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打了三年（至于这场战争值不值得打，只能以“当时”全民族的利益来衡量，不能以几十年后可能“正确”的眼光为标准），台海对面还存在未能统一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谁敢说中国从此不会与外国发生战争？如果现代化战争爆发，“一穷二白”的中国，谁敢说不会重演抗日战争前期的一溃千里？因此，避免来自外部的战争威胁，仍然是当时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主要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直到七十年代，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几乎都经历过战争或战乱，因此他们懂得避免战争的重要性）。
七十年代末，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世界大战的阴影越来越远，战争已不再是最迫切的威胁。对于自那以后的中国，什么才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呢？或者说此时是否还存在足以统一中国各阶层行动目标的共同利益？
如果中国一直闭关锁国下去、与世界隔绝，那么在前苏联式体制下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可能重新激化，各阶层利益分歧将大于利益交集，难以形成足以凝聚全社会注意力的共同利益。但是，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绝不可能离开世界独自存在。在安全方面，虽然战争已不是当代最迫切的外部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从此就再也无须面对战争。何况，中国与邻国还存在许多领土、领海的争端，解决这些争端（甚至是维持现状）无疑都要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而现代化战争打的是高科技和经济实力，人海战术已无用武之地，因此，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发展经济”已成当务之急。
在民生（经济）方面，早在清朝道光十四年（1834年）间，中国人口已突破四亿，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已经突出；而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版图已大大缩小，人口却翻了一倍（八亿），人均资源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如果不能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市场、能源、原材料等外部资源，光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甚至无法实现温饱。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继续闭关锁国的后果：“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中华民族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从当代中国社会各个主要群体各自的利益立场看，首先，对于社会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官僚阶层的实际利益在于掌握权力、以权牟利与推卸责任。与古代不同的是，在最高统治集团以“发展经济”作为考察官员的主要指标的情况下，官员们的升迁与辖区内的经济繁荣已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古代，发展经济基本上只是小农的事，除了兴修水利外，基本上既不需要政府介入，政府也没有条件介入。官员的主要政绩是保一方平安）。即使仅从“以权牟利”的需要考虑，经济繁荣和招商引资无疑也能为官员提供更多的寻租机会。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官僚阶层对于“发展经济”都有着十分强烈的动机和密切的利益联系。
其次，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更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连；如果发生经济衰退，老百姓总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新兴的工商阶级则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受益人，他们必须依托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生存、壮大。知识阶层的独立性和生活水平也依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已日显空洞的背景下，执政者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都须日益依赖社会经济的绩效水平。由此可见，“发展经济”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能够被各阶层共同认同的利益目标。由于中国经济正日益与世界经济溶为一体，所以，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必然是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并争取在竞争中胜出，实质即是力争在全球利益分配体系中通过和平手段获取尽可能大的份额，可以说，当今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就是在全球经济大蛋糕中争取切出尽可能大的一块“中国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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