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飞：建议中央党校认真考虑党校队伍的纯洁化!@紫光阁@求是
点击：481&&作者：吴鹏飞
&& 来源：昆仑策网
吴鹏飞手机报&&发布时间:
& 原标题：中央党校大教授，不该是红皮白萝卜
&&&&&&中共各级党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共产主义信仰布道
&&&&&&近来，中央党校所谓的大教授王长江等人公开质疑共产主义信仰，贬损中国共产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这到底是言论和学术自由争鸣，还是严重违反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这到底是为了坚持真理的大胆建言，还是违背职业道德的狂悖无道？这到底是充满真知的建设性批评还是罔顾事理的大放厥词？对这样的人和事应当如何看待和对待？我认为，王长江此事比老毕事件恶劣十倍不止，必须处理，绝对不能姑息养奸。
&&&&&&第一、&&我认为王长江之流可以称为政治叛徒。一个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不同思考和独立见解，甚至是离经叛道的主张，只要没有付诸行动危害国家，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一个党校资深教授，占据共产党理论信息中枢，窃居高位，长期利用共产党提供的优厚资源，职务便利，经费支持和优越条件，却干着损毁共产党的研究，挖苦共产党的宣传。这种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的人，是政治理想的叛徒，我个人坚持认为，这是相当卑鄙无耻的一种行径。
&&&&&&你可以说共产党不好，你可以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但是你不能顶着党校教授的帽子干这事，你不能在中央党校混差事的时候干这事。要骂共产党，就应该滚出党校，要在党校混饭，就应该闭嘴。一个员工备受信任器重，却处处诋毁老板，世界上不会有一间公司留用这样的家伙。王长江的作为，如同在佛庙不敬佛主，在教堂不敬天主，除了不是吃饭长大的人和王长江们之外，这么简单的道理是人人都懂得。王长江这种异类还不清退，天理不容。
&&&&&&第二，要知道中央党校是红色信仰教育的圣殿。1924年5月，党为了加强党内教育，养成指导人才成立了两所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北京党校。1925年1月，党的四大重申要为加强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而开办党校。1926年2月，党中央通过《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1927年，党的五大曾同意在武汉创立中央党校。1933年3月，中共中央局在苏区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是中央党校的前身，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被迫停办。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央党校在延安复校。从1939年至1943年，党中央有计划、分期分批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到延安进行培训，先后有六七千名县团级以上高中级领导干部集中在这里学习。1943年3月，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从这个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党校，是共产主义信仰的总策源地和最高学府，是红色理想教育的最高圣殿，是培养革命骨干的大摇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阵地。
&&&&&&第三，毫无疑问，中央党校的教授必须搞清一色。由以上回顾就可以看出，中央党校乃至各级党校，并不是普通的学术、研究、教学机构，它是共产主义信仰的教廷。因此它的教员甚至普通工作人员都必须是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它的教授可以有不同流派、不同见解、不同观点、甚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清一色姓共。他们必须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学习者、解释者、创造者、传播者、实践者。
&&&&&&党校尤其是中央党校，绝对不能像普通学术机构那样各色人物杂陈。像王长江、蔡霞等一批这样的异类，混迹于党校教授队伍，但他们在微博、网站、讲坛、课堂公开亮明否定共产党、否定毛泽东、否定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态度，向党叫板，王长江等人以近乎流氓习气和戏谑、油滑、调侃的口吻，给党的高级干部上课。更有甚者，王长江是在全国党校教师培训课上公开丑化党和党的领导人。网上一片哗然，共产党的纪律检查部门何故八风不动？
&&&&&&尤其令人恐怖的是，王长江的听众多是各级党校教员，面对这样的胡说八道，竟无一人拍案而起。面对这样的大放厥词，听众居然听得下去，没人站起来打断，辩论，没有把他轰下台，可见满座也没有几个真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状况多么令人吃惊。党校教员队伍信仰不纯、滥竽充数的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王长江之流居然长期在中央党校这样的信仰中枢招摇撞骗，想起来都令人恶心。呼吁共产党，一定要把这些老鼠屎从党校的大锅里清理出去。
&&&&&&可能有关部门觉得判断一个教授是否言论过火，是否信仰马列，是一个软问题，不好下结论。确实，有很多教授，并不一定篇篇文章正确，次次讲话正确。但是，我是学数学的，我们讲究一个统计概率。像王长江这样的人物，其崇尚西方民主政治，诋毁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亦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其政治态度很好甄别。建议共产党建立考评机制，监控中央党校教师队伍一些人背离、背弃、背叛信仰的情况，对假马克思主义者，要发现一个清退一个。
&&&&&&第四，中央党校有且只有这三大职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有一个语重心长的讲话，他谈到了三个关键点，这就是不忘初心，党校姓党和坚定信仰，对应这三点，我认为可以推导出党校的三大职能。一是培养信仰坚定的骨干和干部；二是进行党内教育和培训，增强党员对主义之信仰；三是培养信仰的热情传播者，到人民中间去宣传发动。这三点，在战争年代我们做得很好，可是在执政之后，最后一项职能几乎完全退化了。
&&&&&&第五，党校最重要的一项职能应该重新确立。在战争年代，那时候党校学员毕业去干什么了，主要是到各地传播理想，发动人民，扩大军队，建立政权。但是今天党校学生回去后，主要是干什么呢？是当官，我没有看到一个干部到人民群众中去直接传播理想和主义。是的，时代变了，分工变了，宣传工作好像有了专门机构、专门媒体、专门渠道，表面上很专业很庞大，好像不需要党校的学生们再像过去那样到人民中间演讲、座谈、宣传、谈心了。
&&&&&&其实不然。你们观察一下，目前主要的宗教信仰，在发展巩固信众方面，仍然是以面对面的交流、交谈、讲经、讲道为主要形式的。信仰的传播，最有效的方式，永远是一对一，面对面，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因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宗教信仰静悄悄、不声不响在中国就有了惊人发展，它们基本上没有也不被允许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做宣传，可是他们发展得很快。这足以证明，信仰传播的基本形式是直接摆事实讲道理，这个形式绝对不能丢。
&&&&&&因此，建议中共认真考虑党校队伍的纯洁化，并通过这样一支红色圣徒队伍，培养出一批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高校政治教师、中学政治课老师、小学品德教员、幼儿园园长、社区讲解员、企事业单位工会宣传员、共青团员等等，让他们深入到人民中间，不是偶尔，而是经常，就像精准扶贫一样，精准进行思想扶贫，让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跟党走，团结在党周围，信仰共产主义，由此实现民族复兴，不给王长江他们忽悠中国人上当的机会，避免走苏联亡党灭国的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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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刘绪义谈国家税务总局“七宗罪”之二绩效考核，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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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绪义谈国家税务总局“七宗罪”之二绩效考核，纸上谈兵
　　未完待续，请继续收看《税务总局之二 绩效考核，纸上谈兵》　　说到绩效考核，不仅基层税务干部个个切齿，就连省级税务机关的领导干部、总局机关许多司局内的领导干部也在心中腹诽。大家都明知道，绩效考核只是赵括的纸上谈兵游戏，可谁都不敢说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是高层喜欢的政绩。　　绩效考核到底要考什么？无非是考税务机关的行政效率，说到底是考人。因为人是绩效的主体。那么，为什么要进行绩效考核，原因的关键在于人出了问题。　　其实，试想一下，一个税务机关，100或200号人，哪些人在干事，哪些人不干事；哪些人干得事多，哪些人干得事少；哪些人干事出色，哪些人干事不行，我们的领导干部难道看不见吗?同事之间难道不知道吗？　　非也，大家都知道，你知我知大家都了然于胸。这还需要考核吗？　　那么，那些不干事的，或者干事不称职的人，我们有没有法律和制度管呢？　　明显是有制度、有法律在的。　　可是，哪一条制度，哪一款法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呢？　　为什么法制不起作用呢？还不是因为有关职能部门不敢管，有关领导干部不能管？　　结果导致人浮于事，制度空转，大家都一团和气。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因此，绩效当然会出现问题。于是就想当然地来一个绩效管理，以为考核了绩效，人就活了。　　现实呢？原本好端端的制度规矩都管不住的人和事，绩效管理下，还是管不住啊。我绩效考个倒数第一，又能怎样呢？考个第一，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叠床架屋而已。却丝毫不去考虑为什么要实行绩效考核。他们不去探寻问题的根源，却在乱开药方。　　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法规都管不住的问题，仅靠部门内部的通知还能治疗这弊端吗？况且，这明显不只是税务系统独有的问题，这是一个全局性的、体制性的问题。　　既然搞起来，为了证明绩效管理的成功，于是设计一些好看的指标、数字，加减分项目，来证明这一切。可大家看看，为了让指标数字好看，大家拼命在文案上做文章，各单位的绩效办都在做纸上加法，你敢随便扣分试试？有些工作，明明做了，并且做得好，如果文案没做，或者没做漂亮，竟然是要扣分的。多少人在为这纸上工夫加班加点，伤透脑筋。原本可以从事实际工作的人，都毁在这绩效办。一个县市区局增加一个绩效办，以1个专职算，全国又有几千人在忙这些事；不光如此，一个科室要有一个人关注应付绩效考核，算下来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据百度，截至2010年底，全国有2862个县（市、区）。乘以个2（国、地税平行，除上海、西藏外）】&　　绩效考核最大的罪，就是进一步助长了各级税务机关的形式主义。　　不管绩效考核有多大的科学性，我们单看几个方面就能发现问题：　　1.看似很公平，实则极不公平。 我到一个县税务局去调研，一位领导反映，他们局各项工作在全市都很出色，上级领导肯定，同行好评，但绩效考核次次倒数第一。原因很简单，就一项指标就拖了后腿，因为他们这个县属贫困县，根本没有出口退税这项业务。那么在绩效考核中就要扣分。本来大家的绩效考核分就样差不大，这一扣，就成了倒数第一。你说，这公平吗?　　同样的情况，相信很普遍。比如说绩效考核排全国第一的北京国税，与绩效考核排靠后的西部地区，有相比性吗？在北京，干部的素质、经济的环境、纳税人的素质等都要胜于西部地区，你收一个亿的税可能比人家收一千万的税还要轻松。你能说西部地区的税务干部没有努力吗？ 他们的绩效就差吗？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将全国30来个省市区税务机关比作兄弟，我们税务是一个大家庭，兄弟间也不可能一样有才有能，一双手，十指尚且有长有短，你不能强行将十指拉成一样长，正是这长长短短的十指，各有其妙，才能配合默契，发挥各自的作用。你能说拇指的绩效最高，小指的绩效最低吗？　　2.看似正能量，其实有腐败。　　比如谈到绩效考核的加分项目。刚开始有规定，只要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联播》、《经济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紫光阁》以及各省级党报上发表税务报道的单位都可以相应地加分，分值也各有差别。这对于宣传扩大税务形象当然有好处，很有必要。可是你看看这些媒体，《求是》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一般情况只有省部级以上的干部才有可能在上面发表文章，一个省级税务机关都不大可能在上面发文章，更何况一个基层税务机关？《人民日报》等数家媒体，报道的也大都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新闻，要上这些媒体版面何其难也。因此，除了有一些特殊本事的税务机关能够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联播等媒体上发表新闻外，大都是只能在各省级党报上发表报道。　　笔者注意到，有一个单位，同一天在某省日报上三个版面上发表三篇新闻报道；有一天，某省日报同一个要闻版上出现三篇反映三个税务机关的新闻报道。请问，这正常吗？以至于有宣传部门都感到奇怪，税务机关这是怎么啦？省报都快成了税务报了。　　正是鉴于此，后来，取消了各省级党报的报道加分项目，这样一来，大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阵地，那就是《紫光阁》。　　我问过不少人，大家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刊物，这家隶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的刊物，是一家工作探讨交流性质的刊物，读者面也主要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基层很少能见到这刊物。于是戏剧性的事情又发生，有一期刊物上，竟然发表了三篇税务机关领导的文章。此前此后，都常常有税务机关的文章发表。我曾经戏说，《紫光阁》大概也要变更主办单位了，变成税务机关的刊物。　　这就是绩效导向的结果。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有哪一个税务机关在《紫光阁》、人民日报、新闻联播等媒体上发表的宣传报道，没有给记者或编辑或媒体一笔数额不小的费用？有哪一篇报道是货真价实的、是媒体记者主动报道的？水平低的，就是通过人脉找到某家媒体记者，请他发表一篇报道；做得水平高的，经过精心策划，选准时间，打组合拳，同时邀请数家媒体来本单位采访，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发表一批宣传报道。在这里，我就不点名了。　　更有甚者，有些宣传报道，看起来是一篇很好的经验材料，而仔细探究，就会发现，原来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想法、计划，都没有来得及实施，经过单位笔杆子的妙笔生花，就成了成绩。　　这不是中央反复禁止的有偿新闻吗？这不就是变相腐败吗？这笔帐经得起查吗？　　3.看似很规范，实则是文牍主义。　　绩效考核的优点是规范，所有的考核指标都必须有纸面的依据，才能计入考核分数。打破了过去光靠你口头汇报的惯例。但同时也滋生了文牍主义的弊端。　　为了做好这些文牍，除了得有专人负责之外，还得积极想办法，将文牍弄得很漂亮，好看。有时，费了洪荒之力取得了一个好的经验，基层税务机关不敢白白浪费，还得精心整理成经验材料，层层上报，最好能报到总局的案头，说不定领导一批示，还能加分。　　多年来，上级主要领导的表扬性批示，一向被下级所看重，但能够加分，这恐怕也是一大发明。即便不批示，不加分，也没有损失啊。于是，大家各显神通，以材料能够上报到高层为荣，挖空心思要得到领导的批示。我们不敢想像，高层领导的案头，不知堆有多高的经验？没办法，这都是被逼的！正当的绩效考评，各兄弟单位都在努力，你能得90分，人家也能得90分，怎么超过人家，排到人家前面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分啊。　　其次，绩效考核的规范性还体现在每天或者每一个固定时期都得进行绩效讲评会、发通报。有一个省局，光是一个绩效简报，最多的一天发了40多个简报，这恐怕与中央三令五申反对的文山会海风是相违背的，明显地违背了中央八项规定。　　过去到税务机关去，开口会问：你们今年的任务能否完成吗？如今到税务机关去，开口便问：你们今年的绩效排名排到了第几？　　为了排名靠前，大家都拼了。为了绩效好看，大家都围绕着它做纸面文章。整个绩效考核变成了纸上谈兵的游戏。关注实际工作的人少了，关注考核数字的人多了。形式主义比“八项规定”之前更加严重和普遍。　　我不反对绩效，一个行政机关当然要讲绩效，我反对的是这种崇尚形式主义的绩效考核。　　管理的目的是简单化。只有简化，才可能提升绩效。而当你打开税务机关厚厚2册的绩效考核手册就会发现，这是简化管理吗？这简直就是折腾人。　　早在2010年，我在一本《税收危机》 书里就直陈，绩效考核是一种数字化迷信。　　现在还有一种数字化迷信正在悄悄进行，那就是数字人事。　　企图将人的能力数字化，这是可能办得到的吗？不得不承认，人的潜能是巨大的，当年国共之间，无论是从武器、军队、后勤等各方面来讲，共产党的军队最开始都不如国民党的军队，为什么国民党却屡吃败仗？因为人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人家共产党军队有信仰，因此即便是那些刚刚入伍的新兵，打起仗来也不逊色于国民党军队，这是由于解放了人的思想，激发了人的活力，人的潜能自然就激发出来了，战争绩效显而易见。　　我们的税务干部绝大多数还是很拼的，在没有开展绩效考核之前，税收收入的连年递增本身就证明这一切。在当前干部上升空间有限、个人收入不升反降、执法风险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下，80万税务干部都在凭着一颗良心在做事，真正不做事的人毕竟是少数。可是，顶层设计者既不深入调查研究，也不征求基层意见，只知坐在高楼大厦里拍脑袋，而且闭目塞听，堵塞一切提意见的渠道，只能唱赞歌，不能听意见，对于舆情采取一概封杀的手段，对于上访采取一概回避的办法。心目中只有绩效，没有税务干部；只有上层，没有基层。　　我们80万税务干部绝大多数政治上是有觉悟的，君不见，多少省市区的税务干部在白加黑、五加二的干？ 你说五一前，营改增要到位，基层没有拖一天；你说八月初金三要上线，基层没有迟一分钟。大家够拼的啦，拼到“干不动了”，也没有想过找组织诉苦，而是选择自行了断。这样的税务干部难道不好么？　　可这毕竟是80万有血有肉的人哪，就算是东京80万禁军，作为教头的林冲，也不会让大家没日没夜的操练吧？旧社会万恶的周扒皮，要想延长手下雇工的工作时间，他自已还会去装半夜鸡叫，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要干部忘记法定的休息时间，而且还借口公务员不适用《劳动法》，公然不给予任何报酬。　　要解决出工不出力，人浮于事，绩效不高等弊端，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干部活力不足的问题。而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体制内的弊端、文化上的迷茫。只有畅通干部上升空间，满足干部发展与个人成长需求，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和执法风险，提高干部的收入水平，调整干部的价值导向，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这一迷局。　　热衷于绩效考核的领导们，可以醒一醒了，不妨亲身深入基层听听他们的声音；如果认为我所说的没有道理，那也不妨来一次民意测验，看看有多少干部支持或反对。　　未完待续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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