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俊义档案：　　自晁盖去世，《水浒传》就非常难懂，宋江为什么一定要赚取卢俊义上山？为什么一个劲虚推卢俊义担任寨主？为什么英雄员外那么容易就被吴用赚上了梁山？难道他是个傻逼？读不懂卢俊义就读不懂《水浒传》。现在，我们就研讨这些问题。卢俊义，河北大名府人，因家私豪富、长相“仪表似天神”、武艺高强“马步军中惟第一”，所以被称为“河北三绝”。在梁山群雄中，卢俊义是长相雄壮的一个，仅仅身高九尺就令人羡慕，他的身高比武松还多一尺，虽然燕青长相俊秀，但个子太矮（六尺），在崇拜武力的江湖，“身躯九尺如银”力大无穷的卢俊义是“万人迷”，所以绰号“玉麒麟”。从家私和性格来讲，卢俊义是最不可能上梁山的人物，但自从晁盖归天，他就成了被赚上梁山的倒霉蛋。卢俊义上了梁山，一方面是宋江利用他技冠天下压制梁山群雄为晁盖政治遗嘱解套，也就是卢俊义是宋江作弊的道具，他必须上梁山担任二当家，这是外因。我们知道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那么卢俊义上梁山的内因是什么？从社会伦理来讲，卢俊义遵纪守法，不搞婚外情，管理家族企业之外勤奋练习武艺，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人物。但是，学习武艺是个体力活，必须远离女色。但是，当吴用出现在大名府的时候，卢俊义三十二岁，他的妻子贾氏正当性欲需求旺盛的季节，卢家太富，贾氏肯定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所谓“饱暖思淫欲”是也。贾氏在正常的夫妻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红杏出墙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而女人一旦有了外遇，而这种外遇在当时的法律和社会规范下又没有和谐解决的可能，那么贾氏为了预防私情外漏而被害，唯一的选择就是伙同淫夫除掉卢俊义。卢俊义走上梁山的道路的关节点是女人的背叛，在《水浒传》中，因女人背叛而直接和间接走上梁山的竟有宋江、宋清、武松、杨雄、石秀、卢俊义、燕青和安道全等八人。卢俊义上了梁山，职务是是和宋江并列的总兵都头领，二当家，天降石碣文称他为天罡星，属于四大常委，虽然他的实际权力不及吴用。大聚义后梁山集团实际兵力多大十万，对外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平定辽国和方腊的战役中，为了相互策应的需要，梁山必须分兵行动，卢俊义获得和宋江同等的领兵权，他的地位超过吴用，成了名符其实的二当家。平定方腊归来的路上，卢俊义的忠实仆人燕青劝告主人“隐迹埋名”“以终天年”，但卢俊义贪图“衣锦还乡”“封妻荫子”最终追随宋江进京朝觐。卢俊义进京后被定品武功大夫（领取工资的行政级别），任职庐州安抚使并兼兵马副总管，那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高级官员。但是，自古忠奸不两立，更何况梁山集团与朝廷中当家的蔡京等权贵有极深的历史隔阂，所以蔡京等人设计招卢俊义回京见君，在赏赐的膳食里放了水银，中毒的卢俊义船行到淮河时坠水而亡。卢俊义同志是个善于学习的人，很长于亡羊补牢，因为老婆贾氏红杏出墙几乎害了性命，所以干脆不再娶妻，当然也就没有儿子。但是，卢俊义一生倒了三次霉，一次是妻子红杏出墙，一次是在梁山泊落水，一次是在淮河落水，卢俊义为了预防妻子瞎搞干脆不再婚娶，但竟然不知道自己虽然武功盖世却有不精水性的短板，吃了一次亏又吃了一次亏，梁山靠水且有精通水性的将领，他应该练习一下。套用前人评价韩信的名对总结一下卢俊义的倒霉人生：存亡两落水，生死一妇人（贾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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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武艺，没床技。有情商，没智商。　　
　　@yc雨花石
8:02:00　　卢俊义档案：　　自晁盖去世，《水浒传》就非常难懂，宋江为什么一定要赚取卢俊义上山？为什么一个劲虚推卢俊义担任寨主？为什么英雄员外那么容易就被吴用赚上了梁山？难道他是个傻逼？读不懂卢俊义就读不懂《水浒传》。现在，我们就研讨这些问题。卢俊义，河北大名府人，因家私豪富、长相“仪表似天神”、武艺高强“马步军中惟第一”，所以被称为“河北三绝”。在梁山群雄中，卢俊义是长相雄壮的一个，仅仅身高九尺就令人.....　　-----------------------------　　一、走上梁山的两种类型　　梁山众将走上梁山的道路大体是两种：一种是因各种原因不能容纳于主流社会，被迫参加反政府武装，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林冲，也就是“逼上梁山”；第二种人物就有趣了，他们有地位、有财富、有前途，在主流社会生活的很滋运，说什么也不愿上梁山当土匪，但是，作为反政府武装的梁山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为了罗致人才，从晁盖时代赚取萧让、金大坚开始，梁山就干了逼良为贼的下三滥行为，由于这些人上梁山是被梁山集团设计陷害，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称之为被“赚上梁山”。 “赚上梁山”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大名府富豪卢俊义，另一个是东京金枪班教头徐宁。　　这卢俊义之所以倒霉，原因有些特别，他拥有盖世武功。　　卢俊义是河北大名府人，被称为“河北三绝”。　　有些朋友读《水浒传》对卢俊义的家乡的称谓北京大名府颇有杂乱之感。所以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北宋王朝的四座京城。　　二、北宋王朝的四座京城　　北宋王朝定都东京汴梁开封府，但设置了四座京城。从语言逻辑看，京城和都城是相等，即使拥有两个首都的西周、东汉、隋朝，一般也可以把“二都”称之为“二京”。北宋有些特别，他的京城有四座，所以作为皇帝常驻的东京就必须和其他京城区别，因此北宋的都城特指东京，于其他三个京城无关。　　960年，赵匡胤登基建立宋王朝，定都“东京汴梁开封府”。“东京”是行政级别，表明是高出其他行政的皇帝都城，和今天相对应，大体就是直辖市，我们今天恰巧也是有四个直辖市。“汴梁”是这个地方的常规名字，也就是这个地方没有成为京城之前的名字。“开封府”是东京城的行政管理机构，宋朝名人包拯就是开封府尹，意思就是首都特别市市长。到了明清时期，北京城的管理机构就是顺天府尹。　　开封这个地方之所以从五代开始定为都城，主要是得古运河交通之便，到了元朝运河改道山东后开封的地位和经济都没落。作为都城，开封有其天然的缺陷，那就是位于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周围没有山脉屏障，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只要突破黄河防线就可以直逼都城。作为一个国家，这种国防体制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五代时期石敬瑭把今天河北、山西北部的国防要地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后。　　赵匡胤定都东京后很快发现这一巨大的地理缺陷，准备迁都洛阳，因此洛阳升格为西京，并且建立了宫城、皇城和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是北宋的第二个直辖市级别的城市。洛阳虽然也地处大平原，但周围有一些险要山地，宋朝可以依托山地建立一系列防御。但是赵匡胤的迁都计划遭到他的弟弟赵匡义为首的政府官员的集体反对。从盘庚迁殷到北魏孝文帝迁都，几乎每一次迁都都会遭到统治集团的强力反对。都城是全国的行政中心，生活着庞大的官僚和贵族，以及与他们联系的商业系统，这样就形成一个又一个利益联结的关系网。这一点《红楼梦》中“护官符”有形象的展现。如果迁都，大批的官员就要变卖房屋以及田宅，到了新的都城另行置办，这里面不但有巨大的经济损失，比如《红楼梦》中贾家的大观园就极难搬迁，而且还会丧失巨大的社会网络，比如贾家可以搬家，但贾家的庞大家族就不可能都搬走，有些亲戚也不能搬走。搬迁首都是统治集团利益的巨大伤害，所以会遭到集体反对。盘庚、北魏孝文帝迁都都遭到强力反对，但因最高领袖的意志坚定最终完成迁都，毕竟最高统治者掌握军队，面对死亡利益是可以牺牲的。唯独，赵匡胤的迁都没有成功，原因是赵匡义反对迁都。　　北宋王朝的建立是禁军大将赵匡胤依托军权欺负了后周的孤儿寡母，而后周的两代天子郭威和柴世荣都是非常优秀的天子，他们认认真真发展经济管理国家，作为受过他们恩惠的赵匡胤夺取政权是不道德的，因此，从法统来看，北宋和和五代时期的政权一样属于军阀政权，而且在建立初期，也没有几个人认为北宋会成为长命王朝。赵匡胤的军队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因为赵匡胤的威望高到集体拥戴的程度，而是军队的领导人想通过军事政变获得政治进步和经济赏赐。对于军队来讲，如果条件充分，如果还能得到一次利益，他们会很轻松发动下一场政变。因此，坐在龙椅上的赵匡胤真睡不了几个安稳觉，当他造反的那个时候，他和他的家族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或者站在最高层，或者堕下悬崖。　　赵匡胤是一个极有见识的政治家，他想让他的家族维持长久的统治。赵匡胤登基后，继续后周的有效管理政策，逐渐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支持，但是，最容易造反的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于是，961年的秋天，赵匡胤搞了“杯酒释兵权”解决朝廷禁军大将的权力，不久又用相同的方法解决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交换条件就是赵匡胤给予高级军官极大的经济利益。后来评价历史的人都说赵匡胤很高明，用经济换取军权，这个办法太高明了。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那些拥有权力的军阀，只要有军队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凭什么为了有限的利益放弃无穷的收入？赵匡胤之所以敢造反，就是因为他是柴世荣去世后最能打仗的将领，而961年的秋天赵匡胤才当皇帝一年，军队的大部分中下层将领都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军队中还没有形成新的赵匡胤之后的拥有巨大威信的统帅。虽然在五代时期军阀造反很频繁，但毕竟时间太短，将领们还没有认识到老领导突然动刀子，他们既没有做好准备，也自知自己的能力比不上赵匡胤，所以只好认倒霉。但是，他们口服心不服，五代时期比赵匡胤心狠的皇帝有的是，但最终王朝都灭亡了，原因很简单，有本事你长命百岁，有本事让你的下一个也和你一样牛，你能欺负别人的孤儿寡母，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就能欺负你家的孤儿寡母。从道理来讲，北宋的皇帝不可能斗得过军阀，因为这些造反成瘾的将领中有相当部分比赵匡胤年轻，而赵匡胤的儿子和刘邦的儿子、刘备的儿子一样斗不过这些久经战场而又桀骜不驯的将领。　　如何维持家族统治是赵家的现实考验。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提出一个带有根本决策性质的方案，既然赵匡胤的儿子们斗不过那些桀骜不驯的将领，既然赵家家族有被连根拔起的可能，那么如何保住皇位就是家族的任务，所以赵匡胤必须做出牺牲，让他的弟弟赵匡义做继承人。北宋王朝的男人不是很优秀，但和汉魏隋唐的皇帝们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爱美人更爱江山，虽然他们对外斗争非常软弱，但对科举文官集团的依托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北宋王朝没有外戚和宦官专权。在这种体制下，北宋王朝的后妃们的道德水准就非常高，尤其是皇后因不用担心美貌的妃子的竞争表现的非常优雅，自杜太后以下，北宋出现了许多位优秀的太后，他们为政权的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赵匡义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接班人，他不但年轻而且能力极强。960年，赵匡胤的陈桥兵变的总策划就是赵匡义，其心智之深绝不次于赵匡胤，因此在统治阶级中有相当高的威望。现在，赵匡胤宣布弟弟赵匡义为皇太弟，也就是接班人，那就彻底堵住了将领们发动兵变的可能。赵匡义是陈桥兵变的策划者，对于搞阴谋诡计是绝对的行家能手，当年的同事和部下的心机既然弱于他，也就没有造反的可能。赵匡义担任皇太弟的最大优势就是年龄小，按照自然规律，当赵匡义年老的时候，当年的同事和部下估计快死光了，即使有个别长寿的，估计也老朽不堪了。所以，当赵匡胤宣布赵匡义为接班人的时候，估计老兵宿将和朝廷大臣都读懂了这个决策的潜台词：你们就老老实实当我们老赵家的忠臣吧，你们斗不过我们弟兄们。
　　一、走上梁山的两种类型　　梁山众将走上梁山的道路大体是两种：一种是因各种原因不能容纳于主流社会，被迫参加反政府武装，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林冲，也就是“逼上梁山”；第二种人物就有趣了，他们有地位、有财富、有前途，在主流社会生活的很滋运，说什么也不愿上梁山当土匪，但是，作为反政府武装的梁山集团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为了罗致人才，从晁盖时代赚取萧让、金大坚开始，梁山就干了逼良为贼的下三滥行为，由于这些人上梁山是被梁山集团设计陷害，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称之为被“赚上梁山”。 “赚上梁山”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大名府富豪卢俊义，另一个是东京金枪班教头徐宁。　　这卢俊义之所以倒霉，原因有些特别，他拥有盖世武功。　　卢俊义是河北大名府人，被称为“河北三绝”。　　有些朋友读《水浒传》对卢俊义的家乡的称谓北京大名府颇有杂乱之感。所以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北宋王朝的四座京城。　　二、北宋王朝的四座京城　　北宋王朝定都东京汴梁开封府，但设置了四座京城。从语言逻辑看，京城和都城是相等，即使拥有两个首都的西周、东汉、隋朝，一般也可以把“二都”称之为“二京”。北宋有些特别，他的京城有四座，所以作为皇帝常驻的东京就必须和其他京城区别，因此北宋的都城特指东京，于其他三个京城无关。　　960年，赵匡胤登基建立宋王朝，定都“东京汴梁开封府”。“东京”是行政级别，表明是高出其他行政的皇帝都城，和今天相对应，大体就是直辖市，我们今天恰巧也是有四个直辖市。“汴梁”是这个地方的常规名字，也就是这个地方没有成为京城之前的名字。“开封府”是东京城的行政管理机构，宋朝名人包拯就是开封府尹，意思就是首都特别市市长。到了明清时期，北京城的管理机构就是顺天府尹。　　开封这个地方之所以从五代开始定为都城，主要是得古运河交通之便，到了元朝运河改道山东后开封的地位和经济都没落。作为都城，开封有其天然的缺陷，那就是位于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周围没有山脉屏障，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只要突破黄河防线就可以直逼都城。作为一个国家，这种国防体制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五代时期石敬瑭把今天河北、山西北部的国防要地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后。　　赵匡胤定都东京后很快发现这一巨大的地理缺陷，准备迁都洛阳，因此洛阳升格为西京，并且建立了宫城、皇城和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是北宋的第二个直辖市级别的城市。洛阳虽然也地处大平原，但周围有一些险要山地，宋朝可以依托山地建立一系列防御。但是赵匡胤的迁都计划遭到他的弟弟赵匡义为首的政府官员的集体反对。从盘庚迁殷到北魏孝文帝迁都，几乎每一次迁都都会遭到统治集团的强力反对。都城是全国的行政中心，生活着庞大的官僚和贵族，以及与他们联系的商业系统，这样就形成一个又一个利益联结的关系网。这一点《红楼梦》中“护官符”有形象的展现。如果迁都，大批的官员就要变卖房屋以及田宅，到了新的都城另行置办，这里面不但有巨大的经济损失，比如《红楼梦》中贾家的大观园就极难搬迁，而且还会丧失巨大的社会网络，比如贾家可以搬家，但贾家的庞大家族就不可能都搬走，有些亲戚也不能搬走。搬迁首都是统治集团利益的巨大伤害，所以会遭到集体反对。盘庚、北魏孝文帝迁都都遭到强力反对，但因最高领袖的意志坚定最终完成迁都，毕竟最高统治者掌握军队，面对死亡利益是可以牺牲的。唯独，赵匡胤的迁都没有成功，原因是赵匡义反对迁都。　　北宋王朝的建立是禁军大将赵匡胤依托军权欺负了后周的孤儿寡母，而后周的两代天子郭威和柴世荣都是非常优秀的天子，他们认认真真发展经济管理国家，作为受过他们恩惠的赵匡胤夺取政权是不道德的，因此，从法统来看，北宋和和五代时期的政权一样属于军阀政权，而且在建立初期，也没有几个人认为北宋会成为长命王朝。赵匡胤的军队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因为赵匡胤的威望高到集体拥戴的程度，而是军队的领导人想通过军事政变获得政治进步和经济赏赐。对于军队来讲，如果条件充分，如果还能得到一次利益，他们会很轻松发动下一场政变。因此，坐在龙椅上的赵匡胤真睡不了几个安稳觉，当他造反的那个时候，他和他的家族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或者站在最高层，或者堕下悬崖。　　赵匡胤是一个极有见识的政治家，他想让他的家族维持长久的统治。赵匡胤登基后，继续后周的有效管理政策，逐渐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支持，但是，最容易造反的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于是，961年的秋天，赵匡胤搞了“杯酒释兵权”解决朝廷禁军大将的权力，不久又用相同的方法解决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交换条件就是赵匡胤给予高级军官极大的经济利益。后来评价历史的人都说赵匡胤很高明，用经济换取军权，这个办法太高明了。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那些拥有权力的军阀，只要有军队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凭什么为了有限的利益放弃无穷的收入？赵匡胤之所以敢造反，就是因为他是柴世荣去世后最能打仗的将领，而961年的秋天赵匡胤才当皇帝一年，军队的大部分中下层将领都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军队中还没有形成新的赵匡胤之后的拥有巨大威信的统帅。虽然在五代时期军阀造反很频繁，但毕竟时间太短，将领们还没有认识到老领导突然动刀子，他们既没有做好准备，也自知自己的能力比不上赵匡胤，所以只好认倒霉。但是，他们口服心不服，五代时期比赵匡胤心狠的皇帝有的是，但最终王朝都灭亡了，原因很简单，有本事你长命百岁，有本事让你的下一个也和你一样牛，你能欺负别人的孤儿寡母，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就能欺负你家的孤儿寡母。从道理来讲，北宋的皇帝不可能斗得过军阀，因为这些造反成瘾的将领中有相当部分比赵匡胤年轻，而赵匡胤的儿子和刘邦的儿子、刘备的儿子一样斗不过这些久经战场而又桀骜不驯的将领。　　如何维持家族统治是赵家的现实考验。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提出一个带有根本决策性质的方案，既然赵匡胤的儿子们斗不过那些桀骜不驯的将领，既然赵家家族有被连根拔起的可能，那么如何保住皇位就是家族的任务，所以赵匡胤必须做出牺牲，让他的弟弟赵匡义做继承人。北宋王朝的男人不是很优秀，但和汉魏隋唐的皇帝们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爱美人更爱江山，虽然他们对外斗争非常软弱，但对科举文官集团的依托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北宋王朝没有外戚和宦官专权。在这种体制下，北宋王朝的后妃们的道德水准就非常高，尤其是皇后因不用担心美貌的妃子的竞争表现的非常优雅，自杜太后以下，北宋出现了许多位优秀的太后，他们为政权的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赵匡义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接班人，他不但年轻而且能力极强。960年，赵匡胤的陈桥兵变的总策划就是赵匡义，其心智之深绝不次于赵匡胤，因此在统治阶级中有相当高的威望。现在，赵匡胤宣布弟弟赵匡义为皇太弟，也就是接班人，那就彻底堵住了将领们发动兵变的可能。赵匡义是陈桥兵变的策划者，对于搞阴谋诡计是绝对的行家能手，当年的同事和部下的心机既然弱于他，也就没有造反的可能。赵匡义担任皇太弟的最大优势就是年龄小，按照自然规律，当赵匡义年老的时候，当年的同事和部下估计快死光了，即使有个别长寿的，估计也老朽不堪了。所以，当赵匡胤宣布赵匡义为接班人的时候，估计老兵宿将和朝廷大臣都读懂了这个决策的潜台词：你们就老老实实当我们老赵家的忠臣吧，你们斗不过我们弟兄们。
　　但是，赵匡义坚定不移的反对赵匡胤迁都西京洛阳。赵匡义长期担任开封府尹，在东京有强大的支持力量，但作为皇太弟，将来拥有的将是整个天下，既然赵匡胤敢于得罪整个统治集团迁都，那么赵匡义就没有必要担心控制不住局面，毕竟他们弟兄掌握着军队呢。赵匡义反对赵匡胤是国防体制的理念不同。　　赵匡胤认为精锐的禁军驻扎洛阳，依托有利地形建设国防工事，既可以保护中央安全，也形成对地方军队的震吓，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的国防开支。地形因素一直是决定战争走向的重要因素，冷兵器时代地形的作用更加显著。军队的作用有三点：第一是防御外来侵略，第二是维护首都以外全国的政治安全，第三是中央军队防御地方将领的军事叛乱。对于一个政府来讲，第一点和第二点必须维持一个常规数量，也就是必须在边疆和地方保持相当力量，国家军队的规模总量取决于首都所在的中央军队的多少，而首都附近的地形因素是决定中央军队数量的重要因素。赵匡胤特别看重地形对国防的影响，他不想保持太大的中央军队。无论古今中外，国防都是政府财政开支的重要部分，而且兵役也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而在科技落后的古代，为了满足军队需要还要民众付出大量的劳力，也就是劳役。如果首都周围没有险要的地形，为确保首都安全当然要加大中央军队的数量，这样就要加大财政开支和兵役、劳役负担。中国历史上秦朝、隋朝都是因为过于繁重的兵役和劳役而灭亡的。而建都今天北京的明朝的目的是“以天子自实边”，意思是将都城建设在靠近边疆的地区，中央军同时担负边防部队，优点是减轻政府支出，缺点是首都经常处在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下，有明一朝首都经常出现危机，最特别的一次是明明袁崇焕打得后金溃不成军，但皇太极仍然可以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到达北京城下给予明王朝沉重的打击。清朝也建都北京，因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以来自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压力不大，但从1840年开始情况就日渐严重，不要说外来侵略军到达天津海面的威吓有多少次，竟然还有1860年英法联军和1900年八国联军的直接占领北京，40年间一个国家的首都竟然被占领了两次，真正惨透了。1927年，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初建于广州的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四 ?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另行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这是蒋介石为满足一己私利而改变国家根本大计的重大罪状。定都武汉，不但交通方便而且远离海防，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可以沿江西犯，但长达几千里的江防可以给予侵略军极大的杀伤，更何况武汉附近还有非常有利的地形优势。反过来讲，南京距离上海就太近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双重叠加，使沪宁杭三角地带过于重要，也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必须重兵防御的根本重地。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集中能够集中的精锐部队和日军进行城市争夺战，日军依托停泊在海洋上的军舰可以提供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炮火支持，中国军队的战场状况是非常不利的，结果损失严重大败溃逃。对于淞沪抗战，无论当时还是后来，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战场选择不当，意思是在上海和日军争夺是错误的选择。但是，如果站在蒋介石的立场这一仗非打不可，上海离南京就那么点路，一旦丢失，日军兵锋直抵南京，为保卫首都必须开打，而战争的规模决定了上海必然是南京保卫战的前哨阵地，如果放弃上海在南京开打，既没有有利地形而日军又获得了前进阵地，国军的布阵更加困难，所以淞沪会战失败后蒋介石主动放弃南京，原因是已经没有防御的兵力，而放弃南京后蒋介石迁都武汉并且组织了武汉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最终失败，蒋介石最终迁都重庆，蒋介石一路溃逃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一个非常不适应大会战的地方组织了一次损失巨大的会战，而且在这次会战中蒋介石损失了太大的本钱，所以最终只能依托四川的地形形成大后方。如果蒋介石一开始考虑到中国国力的弱小和世界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从国防角度考量定都武汉（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合法领袖，迁都不会影响地位），那么中日大战时蒋介石会少有很多包袱，由于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背离，蒋介石对沪宁杭三角地带的保卫压力要小得多，而中国和日本对于中国政治中心的争夺将会更加绵长，而中国依托长江两岸有利地形和漫长的防御纵深给予日军有效杀伤可以确保政治中心的相对安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定都北京的目的主要是从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的角度考量的，华北是中共从抗战时期着意经营的核心拥有极其强大的群众基础，东北有较好的工业基础，而背靠苏联也有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撑（这一点对今天已经无所谓，但当时是第一考量）。新中国定都北京的国防考量有一个明显不足，那就是和南京一样离海较近，而且只要外来侵略者到达天津，北京就处在极度危险中，因为北京和天津之间地形非常平坦没有可供利用的地形。但是，北京相对南京还是安全得多，虽然北京的东南方向连长江这样的有力地形也没有。北京的地形优势在于渤海的特殊性，渤海是一个封闭的内海，辽宁省的辽东半岛和山东省的山东半岛都深深切入渤海和黄海之间，而在两大半岛之间还有庙岛群岛这一串珍珠提供国防支撑。就海洋国防来讲，渤海给予中国的帮助那绝对是天赐良关，中国近代的国耻几乎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过于腐败。北京和南京相比还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天津的经济地位远远低于上海，而天津和渤海之间的距离又明显优于上海和东海的距离，新中国政治中心京津和经济中心上海的背离使中国政府在战略中心的选择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天津地位明显低于上海，更低于北京，这样一来中国在京津地区的国防就完全以北京为中心。即使有这样两个明显的优点，中共仍然对北京的防御采取远远超过国民政府对南京的重视：第一，围绕北京的防御中共设立了三个大军区，兵力密度极端密集；第二，中共设立了主要担负京津防御的北海舰队。新中国成立后，对北京的防御极端重视，北京军区是所有军区中兵力最多装备最好的军区，而负责东北国防的沈阳军区也明显负有守御华北侧翼安全的重要意图，最特别的安排是济南军区的设立，济南军区的设立确实让中国北方的军事中心过于密集，而济南军区的只担负山东和河南的国防，明显任务简单，在建国初期军区多达12个的时候，完全可以把济南军区的防区分解给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或者武汉军区。济南军区设立的原因就是山东方向在确保北京侧翼安全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济南军区的定位是全国战略机动部队。中国的海军共分三大舰队，自北而南依次是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三大舰队中北海舰队虽然负责渤海和黄海两个海域的防御任务，但防御海域明显最小，而且由于海域位置的特点，除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威胁，其他国家的海军必须通过负责东海防御的东海舰队的堵截后才能于北海舰队会战，也就是说北海舰队的任务异常明确就是保卫北京东南海防。
　　我从个人理解的角度分析了最近几百年首都位置对国防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影响，是告诉朋友们，赵匡胤的考虑非常有道理、有远见。但是，赵匡义坚决反对把首都迁往洛阳。他们是兄弟，是皇帝和皇储，在这种国家基本方略上不可能不进行认真的交流，而在赵匡义带领朝廷大臣集体反对迁都的时候，其实兄弟二人在国家基本方略上已经矛盾不可调和，赵匡胤最后丢下一句话：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疲矣。赵匡胤最终妥协，虽然他完全可以废掉赵匡义的皇储位置（中国历史上换接班人是非常正常的），但在当时赵匡胤实在找不出能够替自己看住家业的接班人，最后只能妥协，但他的预言非常准确，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的时间是960年，王安石变法的时间是1069年，而在这之前范仲淹已经进行过一些改革，这些改革的原因就是政府越来越不能负担的财政支出和劳力负担。赵匡胤的预言是北宋时期最伟大最痛苦的预言。既然无论矛盾多么尖锐，赵匡胤都把地位坚定不移传给赵匡义，那么赵匡义坚定不移的反对迁都的目的就不是保卫皇位，应该是国防建设的方略不同。　　那么，赵匡义的国防战略是什么？　　赵宋立国之初，形势欣欣向荣，一直到赵匡胤兄弟二人发生迁都之争的时候，他们的对外战争都是一次胜利接着一次胜利，国内的割据政权已经没有几个，最大的战争目标是辽国，而辽国自从被后周柴荣打得满地找不到牙以后基本就采取防御。那么，赵家兄弟为什么不能再接再厉彻底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并且像汉武帝赶跑匈奴那样彻底解决北部边境问题呢？也就是说，赵匡义采取的是一种积极进攻的战略，他的思想符合今天的很多朋友的观点。979年，在赵匡胤去世后二年，赵匡义完成了对汉民族所有割据政权的统一，应该说他还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在这之后，赵匡义发动了三次对辽国的战争，全部彻底失败，虽然他本人御驾亲征，虽然他调上所有的主力部队，但仍然是惨败，其中一次他被迫化装成民妇逃跑。赵匡义没有完成对辽国的战争，被迫改进攻为防御，在这之后他的后代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而且疆域越来越小。后人评价赵宋王朝时往往以对外战争的无能而非议其统治。其实不知道的是赵匡胤在立国之初就看到赵宋王朝基本上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任务。　　军队打仗是一个需要高度授权的工作，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意思就是将领必须保持高度的自主权，否则不可能打胜仗，尤其在通讯条件落后的古代，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事事请示这仗就不用打了。但是，如果皇帝授予将领极大的自主权，那么统兵大将就很容易造反，尤其是755年唐朝安禄山叛乱之后，拥兵大将造反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五代成为中国历史上造反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赵宋王朝采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收回了中央军队和地方军队的控制权，如果需要打仗，那么就临时派出将领带兵，而且故意让多位将领相互牵制，这样基本解决了造反的可能。但是缺点就来了，虽然有宋一朝是“见不到篡夺的时代”，但也是军队战斗力非常低下的时代。这是一种两难选择，你不可能两全其美。虽然赵宋王朝的军队战斗力并不突出，但是消灭其他汉族割据政权还是容易的，因为他不但继承了后周的强大实力而且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持续发展，相较其他政权简直是人间天国，因此遇到的抵抗非常的小，像吴越国就干脆投降了。虽然，赵宋王朝的军队凭借强大的政治优势可以完成民族统一，但对北方少数民族就基本只有打防御战的可能。　　解决来自北部边疆的威胁必须完成两大任务，这两大任务是由于民族战争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国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发生着长期的民族战争，双方的基本分界线和农业与游牧业的分界线高度一致。相较于游牧业，农业区的物产要丰富一些、稳定一些，因此对于物产短缺的游牧民族有着持续的吸引力。相较汉民族，统一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往往占有更大的疆域，拥有更大的战略纵深。由于汉民族的基本物质（粮食和布帛的原料）来源于土地，所以汉民族必须定居，所以汉族政权必须确保要寨安全，否则少数民族的骑兵快速抢劫、杀戮和焚烧后离去，汉民族就需要相当时间恢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诱敌深入，聚而歼敌”的方略不能使用，原因是国民党深入根据地的目的是占领地盘和寻找共军主力作战，而少数民族骑兵的目的是找机会抢劫，他既不深入也难聚歼。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出了解决来自北部边疆的威胁必须完成两大任务。　　第一、必须对少数民族进行全面作战，基本是以民族灭绝的方式、最起码是民族驱赶的方式来实现。写这样的文字简直不是人，太不人道了。但历史就是这样，少数民族多在落后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时期，文明程度很低，抢劫就是规则，你打不赢他就没法和平共处，而且你打赢了也很难和平共处，因为双方没有共处的基本条件。少数民族要得到汉民族的粮食、布帛和铁锅等基本生活用品，方法只有三个，一个是抢劫，一个是学习后制造，一个是交易。第一个不讨论，第二个不可能，游牧民族不可能种地产粮食开矿冶铁造锅，第三个不可能持久。第三个为什么不可能持久，原因是当时的游牧民族和今天的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有极大不同，当时的游牧民族只有牲畜和畜产品，他们的物品不是汉民族的必需品，而汉民族的铁锅却是少数民族的必需品，这样一来，双方交易中少数民族就必定处在弱势，时间一长就难以维持，这就好比今天石油输出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关系一样。所以，中国古代，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不是被汉民族赶跑（北匈奴），就是干脆从事汉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汉化成了汉民族。
　　第二、由于少数民族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而游牧生产又特别便于搬迁，所以解决北部边疆的危机必须派出极其强大的军队授予将领高度的自决权深入草原和沙漠，对其根本重地进行犁庭扫穴。由于游牧民族机动性过强，很难一次抓住其主力，所以要一次又一次地在草原上进行武装示威游行，时间一长，少数民族既不能抢劫也不能进行正常的游牧生产，除了逃跑就是投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要彻底解决北部边疆危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时间长投入大，第二是必须保持强大的野战部队并且给予将领极大自主权。　　北宋王朝能够为取得边疆安全付出这样的代价吗？现在我们大体回顾一下中国古代汉政权解决边疆问题的办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行了开拓疆土的战争，扩展疆土的英雄事业，“亡秦者，胡也”的政治预言（《史记》中最重要的预言之一），引导秦始皇将目光投向北方的匈奴。累经苦战的秦军不但装备精良，而且拥有强大的骑兵，并且指挥得当，在蒙恬的带领下很快占领了河套平原，这是一个既可以放牧也可以发展农耕的地方，一直是汉胡两大经济体系争夺的前哨阵地。一生雄风万丈的秦始皇在占领河套后并没有乘胜进攻，而是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万里长城。秦王朝对付北边少数民族的办法是依托有利地形进行既定工事防御。这个办法在1600多年后被明朝继续沿用，赵匡胤的利用有利地形防守首都的办法是修建长城的变种，只不过他的防御圈非常小，工程量也非常小。相对于秦朝和明朝的大修长城，赵匡胤政策要保守的多，但因工程量较小反而容易被社会接受。秦王朝修建长城历时较长，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最终引发了秦末农民战争，点燃灭秦烈火的大泽乡九百勇士就是赶赴渔阳戍守长城的农民。“亡秦者，胡也”的政治预言最终被历时证实。　　刘邦建立西汉后，立即面临匈奴的威胁，一生辛劳的刘邦恰巧碰上了匈奴历史上最强盛的冒顿单于时期。冒顿单于不但乘中原内乱重回河套而且经常骚扰北部边疆。为了履行应尽的义务，打击来自匈奴的侵略，刘邦亲自统帅汉政权能够集中的所有兵力进行反击，结果因实力差距太大而被围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附近），依靠陈平的秘计而脱围。经此一战，证明大乱之后的中原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匈奴。所以，刘邦采取了“和亲”政策，其实就是花钱买平安。这种政策从政治上讲是极端屈辱的，但从经济上是合算的，他让经济凋敝的中原得到难得的休养生息机会。从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到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62年的休养生息产生极大的成果，政府收取的粮食堆满了仓库，钱库的散放的铜钱多的无法统计。这就是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这一政策曾经被后来的唐高祖李渊采用，到了两宋时期成为常态，并且成为宋朝历史争论的一个焦点。　　从公元前138年开始，到公元前119年结束，汉武帝对匈奴展开了规模宏大而持续不断反击战，最后的结果是匈奴退入沙漠，不敢侵扰汉民族。从感情来讲，汉武帝的反击政策令人心情愉悦，但西汉的反击战成功的基础有三个：第一是长期积累的强大的物力、人力、军力基础；第二是汉武帝亲政后国家领导集团的高度集权和对匈奴反击的高度一致；第三是坚定推行反击政策的汉武帝在位时间极长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北宋前期，无论是赵匡胤时期还是赵匡义时期都不具备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整体看他们的条件好于刘邦时期，但远弱于汉武帝时期，而辽国的国力之强远远超过匈奴，他不但占领汉民族传统的边防要地幽云十六州，尤其重要的是他实行胡、汉两种管理政策，实现了胡汉民族的各安旧业和睦共处，他不但获得了北部地区汉民族的认可，而且拥有比中原政权更加有效的国防动员机制。不要说北宋和辽国的实力对比远弱于汉武帝和匈奴的实力对比，即使取得胜利的汉武帝也付出极大的代价。汉武帝时期的穷兵黩武是疆域的全方位拓展必然选择，但对匈奴的战争是核心和高潮。长期的战争给汉民族带来永远的历史荣光，但是物质的巨大损失、将士的阵亡和伤残、大批劳力被迫脱离劳动，合在一起使处在强盛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急剧下滑造成社会极端动荡，原来热烈支持战争的各个阶层包括军队都极端厌战。汉武帝扩展了疆域、赢得了战争，却丢失了民心，西汉王朝面临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反对浪潮。作为嗅觉敏锐的政治家，汉武帝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他立即悬崖勒马停止了对外战争。为了表示国家政策的根本转变，他下了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罪己诏，也就是向全国人民公开承认错误，这是一件很丢脸面的事情，汉武帝这样做的目的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避免已经心怀不满的民众因误判而造反。　　秦汉之际，大体出现了三种解决边疆危机的策略，这三种政策中非常讨人厌的是“和亲”，非常难以实现的是武力解决，如果我们只用汉武帝来评价这一政策确实不能令人信服，但中国历史上确实多有消灭了敌人而丢掉了江山的事情，比如263年曹魏政权消灭了蜀汉政权，但265年就被司马家夺取了政权。刚刚建立政权的赵家兄弟确实不敢将军权给予统兵大将，他们确实害怕陈桥驿。《水浒传》中有“泪斩陈桥驿”一节，作者写这一节的目的就是告诉读者，陈桥驿是两宋政治的敏感点，明明是朝廷官员克扣伙食，但愤怒的士兵竟然擅杀朝廷命官也撞击了政府高层敏感的神经。任何一个政府永远不可能做到所有政策都完美无缺，任何一个政府永远不可能做到没有一个腐败的官员，一个士兵因为被克扣伙食而擅杀朝廷命官，说明这只军队有过强的造反精神，在特定的情况下确实难以控制，如果说李逵得知宋江被暗算了药酒而准备造反是可以理解，那么阮小七竟然穿方腊的龙袍玩耍并且和前来阻止的朝廷将领火并就太过分了，在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有些社会等级是不可逾越的，无论在任何国家，一个普通的军官都不能随意穿上最高统帅的军服，佩戴最高统帅的军衔，这是极其严重的违纪行为。　　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取得匈奴反击战的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最为依仗的两个将领卫青、霍去病的特殊性。卫青、霍去病都是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极其罕见的天才的军事家，他们以非常特殊的机缘在非常年轻的时候被皇帝赏识而成为统兵大将，而且他们都与皇帝联络有亲。我们知道，历史上大部分优秀的军事家的成功时期多在壮年以后，比如姜尚、廉颇、王翦等人，年轻的军事家是有的，比如周瑜，但20岁左右就统帅一个国家的主力部队，像卫青、霍去病的经历还是罕见的。卫青是汉武帝姐姐非常喜欢的奴隶。他以特大机缘统兵作战取得极大的战功，但贫贱的出身和特别的年轻决定在军队中没有自己的派系。军功世家出身的李广敢于违抗他的命令，而且李广认为接受出身贫贱而且资历短浅的卫青的审问是一件特别的耻辱，竟然自杀。有战功有能力未必有威望。卫青的姐姐也是宫中的女奴，但因漂亮而被汉武帝临幸，卫青也因特别勇武而被汉武帝的姐姐喜欢，所以汉武帝和卫青的关系特别亲近。至于霍去病，他是卫青另一个姐姐的儿子，七绕八拐下来，霍去病也是汉武帝的外甥。卫青、霍去病的出身、年龄以及他们的外戚身份决定了他们被汉武帝信任，但不谈英年去世的霍去病，卫青最终和他的皇后姐姐还是非常忧郁的死去。
　　请问，在北宋开国之初，赵家兄弟可以相信哪一个？假使你是北宋的皇帝，你敢把几十万中央军交给一个将领统帅深入沙漠吗？　　现在，我们回到话题上来，赵匡胤认识到当前禁军将领的不可靠，但政权初建民力疲敝，不能和辽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而且也不能在边疆进行过大规模的国防建设，为了修养民力，进行必要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所以赵匡胤谋求和辽国的动态平衡，所以他的战略是利用有利地形确保政治中心的安全，即使首都被围也可以支撑到各地军队的到来。　　至于赵匡义，他不否认赵匡胤方略的合理性，但迁都确实是大事情，赵匡胤的消极避战确实有示弱之嫌，事实上，两宋王朝的对外避战“岁币”连年的法理依据就来源于赵匡胤，北宋王朝的皇帝虽然都是赵匡义的后代，但他们的治国方略却谨守赵匡胤的思路，他们对于赵匡义都城政策的调整就是北宋南京和北京的设立过程。　　赵匡义敢于在东京定都的最大自信来源于他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和柴荣对辽国的打击。辽国的骑兵确实可怕，但决定战争的第一因素毕竟是人，步兵也有对付骑兵的办法，就像步兵也有一些对付坦克的办法一样。五代时期，中原板荡，辽军利用机会多次进入中原，由于辽国没有学会如何管理农耕文明，所以遭到中原人民的反抗。辽国本来有管理中原的机会，当时中原的百姓确实让军阀祸害够了，五代时期军阀的可恶令人恐怖，比如朱温竟然让自己的儿媳妇们轮流陪自己上床，就一畜生。中原人民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接受比较容易一点。但是，等到辽国从管理幽云十六州的过程中变得成熟，后周柴荣这个极为优秀的皇帝即位，中原人心开始凝聚，柴荣取得了反击辽军入侵的极大胜利。　　完成对汉民族地区割据政权的统一后，赵匡义拥有远远超过柴荣的综合国力，领袖地位和威望也非常高，能力也极强，他应该能够取得统一幽云十六州的历史任务并且保卫北宋政权边疆的安全，他怎么能输给柴荣呢？　　赵匡胤和赵匡义兄弟二人的争论焦点其实就是赵匡义能否取得比柴荣更加辉煌的功业，赵匡胤认为自己弟兄们不可能比柴荣做的更好，不可能在短时间收回幽云十六州，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等待历史给予的机会，而赵匡义则比较自信。由于兄弟二人的争论牵扯到国家的基本国策和领导人对自己能力的评价，在当时属于高度政治机密，所以在历史上没有记录，但我们可以通过事情的发展来连接补充。　　虽然，赵匡胤的观点比较让人没有尊严，但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赵家兄弟确实没有完成对幽云十六州的收复。难道赵匡义的能力就比不上柴荣吗？其实，赵匡义的个人能力并不弱于柴荣，但无论他多么优秀，都不可能完成收复幽云十六州的任务。　　柴荣赢得了对辽国的战争，取得了南唐广大的领土，但丢失了江山。评论后周灭亡的陈桥兵变，多强调柴荣去世这一因素，其实呢，即使柴荣在位，领导中原人民再用二十年左右时间统一割据政权（赵家兄弟结束五代十国的割据是在979年），再用二十年时间完成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征服（参考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时间），加上柴荣已经用掉的十年，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五十年，即使考虑领导人个人能力的差异，考虑柴荣的政治目标也许是夺取幽云十六州后并不进入草原，那么他完成战略目标的时间也不会早于990年，也就是从951年后周建立用四十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有些朋友可能对四十年的时间段感到难以接受，那么看一下历史书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汉武帝以外，中原任何王朝都不可能从建立一个小政权开始用小于四十年的时间完成统一后再完成稳定边疆的大业，要知道少数民族是一个合法的政权，他有自己的尊严和利益追求，打垮这样一个政权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我之所以把汉武帝单独列出，是因为他在位时间特别长，政治决心又特别强，如果机缘巧合他像司马炎那样在英壮之年开国，以他的长寿有完成这一任务的可能。如果柴荣能够活到990年前后，那么他的儿子也到达中年，父子事业相继，表面看来非常完美。但是，有一个极大的缺点，那就是按照后周的军事管理体制，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必然造成一些在军队中有崇高威信的战功卓著的将领，他们都是国家的潜在威胁。一个将领最终是否造反，有许多因素，但必须具有的条件是他有造反的实力。刘邦何等优秀，那是正儿八经的马上天子，但当年跟随打天下的七个异姓王中的英布、臧荼、韩王信（战国时期韩国的继承人，为了和韩信区别，历史上特称韩王信）都选择了叛乱，赵王张敖的部下为了他的尊严图谋造反，战功最大的韩信确实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所以他死的真冤，问题上如果刘邦去世后，韩信还忠诚于刘盈吗？刘盈的能力肯定斗不过韩信，刘邦以外他的所有部下萧何、曹参都绝对斗不过韩信。只要韩信活在世界，刘邦的后代就不安全。汉初杀掉彭越的理由和杀掉韩信的理由一样，不是你有造反的事实，也不是你有造反的可能，而是如果你造反，未来的皇帝太危险。如果大将经常带兵出征，而且经常带领固定的部将出征，不出篡逆的可能极小，柴荣能不能镇的住只能依靠自己的寿命和一些偶然因素。　　依靠篡逆起家的赵匡义绝对不敢调动将领的积极性，他采取各种方法消除将领造反的可能，造成将领不了解士兵，士兵不拥戴将领的局面，而且将领既不能随意任命助手，也不能自由选择后勤保障。赵匡义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大将出兵之前先行制定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严密到包括布阵方式。大兵出征当然要有计划，赵匡义厉害之处是不允许将领改变作战计划，否则即使胜利归来也要严格处理。就是这样，赵匡义仍然不放心，他亲自担任最高统帅，亲临一线指挥。这样一来严重束缚了将领的能力发挥，造成配合不当。赵匡义三次北伐每一次都是先胜后败，原因就是既定计划不能应付千变万化的现实，将领不敢根据现实变化调整作战部署。赵匡义很聪明，也有一些将领提出建议，但是赵匡义坚决不改，在政治安全和保障军队能动性之间，他宁愿选择失败也不愿将领拥有独立的指挥权。这样一来，北宋王朝的对外战争的胜利往往是防御战，而攻坚战特别野战往往失败。
　　好！有深度！　　
　　赵匡义带着永远的遗憾去世了。在他去世后不久，辽军于1004年南下，双方攻守发生根本变换。赵匡义的儿子宋真宗准备逃跑，最高领导逃跑好像很搞笑，其实很有心理依据。宋真宗知道自己的能力比不上亲大爷赵匡胤，也比不上父亲赵匡义，既然他们一个选择依托地形固守，但被谏停，一个选择主动进攻，但连遭失败，那么刚刚登基而能力不够的自己肯定不能指挥军队打败辽军。当然，那么大的宋朝，那么多的将领，怎么也能找几个能指挥打仗的，问题是宋真宗牢记自己家两位去世皇帝的既定方针，无论如何不能相信武将，最大的危险是拥有优秀的能打仗的将领，他们是一群随时可以让皇帝全家死绝的人。1004年的秋天，宋真宗在惊恐中准备逃跑，往前看一大群敌人，往下看还有一大群潜在的敌人，既然不能对付，那就逃跑吧。　　但是，宰相寇准不干了，你皇帝不能光对皇族负责，还要对整个宋朝负责，我们老百姓还要活呢！你这么逃跑下去，什么地方是个头啊？在寇准和主战大臣的强烈要求下，宋真宗违心到达澶州前线，结果宋军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前面我已经说过，宋朝取得极多保卫战的胜利，虽然野战经常失败。辽国成立于916年，幽云十六州是在947年割占，辽国的统治已经非常稳固。北宋虽然成立的时间短一点，但赵家爷们在社会管理方面很有一套，而且也不贪婪。就是最苛刻的历史书也说北宋中期的经济困难是因为军费和官俸开支太大，赵家爷们对自己家族的享受也一定的控制，所以无论他们多么柔弱，民众还是比较拥护。这样一来，辽国和北宋其实就是两个获得本国人民支持的政权，对于北宋以后的汉民族的历史评论者来讲，汉民族收回幽云十六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当时在辽国管理下生活的人民却未必愿意让战火焚毁家园。这样一来，无论宋军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行动，还是南下抢劫的辽军，在对方的人民眼中都是侵略者。防御战往往需要严密的作战计划，由于防守对于地形比较依赖，而防守方的地形比较稳定，所以防御计划的变化往往不是很大。在一场城市攻防战中，大战一旦开始，防守方往往很难调整防御计划，而进攻方就要经常调整作战方案，寻找对方的防守弱点。赵家爷们喜欢指定作战计划，喜欢限制将领的主动性的一系列做法，对于防御战的不利影响不大。　　澶州保卫战的胜利表明辽国和宋朝的并立完全确立，双方谁也没有消灭对方的可能。　　于是议和。议和的结果是澶渊之盟，北宋每年送给辽“岁币”，内容是银两和丝织品。两宋时期的议和最大的特殊之处就是战胜的宋王朝给予战败的少数民族政权以经济补助。按照逻辑，应该是胜利者向失败者索取赔款。问题在于两个政权参加战争的目的不同和对战争热爱不同。辽国主动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从中原抢劫一把，而且少数民族秋、冬季节没有什么生产活动，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到气候较为温暖的中原暖和一下，反正那边刚刚开始收获，正好有吃有喝。北宋政权正好相反，不但从关注民生的角度避免战争，他们从内心就讨厌战争。所以，妥协就达成了，北宋每年给予辽国一批钱财，弥补辽国不能抢劫的损失，辽国就承诺不再进入中原抢劫。　　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这个结果不满，认为北宋太软弱，其实不知道辽国有一个巨大的心理优势：如果不给好处，我就没事来打仗，你防的了我今天防不了我明天，防的了东边防不了西边，你要愿意来辽国抢劫也可，反正我东西不多而且容易搬家。　　澶渊之盟后，宋辽保持了100多年的和平，双方开始和平竞赛。竞赛的结果是辽国政治越来越腐败，于1125年被金国和北宋联合消灭。对于中国古代的帝王，我特别欣赏的是汉高祖刘邦和宋赵匡胤，在二人中，赵匡胤又特别仁慈，特别有能力，特别有胸怀。宋不可能不想解决北部边疆问题，但他比赵匡义实际一些，他看到北宋王朝政治军事体制中客观存在而又不能弥补的缺点。所以，他解决北部边疆问题的方略就是一个字：等。从中国古代史来看，由于自然条件和经营方式的不同，汉民族只要连续保持五十年左右内部政治稳定经济平稳发展，那么汉政权的综合实力就远远超过所有的边疆少数民族，汉政权就能排除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的侵扰。从中国古代史来看，草原上众多的游牧民族也经常发生战争，而且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往往因为崇拜武力而经常发生内乱。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北宋和辽国并立的时期，辽国内部发生变乱的次数多于北宋，而且1125年北宋和金联盟灭辽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令人叹息的是，1125年北宋的管理者恰恰是北宋历史上最不务正业的一个皇帝——宋徽宗。赵匡胤苦苦等待的历史机遇和最担心的历史遗憾同时发生，而这种遗憾让中国北方人民长期处于痛苦的战乱中，也让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急遽降速，而且彻底终结了两宋时期的多种文化和谐发展的气势，从此以后，在相当长时间内汉民族变得没有自信、没有想象、没有独创。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对北宋王朝的国防体制进行思考，思考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人事问题，一个是首都问题。　　澶渊之盟后不久，宋真宗把寇准赶出了朝廷，就好像1126年宋钦宗把李纲赶出朝廷一样，不管表面文章怎样做，真实原因是你太厉害了，你太有威望了，皇帝已经对你害怕。寇准联合主战派大臣，强迫宋真宗到达抗辽前线，并且领导了战争胜利，威信空前高涨。宋真宗已经感受到了自己的差劲，如果不找个机会先行下手，万一辽军不守诚信再次南下，自己以什么理由拒绝寇准指挥作战，如果寇准再次取得胜利，如果一批贪图富贵的将士把黄袍劈到寇准身上，那么寇准就是不造反也必须造反，至于自己还真不是对手。　　人事问题之后就是首都的防卫工作。经过两代人的实践，历史证明了赵匡胤的正确和赵匡义的不合实际。1004年的秋天，辽军骑兵以极快的速度直达黄河北岸，如果澶州兵败，辽军渡过黄河，那么轻装骑兵一昼夜就可以到达东京城下。有些朋友可能说黄河不是天然的防线吗？黄河确实是一条重要防线，但是这条北方的大河在冬半年不但进入枯水期而且有很长的结冰期，虽然河堤仍然是重要的防线，但效果就差得多，辽军只要突破漫长防线的一个薄弱点，北宋的政治中心就暴露在异族铁蹄下。　　在澶州战役后，宋真宗其实丧失了迁都洛阳的可能。消极影响有二：第一是作为后人评断了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争论，作为儿子否定了父亲，在封建社会是大逆不道的，就是感情上也不好接受；第二、如果宋真宗在澶州战役之前迁都洛阳那就是远见卓识，在战争之后再迁都就是示弱了。宋真宗这种人遇到战争是个白痴，战争过后就精明的很，所以他决定在东京的南面另建立一个京城，作为战争时期的应急中心，也就是逃难的地方。但是，面对威胁，一个皇帝不想如何整军经武打胜仗，天天想着逃跑也太难堪了。　　下面就是宋真宗选择的逃跑应急之地应天府的过程。　　今天的河南商丘，五代时期称“宋州”，在当时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以汴河向北连东京开封府，南入于淮，具有沟通江淮之利，在“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形势下，是当时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　　后周时，赵匡胤曾任归德节度使，治所在宋州。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即皇帝位。赵匡胤既以归德军节度使起家，宋州即成了“龙潜之地”，即大宋的发祥地，所以定国号为“宋”，所以宋州在北宋的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1006年二月，也就是澶渊之盟的第二年，宋真宗改宋州为应天府，原因是963年群臣尊称赵匡胤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也就是说宋真宗建立应天府的目的是纪念赵匡胤开国之德。看看，多好的政治借口。这一年，离陈桥兵变已经四十六年。所以，朋友们，如果国家突然连篇累牍的纪念某一个领导人，那么你千万不要为表面文章迷惑，这种纪念活动一般都有现实政治目的，死人有时要为活人服务。　　如果宋真宗相中了宋州，即使这个地方与赵家爷们没有任何联系，宋真宗也能找到机会。　　1014年正月，宋真宗封泰山、祠后土、祭老子祠，当然讲究“孝道”的宋真宗也忘不了纪念一下亲大爷，所以决定将应天府再次升格，建为南京，作为都城东京的陪都，修建一座归德殿，作为新南京的主殿，接着规划京城和宫城。　　1014年宋真宗封泰山、祠后土、祭老子祠的宗教活动都是陪衬，真正的目的是将应天府升格为京城，不过，在具体操作中，我们看到表面文章是怎样为真实目的服务的。　　在宋真宗看来，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努力，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安全提供了紧急避险的据点。
　　柴荣赢得了对辽国的战争，取得了南唐广大的领土，但丢失了江山。评论后周灭亡的陈桥兵变，多强调柴荣去世这一因素，其实呢，即使柴荣在位，领导中原人民再用二十年左右时间统一割据政权（赵家兄弟结束五代十国的割据是在979年），再用二十年时间完成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征服（参考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时间），加上柴荣已经用掉的十年，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五十年，即使考虑领导人个人能力的差异，考虑柴荣的政治目标也许是夺取幽云十六州后并不进入草原，那么他完成战略目标的时间也不会早于990年，也就是从951年后周建立用四十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有些朋友可能对四十年的时间段感到难以接受，那么看一下历史书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汉武帝以外，中原任何王朝都不可能从建立一个小政权开始用小于四十年的时间完成统一后再完成稳定边疆的大业，　　---------------------　　这块对历史的论述比较悲观。　　在柴荣看来，十年就可以平定天下。这个虽然是过于乐观了。不过，宋朝消灭十国残余势力化了二十年，一是确有一些偶然因素起了阻碍作用，二是赵匡胤采取了对内对外都是比较保险的法子。实际上十国之中也就是北汉和南唐还有较强的抵抗力。其他小国，宋军进攻都是跋涉之劳。最明显的就是六十六天灭后蜀。这个速度比平定一次叛乱还要快。因此非说柴荣花三十年才能解决燕云问题，一统塞内。这个推测虽有一定道理，但是确实是很保守的估计。　　另外，“除了汉武帝以外，中原任何王朝都不可能从建立一个小政权开始用小于四十年的时间完成统一后再完成稳定边疆的大业，”这个也夸大其辞了。　　大唐开国从晋阳起兵到消灭东突厥，只用了十四年时间，可不是四十年呀。　　朱元璋从作为游方僧参加红巾军到在捕鱼尔海击垮北元总共也没用到四十年。在取得基本全胜之后，朱元璋才对自己的武将系统进行了最彻底的大清洗。　　开国皇帝普遍寿命较长。我算过，像赵匡胤这样勉强五十就归天的，在货真价实的开国皇帝（除去嬴政、曹丕、司马炎、高洋、宇文觉这类实际上的二世祖三世祖）中自然寿命差不多是最差一档中倒数前三。　　刘邦、刘秀、曹操、司马懿、刘裕、萧衍、杨坚、李渊、朱温、铁木真、朱元璋、努尔哈赤都活过了六十。
　　古人有“兵凶战危”的成语，也有“佳兵不祥”（正义的战争也会带来灾祸）的说法。也就是发动战争一定要谨慎。　　但是，1120年开始，宋徽宗领导下的宋王朝就轻率发动了战争，他们“行险侥幸”的行为导致北宋灭亡、皇帝蒙尘、人民流离。　　辽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是天祚帝，在他统治时期，辽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多次内乱。我们从《水浒传》中知道宋徽宗的国家管理比较差劲。其实，作者在书中多次点明宋徽宗是个很聪明的皇帝，他的缺点是业余爱好（艺术）占用了太多工作时间。这一点，我在后面卢俊义被害一段中另行解释。我们知道，宋徽宗的花石纲激反了方腊，但是方腊造反后宋徽宗立即停止了花石纲的征运。在中国古代，一个皇帝能够及时改正错误，还是很难得的。也就是说，政治管理比较差劲的宋王朝比辽国强的没影子。从表面看，宋王朝等到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天赐良机。　　我之所以说“表面”，是因为辽国的腐败激反了女真，北宋王朝迎来了自己的掘墓人。　　1115年，完颜阿骨打领导女真独立建国，国号金。北方少数民族一旦建国，共同的特点就是长期发动对外战争。相比契丹人，女真人更加骁勇善战，但无论辽国还是北宋都没有太重视女真。作为后人，我们知道女真厉害，厉害到他的一个分支建州女真（后改名满洲）管理整个中国二百多年。当然，事后诸葛亮是容易的，当事者很容易迷惑。　　女真建国后，就和辽国展开了战争，实际上辽国也想扑灭刚刚独立的金国。金国刚刚建立，虽然朝气蓬勃，但毕竟国小力弱，没有打败辽国的把握。所以，金国就想到了“远交近攻”“两面夹攻”的战略。　　金国建立初期，和宋朝并不直接接壤，没有任何实际影响，但金国的独立，是辽国国力极大衰弱的表现。　　1120年，金国派使者从海道来宋朝请求结盟，内容是联合灭宋，宋朝分幽云十六州。　　对于这个海上结盟，宋王朝内部就有反对的声音，不过以宋徽宗为首的朝廷还是决定联金灭辽。　　放在任何时期，宋徽宗的这个决定都是一个混蛋决定，虽然表面符合“远交近攻”的战略。　　整个北宋王朝，包括在这之后的汉民族，都有特别浓厚的幽云十六州心结，对“儿皇帝”石敬瑭极端痛恨，对于宋王朝不能收复幽云十六州非常失望。在北宋时期，整个朝廷都有这种情绪，整个朝廷都在等待历史赐予的机会。1120年，宋王朝等来了机会，但因为操作不当，这种难得的机遇最终敲响了北宋王朝的丧钟。　　面对即将到来的金国和辽国战争，宋王朝最恰当的政策应该是卞庄子刺虎——坐山观虎斗，而且应该略微倾斜辽国一点，也就是“近交远攻”。　　自1005年澶渊之盟后，宋辽一百余年未发生大规模战争，作为并立国，宋辽都不构成现实威胁，然而新成立的金国对宋朝的态度不明朗，所以宋徽宗应该采取谨慎战略。北宋和金夹击辽国，南宋和蒙古夹击金国，造成的结果都是增加新的更加可怕的对手，并且国破。国际斗争的最高法制就是尽量不要帮助邻近的刚刚独立的国家，因为刚刚独立的国家在独立过程中凝聚的军事力量往往需要一个宣泄口，而且新建立的国家往往是旧有秩序的破坏者。北美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出于削弱英国的考量，给予北美极大帮助。但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华盛顿发表的外交原则就是坐观欧洲混战，坚决不肯为支持法国而和英国开战，而且美国利用法国战争时期财政紧张，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了面积辽阔的路易斯安娜州。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帮助越南完成独立，但独立的越南立即和中国反目成仇。我们中国人骂越南忘恩负义。其实，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他积聚的军事力量一定要对外宣泄。中越两国是联盟抗美，一旦胜利就牵扯到利益瓜分问题，而且联盟抗美时期双方因为有共同敌人存在，有些帮助可能就匆匆出台，胜利后就有一个结算问题。所以，抗美胜利后，中越一定会交恶。前几年，朝鲜半岛局面缓和，南北朝鲜都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中国和朝鲜在历史上也有太多的领土纠结。鸭绿江边境一直平安无事不是“友谊牢固”，而是南北朝鲜分治的现实影响。一旦南北朝鲜统一，中朝边境比中越边境还要麻烦。同样的道理，苏联帮助中共建立了政权，苏联帮助中国打赢了朝鲜战争，但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很快就和苏联反目成仇。我这人绝对爱国，但我也爱真理。现在历史教科书说苏联怎样对不起中国的？一般是两条，一个在中国大跃进时期斯毁合同撤走专家，另一个是三年困难时期索要债务。苏联专家对中国帮助当然是有条件的，没有好处的事情那个狗日的也不干，只不过有些是显性利益，有些是隐形利益。当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的时候（这个拒绝我绝对拥护），中苏两国实际已经成为普通国家关系，所以苏联紧急清场，撤走专家。60年代中国的经济困难是极其罕见的，蒋介石也叫嚣反攻大陆，站在今天我们知道中共挺过这一艰难岁月，但当时的世界未必这样想，万一大陆经济继续恶劣，蒋介石反攻成功，苏联难道和蒋介石索要外债？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到1959年双方交恶，双方的友好仅仅维持了6年。赫鲁晓夫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是引发中苏分裂的导火索，但如果1950年斯大林提议中苏两国组建联合舰队、联合空军和联合指挥司令部，苏联出20万陆军进入朝鲜，中国会拒绝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吗？中国之所以没有和苏联顶到底，关键是因为有台湾的蒋介石扯蛋，否则早就开打了。一般刚刚独立建国，都不太喜欢和谐共存，喜欢枪杆子说话。中共建国后，也有一个收复苏联（俄罗斯）占领中国的土地和利益的心态，但是苏联帮助中共革命的目的除了意识形态外，也有让中国分担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压力的考量，但绝对没有归还中国领土的考量。这种心态是中苏交恶的根本原因。　　回到1120年。当时宋、辽、金的战略态势：辽国是金军南下的拦路虎，辽国其实是宋朝阻挡金军的第一道防护网，反过来，金军南下困住了辽国的所有注意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揍去吧。　　“自古以来，无不亡之国”（朝代更替）。自秦朝灭亡，一个政权连续存在时间最长的是两宋319年（960年到1279年），东汉其实与西汉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另外建立的一个帝国。大部分长命王朝的寿命在200年左右，短命王朝就不用讨论了。1120年，辽国已经205岁了，他已经非常年迈了，没有多大活力，可是金国刚刚建立，即使力量较弱，但好比一个刚刚长成的青年，有可能有远大的前程。　　坐观胜败的北宋，可以快速集聚军事力量。如果辽国胜利，但也累的够呛，宋朝可以自由选择战和。如果金军胜利，宋朝可以以为盟国复仇的名义和金国宣战，这样很容易得到原来辽国民众的支持。
　　辽国知道宋金结盟后，遣使来责问，我们是缔结和约的兄弟国家，你们宋王朝还要诚意吗？　　撕毁和约，永远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一个人的形象和一个国家的形象都是慢慢塑造的。你宋朝可以撕毁和辽国的和约，就能撕毁和西夏的和约，也就能撕毁一切和约，当然也能撕毁和金国的和约。我对金军南下中痛苦的人们表示极端同情，但对金军对宋徽宗的侮辱从来就不同情，当年赵匡义能够侮辱南唐和后蜀的归降帝王，你还幻想老天爷会饶了你的子孙？宋徽宗在蒙尘北国的时候，是否想到天祚帝的痛苦？宋徽宗是天祚帝痛苦的根源之一，也是让幽云十六州百姓再次蒙受战争苦难的第一元凶。　　孔子说：人无信不立。古代帝王的圣旨是“金口玉言”，享有法律效力，是不能随便更改的。更改一定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否则，你皇帝算个什么东西？我们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嘿嘿）当着中外记者说了许多大话，后来又承认做不到，我就不信服，做不到你说个什么意思？　　女真原本是辽国的属地，现在独立建国，北宋对他们的承认就相当于鼓励造反。你能承认金国，人家就能承认方腊。现在，我国对承认新独立国家非常谨慎，关键就是怕人家戳后背。　　一个不信守合约，一个鼓励造反，宋王朝的形象就太差了，所以辽国百姓对前来进攻的宋军特别痛恨，重新经历战火的幽云十六州百姓也不欢迎宋军。幽云十六州是947年割占，距离1120年，已经173年。947年中原板荡，这块土地上人民被祖国出卖，他们应该有民族情结，但173年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民还能有多少异国之思？估计，在他们眼中，宋军就是侵略者，童贯指挥的宋军又不可能不烧杀抢劫。　　童贯20万大军溃败于辽军，可见宋军战斗力的低下，而金军抓住辽国两面作战的有利时机彻底灭了辽国，可见金军战斗力超过宋军多少倍。　　金灭辽后，北宋立即暴露在金军兵锋之下。考虑到金军的强大，北宋应该一面加强边防，一面尽量避免招惹金军。　　然而相反，北宋竟然向金国要求幽云十六州。北宋有没有道理呢？答：有道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原因，就是俄军在没有完成战争动员的情况下，就派出两支军队急速进入德国境内。这两支军队的作用就是让德军更改作战计划，德军以最快的速度消灭了俄军，但英军也完成战争动员进入法国，德军三个月消灭西线英法联军的战略构想失败。　　童贯统帅20万军队攻辽，虽然全军溃败，但是毕竟牵制了大批的辽军，为金军战胜辽军起到一定作用。所以，北宋提出占领幽云十六州。　　但是，军队的荣誉是在战场确立自己的荣誉，国家依托军队挺起自己的腰板。童贯既然战败，那么还有资格争夺地盘？如果童贯胜利占领了幽云十六州，如果童贯乘胜进军占领了另外的地盘，金军敢于从童贯虎口中拔牙？你一个病猫还敢索取土地？1919年，巴黎和会之所以拒绝中国的要求，就在于中国军队没有在战场赢得自己的荣誉，如果民工可以收复失地，谁还养护军队？当然，我爱国，我痛恨一切侵略者，但我知道爱国有方法，正义也要依托。　　双方协调的意见是宋朝花钱买回幽云十六州。　　如果花钱能买回土地，那么这个世界就简单了。我有钱没钱也买一平方米。　　金国同意卖出幽云十六州的原因如下：第一，金国有酬谢宋军牵制辽军的义务；第二，金国占领辽国，国家管理的能力跟不上军队前进的步伐；第三，金国需要宋朝的金银添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紧张；第四，金军急需时间休整，他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南下。　　北宋花钱买回幽云十六州，完成了有宋一朝各代领导人的遗志，虽然方式特别些。宋徽宗有理由自豪，但他太忘乎所以。　　如果事情就此止步，我们说宋徽宗还是谈判高手。　　但是，1123年7月，前辽国将领、金国平州留守张觉以平州降宋，事败逃奔刚成为北宋燕山府的原辽燕京。金人以私纳叛金降将为由问罪。北宋燕山府不得已斩了张觉，造成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均感到不满。　　张觉叛降事件肯定是北宋挑起的，即使不是挑拨，只要与这种事情沾边，北宋政府就应该做好两个国家进行死磕的准备。如果今天，日本冲绳县领导突然投向中国，中国只要收留，那么就应该做好日本宣战的准备，而且做好万一美国和整个西方都插手也能解决的准备。否则，还是不惹事的好。　　张觉叛降事件怎么看都是战国时期冯亭以上党郡归属赵国的翻版。略微有一点历史知识和政治常识，就知道这种事情的麻烦。　　如果，北宋硬起腰杆跟金国硬挺倒也罢了，偏偏他们又杀了张觉。本来，金灭辽，辽国民众痛感亡国，对于北宋还有一点好感，当奴才也选一个富足的主子。北宋政府杀掉张觉，很冷了幽云十六州百姓的心，既然你那么软弱，既然你不能保护我们，那么，我们何必跟你混呢？176年的民族隔绝，大家的感情已经很淡了，剩下的只有利益计算。北宋政府杀掉张觉，暴露了自己色厉内荏的本质，鼓舞了金军的斗志，并且为金军南下准备了借口。　　从1120年到1125年，北宋王朝的政策特点就是行险侥幸并且毫无担当。　　我已经说过，金军的南下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政权扩展疆域的必然举措，但是，作为金军他的扩展方向也可以西征西夏。我们分析中国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发现，他们的扩展方向往往是先控制北方草原然后南下，比如匈奴、比如蒙古、比如满洲（和蒙古结盟），作为游牧民族，占领草原要比南下农业区的诱惑大得多。辽国在没有完全控制草原就进入中原的原因是五代时期中原板荡混乱不堪。从常规来看，金国在占领辽国后应该进行休整，休整期间寻找新的战略方向，一般来讲新的战略方向应该是较弱的对手，而且是便于管理的地盘。春秋时期，吴国北上进攻齐国，伍子胥就坚决反对，他认为吴国（江苏）的战略方向应该是越国（浙江），原因是齐国是北方旱地，吴国是江南水乡。任何一种政府管理体制都有自己适合的自然疆域和管理的极限。韩信和刘邦闲扯，扯得内容是每一个将领带兵的极限，他说他自己“多多益善”。韩信的能力是高的，但绝对不可能没有限度，给他两个亿叫他管理，也未必。中原是农耕文明，需要研究历法和水利，草原民族不长于这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后，在北方草原肆意扩张，他的后代在占领大草原后乘胜南下，灭掉南宋后，他们没有继续南下东南亚而是越过北方草原向欧洲扩张，他们宁愿远取欧洲也不愿向热带进军。　　但是，1120年到1125年的西夏政府非常稳妥，他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北宋王朝行险侥幸并且毫无担当让金国看出了无能和破绽，金军当然要南下。由于汉民族块头太大，而金国的管理能力又比不上后来的蒙古和满洲，金国的力量就被中原汉民族牢牢缠住，等到北方各族认可了金国的统治，金国也没有了当年的朝气和进取精神。所以，西夏安全了。西夏应该给宋徽宗发一个奖章。 一百多年后，南宋的统治者虽然也很无能和软弱，但绝对不惹事，这种不惹事一定免不了灭亡的命运，但客观上让蒙古把注意力放在北方草原，延缓了自己的性命，增加了度过危机的战略缓冲，可惜的是赵家爷们太不给力。　　1125年八月，金国以张觉事变为借口南下攻宋，兵锋直指东京。宋徽宗知道自己应付不了局面，宣布退位跑到南京应天府避难，留下太子即位（宋钦宗）应付危局。那意思，如果钦宗能够应付局面，自己就回去当太上皇，如果钦宗不能应付局面，自己沿运河就一股劲跑到淮河以南去另立朝廷。从国家政治安全的角度考量，宋徽宗的做法很好，但这种安排给钦宗强烈的心理暗示，别管用什么办法，只要在短时间内金军退走解决国家危机，自己就是合格皇帝，万一自己和金军玉石俱焚，老爹立马跑路，自己连接班人都不是了。所以，1126年靖康事变的发生非常难以解释，明明东京的守卫已经得到稳固，明明各路救援的勤王部队即将对金军合围，明明坚持下去可能有巨大的胜利，宋钦宗偏偏要议和，而且不惜一切代价，原因就是他始终担心他老爹在应天府搞小动作，扯他的蛋。所以，宋徽宗的双保险政策是对的，但最大的错误是分工问题，如果让钦宗去应天府当候补皇帝，宋徽宗在东京支撑局面，形势就大不相同。因为如果宋徽宗如果能够应付局面，钦宗可以继续当候补，而宋徽宗如果壮烈了，宋钦宗就理所当然即位。
　　应天府第二次发挥作用是1127年，从靖康事变中唯一逃脱的宋徽宗的儿子赵构，也是当时汉政权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就在南京应天府登基，建立了南宋王朝。赵构在应天府登基具有强烈的政治号召力，167年前，宋王朝的开创者赵匡胤就是在这儿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赵构在这儿登基带有重新建立辉煌的强烈味道。赵构的儿子死掉后，他舍弃所有赵匡义系统的皇族而不用，包括自己的亲侄子，偏偏在赵匡胤血系中寻找接班人，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原因中肯定应该有应天府登基的强大心理暗示。宋王朝的真实开创者是赵匡胤，而北宋从赵匡义开始所有的皇帝都是赵匡义血系，这太不公平了，自己虽然是赵匡义的后代，但自己就有开创帝业的魄力，偏偏将帝位传给赵匡胤系统。　　通过研究，我们必须承认，应天府在两宋政治生活中拥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应天府与《水浒传》有联系吗？答：有联系，梁山将领平方腊归来，花荣就任职应天府都统制。由于北宋其他三座京城在国防体制上规格更高，因为应天府特殊的政治地位，所以南京应天府的都统制其实就是整个宋王朝所有都统制的代表。北宋常规的地方行政体制是州——县两级制，所以各州大体就是今天的地级行政规格（专区或者地级市），都统制大体就今天的军分区司令员。由于北宋的州级行政区太多，所以就划分了“路”级协调机构，宋朝的“路”有一定调整，以二十三“路”为常态，这样一来，两宋的“路”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省，但今天的省是正儿八经的行政机构，当时的“路”只是协调区，权力小得多，但各路的最高长官安抚使（就是宋江和卢俊义担任的职务），仍然是很重要的官职。应天府初建是京东东路路治，也就是京东东路安抚使的办公机构设在应天府，后是京东西路路治，不管怎么调整，作为北宋四座京城之一的应天府同时是北宋二十三座省级行政中心之一。从应天府地位的特殊性，我们可以认定平方腊归来的梁山将领已经获得了宋徽宗的信任，也给予应得的地位，否则宋徽宗绝对不会让花荣担任自己的唯一避险中心的军事长官。　　在讨论完南京应天府后，我们切入了文章的核心内容——北宋的北京城大名府，也就是卢俊义的故乡。　　北宋的北京城大名府，在今河北大名东北，是黄河以北的重要城市，宋真宗亲征辽国时曾经在此驻守，是一座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城市。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只是保持大体和平，辽军经常有南下的打算，一年几十万银子实在抵不住抢劫的欲望。1042年，宋仁宗在位，辽国展开舆论攻势，声言南下。北宋大臣吕夷简上奏宋仁宗，请建都大名。于是，升大名府为北京。北京城幅员四十八余里，设有城门十七座。分外城和宫城，宫城原为宋真宗驻跸的行宫。北京位于河北平原主要交通线御河东岸，是南北水陆交通要冲之地，为河北重镇。　　宋仁宗设立北京城的目的纯属军事防御，而北京城位置适中，是北宋防御辽军进攻的第一道防御核心，也是北宋在黄河北岸的军队集结中心，所以北京城的地位异常突出，仅次于东京城。在《水浒传》中，北京城最高领导是梁世杰，他的职务是留守司留守。留守司是主管一个重要地区的所有的行政军事事务的机构，一般旧首都或者备用首都才设留守，地位特别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最有权势”，人们敬称“梁中书”。粱世杰的职务是留守，当然应称“梁留守”，但人们称他为“梁中书”，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中书”是从中书省而来。中国古代有丞相的官称而无宰相的官称，宰相是人们对中央最高行政领导的尊称。自魏晋以来，皇帝为了避免宰相权力过大，采取多相分权体制，这样朝廷就出现了多位宰相，同时宰相的正式称呼也往往与“相”字无关。从隋朝开始中央机关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三省长官均为宰相，三省中就有中书省。中书省，古代政府机构的名称，封建政权执政中枢部门，汉武帝时开始设立，以主管文书的尚书掌握机密要政，为便于出入后宫，用宦者担任，称为中尚书，简称中书，又因兼谒者之职，故又名中书谒者，办公机构称尚书台，最高长官称中书令，受过宫刑的司马迁是第一任中书令，西汉成帝时废除由宦者担任尚书台官员的制度，此后至东汉末年，改以士人为尚书。尚书台独掌枢要，地位日益崇重。这个机构在这一阶段的特别是尚书台领导的官称是中书令。魏文帝曹丕即位后，为牵制权力太大的尚书台，改原来皇帝的秘书为中书，另建中书台办公机构，长官有两个，一个是中书监、另一个是中书令，还有中书郎若干人，于是中书台正式成立。从此，中书台与尚书台并立，原来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的工作，转由中书台官员担任。中书监、令的品秩虽低于尚书令、仆射，但与皇帝关系特别近密，所以国家的机要权力逐渐转移到中书台。晋朝建立后正式称中书省，为秉承君主意旨，掌管机要、发布政令的机构。沿至隋唐，遂成为全国政务中枢。宋元时中书省设中书令和中书丞相，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明为了加强皇权，杀掉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中书省在元朝权力最大，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　　《水浒传》反映的北宋时期的政治体制。北宋前期，虽然延续了前朝的官制，但设尚书、门下两省于宫外，在皇宫中另设政事堂为中书省的办事机构，掌握行政大权，它与掌管军事大权的枢密院（童贯就担任这一职务，1140年岳飞解除兵权入朝担任的就是枢密院副使，这个枢密院和相当于国务院的政事堂并立而主管军事，所以他的对应机构不是今天的国防部而是中央军委）合称“二府”，这个政事堂也叫“中书门下”就是宰相的办公地点。元丰改制后，将中书门下职权分属三省，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为宰相；另外设置中书侍郎一人为副职，与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并同执政。这样宋朝就有两个宰相和四个参与行政管理的重要领导。如果和今天国家体制向对应，也非常接近，我们今天（2012年）的国务院就有两个核心层的政治局常委，还有四个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但是，事情总有相反两个方面，三省分职工作，相互牵制的同时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所以在具体运营中变成两个宰相和四个执事在政事堂集体讨论拿出方案﹐奏请皇帝批准后以“三省同奉圣旨”发给具体部门执行。宋徽宗时期是宋朝，也是中国古代较为特别的时期，宋徽宗特别宠爱蔡京，他让蔡京以太师的爵位担任“公相”，独揽一切行政权力。
　　就北宋来讲，国家最高行政领导一般都在中书省担任相关职务，所以对宰相的尊称也往往是“中书”。那么，中书省的工作人员有哪些呢？　　中书省一般设有：　　中书令二人，正二品，职责是协助皇帝管理行政，负责中书省的一切事务；　　侍郎二人，正三品，是中书令的副手，参与国家行政事务的管理； 　　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参加长官起草奏章，实际处理朝政，是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僚。　　梁中书担任的实际职务是北京留守，品级非常高，和中央官员对应，那就是中书令（正二品），因为宋江担任的楚州安抚使是正三品，而北京留守的级别在所有安抚使之上，所以应该是二品，即使和宋江平级，也必须是三品。北宋有二十三路，所以宋江也只能对应今天的省级正职，而梁中书不但高出所有安抚使，而且掌握国家的方面部队，兼任今天的大军区政委，那么他的地位就异乎寻常的崇高，最起码是政治局委员，对应为政治局常委也未尝不可。所以，人们敬称梁世杰为梁中书，也就是梁宰相，在《水浒传》十六回中杨志就直接尊称梁中书为“恩相”。作为方面大员，梁世杰的品级已经和宰相相当，而且由于级别太高，他已经不可能转任其他地方官员，如果任期届满，他的下一个职务必定是中央的宰相，所以，人们称他“梁中书”并不是谮越。问题是北宋的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人们为什么不称梁世杰为“梁尚书”呢？这说明梁世杰来北京就任留守之前曾经在中书省任职，也就是京官外放地方大员。在《水浒传》第十三回梁中书夫妻谈论生辰纲，梁中书言谈之中对岳父蔡京非常感恩，没有蔡京的提拔就没有他的富贵，这说明梁世杰未来北京之前还不是中书省的长官，但品级也不能太低，否则就够不上蔡京的品级，所以梁世杰应该是五品中书舍人。　　对于岳父的恩情，梁世杰念念不忘，所以为庆祝岳父生日准备了“生辰纲”，价值十万贯。“万贯家私”是古人形容一个人富有的重要词语。宋代有一个《错斩崔宁》的故事，这个故事围绕十五贯铜钱展开，在故事中十五贯铜钱可以开一个小铺，而丈夫给小老婆开玩笑说这笔钱是卖小老婆的收入。十五贯可以买一个小老婆，可见是一笔财富。有人根据稻米的物价比，折算一贯铜钱大约相当今天人民币500元，如果按照这个比价，十万贯大约为五千万元，这确实是惊人的财富，可见梁中书确实能贪。　　北京城是北宋的国防要地，宋徽宗竟然任用这么一个家伙来担任留守，怎么能挡的住异族的入侵的，1126年靖康事变后，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忍受了种种非人的耻辱，正是他们昏庸的果报，只是害苦了黎民百姓。　　我们在交代完北宋王朝四个京城的建设过程，也就为本文的男主角卢俊义的出场准备了政治环境。
　　@徐兆玮
18:05:43　　柴荣赢得了对辽国的战争，取得了南唐广大的领土，但丢失了江山。评论后周灭亡的陈桥兵变，多强调柴荣去世这一因素，其实呢，即使柴荣在位，领导中原人民再用二十年左右时间统一割据政权（赵家兄弟结束五代十国的割据是在979年），再用二十年时间完成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征服（参考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时间），加上柴荣已经用掉的十年，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五十年，即使考虑领导人个人能力的差异，考虑柴荣的政治目标也许是夺取幽云十...........　　----------------------------------------------　　谢谢徐老师指教，我用了一段时间写了一点东西和老师一起探讨，因内容较长，所以以《答徐兆玮老师的一点讨论》为题目连发。不当之处，尚情见谅。
　　答徐兆玮老师的一点讨论　　非常感谢徐兆玮老师8月13日的指教。本想快速回复，但因内容较多，所以迁延至今。我写的《卢俊义》读书评论的第二个部分《北宋王朝的四座京城》其实是我评论《水浒传》的总论的一部分，所以牵连到一些历史评价，比较烦闷。因为徐老师文章中牵扯到很多史观问题和唐太宗消灭东突厥、明驱赶蒙元屠戮功臣等复杂的问题。所以我又写了一大段文章，现在以《答徐兆玮老师的一点讨论》连载答复。答复完毕后再发《卢俊义》的第三部分。　　看了徐老师提出的这些问题，我感觉汉族政权用40年才能驱赶少数民族的论断确有些武断，一个政权驱逐少数民族维持中原和平的时间是有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时代民族心理恰是我们后人无法很难感知的。所以我在下面的文章中只提建议，不下断语。讨论讨论历史而已。1928年蒋介石统帅的国民革命军打败张作霖占领北京城，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布统一完成。宣言称：“中国之统一，因全国人民奋斗与牺牲，正告完成”。其实，当时不但港澳台未归中国，就是东北三省也仍然被奉系军阀统治。但是，无论南京政府还是广阔民间都认为中国本部的统一已经完成。孙中山同盟会纲领第一句就是“驱逐鞑虏”，意思就是把满洲人赶回东北老家去，孙中山的“恢复中华”的疆域对东北定义非常模糊，那意思就是能要就要不能要就罢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28年蒋介石在占领北平后，一方面宣布统一完成，一方面私下做张学良的工作。这种做法就有投机的思想，而大部分中国人都认可蒋介石的做法。当时中国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够呛，能够完成东北以外的土地的统一已经非常让中国人民感动了，这就是蒋介石得以统治中国的民意基础。现在所有历史教科书都把日东北易帜当成南京国民政府形式统一的时间，其实这是国民政府的额外收获，东北不易帜，国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都在心理上认为完成了统一。所以，后人研究历史是很麻烦的。　　我本来想写一篇卢俊义的评论文章，在写完他的本传后，发现有些问题牵扯到北宋王朝的立国原则。所以，就扩开了写，目的是想交代一下卢俊义生活的时代背景。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自己时代中的人，他们的人生是他们的性格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我这个帖子的第二部分其实是我写的《梁山集团历次对外战争点评》中《梁山集团平辽战争》的一个理论前序。我的《梁山集团历次对外战争点评》是手写的，又长，所以未发。前两天写《卢俊义》时凭记忆大体简单重写了一部分。所以，有些地方就不太严谨。谨此谢过。　　对于这种史评性质的东西，往往难有确论。历史不能假设。我们评论的时候往往设定其他因素不便，而只设定一个变量。其实，一个量只要变，必定带动其他因素变化。　　从人物评价来看，柴荣的文治武功非常突出，他谋定用三十年的时间完成统一是很有可能的。只要他活着，赵匡胤造反的可能就不大。五代时期的那些开国皇帝都不简单，他们之所以快速亡国，不是他们无能，以他们的威望和能力，活着一天，部将也没有造反的胆量。但是，他们一旦死亡，王朝就被灭掉，原因就是国家的管理体制实际是一种军政委员会体制，整个国家实际被军队绑架，皇帝本身就是总司令。开国皇帝一旦去世，新皇帝不通军事，必定要把军权委托给一个人。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掌握军权的那个人不是主动造反就是被逼造反。　　柴荣不是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关节点，但在发挥军队作战的能动性和政治安全的选择中他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存在军权下移的危险。为了作战胜利和政治安全，柴荣采取了一种特殊办法，那就是经常御驾亲征，他在帝国决策者、军队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