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lS3赛季我是黄铜3段位，S4没打，S5赛季定位赛如果10局赢8、9局，会定在什么段位_百度知道
lolS3赛季我是黄铜3段位，S4没打，S5赛季定位赛如果10局赢8、9局，会定在什么段位
我有更好的答案
白银2左右，现在排位系统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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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4到白银1，这个根据影藏分和战损来决定的，影藏分和战损越高，段位也就越高，可以上百度查影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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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外在白银分段，我认为可能是白银4左右。
绝对还是青铜，因为你隐藏分太低。估计青1或2上白银我跟你姓
记住，新赛季并不是把隐藏分也刷新了，所以←_←
应该在白银1
白银1到黄金5
最高青铜五
可以在百度查查隐藏分
结果是白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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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lol2018赛季排位赛定级异常怎么办 lols8定位赛打完了是黄铜什么时候修复
&&lol2018赛季排位赛定级异常怎么办 lols8定位赛打完了是黄铜什么时候修复
lol2018赛季排位赛定级异常怎么办 lols8定位赛打完了是黄铜什么时候修复
13:38:13来源：9553编辑：9553资讯编辑
lol2018赛季排位赛定级异常怎么办，国服已经有不少这种例子了，韩服的话更不用说了，据说faker都是定位在了黄铜段位，那么排位赛定级异常什么时候修复。
授权：免费版软件大小：3.38GB语言：简体中文
英雄联盟拥有海量特色个性的英雄、自动匹配的战网平台，包括天赋树、召唤师系统、符文等丰富的元素，让玩家感受全新的英雄对战。
lol2018赛季排位赛定级异常怎么办
在1月16日新赛季排位赛开启后，部分用户反映在完成定位赛后出现所定段位与战绩不符的情况。经过排查，是由于定位系统出现问题，导致部分玩家定位异常。目前已经找到问题原因，并已经完成修复。我们将在1月18日逐步开放全区排位赛功能，敬请留意。
对于定位异常的玩家，您只需要再进行一局排位赛即可恢复至正确段位，还未完成定段的玩家不受影响，可以正常完成定位赛。
希望此次事件未影响您参与新赛季排位赛的热情，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的大力支持!
关键词： lol
热门游戏开服表上赛季黄铜2这赛季定季赛10句全胜能到什么段位_百度知道
上赛季黄铜2这赛季定季赛10句全胜能到什么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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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白银一了吧,我是一场没打过然后定位赛十场三负是白银四.十局就算全胜拿到的段位也是不一定的 最好的应该是黄四了输一局
影响很大的
定位赛最好的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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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lol灵活排位现在黄铜一，排位赛能定到什么，打那个排位赛季末给东西
我有更好的答案
单双排定级赛延续你上赛季段位的隐藏分，然后看你打怎么样。至于赛季奖励，两个排位赛都有，但应该会不一样，两者是两个独立的模式，都有各自的赛季奖励我lol灵活排位现在黄铜一，排位赛能定到什么灵活组排不影响单双排定级赛，你是黄铜和王者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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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赛季奖励已经发放了。所以就算达到也没有了下次早一点去上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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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陈凯歌访谈：“变化的目的是为了不变”　　　　 09:51:45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上海)　《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实习记者周/上海报道　　　　“变化的目的是为了不变”　　　　—— 陈凯歌访谈　　　　[被屏蔽广告] 　　 　　　　不让这么大一个市场的观众去臣服于好莱坞，我们这些干电影的，不管怎样，总是要做点什么吧　　　　一直以来曝光率颇低的陈凯歌，因为《无极》的宣传，在短短半个月里，极其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各种角落。他一遍遍讲着差不多的话，一遍遍地希望大众去看他的新作，一遍遍地顺应着某个摄影记者的要求——“来，陈导，笑一个！”　　　　《无极》上海首映当天，陈凯歌接受了《望东方周刊》的采访。在采访期间，陈凯歌起身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对方似乎是一家院线的经理，来向他报告首映票房大卖的喜讯。　　　　《望东方周刊》：先来谈谈《无极》，很多看过的人都挺失望，觉得这部电影看不到你个人的一贯风格了。　　　　陈凯歌：不是没有我自己的风格，只是使用了新的表现手段。如同我过去一样，我认为人不能简单地分成黑与白。人性方面既有光亮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这是我在电影中一贯坚持的东西，在《无极》中也得到了延续。　　　　这部电影虽然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像魔幻、情爱、动作等，但归根到底，内核是可以触摸的，是今天现实中的每个人可以感受到的。其实这部电影最后表达的就是爱和希望。　　　　《望东方周刊》：你说过，在这部电影中，昆仑是你某种理想的寄托。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你向往成为昆仑这样以单纯作为力量生存的人，但现实却让你不能成为这样的人？　　　　陈凯歌：不知道为什么，长期以来让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知识分子。其实我只是比较认真，一直觉得面对公众的时候应该是比较严肃和郑重的（笑）。其实我本人在生活中并不是这样的，只是比较喜欢思考。说到单纯，其实我自己也成熟不到哪儿去，我一直不太懂得圆滑地说话做事，比较情绪化和直率。这点也是我跟陈红能过到一块儿去的原因（笑）。不过，“不思而行”已经不太好用了，现在已经越来越“思”了，所以，有时候想想，真的要做一个俗到底的人，也是需要勇气的。惟一的遗憾是，没有以前这么有劲了。特别是在这个变动很多的时代里，大家好像都处在一种没什么精神，不太来劲的生存状态。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科技的进步、特效的大量使用包括大片概念的流行，是拓展了中国电影的空间，还是限制了中国电影的空间？　　　　陈凯歌：越来越多的观众也开始喜欢和认可这种通过大银幕制造出来的时尚。说实话，我原先是很反感这种特效的，但后来，我发现不该对特效抵触，我们不能再来这种闭关自守。特效只是一种电影手段，你做自己的电影，不需要可以不用，但需要的话，就要用。比如《无极》中满神和小倾城的对话，这种中国水墨画的意境，不是光靠我们人为努力可以完成的，特效能把这种想像力衍生，帮助我们更好地释放。　　　　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中国电影面临困境，怎样使其脱离困境，不让这么大一个市场的观众去臣服于好莱坞，我们这些干电影的，不管怎样，总是要做点什么吧。　　　　《望东方周刊》：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认为现在的你和最初有着一种电影理想的你是不是不太一样，发生了挺大的变化？　　　　陈凯歌：其实这个国家，这个时代以及所有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为什么这个电影没有具体的时代，我觉得就像现在很多人在网络游戏中并不在乎这游戏发生在什么年代一样，实际上，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些边界被撤除了。　　　　但我想，就我自己来说，变化的目的是为了不变，相信在我的电影中仍会有我自己的情怀。而且，我认为人生这个过程，就是要不断地去适应社会。不是去做一个与社会对着干的人。因为很多事情，不管你怎么痛苦，都无法扭转大势，无能为力。所以，抱着一种乐观好玩的心态去看这件事，你还是会发现很多选择与改变的机会和需要。　　　　《望东方周刊》：在你所有电影作品中，《无极》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　　　　陈凯歌：我觉得在这个电影中间有一点，可以说是不同。我的成长背景决定了在我内心深处是有一些悲苦的。但我自己感觉到，在这个电影中间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就是有一些梦想，有一些希望。我们可以去想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个电影中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完全的相互不信任。信任是电影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只要大家不避讳，可以说我们今天就是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但从一个电影导演的角度讲，我觉得人与人是应该相互信任的。电影应该给人以美好的东西，在《无极》里就是梦想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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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市》：我是一个天真的人 　　出处: 百灵新闻 　　　　　　　　　　 日期:
　　 　　　　　　外界跟陈凯歌的联系一般都要通过陈红，我也不例外。陈红先是让我给她一个访谈提纲，又让我给她速递过去一本杂志。等我再打电话的时候，她又问我《大都市》的主编和编辑都是谁。我以为她想找个认识的人什么的，于是，我说你等一下，我找来一本杂志，从社长开始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念了一遍。挂断了电话，我才突然明白原来她在考我。我马上拨了电话把自己简单介绍了一下，她这才放了心，说：我们碰到过冒充记者的人。　　　　　　 　　　　　　我和陈凯歌约在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见面。谈了大约20分钟的时候，陈红领着他们的儿子果果来了。几分钟以后，她领着孩子去花园里玩去了。 　　　　　　陈凯歌的电话响了，是陈红提醒我们时间快到了。 　　　　　　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和司机迈着懒散的步伐走了，他们穿过大堂的咖啡厅，里面是嗡嗡的人群，没有人找他们签名。 　　　　　　低级趣味也是一个趣味 　　　　　　苗野：我觉得中国的电影还没有开始，不管是第几代，还全是铺垫。 　　　　　　陈凯歌：你可以这么说，但我不同意。 　　　　　　苗野：我该怎样理解中国电影？ 　　　　　　陈凯歌：我这方面帮不了你的忙。 　　　　　　苗野：你是怎么理解的？ 　　　　　　陈凯歌：我是一个阶段论者。我觉得该走的路都得走，落不下。我觉得我们曾经有非常好的机会去发展，成就一个比较大的事儿，但是我们把这个机会放过去了。 　　　　　　苗野：这机会是什么？是80年代末吗？ 　　　　　　陈凯歌：80年代末出现了好的兆头，因为每一个做电影的人，对电影的感受都不一样。可是在通常环境下我们都不能按照个人的思想去做。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宽容”这个词，我们的社会不是不够发达，但从文化上讲，我们根本就不是开放的态度。　　　　　　 　　　　　　苗野：我们没有经受过文化启蒙，就没有好奇心。 　　　　　　陈凯歌：电影是什么，电影根本就是梦想的产物，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梦想。我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也是非常的狭隘。创作的这种自由，就像在西方的法庭，当我们不能证明有罪的时候就是无罪，在中国当你不能证明你无罪的时候就是有罪。其实在西方拍电影也有许多的限制，什么事都有条有章，比如说你的电影中是否尊重女权等等。还有，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电影太过隐讳，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特定时代特定环境造成的，它必须通过曲折的途径曲折地表达。　　　　　　 　　　　　　苗野：你最近的几部电视剧都很商业化，比如《吕布与貂蝉》、《和你在一起》，都追求搞笑和荒诞的效果。 　　　　　　陈凯歌：其实我这人没有什么低级趣味，可是张爱玲说了：文学的作品也好，电影也好，是要有一定的低级趣味，因为低级趣味是存在于广大的群体当中的，而且这种低级趣味往往有它的真知灼见在里头。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商业上的操作就不对了，其实它讲的是人性。再看看《红楼梦》，也充满了低级趣味，它里面的姐妹们虽然都在老太太的屋里呆过，但是都是得理不饶人，一个比一个狠，而《红楼梦》的好看就在于她们的伶牙俐齿。从张爱玲再到钱锺书，都是这样的，其实像钱锺书这样的学者，他本人怎样我不知道，但是他写小说就明白要有低级趣味，不然谁看。换句话说，这也是电影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这又是过去我们不可接受的。　　　　　　 　　　　　　苗野：你原来不接受吗？ 　　　　　　陈凯歌：至少我觉得没那么重要，现在我是觉得低级趣味也是一个趣味。 　　　　　　信仰要有天真才能存在 　　　　　　苗野：你这几年无论在影视理念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有一些变化。 　　　　　　陈凯歌：是潜移默化。我原来对生活一直是抵抗的，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毛泽东对中国的巨大的思想贡献，就在于他的反潮流精神，但是现在我对世界的看法变得更加宽大。这个变化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如果人长久不变，要么就是愚蠢，要么就是胆怯。很多人不变就是因为胆怯，手上捧着什么东西怕把它摔了。　　　　　　苗野：跟生活彻底和解了？ 　　　　　　陈凯歌：当然不是，仍然有抵抗的态度在里面。这从我最新的片子《和你在一起》里可以看得到，我好像一直对我们百年以来所形成的所有的价值观有所怀疑。比如我对现在这种全民沉浸于安乐的这样一种氛围是极不认同的，有太多的不健康因素，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去扮演导师。　　　　　　 　　　　　　苗野：是不是宽容一些，自己也活得比较舒服？ 　　　　　　陈凯歌：我从来就不相信对抗。我没有跟任何人矛盾什么，因为我自认是有宗教情怀的人，宗教情怀并不意味要皈依某一宗教，艺术其实就是一种最高的宗教。虽然有时候觉得谈艺术是一件很羞耻的事，但从古到今，任何时候，艺术都是有光亮的。　　　　　　 　　　　　　苗野：你信仰艺术中的什么？ 　　　　　　陈凯歌：当我告诉你我信仰什么的时候，我就没有信仰了。 　　　　　　苗野：太虚无了吧？ 　　　　　　陈凯歌：一点都不虚无，我在写我少年自传的时候就说过了。信仰是要有天真才能够存在的，但在我们国家哪有天真？到处都是狡猾，生活是自然的状态，当一个人太想保护自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天真起来？天真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吃亏的。　　　　　　 　　　　　　苗野：容易受伤害的？ 　　　　　　陈凯歌：对。在我拍的电影里头，我总是放进一个天真的人，虽然他是被不天真的环境所包围着的。比如拍《霸王别姬》的时候，我就放了程蝶衣这个人物。我记得，王安忆看完电影后说：这个人物不错，为了艺术把自己给搭进去了。程蝶衣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周围一切都在变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是不变的，也正因为他的不变，他成了一个最亮的点，成了所有人的中心。在他思想形成的一瞬间就是：所有的女人都不如我。他对完美的追求并不在于具体的爱情，就像茨威格的小说里面多次表达了这样的主题，一个人的爱的对象最后变成了对一个完美的自我的憧憬，不仅仅是一个被爱的对象了。所以，当故事发展到这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东西被升华了，其实在艺术中能够得到的最大的满足也就是这样了，它突然让你超越了一切的藩篱。这也是一个创作的规律，当你看一部作品却没有被打动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升华的过程没有完成，你得到的仅仅是感官上的美。　　　　　　 　　　　　　苗野：片子中这个天真的人是不是就是你自己？ 　　　　　　陈凯歌：是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天真的人。所以我的一些电影，有一些观众说看不明白，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我跟世俗的事物没有那么多的纠缠，但是作为一个好的作品是需要做这种纠缠的，但是最后你要想办法脱身，不能陷在里面，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广大的受众是对这种纠缠有兴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迷张爱玲，就是因为喜欢她小说里的世俗的纠缠。比如我问一个台湾朋友，看完《霸王别姬》后你喜欢什么？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菊仙让程蝶衣去救段小楼，而程蝶衣不去，我看到了两个女人之间的争风吃醋。 　　　　　　人生的主要课题就是逃避　　　　　　 　　　　　　苗野：我觉得你对待生活比以前从容了。 　　　　　　陈凯歌：我跟陈红在一起生活以后，找到了一种安全感，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各个阶段的生活状态都反映在我的电影里，这是谁都逃不了的规律，所以当我的某部电影不够好的时候，一定那时候的我不够好，我够好的时候，可能我拍得比较好。能够有智慧的阶段是要经过失败才能得到的，比如说《风月》，我觉得《风月》也是一部好的作品。　　　　　　 　　　　　　苗野：为什么别人都说不好？《风月》是不是你第一次尝试与低级趣味纠缠？ 　　　　　　陈凯歌：它不是低级趣味，它的趣味可能太过高了一点。在创作上有一个定律：你要你的人物一定要可爱。可是我在拍《风月》的时候，我就不想要这些人可爱，这就违反了低级趣味的定律，当时我想表达说：人生的主要课题就是逃避。逃避是我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状态，所有人都在逃避。　　　　　　 　　　　　　苗野：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陈凯歌：一样的，还都在逃避。 　　　　　　苗野：你刚才说中国电影80年代末有一个特别好的发展的机会，您能否具体地说一下，是什么样的？ 　　　　　　陈凯歌：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们在电影学院学习，从业务角度，我们学到的东西没有今天这么规范，但是在那个阶段获得的最大财富就是：我们有想象的自由，我们可以设法想象我们能创造出什么。我们一方面有自由的精神，而另一方面，恰恰那个时候计划经济还没有被打破，国家投资，虽然成本不高，但没有商业压力，所以那个时候的综合条件本来可以产生出一批精品电影的，可是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一个两次战争中间喘气的时期，这是两道门之间的一道光明，你说伊朗为什么会出现阿巴斯这样的导演，他就是在这样的时机出来的，其实整个第五代的导演都是这样一个时机的产物。80年代末以后，我觉得战争又开始了。 　　　　　　一定要变化，变是绝对的　　　　　　 　　　　　　苗野：你怎么看现在的导演？ 　　　　　　陈凯歌：现在的这些导演，一个个都是别别扭扭、踉踉跄跄、跌跌撞撞的，不管是商业上的还是艺术上的，都出现了一种很不自在的状态。为什么我们老说美国电影强大，美国电影有没有艺术化的作品？有。但是美国的人文价值比较高的电影全部是在大的商业电影的底盘上生发出来的。没有巨大的商业底盘，这些作品都不可能成功的。反过来再看中国的电影，造势越做越小，本钱越做越少，盘子越做越小，最后是放手一搏。　　　　　　 　　　　　　苗野：你说的这些让我想起了同样是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所说的话，他说：第五代导演没有走完自己的路，已经全部被经济大潮所淹没了，已经完全没有了最初的那种对电影本身的关注精神。　　　　　　 　　　　　　陈凯歌：不能完全同意，但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他说的是对的，但是请问完在哪儿，路的尽头在哪儿。其实这个路也没有底，如果认为这个路有底的话就是大错特错，除非是第五代的导演在30岁的时候全部死光了。如果不是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就是说，神龙变化，见首不见尾，一定要变化，变是绝对的。我觉得壮壮的观点有点太过文人化了。　　　　　　 　　　　　　苗野：陈红都成了你的经纪人了，所有的琐事她都管。 　　　　　　陈凯歌：我这个人在具体的生活中简直就不能自理，比如说丢三落四，经常忘事，如果她不帮我，我就一塌糊涂。 　　　　　　苗野：她是照顾你的生活的？ 　　　　　　陈凯歌：我们俩是爱情。如果你有爱情的话，就知道那是什么。我们不会像别人那样在一起时间长了就烦，就成了一种煎熬，我们俩分开了才是煎熬，我想这就是爱情吧。
　　访谈：一半是虞姬，一半是霸王--与陈凯歌对话
　　 　　http://ent.sina.com.cn 日10:23 新电影 　　 　　这话是不会错的：陈凯歌是个矛盾重重的人，你对所有艺术家(搞艺术的)都可以这么撕碎了再拼贴起来看；他有上升到民族与文化的大我的困境，也有精微到欲望和隐私的小我的谜团。比如你看[霸王别姬]，那里有把一个世纪的芸芸众生、家国风云当作一场戏看了演了说了的陈凯歌，那纵然不是“背负青天朝下看”的指点江山，也是“阅尽人间春色”的沧桑谈笑，那把一个深远壮阔的史诗视同掌上之纹的气度魄力，倒很像那个精神上始终站在昆仑之巅问谁主沉浮的领袖诗人。然而，这[霸王别姬]何尝是一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话？那人[被屏蔽广告] 　　戏不分的姬，那颠簸风尘的妓，那外强中干的霸王，以及那么多主宰或匍伏于世上的丑类和草民，有哪一个不是活脱脱蹦出银幕半个身子把你的灵魂往戏里头拽的人啊(他妈的有血有肉的人)！这究竟是谁的人生和谁的戏台啊？是谁在唱哀娩奈何的虞姬，谁在演跪在地上的霸王？这台在滚滚红尘中超凡脱俗，跨越了时间永恒，但绝非渺茫神话的大戏，你以为是天作之合吗？你以为那个在自传《少年凯歌》中剥判毛泽东的陈凯歌背负了什么使命吗？谁知道呢？谁又何必知道？一个人造了什么样的戏台又演了什么样的戏才能成为悬念呢/——哈哈，这突然间就有意思了，我亲爱敬爱的朋友和大师——我看见他仿佛和我们那位伟大的领袖诗人、曾经的红太阳，并列站在昆仑之巅，纵然在精神和龙威上相差悬殊，但在气质和高傲上却不让分毫——就是这么个人，他神情悠然地倚在我对面的椅子里，蓦地高吊了一句道白：　　　　　　我就是程蝶衣，程蝶衣就是我！　　　　　　(程蝶衣道：我就是虞姬，虞姬就是我！)　　　　　　什么叫艺术的人？是纯粹的透明的人吗？还是复杂的遮掩的人？　　　　　　而有多少个破碎的陈凯歌在唱那一台人戏不分、雌雄莫辨的“霸王别姬”？　　　　　　——有血有肉，这事是没法弄清的。　　　　　　我们在那个饭店的21层，有点狭小和低矮的咖啡厅等了一阵子，陈凯歌就来了，极自然的像尊佛——身型高大，灰西装，脚下穿了双布鞋，一脸木然，眼皮耷拉的厉害。中间人介绍时，他恩恩地应，眼皮绝对不抬，握手时也这样，当然不是困乏，而是一个身份。他后面跟着个女菩萨，在别处就叫她陈红，在这应叫陈夫人，比镜头里漂亮少说三分，摄影师后来对她讲：你比以前瘦了，骨感了。我觉得也是，被滋润的是陈大师，他拾靠窗的椅子坐下，我说的没错，他极自然地又像尊坐佛。　　　　　　这种采访其实是个冒昧的事儿，快感全都在受访的人那里。另外，我这个记者当的也不是个职业的，每到采访，总是越看背景资料，越觉得没什么问的。我是前一天晚上紧急准备的案头工作，囫囵看了有关陈凯歌的两本书，一本是他自己写的叫《悲欣交集》，是个随笔集子，大约是他1984年到1995年写的一些东西，包括访谈录，里边有篇《秦国人》是写张艺谋的，很有功夫。但写的最好的仍是他所亲历的“文化大革命”，文字所及，时常令人心惊肉跳，他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是发自灵魂的，我觉得应该被放在教科书里。　　　　　　尊重应该从了解中来，如果只是冲着名气，那个尊重是轻浮的。陈凯歌的修养，从前只是听说和感觉，而就是这个晚上看的几篇文章，特别是他写自己的身世、父母，写自己的茫然恐惧和随波逐流，那忏悔中的坦率令人肃然起敬，那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思辨的负重，也令人感慨。而他的电影我只看过[霸王别姬]和[荆轲刺秦王]，[黄土地]看过一点，我不觉得这种单薄的积累会妨碍这个采访，恰恰相反，这倒能让我少在他的电影中纠缠，或者说，一部[霸王别姬]，谈一个陈凯歌就够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那晚看的第二本书就是《陈凯歌电影论》，作者是陈墨，我很惊讶，他能把陈凯歌的电影写出洋洋四十余万字，堪称专家。我一目十行，十行一页地看了个大概皮毛，觉得陈氏电影以被分析到家了，甚至可能没必要分析得这么到家。这本挺闷的书可以给专研陈凯歌的人推荐。当然，我是在这本书的最后发现了有关陈凯歌的宝藏，这个埋的很深的宝藏恰恰印证了我的感觉——这位给中国文化拍电影的夫子，其本人是个谜。当然，这可能并不重要，因为那是他个人的事。而中国文化显然更重要，只是它大的没边儿，说起来就跟无法抵达的地平线似的，是个思维的玩笑。　　　　　　所以，说到底，我也不知道这个访问是冲什么来的，他始终像是一尊佛，一个看透了什么的遗老，只是不久就撩开了眼皮，算是鲜活了起来。　　　　　　——————闲扯——————　　　　　　记者：您打算什么时候拍那部[毛泽东传]？　　　　　　[他完全没有准备，在椅子里蠕动了一下，对本人的这个巨大而浮夸的问题报以一声怜悯的叹息。]　　　　　　陈凯歌：我不是特别要去拍毛泽东......倒是有西方制片人找我谈过这事，但你知道，具体操作起来有困难。写哪一段，怎么表现，不容易。　　　　　　[在这么个小资情调的咖啡厅里谈毛泽东绝对十分可笑，不过这种反差和别扭也怪有意思的。我看的出他一开始根本没有进入状态，或者说不想进入什么状态。他在想别的什么事呢。我把那本书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他无动于衷。]　　　　　　记：这本书是写您的电影的。　　　　　　陈：是吗？啊，我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但没看过。　　　　　　记：书里说您特别想拍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电影。　　　　　　陈：现在机会和条件都还都不成熟。　　　　　　记：如果您可以拍的话，是要拍自己的事吧？　　　　　　陈：这个想法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还谈不上，因为我没有这个计划。　　　　　　记：您在自己的自传《少年凯歌》里，对文革的经历写得很投入。　　　　　　陈：我是把想说的都在书里面说了。　　　　　　[我希望他能缅怀和抒发自己的年轻时代，但显然是徒劳的。我意识到了代沟的存在，他恐怕不会按我的需要去讲他的历史。]　　　　　　记：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您在自己的书里对毛泽东的评价占了很大的篇幅，那是一个很浪漫化的剥析。我通过您对他的剥析，好像能感觉到当年你那一代人所具有的拯救世界的欲望。　　　　　　陈：(沉默一阵)关于对毛泽东怎么看，作为一个个人和作为一个政治家是不一致的。这里边还有很多悬念。作为个人来讲，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我是那个时代长大的，当然会有很多想法，那时那样一个世界，那样一个社会，总觉得有很多不合理、不公平的地方，需要自己去改变。说穿了，这是所谓的“理想主义”吧。当然，今天的年轻人眼里已不知道这四个字(理想主义)是确切指什么了。　　　　　　记：您看上去这次很失望。　　　　　　陈：我不大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会讨论什么。但“理想主义”在今天似乎是个过时的概念，没有人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人生观，多半只认为这是陈腔滥调。　　　　　　记：也不完全如此，我们只是更现实，想钱的时候多一些，不择手段的时候多一些。这些也不能说是我们的错，这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陈：钱，对了，你们都关心钱，(笑)这没错，钱可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思想没有了。　　　　　　记：您对您今天的生活方式满意吗？　　　　　　陈：我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我的生活很简单，就是和我媳妇过日子。　　　　　　记：(笑)您是个大师。　　　　　　陈：(笑)我可不是大师，大师是被用来在火上烤的。我做不了大师，黑泽明才是大师，活着的时候被人骂，死后别人才明白他的事是个大师的事。但活着的时候被人骂的滋味可不好受！　　　　　　[他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状态。他点了瓶矿泉水，喝了之后表情丰富起来，眼睛里充满光彩。我这时候想起几年前看过的一张照片，那大概是在拍《风月》的时候，照片上他和张国荣在剧组的一群人中间跳探戈，脸贴脸向前进，看上去又夸张又默契。事实上，后来每次提到陈凯歌，我都会感到这张照片中他那股开放而微妙的活力。]　　　　　　------调子高了一点-----　　　　　　记：您知道有人批判陈凯歌吗？　　　　　　陈：(笑)批判太严重了吧。那“四人帮”才应该被批判呢，陈凯歌有什么值得批判的？没有吧。　　　　　　记：好吧，批评的声音听见过吗？　　　　　　陈：当然有，什么时候都有，有批评是件好事。我觉得我们一直都缺少积极的批评，善意的批评，以中肯的方式对作品本身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个不多，太少了。　　　　　　记：我这倒有几个，您介意听听吗？　　　　　　陈：好啊。　　　　　　记：第一个，您的电影——我想可能主要是指您早期的电影——披着思辨和美学的外衣，骨子里透着令人望而却步的贵族意识，有一种高傲的自恋。　　　　　　陈：其实特别可惜，我手中掌握的工具还不能使我的电影成为所谓的贵族电影。电影本身就不具有贵族性，它起源于杂耍，很难成为贵族的东西。　　　　　　记：但您是不是曾经致力于让他成为贵族的东西？比如《边走边唱》和《孩子王》，老百姓不会看，根本也看不懂，但“精英们”会尊重这种电影，他们不认为这是杂耍啊。问题是，您拍了这样的电影，给少数人拍的，甚至是给自己拍的。　　　　　　陈：如果说这就有些贵族，那么一个国家有贵族是个幸福的事，我讲的贵族不是养尊处优的贵族。我们说什么是贵族？贵族是有事发生时能够站出来的人。我们是应该有这种贵族的。　　　　　　记：贵族一定是特别怀旧的人吧，除了[边走边唱]、[孩子王]，和[霸王别姬]、[风月]等等作品，您给[15分钟年华老去]拍的短片[百花深处]似乎也能看得出来，您在缅怀一种逝去的旧文化吗？　　　　　　陈：我是这么看的，我们国家的革命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彻底消灭旧文化的过程，这是从“五.四”开始的，但是中国旧文化是不是应该被消灭？我对“五.四”运动那个历史背景和青年的文艺人、作家、艺术家——他们所做的事情深表理解，处在那个年代不免如此。但老实说他们掀起的运动也是值得讨论的。当国家有危机了，于是觉得以前的东西都是错的，统统不好，然后拿外来的东西改头换面，取代旧文化。什么是旧文化？我觉得“五.四”时代实际上是中国读书人信心完全丧失的年代，所以觉得(旧的)都要不得，都错了。你刚才提的贵族问题实际上也是这么回事，旧的世界也是传统的啊！[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什么跳昆明湖死了？](编者注：王国维——————　　　　　　记：您好像一直有拯救文化的使命感。　　　　　　陈：(笑)我没有拯救，我能拯救谁啊？但我有自己的看法。纵观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是横扫中国旧文化的历史，可是中国旧文化就真的那么不好吗？旧的是不是我们传统的呢？是不是我们民族的呢？没人问这个问题。而且我又觉得中国的读书人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什么意思？是指读书这件事，思想这件事，它曾经对中国民众有强烈的影响，现在没有了。[我们可以认为陈凯歌先生已达到“遗老”的境界了吧？]　　　　　　记：您说说中国旧文化对您有哪些影响？　　　　　　陈：比如讲守操，讲坚持；坚持自己相信的东西。现在讲坚持，我们给它一个理由，因为中国人穷惯了，大家要赚钱，这是一个经济改革的时代，大伙都要过好日子，这都无可厚非。然而这时代有什么“坚持”啊？所有人的坚持就一个字“钱”，“钱”是最大的坚持。古人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这些在今天看来全是扯淡，我个人觉得不是扯淡。好像是听陈凯歌说话像圣人似的，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个人选择的事，这跟倡导和拯救没关系。我就喜欢这样，所以我这个人不好花天酒地。　　　　　　记：有点儒家的意思。　　　　　　陈：(笑)是不是儒家不知道，你比如说儒家讲“敬鬼神而远之”，而我这人还真有点信鬼神。所以不能算正宗的儒家。　　　　　　记：好了，第二个批评的声音：——它跟前面有联系，不过更具体了——您热衷于反思历史、民族文化，但从未批判过现实；您不关注底层民众的现实生活，而热衷于制造象牙之塔，空中楼阁。　　　　　　陈：这种批判我宁愿把它当作赞美，如果我真是那样简直太好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中国实用科学挺发达的，但为什么我们技术水平一直落后？除了复杂的历史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我们很少有人去搞理论科学。比如说从清末开始，我们对西方思想概念的引入就强调一点，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这个字包含了我们对“思想”的认识态度，这个思想，这个东西有用没用？没用，那我研究你干嘛？所以都去开餐馆，那可是有用。　　　　　　但是，你说我陈凯歌这么纯粹，那我还不敢当了。我没那么高深，那“象牙塔”，那“空中楼阁”是一般人能闹的了的么？陈凯歌弄不了这事，过去可能追求过这事，但我好像做不出那么象牙的东西来。然而我希望中国能出一些梦想家，这样才好。　　　　　　记：(笑)这正是第三种批评的声音——如果说前两个声音来自普通观众，那这个声音来自那些“贵族”吧——就是[风月]之后，特别是现在，陈凯歌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纯粹了，开始妥协了，也有人说您老了。　　　　　　陈：说老了，但我的心是永远年轻的，另外，我觉得一个人那，做官的讲“宦海沉浮”其实做其他行业的人也一样，浮浮沉沉，这是一个规律，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时浮时起，人永远都需要这样，更何况做艺术呢？所以我看得很明白，还是毛主席说的“千秋功罪，谁人予以评说。”妥协没有什么不好，这事得从两方面说，第一，妥协是一种美德，国人就是不太善于妥协了！为什么街上老有打架的？就是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妥协”这个词在中文里是贬义，可仔细想想，妥协的具体意思是什么，是“妥当协商”的意思，首先它是妥当的，街上牛二最怕人说他妥协，可我读过书啊，我不怕。如果说我有贵族的想法的话，妥协没什么不好。另外，从反面意义讲，妥协就是古人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大伙所说的妥协就是这个意思。　　　　　　记：还有人说您“小资”了，您承认吗？　　　　　　陈：这我绝不承认。陈凯歌绝对不会小资，陈凯歌可能什么错都会犯，他的电影可能有各种问题，但他是绝对不会小资的。我痛恨小资，我唯一不能容忍自己的就是成为一个小资。你知道，我们年轻时是这样说某个不喜欢的人的——这人真“布”(布尔乔亚)。你放心，我这个人不“布”。　　　　　　记：有一些学电影的人，还有些做影评的人，包括一部分叫“资深观影者”的人，认为您早期的作品在艺术上纯粹的，从[霸王别姬]开始，就试图走向商业，开始讲故事和找卖点了，开始认为“电影应该是个传奇”了。您对他们的看法有什么要说的呢？　　　　　　陈：这是生命的规律，我这人没有做青年领袖的想法，也不想当青年导师。我没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概，还是那句话“笑骂由人”，其实青年们不断的否定前人，是古以有之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他们打倒我，这才能进步。如果陈凯歌永远让人觉得是叛逆的领袖，这就不对了。所以进步有的时候是很残酷的，进步是需要寻找靶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做这个靶子，虽然我不能“横眉冷对”，但不妨是“千夫所指”。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叛逆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明明看见山了，我没看见。“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我们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时候，最想做的其实不是想探讨思想性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新语言。从哪开始呢？就是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开始，都说第五代不会讲故事，其实我们是最痛恨讲故事的。能不能为不知道，至少是不愿为。因为不愿为，所以自然不能为。但是到了我现在这样的年龄，我看山又是山了，看水又是水了，这很重要。其实生命周而复始，你必须有一个对自己否定的过程。如果我现在仍然染着金黄的头发，穿者最时髦的衣服，永远呆着一副墨镜。然后在那拍跟十七、八岁少年一样的叛逆电影，你想想这样一个情景。到哪个时候，人们就不会说什么妥协了，那个话可能就会说的更不好听。告诉年轻的读者们，陈凯歌今日的变化，乃是一个否定自己从新开始的一个征象，他们更应该觉得陈凯歌好！　　　　　　记：他心仍然年轻，但是看得更透了——是这么说吧。有点儒道合一的境界，有静有变了。　　　　　　陈：不一定那么深，变是一定的。二十岁的年轻人也会变成四、五十岁，他也会变的，我确实是非常热爱电影的人，电影充实了我的生命，我也特别理解这些读者，他们能够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爱电影。所以我觉得说这样话的是我朋友。同时我觉得我们这茬人可能到很大年纪还在创作，这个特权是从我们小时侯获得的，当我们回头笑看的时候觉得，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别想打倒我们！这个劲有。如果说我的同辈人他们的身体条件允许，到了七八十岁还在拍片，我一点也不惊讶。包括我在内。　　　　　　记：尽管您可能不愿意承认，但您确实是个非常典型的靶子，因为您和您的同学早期的电影是带有强烈的启蒙性的，而启蒙的东西都是带有革命性的，所以从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来说，说您是个大师我想并不为过。只是您后来的选择，有人说是妥协，有人说是力不从心，然后说“陈凯歌不过如此”这是陈凯歌的遗憾。　　　　　　陈：这种遗憾是正常的，我有太多太多的遗憾。但我坦然处之。　　　　　　记：说到《荆轲刺秦王》我个人倒有个想法，我跟我的同事们说过，我认为这部片子如果把巩俐的戏全部删掉，那就是个经典------您同意吗？　　　　　　陈：(大笑)这话你应该问问巩俐去。　　　　　　[我想本人有这个机会，但面对巩俐，最好的话题恐怕不是陈凯歌了。]　　　　　　记：谈谈《风月》吧，对这部电影的批评几乎是一致的，它被公认为是陈凯歌的败笔。比如故事刻意，人物造作，特别是它缺乏您一贯追求的人性之美感，等等。您对此怎么看？　　　　　　陈：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按我其他朋友的说法叫“调子高了一点”，意思是“曲高和寡”。包括我的制片人都强烈的批评说“陈凯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当然我们本身不是一个想法，对电影的看法不一样。《风月》很深刻的写了人的基本困境，它里面有一个强烈的逃逸的主题。特别是张国荣这个人物仍代表着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逃逸倾向。(但这个片子人物设计的不是很好)人物不招人喜欢，说白了就这么回事。电影是不是一定要招人喜欢？这可以讨论，所以你说我不叛逆，别人告诉我这是一个铁定的规律，电影人物一定要招人喜欢。可能有的朋友只看到那个电影的表象，现在他又为什么写不招人喜欢呢？这是败笔还是其他什么别的？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不招人喜欢，但他仍有生活下去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基本困境，既然已经决定做电影，就不能指望永远是欢呼啊，也得准备接受别人的误解。我们现在太多地把电影与杂货铺中的糖果事同起来。糖果是属于小孩的嘴的，它独立不了。但是电影不是这样，它是一个需要进入的世界。它和人的生活具体经验有关系，但它是否是只能通过生活具体经验进入的世界，不一定。其实现实生活中有郁忠良(张国荣在[风月]中的角色)或程蝶衣这样的人是很讨厌的，我所表达的是颗粒很小但质量很高的晶体，是没有办法把它放到生活这碗水里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电影是独立的。　　　　　　[引自《陈凯歌电影论》(陈墨著)——[风月]的不如意，揭示了陈凯歌及其第五代导演最大的一个神秘困境：他们自认为是‘思想的一代’，而却因‘形式的创新’而成功；他们自认为是‘思想的挑战者’，而实际上却成了形式(语言/表达)的反叛者。]　　　　　　------也许心中没有-----　　　　　　记：在谈[霸王别姬]之前，我想请您说说好莱坞。　　　　　　陈：我们一直对好莱坞有中误解，好莱坞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商业。它是一个跟艺术无关的地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它所有的东西考虑的就是它的商业价值。由于把一切都用商业价值衡量，它的经济一定是繁荣的。现在普遍的误解是，好莱坞既有艺术又有商业，二者结合的这么一个地方。不是，它是纯粹的商业运作，和一个高级的制鞋、制帽公司没有什么区别。　　　　　　记：那您不否认好莱坞也出现过一批艺术家呢？　　　　　　陈：好莱坞在过去的时代是出现了一批艺术家，比如斯皮尔伯格，从娱乐的角度讲，二十世纪要是没有斯皮尔伯格，那是多么寂寞。但同时他也被同行称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二组导演”，这话说的很刻薄。但我不这么认为。好莱坞有没有艺术家？有。前提是艺术家进入好莱坞之前要伪装成非艺术家。比如《拯救兵瑞恩》是一部非常商业的电影，美国人是一个以爱国为荣的民族，上来就是一个美国旗，成千上万的十字架，这就巧妙的表达了电影艺术家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默契。电影用国家意识形态吸引观众，创造最高票房；反之国家意识形态用电影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就这么回事　　　　　　记：从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之后，好莱坞的投资者意识到‘艺术家必须由资本家来控制’，正是这种牵制，才使好莱坞成就了今天这样的霸业，您如何看待这种被资本家牵制的事实？陈：格里菲斯是个真正的大师，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我刚才说好莱坞有艺术家，与我说好莱坞是个高级制鞋公司并不矛盾，艺术家在好莱坞需要妥协，需要与美国的意识形态达成默契。说到被资本家控制，我一直认为我是能够主动对投资者负责的人。今天的导演已经很难像我过去那样去拍[边走边唱]和[孩子王]了，但这是必须接受的。　　　　　　记：这种认识是您一直就有，还是在接触好莱坞之后才有的？　　　　　　陈：我从就这么认为，还不是一个什么新发现。但是，人生是个什么事呀，人生是一个历程，别把它当成一个计划，我在好莱坞没有什么坏的经验，但是它的阴暗面我是很清楚的。　　　　　　记：[温柔的杀死我]是个例子吗？　　　　　　陈：它就是一部给西方人看的电影，还是我的风格，但是给西方人拍的。　　　　　　记：如果您给您的电影总结一个共性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陈：(笑)其实在我的电影里面我是希望要描绘壮丽的人生的。包括[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包括《刺秦》里的荆轲和秦王。人生是什么呀？人生就是一瓷瓶(指着身边的景泰蓝)，摔到地上马上碎了，但有的瓷瓶碎是碎了，一点动静都没；可有的瓷瓶发出了响亮的声音，让周围的人回了一下头。毛主席就是这样哪个让人频频回头的人，回头率很高的人，他的哪个瓶子摔碎的声音至今回响在耳畔，(记：恐怕还碎片横飞，扎了不少人)碎片横飞！我觉得人生应刚有很壮丽的瞬间。所以我的电影一贯之有类似的主题存在，不管它的故事怎么千变万化，其实无非就是这么一回事。　　　　　　记：您认为[霸王别姬]的成功，里面有没有特殊的经验可以总结？　　　　　　陈：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但首先我要感谢合作者，比如小说的原作者李碧华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人物关系。拍这部片子花了很多功夫和时间，是很认真地拍的，当然这里头也有很多世俗性的关系在里面，各种机缘都凑巧同时出现在这儿了。　　　　　　记：[霸王别姬]有关于历史、国家、艺术乃至人性的诸多命题，以您看，它主要是讲什么？　　　　　　陈：王安忆当年看到这片子时说：这电影讲了什么？我说你看，这两个男人是多么不同啊！这电影就是一个人把自己当祭品放到了艺术和梦想的祭坛上，他周围的世界都在旋转变化，而他不变。但他所深痴爱的男人却总是随着旋转的世界而旋转的人。这就是悲剧的根源。它是把艺术、梦想与现实的残酷反差放在一段动荡的历史中考察和验证。　　　　　　这里面的主题还包括什么呢？“文革“的时候，我们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资产阶级有两个永恒的主题，就是“爱”与“死”。我当初没有向到爱与死的主题，我只想到爱，没想到死。但我发现程蝶衣这个人死定了！(小说中不是这样，程蝶衣的自杀，“姬别霸王”是这部电影对小说最令人震撼、也最完美的改造之一，且由于这一改，使影片险些不能在国内上映)我想这应该是个规律性的东西，而且唯有死，才会让爱变得更有力度。现在看，片子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记：我们有这种感觉，您的多数作品，相较于画面和主题，角色是很弱的，但[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几乎是唯一的例外。您对这个角色有特别的感觉和塑造吗？　　　　　　陈：(笑，高声)那是因为我就是程蝶衣，程蝶衣就是我呀！　　　　　　记：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陈：为什么这么说——意思是我这样的人有寄托，你可以看出我爱这样的人物。你认为程蝶衣是个什么人物？　　　　　　记：非常纯真，非常天真。　　　　　　陈：他一直没长大，他的成长在科班时就停了，他永远用那时的个人标准去衡量这个世界。不唱戏了，就把戏服烧了。从此跟京剧断绝关系。咱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田壮壮就是一个，一个很优秀的导演，可以七八年不拍片，可以看出我们幼时所受的理想主义影响仍在他身上起作用。这样的话，田壮壮就有点壮丽了。(笑)　　　　　　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我是在这本书(《陈凯歌电影论》)里发现的，该书在对您的全部作品做了分析之后，就您作品中的性爱问题，得出这么个结论：　　　　　　“其实不必多言。陈凯歌电影中确实没有正常的性爱关系的描写，有的只是压抑、茫然和变态。”　　　　　　“为什么没有正常的或理想的性爱关系？”　　　　　　“也许世间没有。”　　　　　　“也许心中没有。”　　　　　　——您如何解释这么一个结论？　　　　　　[陈凯歌看着我们桌前的这本书，把它拿了起来，翻了翻，又放下。]　　　　　　陈：这书我还没看过。　　　　　　[我试图找到书里的原话给陈先生看，但一时忘了这话在什么地方，没找到。而陈先生显然不太愿意在这儿谈这种问题......]　　　　　　记：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您说过自己是个“温和的女权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陈：(笑)温和的女权主义者，就是不太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我不会为女权上街游行去，但我尊重女性。比如说，我是个怕老婆的人，你知道吗？老话说，怕老婆的人都是上等人啊(大笑)只有那粗人才打老婆呢。我是怕，更是爱。　　　　　　记：您认为您了解女人吗？　　　　　　陈：我对女人的了解都是从我媳妇儿那来的，她就在那儿。　　　　　　他立即证实了这一点。访问结束，随行摄影师要拍一组他们夫妇的合影，摄影师让他坐着，陈夫人在他后面站着，他就坐下，刚坐下立即觉得不妥，“哎，我应该让我媳妇坐下啊，红，你坐这儿。”他站起来，让陈红坐下，自己绕到后面一站。摄影师说：“不行，您太高了。”“那好办，这样——”他说着跪下去，在后面搭着夫人的肩头歪过来配合地笑着。　　　　　　我和同事鼓起掌来。这真是一出好戏。　　　　　　但我确信，陈凯歌是那壮丽而不可思议的人。犹如不变的程蝶衣，也犹如那个跪着的霸王。他有悲剧般的超脱，也有用来妥协和逃逸的笑。一个壮丽的矛盾。文/皓然
　　妥协不是坏事——对话陈凯歌　　http://news.163.com　 12:06:03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我的作品不可能超越我的生活经历，陈凯歌吃过不少苦，突然让他变成一个很轻浮、很快乐的人，他做不到。　　　　我当然觉得《霸王别姬》是非常尖锐的，一个人跟整个社会对着干，还不尖锐？一切围绕着一个人的世界，一切都在变，只有这个人自己不变，这个人得有多大的定力，才能够做到一直不变？难道还不尖锐？我自己觉得，程蝶衣就是我的偶像，真的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力，一个人的意志有多么强大，在整个周围的世界都坍塌的时候，这个人说不，我不变　　　　■本刊记者 易立静 发自北京　　　　我希望《无极》让观众获得　　　　很久很久没有获得过的幸福感　　　　人物周刊：《无极》现在的进程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和观众见面？　　　　陈凯歌：基本上制作完了，还有一些电脑特技需要做一点补充，为的是在技术上完成得更好，因为12月15号才上片，所以还有点儿时间做一点儿小的调整。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无极》？它是一部具有魔幻风格的电影吗？你对它有什么期待？希望它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享受？　　　　陈凯歌：“魔幻”是大家说的，我觉得也对吧。其实观众怎么说比我怎么说应该更重要，因为电影最终是个产品。期待，当然是有的，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钱，怎么可以没有期待呢。　　　　我希望它能让观众获得很久很久没有获得过的幸福感。为什么这么讲？其实大家都生活得很辛苦，能不能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放下一切，坐在我们称之为黑暗的电影院里头去享受两个小时的幸福，这就是《无极》能提供给大家的。我不喜欢那些俗套，“不流泪，找我来退票”，诸如此类的言论，我还俗不到那份上。但是我自己相信能够让你的精神得到满足，你的情感能够得到充分的宣泄。其实看电影的过程未必只是个吸收的过程，同时也是个释放的过程。跟着人物的喜怒哀乐，跟着情节一块走，最后的结果大家好像洗了澡一样。让大家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有个心情舒畅的感觉，这就是我对《无极》的期许。 　　　　人物周刊：请日本、韩国、香港的演员是剧情的需要，还是考虑市场？　　　　陈凯歌：大家一定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市场。考虑市场有什么错吗？其实这么安排演员阵容，我们是做得最早的，只是因为我们做得比较慢。别人也这么做，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跟风来的。　　　　人物周刊：是跟你们的风？　　　　陈凯歌：你这么说我也不反对。在欧美国家，演员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多国间的合作是特别正常的事儿，但是在亚洲却不多。文化上讲，亚洲特别是中、日、韩这三国还是比较近似的，还是儒家文化圈里头儿的事儿，所以语言可能是最大的障碍。最初的时候，我想做个亚洲电影，用日韩的演员是很正常的。　　　　出于商业考虑我觉得更没问题了。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模棱两可，好像说电影不应该跟商业有什么关系，这是不对的。我多次说过，房地产商要盈利是特正常的事儿，为什么电影要盈利就不对了？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我有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把本土市场做大做强的话，中国电影就可能要灭亡，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可以看一看，上个世纪一些重要的电影大国，它们现在还有电影吗？日本电影还有影响吗？俄罗斯电影还有影响吗？都没了，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随着美国第一主义的盛行，就都没了。中国真的可能变成一个只能看别人的电影的国家，这是万不该发生的事儿啊。　　　　人物周刊：你身边的电影人都是这么想的吗？ 　　　　陈凯歌：你说的是对的，如果只是极少数人在动，是不行的，成不了气候的，所谓成气候，必然要有聚合，规模，才能裂变。当然我有个感觉，这个感觉未必对。我同意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不要老是强调我们的特殊性，不要老是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例外。还是有普世的价值观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每天吃的是中餐，说的是中文，我们身边处处有从历史承袭下来的传统，正视这个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一个使命。　　　　人物周刊：在《无极》里，陈红作为演员，在表演中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地方？　　　　陈凯歌：不光是演员吧，她也是制片人之一。她为《无极》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语气有些不悦）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她应该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地方？你是让我来找出她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地方？　　　　我对她和对别的演员是一视同仁的，这事儿我分得很清楚。在现场，我是导演，她是演员，如果（在现场）把她看作我的妻子，我就没态度了，就没法把事儿做好，对吧？而且反过来，这也是对陈红很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就是说，你怎么演我都觉得好，那怎么可能？我们在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约法三章的。她在《无极》里扮演的是个难度很大的角色，是半人半神的角色。我觉得她做得很好。　　　　所有演员都花了6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跟我合作。演员的创作生命其实是很短的，一辈子能拍多少部戏呀？舍得用6个月的时间跟我合作，这是个很大的付出。所以你如果问我谁的表现突出，我说了就不公平了，我认为他们都做了最大的努力，从北京到浙江，到云南，到内蒙，再回到北京，几乎把中国都走遍了，这对外国演员来说是挺难的一件事儿，但是他们都没有任何怨言。从准备到完成差不多3年，这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观众是不愿意看到真相的，真相是残酷的　　　　人物周刊：你以前说过，教堂和电影之间有某种相似。　　　　陈凯歌：大概意思我是讲过，你也不用把我说的所有的话都当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中国，信教的人就不多，你让大家都体会信仰的感觉，挺难的。另外呢，今天我很现实地讲，对电影非常迷恋的人也不多，是吧？13亿人口，如果有5000万人对电影有常年的热情，这个市场已经非常大了，对不对？　　　　人物周刊：拍了这么多年，你对电影还有最开始的那种热情吗？电影还是你个人的宗教吗?　　　　陈凯歌：也是也不是，如果你时时把它作为宗教，你很容易走火入魔，难以解脱。最自由的状态，大概是在两者之间来回跳跃。但我确实是个对自己所做的事儿认真负责的一个人。这本书（指《少年凯歌》），不到10万字，有一点删节，你知道我写了多长时间？差不多4个月。　　　　对于电影的感情，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父亲就是做电影的，我从小在电影厂里长大，对电影有点切肤的感觉，天然的亲近感，我不愿意把这事儿说大，因为这个年代是个很荒疏、很粗糙的年代，你要说你信仰什么事儿的话，招来的只能是笑话和讥讽，所以你自己内心有什么感觉还是保留给自己为好。但是我总是相信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整个节奏怎样加速，要把事情做好这样的愿望亘古不变。我是有很感动的瞬间，比如说我去过梵蒂冈，到了圣彼得大教堂，我在里头整整呆了5个多小时，看到一个黑衣修女在那儿跪了4个小时，我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支撑她这么做呢？她在面对她的圣像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对我们做事遇到困难可能是有帮助的吧。　　　　当然，我不是什么信徒，不觉得自己能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做个苦行僧。世俗生活，世俗情态，世俗感触，也没必要那么反对。举例来说，我今天去拍了个纪录片，美国的《Discovery》要拍我，所以今天上午去了北海公园，北海公园已经很多年没去过了，看见一帮退休的大爷在那儿踢毽子，我觉得哎哟，一时之间真觉得挺美好的。这种感觉，就是世俗情态吧。　　　　人物周刊：电影还是能给你带来很多乐趣，是吗？　　　　陈凯歌：一定是的。电影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乐趣也因之而来。　　　　人物周刊：你有过觉得自己拍不好电影、很痛苦的时候吗？拍完《风月》的时候算吗？　　　　陈凯歌：一定有的。创作是个自愿的惩罚。很难说清楚具体哪个阶段。比如你觉得好，但别人不接受，那你就要问为什么了。拍完《风月》就是这样的感受，好像观众不愿意看到生命的真相。　　　　《霸王别姬》并不是在说人性的黑暗，因为黑暗的东西是温暖不了人心的。你看《霸王别姬》时会有温暖感，这么个做艺术的人，一个京剧演员，他居然人戏不分，把他的生命跟他所做的事儿连接起来。创作上看，我从来不相信所谓黑暗这件事儿。拍《风月》时，我觉得自己是在拿一个生命的真相给大家看，拿出了真相可能就没有了温暖，大家可能就不喜欢了。　　　　没有一个导演说希望观众不喜欢他的电影的，他总是希望观众接受他的电影。但是我认为电影是有一定特点的，这个特点就是观众是不愿意看到真相的，真相是残酷的，《风月》说到了生命的真相，观众宁愿逃避，而不愿意面对。　　　　人物周刊：《荆轲刺秦王》当年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吧？　　　　陈凯歌：是有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做电影的人，首先要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你不能够永远期待别人肯定你。《荆轲刺秦王》是个例外，因为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荆轲刺秦王》。这个电影比观众领先了几年。那个时候，大家还不太清楚《荆轲刺秦王》到底说了什么。举个例子说，虽然我们推翻了帝制，推翻了封建制度，但是大家对帝王都还有潜在的崇敬心，当这个帝王英俊高大威猛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当这个帝王不符合他们对帝王想象的时候，就不太愿意接受。《荆轲刺秦王》的问题其实就在“李雪健能演秦王政吗”这上面。　　　　人物周刊：这是《荆轲刺秦王》不被大家接受的最主要的原因？　　　　陈凯歌：这是当时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焦点可能就是这个。这说明电影跟现实是有距离的，因为现实中的秦王政就是那个样子，真的，《史记》上都有记载，说他身高不满5尺，有豺狼之声，嗓子是哑的。可是有多少人读过《史记》呢？有多少人能够接受《史记》中间对秦王政的这个描绘呢？为什么美女帅哥容易在电影里得到称许？是因为大家看着舒服，圆大家自己的一个梦，是这样的。《无极》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里边都是美女帅哥。（笑）　　　　人物周刊：《荆轲刺秦王》出来时，评论说陈凯歌面临着若干紧张的对峙——与大众的、与市场的、与评论界的。是这样的吗？ 　　　　陈凯歌：做艺术的人某种程度上是需要跟社会对峙的。因为做艺术的人稍微领先于大众是对的，他扮演怀疑者的角色是对的，他不是随大流的，要有独特的发现。不然要艺术，要艺术家干嘛？过去说作家是人类的良知，怎么体现人类良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维克多·雨果，他是法国人的良知，他在《悲惨世界》里谈到了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给大家一个可能。做电影的人，也应该有点挑战的，这个挑战也包含着对世俗的某种挑战。　　　　人物周刊：现在这样的对峙消除了吗？ 　　　　陈凯歌：我认为没有，首先不觉得在《荆轲刺秦王》里，我有那么多所谓的紧张对峙。　　　　我只是说理想地看是应该有点对峙的，但是陈凯歌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对峙，这个很值得怀疑。《无极》成都试映后，媒体有个说法，我很感激，也很感动，就是说陈凯歌没有忘却他自己的那一点人文的、精神上的东西。要是说陈凯歌突然拍了个百分之百的商业电影，在那里头他过去认为有价值的所有东西都没了，那才是可怕的事。　　　　张东健扮演的这个人物，质朴纯洁，人之初应该是这样。但是也有人跟我说过，楚汉之争，刘邦项羽之争，中国的阳谋文化就到那儿结束了，项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是个阳谋家，他不懂得怎么搞阴谋。过去讲宋襄人论战，得等敌人过了河咱们光明正大地打呀，是吧？这是一个文化里积极、正面、光明的东西。这些咱们姑且不去说它，我的意思是说，对于现状，多多少少有点怀疑，是艺术家的责任。　　　　人物周刊：你电影里的尖锐性在哪里呢？比如《霸王别姬》。　　　　陈凯歌：我当然觉得《霸王别姬》是非常尖锐的，一个人跟整个社会对着干，还不尖锐？一切围绕着一个人的世界，一切都在变，只有这个人自己不变，这个人得有多大的定力，才能够做到一直不变？难道还不尖锐？我自己觉得，程蝶衣就是我的偶像，真的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力，一个人的意志有多么强大，在整个周围的世界都坍塌的时候，这个人说不，我不变。　　　　人物周刊：以前你给自己作过一个判断——“特别反潮流”。反潮流说到底，就是对现成的共同的标准永远持怀疑的态度。但是现在你所做的好像更多的是对潮流的妥协和顺应？ 　　　　陈凯歌：妥协这词，大家都觉得特别不好。其实妥协是什么？妥协就是妥当的协商。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什么事儿都不妥协是很不妥当的。妥协不是个坏词，特别是在社会生活里头。另外是顺应，顺应这词有什么不好吗？应该是什么意思？就是契合了，这个大潮流，你不能够逆着走的，是吧，你不能自以为高明，你永远要逆着走，这是不合适的。所以我没有孤芳自赏那样的姿态，说你们都错的，我是对的。特别是在现代，这种做法就更不对了。　　　　人物周刊：你对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也是这样看的吗？　　　　陈凯歌：纯粹的艺术电影，不是不可以鼓励，但是只有把电影这个市场真正做大做强，它才能有巨大的包容性。美国中西部的小镇，没有流浪汉，也基本上看不到黑人，可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除了相当多的流浪汉，还能看到非常庞大的贫困人群，后来我就想，这就是纽约的伟大之处，它可以包容，可以把这些极其贫困的人养起来，因为它大。换句话说，多元性首先是从大开始的，你自身就很小，你多元得了吗？所以中国电影一定要先通过占据本土市场，做大做强，才有可能在将来看到多元的情景。真的，花钱拍个电影，只为极少的人接受，现在不行的，现在不是这个情况，将来有可能。你先要有个场，你连这个场都没有，土壤都没有，种什么不长什么，还怎么弄？你得说我这儿连大树都能长，更何况花草啊，是不是这意思？　　　　人物周刊：贾樟柯说，电影最适合表现的是形而下的东西，吃喝拉撒睡，要表达思想啊、深度啊、宏大叙事啊，最好选择别的媒体，电影是承载不了这些的。你认为呢？　　　　陈凯歌：我没听说过，贾樟柯我也不认识，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他个人的观感吧。这么说可能比较客观，电影一定要以感性的方式来创作，不能够有一个理性的，先入为主的东西，这个是一定的。但是电影究竟能不能够承担我们所说的形而上的东西，其实你已经给了回答了，你说看我的书或者看《荆轲刺秦王》、《霸王别姬》所产生的感觉是形而下的吗？它真的不是形而下的。因为你一旦激动可能你说不清楚你为什么激动。说老实话，在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大家太不注意和重视精神生活了。　　　　人物周刊 ：很多人认为《霸王别姬》是你的巅峰之作，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陈凯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没有定论，也不是共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它在你电影中的位置？ 　　　　陈凯歌：我对《霸王别姬》的评价是一般人拍不了，因为它有非常复杂的线索要驾驭，它有非常庞大的一个叙事的组织在逐渐地浮现。要形容我自己的电影最终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情怀，一个电影若有情怀，永远会被人记住。其实《霸王别姬》跟我是北京出生、北京长大有关。在四合院里长大，所以我其实有挺重的北京气，京剧对你的影响就是很日常的都发生了的事情，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故事跟你小的时候一起烟消云散的那些记忆突然重合了，你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那时候搭一条胡同，程蝶衣在日本兵进了北京之后打开了院门跑掉，那条胡同也是我们搭的，那天是拍黄昏的戏，我就久久地站在那个胡同里头，在那个时候，黄昏非常安静，突然把我带回小时候了。我觉得一个瞬间所发生的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整部电影。电影拍完之后，突然我梦见张国荣了，张国荣穿着戏里面的戏服，不是京剧里面的戏服，是他的长装，一个长衫，婉面含笑跟我说：“从此别过了。”其实这是文词，“别过”的意思就是告别了。然后我就醒了，醒了我发现我在梦里居然落了泪。我对这部电影就有这样的情感。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选择他来演主角呢？ 　　　　陈凯歌：我觉得他在男人里头非常妩媚，他的眼睛很干净，我需要一个眼睛很干净的男人来演程蝶衣。我到香港跟他说这个剧本，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你不用给我看剧本，你跟我说说这是什么故事。我记得他是二郎腿，叼着一支烟，眼睛是低垂的状态，我觉得非常非常美，非常优雅，我觉得他能做。　　　　人物周刊：这部片子不但为你个人带来了荣誉，也为中国电影赢来了更多的敬意。　　　　陈凯歌：得了奖励我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我就得意忘形了，因为“金棕榈”毕竟不同凡响，总共就那么多片叶子，能让你摘了一片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并不小看世俗的欲望，我觉得这些世俗的欲望都是美丽的。 　　　　人物周刊：虽然《霸王别姬》为你赢得了那么多的荣誉，但是，你也因为在《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中放置了太多的思想而饱受媒体批评，后来媒体又把《和你在一起》评为“和解之作”，盛赞你放弃大师的姿态，回归于平常。你怎么看这些，你对电影的判断会因为外界的压力而改变吗？　　　　陈凯歌：首先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判断陈凯歌的人，得大家来判断。《霸王别姬》可能是个很好的例子，《霸王别姬》你可以不理它的思想，看它的故事就完了。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他能够行走，他有骨骼、血脉，他是不是就是一个人？我认为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故事的结构就是它的骨骼、血脉，但是它要有一口气，才能够被称为人，不然的话就是行尸走肉。这一口气是什么呢？你说是形而上也好，精神生活也好，都可以，但它得有。　　　　惧怕思想是现在的一个时代症，其实我自己感觉到，所有的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巨大变动，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都是思想，所以才说你的心有多大，你的舞台才有多大。我甚至认为娱乐也是思想，娱乐是从思想来的。大家说我不要思想，我要娱乐，岂不知这娱乐是从思想来的。可能我们从来就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大家以温饱作为我们的基本标准，在温饱之前我们什么也不想，我们得先忙着吃喝的这点事儿，但是我一直感觉到一个国家强，它不光是强在物质上，一定要有在思想上有高见的引领者，这国家才有前途。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跟你对世事的认识有很深的关系吗？　　　　陈凯歌：我承认我在思想上比别人复杂一点，这的确是个事实，可能是我所受的教育决定的，因为我从小真的是念了好多书。但是我并不觉得电影应该如此，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电影应该有深入，更应该有浅出，就是说你不能和一个人初次见面，就发一大堆感慨，说一大堆形而上的东西，大家就没法跟你接近了，是吧，你还是要用最基本的生活性的语言跟大家来做沟通。　　　　巴金先生去世以后，有人说他是感伤主义的文学大师，这个可以间接回答你的问题，意思是说，我们所成长和生活的时代，特别是少年时期的那个时代，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你看过《少年凯歌》就能体会，如果你在幼小的时候，看到的事情都是跟苦难有关，它一定会对你有影响。我的作品不可能超越我的生活经历，陈凯歌吃过不少苦，突然让他变成一个很轻浮、很快乐的人，他做不到。　　　　人物周刊：所以你用电影把你沉积的、压抑的那些东西释放出来了？　　　　陈凯歌：不是这样的。有一个词现在我们很少提及了，就是良知。“文革”对不对？“文革”对中国人所造成的损害有多大？到你们这一代，你们已经根本不知道“文革”是什么了，但是你别忘了“文革”的创痛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存在的。我们其实有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电影告诉大家，那是不对的，这个是责任。倘若你真的经历了那样多的苦难，而对这个苦难完全没有态度，你就没有资格说我是一个做艺术的人，或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霸王别姬》这样的作品有这个责任的力量在里头，就是要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告诉大家那是不对的。现在好像凡事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没有真伪，没有善恶，不应该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你一直称自己为非职业导演，为什么？　　　　陈凯歌：人家给你一个活儿，你无论如何都得把它做了，这叫职业导演，你喜欢不喜欢这个故事，你想不想拍这个电影都是次要的因素，重要的是你作为一个职业工作者，必须把人家交给你的事儿做完。非职业导演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可以有一点选择，你还可以有一点理想，有一些想法可以在你的电影中去表达，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不完全符合所谓职业精神。流水线上，这个汽车到了你跟前了，你的活儿就是拧这儿一下，把这螺丝拧紧就是你的职业。但是做电影导演，你如果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拧螺丝钉的人的话，这意思就不大了。所以我认为我不是一个职业导演。　　　　人物周刊：你说过什么年代拍什么样的电影，你认为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陈凯歌：是这样的。现在是娱乐的年代。　　　　人物周刊：你曾在《黄土地》导演阐述里说，希望这个影片能做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那种感觉听起来是很有气魄的。　　　　陈凯歌：那都是年轻时候的狂妄，要做到那点谈何容易。年轻的时候不意气风发，那怎么行？是吧。那是一种生理现象。现在要说的话，那只能说惭愧，是吧？你其实做不到。　　　　人物周刊：如果电影资料馆想永久保存你的一部电影，你希望是哪一部?　　　　陈凯歌：我觉得我能够被保留在电影资料馆的影片不止一部。你其实是换了一个委婉的方法问我说，你自己认为你哪部电影最好，这同样也不应该由我来决定，因为我个人的好恶算得了什么?　　　　无知者无畏，这话是有道理的，无知的意思就是说你还不知道在你这个行业里包含的所有这些政治，这个政治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而是指它里边的游戏规则。很多人会把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为自己最喜爱电影的首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你是一个新来者，你不知道规则是什么，你只是非常非常地纵情于游戏本身，而不是特别在意它的规则，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时候你的作品有可能是非常纯粹的，没有任何的佐料，没有任何的添加物，没有任何来自你的客户的要求。如果一定要选自己的一部电影，不仅是以拷贝的形式保存在所谓资料馆里，还保存在大家的心里，我就说那当然是《黄土地》，因为《黄土地》对我自己的意义非同小可，我们是以最简陋的方式，最少的资金，最低的成本，最差的设备，投入最大热情，拍出了一部最为激动人心、得到最大满足、得到最高奖赏的电影，这个奖赏是我们自己给的。那部电影的投资是35万元人民币。所以当商业规则被引入整个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你可以说大家很高兴地得到了一个所谓共识，这就是以钱作为一切事情的共识，但是你也可以很悲哀地说，钱的共识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乐趣。　　　　我用的是古代工匠的方式，不考虑成本　　　　人物周刊：你喜欢写些文字，也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好的文字和好的电影带来的乐趣有什么区别呢？　　　　陈凯歌：其实就是情怀。你喜欢一本书，你所喜欢的难道真的是那些具体的文字吗？是文字的排列组合吗？文学之所以有它的控制力、影响力，是因为在字里行间透出了一个跟文字本身几乎无关的情怀，是不是？阅读好的作品就是由此及彼，浮想联翩，你到了这个地方，又不限于这个地方，你站在颐和园里头，回想原来慈禧就是坐着这么个小船在昆明湖上泛舟的，也知道它是拿海军军费修的，当然还想到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就是情怀吧。　　　　《无极》里也有非常美好的东西。电影导演谈市场似乎是很奇怪的事儿，但是其实是，当我们真的有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当然希望更多的人来感受。某种程度上讲，今天这个世界，大家都是孤儿，因技术主义而来的冷漠，这是个基本的事实，大家之间好像没什么关联，电影至少使暂时发生关联的那个可能性出现的，大家可以分享的那个瞬间出现了。　　　　人物周刊：你认为影像与文字哪个能让你把自己的情感宣泄得最为畅快？　　　　陈凯歌：其实很难说，因为也不是说你要做电影或者做文学只是要倾泄你的情感，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具体的形式。我觉得各有各的魅力吧。你要从文字的角度看呢，字里行间它可以有情怀有气象，大作家都是有气象的人，你不能说你从这一篇小说究竟得到了什么，我觉得好的作品最后都是有加法的，就是说你得到的比你读到的要多。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大家是厌烦文字的，离不开文字又想甩掉文字，都是通过最简洁的方式去接触文字，对于比较深的东西，大家都是一来因为忙，二来因为没有耐心，很难去体会那些字里行间的深邃的东西。影像更直接一些，他可以马上就做出判断，喜欢或者不喜欢。现在大家很难静下心来看一本书，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书不好看，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读的人跟写的人都一样，都是很急的。都说有些武侠小说吸引人，我翻了翻觉得都没什么太好。　　　　人物周刊：你做影像的时候不急吗？　　　　陈凯歌：我反正不急。我可能是古代工匠的方式，只是为了作品好，而不去考虑成本问题。现在大家做事第一考虑的就是成本，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不是说时间就是金钱嘛，对吧，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是有点格格不入的。　　　　人物周刊：写《少年凯歌》这本书和拍摄电影哪个更从容一些呢？　　　　陈凯歌：当然是写东西更从容了，写东西你的成本除了时间以外，其他的成本都很低啊，对不对，你一张纸一枝笔就可以纵情了。我不会用电脑，我也不相信电脑，我也没试过，从小学习书法，就知道书写是有乐趣的，你现在按一个键盘有什么乐趣呀，一定没乐趣。　　　　好莱坞就是一个配方　　　　人物周刊：2000年，你拍过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影片《温柔地杀我》，你对好莱坞的模式怎么看？　　　　陈凯歌：那部电影是在英国拍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就是制片厂给你剧本，你想拍就可以拍了。总的来说我是很反感好莱坞的，非常反感。它确实是个神话，从经济的角度看，它是创造了电影工业的奇迹，没有错，但是那也是一个最没有创造力的工业，仅有的创造力也只是技术方面的，但是对人没有发现。美国电影可以说是培养了最简单的美国观众。我认为电影始终有一个任务，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发现，你对你自己能有多少了解，你对你自己能够知道多少等等。　　　　人物周刊：《温柔地杀我》没有体现出你的风格和思想？　　　　陈凯歌：很难很难，所以我说它纯粹是个工业。那是一部不太好的片子，这部片子让我意识到绝不能够轻易接受别人提供给你的剧本，让我觉得还是拍不了别的文化里的东西。　　　　好莱坞就是一个配方，都得按照配方来，非常程式化，我从来就没有适应过。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奥斯卡呢？　　　　陈凯歌：得不得奥斯卡，的确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同时也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是实话。投票权在别人手里，你有什么控制力呀，是吧。所以我觉得人家给你是人情，不给你是本分，没有什么的。只有你自己强到人家要来争取你的金鸡奖的时候，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我给你金鸡奖，你也应该给我一个奥斯卡，对吧。你现在跟人家处在一个不对等的位置上，不对等你怎么跟人家谈呢。　　　　没有张艺谋，　　　　或没有陈凯歌不都挺寂寞嘛　　　　人物周刊 ：现在，你听到朱辛庄（电影学院旧址）这3个字有什么感觉？　　　　陈凯歌：偶然地会想起一点什么东西，朱辛庄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季节反而是那儿的冬天，因为冬天那个地方更封闭，万木萧疏的感觉，而且你住在一个楼里头，里头暖气很热，然后你看着外边萧疏的景象的时候，你感觉到你很安稳。其他的事情都记不太起来了。我对朱辛庄的回忆好像都是冬天的感觉。一杯热茶在手，站在窗户前头，能感觉玻璃是冰凉的，可是你身后很暖和，那感觉是很好的感觉。那就是生活常态了。　　　　人物周刊：提到第五代，人们无可避免地要提起曾与你同学，又一起合作过《黄土地》、《大阅兵》的张艺谋。当年拍《黄土地》时，张艺谋、何群、赵季平你们都是合作伙伴，现在都各自撑起一方天空，特别是你和张艺谋，大家不但把你们看成是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更时不时把你们放在一起来比较。很想知道你们俩之间现在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校友，竞争对手，还是老朋友？　　　　陈凯歌：我们的成长经验，有类似的也有非常不类似的地方，中国这么大，每个大城市，其实都有特定的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没有共享什么，应该说很不一样的，所以说很难说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而且从合作那两部电影之后，大家也没有机会在一起共事。要说是竞争对手的话，可能从外人的角度看会自然地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根本就不与人争，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态度。举例来说，我在北影工作这么多年，北影也没有分过我房子，你说我是与人争的人吗？在这个社会里头，在哪个单位工作谁不想争一套房子？我也没争过，我觉得不给我也无所谓。所以我觉得大家有一些议论都是想当然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大环境中间，各干各的事儿，如此而已，谁都不可能说，谁向谁靠拢，这个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没有张艺谋，或没有陈凯歌，不都挺寂寞嘛，是不是？　　　　人物周刊：学生时代，你眼里的张艺谋是什么样的？ 　　　　陈凯歌：不是一个班的，所以不是每天打交道的那种关系。　　　　人物周刊：最初合作时，你眼里的张艺谋是什么样的？ 　　　　陈凯歌 ：很努力、很勤奋的一个人，也有才分，合作得很好的。　　　　人物周刊：现在，你眼里的张艺谋是什么样的？ 　　　　陈凯歌：这我就不太了解了，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合格的评论者，你要问问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他们可能比我了解的要多了。　　　　人物周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社会上，大家都认为，在中国电影界，只有你们两位是可以比肩的。你在心里是怎么想的？ 　　　　陈凯歌：那是大家高抬我们。　　　　人物周刊：你看张艺谋的电影吗？　　　　陈凯歌：当然看过。《红高粱》我大概是第一批观众之一吧。　　　　人物周刊：那你怎么看张艺谋的电影呢？　　　　陈凯歌：他的电影也是各个不同的吧，也不能说他所有的电影都是一样的，各个电影都有自己的特点，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你比较认同或者欣赏他的哪一部片子？　　　　陈凯歌：我对他一直挺欣赏的，要不然我不会写《秦国人》，对不对？我不是一直挺欣赏他的嘛。　　　　人物周刊：现在和同学还有联系吗？和谁走得比较近呢？　　　　陈凯歌：我想大家都是跟电影走得最近，这也就够了。　　　　人物周刊：你们78班的同学是约定了10年聚一次吗？ 　　　　陈凯歌：这是一个没有定数的事儿。没有一个定数说一定要什么时候聚会，说一定要多少年聚一次。第一个10年也是一些喜欢组织事儿的同学们的想法，我想那次聚会的时候也有好些同学是没来的，是吧，足见得这事儿也不一定那么有吸引力和号召力。　　　　人物周刊：10年、20年聚了两次，这两次相聚，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有什么感慨？　　　　陈凯歌：没有什么感慨，又不是从小在一块调皮捣蛋的那帮人，因为上学的时候就是成人，所以10年也好，20年也好，再见面大家都是成人的感觉，大家好像都挺冷静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有的导演拍电影是在为别人拍，有的导演是在为自己拍？你呢？　　　　陈凯歌：就好像一个人说，我特别爱别人，大家肯定不信。为什么呢？一个人要能爱别人，他先得爱自己，他连自己都不爱，怎么可能爱别人呢？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不爱自己的人，你别指望他爱别人，是吧，他连自己都不爱，你想想他对自己都那么狠心，他能对别人好吗？不可能。　　　　人物周刊：有人说第五代已然终结，你们还在继续的只是个人的艺术创作，你认为呢？　　　　陈凯歌：哪一个艺术运动是可以永远持续存在的？没有。正因为它不能够永远存在，所以才有后面的艺术运动。你要永远存在，那后面的艺术怎么办？就这么简单，是吧。另外从个人来讲，又不是说这些人都不在人世了，有后续者，只要这些人还在，那这个第五代在某种意义上也还在吧，是吧。　　　　我一点都不热爱工作　　　　人物周刊：1993年，《霸王别姬》获得戛纳电影节大奖时，你曾说过，在心理上，应该彻底去掉那种名人的感觉，因为怀着这种心态是很难拍出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的。你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这种状态和感受去得掉吗？　　　　陈凯歌：没错，这话我非常同意。你要想去掉还是能去掉的，你得把这事儿看成其他都是锦上添花。有谁给你雪中送炭的？没有的，那雪里送炭暖和你自己的只能是你自己，再加上你自己的亲人，比如说我跟陈红，能够雪里送炭的只有她，对吧。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在悉尼做后期时每天能工作14个小时，你生活中的乐趣是什么？只是电影吗？ 　　　　陈凯歌：你要处在我的位置上，你就知道了。电影是一个跟打仗差不多的事儿，突发情况很多，你说你处理不处理？你说我现在就不处理了，我可能还不能做到那么超然。　　　　人物周刊：你是个工作狂吗？　　　　陈凯歌：我不是，我一点都不热爱工作。因为工作得有一个目的，是这个目的推动你，而不是工作推动你。所以与其说我是工作狂，不如说我是为特定的目标而工作的。比如说这人老在忙乎，他自己不知道在忙乎什么呢，这叫工作狂，他是为工作而发狂，而我不是。　　　　人物周刊：生活中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陈凯歌：这个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自己呢？你跟我聊天聊了几个小时了，你觉得我严肃吗？　　　　人物周刊：我觉得你骨子里像一个孩子，很纯粹。　　　　陈凯歌：那多好，这是对我很大的夸奖。（笑）　　　　人物周刊：你的工作人员，你肯定听过他们对你的评价吧？　　　　陈凯歌：他们对我的评价不一样的，也是因为他们对我的了解不一样，有的深入一点，可能会得出跟你差不多的结论，有的不太深入的，只看到我工作时候的那一面。大家在一起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让大家没有那个怠懈之心呢？你要让大家感觉到他们是在做一件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事儿，同时是一件好玩的事儿，这个时候大家才能够尽心尽力地去做，如果你让大家觉得这事儿跟他们都没关系，这就没劲了。　　　　人物周刊：你做电影的时候觉得好玩了吗？　　　　陈凯歌：要看你怎么说好玩，其实是大风大浪的。　　　　谁说我子承父业？ 　　　　人物周刊：你在《少年凯歌》中描述了“文革”中，14岁的你在父亲受到批斗时也曾上前推过他一把，对“那一推”你一直无法释怀，现在，提起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往事，你还不能原谅自己吗？　　　　陈凯歌：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儿，所以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了，但是我一直感觉到，对于“文革”这样的事儿一直没有一部电影作品好好地表现一下，看看我们中国人在那个时间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其实“文革”是什么呢，我觉得“文革”就是毛主席给全中国人民出了一道考题，考人心，也考你的人性，这里头答卷的结果参差不齐，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那样，所以不好说。这件事你说我释怀了也可以说是释怀了，因为一个个人能对历史怎么样呢？也不能怎么样，是吧。但是我一直觉得很遗憾，就是到现在我还没能拍出一部有关“文革”的电影。　　　　人物周刊：你和你父亲后来谈论过这件事情吗？你向父亲忏悔过吗？　　　　陈凯歌：（沉默）有一个词叫默契，是吧。大家默契了也就罢了。父子之间公开谈论这些事儿也挺没劲的，大家要有个默契，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对吧。　　　　人物周刊：你曾反复说过：“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是你全部人生体验中最重要的部分，你一生的创作其实就是在表现这种体验。现在，你的心绪还是这样吗？　　　　陈凯歌：这个是改不了的，因为你在那段生活里头，经历了你最难忘的事儿，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所以它多多少少间接直接地都会影响你。　　　　人物周刊：你真的是热爱电影吗？你最初喜欢的似乎是文学，而且还想过考北大？ 　　　　陈凯歌：你看我这样还算不热爱吗？考北大那是做梦，是考不了的，你凭什么考北大啊？又要考数理化，又要考中文，我是不可能考得上的。我们都是“文革”开始时候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你凭什么考北大？所以没有这种奢望，没有这种梦想。　　　　人物周刊：你是子承父业做了导演……　　　　陈凯歌：（打断）谁说我是子承父业？怎么能说我是子承父业呢？就因为我父亲是导演，我也做了导演，因此就是子承父业？我觉得一点都不是。　　　　其实我父亲没有教我什么电影的事，与其说他教了我电影上的事，不如说他教了我怎么做人。我只是那个嚼草嚼得比较细的牛而已。说不好听点，我的少年也可以说是当牛作马。16岁到云南的森林里面去砍树，偌大的一片林子，大家说这砍得完吗？可是居然我们把它砍完了。砍完之后我们有两种感受，第一种感受是非常非常地骄傲，看着长满老茧的16岁的双手，心里面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感，感觉自己长大了。第二种感受痛苦万分。为什么痛苦？我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些树砍了？　　　　人物周刊：你考电影学院跟你的成长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吗？　　　　陈凯歌：因为我没学过数理化，我只能考电影学院。很实际的，考数理化的学校我都考不了，没学过，我怎么考？　　　　我父亲1964年全年在山西四青，他跟艺术都不沾边，我上哪儿跟艺术沾边去？但是我告诉你，你至多能说我住的这四合院，我们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