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的巴与蜀
&&& （朱凤瀚译）
&& &（一）“巴”字的起源及“巴”字与巴族的关系。巴字之起源与古代在四川东部及湖北居住的民族为何被称作“巴”，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诸家已提出了很多见解[注一]。自唐兰将甲骨文的“巴”字释作巴字以来，研究者多从之，但对于甲骨文“巴”之字源为何则未见考述，甲骨文之“巴”何以则指称巴族亦未见考察。
庄燕和曰：“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巴方’一名，在陕西汉水流域的黄金狭地段，这支巴人殷武丁时臣服于殷的方国……”他是认为甲骨文之“巴方”乃居住于汉水流域之民族。董其祥亦曰：“（妇好）曾在武丁指挥下，举兵伐巴方，在甲骨文中有过明确的记载。《粹编》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1230：壬申卜，争鼎（当），令妇好从沚戬伐巴方，受有佑。”巴方据唐兰释，谓其地在西南，并说武丁之世，西连巴蜀。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置巴于汉水、丹江之间，楚邓之南，谷城之北，可从。另外，周集云则认为甲骨文中的“巴”之所在地在今四川省东北部，今巴中县，并进而言曰：“这个巴方，建立于夏末商初，史志记载上，往往把他叫做古巴国。周武王克商之后，封宗姬于巴的巴子国；是建都于重庆巴县的，致使巴方这个巴国，沉没几达二千年，很少被人知道。”这即是说，周氏认为殷墟甲骨文中的“巴方”与西周时代以后的巴国是有区别的。因此，他进一步对有“巴方”的卜辞结合当时的历史状况作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出色的见解。下文在解释有关“巴方”的卜辞时采用了他的一些看法。
&& （二）巴族在武王克商时是否参加了以周军为核心的联军？巴族是否参加了讨伐商国之联军，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周武王曾在为倒商而集结于牧野的诸侯面前作了演说，讲了此次决战之意义。记述这一情况的文献是《尚书·牧誓》。即使文中所言不能信为是完全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实情，但其可信程度应当还是很高的。在《牧誓》开头，有以下记载：“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日：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有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其中列举了在牧野所集结的诸族，然而其中虽可以见到蜀，却未见到巴，因此，赞成巴族也应当是参加武王克商之举的研究者，必须提出推翻《牧誓》记载之根据。他们主张的共同特征是，认为见于《牧誓》之诸族中有某一个族包含有巴族。
先是徐中舒，对于《牧誓》八族中未见巴族之事作了如下解释：“但注家对此八族所在，一致以为即在西南，其中当有巴。《华阳国志·巴志》又说：汉高祖谓“巴渝舞”是武王伐纣之歌，汉（高）祖之言，可能就是本于渝水賨人相传旧说。常璩所据，当不出此。（《论巴蜀文化》19－－20页）”徐氏认为，见于《牧誓》之诸族皆为居于巴族所在地域附近之民族，故其中应当有巴族。但他对于此说并未再作探求。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学者认为《牧誓》中所见之“彭”即与巴有关。如童恩正即持此说。童氏指出，在一些传说中，彭国位于今四川省彭县。然其为参加克商之战而奔赴数千里以外之安阳，似非可能。实际上彭并不在此地，而是在今湖北。据《牧誓》伪孔传，彭与卢相邻，卢族之活动地域在今湖北省南漳县，南河流过其北，此河古称彭水。而彭水之称缘于彭族曾居住于这条河之流域。童氏说：“巴族在殷周之际主要活动在汉水以西的地区，所以此处的彭，可能是巴人的一支，也可能是巴人的代称。”（见《古代的巴蜀》）
邓少琴、庄燕和也主张巴与彭有关，但是所论与童氏之说有相当的差异。庄氏对邓少琴在《巴蜀史迹探索》中的看法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但也有少数地方作了更细致的研究。下面介绍一下庄氏之说：
据《逸周书·王会》，武王克商后不到三十年的时候，周武王曾在东部洛邑会集了诸侯。此时，巴人曾奉献比翼鸟。然而在《王会》中却未见到彭（成家注：即言《牧誓》之彭指巴族）。再有，据《水经注》，彭溪口位于四川省云阳县双江镇。在此地居住之民族正是见于《牧誓》之彭，乃巴人的一个支族。庄氏指出：从地理位置上推论，参加牧野誓师大会的彭人，就是著称于春秋经传的巴人，当为殷武丁时“巴方”的后裔，汉代叫费人，又板凳蛮夷……是巴人中的一支。（《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5页）
对这个问题，李启良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见于《牧誓》之“濮人”才应当是巴人。因此他主张必须对以往《牧誓》的读法作修正。李氏提出了很重要的见解：“所谓八个方国（成家按：即见于《牧誓》之八族）只是混而言之，并不是都完成了国家机构，还不能各自算作国的。”（《巴族渊源探微》53页）在此一时代（公元前12一前11世纪），巴族居住于今四川省东部、湖北省与河南省及陕西省之南部的宽广地域内。如据此居住范围言，巴族乃是此时中国大陆中发展之地域范围最为广阔的民族。因而，亦即会因其所居各个地点之不同而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呼之。对于李氏提出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引起重视。李氏在否定了彭与巴有关系的说法后，指出：
“（濮人之分布，是在含汉水中上游、巴山地区之广阔范围内）这样的分布情况就不能说是一个小部族，而只能说这一地区散处的诸部族，是濮人分布的不同支系。从意识形态来说，都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濮可以作为部族的通称。”（同上54页）据此，李氏主张对《牧誓》中有关诸族的一段文字作如下解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庸、蜀、羌、髳、微、卢、彭等地的濮人’，而濮人也就是巴人”（同上54页）。另外，李氏对《牧誓》所以未言及巴而言濮的理由作了考察，他认为，商代甲骨文中所见“巴方”一词，自然是以商国为中心的地区之语言，但周人是在商国的统治之下，因此周人以自己为中心称远隔之地域为某方是不可能的。周人所言之濮人，与商代甲骨文中所记之巴方应是指同一民族。
以上，将李氏的见解作了简单的介绍。最后，我要指出读了这篇论文后所想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李氏将巴族（濮族）说成是“江汉地区的少数民族”（同上54页）。但是在当时巴族不仅不是少数民族，而且是在中国大陆上一个相当强盛的民族，因此连处于黄河流域的兴旺的商国也感到很大的威胁。[注二]李氏未经意地使用了“少数民族”这一词语，在古代史研究的认识上是有问题的，这样讲是不得当的，荣枯盛衰是贯穿于历史的一个根本原理。彭适凡即曾言及于此：“如果说新石器早期阶段，华南一些地区文化发展程度尚较低于黄河流域的话，那么到六七千年前，东南和长江下游一些地区的原始文化，却明显表现出赶上甚至超过中原的趋势，丰富多彩的河姆渡文化就是明证。但到四五千年前，中原文化迅速高涨，并最先跨入阶级社会，高度发展的青铜文化又大大超过其它地区。所以说，在古代文化的发展长河中，先进与落后是相对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这在史前时代表现尤为突出。”（《万年仙人洞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几个问题》16页）这种看法虽不能说是十分全面，但基本的思考方法上还是正确的。此类问题出现不限于李氏，在其他著作中也常可以见到的。
周集云通过周族的文献《尚书》考察巴族之历史真相时，曾说：“巴，小国也。僻在西南荒服，在‘庶邦’之列，是‘正供’与国，这是无疑的。”（《巴族史探微》73页）这显然与事实违背，今后，笔者准备在有机会时对此种历史认识上的问题作更深人的研究。周集云认为，在研究《牧誓》中未见到巴的问题时，首先应重视《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华阳国志·巴志》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又曰：“阆中有渝水，责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锐气喜舞。（汉高）祖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歌’也。”周氏亦注意到上引文中“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同样的内容亦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克商之际，巴族演出的歌舞被称为“巴渝舞”，传至后世。但据《晋书·乐志》，当时对这一歌舞中的歌词意思已不能理解。这是因为歌是用巴语唱的。而刘邦因为与巴人接触较多，故能很好地理解其意[注三]。再有，《牧誓》中所见八族之居住地，的确大致在巴地范围内。《尚书》中还有巴国是周国主同盟势力的旁证。因而周氏作出这样的结论：“所以，我认为虎贲隶于师氏（成家按：“师氏”见于《牧誓》），既已指出师氏，似言巴师也。”
然而，学者中亦有主张巴未参加武王克商的。例如张雄即认为，巴族与蜀族不同，并未受到中原文化之影响，所以能长久保持着独立性。张氏言：“但从整体来看，鄂西地理位置较偏僻，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土著文化的特点较突出。“巴”和商文化的关系，显然还不如“蜀”和商文化的关系密切，也不可能在武王灭商以前，成为周文王的属国。因此，《尚书·牧誓》所载随武王伐纣的西南“八国”
之中，有‘蜀’而无‘巴’。”（《从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看早期巴族——兼谈“巴、蜀”非相同族属》39页）对巴族是否参加周武王联军的问题，笔者的见解在本章末段申述。
&& （三）巴国之领域。《华阳国志·巴志》对巴国的领域是这样记载的（括号内今地名为笔者所注）：“其地，东至鱼复（奉节），西至僰道（宜宾），北接汉中（陕西省南部），南极黔涪（贵州省乌江、赤水河）。”
这段话，如蒙文通已明确指出的那样，讲的是战国以后的情况（《巴蜀古史论述》9页）。关于春秋时代巴的北境与东境，幸赖《左传》桓公九年、庄公十八年、十九年的记载而可以得知（参看图一，方框内是现代地名）。《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yōu）人攻而夺之币，刹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远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横）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左传》庄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始阎敖尹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逐斗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左传》庄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注四]。”
以上所记的两个事件，皆是与巴有关的战事。战事中所涉及到的地名有：邓、鄾、权、那处、申，此外尚有楚都。这些地方相当于现今何地，如能搞清楚，则春秋时期公元前700年前后巴国的势力范围（其东部、北部地区）即可以推知。
关于“权、那处、申”之地望，诸家见解一致。“权”，童恩正认为“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南”（《古代的巴蜀》23页）。周集云（《巴族史探微》91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208页）说同。至于“那处”，童恩正言：“在今荆门县东南”（《古代的巴蜀》23页）；杨伯峻亦曰：“荆门县东南有哪口城，当即其地。”（《春秋左传注》209页）。周集云则认为在“编县东南”（《巴族史探微》91页）。徐中舒（《论巴蜀文化》19页）、李启良（《巴族渊源探微》54页）亦持此说。要之，“那处”当位于今荆门一带。春秋时代申国在今河南南阳，诸家无异议（参看谷口义介《申国考》）。“鄾”，《左传》桓公9年言其地在“邓南鄙”。则鄾、邓二地必须合并研究。童恩正提出，“邓位于河南南部”（《古代的巴蜀》21页），郧“在今湖北襄樊北”；杨伯峻、徐提所编《春秋左传词典》言鄾、邓故城在今河南邓县（880页），杨氏《春秋左传注》“据《方舆纪要》，鄾城在今湖北省襄阳旧城东北十二里”（125页）；徐中舒亦言“鄾在襄阳县”（《论巴蜀文化》19页）。认为邓在今河南邓县的还有张雄（《“巴氏蛮夷”浅论》82页）与庄燕和（《古代巴史中的几个问题》14页）。综言之，研究者多认为《左传》之邓即在今河南邓县，鄾则在其附近。
石泉提出的见解与以上诸说稍有不同。他在开始时这样论述的：“关于邓国的都城所在，汉魏六朝时期的记载都说是在当时的邓县。后人对这一点亦无异议。但对当时的邓县以至春秋时的邓国究竟在今何处，则有不同的解释（《古代荆楚地理新探》105页）。”在指出邓县说之问题所在后，石氏提出自己的主张：“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是古邓国及宋齐以前邓县所在。邓县遗址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襄樊市樊城西北十余里。据武汉大学历史系师生1973年春的实地调查，古城墙基还很完整，城址略呈方形，周长6.3里弱（3137.6米，合清5.4里强）。城内及城外（特别是北面）有大量汉代以至战国、春秋时的器物残片，说明这一古城的历史悠久和居民众多。据当地群众说，邓城虽然久已不是个城镇了，但至今在周围几百里内仍很有名。祖辈传说：邓城比襄阳还要古老。”（同上109页）
笔者同意石泉的见解。申国因为是在南阳县一带，所以今之邓县当时实为申国之领域，邓国应在其南较远的地方。而且石泉所举出的证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依此方能对上举《左传》记载的历史事件所涉及的诸国地理位置关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但是最麻烦的是楚都之位置。在周原甲骨文中已能见到“楚子”（“子”是敬称）之语，可见在武王克商之时，楚国已经成立。然而对于楚都的位置，说法很多，但何者为正确，目前尚难有定论。例如，近年出版的罗运环所著《楚国八百年》，在“丹阳的地望”一节中即介绍了八说。现在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是，春秋初期楚武王、文王时的楚都究竟在何地。笔者认为，从《左传》中所记情况考虑，当以荆门枝江说为最妥当[注五]。亦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楚都丹阳在今河南淅川县（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123页）。但笔者不以此说为然。楚族自春秋至战国时代最为繁荣，这由出土文物也可以证实。但无论如何，楚都先在淅川，以后又南移是不大可能的。春秋中期楚族发展壮大，淅川一带亦被纳入其势力范围内，其明证即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参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楚都是从襄樊南迁至荆门或者枝江一带的，应当说是合理的考虑（参看《枝江发现一处大型楚文化遗址》）。
那么，依据以上对地名的考察结果来推定当时巴国之东境，则杨伯峻的看法是较妥当的：“旧说四川省重庆市有江州故城，即古巴国。然以《传》文考之，巴必与邓相近。庄十八年《传》又云：‘巴人伐楚，而伐那处’，文十六年《传》云：‘秦人、巴人从楚师，遂灭庸’，是巴国当在楚国之西北。春秋之世，巴国可能在今湖北省襄樊市附近，迁入夔门，则战国时事。”（《春秋左传注》124页）张雄亦同意此说（《“巴氏蛮夷”浅论》82页）。还有徐中舒也作过具体的推测，其文曰：“它（巴）叛楚后，对楚用兵之处的那处在今湖北荆门县。津在江陵县，郧在襄阳县，这些地方，都在长江北岸楚、邓的西疆，是巴之疆域必兼及长江北岸楚、邓迤西之地。如以汉代的巴郡、南郡为巴的旧壤，或不至于有很大的错误。”（《论巴蜀文化》19页）
综上所言，在春秋时代初期，巴国之领域当已抵达今湖北省襄樊附近。笔者在旧作《关于古代巴族的几个问题》中即已说明在楚族兴盛以前巴族之领域。在论文中曾论及，至晚在殷墟时代巴族已进出于湖北省东部地域。在殷墟时代前期武丁之时，巴族发展至最繁华阶段，其领域更扩大及今南阳一带。（参看杨华《从鄂西考古发现谈巴文化的起源》）如果说此时其已形成国家，似亦不为过。因为从殷墟甲骨文可知，商王为了讨伐巴国，曾打算派最著名的将军浊或与妇好出征而占卜了其吉凶，此足见巴国在当时已是商国最大之强敌，使商国感受到极大的威胁。
（四）甲骨文“巴”之原义——字形变化与释字之妥当性。最早将甲骨文中之“巴”说为巴字的是唐兰。他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地即是指今四川省之蜀，而且将一般释作“[上工下口]”字的甲骨文释作“邛”。蜀、邛皆在四川省，所以甲骨文中能见到巴当然亦是可能的。唐兰说：“卜辞有‘巴方’，旧不识，余以为巴方。又有蜀，则“[上工下口]”当即邛律筰之邛，其地略当四川之邛县，在殷时当甚强盛，故为西方之巨患也。”（《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54页）然而他对巴族的历史未作考察，仅是因甲骨文“巴”与小篆字形之巴字形相似而释为“巴”字。此外，几位前辈也认为甲骨文“巴”应读为巴字[注六]，唯他们也未对巴族作历史的研究。“巴”字的原义为何亦未作考察，下面对认为甲骨文“巴”变化作小篆之“巴”字的看法作一检讨，看此说是否妥当。
巴字在迄今所能见到的西周至战国时代的文字资料中尚未出现，因此只能将《说文解字》中所记载之小篆体与甲骨文“巴”作比较，如果参照其它字例变化的情沉来看，认为甲骨文之“巴”演变为小篆之“巴”字的看法还有道理的。（参看表一《字形变化比较表》）
（五）甲骨文“方”之字义。甲骨文“巴方”之“方”的意思，也是一个相当麻烦的问题。在甲骨文中，“方”有如下字形（见《甲骨文编》360～362页）。图二：甲骨文“方”（略）。《说文》是这样解释“方”字的：“并船也，像两舟省总头形。”所言为何不清楚？徐中舒曾对“方”字作过说明：“方字像耒，上短横像柄首横木，下长横即足所蹈履处，旁两短画或即饰文。”（《耒耜考》17页，《甲骨文字集释》2777页）即是说，徐氏认为“方”是农具之象形。贝塚茂树赞成此说（《贝壕茂树著作集》第1卷《中国の古代国家》47页以下，の即“的、之”）。然而，有不少卜辞采用此种解释并不能很好地说明。
对于“方”字之正确的解释，第一步始于叶玉森。叶氏曰：“方殆像架上悬刀形，并不像两舟总头，省作[方]架形微失，造字之始当与（？）从矢从（？）甲戈同例，殆谓边裔之国，习俗如是，故名曰夷、曰戎、曰方而已。”（《说契》，《甲骨文字集释》2779页）高鸿缙亦有同样的考虑，但作了更为深入的考察：“按字原意为旁边之旁。倚刀画其靠架Ⅱ形。由物形Ⅱ生意。故托刀倚架旁之形，以寄旁边之意。状词，亦用为名词。《仪礼·大射礼》“左右曰方”。《易·象传》“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或又用为副词，如《书·立政》“方行天下”，即旁行天下也。用本意。商周借为方国之方，名词，又通假以代口员之口。久而成习，遂失其本意。甲文第二形（？），乃就原字加（？即‘凡’字）为声符者，传为今旁字。说解于此两形分释，均未得其本。至《说文》旁字两古文（？）、（？），乃晚周人由（？）传写之讹。（《中国字例》第2册307—308页）
美国学者夏含夷（Ｓhaughnessy）同意高氏的见解。他在介绍了高氏之说后，又补充道：“方、旁古书假借通用，例子甚多，此不详列，譬如《今文尚书》作旁者，《古文尚书》作方。并且古书训释有《仪礼·大射礼》“左右曰方”，亦可为证。因此，方之原义可假定为旁边之旁。在卜辞用语中，此乃申引为殷畿之边方地区；再申引之，即为住在边方地区之人。是故，卜辞云“方其出”，含义为有边方地区之人攻击殷畿，但是殷王向不知何种方国之人（含夷按：这也可以说明卜辞“伐方”用语之缺乏；殷王举行征伐之时，会有限定之对象）。（《释御方》104页）
可是在甲骨文中，与“方”相似的词语还有“土”。将此二者作比较对照，对“方”的意思会理解得更清楚。关于“方”与“土”二者之差别，据艾兰（Ａllan）的考察如下：“有的学者认为‘四方’与‘四土’意义相同。然而实际上还有‘东土、南土、西土、北土’这样的词语，只是不合称为‘四土’。这‘四土’指的是从商国的位置来看在其东、南、西、北四面的土地。在其中央的商即称为‘中商’。晚期卜辞中有以下辞例：己巳，王卜鼎（当）。〔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我们认为‘土’与‘方’是不同的概念。土地神‘社’之字形从‘土’，但‘土’是具体的有一定范围的土地，内容多是占卜农作物丰收或受灾。......方与土在卜辞中的字义是有差别的。”（《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
“方”是指位于商国殷墟与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全部空间（参看图3），因此，甲骨文“四方”不是指四个方向，而是指出了商国之领域以外的全部范围，并涵盖在那些地方居住的人们。相对而言。“土”即可以认为是指商国的具体的领土。......根据以上考察可知，甲骨文的“巴方”是指处于商王国势力范围以外、被称为“巴”的一块地域。一词，我们必须搞清楚巴族是否被称作“巴方”？甲骨文“巴”之原意以及“巴”与巴族之关系。
以往，研究者或原封不动承接《说文》之说法，将“巴”字与蛇相联系来考虑“巴”字的含义，对此，张秉权已指出其错误之所在“是把一个像人形的字（即甲骨文‘巴’字），误认为蛇的象形字。”（《丙编》上辑[一]考释46页）拙作《》对此问题已作过明确论述。在这片论文中曾指出，蛇是巴族之图腾。只是由于巴族居于非常广阔的地域内，其个分支依住地之不同，在图腾上又有某些差异。汉水流域之巴族是以鱼（读ba）为图腾；在今四川省之巴族以虎为图腾；居于长江以南者则以蛇为图腾。（未完）&
甲骨文中的“蜀”字，具有多种写法。20世纪30年代，孙海波先生在《甲骨文编》(中华书局增订本1965年版)中列出20种，80年代初，高明先生在《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列出4种，80年代末，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中列出9种。许慎《说文解字》曰:“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娟娟。诗曰:‘娟娟者蜀。’”
孙海波先生释蜀为地名(《甲骨文编》)，徐中舒先生释为方国名或人名(《甲骨文字典》)。释蜀为地名或方国名，是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但具体地所指却存在着较大分歧。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殷商时代四川与中原地区不可能发生联系，故胡厚宣先生认为蜀地在山东，“自今之泰安南至汶上皆蜀疆土”。陈梦家先生认为在山西南部，“故城在今新绛西”。还有认为在殷之西北等等。长期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等先生则认为在川西高原至成都平原一带。
除甲骨文之外，文献资料中最早见到的蜀是《尚书.牧誓》中随周武王伐纣的“友帮冢君”蜀。王世舜等学者在注释中也认为蜀在今四川成都一带。长期从事《尚书》研究的李民先生也明确指出:“蜀，方国名，在今四川西部、成都平原及岷江上游。今四川广汉一带发现三星堆青铜文化遗址，属古蜀文化。”周武王在誓师中的第一句话就说:“狄也，西土之人！”这足以说明蜀是在西方而不可能在东方。不少学者都认为晋南是商族的发源地，商族东迁之后，尚有部分留在原地，并与商保持着密切的藩属关系。殷商时期的黎就是商在晋东南的一个重要属国，是殷商抗击西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入侵的重要前哨阵地。周文王时欲向东方发展，也首先必须征伐黎国，因此随同周武王灭商的蜀也不可能在晋南，而只能在西土四川。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山番，地称天府，原曰华阳。”这虽然说的是后来蜀最强盛时期的疆域，但也说明了夏、商、周三代时期蜀的位置。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川考古工作不断有新的重要成果涌现，其中不乏商周时代的遗迹遗物。&&&
年，四川新繁县(今新都县)水观音寺遗址出土有铜饰件和镞、戈、矛、钺等铜兵器，发掘者认为这些铜器是商至春秋时期的遗物。1959年四川彭县蒙阳镇竹瓦街窖藏出土铜容器8件，兵器13件，其中覃父癸觯、牧正父已觯被认为属于商器。徐中舒先生对二觯研究后认为:“此铜器群中杂有殷代遗物，而此诸殷器又不属于同一氏族、同一年辈之物，则此诸殷器必为战利品，或为周王颁赐的掳获物，这正是蜀人参加伐殷之役最直接有力的物证。”从1980年开始，四川文物考古部门在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连续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周长达6000米的宽大的堆土城墙，出土了大量具有浓郁特色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骨角器等遗物。人们认识到三星堆遗址不是一处普通的邑聚，而是夏商时期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一处中心都城，即古蜀国在夏商时代的都城。2001年春发现、发掘的成都金沙村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的考古发现，发现发掘了大量遗址，出土了铜器、玉器、金器、象牙器等大量珍贵文物。金沙村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同处成都平原，且相距不远，它们之间必定有内在联系。俞伟超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是夏代晚期至商代或稍后的成都平原乃至于四川盆地古代王国的都城，那么在三星堆遗址衰落以后兴起的金沙村遗址，就极有可能是三星堆古城衰落后成都地区新出现的另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就使人们对蜀文化特别是它的早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李学勤先生曾指出:“过去的流行看法是，像湖南、四川这样的地区，古代中原文化不会与之有什么联系。特别是四川，从来以山水险阻著称，文化似乎只能是封闭的。现在考古发现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少晚期之末)起，当地与中原间的文化交流是存在的，有时还明显是畅通的。”从而使更多学者接受了徐中舒等先生的观点，蜀地望问题应当已成为不争之论。
许多学者还根据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及甲骨文资料探讨了蜀文化及蜀与殷商的关系，并取得许多可喜成果。20世纪50年代徐中舒先生的《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2期)、《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1期)；70年代童恩正先生的《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80年代顾颉刚先生的《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冯汉骥先生的《西南古奴隶制王国》(《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90年代宋治民先生的《四川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问题》(《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本世纪初孙华先生的《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论著，就是这些成果的代表。
徐中舒先生曾指出:“四川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它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最近在四川新繁水观音寺及忠县合甘井沟遗址和墓葬里出土的陶器和铜兵器，这已经是金石并用的时代了，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商颂》是春秋时代宋人歌颂其祖德之诗，氐、羌服属于商，当为其世代相传的旧说。当时氐、羌所在，可能已西达巴蜀。新繁出土的陶簋、陶豆和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出土的后期黑陶，从形制上观察，可以说是一系的宗支。铜兵器的戈也和殷代相同。虽然从殷墟流传到西蜀，时间上有先后但也不能相距过远。《尚书.牧誓》载武王伐纣时，有庸、蜀、羌、微、卢、彭、濮人参与，《华阳国志.巴志》也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殷周之际，巴蜀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关系，现已得到地下资料证明了。”
林向先生也曾指出:“蜀文化是在夏商文化影响下的一个地方性文化，它们之间经常的政治、经济交往是不容置疑的……商代的蜀人已在成都平原上形成人口密集、建筑宏伟、有城墙围绕的城邑,并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而与殷商文明又有紧密的联系，其发展水平决不亚于同时代的东夷文明与商之南土。”
这些是关于蜀文化和蜀与殷商关系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们基本是赞同的。但有一点所不同的是蜀和中原的联系，在殷商时代还不能说是“紧密”，应当说还是比较松散的。现从甲骨文资料分析中说明这一观点。
有关“蜀”的甲骨卜辞，最早董作宾先生统计有11条(《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3卷7期，1942年版)；后来日本学者岛邦男先生统计有42条(《殷墟卜辞综类》，北京中国书店翻印1979年)；在纪念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时候姚孝燧先生列出了67条(《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版)，这其中还包括仅有一两个字无法确定其内容的卜辞。现选具有代表性、内容比较完整的20条如下予以分析说明。为印制的方便，对疑难的甲骨文字都用现代汉字代替。甲骨卜辞大都选自《甲骨文合集》，简称《合》。
(1)口寅卜，壳贞:登人征蜀。 (《合》6858)
(2)口寅卜，壳贞:王登人征蜀。(《合》6859)
(3)丁卯卜，壳贞:王敦岳于蜀。(《合》6860)
(4)丁卯卜，壳贞:王敦岳于蜀。(《合》6862)
(5)……允……它蜀…… (《合》18080)
(6)……伐……蜀……口…… (《合》33083)
&&& (7)……于蜀
(《合》6866)
&&& (8)……在蜀
(《合》20584)
&&& (9)……无祸在蜀
(《合》20598)
(10)癸酉卜，我贞:至蜀无祸。 (《合》21723)
(11)辛酉卜，录贞:至蜀无祸。 (《合》21726)
(12)甲寅卜，臣子来蜀。 (《合》22374)
(13)癸巳卜，贞:旬在蜀。 (《合》33141)
(14)……蜀御事。 (《合》5563)
(15)癸卯卜，贞至蜀我有事。 (《合》21730)
(16)……巳，贞:毕以津于蜀乃奠。(《屯南甲骨》866)
(17)辛巳，贞:毕于津于蜀乃奠。(《英藏甲骨》2413)
(18)贞:蜀受年。 (《合》9774)
(19)贞:蜀不其受年。 (《合》9774)
(20)贞:蜀不其受年，二月。 (《合》9775)
上列20条卜辞可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1)至(6)条是记述殷商和蜀之间的战争；第二类(7)至(14)条是记述殷商之间的联系；第三类(15)至(20)条是记述殷商和蜀的友好交往。第一类殷商和蜀之间的战争，(1)、(2)和(6)卜辞中的“征蜀、伐蜀”是显而易见的，“登人”意为征集兵员进行伐蜀。(5)中“它蜀”的“它”含有祸害侵犯之意。(3)和(4)则记载商在蜀地还要打击(敦)岳人的反叛。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征伐土方、羌方、日方、人方等方国部族的记载，不仅数量多而且延续的时间长，规模也更大。据姚孝燧先生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粗略统计，有关征伐或敌对行动的卜辞，对土方的有90余条，对工口方的多达240余条。特别是武丁时期一次反击土方、工口方进犯的战争，卜辞材料记载从某年的11月开始，到次年10月仍在进行商王武丁数次征集兵员，并派自己的妻子妇好率大军出征，自己还亲自出征。到再次年的3月，土方和工口方同时发动进攻，夺邑落、耕田、人口，形势紧张。商王再次征集兵员进行反击，战争异常激烈，直到第四年的3月战争仍在进行。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4年，商王多次征集兵员，说明商王与这些部落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战争。而甲骨文中征伐蜀的战争，仅8例而已。甲骨文中有不少商王“呼、令、从”某方国部族征伐另一方国部族的记载，如:
&&& 呼吴取夷。
(《戬》7、1)
&&& 呼雀伐犹。
(《龟》2、15、11)
&&& 令趾它羌方。
(《合》6623)
王从沚戬伐土方。(《后》上17、5)
王从望乘伐下危(《粹》1113)
吴、雀、趾、沚、戬、望乘都是当时的方国部族，它们之中也有曾与商为敌而发生战争的，但在被商王朝征服后成为商的藩属，并奉商王之命或在商王的率领下去征伐夷、犹、羌方、土方、下危等部族。蜀与商曾发生过短期的战争，但并不见蜀曾参加商王朝对其他部族征伐的记载，这就说明蜀既未形成对商的重大威胁，成为商的主要战争对象，也没有加入商王朝的战争同盟。商蜀之间在开始接触时曾有战争，以后则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再也没有发生战争。
　　第二类，殷商和蜀之间的联系，“在蜀、于蜀、至蜀”和“蜀御事”，就是这种联系的证明。殷人到蜀地还要进行凶吉祸福的占卜，(9)、(10)、(11)即是这种占卜的记录。不仅殷人到蜀地去，蜀人也到殷商京畿来，(12)当是这种记载。据统计这一类的卜辞共有35条，占全部有关蜀的卜辞一半以上。
　　第三类，殷商和蜀的友好交往，殷人到蜀地还要举行祭祀，(16)、(17)都是举行祭祀的记载。(18)、(19)、(20)三条是卜问蜀地能不能“受年”，亦即能不能获得丰收。殷人祭祀卜问“受年”的对象，除泛指的“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外，具体指的常是“王妇、王子”等人的领地，而被卜问的方国部族则必须是亲信盟友，如：
　　甲寅卜，古贞：妇井受黍年。(《粹》879)
　　贞：自受年。(《库》308)
　　已巳卜、洹贞：羽不受其年。(《合》9790)
　　丁亥卜、洹贞：木受年。(《合》9783)
　　乙卯卜、方贞、唯受年。(《合》9783)
　　乙卯卜、方贞：敦受年。(《合》9783)
　　井、自是商王的妻妾，羽、木是王子，唯、敦是方国部族。蜀能够成为殷人卜问受年的对象，可见其地位的重要，但数量并不多，也仅3例而已。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蜀和殷交往的卜辞数量虽多为战争，但与其他一些方国部族如b、攸、雇、雀等比起来就少得多了。另外，甲骨文中有大量记录商王向方国部族索取和方国部族贡纳的记事文字，如：
　　呼取郑女子。(《殷缀》276)
　　取竹刍于丘。(《粹》819)
　　先致五十。(《殷粹》137)
　　自光致刍五十。(《珠》620)
　　虎入百。(《合集》9272)
　　竹入十。(《乙》4525)
　　郑入二十。(《乙》5407)
　　郑、竹、先、光、虎等方国部族，向商王贡奉(致、入)女奴、奴隶(刍)、龟甲等。在1976年发掘的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一件石磬，其上刻有“妊竹入石”，另一件玉戈刻有“卢方皆入戈五”，是方国部族向商王贡纳的实物资料，与甲骨文资料记载正可相互印证。甲骨文中不见有蜀入贡的记录，文物考古资料也未见蜀向商王纳贡的实物，说明双方可能不存在贡纳的关系。
　　杨升南先生在讨论商代的方国部族与商王关系时曾指出：“商代的诸侯有一定的地域，有军队，也有自己的管理系统，是个带有一定独立性的政治实体……在他们的封域内，商王可以行使各种权利：他们的军队要服从王室的调遣；在经济上要贡纳包括谷物在内的各种物品。因此，无论在领土主权上、军事上、经济上，对商王而言其独立性都是不完整的。商王对诸侯如同对王室的臣僚一样，可以随意‘令、呼’其完成各种使命。古文献中称他们是王室的‘外服’贵族官吏，即商王的‘在外之官’，是接近历史事实的。”蜀既不承担贡纳义务，军队也勿须服从商王室的调遣，因此蜀虽然与殷商有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友好的也是较为平等、较为松散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商周之际的风云变幻中，蜀也不会轻易的脱离殷商王朝而依附于新兴的周势力，加入到武王伐纣的行列中。真正与殷商关系密切的方国部族，在殷纣灭亡之后还参加武庚的叛乱，以至使周公东征三年，“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知，蜀地虽然距中原遥远、道路难行，但至少在殷商时代就和中原地区发生了交往，开始双方曾有小规模和局部短期的战争，之后则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也正是由于路途的遥远，这种联系当时还是较为松散的，各自都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但是这种联系和交往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和发展，特别是蜀文化在殷商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在祖国大西南地区的一个起源中心。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先生所指出的，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在产生和形成过程中一直不断吸收着中原青铜文化和周围其他文化的因素，“但在长达几近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群山环塞的地理环境和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原早期王朝的中心和经略范围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使得四川盆地青铜文化自产生以后一直保持其自身特色，基本上没有发现文化传统的中断和转移”。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宋治民先生曾指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文明起源的地区受各种条件制约，也不能说每一个地方都是文明起源的地区。文明起源最根本的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蜀文化进入文明是其本身发展的必然，但这个发展受到了商周文明的强烈影响和刺激，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这也是四川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一个特点。”这一结论不仅得到了考古学地下发掘出土的资料证明，也得到了甲骨卜辞资料的证明。（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郭胜强）
&&& [摘要]本文从古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入手，对古蜀的先民从何而来，由哪些族属的人组成及其社会结构作了一初步的探讨，文中并对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及三星堆文明的衰落和金沙文明的毁灭作了一个新的解释。
[正文]本文所指的古蜀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生活着的先民所建立的“王朝”。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巴、蜀历史和传说，古蜀曾先后经历蚕丛、柏灌、鱼凫、浦卑、开明等五个“王朝”。而根据考古材料所建立的古蜀文化谱系，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从近5000年前的宝墩村文化开始，先后有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青羊宫文化、最后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逐渐融入秦汉文化之中。由于还没有发现古蜀有文字，以前我们了解古蜀的历史仅靠传说和后世并不那么可靠和稀少的文字记载，难怪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吟唱道：“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与古蜀同时代的商、周仅只有甲骨上的只言片句提到蜀，但就是这只言片句也是夸张、猜测的成分居多，并不能完全相信。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广汉农民燕道诚和他的儿子们，在广汉县城西北马牧河北岸月亮湾旁自己的农田中挖蓄水池时，偶然从地里挖出了一些玉器。从此以后，古蜀开始从传说中向我们走来，开始向我们展现她那辉煌灿烂而又神秘莫测的古老文明。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汉三星堆发现两个大“祭祀坑”和坑中大量的奇特器物以及九十年代在成都金沙村发现一个古蜀的大型聚落遗址，并出土大量精美的金器、玉器、陶器和青铜器，再一次向我们展现了古蜀高度发达的文明。其精美的手工制品，特别是那与同时代的商、周有着明显差异的青铜器造型和表现形式，把我们仿佛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神秘世界！我们在赞叹之余又发现古蜀好象不仅没有更加清晰，却似乎更加谜团丛丛！
是谁创造了这些伟大的文明？古蜀的先民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来自何方？古蜀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特别是那奇特古怪的凸目造型大面具是什么？其寓意何在？三星堆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毁灭？金沙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毁灭？等等。这些谜引起了学术界以至许多爱好者的极大关注，各种假说层出不穷，但是没有一种假说能够圆满解释以上这种种谜。下面，笔者也试着解释以上这些古蜀之谜。笔者相信，随着考古发现，古蜀的谜是会慢慢被揭开的。
一、古蜀的自然环境。不可否认，自然环境往往是决定人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很难想象，人们会在撒哈拉大沙漠大规模种植水稻，在南极大陆放牧牛羊。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也很难违背大自然的规律。更不要说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古蜀。古蜀的先民们是在长达数千年与自然的抗争中逐渐改变了自然，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那么，在5000年至2000多年前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四川盆地西部和北部是青藏高原的岷山山系，东面是秦岭山脉，南面是云贵高原，四周都是崇山峻岭。自然条件决定了盆地与外界的交往是十分困难的。难怪乎李白会感叹曰“不与秦塞通人烟。”外界，当然也包括古蜀东面的商、周，他们对蜀的了解非常有限且有许多并不完全可信的附会和传说。而古蜀中心所在的成都平原是在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其北面和西面都是与成都平原高差达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岷山山脉，而东面和南面是被龙门山脉和龙泉山脉包围着的一块棱形盆地，其地势西北约高，东南较低。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并不是现在这样良田万亩，稻谷飘香，星罗棋布的竹林掩映着幢幢农舍，平原上的河流和大小人工渠道纵横交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的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3度，气候偏于湿润，雨量比现在要大得多，又据冰川考察表明，成都平原西面和北面的横断山脉当时受高温影响，在各大河流谷口都形成巨大的洪积物和泥石流组成的混合型台地，成都平原上的条型高地就是如此形成的。整个平原上长满了茂密的森林，河流密布，沼泽遍地。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青藏高原的岷江、沱江等水量巨大的河流一但冲出高原峡谷的羁绊，就以千钧不可阻挡之势冲向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冲击扇平原。成都平原上川流纵横，底坡平缓，加之雨量多集中在夏秋两季，常有暴雨出现，每年汛期几乎都有洪水为患。
特别可怕的是，由于岷江、沱江的上游，即现在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地区是地震和地质灾害多发区，而这两条江都是在坡度达50度以上的V型峡谷中奔腾而下，雨季时河床特别容易发生崩塌并阻塞河道。更加可怕的是，由于两江都处于地震多发带，江的两岸又都十分陡峭，许多地方的地质结构十分脆弱，一遇大的地震往往会震塌山崖并阻塞河流。1933年茂县叠溪镇就是在一场大地震中因山体滑坡而葬身岷江之中，岷江并因此而被拦腰截断。其遗址现在仍清晰可见，这就是深达70多米的叠溪海子。这种悲剧历史上肯定发生过多次。可以想见，当地震引起的塌方阻断江河，河水突然断流，住在下游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当然不会知道河水断流的原因，当河流突然断流时，他们很可能还会在断流的河床中抓鱼，以为这是上苍赐给的礼物。但当河水一旦冲破壅塞，那冲天巨浪冲入平坦的成都平原，可想而知会带来多大的灾难！《四川通志》上就曾有过乾隆九年，“三皇峡水淹三十丈”的记录。再加上成都平原上的行洪河道只有三个出口：西南部有新津岷江河谷和华阳府河河谷，这两处河谷比较开阔，没有阻塞的可能；惟有东部的沱江穿越龙泉山处的金堂峡有阻塞的可能，该峡全长12千米，最窄处谷宽仅有200米左右，在古蜀时期可能更窄。由于该处峡谷两岸山岩为侏罗系蓬莱镇细沙岩与泥岩互层，软弱的泥岩易于风化，常剥蚀成凹腔，上面带有裂隙的砂岩失去支承后，往往会自行崩塌，该河谷至今还堆积着许多巨大的孤石即是明证；再因龙泉山脉在这里有一条北北东方向的大断裂带，沿此带存在着平均每百年发生一次5级以上地震的危险。1933年的叠溪地震时此处曾受波及，峡谷出口处凉水井曾产生岩崩，至今那里的地名还叫垮梁子，并可见崩塌遗迹。[1]正是由于成都平原的这种地理环境，造成了古蜀时期成都平原的主要自然灾害是洪灾，那时的成都平原并不是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而是常有洪涝灾害，并不总是那么适于人居的蛮荒之地。
成都平原在古蜀时期常遭水灾古人是有明确记述的，如《史记.河渠志》：“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明确说明蜀守李冰修都江堰是为了“避水害”；又如《华阳国志》记杜宇时，“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再如《水经注》又有“江水东经巫峡”处注为“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又再如，《华阳国志》有“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文中“梦郭”意指水泽中的城，其意为开明王在水淹城后，迁都于成都。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也证实了古人的记述，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水灾频仍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如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就为古成都平原常发大水提供了实证。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可分16层，其中8层相当于商末周初，而这一层上面的第7层是青灰色黏土，堆积呈水平状，且不随地形起伏而变化，应属于淤泥，其最厚处有50
厘米。种种迹象表面，三星堆遗迹曾被水淹。成都的金沙遗址也清楚表明，在古蜀时期金沙曾被水淹过不只一次。而最可说明古成都平原常发生水患的实物证明还有广布于成都平原的“乌木”，“乌木”又称“阴沉木”，主要是麻柳、红椿、香樟、楠木、马桑等树木在远古时被洪水掩埋于古河道之下，经过长期的物理、化学反应而形成的似木非木，似石非石的“神木”。“乌木”树身上那大大小小的由鹅卵石挤压而留下的坑坑洼洼的印记，形象地向我们传达了古成都平原大洪水的可怕景象！据碳14测定，其最晚的年代在距今3200±50年，这正好是古蜀的“浦卑”末期。成都的金沙博物馆和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里矗立的那桩桩“乌木”，默默地向我们诉说古蜀成都平原大洪水的故事。
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上除了生长着茂密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河流和随处可见的大小沼泽以外，还是动物们的乐园。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降雨都使得植物生长繁茂，各种食草动物如大象、鹿、野猪等和各种处于食物链上端的虎、熊、豹、狼等都大量存在，河流里是各种鱼类的天堂，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三星堆的“祭祀坑”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以及在这些遗址的灰坑中发现的大量兽骨就已可以充分证明。
如果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真是这样洪灾频繁，猛兽成群，古蜀人为什么还要到这个地方来呢？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呢？原因很简单，氐羌人在未进入成都平原之前，生活在岷江上游，这些地方耕地很少，他们主要以狩猎和采集并兼放牧牛羊生活，加之5000年前左右气候有一个大的变化，生活在岷江上游的氐羌人迫于生存压力被迫迁徙，正因为成都平原有大量的野兽、鱼类，而成都平原因常有洪水泛滥带来的肥沃土壤和温暖的气候更使得成都平原非常适宜进行农业生产。那么，古蜀人是怎么来到成都平原的呢？是哪些人最先来到成都平原的呢？
二、古蜀人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前面说过，自然环境往往是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在古蜀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时尤其如此。要考察古蜀时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必须要将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古蜀的生产水平都考虑进去。正是由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那众多奇特、精美青铜器、金器与中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各种假说层出不穷。有人说古蜀人是西迁的闪族人，是犹太人的后裔，认为三星堆文明决非内生，是外来文明；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天外来客带来的天外文明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或者是没有办法检验的。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乃至整个古蜀文明都应该是内生的，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当然，古蜀文明也不排除可能吸收、借鉴了某些“外来文明”。
那么，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是什么人呢？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人是来自岷江上游的氐羌人的一支。根据古史传说记载，古蜀人在来到成都平原前的活动区域是成都平原西部的岷山山区。据《太平御览》卷166引“蜀望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灌，后者名鱼凫。”《蜀王本记》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居中”。而蚕丛之陵相传在今岷江上游的茂县北部的叠溪，该处有蚕陵山，汉代在此置蚕陵县，今其地一大石上仍有古人所镌“蚕陵重镇”四个大字。据传说和有关史籍记载，轩辕黄帝曾娶蚕丛部落之女嫘祖为妻，《史记.五帝本记》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按西陵《汉书.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水经注.江水》官刻本作西陵，沈炳巽谓西陵是蚕陵之误。因此，黄帝所娶之西陵氏女即是蚕陵氏女，也就是蚕丛氏女。而黄帝之子昌意所娶蜀山氏女也应当是蚕丛部落之女。因为，蜀山即是东岷山，另从得名上来看，蜀山是因其山多“蜀”——一种野蚕而得名，居此山之部落因此而得名蜀山氏；蚕陵系因蚕丛之葬地而得名，而蚕丛则系因其地本多野蚕，居其地之民驯养本地野蚕而为家蚕，故号蚕丛氏。[2]黄帝娶蜀山氏（蚕陵氏、西陵氏）女嫘祖而生昌意，黄帝之子昌意也娶蜀山氏女为妻，因此，黄帝部落与蜀山氏部落是世代通婚的两个联姻部落。学者们一般认为，蚕丛、伯灌、鱼凫是一脉相传的蜀族，蜀人是古氐羌人的一支，他们从甘肃一带迁徙至岷江上游，后又进入成都平原。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以上传说和史籍记载，2000年在汶川石鼓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该地位于岷江东岸的营盘山台地，岷江围绕台地流过。遗址有大型广场、屋基、人殉坑等，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出土了与甘肃马家窑类似的彩陶，表明这些蜀人可能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分析其年代在年前左右。1995年在成都市郊新津县宝墩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800年左右的宝墩古城，并证实其与郫县三道堰遗址的古城、温江县鱼凫村的鱼凫城都江堰市芒城村遗址的芒城、崇州市双河村遗址的下芒城和紫竹村遗址的紫竹古城都属于同期而约有先后的遗存。而这些遗存与汶川的营盘台遗存有着文化上的传承关系。这些都说明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古蜀人是从岷江上游顺江而下的氐羌人。
那么，这些古氐羌人是为什么到成都平原来呢？笔者注意到，同属氐羌人且居住地与古蜀人相距并不太远的大地湾先民（大地湾遗址在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的高度农耕文明在4800年前渐趋衰落。据考古发现，大地湾文化是距今7800——4800年间甘肃东部渭河上游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先后发现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中期的庙底沟类型、晚期石岭下类型和常山下层类型等五期文化。大地湾的先民们在约8000年前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高度的农耕文明，现在已发现了7800年前的黍和粟的遗存，表明大地湾的先民们是以农业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考古发掘还发现，大地湾地区在8000年至5000年前时气候温暖，气温较现在要高2-3度，该地区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一期时有苏门羚、苏门犀等动物，二期时还有虎、豹、象、猕猴等动物，到了四期这些动物都踪迹全无。这些都说明，气候的变迁可能是大地湾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另外，人口的大量增长，大量砍伐森林，植被的大量破坏等人类的活动加剧了气候的变迁。古蜀人就是在大地湾文化后期，即5000年前因为气候变化等原因从岷江上游的原聚居区逐步迁到成都平原来的。
是什么吸引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呢？应该是古成都平原那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古蜀人是追逐着野兽来到成都平原的。古蜀人原本的栖息地是在岷江上游，即现在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此地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气候条件与大地湾差不多，如果古蜀人在来到成都平原以前是农耕民族的话，他们所懂得的农业知识也最多与大地湾先民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最多懂得种植黍和粟，而并不懂得种植水稻。我们也知道，黍和粟都是对气候十分敏感的植物，气候的变化使得其往往只长苗不结穗，因此，它们都不适宜在成都平原这样的高热、潮湿环境中生长。所以，古蜀人在刚来到成都平原时应该是以狩猎、采集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发现了大量被吃剩后丢弃的野生动物骨骼即是明证。
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后的最初时期主要是以狩猎为生，而成都平原那丰富的植物资源也为采集提供了可能。我们可以想见，古蜀的男人们主要是负责狩猎，而女人们则主要负责采集。他们也可能进行一些少量的农业活动和畜牧活动，理由同上，不再赘述。有古成都平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他们的生活应该比在岷江上游要好得多。
正是因为社会分工是由女人们来负责采集，有一天古蜀人中的一位伟大的妇女在采集的过程中发现了野蚕吐丝结茧，她并因此发明了养蚕、缫丝，使古蜀人在成都平原这样湿热难奈的地方有了轻薄、美丽的衣料，并从此创造了一个行业——缫丝业，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分工和进步。缫丝也是古蜀人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黄帝部落通过联姻（娶古蜀人的一位妇女——嫘祖为妻）学到了这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而发明缫丝的那位妇女也就成了古蜀人一位伟大的神。（关于她文章后面将进一步论述）
在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后，他们先后修建了宝墩等“古城”，这些城都是夯土修建的，城墙都很宽大，墙基底宽20-31米，上部残宽7-19米，很多的人力。他们为什么要修建这样高大的城墙呢？据考古研究认为，一是为了防洪，二是为了防卫。笔者认为防洪是没有错的，前面已经论述，当时成都平原的主要危险就是洪灾，构筑高大的城墙可以在洪灾来临时抵挡洪水或者登上城墙避难。成都的羊子山土台应该也是具有同样的避难功能。（学者们一般认为，羊子山土台是古蜀人进行“祭祀”的场所。但笔者认为，土台的主要功能或者古蜀人修建土台的初衷应该是一项防洪工程，当不期而至的大洪水来临时，人们就可以登上土台避难，安心等待洪水退去。当然，没有洪水时也可用做祭祀场所。但如果专门修建一座高有十来米而底边长却达140多米的巨大土台来进行祭祀活动的话，古蜀人为什么不用木头修一个更高而且要省工得多的祭祀台呢？那时成都平原上木材不是更方便吗？我不禁为古蜀人的聪明才智叫好！）
城墙当然也有防卫功能，但是，主要是为了防止野兽的侵犯。当氐羌人来到成都平原时，成都平原地区应该没有强大到要古蜀人如此加以防范的敌人，至少现在还没有任何考古发现能够证明这一点。当然，古蜀人内部不同部落或家支之间也有争斗，但在刚到一块处女地，面临着严酷的自然环境时，他们彼此之间多的是团结，而不是争斗，这应当是符合实际的。看看现在云南西双版纳人与大象之间为了生存而发生的争斗。可以想见，古蜀时期人与动物之间的争斗不知要激烈多少倍！人不但要猎取动物作为食物和生活用品，还在不断地蚕食动物们的领地，破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样的争斗一直持续了近2000年，最后以人的胜利而告终。这种争斗因古蜀的另一种人群的来临而加剧，胜利的天平以更快的速度向人类倾斜。他们就是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濮、越系统民族或者可能是来自云贵高原的南夷，如夜郎、靡莫、滇、邛都等。他们都是善于种植水稻的和精于青铜冶铸民族。
从三星堆考古发掘我们可以得知，三星堆遗迹可以分为四期：其一期遗址文化的创造者无疑地应当是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居民，其时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二期文化的年代在夏末商初，即距今4000多年前，其文化面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一期文化但主要的文化特征与一期文化不同，反映出二期文化的主体另有来源。也就是说二期文化的创造居民主要来源于三星堆以外的地区。从文化面貌上来看，二期文化虽然与中原同期文化有一些联系，但相似之处太少。二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从陶系、器类上皆具有自身特征，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因此二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吸收了某些中原文化因素。二期文化与川东鄂西的一些同期遗存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各自又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色。从总体上看川东鄂西的夏商文化遗存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而三星堆二期文化的主要来源亦非来自川东鄂西。[3]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至三期文化连续发展而无间断，文化面貌一脉相传没有突变。从第二期开始修筑沿用至三期上层的巨大古城墙充分说明了着一点。
因此，从第二期至第三期文化又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二期前段年代约为夏代前期，为古蜀国第一历史时期；第二期后段年代约为夏代后期，以无冠、无勾嘴鸟头把勺为代表，为古蜀国第二历史时期；第三期年代相当于商代，以有冠、有勾嘴鸟头把勺为代表，为古蜀国第三历史时期。由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的鸟头把勺鸟首有作回钩的勾嘴，极似活体鸟类中的鱼鸟，因而学术界一般认为此种鱼鸟形象应即古史传说中的第三代蜀王鱼凫的象征，从而推定第三期遗存为鱼凫治蜀时期的遗存。按照古史传说，古蜀国第二代蜀王柏灌亦是以鸟为名号的部落。如果说三星堆遗址第三期鱼凫形鸟头把勺代表的是第三代蜀王鱼凫氏的文化遗存的话；那么三星堆第二期后段的无冠无勾嘴鸟头把勺的鸟首形象就应该是柏灌鸟的形象，该期文化遗存就应属柏灌氏王属时期的文化遗存。依此上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前段文化遗存自然就应该与第一代蜀王蚕丛氏有关[4]。三星堆第四期文化遗址其文化面貌与第三期相比虽有时间上的间断，但文化传统一脉相传，没有突变。因此，其创造民族就遗址反映的情况来说，应当与第三期的民族属同一民族。按第三期属鱼凫氏时期，第四期的时代就应属古史记载中第四代蜀王杜宇氏[5]。
但是，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发掘出的大量青铜人头像中可以发现存在两种有明显差异的头像，其中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头像的脸型较短，嘴也较窄，并有接近于写实风格的单圆颐的青铜人头像，而二号坑的青铜人头像脸型较长，嘴也较宽，所有头像均为双层方颐[6]。学者们认为，脸型较长的与我国古代华北类型居民接近，因而应属氐羌系统的古蜀人；而脸型较短者与我国华南类型居民较接近，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为濮、越系统民族。因此，脸型较短者当与濮越人有关。其实，三星堆遗址还发现有第三种类型的人像，关于此，笔者在下文专门论述。
三星堆器物坑的碳14年代测量数据有两个，均出自于一号器物坑，一个数据（试验市编号为97062）的测定年代为前，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520-公元前1470年；另一个数据（实验室编号为97063）的测定年代为前3430+90，树轮较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880-公元前1430年。着两个数据比我们根据考古交叉断代的结论要约早。[7]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说明，至少在3500年前成都平原就生活着两种不同的族群。除了最先来到成都平原的氐羌系族群以外，还生活着一种濮、越系的族群或者是夜郎、靡莫、滇、邛都等南方族群，或者这两系族群都有。我们知道，这两类族群的人们都是善于种植水稻和精于青铜冶炼的族群。考古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在10000年前人们就在种植水稻，7000年前良渚文化就有高度发达的玉文化，而三星堆发现的玉器与长江中下游发现的玉器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特别是玉琮更是如出一辙。
南方族群是在氐羌族群之后来到成都平原的，这没有什么疑问。他们的迁徙路线很可能是沿着长江而溯江而上，如果是云贵高原的民族入川，则可能是沿着乌江入川，或者昭通-宜宾-成都，或者楚雄-西昌-成都一线入川。他们的迁徙过程应该不会是一次性的，其迁徙过程应该是多次、多批，整个过程很可能长达数百年。除了考古发掘发现的青铜人头像有明显不同，表明古蜀存在两种不同的族群以外，古蜀中、后期青铜制品明显增多，陶器制品风格、样式也发生明显变化，玉器样式及制作方法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些都说明古蜀在氐羌人之后，另一种南方人群也来到了成都平原。
南方族群的人来到成都平原后，先到者与后到者应该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或许在南方族群的人刚来到成都平原时曾与氐羌族群的人有过冲突甚至战争，但他们最后还是和解并和平相处了。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后来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青铜冶铸技术，而先到者在那时已经处于猎物越来越少，生存开始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后来者的到来对他们来说不谛是及时雨。
后来者的先进农业技术和成都平原因洪水带来的肥沃土壤与适宜的气候使古蜀人获得了丰收，他们四处砍伐森林，填平沼泽，加固河堤，修建水渠，使成都平原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们破坏了原来的自然生态平衡，建立了新的生态平衡。但常有的大洪水也使得他们损失惨重，他们与洪灾进行了长达千年的不懈斗争，但成都平原的洪灾一直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后，一位叫李冰的太守才领导人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正是由于后来者有着先进技术和突出贡献，他们才得以与先到者和平共处，取得了与先到者同等的地位。这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那些为了争夺地盘和财富而杀得你死我活，与那血淋淋的所谓“征服”，与那以强凌弱的“融合”，不是要好得多吗？古成都平原两大族群的和平共处与和平融合难道不是给我们现代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和深刻的启迪吗？既然古蜀是由两大类族群人组成的，那么，他们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三、古蜀的社会结构。前面说过，根据史籍和传说古蜀共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浦卑）、开明等“王”他们各领古蜀数百年。另据考古发现，在成都平原有多处古蜀时期的大型城市建筑遗迹，如三星堆和金沙遗迹。其中，三星堆遗迹明显是古蜀时期的一个“政治”中心，是古蜀的一个“都邑”。因为在其中有古蜀人的大型祭祀场所，并且包括了古蜀的两大族群人们的神庙，而金沙遗址应该是古蜀人的一个为上层服务的玉石器件和金器具的加工场所。
在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古蜀的大型青铜头像、金面罩、青铜雕像、金杖。一些专家认为这是采借的一种外来文化，认为这种充满神秘王国气氛的文化恰好适应了古蜀王在神权的庇护下强化王权机制的需要。例如，作为神权、王权和财富垄断三权一体的最高象征物金杖的出现，无疑适应了蜀王统一政权并作为群巫之长的标志的现实需要；而大型青铜雕像群不仅显示出物质财富上的垄断和在精神世界中的巨大威慑力量，而且还活生生地展现出蜀王国的神权与政权结构，即群巫从属于大巫、诸王从属于蜀王这一现实的权利结构，也足以使诸神或者诸王对于大型礼仪中心的奢望得到充分满足。[8]很明显，古蜀“国”是一个由两个大族群的若干部落组成的神权异常强大的“王国”。特别是三星堆出土的高达2.6米的青铜大立人，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一位大巫师。这座青铜大立人高高伫立，傲视另外那几十个较小的青铜人头像，显示出无比的威严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古蜀国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与同时期的商、周也有不同。正是由于四川盆地是处于丛山竣岭的包围之中，道路交通条件决定了古蜀与外界，特别是与古蜀相比要强大得多的中原各国交往困难，中原各国对古蜀的威胁基本上不存在。古蜀偏安一隅，其最大的敌人是自然界，是常有的大洪水。他们对外的需求也不过是盐、铜矿等古蜀缺少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一是可以与川东的巴交换（盐），而铜矿资源在云贵地区广泛存在，这些地方比较古蜀而言要弱小得多，古蜀要取得这些资源并不困难。所以，古蜀的“国家”功能并不要求有非常强大的防卫和对外扩张能力，其“国家”功能应该主要体现在对内部矛盾处理、协调上，体现在对付天灾上，体现在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蜀“国”更应该是众多部落为了对付共同的天灾，为了祭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神而形成的一个神权、宗权合一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在“王国”的“首领”异常强悍或者占主导地位的部落非常强大的时候，古蜀国倾向是一个专制主义色彩较浓的集权“国家”，而在其“首领”不太强悍和没有占主导地位的部落时，古蜀应该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类似于解放前大凉山彝族那样分为许多对外团结一致，对内却互相争斗、打冤家的“家支”（关于这一点下文再作阐述）。
那么，古蜀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呢？从古籍记述中我们知道，蜀王是“各数百岁”（见《蜀王本记》），实际上是说统治者是世袭制度，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浦卑）、开明各统领数百年。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头雕像也表明其衣、冠、发式颇为相似，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显然，古蜀是由上层的“国王”、巫师组成，其下面是各部落的奴隶主和较小的巫师。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半成品玉器来看，金沙遗址是一个为上层统治阶级生产玉器、金器的场所。从场所的规模来和生产的金器、玉器的数量、复杂程度、加工难度来看，没有大量熟练的专业工匠是不可能想象的，而一些复杂、高难的金、玉器、青铜器的加工技术没有几代人的技术知识积累、传承也是不可想象的；三星堆以其方圆2.6平方千米的面积，出土大量的为上层权贵所专有的青铜和陶制酒器来看，必然要耗费大量酿酒的粮食；另外，在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大型木结构宫殿建筑和黄忠小区遗址发现的大型房屋遗址及各式各样的精美的金、青铜、陶器物，无一不是出自奴隶们的双手，无一不是由奴隶主们享受。所以，古蜀的下层社会里一定存在大量的为统治阶级生产贵重的金、玉、青铜器的人，也一定存在更多的采掘、运输各种原料的工人，存在大量的从事建筑、冶炼、纺织、酿造和更多的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而这些人多数是奴隶。三星堆出土的两尊双手反绑、无首、跪坐的石雕奴隶像和跽坐青铜人像就说明奴隶们不仅要为统治阶级辛勤劳作，统治阶级对其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些石跪人像的制作材料比青铜人像要逊色，他们的发式既与笄发的青铜人像不属一类，也与辫发的青铜人像有所差异，他们除了社会地位底下以外，族属也可能与辫发的铜人有所不同。[9]充分说明古蜀就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说明奴隶很可能是与占统治地位的那两种人的族属不同的另一族属的人。
因此，古蜀（中后期）应该是一个由两个不同族属的若干部落组成的政权、神权合一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最上层的是世袭的大奴隶主贵族和巫师，在其下的是较小的奴隶主和巫师，而“王国”中也存在大量由这两个族属的人组成的部落族人，他们应该是相对的自由民，而“王国”还存在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主要是为奴隶主们服务，这些奴隶为古蜀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为古蜀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当奴隶，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亲手毁坏了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文章下面将要论述）
四、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特别是那奇特古怪的凸目造型大面具是什么？其寓意何在？古蜀那令人感到震惊和神秘莫测的辉煌灿烂的文明主要来自于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大量青铜人物雕像。这些雕像共有82尊，包括全身人物雕像、人头雕像和人面具。其中，全身人物雕像有10尊，最大的就是那尊著名的大祭师像（青铜大立人像）。他身着华丽的“燕尾服”，双手呈握物状举在其胸口，似乎正在捧着什么东西向神灵祈祷；还有三尊眼睛异常突出的青铜人面像，其中一尊最大的宽达138厘米，高65厘米，厚0.5-0.8厘米的青铜人面像眼球呈极度夸张的柱状，突出眼眶达十多厘米，耳朵像戈一样大小，突出于双颧的斜上方的奇特古怪造型的青铜大面具；还有与真人一般大小，面部表情几乎一样的，但是发式、服式和脸型可分几类的青铜人头像，这些人头像中有几尊的面部敷有金箔。所有这些青铜人像的面部神态几乎完全一样，庄严肃穆，睁着有眼无珠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占去面部一大半的宽度，大大的像戈一样的大耳朵的耳垂上都有耳环孔，都有一个略带勾的大鼻子。在三星堆博物馆里，在这些青铜人像面前你会感到庄严、肃穆，你会不由自主地觉得阴森、恐怖，在这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青铜人头像构成的环境中，你会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3000多年前的古蜀大神殿，正在聆听大祭师祭祖或者是请神送鬼。但是，这些青铜人头像究竟是什么？古蜀人为什么要供奉他们？青铜大立人是大祭师吗？他的手中究竟捧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几尊青铜人头像的面部会敷有金箔？特别是那尊柱状眼球突出眼眶达十多厘米的特大青铜人面具其寓意究竟是什么？
以上这些问题，包括青铜人头像源于何处都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争议。学者们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人物雕像，不但在古代巴蜀地区，而且在夏商时代的整个中国范围内，都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不论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找不到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也丝毫找不到它们发生演变的任何序列痕迹。这就意味着，它们是借用了中国以外某文明地区的文化形式，并且根据蜀人自身的某种需要，制作而成的[10]。本文不对古蜀的这种青铜文化源于何方或者是否有所借鉴作探讨，而只对这些青铜人头像是什么和其寓意是什么作一初步的探讨。
有一种意见认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雕像应为中原古文献中记载的“尸”。有学者已对这种意见进行了反驳，他们说：从《礼记》中有关“尸”的大量记载来看，所谓“尸”其实是用男女儿童作为受祭代理人，从没有任何文献提及以青铜或其他雕像为“尸”。此为古今定论。从夏商周三代“立尸”或“坐尸”的情形，不仅不能证明有什么青铜雕像之“尸”，相反，却正好证明三代本无以偶像代“师”之制，此即古人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由此也证明了三星堆青铜雕像绝不是“尸”[11]。
但是，这座高大的青铜大立人究竟是什么呢？他手里到底握着什么东西呢？笔者认为这座青铜大立人就是古蜀人的大祭师，正因为古蜀是一个君、神合一的所谓“王国”，大祭师应该是他们的最高精神领袖，也有可能其君主也就是大祭师，他们的身份是合二为一的。在古蜀国，君是拟人神，有生命、有灵魂、有意志，是替天行道，为上天的神代言的人神，他们往往要借助祭师的力量来通达上天，来传达神的意志。于是，君也有可能会直接扮演祭师的角色，借助于法器的神秘力量，施展法术（举行各种仪式），俨然成了神的代言人。正是由于祭师在古蜀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所以古蜀人才会铸造这样大的一尊穿着华贵衣服的青铜大立人像。并将其安置在古蜀人的神庙或者宗庙里。
有人感到奇怪，说由于这尊青铜雕像的重心太高了，很容易倒。如果铸造这尊像不是为了要安置在什么地方而是有其他什么目的，那么，他就有可能不是什么巫师了。这尊像能不能立起来，立起来后会不会倒呢？古蜀人是怎么将他立起来的呢？其实这一点都不难，这尊青铜雕像的底座是一个空心的方锥体，只要先在地上埋一个木桩，木桩露出地面的部分做成空心底座的形状，然后将大立人安上去就会非常牢固了。又有人猜测，大立人的双手做捧物状，他到底捧的是什么东西？笔者认为，他一定是捧着一根大象牙，首先，大立人的双手是作环状，右手在上，左手在下，而环的大小与象牙的粗细是差不多的，其次，大立人的双手环握的中心有一个角度差，不在一条直线上，这一点令许多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而这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捧的象牙，正因为象牙是弯曲并略有扭曲的，而且一头粗一头稍细，某一根象牙应该刚好可以安装到大立人的手中。古蜀时期成都平原有许多大象，古蜀人又是猎象的好手，他们把猎象看成是勇武和生活富足的象征，认为洁白、粗大象牙是供奉他们的神和祖先的最好祭品。这就是为什么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会有那么多象牙出土的原因。显然，古蜀人并不是把象牙用来制做工艺品和生活用品，因为从来没有出土过古蜀时期的用象牙制作的这类器物，但是却出土了如此大量的象牙，这只能说明象牙的用途是古蜀人用来祭祀和供奉祖先的物件，也是显示自己勇武和生活富足的标志。因此，在古蜀人的祭堂里，青铜大立人（大祭师的形象）是手捧着一根洁白、粗大的象牙在向上天和祖先祈祷。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最让人感到惊奇，让人感到不可思意的是那三尊眼睛异常突出的青铜人面像，其中一尊超大的青铜人面具，他那双粗大的柱状眼球突出眼眶达二十厘米，鼻子又高又宽且略勾，大嘴宽阔上翘，占去了几乎整个脸的宽度，给人以神秘微笑的感觉，他的双耳既大又尖，向两侧横向伸出。在铜像的前额及两侧的上下，共有五个长方形穿孔，可以通过这些孔将面具固定在像设上。[12]这尊青铜雕像的体量是三星堆所有青铜像中最大的，也是最奇特的。相比其他青铜人像而言，这尊铜像与真人有非常大的区别，而其他青铜人像除了眼睛和嘴有一定的夸张以外，与真人并无太大的区别，并且其他青铜人像的头部形态基本是一致的。只有这尊青铜人像特别夸张，特别神秘。他究竟是什么？是神还是人？如果是人，会是谁？他的眼睛为什么会呈柱状并且突出眼眶那么多？其中有什么寓意？为什么要将他的像做这么大？
有人在看了这尊奇特的雕像后联想翩翩，认为这表现的是外星人，并进而认为古蜀文化有地球外文明的因素，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是不值得相信的。也有人认为这尊青铜人像是神。认为在中国先秦时代，神像突出表现其眼睛，是原始崇拜中具有的特点之一。并举出辽宁建平、凌源县间的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红山文化“女神”的彩绘泥塑头像，其双眼用绿松石镶嵌，显得额外突出[13]。商周时期的单独的铜神像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双面铜神像、陕西城固苏村出土的铜像等，他们的形态都有圆眼突出、双耳尖刺的特点，其眼球中的圆孔还有可能插入其他材料的瞳子（尤其是大洋洲铜神像）[14]。在陕西西安市老牛坡、歧山县贺家村、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等墓葬中出土的人面形铜像，都是镶嵌于盾牌之上用来恐吓敌人的神像，这些神像的眼睛也都是双目圆睁且突出，与普通人的面部造型不同[15]。他们还认为，根据古代文献对一些具有神性人物的描述中，如远古五帝传说中的虞舜，因其眼睛有“重瞳子”，所以名为重华[16]，其形象被汉代的人描绘为“有人方面，日衡重华”或“龙颜、重瞳、大口”[17]。舜为重瞳，其眼睛究竟是一种什么形状，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他的眼睛肯定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才会被视为灵异。（黑体字为笔者所加黑）此外，凸目的形象在中国传统傩戏神面具中也还可以见到。由此可见，三星堆这三具眼睛特别的人形铜面具是神而不是人[18]。
虽然一些学者引用了众多的古籍和考古发掘报告来证明三星堆的那三具面具所表现的是神而不是人，但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所有其他神的眼睛都没有这尊神的眼睛突出，也没有回答这尊青铜雕像的眼睛为什么会这样突出。既然神是人根据自己的形象造出来的，那么，这尊“神像”又是根据哪个人的形象造出来的呢？虽然学者们引经据典，找了很多依据，但笔者仍然认为理由并不充分。学者们举出的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造像的眼睛有三星堆的青铜雕像那样突出，所有那些造像眼睛的突出程度远比三星堆的那几尊凸目造像的眼睛要小得多，也就是说那些造像最多只达量变的程度，还远未达到三星堆凸目造像那样质变的程度。红山文化的那尊“女神”像的眼睛也只不过比常人的稍突出一点，并没有使人感到非常特别，应该是一种平常的艺术夸张手法，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远的不用去找，大家去寺庙看看佛像就可以知道，多数佛像的眼睛也是被刻意夸大了的，特别是金刚的塑像，但最多给人的印象也就是怒目圆睁而已。而古蜀人的这几尊雕像究竟表现的是什么？他们的眼睛如此突出，其寓意何在？要解其中之谜，笔者认为首先应当了解这尊雕像表现的是谁？如果认为是神，也应该知道这几尊造像是古蜀人的什么神？是古蜀人根据什么人的形象造的神？
关于突眼球的青铜像究竟是谁的问题，大多数学者持如下看法：他是古蜀的开国元勋——蚕丛氏。任乃强先生在其所著的《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中考蚕丛氏得名说：“丛者聚也（《说文》）。自聚为集，被聚为丛，故丛聚之字并从取。蚕丛氏始聚野蚕于一器而采桑饲养之，使便于管理。结茧于簇，则茧无遗佚。选蛾交配，则种可优良。产卵于皿，则卵不散乱而便于冬藏控制孵化。凡此种种，皆今世养蚕者遵奉之法而导始于聚饲者也。野蚕性不聚食，共初强之聚食，须经多次失败。迨其成功，则使制丝之术成为一次飞跃，故世遵行其法者敬之，颂为‘蚕丛氏’。不言丛蚕而曰蚕丛者，羌语宾语在谓语后。盖其时蜀族仍为羌之一支，群羌称之如此。”邓少琴先生《巴蜀史迹探索》引《诗经.圝风.东山篇》“蜎蜎者躅，蒸在桑野”指出说，“躅（躅通蜀）为野蚕，经蚕丛氏之驯养而为家蚕，此为古代蜀人大发明，故以蚕丛称之。”
我国典籍中的蚕桑之神大致有三：其一为嫘祖娘娘。宋代高承《事物记原》卷九：“黄帝四妃西陵氏（嫘祖）养蚕为丝。”因她教民养蚕缫丝，被祀为神。嫘祖娘娘已被证明为出生于岷江上游的氐羌-蜀人氏。其二即为青衣神——蚕丛氏。《三教搜神大全》卷七载，蚕丛常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死后，乡人感其德，为之立祠祭祀。冯鉴《续事始》引《仙传拾遗》则载：蚕丛，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给民一蚕，“民养之蚕必繁孳，罢则归蚕于王。”其三为蚕花娘娘，亦称“蚕姑、马头娘、马头神”。起源亦早。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四说：“古时，有人远征，家惟有一女，并马一匹。女思父，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吾将嫁汝。’马乃绝缰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还。后马见女辄怒而奋系，父怪之，密问女，女具以答。父乃射杀马，曝皮于庭。女至皮所，…皮蹶然起，卷女而行，父还失女。后大树枝得女及皮，乃尽化为蚕，绩于树上。”
马头娘的故事亦广泛流传于川西。其实，嫘祖-蚕丛（青衣神）-马头神传说在四川民间乃属一回事，或曰三蚕神实为一神，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纵目。早有《荀子.赋篇.蚕赋》即说蚕“身女好而头马首”，以为蚕首如马首，而马目即似‘纵目’。任乃强先生以为，之所以以蚕首比马首，系因‘蚕丛出于牧羌，善养马，既又创养蚕，恒以良马和蚕丝与华夏贸易，故华人谓‘蚕与马同气’。于天驷为蚕，天马为丛辰，护持蚕命。故俗于饲蚕之月禁杀马，而绘蚕丛神像作马头。华夏周秦之俗如此，汉魏晋世亦当如此。故晋人传马头娘故事（崔豹、程雅皆晋人）[19]。
而又根据传说和《华阳国志.蜀说》说，最早的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一些学者对“纵目”一词也有其他解释，还有一些人认为“纵目”是额头中间长了一只眼睛，并与传说中的二朗神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不管怎么说，传说中的蜀王始祖——蚕丛氏的眼睛非同一般则是可以肯定的。（文中黑体字为笔者加黑）
由民间传说和古籍我们可以得知，古蜀人的一部首先发明了养蚕、缫丝，该部落因此而被称为蚕丛。后因该部落一女子嫁给黄帝（黄帝之四妃嫘祖）和另一女又嫁与黄帝之子昌意而将养蚕、缫丝技术传与中原大地，而嫘祖后来却成了中华大地上缫丝业的祖先，但嫘祖实际上只是将蚕丛部落早已有之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黄帝部落而已，她本人并不是养蚕、缫丝技术的发明人。养蚕、缫丝技术的输出是历史上古蜀人第一次伟大的技术输出，是一次伟大的技术发明，也是古蜀人最伟大的技术输出和技术发明，现在怎么评价这次技术发明和技术输出都不为过。一般来说，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已经有了社会分工，女人主要负责采集和饲养。因此，古蜀部落的一位妇女在采集时发现野蚕吐丝结茧并进而发明了缫丝、养蚕，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当古蜀的这位伟大的妇女发明养蚕、缫丝后，她自然会被族人尊为神，并进而奉为本族的首领。就象现在如果某人有重大的科技发明，会被人们和社会加上许多耀眼的光环一样，这位伟大的古蜀妇女更会被其族人神化。
那么，后人为什么会将其描述成一个双眼成柱状突出的神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位伟大的妇女应该是一个甲状腺亢进病患者，甲状腺亢进是一种病因和发病机理不明的疾病，有人认为病因是垂体促甲状腺分泌过多，还有人认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所致。这种病的特点之一就是眼睛呈恐怖状突出，而且这种病妇女的患病几率比男人要高得多，女、男之比在1：4-6之间。在古蜀时代，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患了常人看来有些奇怪的病，会被人们认为是魔鬼附体，说不定还会被族人赶走甚至处死。但是，这种“缺陷”发生在一个被族人认为是有不可思意的重大发明的人身上，她身上的缺陷就不会被认为是缺陷，而会被认为是异于常人的神奇之处。蚕丛部落的这位伟大妇女因身患甲状腺亢进症，双眼突出，本来是一种疾病，一种身体上的缺陷，但就是因为她发明了养蚕、缫丝，为古蜀人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而且这个贡献在族人看来是那么神奇，所以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有神佑，并进而被人们尊为神。这位伟大的妇女最终就成了古蜀的一个神和古蜀人的第一位“国王”，并且是古蜀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位伟大的神，而神身上异于常人的地方当然就是优点了，并且她眼睛突出的特点会被人们一代一代地夸大，直到一千多年以后她的眼睛就被人们夸大——神化成三星堆遗址里的样子了。但为什么在“祭祀坑”里出土了三尊大小不一而造型基本一致的凸眼青铜人面具呢？有学者根据这一点提出质疑，认为如果说那具大的凸目青铜造像是蚕丛氏的话，作为古蜀人的始祖的造像应该只有一个，而在三星堆二号坑却出土了三个，那两个是谁呢？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三尊青铜造像应该都是表现的同一个祖先，即蚕丛氏，只是这些青铜造像的应用场合不同罢了，大的凸目造像应该是固定在古蜀人的神庙里供人祭拜，而小的青铜造像则用在其他场合，比如移动的场合。我们在同一个寺庙里不是经常可以看见有多尊同一佛的造像吗？
由于古蜀没有文字，后世人的记述当然就只能是根据人们的传说和作者的附会。于是，古蜀第一代蜀王的“纵目”问题就成了一个谜。应该说，三星堆“祭祀坑”中凸目青铜雕像的发现为我们解开蚕丛氏“纵目”的真相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实证。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中还出土了数十尊与真人头大小相当的青铜人头雕像。这些头像的面部表情基本一致，都带有一种严肃、神秘、庄重的表情，只是发式、服饰和脸形有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中，有几尊头像的面部包敷有金面罩。这些青铜人头像究竟是古蜀人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古蜀人的神还是他们的祖先？为什么有几尊头像要包敷黄金面罩呢？
面对这一大批青铜雕像，尤其是其中的青铜人头雕像，学术界对他们的性质、功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似乎一时无法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头绪，找不出它的发生演化脉络。学者们一般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全球最早利用青铜制造雕像的，黄金面罩最早也是产生在美索不的达米亚，而最著名的就是古埃及的图坦卡蒙木乃伊脸上所覆盖的黄金面罩。而在古代中国却似乎没有这种传统，但三星堆青铜雕像的发现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古代中国不但有青铜人物雕像和用黄金做的面罩，还很精美。因此，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这些青铜雕像是由西亚传来的。那么，三星堆的这些青铜雕像会不会是外面传来的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也是要解决这些雕像是用来做什么用的。那么古蜀人做这些雕像干什么呢？有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像既然是出土于“祭祀坑”，所以应该是具有宗教祭祀礼仪功能，换言之，这些青铜雕像是古蜀人在一次宗教祭祀活动后将其掩埋的祭祀品。但是，首先，这种假设是在肯定“祭祀坑”就是起祭祀作用的前提下做出的，而“祭祀坑”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其用途现在还有相当大的争论，如果“祭祀坑”不是用来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而是有其他的用途，或者这个“祭祀坑”本不是用来掩埋坑里发现的那些器物，而是原本要掩埋其他祭祀物呢？如果是这样，其假设就从根本上站不住脚了。其次，应该没有哪个民族会奢侈到将这样大量的贵重器物砸毁、掩埋的，就是其敌人也不应该这样，更不要说是自己举行宗教祭祀活动所为，何况如果认为凸目大雕像是古蜀人的祖先的话，就更加不可思议，哪有将自己祖先的造像这样砸毁掩埋呢？
笔者认为，这些青铜雕像应该是古蜀人历代王或者首领的造像，他们原本都是放在古蜀人的宗庙里的。古蜀人是信奉祖宗崇拜的民族，这些雕像即是他们的列祖列宗。古蜀人的这种习俗（铸造青铜人头像和在头像上覆盖黄金面罩）有可能受到外来的影响，如四川盆地经云南-缅甸-印度的通道有可能在那时就已开通，西亚的某些技术、意识也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古蜀人。但是，古蜀人的这些头像的艺术风格与西亚或埃及的头像在艺术风格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如西亚及埃及的头像比较写实，而三星堆出土的这些头像却比较抽象，最显著的不同是三星堆的头像除了那几尊显然是奴隶的造像以外，都是有眼无珠。前面笔者已经论证了那具凸目的雕像就是古蜀人的第一代王——蚕丛氏，既然蚕丛的雕像都在“祭祀坑”里，而且该雕像是古蜀人最伟大的祖先，那么其他的雕像为什么就不会是古蜀人的祖先呢？最伟大的祖先的造像当然应该是最大的，而其他祖先的头像当然就要小一些了。其中那几尊覆盖有黄金面具的青铜头像就应该是在古蜀历史上有过伟大贡献的祖先了。因此，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里发现的这些青铜人头雕像都应该是古蜀人的列祖列宗的头像，他们原本都是放在古蜀人的宗庙里供人祭祀的，由于古蜀人没有文字，古蜀人将其祖先铸成头像放在宗庙里也是他们记录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被人砸毁后扔进了“祭祀坑”。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五、三星堆文明是怎么被毁灭的？我们现在知道古蜀有非常高的文明，发达的青铜冶铸、玉器制造和黄金制造等技术以及那与中原地区那么不一样的风格，文明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