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最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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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最后思考
这是我这几次谈狼牙山五壮士系列文章中，总共七篇中的最后一篇，算是个小结。因为是最后的话，这一部分我讲得深一点，多说几句，实话实说，可能又会得罪不少人。讲真话就要得罪人，这已经成为一条社会规律。反正以前已经得罪不少了，现在再多得罪几个，也没有什么。
新中国建国六十多年，对狼牙山五壮士的研究，基本上都处于“故事”的阶段，水平很低。军科院军史部的那些拿着党和政府“恩给”的专职研究人员，注意力都在身居高位的什么人指挥的什么重大战役上面，从没有人去研究这五名普通战士进行的战斗。我不过稍一着手，便发现问题重重，真实的历史与传说中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真伪难辨。这其中，无非是两种状况：一种是真不知道，只能人云亦云，跟着“胡说”；另一种是装不知道，因为某种难以启齿的原因，有意“胡说”，真实的历史被虚构的说法掩盖了起来。
最常见到的，也是最多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真不知道。
比如“七连参加了狼牙山战斗”，就属于真不知道一类。编出了这个故事的人，动机很好，“体现八路军的正能量”，但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那些头脑比较简单的人，受当今“抗战神剧”的忽悠，认为八路军可以给日伪军以重大杀伤，自己却可以毫发无伤。在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战争造成的伤害是双方面的，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由于八路军在武器装备上、军事训练上、伤员救治上、进攻气势上均不如日军，所以在战斗中受到的人员伤亡会更大一些。尤其是投入一个连百多人的战斗，没有伤亡简直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没有打这个仗。
那好，对于牺牲者你是如何处理的？背走，你处于退却和被追击的一方，你边打边撤，从狼牙山的崎岖山路上带出战场是几乎不可能的。就地掩埋？狼牙山到处是石头，你掩埋在何处？再说，进攻的日伪军会给你掩埋牺牲者的时间吗？所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为活人想，你只能把牺牲者就地抛弃。
牺牲者你可以抛弃，那伤员呢？你一旦在战场上抛弃伤员，以后谁还会为你卖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只能把伤员带走。在山路上抬一个重伤员，需要几个健康的战士？搀扶一个轻伤员，又起码需要一个健康的战士。你还要边打边撤呢？你抬着伤员，走得很慢，追击你的日伪军会放过你吗？
所以，编出了七连参战狼牙山的人，一定要考虑到这些具体的细节问题该如何解决？难不成，让七连那些健全的战士丢下伤员和牺牲者自己先跑，才能脱险？否则你无法自圆其说。
现在讲另一种情况，对当事人来讲，因为某种难以启齿的原因，有意“胡说”；或者对研究者来讲，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些问题，结论也不难得出，但为了避免激起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也会装不知道，回避不谈有关发现的实质性问题。
我举个例子。在2005年8月3日对狼牙山五壮士连指导员蔡展鹏的专访谈话中，蔡展鹏的一段讲话：
“那几天，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连长也负了伤，由我来指挥全连作战。23日早晨，我接到上级指示，全连转移，留下一个班掩护。我当时想，这样艰巨的任务派哪个班掩护？这时，六班长马宝玉主动要求承担掩护任务。于是，我向六班的5名同志详细交待了战斗任务。要求他们在任务完成后，要随机应变转移，追赶大部队集合。”
我说，这段话只能粗听，不能细琢磨，一细琢磨就发现问题了。
这段话中的主要问题，出在“我接到上级指示”这里。当时在狼牙山的这些八路军领导干部中，谁有权对七连行使军事指挥权？只有一个人，就是一团长邱蔚。也就是说，“我接到上级指示”的这个“指示”只能来自一团长邱蔚，因为别的人说话是不作数的。
好，现在看邱蔚在此之前曾经对七连领导做过何指示？
在9月24日进入到25日的夜半时分，狼牙山老君堂前的老百姓们已经都向东而去，现在，轮到邱蔚这些一分区八路军干部们该走了。如果再拖延不走，天就要亮了，想走都走不脱了。邱蔚在临走前，对七连连长刘福山和连指导员蔡展鹏最后一次交代任务，这个任务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无数人无数次引用，这就是（大意是）：“你们七连要死死拖住敌人，在明天中午12点以前，绝不能把敌人放过棋盘坨。”
时间刚过去了短短几个小时，蔡展鹏又接到了这个要他们连立即撤退的“指示”，此时是早上的六七点钟左右，距中午12点钟还有五个小时。蔡展鹏接到这个“最新指示”的时候，邱蔚他们这些一分区干部们已经走过了狼牙山北的碾子台，邱蔚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想起来要向七连发出“立即撤退”的指示的？邱蔚这后一个“指示”，不是明显与前一个他当面给七连两位领导下达的“指示”矛盾吗？
应该以哪一个“指示”为准？或者说，哪一个“指示”更正确一些？
以后发生的史实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七连及时撤退了，保全了下来；六班五位战士坚定不移的执行“中午12点以前绝不能把敌人放过棋盘坨”的指示，以自己的牺牲，书写了辉煌。
所以，对待这段历史过程，应该采用“模糊数学”的研究方式，宜粗，不宜细，适可而止。
八路军是游击战的部队，而游击战一条最重要的基本方针，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所以在强敌面前自行撤退，已有先例，这个先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邱蔚。
狼牙山五壮士发生的两年前，1939年11月的黄土岭战斗，八路军五个团近万人，打日军阿部规秀1500人，相当一个团的兵力。战斗开始后仅两个多小时，战前归附一团指挥的二十五团两个营就退出了战斗，陈正湘的回忆说“另有任务”，这是唯一可以查到的“奉命撤退”。
战斗到当晚，三团和二团已自行退出了战场，陈正湘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三团和二团已经回去了，连招呼也没打。二团隶属于三分区，“别人的部队”，可你邱蔚的三团属一分区部队，自家人，走的时候连招呼也不打，“让我们殿后？”
此时的黄土岭战场上只剩下贺龙的特务团和陈正湘的一团。等到贺龙的特务团也消失的时候，陈正湘才察觉到形势的不妙，周围的山头阵地上都是亮闪闪的鬼子钢盔。虽然还没有等来撤退命令，但此时他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七连领导效仿团长邱蔚自己决定先行撤退，应该是很正常的。但在当时已经开始大部队协同作战的傅作义部队来说，不顾命令先行撤退将友邻部队撇下不管，绝对是杀头的下场。
回顾抗战时期狼牙山五壮士这段历史，我感叹狼牙山突围中担任掩护任务的这五名六班的战士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因为当年的抗战时期，受种种条件的限制，绝大多数在一线战斗部队的基层干部战士都没能留下自己的姓名。
当时，晋察冀八路军的规矩，团和团以上的干部，由太行的八路军总部和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掌握干部登记档案；晋察冀军区组织部，只负责登记营和营以上干部；各军分区组织科，负责登记连和连以上干部；各团掌握排一级干部；基层连部文书（按道理）要登记全连每个干部战士的基本资料，但实际上，团一级的文书资料丢失的很大，连一级的干部战士的人名和资料登记基本上无人在做。
无人在做的原因很多，从国家层面上讲，中国从没有日本那样严谨的户籍和军籍登记制度是主要原因。其他原因，比如对农民士兵重视不够，部队伤亡率很大，士兵一批一批地更替，连部认为登记也白登，干脆不登。此外，八路军整个连的组成基本上都是文盲，只靠一个连部文书根本忙不过来。
所以，担任掩护任务的七连百来个干部战士，除了连长刘福山，连指导员蔡展鹏，有谁能说出其他那些人的名字吗？没有了，其他人都被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面。
以此类推，七连隶属于一团二营，全营五百人，有几个人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怕只有一个二营长郑三生吧？他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跟他成为1955年的开国将军有很大关系。一团有干部战士两千多人，最后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不过几十人，包括团部的那些红军身份的领导在内，营连干部在内，总计不过百余人。
再扩展到整个一分区，一分区几个主力团、几个游击支队，再加上一分区司政机关、一地委、一专署的党政军干部战士，总计两万余人，我作为专门的研究者，说起来惭愧，所掌握的全部名字也不过两三百人，占一分区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一点。其余人都是历史上的无名英雄。
许多中国抗战的积极参加者作为历史的过客，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奋斗了几乎一辈子，却未能留下自己的姓名。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人呢？我们看到的只有一座座的无名烈士墓，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留下姓名的。
关于狼牙山。有些深爱自己家乡的易县人，高抬了狼牙山的战争作用，把狼牙山看成是有明显倾向性，只能有利于八路军的“天然堡垒”。认为你一旦占据了狼牙山的制高点，不用枪支，你也可以用碎石消灭“近百名”敌人。其实，就像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一样，狼牙山也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不总利于八路军一方。所以，狼牙山对交战的双方都是平等的，八路军可以利用，同样日伪军也可以利用。
一分区两位“参座”，黄寿发和徐德操，都是身经百战的打仗高手，但同样都对狼牙山的战争作用不敢高估。鬼子扫荡，黄寿发率机关大队西去涞源，就是不肯登上狼牙山。用他自己的话说，怕当马谡，被敌人困在山上。徐德操也是如此，宁肯南下满城，与日军在群山中周旋，也不愿登上孤山一座的狼牙山与敌人一战。
有人问我，广东这部大型历史文献片中的“狼牙山五壮士”部分还有没有其它的缺陷？还有没有与真实的历史事实不符的地方？
有，但是我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不值得强求历史的真实性。我仅举出前一次的那点不实的内容就足够了，其余的不足地方都属于可以容忍的枝节部分。
比如很多文献片中仍然在重弹老调，当然是不着调的老调，说五战士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使敌人误以为遇见的是八路军一团主力——现在竟然还有许多历史文献在重复这个自欺欺人的老调。
你这是在讲儿童故事吗？只有智商很低的人才会想到这样的骗人招数。有实战经验的人会用这招吗？你五名战士，不过五支步枪，每人二三十发子弹（从未有过“把全连的子弹都给了他们五个人”的历史记载），你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不过是零零散散的枪声，总共加起来也不过一百多枪。你五个人可以冒充一个班十来个人，冒充一个排三十多人，敌人是傻子，近视眼，看不清你在不断的撤退中有多少身影，勉强说得过去。你如果用五个人冒充一个连百来人、一个营数百人、一个团上千人，对方信吗？他们在战场上就不会用目测观察数一数你的身影吗？
搞历史研究，不能自作聪明。你在低估你敌人的同时，实际上你也就低估了你自己。你以为你在战场上骗了敌人，实际上是你在历史的叙述中骗了自己。还用自己的低智商给后人留下了笑柄。
说到弹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细节要强调一下。
当年八路军使用的子弹和手榴弹，跟日伪军使用的子弹和手榴弹是没法比的。八路军使用的子弹基本上都是旧弹壳回收后的再充填子弹，射程不远。八路军的手榴弹也是自己兵工厂铸造的，爆炸的威力有限，遇到质量差的，根本就炸不响。当年的分区司令部向各主力团分发弹药，“原装”和“再装”是分开登记的。“原装”是指的缴获弹药，数量很少，大多是晋察冀兵工厂的“再装”子弹。
因为历史的镜头搜集不全，这部大型历史文献片采用了许多历史上拍摄的故事片镜头。比如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史文帜导演的《狼牙山五壮士》。
人们大都在关注这一战斗的细节，可真正值得颂扬的应该是这一宁死不屈的精神
五名战士、五支步枪，才是真实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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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实说，当年的大部分连指导员也达不到这种小本本、一支笔的文化程度
我展示这一张电影镜头的原因，并不在于图中的那挺歪把子机枪，而在于大庙中的这一真实场景。
彭家老爹回忆说，那时的一线主力团的连指导员们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在于连队的其他人都休息之后，各连指导员、副指导员悄悄群聚到村头的一间小庙里，然后等着一分区政治部过来的干事给他们上课。无非是讲些政治大道理、国际形势什么的，这些连指导员、副指导员们回去再给大家现卖。一个主力团，十几、二十几个连指导员、副指导员，住的远近不等，所以会有个先来后到。先来的人就会聊天，“侃大山”什么的，最多的是精神会餐，什么最好吃什么的。不善言辞呼呼大睡的也有。这些基层的政工干部们大约半数都牺牲在战场上，能活下来的是个幸运。
不知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导演史文帜给这五名战士配置了一挺机枪，就是影片中葛振林使用的日本歪把子机枪。可惜真实的历史中这五名战士是没有机枪的，只有五支步枪，因为一团每个连的机枪由机枪班统管，不会分散到班里去。
此外，导演史文帜也许是考虑到打了半天，这五名战士“不挂彩”，说不过去，于是出现了班长马宝玉头缠绷带负伤作战的镜头。这与文献片中描述的“五名战士都没有负伤”是矛盾的，但恰恰文献片中的描述是准确的。这说明：不负伤同样也是英雄。
故事片中看似感人但也最不符合实际的，就是战斗到最后，临跳崖前，班长马宝玉和副班长葛振林在一张纸上工整地写下了介绍其他三位战士入党的信件。实际上，这与真实的历史事实脱节，是不可能出现的景象。
当年的八路军，战斗部队的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从连长、连指导员到排长、班长和战士，除了每个连的连部文书找识字人来干，其他人就很难找到识字的人了。每个团也配有文化教员即教育干事，巡回在各连实行扫盲识字工作，从“人、口、手、头”开始，但是在战争状态下，教员少，实际效果很难保证，只有到了解放战争期间才真正改观。
有一件往事，真人真事。
1938年7月，一团出击冀中，在容城县扩军带回来胡德林、胡福才那一次，还带回来一位十四岁的小战士马汉三。最初，小战士马汉三当通讯员，以后“马汉三”改名“石坚”，解放后在天津担任领导工作，依然用“石坚”这个名字，但他的四个孩子还都姓马。
晚年的石坚写过许多抗战回忆文章，尤其他在一团当通讯员这一段。因为连长、连指导员都不识字，所以没有“转送字条”一类的任务，都是口传口送，凭嘴巴转达。有一次半途中他忘记了口传的内容，于是随便编了一条口送过去。
所以，一个班长，又识字，衣兜里还随时带着铅笔和纸张，可以为他人写入党介绍信，这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奢念，高抬了八路军战士。
谈谈我的观点：我不反对在电影中抬高当年的一些人物和景象，所以我从不追究这些“不真实”的地方。
如果在今后拍摄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中，增添了七连与五壮士在狼牙山上共同战斗的场景，冒出了更多的英雄人物，也可以允许。文艺影视作品，有一些自己的创作有什么不好？
狼牙山五壮士命名后，其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后来怎么样了？
那一次狼牙山突围后，连长刘福山瞎了一只眼睛，伤愈后留在了后勤，做管理员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同宋学义一起，都复员在了易县农村。一分区复员留在易县农村的伤残老兵，至少在百来人吧？级别最高、资历最老的就是这位刘福山。
当年，刘福山负伤离开七连，一团并没有安排连指导员蔡展鹏接任连长，而是新派来了一位也是红军身份的黄土岭战斗英雄，接任七连连长。这位黄土岭战斗英雄在《杨成武回忆录》中被提起过，叫曹葆全，当时是排长，杨司令把他的名字给写差了，音对，字不对。
黄土岭战斗时担任一团参谋长的杨上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这个名字，但他的回忆录同《杨成武回忆录》中对黄土岭战斗的描写如出一辙，连这个写错的名字也完全一样。所以我疑似杨上堃对黄土岭战斗的回忆不是他本人写的，是他的子女参照《杨成武回忆录》中的内容后写的，只是借了杨上堃的名字。
这个名字只有担任过一团团长的陈正湘给写对了，应该是“曹宝泉”，不是“曹葆全”。杨成武记错，这也难怪，陈正湘面对的只有一团这两千人，而杨成武面对的是一分区两万人。
还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认为五战士在狼牙山战斗面对的，不是南管头村过来的那股出自广岛县福山的鬼子兵，而是赵玉昆为首的易县过来的日伪军？
我的根据有两点：
第一，在姜克实教授采访的曾在狼牙山战斗过的日本军人，只在一出发时与中国军队交战过，以后再没有交战的记载；这与当时的事实是吻合的。狼牙山突围，只有最初的连长刘福山与日军的短暂交火作战，然后是五战士的边打边撤，此战中，狼牙山再无中国军队与日军交手的记载。追击五壮士的，应该是来自易县的日伪军的混合部队。
第二，我说过，八路军当时与伪军的战斗力相当，只是子弹匮乏一些；但与日军的战斗力相差甚远。五战士子弹不足，爆炸力有限的边区造手榴弹富裕一点，但无法对敌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五战士面对的是日军，战斗能不能持续到中午还很难说；但面对的是以伪军为主的部队就不同了。数量很少的日军是绝对不肯自己打头阵的，只能驱使伪军在前面进攻。而伪军的战斗力弱，又很惜命，不会拼命进攻，可以使五战士边打边撤。
曾有人说，阵地战，防守的一方与进攻的一方是不能对等的。因为进攻的一方要比防守的一方承担更大的危险，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五壮士应该占据更大的战场优势。
我的看法不尽然。我们说的“进攻”与“防守”，指的是战场上阵地战中的“绝对的防守”和“绝对的进攻”，不是五战士在狼牙山战斗中的“边打边撤”。因为你每一次撤退，都会把你的后背给了敌人。如果换做是日军，枪法好，战斗意识强，他们不会留给你喘息的机会，在你转身撤退的途中，会一枪一个，打活靶一样打掉你。换做是伪军，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天良丧尽之徒，他们都会手下留情，放你八路军一条生路。
近些年来，质疑、矮化甚至否定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不断出现，我认为在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所以仅靠公安抓人、法院判案、网络谩骂，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第一：质疑、矮化甚至否定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当今社会上“反共”势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共大面积、大范围、深层次的持续腐败，到了病入膏肓难以抑制的地步。那些在历史上就仇视中共，在今天对中共腐败深恶痛绝的人们，很自然会挑战中共的意识形态，其突破口，就是攻击狼牙山五壮士。
第二：质疑、矮化甚至否定狼牙山五壮士，是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持续滑坡，社会价值观被严重扭曲，社会意识形态极度混乱的一种外在表现。在“闷声发大财”，有权、优势、有钱就是“成功”的腐朽思想占据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之后，人们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不再信任，此时一而再、再而三出现攻击狼牙山五壮士的现象毫不奇怪。
第三：质疑、矮化甚至否定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从未被彻底否定过的“汉奸意识”的一种回潮。中国的汉奸（伪军的大部分是“不坚决的汉奸”）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也与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大陆的国共双方都对汉奸过于宽大，绝大部分的汉奸都躲过了历史的惩罚有密切关系。
大明王朝百余年间，沿海的“倭寇”海匪一直猖獗，常常到了攻城掠地，涂炭生灵的地步。大明王朝北对蒙古，南对倭寇，倾尽国力与之交战。可当年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真正的倭寇不过十之一二，其余都是打着倭寇旗号的沿海渔民。大明王朝实行“禁海”，断了沿海渔民的生路，这些人为了生存，于是假“倭寇”之名，抢掠为生。那时“汉奸”这个名词只是对少数民族战争而使用的，还没有联想到日本人那里。
由此引申，八年抗战，或者十四年抗战，最初的战争，的确在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之间进行，这中间有一些潘毓桂之流的汉奸在暗中帮助日本人，也毫不奇怪。只是随着战争的时间越是被拉长，日本方面的中国人的数量也就越多。打到后来，1943年以后，八路军的主要对手竟然是中国人组成的伪军。
这些伪军，大部分是从国民党军队哗变过去的，少部分来自日伪占领区的本地农民，还有更少部分来自前八路军的叛逃人员。
以我的观点，叛逃的八路军人员并不是汉奸，他们只不过是看不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前景，不愿意再打仗了，想和许多日伪统治区的老百姓一样，想和在中国历史上多少次被异族统治下的老百姓一样，放弃抵抗，当个顺民，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当顺民并不是汉奸，可当年那个共产党内极左的糊涂观念容不得他们，八路军要抓逃兵，拿他们当汉奸惩办，还要杀一儆百，以绝后患。他们为求生考虑，于是跑到了日伪政权那边，去当伪军。
你不去抓，他们尚且还是处于中立地位的老百姓；你一去抓，为渊驱鱼，他们就被赶到日伪军那边去了，你反而多竖了敌人。
当时头脑清醒的人也不在少数。李振军就是其中的一个。
还记得抗三团被俘的副团长王洗凡吗？他被俘后，投降了日本人，但他并没有当铁杆的汉奸，回过头来残害中国人。所以李振军的观点：投降归顺了日本人的不一定就是汉奸；只有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帮助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才是汉奸。
我是同意这一观点的。
1945年抗战胜利，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为日军效力的汉奸和伪军的人数，要远远高出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最近学者的研究结果，伪军总数应当是三到四百万人，是共军的三到四倍，这还不包括伪政权的公务人员上百万人）。
根据中共的观点，抗战八年之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不是虚言，是真实的。正因为这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强大军力，所以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不仅没有彻底清算汉奸、伪军的卖国行径，而且都在极力争取能“弃暗投明”，不计前嫌，为我所用。
远的不说，只说近的。当时冀察军区宣化警备队就是由“起义”的伪军部队组成的，晋察冀赵尔陆纵队三个旅中的第二旅，也是前伪军组成的。
这种政治上的过于宽大造成了今天中华民族中汉奸文化、汉奸哲学仍然在社会上占有很大市场的重要原因。相反，你看苏联、东欧各国，西欧的法国等国家，都对背叛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伪军成员用重刑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但中国没有。所以在中国大陆，不管你是否有过汉奸的历史，只要你投奔到中共的门下，依旧可以将来有幸当大官，然后拿那些当年坚决抗战的八路子弟来报仇的。
既然汉奸伪军的实力已远远大于中共的实力，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上频频出现汉奸言论对狼牙山五壮士和一切抗日力量进行诋毁诽谤，这些反常社会现象的历史根源在哪里？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最后谈最敏感、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今天的共产党，还是狼牙山五壮士那个时期的共产党吗？
当然不是。名字还是那个名字，但实质变了。就像药名没有变，还是叫“龙胆泻肝丸”，但里面的一味药改变了，“木通”改成了“关木通”，木通为木通科的木通，其性无毒；关木通富含损害人体肾脏的马兜铃酸，毒性较大。用药成分的改变导致了服药人悲剧的发生。
如今，共产党里越来越多的有毒的“关木通”逐渐取代了以前的无毒无害的“木通”，你说这个药的名字没变，还是以前的“龙胆泻肝丸”，可能吗？
用这样一个病入膏肓的躯体去支撑起狼牙山五壮士的万代光辉？
就到这里，不说了。再往下说就成了“妄议国政”，出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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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淞沪会战中，姚子青奉命率部五百余人守卫宝山县城。日军为扩大登陆地域，对宝山进行了海陆空协同的疯狂攻击。在装备落后，地势不利，没有援军的情况下，智勇双全的姚子青带领全营以寡敌众坚守孤城，灵活运用战术战略，从主动出击攻袭敌军到固守阵地顽强抵御，七日内击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全营五百余人先后战死沙场。九月七日日军破城，姚子青率残部二十余人在城内展开激烈巷战，最终壮烈殉国。 #link-report .report { text-align: font-size: 12 visibility: } #link-report .report a { col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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