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历史上唯一能阻止希特勒的男人，却在临死前扶持恶魔上台
如果没有俾斯麦，谁都不知道德意志的统一会推迟多久，虽然被成为“铁血宰相，”但实际上，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并不鲁莽，相比于烽火连天的战场，外交层面的俾斯麦更被人称道，他支持俄国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换取俄国的支持，他口头承认卢森堡归于法国，来赢得法国的沉默，俾斯麦的原则是，和平环境更有利于德意志的统一和发展，因为地理原因，德意志的所有行动必须慎之又慎，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入两线作战。
正是因为俾斯麦的存在，普鲁士诞生了一大批“俾斯麦”式的人才，他们不崇尚武力，但是善于运用武力，理智是他们的标签，发展自己的国家是他们为德意志民族工作的初衷，兴登堡就是其中的代表，1903年，凭借着在奥利地和法国取得的骄人战绩，成为德国上将。
不久一战爆发，兴登堡遇到了他一生的知己——鲁登道夫，这位参与制定西线“施里芬计划”的参谋长脾气耿直，军事嗅觉敏锐，但却是典型的顺风笑哈哈，逆风咆哮帝，这和性格稳重的兴登堡形成了完美的性格互补，他们在东线和俄国的战斗中多次重创对手，兴登堡更是凭着两人合作的战果成为陆军元帅。
一战后期，这对哥俩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浮躁，作为亲历普鲁士统一历程的老兵，俾斯麦宰相的告诫言犹在耳：我们德意志必须避免两线作战。而现在的德国，正是在这样的诅咒下艰难前行，特别是在1917年兴登堡视察西线战场后，这种不安的感觉更加冲上心头，“可惜俾斯麦宰相已经不在了。”
这个时候的德国已经不是兴登堡或者鲁登道夫能拯救的了，于是他们在德国未来道路的问题发生了冲突，1918年，这对老搭档决心拼死一试，鲁登道夫在兴登堡的支持下载索姆河一线发起攻势，最后都因为后劲不足停止了。两人这才发现，战争是打不下去了，鲁登道夫建议德皇应该寻求停战，兴登堡表示支持，两人的态度惹恼了普鲁士高层，由于兴登堡在军队中的威望，德皇没有追究，反而把鲁登道夫罢免了。
此时德国发生了内乱，英法已经兵临城下，德皇在兴登堡劝说下逃亡荷兰，兴登堡作为战败国代表和战胜国开始谈判。
一战对德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割地赔款，军队数量被严格限制，同时也在德意志人民心中萌发了复仇的种子，1925年，在人民心中拥有巨大威望的兴登堡，当选为总统，人民本来指望这个在德国统一和一战中的英雄可以复兴德国，但是年近七旬的兴登堡却畏手畏脚。
1929年，资本主义危机席卷德国，德国经济无比萧条，与此同时，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抬头，在议会中的席位不断增加。1931年，兴登堡第一次和希特勒见面，他表示：希特勒最多能干个邮政部长，至于总理，他是不可能的。
1931年大选当中，期初阶段，希特勒的票数不如兴登堡，希特勒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一面，他突然喊出口号支持兴登堡，就这样兴登堡再次当选总统，就是凭借这个事，希特勒博得了兴登堡的好感。
1933年，尽管对纳粹党很多地方持有顾虑，兴登堡还是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我应该把盗猎者变成守林人。
1934年，87岁的兴登堡去世，随后希特勒宣布取消总统和总理，就任元首，德国法西斯政权完全形成。
兴登堡的前半生，在脾斯麦的号召下投身祖国的统一大业，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脾斯麦在的时候，可以发挥最大能力，当俾斯麦不在了，德国的路也歪了，兴登堡的路也歪了，一战以后德国的窘境不是他一个军人出身的武将可以挽救的，晚年的政治生涯更是显得有点倚老卖老，但是他出色的军事素养依旧影响了德国一批军人，在曼施坦因还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兴登堡就屡次教导他，后来曼施坦因回忆起此事的时候依旧对兴登堡充满敬意。从军事上说，兴登堡的成就在一战前无出其右，在政治上，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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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卷 功臣
“我们既然从生命树上偷吃了果实，就不得不受到惩罚。”
俾斯麦一边通过这样的角色变换，精心算计他所说的每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不仅当众是这样，私下里也如此），一边却不甚注意名声，他一生都是如此。他不好虚名，因为他一向将名声看得很淡。
“当我以辞职恐吓他的时候，老头子开始呜咽，流下泪来。他说：‘现在连你也不理我了，我该怎么办呀？’”这是俾斯麦对素昧平生的舒尔茨说的话，他就是这样很真实地描述自己与君主的关系。当然他这样说另有用意，就是要所有的美国人都晓得，君主是离不开他的。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惜牺牲君主的威严。他对萨克森的大使说了一段话，并希望他在萨克森重述，他说：“我的主人虽然懂得要以责任为重，却才疏学浅。他的父亲只关心教育好他的长子，然后就心满意足了。因为这个原因，威廉国王一旦遇到重要的事情，往往就没有主见。他依赖于他人的意见——到处找人给他出主意。”那时候本尼格森经常见到俾斯麦，他曾在一封私信中评论说，俾斯麦看不起所有的部长，除了鲁恩，还说“君主与俾斯麦彼此厌恶的时候，多过友好共处的时候，俾斯麦与太子的交情是极其冷淡的”。
“彼此厌恶”这么形容并不太正确。俾斯麦是习惯和君主相处了，君主却难以习惯俾斯麦。俾斯麦硬是把成功加在君主身上，由此驯服了那个他不得不忍受的、唯一可以限制他权力的人，最开始他不过是君主的一匹坐骑，现在却变成骑马的人啦。谈到七周之战，他能够很有理地说：“那时候我很卖力地用靴子抽打，逼着那匹赛跑的老马冒险做出跳跃。”当君主不听话的时候，俾斯麦就故伎重演，表演一出他那悲喜交加的戏剧：要求君主允许他辞职。1869年初他又这么来了一次，并以要求免去乌泽多姆的职位作交换。他疑心乌泽多姆可能被当作他的后任——因为乌泽多姆是一个自由右工党人（又称规矩会，是个秘密组织），并且君主与他交往密切。
“我要求辞职的唯一理由就是我的力量不够，身体不够健康，不能办到陛下要我办理的所有公事……我得花掉自己全部的精力才能办成我所负责的全部事情。即使我真的用尽我的精力，还得陛下愿意减轻我的各种负担才行；要减轻我的负担，只有让我自己来选择帮手。这件事仍然需要陛下对我绝对信任，不但信任我，还得让我有自由行动之权才行。”他又谈到，他的灰心“是由一种情况造成的，就是说，择人办理公事是要很慎重的。陛下您待任何臣子都非常慈祥友善，这对像我这样不得不为那些不称职的人耗费更多精力弥补的人来说，很成问题，非常不利。我为国办事，努力奋斗，因此使得许多身居要职的人憎恨我，有权力的人讨厌我……陛下要原谅我的这种弱点，因为我这是出于对陛下的敬爱……我觉得我不会长寿，恐怕我将来会变得像前王那样。我本不该指望陛下在谈论公事时能念及我的病弱之躯。”
这封信真是篇杰作！我们从他谈论的这些事就能判断，在未呈递这封信之前的几年，他对于此种状况的处理方式更多是闭门不出，但这种罢工并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他只好向君主呈递了这封信，信中把君主的全部过失都罗列了出来。他说他这样做，私人的理由是威廉偏听偏信那些意图干预他（俾斯麦）的公事的人们，使得人们都不喜欢他了。他为此而心力交瘁，恐怕日后会得疯病而死，如同前王一样。只有一件事能够解放他：让他自由行动。
这位贤主害怕了，说：“你怎么可能会认为我会答应你辞职的要求呢？我最大欢乐就是能与你以君臣共处，经常和你达成更为密切的共识。你怎么能因为我有一件事与你意见不合，就无缘无故地陷入忧郁压抑之中，以致要踏出这样极端的一步！……在普鲁士的历史中，你的名字位列最高，高过任何一位政治家。你请求我让你离开？我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做！休息和祈祷会解决你全部的问题。你的最讲信用的朋友威廉。”在这封信里，朋友两个字底下被加了三道线。乌泽多姆变成了君主这条船上的累赘，被抛入江心了。君主对于要免去这位规矩会友人的职务，感到很难为情，所以解私囊弥补乌泽多姆失去的那份官俸。君主为此是很不高兴的，所以在第二封解释的信中说：“我深信，即使是你也不会希望我不去听那些在关键时候人们对我说的秘密。”君主还说，他也觉得跟俾斯麦一样劳累，问是否他也该放下君主的职守。俾斯麦在旁边写道：“不该！三千万人民里没有一个人希望看到陛下退位这件事，陛下您只能坚持。若是一位大臣在正式公文里对陛下说切实可信的话，陛下就得相信！”君主第一次用很恭维的字句签字：“永远感激的威廉国王”。
现在俾斯麦与太子相处得还不错。这一次胜仗使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有所缓和。腓特烈的一个亲信、自由派的敦克尔得到机会拟写一篇宪法草稿，俾斯麦却并未采用；民族自由党正在为竞争大臣席位奔走。但是维多利亚王妃比丈夫脾气更大，更为骄矜，曾借饭桌上闲谈的机会攻击俾斯麦——好在用的是一种“跟他开玩笑般的和蔼腔调”。
“俾斯麦伯爵，我觉得你的目标似乎是要做君主，若做不了君主，你至少也要做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
俾斯麦却用了很郑重的腔调回答她的这句“玩笑”：“我做不好一个共和党人，按照我的家族传统，我得服侍一位君主才能在世界上混得好；但是我要感谢上帝，我与君主不同，不会被迫必须用银盘子饮食。也许我个人的信念得不到普遍认同：我虽然并不认为未来君主党将绝种，但是很可能君主会绝种。如果没有新的君主出现，可能就变成共和制啦。”这段话里有三个意思，每个都像一杆长矛一样直刺过去，最后一刺是致命的——因为他告诉太子妃，她的丈夫根本没有君主所应有的诸多品质。
说这样犀利机智的话语，正是这位天才外交家的特色，而且这种话语从此以后日见增多。这是因为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把俾斯麦的谈话记录下来了。舒尔茨原是一名革命党，之后逃遁到美国兴办企业，二十年之后再回到柏林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位美国将军。他满肚子都是偏见，因为私人身份不得不说反对俾斯麦的话。虽然他是个不甘屈服的人，但遇到俾斯麦后，却无法不由衷折服。“他与人谈话，滔滔不绝，精神饱满，还夹杂着有趣的俏皮话，引人大笑（有时候他十分风趣，引人大笑，有时却是很厉害地讽刺他人）。他很高兴自己善于讲故事，他的话都带着高昂的腔调。在所有这些背后，都显示出他的霸道性格。”俾斯麦请舒尔茨第二天来吃晚饭，其他的客人都是令人讨厌的中老年律师。等到他们散去之后，俾斯麦留住舒尔茨，换了很和气的口吻，问他许多话，包括美国的情形。
这位外交家会耍许多外交家的手段，其中有一样就是装病。他如果想要装成一个体弱多病、毫无势力、无所谓的人，就说自己病了。有一次大阅兵，他说了一番话，使离他不远的几十个人都听得见：“我觉得病得很难受，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笑，不能吸烟，无法做事；我的精神分裂了……我的额头后面没有脑子了，只剩下一团糨糊。”在君主党的一次聚会中，他耍弄那些忠君的臣子。俾斯麦对一个宪法教授说，假使霍亨索伦王族曾用他们自己的势力压迫那些不听命令的贵族们，俾斯麦家族应该是属于易北河左岸的贵族，同他们一起攻打右岸的贵族，使他们服从霍亨索伦王族——但这是正好与事实相反的。
有一次，一位斯图加特政客来看俾斯麦。俾斯麦装成一个民主党，和他谈论强迫征兵制的好处。“我也是被母亲纵容惯了的孩子，却被迫扛起了枪，有时被逼睡在干草上，然而这一切对我却并非无益。如果一个种田人有一天说‘我在队列里曾经和乡绅们并排站’的时候，就算是他自己也几乎无法相信这件事能产生什么效果。但这件事对军官们很有好处。既然士兵里有这么多有知识的人，军官也必须得亲自动手做事。”他就是这样在这个从符腾堡来的人面前给强迫征兵制加上了一层民主党色彩。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被母亲惯坏了的小宝贝，对服兵役极为痛恨。他也没有被迫在干草上睡过，仅仅是在出门打猎时因为好玩才这样做。
那时候鲁恩曾说：“他相信他能够凭借外交家的善辩与机智胜人一筹，这样别人就会对他言听计从。他对保守党说保守主义，对自由党说自由主义。他用的这种手段不是说明他几乎看不起他的同事们，而是说他甘心自欺欺人，我看了感到很难过。他认为无论怎样，现在或将来都得让别人觉得他无所不能，这是因为他觉得一旦他松手，那所他最先开始建造的房屋就会立即坍塌，为世人所耻笑。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错；但我要问，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非得用这样的方法吗？”鲁恩，俾斯麦的挚友，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以本职为天职。而这句问话体现了他看到自己“用符咒请出来的神”的真面目时，心中的忧虑和不安。
俾斯麦一边通过这样的角色变换，精心算计他所说的每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不仅当众是这样，私下里也如此），一边却不甚注意名声，他一生都是如此。他不好虚名，因为他一向将名声看得很淡。他之所以计算他所说的话的效果，是因为这些效果对他的政策十分重要。他并不好浮名，认为名声在外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无论到了哪个车站，都有许多人瞪着眼睛看我，好像我是一个日本人。”他在维也纳公园的时候，人人都跑来看他，“好像我是一只马上要在动物园里展览的新来的海马”。他认为头衔与徽章都是很可笑的东西。在公文里他删去惯用的几种修饰词语，毫不遮掩他的作风。有一次他与另外两位大臣同时被召见，他到了之后问副官：“那两个骗子还没到吗？”在宫廷舞会上，他觉得跳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然而跳了一会之后，君主却禁止王妃公主们同他跳舞，并说：“人们都责怪我为什么要委任一个轻佻的人做首相。”有一次，他的红鹰大绶带总是滑下来，他让一个宫廷的官员替他挂好。当这人替他挂上绶带的时候，他不得不耐心等待，同时指着一位王公说：“徽章和大绶带应该是这样的人才能佩戴的，我认为他们一生下来，皮肤上就带着一种吸力，这种吸力能够把徽章和大绶带都吸得很紧，不会掉下来。”
《喧声报》将他描绘成一个猎人。他很生气地对霍恩洛厄说：“他们攻击我的政策，我并不在意，不过付之一笑罢了。打猎却不是开玩笑的事，打猎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他的夫人生性节俭，他却不允许她以节俭的乡下女人的形象出现——至少当她在矿泉修养时是不允许的。他喜欢嘲笑那些官样文章，无论在哪里，都摆出一种天生的贵族式的镇静——在议院是这样，在家也是这样，他很少待在别的地方。只有对着他亲近的人（大多数都是亲戚），或对着秘书们的时候，他才显露出他的特别之处，用意是给他们机会把他的这些特别之处记录下来，告诉后人。
这时候俾斯麦已经在欧洲享有盛名了，在柏林的外交家们都说他是个大魔术师，是恶魔萨拉斯特罗。在外国首都出版的那些书信与传记中也满是他的名字。梅里美好几次写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就要发生了，会加上一句“除非俾斯麦决定不让它发生”。俾斯麦在推勒里做客时，左拉对他的描述极为形象：“当公司发起人沙喀尔特很得意地在大厅里同他的情妇（这个情妇是他与皇帝两个人所共有的）手拉手地漫步走过的时候，她的丈夫就跟在他们背后。俾斯麦伯爵，一个身材魁梧的猎者，此刻正在与几位客人谈天，忽然大笑，双眼带着嘲笑跟随这三个名誉不太好的人。”
这时候，俾斯麦的名声与他本人的人品是比较相符的。世人把他当作一个不讲道德的高手，他的坦白与诡诈常常掺杂在一起，令人难以看透。本尼格森说道：“他用不同寻常的手段骗了法国。外交原本就是世界上诸多骗人的行当之一，但当俾斯麦利用这种手段为日耳曼谋利的时候，手法如此巧妙，精力如此旺盛，却使我们无法不对其赞叹不已。”当时的外交家，并不觉得俾斯麦是个英雄，无论是彼此谈论或是书信往来，都并不顾忌地谈起他的手段。例如贝斯特曾说：“俾斯麦在加斯泰因说：‘我们绝没想过要为德意志帝国夺取日耳曼的奥地利。我们更容易想到荷兰。’过了几个月之后，荷兰公使从柏林调往伦敦，他曾告诉我，俾斯麦对他说，没有人想到夺取荷兰，倒是有人想夺取奥地利的几个使用德语的省份这件事是真的。”
其实俾斯麦并不想征服奥地利或者荷兰。他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使他的左邻右舍与仇敌们不安，然后畏惧。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常用这种方法。他说这两句话或许是有意让听者传播出去，他们如果真的传播出去，那么无论在什么人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最有力的骂人字眼。他尤其喜欢骂他的对头们是匪类；当他最高兴的时候，他会说：“他是一个傻子！”——这是表示友谊。他现在就是这样随心所欲地批评别人，这印证他的骄傲和愤世嫉俗，他就喜欢这样骂人。他认为自己可以高兴说别人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对君主也是这样。他能够这样做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弗莱塔格对俾斯麦的评语虽然带着仇视的色彩，却是很值得注意的：“俾斯麦的做派，只能在一个介于黑夜和白昼之间的时代才有行得通的可能……在浪漫派与美术派之间，他带来一片狭窄的学识地带，由那些旅行爱好者与漂亮的容克们建成……我觉得俾斯麦似乎是从这个无思想的时期较晚到达的一个独行者。他最令人关注的特色，就是不敬，这是他的一种倾向：无论判断什么，都是任意而为之，用自己作判断的标准，还带着一种刚成型的新奇又无礼的蛮干。所以这个人无法成为一个学派的发起人；他的诸多过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过错……现在的君主不愿撇开他，除非俾斯麦自己愿意走开；不声不响地在那儿发闷是无用的……一个不很了解自己的人，一个更加任性的人，祖先也是不甚显达的，然而他就是这样浮到表面上来，居然能因为他的敢于冒险和真正超群的品质，如此同普鲁士的光荣与伟大合而为一。好像无论什么人打击他，就是打击国家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是十分与众不同的！虽然有许多人与弗莱塔格观点相同，说俾斯麦有许多超群之才，这许多才能又是有利于国家的，但总的说来，在这个时期（正好在他的那个政党大竞争之前与这个政党大竞争之后），他还是与所有的政党、所有的阶级都格格不入。“我要你们所要的，但是所用的方法与你们不同”，他在新的帝国议会里面，敢于说这样的话：“我如果不驳斥你们的不同意见，你们就会得出结论，说我把这件事情看得无足轻重。那么我从不这样觉得，我想你们应该为此高兴。”（听者都很激动）当他被逼迫着承认巴登为北日耳曼联盟的一分子的时候，又说：“诸位先生，不必这样热心地催马车开往前方的那几站，现在最好是满意地享受你们已得到的，不要贪图你们还没有得到的……也许是我办错了，也许是你们办错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同你们意见不合，但我只能按照我对时局的见解来办事。”
这个人对待人民的代表尚且如此，在同僚们心中自然也是个专制者。他把北日耳曼联盟当作自己亲手创造的，要求对其有控制权，同时还要控制普鲁士。他那时最亲密的朋友诉苦说“不满意他的专制行为，自从鲁恩退位以来，他的行为令人难以忍受，哪怕是极小的反对意见，他都不能容忍”。鲁恩的辞职不过是暂时的，他批评俾斯麦“在召开会议时，他把自己的位置看得过高，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好像被过去的错误所缠绕，相信用知识和灵敏……就能够打倒眼前的诸多困难……就政党而言，我属于保守的反对派，因为我不愿别人捂住我的双眼，违背我的意志，牵着我的鼻子走到天知道什么鬼地方去。俾斯麦现在同从前一样，不理睬那些最可靠的与最肯帮助他的朋友们，对他们毫不客气”。蒂勒那时是一位次长，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位长官还是和以前一样自以为是，常说些牢骚话，有时遇到他并不完全了解的小事也要干预，有时却执拗地不肯参与一些重要的事情。不要紧！假如他的身体完全康复，我们就能够秘密地询问他：‘欧洲是什么价钱？’”
人人都怕这个专制者，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做一个哪怕是最小的决定，这使他非常愤怒。他的夫人从乡下写信给乔特尔说（我们可以从信里听到她丈夫的话音）：“你几乎没法相信俾斯麦是多么的生气，因为在柏林的人们幼稚得令人着急，无论什么小事都不肯负责，全要请他批示或决定……你是了解我们国家这位伟大的舵手的，你明白什么样的事会使他感到棘手，令他极为苦恼。”他不在柏林的时候，假如诸事不能都尽如他意，他就写道：“我很懊恼我说的第二段话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我是很少麻烦这些先生们的，他们强迫一个有病的人三番两次强调这样的事，简直是近乎藐视。”
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独唱家，还得领唱——合唱的人们只好不出声。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最有势力也最有个性的人手下办事。在新的日耳曼国筹备好之前，日耳曼的知识界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躲开俾斯麦，既不发表章程，也没有反对他的意向。不管是在书信里还是在谈话里，我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有名的知识界人士曾做过俾斯麦的座上客。俾斯麦曾有几件公文交给特赖奇克，任他处置，也曾提起过施贝尔·哈根的新小说，又或者收到了路透的书，为此感谢他——好几年间提到的不过这些。埃克哈特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第一次拜访俾斯麦，见到的客人都是些容克，对俾斯麦说话时称呼“你”，而在别的地方，这班容克们往往都是他的对头。埃克哈特问道：“我们怎样解释，这样的人会成为日耳曼第一号人物的亲密朋友，成为经常与他聚会的人？曾几何时，日耳曼民族的知识界首领变得与这家人不相往来，就是来往的话，也是极少的？”
这时候俾斯麦只喜欢同犹太人交流，他说拉萨尔是最聪明的人，常常同拉萨尔谈到深夜还不愿结束。他让巴里施罗德做他的秘密办事员，这个人可以经常到他家里找他，后来又受委托替俾斯麦管理产业。俾斯麦曾授意要给他世袭爵位。还有一个叫科恩的医生，做了俾斯麦好些年的私人医生和朋友，一直到科恩死去。俾斯麦非常信任犹太人，把他的健康与产业都托付与他们。“同西姆松的往来让我感觉非常快乐……他是一个有真正才学的人，当他来访的时候，是最有趣的——对于大多数来拜访我的人，我不会这么评论。他满腔都是真正的爱国情怀；他就像是一个名贵器皿，里面装了许多最高尚的情操。”俾斯麦写过许多话描写别人的性格，上文引用的两句话，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二十年前，俾斯麦还在耶尔福议会当秘书的时候，曾挖苦过西姆松，说：“假使我父亲看见我在这里为一个犹太教授做秘书，他在他的棺材里会睡不安稳的。”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争论，西姆松居然称俾斯麦是一个跳索人，想必俾斯麦一定不会忘记这两件事。后来他又极口称赞狄斯累利。我们不能不问，他为什么看重巴里施罗德，却不看重郝斯曼；看重科恩，却不看重费利克斯；看重拉萨尔，却不看重李卜克内西；看重西姆松，却不看重利希特；看重狄斯累利，却不看重索尔兹巴利呢？
这时候俾斯麦早已抛弃对犹太人的敌视了，将其和他少年时的其他很多偏见一起抛之脑后了。就是在私下里他也绝不说敌视犹太人的话，但是我们几乎不用怀疑——虽有理由——他那个阶级的人的普遍成见，对于这件事，到底会多少摆脱不开。二十年前他发表过反对犹太人做官的言论，后来也是他，通过一条法律解放了犹太人：他坚持认为既然普鲁士没有国教，政府对于教派间的争斗就绝不能袒护任何一方。他在帝国议会里赞美犹太人，因为“他们有治国的知识和长处”，私下里他以敬爱父母、笃爱妻室、好行慈善为犹太人最崇高的美德。他提倡贵族与犹太人通婚，引了利纳尔、斯特蓝、库斯罗和其他几个家族作证。“这几家与犹太人通婚，生下的后代都是极其明理、极好的人。……换过来说，最妙的莫过于日耳曼信奉基督教的男子与犹太女子结婚。金钱必须自由流通，世上并没有所谓劣等的种族。但关于这件事，我却不晓得该劝我的儿子做什么。”到了晚年，他用一句俏皮话概括了犹太人的社会与生物学的价值：“犹太人的血脉与日耳曼各族的血液合起来，就融合成一种发光物，我们是绝对不可轻视的。”
对于各种族、各教派的人，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冷淡的，无论是基督教徒或犹太人，部臣或党魁，普鲁士贵族或外邦的王公。他对待他的老朋友们，也是很冷淡的，几乎只有一个人能令他热心相待，这个人就是鲁恩。1869年，这两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有想脱逃的举动，另一个就会抓住这一个的领带，抓他回来继续做事，谁也不许谁告退，这种情景是很感人的，却多少带点喜剧的味道。当鲁恩很郑重地考虑上文引用的俾斯麦的辞职书的表面价值的时候，他写道：“我的朋友，昨晚我与你分手之后，我不停地想你和你所做出的决定，这使我一刻也不能安宁。请你在位上的时候务必留一条出路……你要记得，你昨天接到的君主给你的那封信，是出于真诚的。……你要原谅那封信里的某些看起来不够真诚的话，或是假惭愧地腔调。那不过是出于不肯认错，或许从写信人的地位来看，无论怎样他是不能认错的——既不能认错，也不能起意改变。你一定不要真的烧毁了你的船……你如果那样做，就是当着全国人的面毁了你的地位，整个欧洲都会嘲笑你的……人家会说你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不必费力证明这一点了。你的永不改变的挚友……”
他一方面并不袒护君主的行为，另一方面却为君主找出几句借口来，这种高贵的举动，多么打动人心！以历史来看，他的见解是多么准确！他的缄默显得多么威严！
几个月之后，俾斯麦不同意鲁恩的海军条例，鲁恩为此很不高兴，决意要辞职——这一次他是很认真的，却也同样是没有用的——俾斯麦从瓦森写了一封信警告他：“你是否还记得1862年9月我们两个人立的约，我毫不犹豫地同你握手的时候，的确曾想过到尼朴甫过隐居生活。然而我却绝对没想到我们联手办事七年之后，在海军问题上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你该用一种局外人的态度，读一下8月14日的口号……我觉得这个问题并没有这样严重，能让你在上帝与祖国的监察下舍君主而去（君主今年72岁了），或因为你的辞职，同僚们都受到谴责，其中也包括我本人。”这封信里的每个字都是盘算过的，都有能够重新激起鲁恩的责任心和敬畏之心的力量。以前俾斯麦隐居不仕的时候，是鲁恩把他拖入仕途。现在鲁恩的辞职将对俾斯麦不利，他就用这封信把从头到尾的责任都推在鲁恩身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俾斯麦是极为利己的，这一向都是俾斯麦的做派。
四十八小时之后，这位刚刚才极力劝鲁恩以负责与自制为重的俾斯麦，像一个牧师一样写了那封信的俾斯麦，却坐在同一张书桌旁，给鲁恩写了一封很愤怒的信：“没有人有权力让我为一件一意孤行的事而牺牲我的性命、我的健康、我的诚实与稳妥的名誉。我有三十六个小时没睡觉了，呕吐了一夜，我的头烫得像火烧，敷着冰还是热。这足够使我发狂了！你必须饶恕我如此生气，但是这件公文上有你的签字……我却觉得你并没有把这件事搞清楚。假如我们所赶的车要翻了，我得让大家明白，责任并不在我……也许我们两个人都脾气太暴烈，不再能同划一条船。一个人的良心要像牛皮纸那样坚韧才能够受得住！”俾斯麦这样大发脾气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君主与在柏林的大臣商谈之后，要策划与外国联盟？还是君主宣布他有意要同外国订立这样的联盟？是不是解散了帝国议会？是不是取消了俾斯麦的议案？是不是免了一位大臣的职？
统统不是，只不过是俾斯麦提议任用汉堡的一个邮务官当邮务总长，内阁不肯同意罢了。
　　他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又得到了最开始几乎想也想不到的大权，好像盼望已久的许多愿望都得以实现，他清醒了，不再为这种浮士德式的感情所困扰。
“我吃完早饭读过报纸以后，便穿上打猎的靴子，在森林里随便走走，爬山、涉泽、研究地理学、寻找养花草的地方。我一回到家，就把我的马备好……还是做同样的事……这里有很多棵小树，还有许多已被砍伐的木桩，有荒地、养花苗的土地、溪流、泽地、野草地、金雀花、牡鹿、山鹞，以及密不透风的柏树林与橡树林，还有其他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那时候我常常聆听鸽子、苍鹭与鸢的叫声，不然就是听佃户们诉说野猪祸害庄稼之苦。我怎样能够使你完全领略这种生活呢？”
这是俾斯麦从瓦尔青写来的信，这个地方离赖安菲尔不远，当俾斯麦初次探访这个地方，在他的田产上游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之前为国奋斗，为国家赢得了许多胜利，现在得到酬劳了。唯一可能引起异议的是他用国家赏他的钱置田买地。过了几年之后，他宣称：“不该拿钱来酬答功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很难接受这笔钱财，但是后来我竟收受了。最难为情的是这笔款项不是由君主给我的，而是由议院给我的。我同议员们如此激烈地吵了这么多年，我不愿意从他们手上拿钱。”当时自由党议员们曾提议过，说不必赏鲁恩和俾斯麦钱财，免除对他们的追究就够了。但是俾斯麦虽然觉得难为情，却仍然接受了这笔赏金，可见他年纪愈大愈喜欢钱财与家产——但是谈到他的私产，他向来都不是一个擅长经营的人，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以稳妥的投资方式来增加他的私人财产。
他对钱财的欲望与他的傲性相互冲突。他最初与议员们斗争的时候，议院曾宣布大臣们若是不合宪法地滥用公款，国家可以剥夺他的个人财产，以资赔偿。所以俾斯麦曾考虑过把他的产业写在他的哥哥名下。“遇着新君主登位，这样的充公并不是绝对不会发生，但我如果把产业让给我的哥哥，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我是着急了，我在钱财上有问题。我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何况我之所以能在上议院得到席位，全赖我是尼朴甫的地主。”他虽然不愿将财产让给他的哥哥，但是他却不得不这么办。失去在上议院的席位虽然会使这件事公布出来，且会引发各种令人难堪的评论，但他还是把产业卖给了他哥哥。他讲了以下几点让人关注的理由：“我想在这里度过我的暮年，这个想法已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我有点迷信，有几种考虑促使我卖出田产……考虑到我的情况，或是我的儿女们的情况，使我向你要价不能比向外人索要的价格低太多。”这些理由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当时确实还没卖掉尼朴甫。
四年后，因为他做了议会从前认为不应做的事（普奥战争），议会赏给了他许多钱，那时候俾斯麦已经成为一个大富翁了，但他仍将尼朴甫的田产尽快卖了出去。他在这里度过很多年，从2岁到28岁都是在这里过的。很多年前他第一次出租这个地方时，他是多么伤心呀！现在当他从瓦尔青骑马赶往尼朴甫的时候，他却说“他们总要麻烦我，在那里，我对树木比对人有更多的话说”。一直到他晚年，这个他少年时的家，才又成为他的天堂。现在他却毫不在乎，从瓦尔青写信给他哥哥：“我宁愿卖给费烈或你，但是价钱不能低于市价太多。”他不再迷信，也不再说他多么舍不得田地与住宅，尽管他从前在申豪森与尼朴甫都说过这种话。
他的确喜欢瓦尔青的森林，但是有许多原因使他还是更喜欢其他的几处地产。瓦尔青的住宅也比不上申豪森的大宅。“外观像一所医院，因为这所房子有两个很长的侧翼。总体看来，这所房子是很平常的，有很多窗子，既不像一座城堡又不像一座罗马式的别墅。”柯雪林住在里头的时候，就是这样评价这所房子的。森林并不能带来其他收入，只能建造锯木厂或造纸厂。“这将要花费10万元左右，但是每天都能够把松树变作许多纸张。”他从前有一段时间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大自然的人，现在却变得那么的实际，变成了一个经济家，一个极为顾家的人！
他是个一刻也闲不住的人，必须经常做事，初次来看这个地方时，他就动手为瓦尔青的森林与住宅增添生机。“你打发人去申豪森把红玻璃杯、雕花椅子、一两架能锁的橱柜，还有剩下的几张床都挪过来……桌子可以从柏林搬来，你们可以用我摆在前厅的活盖写字桌。君主的屋子，为什么要我们为其提供家具呀？……我要坐马车出去看森林、牡鹿，还有阳光……我不能写得太多，因为墨水使我的神经激动。……你不久就得来，让孩子们跟你同来，我猜在某个地方可以买到床。不要带女仆来，除了你自己用的。也许你连她都用不着，因为这里已有一个洗衣服的女人，她曾替布曼特尔家洗过三年衣服……所以你不必带厨子或女仆来，除非你自己要用他们。再送些厚的深绿色的布料来做窗帷和能遮住几道玻璃门的帘子，我们就可以保持隐秘，不会被人看到了。我想在你来之前我不会回柏林的。你告诉别人说，我身体很不好，不过慢慢在恢复，但我不想走长路，这样我可能会失去已得到的东西。你快来吧。”
这是俾斯麦最欢乐的时候。他离开柏林，不再为公事操劳了。他知道他的夫人就要来了，家里没有客人，没有电报，只有管猎场和森林的人，还有马匹，钱财足够他们一家用。他处在这种环境中，觉得日子还是很好过的，足足过了一个星期这样的生活。一个星期后，他又想回到为公事操劳的生活中了；若是不让他去操劳公事，他的老脾气就要发作。他要做事，又要发号施令。他在乡下隐居的时候，还想着掌权。他指着一位邻居的田产，说过如下的一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性情，“每天晚上我都想把那块地取来，等到了第二天早上再看见这块地时我又不动心了”。俾斯麦的激情与他的和缓，以及他的政策的所有节奏，都包容在这一句话里头了。
他在乡下时，发觉他的客人们很是蠢笨。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请日耳曼最聪明的人来。除非是一位阁臣、一位秘书或一位政党首领来见他，不然的话，他就没有什么贵客。“他坐在十多个亲戚里头，其中有三个耳朵有点背，其余的人谈话时都得大声喊叫，这三个人才能听见。他们老是一起开口讲话。”有人曾这样描写过，“他很和气地对待他们，这令他们非常高兴，待到晚上十点才回家”。柯雪林有时也到这里来。“他来了，我们同坐在行军床上……一边畅谈，一边聆听乔特尔创作的音乐。”
俾斯麦经常劳累过度，他曾对乔特尔承认，尽管柯雪林是他的少年旧友，但他还是觉得接待他令他疲倦，盼望他早点走。
现在他最喜欢的，他一直以来最喜欢的，还是莫特利。俾斯麦之所以喜欢这位兴致勃勃且讲话直率的美国人，是因为他期望通过这个性情较为平和的人来平复他自己天生的躁动。不管是君主还是乔安娜都没有这种资格。这两个人都能得到他的尊敬，除他们之外，他几乎看不起全世界所有的人。君主与乔安娜都是常见的类型，没有鲜明的个性与独到的见解，威廉年纪已老，又不甚聪明；乔安娜是过于温柔而无阅历。他们两个人的性情都比较温和，却不能使他感到平静。莫特利是个与世无争的男子汉，举止自然又卓尔不群；他是俾斯麦的忠诚朋友，却对他并无所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莫特利非常独立，在俾斯麦所知的人中，无人能在这一点上与他相比。在一群心怀恶意与蠢笨的人中，他能够完全依赖莫特利，他是俾斯麦真正的朋友。只有对莫特利，俾斯麦才会写如下文那样脱离世俗的信，两人相识的最开始十年这样写，十年之后还是如此。俾斯麦向来是让别人等他的回信的，对至亲至近的人也是这样，却屡次主动写信给莫特利，都是用以下的腔调——大多数用的是德文，有时却用英文：
“杰克，我的宝贝——你到底在哪里？你连一行字也不写给我，你干什么去了？我像黑奴一样从早劳碌到晚，你却闲得无事可做——与其两只脚跷在那看不知是何颜色的墙发呆，你不如写信给我吧。我是没法按时写信的，之前有五天左右我甚至抽不出一刻钟的散步时间。但是你这个懒惰的老东西，什么事使你忘却了老朋友？我现在正打算上床睡觉，忽然看到你照片上的双眼，所以宁可少睡点觉，挤出点时间让你追忆下很久以前的往事。你为什么老是不到柏林来？从维也纳到这里花的时间，还不足一个美国人度假旅游时所走的路程的四分之一呢。在这种令人乏味的生活中，我和我的夫人都很愉快地想再见你一面。你几时能来，你几时想来？如果你能来，我愿意挤出时间来陪你故地重游，在某酒店里同你共饮一瓶酒，从前在那里，有一次他们禁止你把脚放在椅子上。你不要理会政治了，来看我吧。我答应你会把联合旗高高挂在我们的房顶上，谈天说地，开一瓶上好的醇白酒，一起咒骂那些背叛者。你不要忘记老朋友，也别忘记老朋友的夫人，因为我的夫人几乎同我一样非常热切地想见你。你若不来，至少也要赶紧来封信。好朋友，要么来，要么赶快写信给我。你的，俾斯麦，最近迷上那首旧曲子《过从前殖民地时代的好日子》了。”
莫特利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时，他们二人近在咫尺。俾斯麦从瓦尔青写信给他说：“你该把你的寓所搬到波美拉尼亚森林来，这会给我们带来欢乐。对你这样的一个航海旅行家来说，这不过是以前从柏林到格丁根的路程。你扶着你的夫人，上一辆马车，二十分钟就到车站，三十分钟后就能到柏林，从柏林到我这里也不过半日的路程……你能来就最好不过了。我的夫人，我的女儿，我自己与男孩子们，都会欣喜若狂的；我们就会像往日般快乐了……我被这个念头深深地吸引住了，你若不肯来，我必定会气病的，这是不利于政治局面的。”
他是真心喜爱莫特利的。他爱妻子还多少带着些为夫为父的责任，他喜欢这个美国人，是既无用意又无理由的。这两个人开始密切交往时，俾斯麦不过才17岁，他对这个美国人的喜欢六十多年不变。莫特利显然能在某些方面弥补他的不足，好像从前策尔特之于歌德。莫特利在男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如同玛尔维妮在女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一样，既随和，又是个极聪明的人。他还是个很有兴致的人，同时既富有阅历又很谨慎。这个日耳曼人会从一个较为年轻的国度中找到他最好的朋友，并非偶然。
乔安娜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在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她因为担心有人谋杀她的丈夫而整夜睡不着，他屡次提到她“失眠、心跳快、沮丧”。他送她到几处有矿泉的地方疗养，害怕她太早离开他。在她40岁时，她写信给儿女，自称“老母”。他们的儿女们逐渐长大，乔安娜摆脱孩子的束缚后，又如同母亲照顾儿子那样照顾自己的丈夫。她后半生中唯一关切的事就是照应他的身体，减轻他的烦恼，伺候他、保护他。为此她抛弃了一切——她的欲望，她的消遣，她的见解。她绝不敢劝他，当他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时候，她不肯冒险直接写信告诉他她心里的想法，只让她的朋友乔特尔去间接地探问，她是否可以先到维也纳。乔特尔一想，不好直接拿乔安娜的话问俾斯麦。她就是这样深爱着她的丈夫，不肯显露自己。有一次俾斯麦夫妇同柯雪林出游，俾斯麦问乔安娜，是再往前去，还是返回？她答道：“随你喜欢，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俾斯麦在瓦尔青得了病的时候，她“日夜陪伴他，只有吃饭时走开一会儿。我很安静地坐在屋里，或看书，或做活，或替他做事。说一句话都会使他感到难受，我着急得快死了”。
他的儿女们也是非常温顺，他们不敢做父亲不允许做的事；俾斯麦也不要求他们做什么。俾斯麦曾建议玛丽应该学写点东西，但一听说这个16岁的女孩觉得写东西是一件很难的事，他就不再要求她写。他追忆他的童年时很伤心，所以比较纵容儿女。他虽然是个立过奇功的人，心里却怀着痛恨，并不相信世间的任何人。当他对柯雪林说他不打算让他的儿子们出去做官时，就充分显露出这种愤世的心境。他说：“做官得不到什么好处，还得背着银十字架在这世间行走。”他在尼科尔斯堡得到整个日耳曼都在盼望的消息的时候，正逢他儿子的生日。他写给他儿子一封信，一开始说的就是政治新闻。他不久就感觉到他所处的两难地位，他是政治家的同时又得是教育家，他说道：“当一个人处在政治战场中，如果有许多对头，就必须挥拳打倒那些更有气力的，使他们不能再翻身，剩下那些没有气力的皮囊——可如果是在私人生活中做这种事，人家就会把这当作一种卑劣的行径。”他希望他的儿子们体格气度好，精力充沛。他每每称赞儿子们，只是称赞他们有奋斗能力。曾有一个年轻客人“看到俾斯麦和儿子们，就像看到大狮子带着小狮子们，吃很多东西，令他诧异”。
俾斯麦的健康全靠他的精神支撑，他的精神又依赖于事态的演变。他的治病方法和他的生活方式一样暴烈。他向来不打伞，不穿雨靴，总是乘坐敞篷马车。他有病用不着医生，自己当自己的医生。布兰肯堡在瓦尔青写信说：“假如他还像从前那样一直过不健康的生活，他的病将变成不治之症。他起床很晚，起来后就在森林里闲逛，像一个管林木的人一样，要逛到五点钟。他五六点，或七点开始吃饭，吃得很多，吃完饭打半个小时的台球。随后他处理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最后吃一顿冷饭冷菜作为晚饭，因为不消化晚上睡眠自然不好……他谈起他的诸多烦恼，几乎要落泪，说无论什么事都走错方向了，却并不给我从旁边插句话的机会……他这样折腾自己的身体，结果患了很严重的消化不良。”有一次关于汉诺威的财政问题，他的议案只以五票的优势通过，他“就很受折磨，立即开始脚痛，吐黄水，面部疼痛”。鲁恩警告他也无效。鲁恩说：“我想你除了要有足够的自制能力来遏制你容易着急上火的性格外，还要以一个有价值的日耳曼家长该有的有节制的生活，来制约自己！你必定能做到这一点！”鲁恩是俾斯麦的一个最可靠的同伴，才敢用“必定”这两个字，然而即使说了也是枉然。
俾斯麦天生好怒，这使他在办日常公事时受到的阻力，要多过在决定重大决策时受到的阻力。在加斯泰因的时候，有一次一连下了两三天大雨，他很不高兴，说那里的空气如同洗衣房的空气一样，他寓所附近的雨下得像瀑布一样，也令他心神不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身在多山的地方，他总嫌视野不够开阔。他的夫人写信告诉他说，孩子们的牙已经刮过了，他回信说：“你使我非常着急，觉得心里很不安！”有一位黑森的领袖问他黑森的未来时，“他的脸色本来就不太好看，现在更加阴沉，五官皱成一团。他一言不发，沉闷地思考着什么，一会儿拿起支笔，一会儿拿起一把裁纸刀，过了一会儿，露出多少带点高兴的微笑，但不久就消失了，他的脸上露出真正魔鬼般的神色，皱着浓密的眉毛”。
当他的身体逐渐衰老的时候，他的生活方式显示了光阴的逝去，而他与生俱来的精力却在与光阴做斗争。他变得像他的少年时代一样怀疑一切，大踏步地走回怀疑主义的怀抱。他从前也有过宗教信仰，现在所保留的，不过比形式多一点。有一个奉教虔笃的邻居说俾斯麦毫无忌惮，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圣诞信答复他，以一个基督徒的态度自居：“我很愿意承认我应该多去几趟教堂……我不去教堂，并非因为没有时间，实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尤其是冬天……那些说我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政客的人，真是冤枉我。那些冤枉我的人，不如先在这个城区里面，找寻一下他的良心丢在何处？”有一个军官在他的徽章上刻上温德族“永不后悔，永不饶恕”的格言，俾斯麦听后很高兴。假如说，饶恕与悔罪是基督教的两根柱石，那么我们看见俾斯麦这样高兴，也会禁不住微笑。俾斯麦谈论这句格言时说：“我早就知道这个宗旨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用的！”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开战的前几天，俾斯麦写了一封信给一个朋友，里面有这样的魔鬼式的话：“骰子是掷下去了，我们很有把握地着眼于将来，但是我们不可忘记，上帝的心思往往是无故改变的！”
俾斯麦现在和很久以前一样，把他的君主党的见解，加在他的基督教的诸多理论上，如同一个人把他的盾挂在树上，自己就在那影子下安营扎寨。他的傲气无人能比，除非是被他自己按捺下来了，或者他一直告诉自己说君主的权力是神圣的，得自天命，不然，他必定会支持革命。他曾在吃饭的时候当着许多人的面说：“如果我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徒，我是不肯再伺候君主一小时的……我的钱足够生活了，在世界上所得的地位也令我很满意了，用不着君主了……我不爱荣衔与徽章，坚信死后会有另一番天地，所以我是一个君主党，不然的话，若依着我的性情，我该做一个共和党。其实我是一个极端的共和党！唯有我那坚定的宗教信仰，使我在这后来的十年内不改变宗旨，其他无论什么事都不能这样影响我。……假使我没有宗教信仰，我早就让朝廷下地狱去了！”席上有一个人反驳他，说有许多人只因知有国家，所以才侍奉君主。俾斯麦反驳道：“这种为国为君而克制和牺牲自己的精神，对我们日耳曼人而言，就是我们的祖先信仰的遗迹——这样的信仰，已经改变了，现在虽然黯淡了，却还有效力。它不再称得上一种信仰了，但说到底仍是信仰。我多么喜欢归隐！我喜欢乡下生活、森林与自然。你如果把我和上帝的关系夺走，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明天就收拾行李，回瓦尔青种莜麦。既是这样，君主又算得了什么！我若不是受上帝节制，为什么要受制于霍亨索伦家族？他们这一族不过是一个来自施瓦本的民族，并不比我的家族更高贵，他们是否幸福与我并无特别的关系。我还不如雅科比，他至少当了共和国的大总统，人家还能够忍受……从许多方面看来，他还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人。”
俾斯麦曾数次发表过这一系列的看法，但没有比这一次更能把不相矛盾的事情简化成无理之事的了。他说国家观念是宗教信仰的最后的遗迹，稳定了本务派的普遍概念，但他却并不相信有人会有这样的观念！他在历史上所有的大人物中，在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物中，在他们哪怕是最不相干的行为里面，寻找为己的动机，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被引诱着走入政治舞台的，被驱入政界为国办事，直到掌握最高的权力。这些完全都是被野心与揽权欲所驱使，他本性中的诸多因素引着他走向这条道路。他与路德不同，不是因为在上帝面前受到屈辱而被迫走这条路；他与鲁恩也不同，不是因为对君主的忠心而帮助君主；他又与斯泰因不同，并非由于想为日耳曼尽力而走这条路的。
若是要评论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共和党这件事，我们就会猜测，假使他生于美国，他的革命思想必定会促使他想当大总统的。他的自爱和学识，使他想看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阶级，自己的家庭，都处于很体面的地位。因为要达到这几个目的，他就得替一个来自施瓦本的家族办事，这家人的祖先比俾斯麦的祖先的力量强大些，或者是运气更好些；他必须要受制于那些无论在才智与个性，热心与天资上都不如他的人们。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其实是他的信仰给予他的自我暗示，他得感谢这些暗示，因为由此他才能够相信这一朝的君主是天命的君主。
他宣布自己是一个泛神派，并嘲笑基督教，若不是这样，我们如何能够解释他少年时的容克情怀？为什么这个不信宗教的贵族会厌恶自由党？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中庸的共和制，这个信教的首相，为什么今日却愿意让他们帮忙治理国家？假如他是上帝的仇敌，他应该照着他的贵族逻辑，至少也要做君主的对头才行。假如他今天是上帝的仆人，他就该敬重这个君主。然而他敬重吗？有人曾问他，一位君主应该学些什么？他神秘地答道：“一位君主其实应该接受波斯式的教育，这就是说他必须得学会骑术，学会打仗。如果在这两件事之外，他还想把他的行业作为一项专题研究，他就必须要学会怎样长时间站立，怎样对从未见过的人说好听的话，怎样说谎。他永远不必说那些不入耳的实话，因为这是他的大臣们的事。我们的君主就不晓得怎样说谎，无论他怎么尝试，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他不会。”
我们现在听听他怎样评论王室。“假如我同君主在利兹林根打猎，这个地方本来在一片属于我们家的森林里面。三百年前霍亨索伦家族抢走了它，不过是因为这是一个好猎场，从前的树木有现在的两倍那么多。除了是个好猎场外，那里还是一块很有价值的土地，今日价值几百万。从前他们是不顾我们在法律上的所有权，硬从我们手中抢走那块地的。那时候的地主，因为不肯放弃这块土地，就被幽闭起来，吃的是很咸的食物，没有什么饮品。我们家族所得的赔偿不过是地价的四分之一。”我们从这几句话就能看出俾斯麦的信仰，他相信是天命使霍亨索伦家族在他之上的。
当我们把他看作一个充满怨恨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很喜欢引用魔鬼所说的话，他记得《浮士德》第一部分中的好几段，背得滚瓜烂熟。以下这些很值得注意的文学评论即是出自俾斯麦之手，“你只要问我，我就会给你四分之三的歌德著作！此外，我只要有他的四十本著作里头的七八本，就能很心满意足地在一个荒岛上过日子”。随后他把歌德描写成一个做短工的裁缝：“一个人，与世无争（不怨天尤人），躲开世界的烦扰，是很快乐的。既然与世无争，这个人又有一个知心朋友，他就能够和这个朋友一起享受许多事物——如果一个人能够像歌德一样写出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做短工的裁缝！你想想看，‘与世无争’，又常有一个人靠在你的怀里！”又有一次，柯雪林的女儿很热心地与他谈论悲剧，觉得如果自己就是戏剧里的英雄，那一定是很快乐的，俾斯麦很直率地批评她说：“你愿意像沃伦斯泰因那样，在一间简陋的酒店里，被一个匪徒杀死吗？”乔特尔谈到害怕与怜悯，俾斯麦很愤怒地反驳道：“是呀，我看见害怕与怜悯是很生气的，所以当我在戏院里看戏时，我常想一把抓住剧中恶人的喉咙！”乔特尔是信奉人道主义的人，抱定戏剧里“得胜观念”的宗旨。俾斯麦于是谈起烧鹅，问道：“你可知道在波罗的海边上的诸省，人们吃烧鹅是就着马铃薯吃，抑或是就着苹果吃？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就着马铃薯吃。”
俾斯麦现在做事的时候喜欢听音乐。后来他当了帝国首相的时候，就完全不听音乐了，因为音乐会使他睡得不好。
总之，他的很多腔调，越来越接近闲散人的腔调了。他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又得到了最开始几乎想也想不到的大权，好像盼望已久的许多愿望都得以实现，他清醒了，不再为这种浮士德式的感情所困扰。“浮士德很不满意他的心里有两个灵魂；但是我的心里有许多灵魂，彼此相争，好像在一个共和国里一样。……我把他们所说的大部分话都揭露于世，但是心里还有些东西我是绝不会让任何人窥见的。”这两句话，是他和两个下属坐马车时说的，其中有一个绝不会同情他。这些话主要是表现他的不满意，多过诉说他的孤寂，他若仅仅因为孤寂是不肯说出这样的话的。在庆祝日，他写信给他至亲至爱的人：“人生在世的这种种困窘，简直令人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不是正经乡绅所过的……我希望过较为清静的日子，我想家，到了我可以支配自己时间的时候，到了（如我现在经常想象的）我觉得比较欢乐的日子，我也是这样——在我骑马的时候，我很清楚地记得‘在那骑士的后面坐着黑色的忧愁’，这句话是极其正确的。”他无力反抗自己与生俱来的性格，却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妹妹庆贺自己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时，他写了一封信给她，很清楚地表达这种想法：“我很乐意跟你交换……关于人生如梦、光阴易逝的反省。我们过了许久才将那些以为生活快要开始的梦幻舍去，我们又要为这样的开始而筹备，所以我们需要许多表示路程的界石，比如结婚二十五周年，使我们记得回顾从前，使我们能看清楚我们已经走过多少路，经过多少好站与坏站。为什么我经常觉得现在这一站比从前所走过的任何一站都更令人不舒服，却绝不肯停止努力向前，希望能走到一个较好的站去，这是不是证明我们的不足……抑或是证明不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衷心祝愿你……能够很高兴地庆祝你的好日子，希望你愿意对那个拼命赶时间向前的车夫说：‘朋友，慢点儿赶路。’因为我并未达到这样知足的心境，所以我自己是并不为此感谢上帝的。我虽明白有许多使自己知足的理由，比如想起我的妻子时，尤其是想起你时，想起我为公为私努力所做的许多事情时……我得到成功了，却觉得这些成功没什么价值，所以我还是不知足。”
这样严酷的解析，多么细致地逐层显露出来。这几句话他说得多么巧妙呀！他把一生的功业都概括在一句话里，又带着多少不肯说出口的东西啊！俾斯麦毫不留情地用自己的笔解剖自己，揭露他永远是个无定性的闲散人。他说他全部的胜利，全部的努力，二十年间不停地战斗，所得来的诸多结果，都不过是个不舒服的位子，他以后还要继续向前努力，找一个更好的！
　　俾斯麦知道这一步很可能引发战事，他准备为此冒这个险，因为他只为普鲁士的权利而奋斗，对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继承西班牙王位这件事的努力不过是要达成政治上的诸多目的。
拿破仑三世并不想和普鲁士打仗，却不得不打。我们难以猜测法国究竟想要什么；法国的诸多野心是不是与日耳曼统一势不两立？而日耳曼统一已是迫在眉睫。虽然看起来这件事也许并没有被传播开，因为7月间因此愤怒游行的民众只限于巴黎一处，范围也不过在几条街上，而这次传播又是几家报纸替政府做的。若要证明法国人民对此的感受，只有一处明证，就是5月举办的国民大会。这次国民大会，虽用过压力，行过贿赂，但是拿破仑三世的得票依然不超过七百万张，反对他的票有五十万张，但弃权票却有三百万张，这是一种沉默的反对。当时舆论认为拿破仑三世的为政方针是专注于维持法国的伟大与荣耀，那些反对的与不投票的则更愿意政府在劳工政策和和平方面有所作为。法兰西民族天性本是热爱和平，喜欢寻欢作乐的，除非是被一个很聪明的领袖或某种令人心痛的事激起怒火，否则的话，显然不愿同任何一国争斗。像拿破仑三世那样的一个征服者若想保持他的地位，必须要当众出风头，国人这样的态度，却会危及他的地位。那时候国人大都渴望和平，愿意共和。拿破仑三世那时候正生着病，虽然很怕打败仗，怕得发抖，却抱着战胜的希望孤注一掷。
经过普法两国对卢森堡的争夺之后，拿破仑三世认为普法战争是在所难免了，他闹过之后，俾斯麦被迫阻止战争发生。拿破仑三世与意大利、奥地利都磋商好了。1870年春，他同奥地利大公商量后，拟了个对普战争共同行动的草稿。同时，他派葛拉蒙特当外交部部长，尽管他个人十分憎恶葛拉蒙特，但皇后与在朝的普鲁士反对党却迫使他任命葛拉蒙特。有谣言说，1866年葛拉蒙特曾想攻打普鲁士，俾斯麦听后评论说：“葛拉蒙特是个呆瓜。”这话传到了葛拉蒙特耳朵里，他发誓要报仇雪恨。法国内阁就是这样把关于战争的所有事都准备好了，只要一有借口，就可以立即发动战争，这个借口不久就很顺利地找到了。
西班牙人把他们的王后赶走了，想找一个新君主来继位，却始终找不着。后来他们向日耳曼求助，因为半个欧洲的君主都出自日耳曼各邦国的王室。刚刚登基的罗马尼亚君主也出自霍亨索伦家族的旁支，西班牙人就向旁支探问是否也能同样办理。威廉王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家长，这件事必须先同他商量，他却表示反对霍亨索伦家族的人继承西班牙王位。俾斯麦却不这么想，他的政策是要尽可能地替他的“国家店”多开几个分店。如果猜测他的直接目的是要同法国闹翻，是很糊涂的想法。应该说，他多半是认为由霍亨索伦家族的支系作西班牙王，会比息事宁人取悦巴黎对普鲁士更为有利；而由外交取得胜利又好过一个霍亨索伦家族支系登上西班牙王位；要是双方能达成谅解，就比外交胜利更好。他虽然认为要统一日耳曼，战争迫在眉睫，已经打定主意要为统一一战到底，但他没有充足的理由发动这场战争，也不想找理由（诸如夺取亚尔萨斯）。但他已经知道，如果说普鲁士还没找到理由的话，法国会在西班牙一事上找到充分的借口。到了这个时候，他主要的想法是等待时机。
1869年5月，在西班牙还没正式提议前，贝内德蒂向柏林宣告，如果一位霍亨索伦族人登上西班牙王位，一场大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但俾斯麦并不出面劝君主禁止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去登那王位。他认为这件事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家事，王室的支系可以自由行动。他不肯给法国一个正式的保证，因为他要拖延他的对头，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君主已经提出，不愿意旁支继承西班牙的王位，俾斯麦应怎样劝说君主改变主意呢？
“西班牙现在濒于无政府的边缘，如果我们能使他们免除这样的危险，西班牙人是会极其感激日耳曼的。从我们和法国的关系来看，最好在法国的另一边有个我们能信得过的国家，法国如果打算攻打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国的感情的。”这个计划还能够在战争时期使普鲁士节省一两个师团。君主之所以打定主意，答应让家族旁支继承西班牙王，就是因为能省两个师团的兵力这一点。
俾斯麦知道这一步很可能引发战事，他准备为此冒这个险，因为他只为普鲁士的权利而奋斗，对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继承西班牙王位这件事的努力不过是要达成政治上的诸多目的。他并不太关注阿尔萨斯，就像1866年他也不太在意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不仅此时，任何时候他都不主张普鲁士去征服日耳曼其他邦国或异族的土地。他的目的还是和从前一样，不过要使普鲁士在日耳曼各邦国间取得政治领袖的地位。所以他准备同拿破仑三世打仗，目的和他从前准备同弗兰茨·约瑟夫打仗一样。现在要统一整个日耳曼，和从前统一北日耳曼诸邦国一样，必须用强迫手段，这些王公们才会答应。一个日耳曼政治家为了他合理的向往，要把他的同族人民都团结起来，甚至不惜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这就是这两次战争的真实原因之所在。其实在日耳曼并没人谈到什么阿尔萨斯问题，如同在法国也没有莱茵河左岸问题一样；这两个“问题”都是几个爱夸大其词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想刺激那些爱好和平的人们起来互相厮杀。巴黎和维也纳的政客们有权阻止与他们相邻的日耳曼诸邦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日耳曼各邦国的人民与王公贵族们同样有权努力使日耳曼统一。不过他们为统一付出的努力却时断时续，且没有一个长期不变的计划。俾斯麦在尼科尔斯堡说过的那句俏皮话，说奥地利攻打普鲁士并不见得比普鲁士攻打奥地利更不道德，可以同样用在普法之战上。只要小欧罗巴一日受到列强、联盟的领袖和霸主们的野心的威胁，其余民族就一日不肯让一个民族达成统一，并由统一变得更强大。除非通过武力，别无其他解决途径。
俾斯麦只在乎有可能办到的事，而不在乎仅仅想要办到的事。这时普鲁士和法国冲突的动机变成困局，他得感谢日耳曼各邦国的分裂与相互仇视。假使他是一个巴伐利亚人，他会用他的坚强意志，阻止任何形式的、在普鲁士领导下完成的日耳曼统一。但他是一个普鲁士人，他渴求这样的统一，这是缘于他的最根本的骄傲——他个人的，他那个阶级的，他那个民族的傲性。同时，他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出发，或以普通日耳曼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他的欲望是合乎情理的。这种认同与他的自然欲望结合，使他对统一的渴望显得正大光明，使世人更容易凭借历史眼光，把他施加于南方的压力（虽然南方并不承认）说得合情合理。“这个民族只能在公众的义愤中得以统一”，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除了异族侵略之外，还有什么能更好地激起公众的愤怒呢？攫取西班牙的王位，对法国施加恐吓，这样的做法，和分析家俾斯麦的性情相合拍。分析家俾斯麦并不希望发生战争，但在政治家俾斯麦那里，发生战争就变成了他所希望的。
他从西班牙事件中看到有使“法国入侵”这件事发生的可能。他明白要克服许多困难，所以他的外交热情也极为高涨。他派两个办事专员去西班牙，一个是布赫尔，另一个是位陆军军官，最终使已经被否决的提议复活过来。这是非常秘密的行为，因为他希望造成既成事实，好与拿破仑三世对抗，只要拿破仑三世提出异议，他就要置拿破仑三世于理亏的处境。西班牙原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为什么不能随它高兴，随便它去什么地方找一个君主？正式的提议已经送去了，没有让威廉知道，俾斯麦就派人去西格马林根宣布承认继位了。“普鲁士王心里很是挣扎了一番，虽然满肚子不愿意，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在继位的消息正式宣布之前，这件事被巴黎知道了。真是火上浇油！葛拉蒙特在一个半公半私的演说中狂怒，巴黎报界也紧跟着大肆报道。报纸愤怒地（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装的）指出：“西班牙竟然会选择一位日耳曼人做君主，真是令人诧异！”其实不过是因为葛拉蒙特知道俾斯麦说了蔑视他的话，想当众打这个普鲁士的外交部部长一巴掌，还要让天下人都看见！
俾斯麦这时候正在瓦尔青休息，盛夏时下了一次雪。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谈论这件事：“我这几天吃梭鱼和羊肉。今天吃了梭鱼和小牛肉，还有龙须菜，这里的比柏林的好。这场雪压伤了很多嫩柏树，许多橡树苗也变黑了。你的玫瑰花更是大受损伤，自从降雪以来有六棵或八棵嫁接的玫瑰树变得毫无生机。大麦也受损了，马铃薯似乎得以幸免。我一个人吃饭很无聊。当我在暑热里爬山的时候，别的都不想，只想喝格拉兹啤酒。咳！都喝完了，克列特啤酒也喝完了……我没什么东西可喝，只好喝布勒斯劳啤酒。但这种啤酒里放了一种很苦的东西，常喝是不利于身体的。饭后我走到大饲养场和几个养着猎物的地方，看见四只小鹿，其中三只是公的。你的赤杨林长得茂盛，但是也略受冻伤。杉林下的黑土地里长出了三尺高的开花的小树，已经变白了，像开花的番石榴一样（我附送标本给你），还有野迷迭香。……我十点就睡了。”
那时舆论的炸弹已经在巴黎炸开了，没过多久，俾斯麦在屋里踱来踱去，授意别人按他口述的意思拟文登报发表，以答复巴黎的群情激奋。他这样说：“要发表几个方面的想法，并详细的论述，与公事有关的要用很平静的语气说，但是在半公半私的事上就要将法国的过于自大说得特别严重。法国皇后正在煽风点火，仿佛她一定要看到一场由西班牙立君主所引发的战争……法国人像疯了一样地愤怒，在街上发狂，口吐白沫，手持弯曲的小刀，逢人便刺。……”7月6日，葛拉蒙特在议院发表了一篇演说，7月7日俾斯麦就读到了这篇文章，葛拉蒙特这样说道：“我们认为，我们确实应该尊重一个邻国的权利，但如果另外一个国家把他的本族人推上了查理五世的王位，我们也不必忍受！这样一来欧洲的平等权利就会被扰乱，这不仅对我们不利，而且会危及法国的利益和体面。如果这种事发生了，我们就应该毫不迟疑，坚决地尽我们应尽的义务！”这篇演说赢得议会如雷般的喝彩。俾斯麦读了此篇演说，对乔特尔说：“这好像是要打仗呀！葛拉蒙特如果没有打定主意的话，不会这样说的……如果我们能够立刻攻打法国，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可是我们却不能这样做——有诸多原因。”
当日，法国大使贝内德蒂奉葛拉蒙特之命，要求拜见威廉王。这是符合规矩的，因为俾斯麦不肯让平时处理外交的政府机构来处理这个家族问题。
威廉很和气地接见了贝内德蒂，因为这个老好人不愿意让自己在埃姆斯的度假受到任何干扰。俾斯麦希望赶紧拒绝贝内德蒂，君主却不这么想，并同贝内德蒂会面讨论。君主发觉事态不妙，9日，他告诉贝内德蒂说，他准备以霍亨索伦族长的身份劝他的堂兄辞职，并打发一个副官到西格马林根送信。威廉写信给王后说：“我希望上帝能让这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听得进理性的话！”俾斯麦在瓦尔青得到此消息后，很是愤怒，他喊道：“君主退缩了！”他觉得自己被抛到了一边，认为威廉王的举动会被人解释成普鲁士对法国的一种让步，于是，他紧急发电要求见威廉王。回电直到11日才到。俾斯麦等了一整天，害怕极了。12日他同乔特尔赶赴柏林，因为他去见君主必须要经过国都。赶了十个小时的路之后，当他的马车赶到外交部门口时，俾斯麦接到了一封电报。他急得要发疯，没来得及下车就急忙拆开信看。电报里说贝内德蒂在埃姆斯又做了进一步尝试，君主曾给了他很客气的答复。毛奇与鲁恩此时也被匆匆邀来共进晚餐，不久当他们三人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又一封电报传来，电报上说：“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事已被取消。”
事后俾斯麦写道：“我最初的想法就是辞职……我认为这样被迫让步是日耳曼的耻辱，是不该让我为之负责的……我极为抑郁，因为想不出法子来补救这损失。畏缩行为必定使我们的国家地位受到损害，要想解决，除非我有意向法国挑战。……所以我不想去埃姆斯了，我请奥伊伦堡伯爵去那里，向君主阐明我的看法。君主现在陷入一个他并不了解的境地中，他要自己决断国事，自己负责。……我的崇高的主人……有一种很强硬的个性，即使自己无法对重要问题作出判断，至少也要插手干预才行。所以他无法善用暗中行事的巧妙方法。……此次的错误，大概要归咎于王后对他的影响。她从科布伦茨赶来劝说他。君王今年已73岁了，他喜欢安静，不愿冒险开始新的战争，失去1860年的胜利。当他没有被枕边风左右时，他是最顾及国家体面的……王后胆怯，又没有民族精神和爱国心，以侠义心肠对待女性的君主是无法抗拒她的劝说的。”
这是二十年后俾斯麦谈及威廉和王后的短处时所说的话。葛拉蒙特在竞选失利以后，也描写过当时的情景，说了许多责怪拿破仑三世和宫廷的话。俾斯麦提及国王与王后的短处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时候他已经办了许多大事，打了许多大胜仗，民众因君主不顾国家体面、王后不爱国而激起的愤怒已经消失无踪了，但他还要说这样的话，可见心中诸多不满仍然存在，因为他恼怒君主不该在“家族的事”上独断专行。当天晚上，他写信回家说他不久就回去，却无法判断他回去的时候还是不是首相。
他整夜盘算计划，傲性和怨恨使他备受煎熬，不能入睡。13日早上，他得到了最新消息，从俄国使馆而不是从埃姆斯传来的消息。他得知巴黎仍不满足，于是放心了。这时他能够名正言顺地为此事发怒了，他去跟英国大使商谈，说：“巴黎如果还有进一步要求，那么天下人都会明白，法国的真正想法是要打仗报仇。我们绝不会忍受这样的羞辱。法国要挑战，我们就应战，……法国的战争筹备已经开始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理。……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保证，以预防法国忽然进攻的危险。葛拉蒙特必须得收回他的恐吓演说，不然，普鲁士将不惜代价求一个满意！”
很多事都变糟了，他又把它们理顺。他那目光短浅的法国对手，双目无神，才能与见识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完全任由他掌握了事态的进展。前一天俾斯麦赶赴柏林的时候，葛拉蒙特自作主张地打电报给贝内德蒂，要他请普鲁士国王正式宣布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的人辞去西班牙王位一事，同时又逼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威尔德给威廉王写信，说拿破仑三世要威廉王写一封信，信里要宣称普鲁士不会做伤害法国的威严和利益的事。葛拉蒙特希望把这两份文件拿到手，然后在议院打一个漂亮的胜仗，同一天晚上，他在圣克劳德显得既愤怒又困扰。四天前，拿破仑三世病得很厉害，却拒绝听他的顾问们的建议进行手术，担心手术会使他致命。如果他这个时候接受手术并死在手术刀下，说不定能拯救死在战场上的许多条性命。又过了三天他才接受手术。
俾斯麦一听说葛拉蒙特对普鲁士大使的提议，就狂怒不止，他急忙把威尔德调回来，因为威尔德只是客气地劝葛拉蒙特不要这样做。在埃姆斯的威廉接到俾斯麦的一封充满恐吓的电报，威胁说如果威廉再接见贝内德蒂，他将辞职。毛奇和鲁恩下午来跟俾斯麦一起用餐。这两位将军前一天都是主张和法国开战的，现在俾斯麦又对他们抱怨，并宣布他想辞职。鲁恩说这样做等于退缩，军人是不能退缩的。俾斯麦的背挺得直直的，回答说：“你们两位是军人，凭命令行动，是无法和一个需要对事务负责的文臣见解相同的。但我不能为了政治前途牺牲我的名誉。”随后来了一封新的密电，是阿比肯发来的：
“君主写信给我说：‘贝内德蒂伯爵从我散步的地方走过来，跟我说话，请求我——最后是苦苦地哀求我——要我答应他立刻发封电报，说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的人继承西班牙王位这件事不会再发生。最后我颇为严厉地拒绝了他，因为我不愿意也不可能答应为此事担保。我告诉他我还没接到关于此事的进一步消息，因为他从马德里和巴黎得到的消息比我所得的更为滞后。他还应该明白，我的政府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此后君主接到安东尼王爵的一封公文。君主已经告诉贝内德蒂伯爵他正在等王爵的消息，而因为上文提到的强硬要求，他决定按我和奥伊伦堡伯爵的建议行事，不再接见贝内德蒂伯爵，并派副官去告诉贝内德蒂，他已经从王爵处得到证实，贝内德蒂得自巴黎的消息准确无误，所以再没有什么话对大使说的了。而贝内德蒂提出的新要求和君主对此的拒绝，是否宜于立即告诉我们的大使们和报界，君主任由您定夺。”
如果把这篇宫廷文章里的装饰词语去掉，我们能看得出这封电报里充满了愤怒。奥伊伦堡谨遵俾斯麦的训示向君主献上的建议就是决定性的最后一击。他担任俾斯麦的秘密使者，把首相的愤怒告诉了君主，并汇报了毛奇与鲁恩此刻的心态，又说俾斯麦一听说君主的行为就很不高兴——最重要的一点是，俾斯麦不肯去埃姆斯，却发了一封充满恐吓的公文。君主对待法国大使还是很客气的，“不过是神色严厉点”。但私下里他们一定很生气，因为这位写信的阿比肯，是个好好先生，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更别说对一位公爵无礼了。而他在信里用了“强硬要求”“拒绝”这样的字眼，大可推论现场用到的字眼肯定还要强烈。他们竟然派了一个副官去对一个强国的大使说，君主再也不会接见他了，再没有什么话好对他说的了！最后这位老王，也许是在奥伊伦堡伯爵或某位副官的示意下，忽然想起这样拒绝了法国的无礼要求，应该赶快对外宣布，而且要很犀利地，由驻外大使们和报纸宣布！这一次又和1862年那次一样，那一次在威廉从于特博格回柏林的路途中，俾斯麦成功地使他的君主觉得需要试试自己是否是块当军人的材料，做事要下定决心。而这次不过是通过一位中介人员办成的罢了。
阿比肯的电报摆在俾斯麦的饭桌上，令人感到颓丧。两位将军都没了胃口，他们“不肯吃也不肯喝，我仔细读了这份公文几次，谈到里面记录着君主授予我的办事权力，……我问了毛奇几个问题。我问他觉得我们的军备怎么样，眼看战事临近，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准备充分”。毛奇回答说，战事越快爆发，将越有利于普鲁士，若拖延就不一定了。俾斯麦立刻拿起笔来，当着众人的面，把这份密电概括了一番，公布了如下的一篇公文：
“霍亨索伦家族世袭王爵已放弃了西班牙王位，并已经通过西班牙政府正式把此结果转告给法国政府。法国大使获悉后，仍在埃姆斯对君主提出进一步要求，要求君主允许他发电至巴黎，说君主自己担保，如果霍亨索伦家族旁支的人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提议再次“复活”，他保证永远不答应这个被选的人做西班牙王。君主于是决定不再召见法国大使，传谕值日副官说君主再也无话同大使说了。”
俾斯麦并未在公文中插入新的字句，只不过略做了些删改。原文“再没有话对大使说了”被他改为更客气的说法，“无话同大使说了”。对大使们和报馆公布此事——这种影响很大的做法本是君主提议的，其实就是命令俾斯麦照办。那个刚刚把公文重新修饰了一番的人，现在在想象这些字句被译成法文的音调，能够想象巴黎街头那些卖号外报纸的人如何叫喊着“他们拒绝”。但是俾斯麦并没有作假，他只不过把原文修改得紧凑了些。原文像一个长而不成形的气球，里面装的空气不足，所以没法飘起来。而他把没有空气的部分去掉，剩下一个圆而充足的气球，很快就飞上天去了，飞得很高很快，使千千万万的人都可以看见。经他这样安排之后，这份公文变成了俾斯麦对法国大使做出的答复，逼法国要么宣战要么屈服。李卜克内西后来说“这份公文是桩罪恶，历史中没有比它更甚的”。但罪恶不是俾斯麦造成的，罪恶源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态，那时允许两三个人能不问大众的意思就动辄使用武力。
俾斯麦在转瞬间打定这样的主意，那时正好想到了君主。俾斯麦在一生中遇到过的相同情况里，最当机立断的就是这一次。他趁势决断，不再拖延，因为如果任由明天王后来游说，后天太子来游说，主张普法和平，事情就糟了。事实上，俾斯麦的这篇公文一宣布，战争就势在必行了，即便君主不同意也不得不打仗。其实在一小段时间内君主也是主张战争的，这可以从第二封来自埃姆斯的电报中看出。这封电报里说，君主第三次拒绝接见贝内德蒂，并用了以下措辞：“君主今早说的话，就是君主对此事的最后评论。”这倒是和俾斯麦修饰过的第一封公文里的观点不谋而合。
俾斯麦的行动是合逻辑的，总司令对他说过时机是有利的，而之前几年的发展已经显示出不能不战——如果他想要创建一个实实在在的统一的日耳曼帝国的话。他像个心理学家一样明白，他想取得成功，大部分要依赖于欧洲的心态。他觉得这是最佳时机，当然要见机而动。不论是事实上，还是形式上，都是法国向普鲁士挑战。如果我们这些生在数十年后的人们能理解为一个民族走向统一是值得发动战争的，当然也能看得出，我们的法国邻居当时确实不可能处在更糟的境地了，他们本来就得用战争来阻止日耳曼统一，现在反而被人逼着用一场战争来解决这件事。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天下午俾斯麦找到了一种动机和立场，能够使最亲法的巴伐利亚人和最反对普鲁士的符腾堡人都被煽动，对法国大动肝火。三天以后，几千万普鲁士人里流传起这样的谣言，说这位酷爱和平的老王早上在矿泉疗养地散步，而那个法国坏种躲起来，藏在密林深处，像一个刺客一样等待他出现。俾斯麦在安排公布那篇公文的时候，就很有先见之明预料到所有的事。还没到半夜，这篇公文就在欧洲各国引起了轰动。
　　现在他忽然认为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这一番战事产生的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读过他上一份谕令的人，都不会觉得他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个想法与他外交政策的主要趋势完全相反。俾斯麦本来是一个建筑家，忽然变成一个征服家了。
一个星期之后，普鲁士和法国的君主同时分别在柏林和巴黎发表讲话，告诉世人说，一个仇敌强迫本国的人拔刀出鞘，上帝曾经为我们的祖先维持过正义，此次也必将为我们维持正义云云。两个议院都同仇敌忾，请求议员们持械以待，还要他们出钱资助军饷，尽管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也不仇恨他们的敌方。在近代历史上，正是这一年的7月，第一次出现双方都有数群人反对打仗的情况。巴黎有人发表了一篇名为《敬告全世界劳工书》的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通过打仗来瓜分权力或是扶持一个帝王的朝廷，只能是一种罪恶”。此外还有许多演说和宣言书，观点也和这份书信意见一致。萨克森和巴登的议院里发表的演说，影响覆盖了莱茵河两岸。只有在普鲁士，没人敢这样说话，这里的社会党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借保护法国人民来反对拿破仑三世，主张战争是与法国皇帝打的。随后国际劳工总会委员团宣布，劳工们要致力于日耳曼的自卫战，但必须反抗任何想把自卫战转为侵略战的尝试。
根本推翻派（急进派）觉得法国是来入侵的一方，为此群情激动。在巴黎，自从梯也尔与甘必塔发表了很激烈的演说之后，有十个议员不肯投票赞成筹备军饷。在柏林，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投了弃权票，因为他们要避免支持拿破仑三世或俾斯麦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民主党内，有人批评这种态度，最开始见于社会党的一张报纸上，“拿破仑三世如果打了胜仗，就是欧洲全部劳工的败仗，会导致日耳曼完全分裂……我们的利益与法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要消灭拿破仑”。三日之后，这张报纸又说：“让日耳曼的恺撒主义和法国的恺撒主义在那些想追求利益的人们那里一决胜负吧，这与我们劳工并不相干。”之后第二天却又登出一篇腔调大不相同的宣言，许多人提到“李卜克内西的君主制”，他是主张不为筹军费投赞成票的。
战事初起的时候，马克思以一种欧洲全局眼光给恩格斯写信说：“唱《马赛进行曲》需要用到一个套调，像整个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鲁士倒用不着耍这样的猴把戏：第一唱是威廉，他唱道：‘耶稣是我的信仰又是我的希望’。右有俾斯麦，左有斯迪博（警察总监），这就是日耳曼的《马赛进行曲》了。他现在有机会去尽情显露他的奴隶性质了。谁能想到1848年革命之后的二十二年，一场民族间的战争竟会在日耳曼引发这样的影响？”但是这两个被驱逐出境的人的谈话，这时候还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欧洲各国都对法国表示同情，因为各国都很惧怕普鲁士。俾斯麦要用他的手段引导英国舆论。他把在磋商卢森堡问题时从贝内德蒂手中得到的议案草稿的摹本送给了《泰晤士报》。在这个议案中，拿破仑三世要求他可以不受干扰地取得比利时，以此作为他答应日耳曼诸邦国统一的条件。贝内德蒂对此文件的发表做出正式答复说，这都是俾斯麦的意思，公文是由俾斯麦口述他手写的。俾斯麦反驳，宣称他屡次同拿破仑三世讨论这件事，假使他不在这个时候公布文件，拿破仑三世也会在完成军事筹备之后，用一百万军队为后盾，当着不设防的欧洲的面，提议以牺牲比利时来满足他的欲望——就像1866年普奥战争的第一炮尚未打响之时俾斯麦自己曾提议过的那样。
贝内德蒂指出的要点是可靠的，但如果欧洲选择信任他，不过是因为人们清楚俾斯麦行事善用诡诈手段。恩格斯写道：“关于这件事，只有一个好处，所有的肮脏衣服都必须当众清洗，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间的那些把戏将要从此结束了。”
有一件事，当时在日耳曼诸邦国没有一个人知道，直到1926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被发表时才被揭露出来。正是因为盲目怨恨俾斯麦，使得来自英国的普鲁士王妃维多利亚和其丈夫策划阴谋，背叛国家。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太子前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日，奥斯本。天气很好，在帐篷里吃的早饭。然后遇到了好人弗里兹，和他谈起这次战争。他公道可亲，人很好，极为痛恨俾斯麦。他说俾斯麦固然是勤奋又聪明，但却是个坏人，毫无道德观念，大权独揽，其实就是幕后皇帝。弗里兹的父亲很不喜欢俾斯麦，却对他毫无办法。我们又谈到俾斯麦所公布的条约，虽然说是贝内德蒂提议的，弗里兹倒认为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都有份。他觉得这两人正处在火山口上，如果有一天俾斯麦企图和英国开战，他是绝不会诧异的。”这就是霍亨索仑储君如何“感激”俾斯麦的，俾斯麦刚在六个月前替太子赢得了他最想拿到手的皇帝之位！
一旦枪炮证明了俾斯麦的政策是对的，所有人都会来附和他，情况正和1866年一样。这次也像在柯尼希格雷茨打胜仗之后的那天晚上一样，第一场仗结束之后，这位军官立刻就能够结合实际地说：“打了胜仗，你就是个大人物，但若敌人冲过了莱茵河，你现在就是一个最大的恶棍！”
这一次，这位政治家在几个星期之内又要干预战事了。色当之战后当天晚上，那位怏怏不乐地温普芬将军哀求毛奇放过法国军队，又苦劝他以其慷慨大度博得法国民心。俾斯麦反对说：“一个人能够相信一位王公的感谢，却不能相信全国人民的感激，尤其不能相信法国人民的感激。法国改朝换代很频繁，总是不断地换政府，现任政府并不为前任负责。法国是个好妒忌的民族，我们取得柯尼希格雷茨之捷本来对他们无害，法国人却很不高兴。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因色当战役里我们显示的慈善而饶恕我们！”最后，普鲁士要求法国全军交出所有枪械和旗帜，才接受投降。
俾斯麦就是用这样的残酷办法，开始对付法兰西共和国的（他已预见到第二天就会建立共和国）。在以后六个月的条款磋商中，他还是一样严苛残酷。他采用的方针是不为人言所动的征服者的方针，和他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截然不同。他有很多这样做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上文所说的巴黎政府的摇摆不定，此外还有其他很多理由。这样的方针引领他拿下洛林，因为这样会有数不胜数的好处。
9月2日清晨，俾斯麦奉命去见拿破仑三世，在路上遇见他。拿破仑三世坐在马车上，周围都是骑马的军官，“我当时带着我的手枪。当我意识到我只有一个人，对面却有拿破仑和六个军官的时候，我或许曾不由自主地看向我的手枪。很可能我还自然而然地伸手去抓住了它。我猜想拿破仑三世一定看到了我的这些动作，因为他的脸变成了死灰色”。在一瞬间，这两个人的性格和他们这次会面的性质，简直可以用一句俏皮话概括出来：战胜者忽然与他的死敌面面相对，他以一对六，自然而然地去抓他带着以防不测的手枪；战败者坐在对面的马车里，看到对方的动作，面如死灰。他们都很明白哪一方都不可能开枪，但他们还是自然而然地做出反应，好像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开枪似的。
除了这个会谈前的小插曲之外，这两个人在路旁一间破茅屋里的谈话并不是很重要。俾斯麦以一种侠义态度谨慎地与拿破仑三世会谈，后来评论这次谈话像是“跳舞谈话”。两个人都说不愿兵戎相见，可惜此话说得太迟了。我们伟大的怨恨者并没像其他类似时候一样尝到报仇雪恨的美妙滋味。跟俾斯麦谈话的这个人，可怜兮兮地叹息自己毫无能力，但他并不是葛拉蒙特，而是拿破仑三世。十三年前俾斯麦曾认为无足轻重的人，却有着和蔼的性情。俾斯麦始终不憎恨拿破仑三世，有时还有点怕这位皇帝，同时却尝试着把这位皇帝拉到他那边去。到了这个时候，他待这位被他打败了的对头，就像一个男人对待一个追求很久后被自己征服的女人，只是对她表示同情罢了。
其实被俘的这个皇帝是个累赘。战争胜利的当天晚上，俾斯麦曾说过一句话，显露出他的思想：“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们还要等许久才能赢得和平。”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他非常困扰，很想按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所用的方法行事，希望避免继续进攻，并割得已占领的土地做补偿，还希望这样的条件能满足国人。法军有被消灭的，有被俘虏的，还有被完全包围的。这个缺了皇帝的国家会出现几个党派，因为软弱无力定会让步。假如这个时候俾斯麦能像四年前那样按他的想法行事，这一次他使用的政治手段会比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更为高超。但是，上一次他要阻拦君主和将军们乘胜攻入维也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想要阻拦他们进入巴黎，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参谋部已经事先准备好专门应对这种“文官的过错”的办法，而这位“文官”也已经明白，虽然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他被提升为将军，实际上却没什么实权。俾斯麦登上去往前线的火车的时候，偶然听见波比斯基说：“这次我们已经有所准备了，俾斯麦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
俾斯麦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沉重的就是整个日耳曼民族的疾呼。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日耳曼各邦国里害怕奥地利的人居多，希望占领维也纳的人较少。现在却不一样，日耳曼报界要求割取阿尔萨斯，“作为一种担保，以免将来我们被世仇法国攻击”。
只有社会党人宣称拿破仑三世倒台了战事就该告终。9月4日，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9月5日，几个日耳曼的民众会议发表了支持共和国的宣言。从此以后，劳工阶级的每一期报纸，都以两行大字作标题：“同法国签公道和约！不割地！惩罚拿破仑三世及其同党！”马克思写了一篇在日耳曼广为流传的宣言书，预言割取阿尔萨斯会使“两个民族结下不解之仇，割地不过使两国暂时停战，但这种和平绝不是永久的和平”。于是一个留在普鲁士国内的严厉的将军拘捕了党派委员团的委员，把他们锁起来关到炮台里。雅各比在尼科尔斯堡发表反对割地的演说，也同样被拘捕。强硬派民主党人大为震动。马克思在8月中旬已说过：“有两种人要割取阿尔萨斯和洛林，那就是古普库斯的阴谋派，还有南日耳曼那些喝醉了才有胆量的爱国人士。如果真的要求法国割地，就会变作不幸的开始，可能会造成欧洲分裂，尤其是日耳曼，也会被一分为二。……普鲁士人可以从自己的历史里了解到，夺取敌人的土地无法成为使敌人不起兵报复的长久保证，等等。”俾斯麦最开始似乎也是这样想的。
“当战事开始的时候，君主必须要在谕旨里头提到，无论是日耳曼人民，还是法兰西人民，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并拥有与日俱增的幸福，现在他们都被召唤来进行一种更为有益的竞争，而不是流血的竞争。法国的元首们为了他们的个人私利，煞费苦心地对人民施加不良指导，而牺牲了我们这个伟大的邻近民族——法兰西的公道与自爱。”开仗的第一天，俾斯麦就是这样对仇敌和欧洲宣言的。无论哪个认为世界大同的人都没法比他说得更清楚更庄重了。无论哪一个政治家也不能像他这样把一个民族与该民族的政府分得如此清楚。那时虽然情况紧急，但也许只有一件事是俾斯麦未曾提防的，那就是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倒台得那样快。即使他真的想到了这样的事会发生，他大概没把这件事在日耳曼人心中激起的反应当回事。
还有一件事。8月中旬，威廉进入法国境内，俾斯麦发布了如下谕令：“拿破仑三世于水陆同时进攻日耳曼民族，但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