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一直在虚构的世界中进行着对虚拟世界的想象
编辑：summer
随着高端设备如Oculus Rift和HTC Vive，以及简易设备如Google Cardboard的出现，虚拟现实(VR)成为了未来的数字前沿。虽然这是如今可以实现的世界，但它却不是新想法：科幻小说一直在虚构的世界中进行着对虚拟世界的想象。
虚拟现实世界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文学家就开始尝试涉及模拟世界的故事。Ray Bradbury(雷&布莱伯利)于1951出版的小说《The Veldt》(《大草原》)所讲的是两名儿童与虚拟幼儿园的故事;而1955年，Frederik Pohl(弗雷德里克&波尔)的短篇小说《The Tunnel Under the World》(《地下隧道》)讲述了一个男人不断地重复同一天的生活，最终却发现他被困在一个残酷的市场模拟中。
　　虚拟现实为作者提供了有效的表现手法，用于探索有趣的主题和小说中未曾涉足的领域。技术的进步开始令多种现实成为可能：现实世界，以及无法区分真实和虚假的世界。当现实变得和人们脚下的世界，以及人们所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一样有形时，科技将一切都变得令人生疑。作者不只是探索被操纵的角色：他们开始质疑现实本身的概念。
　　James Tiptree Jr.(小詹姆斯&提普奇)1973年的故事《The Girl Who Was Plugged In》(《插电的女孩》)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表现了作者在故事中预见的情景。尽管没有直接预测到VR技术的兴起，但也确实成为了整个赛博朋克流派的重要先驱。
　　在故事中，一位名叫Philadelphia Burke(费拉德尔非亚&伯克)的女性患有垂体萎缩，并在她试图自杀时获得了一次重生的机会。在这个未来世界中，遥控的&神&被用来代替广告：
　　看看四周。这个有趣的世界中没有广告牌、指示牌、标语、广告语、空中文字或者大肆宣传。商标名?只是在那些商店里小小的屏幕上才能看到，简直不能算是广告。
　　在这个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利益操纵着消费者，通过战略性地将这些完美的人置于媒体中使用并鼓励人们购买这些产品。身体是对周围人的模拟，而对连接其中体验人工生命的女孩也是如此。
　　这部小说是James Tiptree Jr的经典之作，获得了1974年&雨果奖&最佳中篇小说奖，并成为科幻小说的次文类，永远改变了虚拟现实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赛博朋克小说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由William Gibson(威廉&吉普森)所著的 《Neuromancer》(《神经漫游者》)。在Tiptree的中篇小说写了十年后，Gibson被他温哥华游乐场的一次经历所触动：&即使在这种原始状态，游戏中的儿童也是如此地投入;在我看来，他们仿佛要融入游戏中，融入机器的符号空间中。真实世界对他们来说已经消失了。&
　　因此，他开始创作最终成为科幻小说界经典巨制的作品。新鲜、紧张而刺激的故事：从矩阵中被驱逐的黑客Case(凯斯)，被赋予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为神秘人Armitage(阿米蒂奇)执行一项任务。
　　《神经漫游者》是最早描述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的作品之一，甚至在其他人还尚未意识到其存在之前，就已经对网络技术了如指掌：
　　网络空间。每天由数十亿合法操作者和每个国家中被教授了数学概念的儿童所经历的交感的幻觉&从人类系统中每台计算机的内存中提取出的数据的图形表示。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光线排列在头脑的真空地带和数据库集群。就像城市的灯光，减弱&&&
　　Gibson不仅理解并很显然预测了互联网最终的运行方式，更进一步想象出了人们如何进入网络并与之互动，体现在与该技术更相关的一段对Case进入矩阵的生动描述：
　　为他流动、绽放，那水一般的霓虹如同繁复的日本折纸，展现出他近在咫尺的家园，他的祖国，像透明三维棋盘无限延伸。内眼睁开，看到东部沿海核裂变局猩红色的阶梯金字塔在美国银行和三菱公司之外燃烧，还有军事系统的螺旋臂，在他永远无法企及的更高更远处。
　　对于《神经漫游者》对科幻小说和技术领域的重要性，很难夸大其词。Gibson不是第一个将进入数字世界的设想进行形象化的，导演Steven Lisberger(史蒂文&利斯伯吉尔)在他1982部电影《Tron》(《电子世界争霸战》)中就进行过这样的尝试，但Gibson所表现出的玩世不恭具有更大的冲击力，并自出版以来就不断影响着科幻小说界。
　　差不多在Gibson引起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后，另一位小说家也已经准备好改变我们对网络空间的想象：Neal Stephenson(尼尔&斯蒂芬森)。1992年，Neal发表了他的第三部小说《Snow Crash》(《雪崩》)，一部设置在二十一世纪的赛博朋克故事，彼时私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占领了整个世界。故事发生在洛杉矶，Hiro Protagonist(弘&主角)是个虚拟实境的玩家，无意中发现了一种名为&雪崩&的新药，一种可以同时感染玩家的虚拟化身和真实身体的病毒。
　　Stephenson的世界建立在Gibson对此类题材的预想之上。在许多方面，网络空间和虚拟现实是一种逃避的手段，提供了并非来自现实世界的替代品，而不是对现实的补充。在《雪崩》中，他在小说中勾画出的世界，不仅概述了特点鲜明的技术，更描绘了人们为什么会使用它的吸引力和动机：
　　通过使用电脑中的电子镜，光束在Hiro的镜片之间来回反射，与电子束在电视中描绘出电子管内表面的方式大致相同。由此产生的图像呈现在Hiro对现实的视图之中&&
　　所以，Hiro根本就不在这里。他在一个电脑生成的世界中，展现在他的眼镜和耳机中。意即，这个虚构的地方被称为虚拟实境。Hiro在虚拟实境中度过了很长时间。
　　Stephenson的书是对虚拟现实如何运作的最佳想象，同时也展示了它为人们带来的机会。就像Tiptree&s P. Burke如何在其实体化身中发现新的自主性一样，Hiro在虚拟世界也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人。
　　这是很多赛博朋克或虚拟现实小说都共享的一个概念：看看Ernie Cline(厄尼&克莱因)2011年出版的小说《Ready Player One》(《玩家一号》)的情节，Wade Watts(韦德&沃兹)成为&绿洲&&&一处有着流行文化印记与诉求的无限虚拟世界&&中寻找彩蛋的一员。Thomas Sweterlitsch(托马斯&斯维塔里斯奇)的第一部小说《Tomorrow and Tomorrow》(《明日复明日》)采取了略微不同的途径，重建了一座已被摧毁城市的互动环境，展现出VR比玩家的乐趣更重要的思想。
　　使些小说从同时代的作品中脱颖而出的是作者不仅能理解其隐含的技术本身，更能明白如何被用户使用的能力。此外，这些作者不仅想象了虚拟世界，甚至是支持虚拟世界的现实世界，描绘出黯淡荒凉、利益驱动下的世界，与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很相似。
　　尽管虚拟现实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但也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些作者(和其他人)的作品，不仅要了解虚拟现实的根源所在，而且要探寻其创造者所相信的前进方向。
　　 虚拟现实为小说家门提供了有效的表现手法，可以探索有趣的主题和小说中未曾涉足的领域，而这些小说又成为我们了解虚拟现实历史的途径。随着虚拟现实产业正在逐渐变得成熟，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场景将再次&真实&地呈现出来。这时人们将不只是想象场景，而是感知、沉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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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精彩推荐《2013年中短篇小说阅读札记》（《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期）
沉郁的文学
——2013年中短篇小说阅读札记
对2013年中短篇小说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评述无疑是项浩大工程，实乃非笔者所能承担。况且，由于种种因素，当前学术界对各类年度述评颇有微词，诟病不断。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以“评述体”对2013年度的几千部（篇）中短篇小说给出貌似公允全面的描述，自然是逆流而行。所以在本文展开之前，我有必要对所评对象的范围及重点作出种种限定。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度发表在纯文学期刊的中篇小说近1000部，短篇小说2000多篇，本文所评作品选自其中。由于阅读视野和篇幅所限，以及个人审美因素的主观差异，这种选择性评述必然存在某种随机性和片面性，遗珠之恨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本文通过对所选取的中短篇小说的观察、归纳和梳理，揭示本年度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走势和审美脉象，并试图从中发掘出值得思考的种种问题。鉴于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文体上的差异，笔者分而论之。
关于中篇小说创作
中篇小说是一种过渡性文体，介于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之间，我们不排除它对短篇小说片段、场景和趣味的吸纳，更不能说它以文体的独立性拒绝长篇小说的故事性和命运感，但无论如何，中篇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自然也存在其自身独特的审美质素。从鲁迅的《阿Q正传》到张爱玲的《金锁记》，从谌容的《人到中年》到新世纪日趋繁荣的中篇小说创作，我们看到，中篇小说对文学性的捍卫，标识着中国文学的高端水准和纯正品质。同时，中篇小说强劲地保持着介入现实的热情，特别是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时代巨变，为中篇小说的大显身手提供充足的文化条件。从小说本体来看，作品介入现实的力度，及其彰显的审美趣味如何，归根结底，在于故事本身的质量。铁凝曾说：“短篇写场景，中篇写故事，长篇写命运。”中篇的魅力在于故事。能否以异样的方式讲述与众不同的故事，仍然是斟辩中篇小说优劣的主要标准。2013年中篇小说创作尽管少有技术层面的多样开掘，但故事形态的跌宕多姿和小说主题的多向度展开为读者提供诸多新鲜的审美经验。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影响，现实题材的小说一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2013年，直面现实的创作仍是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一脉。我们发现，叙事中所贯穿的，是作家的独立姿态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我坚定认为，文学的魅力在于思想力量，小说家首先是思想家，然后才是文学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让小说家感到焦虑、无奈，甚至愤怒。直击现实，给以执拗而尖锐的呈现，并辅以思考之力，便是艺术之神赋予他们的使命。
陈应松《去菰村的经历》是对乡村政治的冷峻追问，这种追问在隐约的叙述中直插问题的核心。一面是追问与探究，一面是遮掩与回避，这个结构所对接的，是徘徊在菰村之外的明争暗斗，而双方较量的实质指向基层政权选举的真相。小说主人公，省作家协会陈主席费尽心思，竟未能真正走进“菰村”。这种经历多少有些荒诞。尽管如此，乡村土豪的专横跋扈却在外部视角的讲述中渐渐显露。显然，陈应松不再沉迷于苦难的悲悯书写，也许，他意识到那种表达的无力感，而开始追求一种不至而至的意义表达：不能抵达也是一种抵达，不能明白也是一种明白。“菰村”虽然未能抵达，但选举真相已在不言中。作者下乡挂职的经历给他带来的，是敏锐的事实分辨力和现实穿透力，这种能力让他发现了“生活深处可怕的现实存在”。如果说“菰村”是现实中被人遗忘的乡村一角，那么，杨仕芳《谁遗忘了我们》所讲述的则是“英雄”遭致遗忘的故事。身为乡村教师的主人公身份之低微，让他与一切好事察肩而过。但作者关注的焦点不是生存的苦难，而是对自我灵魂的诘问。小说的开头就让读者感到意外：主人公被检查出身患绝症。但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悬念设置，而是为拷问人性提供了契机。在绝望中，他的整个生活状态和精神信仰，随之彻底改变。他开始施舍接济穷人，开始向对手坦呈自己的卑劣……他甚至变得很极端，竟然想到用汽油烧毁学校教学楼，但出于人性未泯，他从大火中救出两个落难的学生。从此，他便有了另一种人生。由于政府官员的介入，他被迫扮演着英雄的角色，被阴差阳错地奉为公众的道德偶像。显然，作者着力表现的，决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在绝望中的困惑，而是通过公众对英雄的期待，反射出我们这个时代某种本质的悲剧性。接下来作者不屈不饶地往深处掘进，他要趁热打铁。为此，作者设计了主人公与黄素素的感情戏，更为本质地切入现实，揭示官场的昏暗，边缘人生的尴尬。关于这类大胆反映问题的现实主义之作，与杨仕芳有着同样气质的青年作家鬼金近年来的创作值得关注。鬼金来自工厂车间的第一线，他凭借自身的在场经验，对当代产业工人生存现状给以深层观照。《称之为灵魂》中阴郁、悲凉的叙述渗透着作者刻骨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为他揭示当代工人生存本相提供有力支撑。鬼金的叙述内聚着现实主义的冲击力，那种尖锐的锋芒和大胆的气魄，在当下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
关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很容易流于一种简单的揭露和批判，很难有历史的纵深感和复杂的文化气象。相对于长篇小说的优长，2013年中篇小说以较短的篇幅试图表达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深层反思。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尤具代表性。作品以个体生命的遭际观照整个时代变迁，企图揭出时代的病根。主人公涂自强来自深山里的乡村，读书求业都显得卑微不堪，困难重重。但农家子弟那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他身上得到顽强的继承。他对个人理想的追求，不像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那样野心勃勃，甚至也不同于路遥《人生》中高加林为了娶到城市姑娘、过上城市生活而不顾一切的奋斗模式。高加林的时代，个人奋斗是实现梦想是常态模式，尽管这个过程可能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而30年后的今天，这种奋斗模式显然行不通。涂自强只想在都市落脚，让父母过上安定的生活。这种追求那么朴实、简单，个人作风又那么本分、厚道。然而，涂自强的命运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再自强不息也是徒劳。这个时代，农家子弟的都市生存依旧寸步难行，悲剧照旧不可避免地发生。涂自强的个人奋斗史折射出整个时代的精神征候，这根源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我们看到，一方面，城乡文化观念所形成的无形等级阴魂不散，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历90年代文化裂变所形成的精神气候，对处于文化劣势的个体生存构成无所不在的压迫。方方抱着悲悯之心，关注游离于时代的农村子弟，延续着“新写实”小说的人文关怀。同样是观照人生，书写时代，徐坤的《地球好身影》与桢理的《微薄秀》更富现代感。前者对当前娱乐圈幕后操纵现象予以揭露，反讽的笔调让读者在诙谐的叙述中不忍生出愤慨。后者在略带悬疑色彩的讲述中，道出了网络媒体对现代生活的深远影响。
与上述作品直接和时代对话的模式不同，杨少衡的《蓝名单》不以个体折射时代，而是在一种政治语境中，透视父子伦理裂变的迹象。《蓝名单》看似一部反腐题材的作品，但杨少衡并未以案件侦破的套路展开，而把更多笔墨放在日常生活的描绘与人事关系的编织。作者将父子关系的内在演变放在错综的人事关系中考察，把对腐败案件的关注导向亲情伦理的探究。简哲与父亲简增国的对抗，并非俄狄浦斯弑父情结的再版，这种逆反冲动在父亲的温情关怀下逐渐被理解和感动所替代。简增国暗中的护子行动，作为一种深情的腐败行为，本质上是对传统家族伦理的反动。小说以父亲自甘入狱自我受罚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二元对抗模式。小说没有展示血腥，没有阴谋的取代，而是以父爱的深情消解了剑拔弩张的父子关系复活的可能。从观照生活的视角看，青年作家普玄的《资源》同样以时代气候与情感伦理并举的方式，掀开个体情感生活的死角，提出具有个性化的情感命题。首先是结构的匠心独具。一方面讲述的是铜都、萍水等城市资源严重枯竭的现象，提出资源型城市如何转型的问题。另一方面，小说以城市的空洞为参照，延伸出主人公史昌庆在情感枯竭后的可怕。而母亲和恋人对他的爱是那么极端，那么决绝，我们要追问的是，对这样一个情感枯竭症患者的施救行动会有怎样的效果？结尾表明作者的态度是悲观的。尽管叙述上略感粗糙，叙事逻辑也有待推敲，但从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还是能看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气度。
婚姻情感题材的作品是这一年中篇小说创作的重头戏。对女性生存困惑的揭示，对自我内心的审视，以及男女情感纠葛的呈现，等等，这些主题在新世纪小说中多有表现，且不乏厚重力作。尽管如此，2013年此类题材的中篇小说创作仍有不俗的表现，尤其是青年女作家的作品，无疑是新世纪女性文学的新收获。这主要表现在小说叙事的内向化掘进，在对灵魂内部的打探中展示分裂与弥合的精神图谱。
陈谦的《莲露》以“精神诊断式”的叙述讲述一个女人的奇特遭遇。这种遭遇与乱伦相纠结，缠绕着触目惊心的痛感。小说中的乱伦描写无疑很砸眼球，舅舅对外甥女，母亲对继子。应当说，这种乱伦在当代小说叙事中并不少见，而这个小说中，陈谦决议另辟溪径，她要着力回避那种常见的欲望化书写，而把视点投向女主人公的心路经纬，深究生命的奇特形式。莲露从小寄养在外婆家，但这并不防碍幼小心灵的健康成长。因为舅舅出色地充当着父辈的角色，给年幼的莲露提供贴心的关怀和精神的滋润。这种温情的氛围中，噩梦倏然而至。舅舅醉酒后的强暴让她跌入痛苦的深渊，尔后是，母亲的乱伦，朱老师对她的背叛，不断加剧了主人公心灵的蜕变。对这个过程的探查中，以何种方式切入人物内心，照亮人物精神裂变的流程，极大地挑战着作者的想象力。陈谦的叙事依托于精妙的细节，而这些充满暗示的细节，正是照亮内心黑洞的窗口。同时，这是一部极为出色的心理小说，作者对人物精神路径的探幽，层层推进，步步精心。陈谦的叙事以令人信服的情感逻辑，让我们看到女性作为精神流浪者的悲惨命运。这样的流浪者同样出现在朱文颖的《倒影》中，不同的是，小说主人公“我”是独立的知识女性，在对世俗的不断躲避中审视自我，这是一种后退的审视，一种倒置的自我辩解。为逃避与父辈一代的世俗性纠缠，“我”常常谎称出差躲到自家附近的小旅馆。所以，这种逃逸不同于莲露被动的精神模式，而是自觉的主体行为。朱文颖让主人公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审视父辈的生活方式，并企图以此反观自身，审问自我。“我”的母亲忙于邀请远方“亲戚”来家里作客，这种行为本身对进入老年的母亲来说，似乎是服从于怀旧的内心需要。而事实上，云姨、根叔和芳姐根本不是所谓的穷亲戚，而是父母当年插队时农村里的同龄人。频频邀请他们吃饭，不过是母亲炫耀自我优越感的把戏。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母亲落入平庸的世俗轨道，这正是“我”所揪心的。以此来看，主人公的逃避，与其说是代际矛盾演化的结果，不如说是现代女性抵制自我内心被世俗化的勇敢举动。
中篇小说由于篇幅限制，很难写出历史感和命运感，而迟子建的《晚安，玫瑰》由于历史文化因素的引入，个体情感的极端化和个人命运的沧桑感就有了深厚的逻辑支撑。《晚安，玫瑰》是迟子建所写的作品中费时最长的中篇小说，成为这一年女性叙事的扛鼎之作。小说主要人物是遭受严重内伤的两个女性，他们居住在国际化大都市哈尔滨城区。叙述者兼主人公赵小娥由强奸犯所生的身份，给她的精神成长造成决定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她不如意的生活现状，参加工作三年，没房，没钱，不能过上时尚生活，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如意的生存现状让她不相信上帝和神的存在。这个精神节点，经由一个年届80岁的犹太裔老太太的点拨而得以激活。在很大篇幅中，作者通过吉莲娜对个人情感的守口如瓶暗示出，两个生命无形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神秘联系，这种联系关乎着她们同样不幸的遭遇。吉莲娜的继父利欲熏心，亲手导演了一幕让她遭致日本军官蹂凌的惨剧。因此，她们内心所承受的精神重负几乎是等量的，那是一种积压已久却无法排解的创痛。同时，他们同样面对无以逃脱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源于杀害父亲后的恐惧与愧疚。其次，迟子建的叙述总是在不经意间透出那种所无不在的宿命感，让我们看到女性面对悲剧命运的那种悲凉与无奈。赵小娥有过三段恋情，前两次不幸成为传统伦理和物质主义的祭品，而第三次，正值收获爱情果实的时候，男友齐德铭的遇难使那种幸福的预期终于化为泡影。齐德铭出差总不忘携带的“寿衣”，似乎是对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某种暗示。然而，迟子建并不悲观，她要给人物以精神出路。与赵小娥相比，孑然一生的吉莲娜面对不幸的姿态更淡定，更从容，这不仅仅是因为岁月的磨练，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位高贵儒雅的苏联外交官给她留下的“一辈子回味的香气”。这种爱而不得的悲苦命运，作者以凄婉的语调徐徐道出，分外动人。正是那种共有的伤痛让两个具有不同教养和文化背景的女性，在不断磨合中渐趋默契。尤其在最后，赵小娥杀死亲生父亲后内心的恐惧，消解于吉莲娜宗教意义上的点化。正如吉莲娜说的：“有爱的地方，就是故乡；而有恨的地方，就是神赐予你的洗礼场。一个人只有消除了恨，才能触摸到天使的翅膀，才能得到神的眷顾。”小说由此触及女性生存的深层困境，女性如何在爱恨纠结中安置自我，如何让自我在爱恨悖论中得以超脱，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这部小说的思索品质。在文体上，尽管这部小说只有中篇的容量，却不乏长篇的历史视野和文化气象。历史的与现实的、国际的与国内的、世俗的与宗教的、冷酷的与温情的、爱与恨、生与死，这一切交织在冷静的叙述中，共同奏响了一部五味杂陈而又旋律幽深的生命咏叹调。
同样是对女性内心生活的探讨，何立伟的《今夜流星》和王松的《雨中黄花》以男性作家特有的视角透视女性心理，阐释女性命运。前者尽管谈不上有多么深刻的历史感和命运感，也没有多少文化意蕴和高雅情趣，但在叙述语调上，这部作品比《晚安，玫瑰》显得明朗得多，也更富有现代感和时代气息。何立伟以轻快的语调讲述了一个婚外恋的故事，而婚外情属于个人隐私，为了强调故事讲述的真实性，作者别有心机地将整个叙事构筑在女主人公萧婉与闺蜜黎笑的对话中。萧婉的内心隐曲在女性私密性的对话中和盘托出。让我意外的是，作为男性作家，何立伟对一个少妇出轨心理流程把握得如此细致入微。萧婉对爱的来临似乎没有准备，那种意外与渴望，紧张与疯狂，那些关于爱的奇思异想，使小说的叙述委婉起伏，趣味横生。值得称道的是，小说最后，作者将这种婚外恋从肉体、物质层面延伸到精神和心理层面，主人公心中暗生的那种幻灭感就显得更为悲凉，更为酸楚。与何立伟那生机盎然的叙述相比，王松《雨中黄花》的色调暗淡得多，作者将女性命运放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中铺开。主人公陆菁是个孤儿，凭借敲得一手好扬琴与同班会吹笛子的同学陈向阳。而陈向阳出身高干家庭，其家人的盛气凌人让陆菁渐渐疏离陈向阳。随后是中国社会历史的突变，故事也随之以突变模式展开。这个变局使陈家失势，陈向阳自杀。按照惯性写作思维，陆菁的反应该是祭奠陈向阳，然后与陈家不再存在多少牵连。但考虑到主人公的孤儿身份，王松意识到叙事的另一种走向。至此已是中学教师的陆菁不但没有远离陈家，而是出乎意料地到陈家料理家事，甚至在陈母暗中怂恿下，接受了陈向阳哥哥陈向峰的无礼要求，并从此与之过着没有名分的同居生活。事实上，陈向峰的世俗之气与陆菁高雅心性格格不入，所以，陆菁扮演的更多不是女人角色，而是充当了一种母爱的替代品。关于这种不免令人纳闷的关系，作者给出了心理学的解释。它源自一种赎罪心理，其原点在她偶然拒绝了死去好友的一次邀请，这种愧疚感使此后毫无原则的付出就变得顺理成章，也使她的顺从和隐忍变得更加悲壮，更加令人痛心。
薛舒的《我们结婚吧》在世俗与浪漫之间展开想象，以略带荒诞意味的叙述观照女性复杂纠结的结婚心态，在婚恋题材小说中格外引人关注。苏羊与徐麟同居六年后，在徐母“死不瞑目”的威胁下准备结婚。而此前，苏羊对结婚生子毫无概念，她为即将变成一个世俗女人而深感不适，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而是一种由期待和惊恐织就的焦虑感。作者结合人物的家庭背景，对这种心态进行深层分析。苏羊父亲反复结婚离婚的随意态度，及其对苏羊母女的伤害，使她面对婚姻的态度变得游弋不定，处于半期待半逃避的状态。尽管如此，她还是为婚礼筹备着，这种筹备不关房子，也不关排场，而是对童年记忆的捕捉，对世俗之心的反抗。卡夫卡《城堡》和罗梭《瓦尔澄湖》的文化意向成为苏羊行动的心理指针。她突然想到邀请幼儿园的同桌参加婚宴，这个举动正是她抵制世俗的精神表征。为此，作者动情地勾勒出两副童真画面：在寒冷的冬天，苏羊把手伸到胖子（苏羊同桌）的毛背心里面，肚子肥肥的、软软的，真暖；胖子酣睡中的放屁声惊醒全班同学，苏羊的先知先觉引起的那场骚乱。而现实中“胖子”却是那般的庸俗和委琐，而且对苏羊所打捞的记忆全盘否认。现实与记忆的错位，直接摧毁了苏羊诗意的浪漫想象。要不要结婚？结婚的意义何在？这是苏羊要追问的。而直到结尾，他们竟未领到结婚证，这种悬而未决的人生状态，预示着现代知识女性在世俗现实中，难以把握自我的迷茫心态。
李铁的《会唱黄歌的大姐》和黄咏梅的《达人》是两部别具格调的中篇小说。说其特别不是因为题材的非同寻常，而是因为小说渗透着复杂的文化元素，并彰显出一种强烈的文化反讽意味。前者把叙事时空推向政治氛围浓厚的历史时期，借助“黄歌”这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展现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贫乏的时代。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叙事以性为中心展开，故事的推进也以性为原动力。崔英父母因为性而丧命，留下崔英姐妹五人相依为命。而作为大姐，崔英的微薄薪水显然难以维持五口之家的生计。她一次次以唱“黄歌”为筹码换取食品，如同一个女地下党员与神秘的同党保持秘密联系。尽管这些“黄歌”如今看来并不算“黄”，而且带有山歌的欢快情调，那些关于男女情感的抒发，甚至还相当淳朴、真挚。这些歌曲的黄色定位与当时过左的意识形态话语有关，它缘于权力话语对人身心的极端限制，这种限制潜在地决定了人们为积压已久的欲望寻找出口的可能。这种背景下，以歌易物的方式是主流社会所不容的，注定会遭致意识形态话语的规避。崔英因此被工厂解除厂籍，回到生活无着的境地。这部小说以轻写重，道出畸形文化压抑下女性生存的尴尬，同时让我们看到这种文化如何操纵着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黄咏梅的《达人》同样表达了特定文化对人类生存的潜在影响，不同的是，黄咏梅的语言显得更诙谐，她不想让这种语言承载某种历史反思的重大命题，而是试图营造一种虚拟化的氛围，并借助这种氛围塑造一种文化人格。小说主人公孙毅迷恋武侠小说，因为崇拜《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丘处机，他费劲周折将姓名改为丘处机。不仅如此，在现实中，他也让自己进入虚构的世界，用武侠人物的思维处理日常事务。关于这种文化人格，作者以“达人”称之，这种人格在现实中的遭遇成为小说叙事的重点。丘处机虽然在某些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但考虑到武侠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黄咏梅没有把这个人物过于神化，而是让主人公与现实发生碰撞，表现他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作者一面描述“达人”不“达”的生存状态，一面又给人物以出路和希望。她试图摆脱“底层叙事”那种廉价的苦难诉说，她要让这个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的人物拥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种种无奈中顽强而智慧地活着，以此表达她对弱者的关怀和对生命的礼赞。
归隐是徯晗《隐者考》和鲁敏《隐居图》的小说主题，两部作品以不同的方式描画我们这个时代的异类生存图景，以此展开关于人类生存境遇的宏大思考。前者讲述的是一个智商过人而不能接纳现实的大学教授的归隐生活。在结构上，小说的叙述是一个敞开的过程，包括内心的敞开，欲望的敞开，人性的敞开。小说叙述者“我”，一个作家，是这个过程的开启者，通过微薄、笔记、小说和访谈等形式，试图揭开现代人的归隐之心。“我”是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充当着探秘者的角色，而康娅，一个特殊的受访者，男主人公高阳教授的惜日恋人，为我们敞开了主人公的归隐之途，以及“另类隐者”年轻园丁的隐秘心结。康娅是名人，社会主流价值的代表，同时又充当着现代隐者与外界联系的桥梁。作者通过性的不和谐暗示出高阳作为隐者，在康娅眼中远远超过了他作为情人的魅力。如果说高阳象征精神，那么，青年园丁则代表肉体，一个被迫的“隐者”（潜逃犯），一个激发康娅肉体欲望的世俗的符号。对康娅而言，精神与肉体如此纠缠不休。通过这个视角打量主人公的人生选择，显得别有意味。我们不仅看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对自然灵性、对古典浪漫、对如福克纳“八月之光”怀有天然的亲近感，同时也看到现代隐者无法做到彻底隐居的尴尬：肉体归隐田园，而精神和思维却无法脱离现代文明，对实用科学和工具理性越来越深的依赖，必然又会导致人类主体性的迷失。如果说徯晗的叙述试图将世外桃源与现代社会对立起来，存在某种把问题绝对化的隐忧，那么，鲁敏的“隐居图”则显得错综复杂起来。女主人公舒宁与康娅一样，也是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者，浸染着世俗之气。她来到曾经的恋人孟楼生活的小城，成就了一次心灵的探访之旅。当年的分手让彼此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以至对面相逢却难相认。分手之前的舒宁是“欲望散淡的女学生”，是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而分手后便踏上了“永动机般的功利轨道”，追随现实主义的潜规则。但深究起来，舒宁在仕途春风得意，而情感生活却空洞乏味。相对而言，孟楼粗糙寡淡生活的背后，是另一种自在和逍遥。人物内心的曲折微妙以反讽的形式由此荡开。艺术之梦的溃败让孟楼无法彻底根除内心的惨淡阴影，因此，他对宁静淡泊的“小日子”近似炫耀的展示，不过是面对舒宁的一种权宜之策。鲁敏的叙述精确传达出转辗于出世与人世之间的那种复杂的人生况味，以及命运背后的隐秘情结。
如果要问这一年最具小说味的中篇小说有哪些，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余一鸣的《潮起潮落》和阿袁的《绫罗》。那么，什么是小说味呢？我以为两点必须具备，一是故事内容的世俗性，菜米油盐，生老病死，琐屑细碎，皆入笔端。二是讲述方式的形象生动，能化抽象为具体，于细节而知幽微。小说吸引读者的正是那些日常中的世俗之相，以及作者对种种世相极其形而下的呈现。《潮起潮落》讲述的是商界精英及其家族的故事，金融家、银行家们事业的潮起潮落，伴随着家族恩仇的此消彼长和情感生活的起伏波动。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对世俗之心的精心点染，显得自然天成。女人对男人的算计报复，以及女人之间暗中较劲的细微心理，都难以逃脱作者非凡的眼力。《绫罗》的叙述同样如此，乡村娌铀之间的矛盾，女人的背叛以及她们心态变化的细枝末节，都写得入情入理，透着生活的原滋原味。阅读这样的小说，你可能很难从中提炼出多么深奥的哲理，也不要指望它传达多么深刻的人生寓意，但这样的作品却总能抓住你的心，让你领悟到那些雅正小说难以提供的世俗哲学，并使自己渐渐变得睿智起来，丰富起来。
近年来中篇小说创作中，具有自觉的语言意识，并致力于高度精准的文学表达的青年作家并不多见。谢凌洁《一玫长满海苔的怀表》和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堪称2013年中篇小说凸显语言意识的标志性作品。可能是因为创作主体旅居海外的文化背景，她们有相当敏锐的语感能力，在叙事中工于词句，经营意境，甚至标点的使用也甚为讲究。仅从标题的表述看，量词和形容词的多重限定就显示出一种严谨态度，一种穿越历史的空间感，一种精神抵达的审美诉求。其次，两部作品的交集，不仅在文学表达的精确性和陌生感，还在于创作主体关注对象的一致性。创作主体都致力于西方人文化心理的开掘，在战争、信仰、死亡、爱情等多重视阈中，展开对人性的多向度揭示。谢凌洁的叙述中所充溢的异域海洋文化气息，回望和打捞历史的视角，以及对二战幸存老兵回归日常后的精神残缺和救赎冲动的检视，充分展露出作者以一个反思者的身份，打量那种基于战争的精神创伤和诡异人性，还原历史真相的审美企图。《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是薛忆沩对自己同名小说重写的结果。新版叙事中，“天堂”脱离了那种日常的语义表达，而与“地狱”构成了某种悖反的意义空间。而这个空间在几个人物关于“天堂”的辩论中，同时也在人物走向并试图抵达“天堂”的途中打开。从意义指向看，怀特大夫的“天堂”就是他对前妻的爱，但那个“天堂”注定是他无法抵达的。这个意义上，“最后那一段路程”其实是遥遥无期的，怀特大夫的精神征程本身就是一条绝路。纵然如此，怀特大夫还是倔强地用写信的方式走近前妻，走近他的“天堂”。这种对爱的书写，展示的是灵魂的图景，是走向虚无的精神旅程。
2013年中篇小说创作成绩斐然，出色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马金莲的《长河》在对死亡的凝视中，向我们敞开了被恐惧和疼痛所遮蔽的那种高贵和洁净的生命色调。苏兰朵的《百合》通过对几代人情感世界的打探，发现历经岁月沧桑的磨砺和淘洗后，爱情是那般坚韧和纯净，弥足珍贵。残雪的《道具》以向死而生的精神操练之图，展示了她对潜意识世界的不懈探索。张炜的《小爱物》和陈河的《猹》借助对灵异世界的想象，在人类与生灵互相观照的生态谱系中，展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此外，海飞《麻雀》在谍战题材的别样开拓，刘永涛《我们的秘密》对现实中“异类”荒诞生存的独到观察，孙频《异香》对情感本真形态的形而上追问，乔叶《拾庄梦》作为70后作家想象“文革”历史的尝试，甫跃辉《杀人者》对大学生杀人事件的关注，以及胡学文《奔跑的月光》和姬中宪《单人舞》对个体生命的荒诞书写，均有精彩之笔，值得关注。
关于短篇小说创作
2013年短篇小说创作敏锐快捷地反映社会现实，呈现时代变动。但并不是说敢于触及时事政治的大问题，大胆揭露种种腐败现象，便能写就短篇杰作。我以为，短篇创作并非雕虫小技便可为之，而是最强调技巧性的叙事文体。从文体上看，短篇小说的优长不在故事性和命运感，而是更注重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形式层面的创新。被称之为文体家的鲁迅、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无不从短篇创作体现其“形式的急先锋”角色。如何将一种氛围，一个场景，或是一段感情，一种意境，讲述得不同寻常，而又包含较高密度的信息量，这决定了短篇写作的技术性和形式感的重要性。所以，本文侧重从技术层面考察2013年短篇小说，描述笔者进入短篇现场的审美感受。回顾2013年短篇创作，乡土叙事与都市叙事双管齐下，展现个体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生存际遇及其所怀有的复杂心态。同时，对人性和生命的寓言化表达，对情感和内心富有深度的剖析，也是短篇叙事的重要特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推向深入，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向城求生便成为中国文学近年来所关注的主题。这是一个特别庞大的群体，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可谓千差万别，如何更有效地呈现他们的人生、情感和欲望，揭示他们复杂的内心生活，而又不流于现象式展览，不落入新闻报道式书写，始终考验着作家把握生活和洞穿本质的能力。徐则臣、光盘、刘庆邦等的短篇小说，以不同的视点和笔墨，呈现了都市中农民工生存的真实图景。
徐则臣的《看不见的城市》讲述的是因争打电话而引起的暴力事件。这是故事的外壳，叙述由此向核心突进。当小说的叙述追索到两位主角的生活原态时，我们才发现他们原本并没想象中的那么残忍，而是生存压力让他们心理发生变异，最终导致了一场悲剧。徐则臣的叙事有一种深究的品质，而且自有他的方式。死者天铀进城之前是生产队长，但是农村变得愈来愈荒凉的形势逼迫他来到北京。这是因为，“地种得大家越来越穷了。”而贵州人原本也是良民，只是他不愿依从妻子，出门打工。是妻子的离弃才迫使他作出进城的决定。徐则臣要深究的是向城而生的根源，正是乡村的凋敝和亲人的施压让他们别无选择。然而，肉身虽然到了城市，精神之根却在乡村。以至为了给家人打电话而不惜使用暴力，足以说明他们对乡土的依赖之深，以及都市生存的无根性和异己感。这种感觉正如同样是农民工的车夫所说：“就是觉得人浮着，夜里总梦见自己在半空中一圈圈踩脚踏板，怎么踩车都跑不快。”这种状态使他们身处城市却对城市视若无睹，如天铀所说：“我在脚手架间忙活时，从来不想什么城市，我就是在盖楼。”民工的乡土根性与城市的现代性之间的这层隔膜，在光盘《楼上的》中表现为一种精神行为，成为主人公内心隐痛的发泄方式。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矛盾不断激化，故事的神秘性也随之产生。制造悬念是光盘惯用的处理方式，这是一种有力量的方式，因为那种生命的痛感酝酿其间。从小说本体看，小说的优劣，最核心的指标在细部的质量，细节的精妙与否直接关系到作家的创作水准，考验着作家的想象力。这个意义上，光盘展露出非凡的本领。老唐对公司老板的怨愤积压在心，他本能地想到排遣的精神通道：借用铁锤敲击老板的画像。作者以娴熟的笔致和绝妙的细节，将读者引向对底层精神现实的关注。
如果说刘庆邦那篇象征性的小说《到城里去》止于对都市生活的外部观察，那么“保姆系列”则以保姆的旁观者视角，对城市细部作出更深入的透视。在《后来者》中，身为保姆的主人公祝艺青并非普通村姑，而是留城待业的大学生。作者通过她在表舅家做保姆的经历，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城市的傲慢与人心的冷暖。同样是保姆视角，《金戒指》对都市人心的表现则趋于复杂化。主人公做卫生时意外发现一枚戒指，而这戒指从不见女主人戴过，于是她把戒指戴在自己手上。不巧的是，当她沉浸在那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还没来得及放回原处就被发现。但作者关注的焦点不在主人公的道德问题，而是随后两位老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这构成都市人心多向展开的重要断面。从这个小说可以看出，刘庆邦的叙述变得更加从容，面对都市的光怪陆离，他不再一味指责，因为他意识到，那种言过其实的谴责，不过是对人性另一面的遮蔽。
&&&&2013年短篇小说对都市经验的呈现中，创作主体的兴趣点不在欲望化书写，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现实。作品大都以小人物真实的生存际遇，揭示现代化都市给人带来的压抑和困惑。邓一光《轨道八号线》中，主人公是年轻一代的进城务工者，几个模具车间的工人。他们空虚、焦躁，无所事事，只能以不无怪异的举动和无所顾及的发泄打发业余时光。而这种无聊的生存方式背后，正是生存的压力和前途的迷茫。小说中的“轨道八号线”其实并不存在，隐喻着青年一代无所依傍的生存方式和前景渺茫的灰色人生。这种人生，在徐则臣《六耳猕猴》中是通过梦境暗示出来的，而这个梦以及梦中出现的六耳猕猴，正是主人公生存现实的隐喻。作者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老乡冯年都市闯荡多年，而至今仍无出头之日的悲哀。如果说徐则臣将小人物纠结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尴尬人生，寄托于一只脖子上套着链子的六耳猕猴，那么，这种进退失据的人生经验，在陈然《失窃记》中则是以意识流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作品以内聚焦的视角道出主人公上班途中的内心流程，由此带出关于人生选择的内心追问。那种反抗世俗又迎合世俗的无奈心态写得细致入微，这种游移的心态正是当代都市青年精神困惑和心理危机的征兆。
从思考的气象上，范小青的《梦幻快递》对这种心理危机的揭示，更逼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这篇小说写快递员的所闻所见及其尴尬遭遇。但作者的心思不在底层叙事的命题指向，主人公作为都市小人物的生存现实，只是充当作者观察问题的一个视角，借此窥探时代的秘密和人心的秘密。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事物的复制、生存的超常信息化、生命的符号化等等，这些伴随现代性而产生的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逐渐瓦解了那些一直以来被确认为常态的人类经验。作者特意将主人公放在迷离的幻象中，借以窥探现代性进程自身的悖谬性。主人公每次走进小区都有做梦的感觉，总是有似是而非之感，“因为对这些小区太熟悉了，因为这些小区太相像了，我每天进入不同的小区，但它们好像又都是同一个小区，无法区别，不仅梦里会梦到它们，就是醒着的时候，也会把它们当成是梦境。”
果然，这种感觉让他走火入魔，在投递快件中出了差错。现代生活的复制性和非个性化是进入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作者通过人类生存中非确定性和不稳定感的呈现，展开自己对这个以“快”为潮流的时代的深层反思。
当把视线转移到乡村题材的小说，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社会造成的冲击，不仅表现在农耕文化面临现代化转型所经历的阵痛，更触目的是乡村社会、基层政权、伦理与情感的惊人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中所潜藏的种种矛盾。
近年来，晓苏的叙事对乡村社会有独到的观察，他总能敏锐地发现中国农村政治生态和人性生态的真相及其特有的悲剧性。在他的叙事中，当代农村没有沈从文《边城》中的优美意境，也没有知青叙事中的热闹场景，而是矛盾丛生之地，显出一副病态面向。但乡村社会的矛盾表面上并不激烈，而是潜伏在暗处，隐藏在日常中。《酒疯子》就是对这种病相的大胆揭露。这是一篇愤怒的小说，但作者的叙述相当节制，他没有把农村社会的内在矛盾写得白热化，而是着力叙写酒疯子袁作义借酒浇愁的画面。一口酒后，袁作文说村长黄仁被罢职，自己代理村长；两口酒后，袁作文描绘新农村建设蓝图，而在规划中不忘自己从中投机一把；三口酒后，袁作文描绘自己如何使用“三步法”勾搭上村长的女儿。读者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村长与袁作文媳妇行苟且之事，袁作文才被自己媳妇打发出来喝闷酒。这个人物显然与阿Q有着血缘关系，而小说中的“我”与《阿Q正传》的叙述者“我”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又是何其相似。这种愤怒在《桠杈打兔》中依然存在，但似乎有所淡化，更多地转化为一种荒谬经验的呈现。叙述方式上，退休老村长的回忆性讲述视角，为人物荒诞命运的逻辑展开提供了保障。显见的是，作品的锋芒直指乡村政权的漏洞和基层政治的腐败。而这些，可能还不是晓苏叙事的终极指向，他要借助这个背景，写出一个正常人无法享有正常公民权利的悲哀。毛洞生从青年到老年，好运与他无缘在其次，关键是当初为了当兵修改年龄，这让他领取养老保险的时间推迟了五年。为了改正年龄，老村长再次出马，而结果正如那句口头禅：桠杈打兔，总是白费，但在叙述上却由此带出毛洞生一生中所有不巧之事。我以为，小说叙事的关亟点就在一种“不巧之巧”的设置，有时人生的不幸可能在某种诡异的情境中转化成幸运。为利是图的姜广才没有帮助困境中的毛洞生，他的意外身亡却让毛洞生免于灾祸。这种偶然的“幸运”让毛洞生有了自欺的理由，而这又何尝不是精神胜利法的变相现身？这种偶然性的转折同样出现在青年作家陈再见的《白肉头》中，作者通过儿童视角，从父亲用白肉头给人治病添丁写起，接着写到黄色电影中的“白肉头”。而这些颇具童趣的场景呈现于特定历史氛围中，历史对人心的规约激活了个体的欲望想象，自然也激发了儿童的好奇心。而喜剧性氛围中，悲剧以偶然的方式降临。生活的诡秘和女性的宿命，以这种悲喜对照的结构呈现，可见作者匠心之独具。小说主题的多重性和思考的意义深度，足以改变我们对80后作家的偏见。
消费文化兴起后的中国都市社会，那种诗意的爱情已很稀少。理想化的爱情总是弱不禁风，很容易在各种欲望和诱惑面前束手就擒。那么，新世纪的乡村爱情又是怎样一副情状？向本贵的乡村叙事满足了我们的期待。当他把目光投向乡村的情感世界，发现农村向城市输出的不仅仅是劳动力，随之而去的还有情感，还有纯真的爱情。如果说晓苏对乡村文化生态抱以愤怒的姿态，那么，向本贵《乡村爱情》则以体恤的情怀，对乡村中的情感生活现状深表忧虑。这篇小说所呈现的是一副荒凉的爱情图景，新世纪中国乡村的爱情，已经褪去热烈和浪漫的色彩。关于爱情，他们没有太多幻想，只求能找到女人，结婚生子。而我们发现，这种最低限度的情感需求仍是难以实现。作者把传统的爱情主题植入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切中了当下乡村社会空洞和苍白的情感现实。
关于个体情感的叙事是小说中的常见品种，如何呈现个体的情感经验，把那种情感的微妙讲述得熠熠生辉，以异质性的情感世界打动读者，这对短篇写作来说仍然具有一定难度。2013年短篇叙事中，关于个体情感的想象也占相当的比重，尽管切入的角度和呈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从小说所呈现的情感经验来看，作品的底色大抵是沉闷的、幽怨的，并呈现出驳杂丰沛的情感样态。
如何处置个体的情感，挣脱情感死结对自我的纠缠，这是叶弥《亲人》所要阐释的命题。叶弥的叙述在爱与恨的纠缠中展开。主人公何湘是私生子，母女之间的怨恨，缘于小时候母亲让她在父亲家吃饭的寄人篱下的经历。母女分离多年后，一个偶然场景催生了何湘寻求和解的念头。母亲早已不在人世的消息使何湘备感凄惶，而就在这种失落中，在小旅馆与陌生男子的不期而遇，又让她再次体验到母爱的温馨，但在内心深处，那种怨恨仍就挥之不去。而与男子的一夜情让她生下孩子，宿命般重蹈了母亲的旧路。此时，她才领悟到两种思维的存在：一种是不断得到，一种是不停失去。换一种思维面对，怨恨便烟消云散。沿着反向思维，她在内心与母亲达成真正的和解。当情感死结打开，故事也划上句号。作者通过对女性爱恨纠缠的心理展示，似乎表明：爱与恨并不绝然对立，有时候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这种看待问题的角度，作为一种生存智慧，为陷入情感怪圈中的女性提供了自我解救的思维途径。同样是对女性个体情感经验的烛照，吴文君的《在后海爱上马丁》采用了与《亲人》全然不同的路径进入叙述。吴文君的叙事宛如一副抒情的山水画，将主人公宜春对马丁若有若无的爱慕之情轻轻点染出来。郁达夫的情绪流在吴文君的叙事中隐约可见，而作为女性作家，她对伍尔夫的意识流也有不俗的征用。宜春从小被家人当作有点“痴”的女孩，这份“痴”成为作者拷问生命的起点，构成整个叙事的情绪特征。宜春生性内敛、敏感、倔强，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一个瘸子，一个小手工者。因为他会吹口琴，那委婉的琴声吸引着她。不久，瘸子刻字的单调与刻板无法满足她对生活情调的追求，而一次北京之旅让她爱上一个落魄、颓废的官二代。一次偶然的夜游中，那份爱在她内心萌生，蔓延，终至失落。那种隐秘起伏的过程，在作者清丽而不乏忧伤的文字中得到精妙的呈现。吴文君的叙事中，那种散淡的心绪如“隐秘的火焰”（李德南语），忽明忽暗，潜伏在她内心。从诗化的叙事中，我们能感觉到作者的审美喜好。吴文君小说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她对戏剧化的情节设置不感兴趣。散布在叙述中的，是意味深长的生活场景、浸染着心绪的意象，以及对场景镜头忽近忽远的调适，她将这些元素编织成似梦似幻的图景，追求一种古典的兴味，一种暧昧的意境。这是诗小说的境界，这种审美追求凸显出女性叙事特有的幽怨之气和婉丽之美。
与《亲人》《在后海爱上马丁》等作品个体情感的单向度呈现不同，金仁顺的《喷泉》在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中展开。那种纠缠不清的情感关系，在平实细腻而又充满张力的叙述中从容道出。张龙与老安，这对少年时期的好朋友，一个好斗、勇猛，刚性十足，一个懦弱、委琐，窝囊。老安的女人吴爱云与张龙有私情，而老安对此视而不见，忍气吞声。这恐怕不仅仅是张龙曾为帮老安而入狱二十年的兄弟情谊可以解释的。更重要的，在矿难频发的煤矿，矿工时刻处于生死未卜的状态。对他们来说，面对未来就是面对无底的黑洞。这种黑色生存中，两个男人面对情感，虽也有痛苦有纠结，但还是能相安无事。正是因为死神的凝视，让老安对三个人的情感现实感到心安理得，可以忽略作为男人所难以容忍的背叛之痛。而当那个黑洞从外部矿难的难以预料，延伸到内部情感的激烈冲撞，三个人的战争注定无法回避。作者以三个人物爱恨情愁的不断演化，细致入微地呈现了那种在背叛中生存，在感恩中煎熬的生命隐痛。
关于情感题材的小说，东君的《不知所终》出类拔萃，值得关注。从这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出70后男性作家处理情感的方式与女性情感叙事的显著差异。东君的叙事绝不拘泥于个人情感的狭小格局，而是依凭爱情得而复失的框架，搭建寻找自我的精神通途。作者站在存在哲学高度观照个体生存，生与死、现实与虚空、肉体与灵魂、绝望与希望等等，交织在思辨性的叙述中，传达出关于追寻自我的形上之思。
尽管个体情感叙事的主流是沉郁的、悲凉的，但不能说颇具喜剧意味的作品完全绝迹了。李铭的《洗澡》就是一个例外。作品观照的是生活中习见的婆媳关系，但在写法上并不俗套。李铭的智慧，在于他回避了婆媳间你死我活的矛盾，而是以生活中诙谐的情趣取胜。作者以富于质感的细节，把婆媳之间的微妙演绎得绵密细腻而又意趣横生，读来别有味道。那烟火味浓郁的叙述中，常见作者敏锐的心机和洞幽烛微的笔致。
2013年短篇小说对人格分裂的精神病相也有呈现，由于这种叙述触及到人性的根部，并对导致这种精神分裂性生存的根源进行追究，因此很见深度。李亚的《无岸》、叶弥的《逃票》和李铁的《送别宴》等，都是关于人性分裂的文学想象。这类作品中，青年作家对世俗之相的深层透析，照见了世俗文化相对于人类生存的异己性。这种分裂的文学想象所表现出的对人性的穿透力，正是青年作家认知水平提高的显著标志。
与上述城市题材的小说相比，李亚的《无岸》以更绝望的姿态，把都市生存压力所导致的那种无力与无奈推向极致。女儿出国练书需要大笔费用，这让拥有两套房产却不能套现的柳萍夫妇如临大敌。而柳萍在单位不受重视，备受排挤和压抑。尽管她试图抱着与世无争的心态面对一切，但窘迫的经济现状却让她没有退路。她注定无处可逃。于是，夫妻二人开始表演一场虚拟游戏，一种“受辱训练”。童家羽扮演柳萍的领导“何主任”，这种对话中，无论何主任态度多傲慢，气焰多凌人，柳萍都堆满笑容，说出违心的迎奉之辞，但终究还是败下阵来。其实，这种精神分裂的游戏也正是柳萍内心真相的转喻：“她的闲云野鹤当得有多无奈，在她平和敦厚的外表下，她是多么好胜，她有多少愤懑、嫉妒和计较。”这分明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生存。通过这种分裂的想象，作者为我们敞开了都市灵魂的真实一页。那种分裂的精神现实背后，是无路可退的硬挺，是强作欢颜的绝望。这种绝望直接催生了自我逃避的冲动：“我希望自己在精子阶段就被淘汰，我希望游向卵子的那个不是我，我要是没有被生下来该多好。”
李亚的叙述确实很见功力，语言充满生机，赫赫有声，同是又不乏棱角分明的线条感，这种素质对青年作家来说尤其难得。只是，那种灰色的生活被处理得太悲观，这其中是否潜伏着走向极端的险途？
李铁的《送别宴》写都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送别宴开始之前，作者像一个解说员，一一道出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活表现。这种回顾性的叙述，让读者将人物音形状貌尽收眼底，之后送别宴才正式拉开序幕。作者以送别宴上敬酒的顺序，讲述主人公赵青青与同事之间表面友好背后的人事纷争与个人恩怨。在送别宴上，同事们的恭维奉承与现实工作中的勾心斗角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叙事中，作者像一个幕后的窥视者，眼光锐利，那种日常中被遮蔽的人性本相，在畅快的叙述中获得穷形尽相地表现。而赵青青，一个柔弱的职业女性，生活中小心翼翼，极力趋附，到头来却还是要面对卡夫卡《变形记》中主人公的命运。世俗中的倾轧与争斗，以及压抑的工作环境，特别是赵青青与莫总的私情被暴露后所遭受的异样眼光，使她的世界变得暗无天日。她成为热闹世象之外的局外人。但她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而只能以另某高职的谎言选择逃离。这正暗合了加拿大女作家艾丽斯·门罗《逃离》的主题，而门罗的女主人公最终还是选择回归，她无法逃离自己的宿命。那么，赵青青会有更好的命运吗？她的未来在哪里？这是作者提出的问题。这种追问是有力的，因为它戳穿了世俗文化的本质性面向。与李铁以洞穿人性的方式揭示人格分裂不同，叶弥的《逃票》所针对的不是世俗文化，而是意识形态给人的精神重压，以及这种压迫下的分裂性人格。叶弥似乎要以此为基点讲述一个突围的故事，一种抗击自我精神分裂性生存的突围。“文革”时期，物质贫困是次要的，要命的是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压制，人们必须违背正常人性而活才能平安无事。但孔觉民不以为然。在老婆唆使下，孔觉民不惜放弃尊严，以铤而走险的方式，试图突破精神分裂的生存状态。尽管这种“突围”并不是人物的自觉行为，逃票行为本身也显得不那么光彩，但客观上昭示出一种突出重围的精神向度。因为那个特殊年代，逃票是一种极为冒险的行动，没有“天大的勇气”不可为之。值得注意的是，孔觉民逃票并非生活所迫，他生活得很安逸，根本没有必要冒险。作者意图很明显，孔觉民之所以选择逃票，搞“投机生意”，在于不稳定的时代氛围带给人的生存危机感。以这种背景为参照，最大限度地积累财物以备不测就在情理之中。但这一秘密一旦被发现，又使孔家遭致毁灭性打击。关于突围的主线之外，小说隐藏着另一条副线。作者以孔觉民三次逃票经历，写出了穿越历史的人性嬗变。为了缓解物质上的困境，民警小兰不惜以背叛自己对孔觉民的感觉为代价。凑巧的是，多年后，小兰年轻的女儿继承母亲的价值观念，同样拜倒在已是富翁的孔觉民脚下。作品在巧合的反讽叙事中，展示这种可悲的生命轮回，彰显出洞穿人性本质的力量。
如果说精神分裂所导致的人生悲剧是由于心灵的扭曲和变异的结果，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心灵扭曲和变异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叶弥的《逃票》给出了意识形态化的宏观解释。而蒋一谈的《林荫大道》、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和王芸的《腻歪的晶胞》等作品，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应。
关于物质与精神的较量，那种发生在内心的碰撞与撕裂，在蒋一谈的《林荫大道》中有出色的表现。一方面，作者以高学历知识青年都市生存的压力，反思当代社会中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悲哀。另一方面，主人公面对奢华的物质享受，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失落心态，在叙事中得到生动细腻的表现。比如，醉酒、裸睡等细节，人物对价值三千万的别墅的抚摩、感受和品味，他们对物质近似迷恋的幻觉，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落差，都在感觉化的叙述中得以真切地呈现。从对话中，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坚守，以及坚守中的彷徨、软弱与无奈，而这些，正是当代知识青年面对物质生存窘境时内心失措的精神表征，读来确实令人动容，叫人深思。
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和王芸的《腻歪的晶胞》是两篇教育题材的小说。作品切入问题的角度，及其所触及问题的深度，颠覆了我阅读同类小说的审美经验。从传统观念看，前者主人公姚子涵的确是相当优秀的中学生，但这不过是其父母等成人世界所认可的价值立场，实际上这与以姚子涵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学生的价值观念是严重错位的。毕飞宇关注的不仅是传统教育观念对孩子天性的压抑，而且逆向思考孩子成长中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正如“爱妃”对姚子涵所说的，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发明一种时空机器，在他的时空机器里，所有的孩子都不是他们父母的；相反，孩子拥有了自主权，可以随意选择他们的爹妈”。这种主体性的张扬，让他们轻易接纳那些在商业社会应运而生的时尚观念。他们受到消费主义文化浸染，追求时尚与潮流，被喧嚣、无序的价值体系所淹没。作者发现了其中的悖论：在追寻自我中迷失自我，反过来又导致主体性的弥散。青年作家王芸的《腻歪的晶胞》同样关注青少年心灵的成长。作者没有以宣教的口吻写我们该如何教育孩子，而是以儿童视角打量孩子成长中逾越庸常的可能，这与毕飞宇对主体性的思考不谋而合。作品同样以冷静的笔调指出孩子的心理世界与传统教育的错位。但王芸所探讨的，不是全球化风暴对儿童内心的劫持，而是传统教育体制规避下，一种诗性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此外，鲁敏的《小流放》也是同类题材的小说。作品反映近年来颇为盛行的父母“陪读”问题，同样表达了作者对孩子心灵成长的隐忧。
短篇小说创作中，铁凝的《暮鼓》和李亚的《姚莲瑞女士在等待中》以对女性生命本体的思考引人注目。前者写一位走向衰老的贵妇对年华流失的迟暮之感。尽管年届六十，颜容已逝，但她在着装打扮上成心与时间较劲，勉为其难地维持自己整体上的青春感。但这不过是无力的抗拒，毕竟时间如刀，让她内心时常涌起“铁灰色的感觉”。作者采用主人公的限制视角，讲述傍晚散步途中的所见所闻，同时以女性视角展开对自我心理的追索。一个分不清性别的女性民工，一只黄昏里静听鼓声的老猫，从这些凄凉景象，从她对女民工性别的误判，她觉察到，时间是如何魔幻般地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对生命流失的哀叹与无奈，在《姚莲瑞女士在等待中》的叙述中，在一种时空对比的框架中展开。姚莲瑞的生活从先前的优雅、奢华、舒适，到现在的逼仄、粗糙、平淡，经历了从大富大贵到平凡世俗的人生转折。青春的流失与人生的落寞，在家境变迁的映衬下显得更是不堪。这种今非昔比的迟暮之思，与白先勇《台北人》中女主人公的芳华不再的青春哀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在今昔比照中契入形而上的生命之思，开拓出一种苍凉的美学空间。
苏童的《她的名字》和东西的《请勿谈论庄天海》是致力于营造神秘性和宿命感的短篇精制。事物的神秘性，作为一种常态经验，有如一个幽灵，潜藏在每个人的背后，窥视着每个人的行动，搅动着每个人的命运。在《她的名字》中，“名字”充当着幽灵，不断变换嘴脸，左右着主人公的命运。段福妹从学生时代就嫌弃自己的名字，为了解开心结，她以付出初吻为代价，托同学李黎明走后门，把名字改为“段嫣”。但第一次更名并为彻底消除人物的焦虑感，无法让她摆脱“段福妹”这三个字的阴影。后来她以母亲惟一的珍贵遗物换来“段菲菲”的名字。然而，这同样没有给她带来好运，反而是生活的种种不如意接踵而至。而第三次更名为“段瑞漪”时，她已是乳腺癌晚期患者。从三次更名来看，主人公的悲剧在于一种符号化的生存。“名字”作为抽象符号深入人的潜意识，牵制着人的神经，逐步将人推向宿命的末路。《请勿谈论庄天海》的主人公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孟、王、陆三人的情变与事故，均与一个叫“庄天海”的人有关。他似乎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但直到结尾，这个神秘人物也并未现身。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符码，这个名字横亘在人的意念中，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发生。两部小说的故事走向很难用日常逻辑来解释，因为推动叙事的终究是一种神秘的力量。那种力量以突袭的方式来临，仿佛梦境，那么荒诞，又那么真实，真实得近乎残忍。神秘力量的造访困扰着日常生存，而根源显然在主体的心理作用，一种鬼迷心窍的状态。这是苏童和东西惯用的思维方式。苏童长篇小说《黄雀记》就是这样的作品。东西的《好象要出事了》、《不要问我》，以及长篇小说《后悔录》也是这类文本。从根本上说，文本中弥漫的神秘气息所昭示的，是作家的人生态度和美学素养，对不可知因素的体认显示出作家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昆德拉曾说，《安娜·卡列宁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它“表现了人类行动的无因果关系的、不可预知的、甚至神秘的一面”。苏童和东西深谙此道，他们力图探寻那些不可知因素与人的命运之间的隐秘联系，让读者从中体悟到生命的局限性和悲剧感。
短篇小说版图中，一股内在化的叙事潮流清晰可见。朱山坡《惊叫》关于精神穿越的神来之笔，王秀梅《父亲的桥》对非正常人的正常之举的解析，王璞《红房子，白房子》关于灵魂归宿问题的探讨，钟求是《送话》对女法警难以释怀的心灵轨迹的追索，姚鄂梅《一次出轨》、黄咏梅《蜻蜓点水》对老男人心态的敏锐捕捉，等等，这些作品都存在内在化的叙事指向。此外，李敬泽《赵氏孤儿》以高难度的历史叙事，践行于小说文体边界的可贵探索。南翔《老桂家的鱼》、王妹英《牛语》对民俗风情的鲜活呈现，了一容《我的颂乃提》、叶舟《我的帐篷里有平安》对民族文化经验的回顾与开掘，皆是颇有味道的短篇。总体上看，相较于中篇小说佳篇迭出的局面，2013年短篇小说创作要逊色得多。尽管不乏众多名家的支撑，但事实上仍显底气不足。这种状况与短篇小说本身的写作难度有关，但更重要的，创作主体缺少一种优雅从容的姿态去面对现实，书写现实，与现实过份贴近的视角，让文学失去那种精神飞翔的内在之美。坦率地说，2013年短篇艺术上有惊人之笔的作品极为少见。就形式而言，创作主体的文体意识还不够自觉，“怎么写”往往被“写什么”所遮盖。如果要追根索源，这种重内容轻形式的叙事倾向，不能不说与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整体的回归潮流有关。依我之见，文学似乎陷入了轮回的怪圈。更何况，当下长篇为王的创作潮流中，作为基础性的叙事训练，短篇创作的形式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试问，没有艰苦的短篇叙事训练，何来优异的长篇力作？
以上所述是我在阅读近200篇（部）中短篇小说之后写下的文字。必须承认，对所评作品的选取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只能说是一种印象式的描述，而不敢奢求对这一年几千部作品有更多的学术把握。就我所阅读的作品来看，2013年中短篇小说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沉郁的风格，作家对“存在”的发现，对内心的开掘，大都基于深切的关怀意识，表现出深度的焦虑感。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审美倾向看作文学趋向成熟的标志，文学更多的不再拘囿于个人情感的小天地，不再沉迷于那种颓废的欲望化书写，而是关注整个时代以及人在这个时代的种种困惑，呈现出悲切和沉重的美学风格。这种审美走向承续了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的悲悯气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气质的感染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创作主体的审美视野。作为时代精神灯塔的作家，热衷于书写人的种种困顿和不适是无可厚非的，但作家们对整个时代有过多的抱怨和失望，普遍淡忘了对美好人性的书写，少有对时代精神中正能量的开采和发扬，这种叙事作风无疑是片面的。其次，我之所以用“沉郁”这个词来定义小说创作的审美特质，不仅是因为作家对现实的焦虑心态，以及作品所传达的精神意象，更重要的，是相对于这种沉沦、忧郁、悲观的书写，那种昂扬、奔放和阳刚的审美表达显然是缺席的。所以，从整个文学生态来看，2013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是不平衡的，我们认为，作家有自己的审美偏向是正常的，然而，当作家们整体陷入一种审美的集体无意识而不能自拔的时候，那就是一种趋众，结果是创作个性的丧失，很难写出穿越时代而又不乏精神重量的作品。（约2、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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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于南宁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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