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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_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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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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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英] 彼得?弗兰科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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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邵旭东 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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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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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是牛津大学顶尖学者彼得?弗兰科潘的著作他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用散文一般的笔法将张骞通西域、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崛起、波斯帝国辉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十字军的东征、成吉思汗的西征、美洲大发现、明代《金瓶梅》等文学的出现、王阳明心学的繁盛、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中东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911事件、“一带一路”等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绚烂故事全都串联在一起，为我们带来一部包罗万象的史诗级巨著的同时，也为我们揭示出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打造“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全球通史、一部人类简史，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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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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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弗兰科潘 Peter Frankopan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曾多次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公开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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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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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广，涉及面广，不乏新意，特别是非常重视中西本土文化、宗教、历史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有利国人开阔眼界，摆脱对历史的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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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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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弗兰科潘颠覆了我们过去对世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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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达民（麦肯锡全球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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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揭示全球史新观念的著作，将解构我们过去对世界史的种种陈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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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堪（著名中亚史专家，本书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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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罗万象、雄心勃勃、成就极高的一部史诗级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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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达尔林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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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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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立伊始，丝绸之路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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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和文明风靡全球；罗马和波斯在路边缔造了各自的帝国；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迅速崛起并传遍整个世界，成就了耶路撒冷三千年的辉煌；成吉思汗的铁蹄一路向西，在带来杀戮的同时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大英帝国通过搜刮丝绸之路上的财富，铸就了日不落的辉煌；希特勒为了这条路上的资源，将世界推入了战争和tusha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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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丝绸之路上的本拉登和ISIS，依然是美国争霸道路上的机遇和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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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全球通史、一部人类简史，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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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将变得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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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Katarina， Flora， Francis and Luke献给卡特里娜、弗洛拉、弗兰西斯和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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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突厥部落……看见有一些人在崇拜蛇，一些人在崇拜鱼，还有一些人在崇拜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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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法德兰《伏尔加保加尔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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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祭司王约翰，是王者之王。我的财富、品德和权力超越世上所有的国王……在我们这儿，牛奶和蜂蜜满地流淌，毒物不会造成伤害，青蛙不会乱声聒噪，草地上没有蝎子和毒蛇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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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传的祭司王约翰写给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信公元1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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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拥有一座巨型宫殿，整个屋顶都是用黄金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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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关于东方大汗所做的研究笔记公元15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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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现在不在波斯问题上做出一点让步、不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就会岌岌可危、没有未来……我们的帝国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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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克拉克爵士致函英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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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算什么都不做，总统也一定能够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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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办公厅主任在2005年总统大选前不久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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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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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我最珍贵的宝贝之一是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我把它钉在床边的墙上，每晚睡觉前都盯着它看。没过多久，我就记住了所有国家的名称和所在地、它们首都的名称、它们周围的海域以及流经这些国家的河流，还有那些用斜体字标注的主要山脉和沙漠的名字，其中充满了奇遇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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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不满于学校课堂上重复无趣的有限的地理知识，因为它只关注于西欧和美国，对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未曾提及。课堂上只讲授罗马人征服不列颠、1066年的诺曼征服、亨利八世和都铎王朝、美国独立战争、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革命、索姆河会战以及纳粹德国的兴衰。我查看自己的地图，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地区，他们都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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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4岁生日的时候，父母送我一本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的书――正是这本书点燃了我兴趣的火种。沃尔夫写道，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一部内容沉闷的文明史：古希腊之后出现了罗马，罗马之后出现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政治民主带来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思想的碰撞反过来推动了美国的出现，其中蕴含着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权利的真理。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我一直学到的故事：西方政治成功、文化优势和道德胜利的颂歌。但这种历史观存在着误区：看待历史还可以有其他不同的角度，而不只是从近代胜利者的立场去观察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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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种观点深深着迷。课堂上，那些没有学到的地区似乎都消失了，或被耀眼的欧洲崛起的故事淹没了。我求父亲带我去地图上的赫里福德，那是一个将耶路撒冷标为世界中心，却被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搁置一旁、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地方；当我在一本阿拉伯地理学家的书上看到一幅南北颠倒并把里海放在正中央的地图时，同样感到非常疑惑；我发现在一张重要的伊斯坦布尔中世纪突厥地图上，世界的中心城市居然叫八剌沙衮，我从未听说过，也从未在任何地图上见到过，而且直到近期人们都无法确定它当初的确切位置，但它却曾被认作是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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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更多地了解俄罗斯和中亚，了解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我想从亚洲的视角观察基督教的起源，了解中世纪大城市――如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巴格达和开罗――的人们究竟如何看待基督教十字军的东征。我想学习东方那些伟大的帝国以及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了解人们如何从阿富汗和印度――而不是从佛兰德或东部战线――的角度看待两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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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学校学了俄语。我的老师是迪克?哈登（Dick Haddon），一个曾在海军情报部工作过的非常聪明的人――他坚信掌握俄语及其语言灵魂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了解其灿烂的文学和农村音乐。更幸运的是，他还给有兴趣的人教授阿拉伯语，让我们接触到了伊斯兰的文化和历史，受到了阿拉伯古典文化精髓的洗礼。语言的学习打开了发现新世界的大门，或用我后来想出的一句话说，打开了我们这些西方人重新发现新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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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更关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影响――预计未来十年中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将以四倍的速度增长；或关注印度的社会变革――拥有手机的人群远远超过拥有冲水马桶的人。但这些对于观察世界的过去和未来来说，均非最佳视角。事实上，数千年来，连接着欧洲和太平洋、坐落在东西方之间的那块区域，才是地球运转的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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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中间的地带，自地中海和黑海东岸至喜马拉雅山脉，在过去和今天人们的眼中也许不算什么重要地段。今天这一地区是一些异域国家和边缘国家的所在地，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高加索山脉国家；一个充满动荡、暴力并威胁着国际安全的地区，如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或所谓的“最佳民主实践国”，如俄罗斯和阿塞拜疆。总之，这似乎是一系列“失败国家”和“没落国家”的聚集地：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总能在全国大选中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多数选票，他们的家人和亲信控制着丰硕的经济利益，拥有着大笔的资产和无限的政治权力；这些国家的人权记录都很糟糕，表达信仰、良知和性欲的自由都受到非常大的限制；专制媒体控制着什么内容能够或不能够在报刊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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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在我们看来也许未经开化，但它们绝不是倒行逆施、昏暗闭塞的蛮荒之国。事实上，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正是文明的交叉点。这些国家绝非处在全球事务的边缘，而是国际交往的正中心，并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人类文明就是从这里诞生，而许多人坚信，人类本身就在这里诞生――在伊甸园里，“贤明的上帝种下了一棵棵花树和果树”，人们普遍相信，那地方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富庶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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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座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上，近5000年以前就建成了伟大的城邦：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成为古代世界的奇迹，城市人口多达数万，街道纵横交错，排污系统精密复杂，几千年后的欧洲都无法与之媲美。其他大规模的文明中心，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尼尼微、乌鲁克和阿卡德，则以其宏伟壮观的建筑而著称。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在两千多年前写道，乌浒河上的巴克特里亚（位于今阿富汗北部）人极擅谈判和贸易，其国都成为各类商品的交易市场，货源地既遥远又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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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是世界上主要宗教的发祥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在这里相互碰撞。这是一个各语言群体相互竞争的熔炉，印欧语、闪族语、汉藏语混杂在那些说阿尔泰语、突厥语和高加索语的人群当中。这是一个见证伟大帝国兴盛衰亡的地方，文明冲突和敌国交战的效应会震慑到几千英里开外。站在这里，你能打开一扇审视历史的新窗口，你将看到一个复杂交织的世界：大陆与大陆之间在相互影响，中亚大草原上发生的事情可以在北非感同身受，巴格达发生的事件可以在斯堪的纳维亚找到回响，美洲的新发现会影响中国产品的价格，进而使印度北部的马匹市场需求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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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震颤都是通过一个网络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跟随着朝圣者、军队、牧人和商人旅行的足迹，伴随着交易的进行、思想的交流、相互的适应和不断的提炼。他们传播的不仅是财富，还有死亡和暴力、疾病和灾难。19世纪末期，这个蔓延四处的网络由一位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正式命名，他就是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一战时头号飞行员“红色男爵”的叔叔）。自此，Seidenstra?en 这个名称便被确定了下来――即“丝绸之路”（Silk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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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通道是整个世界的中枢神经系统，将各民族各地区联系在一起，但它隐藏在皮肤之下，肉眼不可见。而正如解剖学解释人体功能一样，了解这些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再者，尽管这一地区至关重要，它却被主流史学界长期忽略。原因之一是所谓的“东方学”――一个刺耳并带有否定意义的说法，认为东方不够发达，不如西方，因而不值得认真研究。还有一个原因是，过去的史料非常完善权威，已经没有空间再让学者去顾及一个在欧洲和西方社会的崛起故事中一直被视为如此边缘化的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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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和赫拉特、伊拉克的费卢杰和摩苏尔，或叙利亚的霍姆斯和阿勒颇，似乎都成了激进主义和宗教暴力的代名词。眼前的事实冲刷了过去的历史：说起喀布尔城，再也没有人会联想到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曾亲自在那儿经营花园的日子了。“巴布尔花园”曾有一汪被橘树和石榴树环绕的池塘和一片三叶草草场，巴布尔特别引以为荣：“这是花园的最佳景致，橘子变黄时最为美丽。此园的选址真是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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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有关伊朗的看法也是一样，伊朗遥远的光荣历史同样被磨灭殆尽。它的波斯帝国先辈们相传是一群万事都非常讲究的人，从晚餐桌上的水果到著名艺术家创作的肖像，再到学者写字的用纸，都必须追求品位。来自伊朗东部马什哈德的图书馆员西米?尼莎普利（Simi Nīshāpūrī）在公元1400年左右撰写的一本名著中，详细记录了一个爱书人执着的见解。他非常严肃地指出，任何想要从事写作的人都应该明白，最佳的书法用纸应该是大马士革、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出产的，其他地方出产的用纸“一般来讲过于粗糙，多有斑驳，难以久存”。他还让人们记住，书写之前最好将纸张染上绛色：“因为白色过于刺眼，大师级的书法作品都是在绛色的纸张上写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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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著名的城市都被人们忘记了。比如说梅尔夫，一位10世纪的地理学家曾将它描述为“快乐、清洁、优雅、智慧、广阔而舒适的城市”，并称之为“世界城市之母”；还有赖伊，一处距离今天德黑兰不远的地方，大约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觉得它无比辉煌，如同“地球上的新郎”和世界上“最美的作品”。点缀在亚洲屋脊上的这些城市，如同串串珍珠，将太平洋和地中海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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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在相互竞争，领导者和精英们纷纷投资兴建更多的雄伟建筑和纪念性场馆。图书馆、礼拜堂、教堂和大规模天文t望塔在该地区纷纷涌现，其文化影响遍及四周，将君士坦丁堡和大马士革、伊斯法罕、撒马尔罕、喀布尔与喀什都连在了一起。这些城市也成为许多高级学者的聚居地，他们在此从事各项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当时的学者有小部分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知，如伊本?西纳（他的另一个名字“阿维森纳”知名度更高）、阿尔?比鲁尼以及阿尔?花剌子模，这些人都是天文学或医药学领域的巨擘。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名人。在现代到来之前，世界最高级别的知识中心，如“牛津”和“剑桥”、“哈佛”和“耶鲁”，并非在欧洲和西方，而是在巴格达、巴尔克、布哈拉和撒马尔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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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城市、居民的进步和发展都有其原因可寻：人们在从事贸易沟通、思想沟通，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哲学、科学、语言和宗教方面，人们从交流中得到启发，得到拓展。发展和进步至关重要，位于中国北方的赵国在2000多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君主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就说过：“贤者与变俱……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可见古代的统治者们早就知道与时俱进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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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们的思维进程在近代早期发生过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是由15世纪末的两次海上重要探险所带来的。在15世纪90年代的六个年头中，经过长时间奠定下来的商业交流系统面临着严重冲击。首先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跨越大西洋，为通向一块欧亚人从未涉足的地域铺设了一条道路；几年之后，瓦斯科?达?伽马绕非洲南端的航行取得成功，他远航到了印度，开辟出一条新的海上贸易通道。新的发现改变了交流和贸易的格局，还造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重大转移：突然之间，西欧从一个闭塞之地变成了全球交通和贸易的支撑点；一夜之间，欧洲成为了东西方之间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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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崛起触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竞争――同时也是一场历史解释权的竞争。伴随着资源和海上通道主宰权的争夺，人们也在重新强调某些可用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事件、思想和观念。重要政治人物和身着托加长袍（toga）的将军塑像被频频竖起，他们看上去都像是历史上的古罗马英雄；具有古典风格的辉煌建筑被不断兴建，象征着自己与古代世界的荣耀一脉相承。历史被扭曲、被利用，人们制造出一种假象，似乎西方的崛起不仅是自然天成、无法避免，而且是由来已久、顺势延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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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故事都让我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历史，但有一个故事非同寻常。希腊神话中说众神之父宙斯在地球两端分别放出一只鹰，令它们朝对方飞行。一块神石――即翁法洛斯石器（omphalos，意为“大地的肚脐”）――被竖立在两鹰相会之地，让它们在此和天神交流。我后来才知道，这则关于神石的故事一直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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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我最初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在盯着地图查看，想弄清楚两只鹰究竟在哪里相会。我想象它们应该从大西洋西岸和中国的太平洋海岸出发，然后朝内陆飞行。它们相会的精准地点无法确定，主要取决于我的手指如何测量东方到西方的中间点。但不论怎么变，相会的地点一直都在黑海和喜马拉雅山中间的某个地方。我曾夜不能寐，琢磨着我卧室墙上的地图，琢磨着宙斯的那两只鹰，还有我读过的书中从未提及的那片地区的历史――居然连个地名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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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非遥远的过去，欧洲人把亚洲分成了三大区域――近东、中东和远东。然而在我成长过程中听到或读到的有关当今时代的问题，好像都发生在第二个区域：中东。然而它的含义甚至地点都一直在变化，有时被用来指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周边地区，有时也指波斯湾。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直告诉我地中海如何如何重要，称地中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事实上地中海很明显就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诞生地。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地中海”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即“地球的中央”。事实上，真正的“地球的中央”并不是那片分割欧洲和北非的海域，而恰恰是位于亚洲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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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通过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鼓励其他有识之士去研究那些被几代人忽视了的族群和地域。我希望能够启发人们提出有关历史的新问题，使历史真相能够被重新探索和认真观察。总之，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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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于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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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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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此书出版的时候，我并未期待它能获得太大的成功。像所有的作者一样，我只希望读者能喜欢我写的书，从中了解他们所知甚少或是完全不了解的某些地区、历史、种族和文化。我同样希望他们能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因为这本书的目标和范畴都比较宏大。我们生活在一个眼界受到束缚的世界，我们在过去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会阻碍我们接受新的思想，阻碍我们重新评价一些我们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我们的历史观点都是以前父母、中小学老师、大学老师和朋友同事教我们的，若想摆脱这些束缚并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就需要开放思想、增强自我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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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打算写一本可能引发争议或是哗众取宠的书，相反，此书正如它所呈现的那样，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它不仅仅是关于欧洲或西方，也不仅仅是关于俄罗斯和中东，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或印度，它包罗万象；它考察世界的变迁：货物和商品、宗教和信仰、语言和艺术、暴力和疾病；它会关注以前被人忽略的那些方面，试图解释各个国家从古至今的起落兴衰，从而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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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描绘历史需要一张巨大的画布，但也需要对细节的精确把握。当画卷最终完成后，得做到从远处看引人入胜，从近处看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这也意味着本书的写作既要让比较缺乏历史知识的读者看得懂，又要让专家觉得足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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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这本书获得很多读者的肯定，其中还包括一些我本人非常尊敬的作者和媒体。威廉?达尔林普尔说，《丝绸之路》是一部“涵盖面很广的历史史诗，规模宏大，成就非凡”，是一部充满了“智慧和勇气”的作品；《伦敦标准晚报》也同意这种看法，说此书“非常出色”；用《每日电讯报》的话说，它让人“惊心动魄，爱不释手”，该报还将本书列为2015年度最佳历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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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评论文章和出版物也给出了赞许。此书“令人惊诧，极易阅读”，简直“令人兴奋不已”，《名利场》杂志如是说；而《展望》杂志说本书“华丽壮观”；《经济学人》杂志非常有名，该杂志的编辑们眼光精准但从不轻易下结论，他们评价本书充满了“精美睿智的描写”，并“演绎了一部聚焦东方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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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一直是英国的头榜畅销书，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2015年9月出版后，它便跃居为印度非小说类畅销榜榜首，而且长居不下，非常感谢各家评论把它描述为“雄伟壮丽，智慧无比”（《开放杂志》）和“魅力超凡的世界史”（《商业标准》）。这些杂志还继续援引、罗列了来自南非至新西兰、波斯湾至瑞典的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词，其中特别引用了瑞典官方媒体《瑞典保守报》的话说：“彼得?弗兰科潘真是个杰出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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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在国际上的成功显然归功于当下的时事热点。我们生活在变革不断的21世纪，一个充满了动荡和挑战的时代。中东局势混乱，不仅敌对势力要全力控制资源和疆土，而且要应对伊斯兰各派合法化的竞争。伊斯兰国（ISIS）与塔利班的暴行，不仅给众多无辜的民众和儿童带来灾难，同时还殃及到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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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还有俄罗斯，一个急需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国家。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后，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的敌视和指责。但就在西方国家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俄罗斯时，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包括俄罗斯那些从欧洲边缘地带延伸至太平洋沿岸的邻国，似乎都对俄罗斯的举动持肯定态度，即便其中某些国家在近几十年甚至近几百年来与莫斯科的关系并不融洽。俄罗斯的未来变化不定，是恢复秩序、重振经济，还是继续将资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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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极力应对局势的变化，极力寻求如何更好地分配有限的资源。美国入侵伊拉克及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招致巨大争议，人们甚至因此分为两派：一派坚信美国可选择不涉外事、独善其身；一派坚信美国有责任维护其他地区的和平与民主。当然还有亚洲，过去美国一直忽略了这一地区，但如今，亚洲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家、策略专家和外交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南海问题――冲突对抗的逐渐升级实在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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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这样就有更多新的读者能够阅读、了解到有关世界整合发展的全新故事。我希望读者不仅能清醒地认识过去，而且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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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经济飞速增长。繁荣发展带来了健康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当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城市的快速扩张和高速发展给环境和服务带来严重压力。空气污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目前的日常生活，还会对下一代的健康造成更深远的伤害。发展同样给水资源带来了压力，在一个极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并由此将整个国家编织在一起的时代，想要制订成熟周全的规划几乎不大现实。历史证明，快速增长的后果并不容易掌控。尽管人们知道压力和负担均属正常并在预料之中，但要真正做到可持续性发展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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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自身发展的调整期，一个学习应对“新常态”的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又不能像过去那样快速。这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学会如何处理与东亚、中亚和东南亚远邦近邻之间紧张关系的时期，并且还要学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最恰当的角色。中国正在放开眼光，以求更好地适应世界转型变化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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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写作时便已将中国读者考虑在内。书中展示了今日中国的巨变如何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影子，各国权力的兴衰起落、世界各地的黎明与黄昏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规律，一个国家的资产泡沫和突发经济衰退如何能够给几千英里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带来影响。它论证了历史上诸如西安、洛阳、北京、巴格达、大马士革、伊斯法罕、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等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宽容政策如何带动艺术、科技及学术的发展。它阐释了资源竞争和影响力竞争如何会导致军事冲突，其影响不仅限于当事地区，而且会波及整个世界。它还指出，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那个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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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还将看到，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多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就曾尽力收集各国的信息，并派遣出各种特使和代表，探索哪里是世界上最佳的市场，探索如何抵达沙漠、山脉另一端的国度和城镇。无论探索后写就的报告成书于哪个年代，它们都是试图给罗马和巴格达、洛阳和北京、吉特拉和高知、福斯塔特和非斯、基辅和莫斯科、伦敦和塞维尔的统治者们提供信息和智慧，都带回了其他民族生活和劳作的相关景象，汇报了贸易交流的情况，告知人们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可能收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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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以前，人们今日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就已经存在，它将中国太平洋沿岸和非洲及欧洲的大西洋海岸联系在了一起，使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的货物流通成为可能，同样还有穿越亚洲之脊的、连接城镇和绿洲的陆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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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的创想之时，他是在重新唤起人们对于那段很久之前就已经熟悉的繁荣回忆。他的有关促进贸易发展、投资海陆通道并与各国建立合作交流关系的想法，都是基于一种常识――即今日纵横交错于亚洲，将中国与欧洲、里海、高加索山脉、波斯湾和东南亚各个角落连接在一起的新交通干线，追随的正是当年那些带着货物和信仰四处奔波的旅行者和圣贤者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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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区别在于速度――我们的旅行速度、大宗贸易的成交速度，以及我们相互交流和学习的速度。从很多方面来看，高速的开放都将呈现出新的可能和新的机遇。不过在开放的同时，日趋密切的相互联系也向人们提出了挑战――特别是涉及到如何更好地应对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国家在规范公民行为或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繁荣之时所应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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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问题是目前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各国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家荣辱与共：一个地方的经济减速会对地球另一个地方产生直接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影响；社会**和体制失败所造成的损失极少能限制在国界之内，它们会四处蔓延，威胁到邻国的政府运作、经济与安全。未雨绸缪，等待转机，才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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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大多数国家都更能未雨绸缪，更愿意去了解其远邦近邻的过去，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要做到这些，如中国领导人所说，需要的是尊重和谨慎。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创想，是为了造福天下这一共同事业而提出的，是一个“深度合作的黄金机遇”。习近平主席极力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友善和文明”的崛起，将会造福其他国家，而不会威胁任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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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语在中国历史上能找到许多类似的回响。比如在13世纪，南宋就曾派特使出行，希望他们带回远方异国的准确信息――尽管他们带回的消息并非完全准确，除非“女人遇南风盛发，裸而感风，即生女也”的女人国真的存在。不过，描绘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以及南海和爪哇海众群岛的地图却非常可信，特别是出自元代朱思本之手的《舆地图》，实为精准可靠。最为著名的航海探险活动当属郑和下西洋，他的雄心带他穿越印度洋远至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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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外探索交流活动都基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和成熟。国家无忧无患、长治久安，就愿意尝试各式各样的发展。因此毫不奇怪，不同的发展形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郑和“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和掠夺奴役”，***在2007年对比勒陀利亚的代表们如是说。不像那些欧洲人，把非洲大多数地区都变成了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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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的出版正值中国人热切探索外部世界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大好时机。它将为学者们的探索和批评打开新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读者提供一个通过丝绸之路观察两千多年来人类文明进程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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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非常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能像其他国家的读者一样，喜欢此书，受到启发。作为作者，不停地写书是一种乐趣，知道自己写的书有人读更是一种独特的乐趣。如果本书的阅读经历能让您心旷神怡，将是对我的最大称赞。最后非常感谢上海读客图书为出版中文译本所做的细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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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弗兰科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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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于牛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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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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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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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明伊始，亚洲的中心就是帝国的摇篮。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的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世界最早的村镇和城市。系统化的农业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并扩展到整个“新月沃地”――这是一片水源充足的沃土，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在差不多4000年前，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在这里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律，为他的臣民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并对违法者实施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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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崛起于此的王国和帝国当中，最伟大的莫过于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从位于今天伊朗南部的家园迅速扩张，统治了邻国，将势力延伸到爱琴海岸，征服埃及后一路向东，直抵喜马拉雅山脚。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波斯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开放态度。“波斯人十分乐意接受外来的风俗习惯”，他写道，如果他们觉得某个被征服者的服装样式更好，他们就会放弃自己原来的服饰，这使得他们能够借鉴米底人（Mede）和埃及人的穿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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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一个多民族合作、运转平稳的帝国管理体系，主动接受新的思想并进行新的实践是一个重要因素。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们监督着帝国的日常运转，从记载如何给皇室侍从支付酬劳，到监督市场进出货物的数量和质量；他们还负责监督维护、整修帝国内纵横交错、令古代周边国家羡慕不已的道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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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与巴比伦、苏萨（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纵横相连的交通网，使人们可以在一周内到达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希罗多德将此成就视为奇迹：雨雪、高温和黑暗都不能减缓消息传播的速度。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先进的灌溉技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吸引了周边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口，进而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人口不仅来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富足农区，还来自乌浒河（Oxus）和药杀水（Iaxartes）――即现在的阿姆河（Amu Darya）和锡尔河（Syr Darya）――河谷，以及公元前525年后被波斯军队占领的尼罗河三角洲。总之，波斯帝国是一片富庶的土地，连接着地中海和亚洲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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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还是一座代表着稳定和公正的灯塔。贝希斯敦山（Behistun）上那块分别用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得语三种语言所雕刻的石碑，记录了古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如何平定**和起义、击退外国入侵者、公平对待穷人和权贵的事迹。碑铭要求确保帝国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为正义是帝国的基石。帝国对少数族裔的包容同样令人称道，某位波斯国王被称作“弥赛亚”（Messiah），即“得到上帝祝福的人”，他的包容政策曾让犹太人从“巴比伦之囚”中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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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波斯帝国的贸易繁荣昌盛，为统治者的军事远征提供了财力支持，而远征本身又反过来为帝国带来了更多的资源。贸易的繁荣同样助长了统治者的奢靡之风。在巴比伦、波斯波利斯、帕萨加第（Pasargadae）和苏萨，一座座华丽的建筑拔地而起。在苏萨，大流士国王还用埃及的上等乌木和白银、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黄金、粟特（Sogdiana）的青金石和朱砂、花剌子模的绿宝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了精美绝伦的宫殿。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以享乐闻名，仅仅是听说一件新的奢侈品便能沉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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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着商业帝国的是野心勃勃的军队，他们推进并保护着帝国的边界。波斯帝国的北方一直存在隐患，那里的干草原是以放牧为生的游牧部落的地盘，从黑海经中亚一直延伸至蒙古高原。这些游牧部落十分残暴，据说他们喝敌人的血，并把敌人的头皮做成衣服，有时甚至还会吃掉自己的父亲。不过，与游牧民族的交往情况比较复杂。尽管史料说他们混乱无序、喜怒无常，但他们却是牲畜特别是优质马匹的重要供应者。当然，游牧部落也会带来灾难，比如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就在试图征服斯基泰人（Scythian）的战役中被杀，他的头颅被兜在一个盛满鲜血的皮囊中。一位学者这样讽刺道：现在，他对权力的渴望终于被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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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罕见的挫折并没有遏制波斯帝国的扩张步伐。希腊的指挥官们带着恐惧与崇敬交织的复杂心情遥望东方，希望能学到波斯人的战争策略及军事技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等希腊诗人用击败波斯人来赞美自己祖国的英勇军队，展示诸神的眷顾，并在史诗剧和文学作品中弘扬抵抗波斯人侵略企图的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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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神奇富饶的东方来到希腊，”狄俄尼索斯在《酒神的伴侣》的开场白中这样写道，“那里有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波斯平原，有着由城墙保护的巴克特里亚城镇，有着设计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楼。”狄俄尼索斯所说的地方就是希腊人以前不曾见过的亚洲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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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马其顿的亚历山大（Alexander）更热衷于阅读这些描绘东方的作品了。亚历山大在英明的父王腓力二世遇刺后于公元前336年继位。当时，这位年轻的将军对于未来追求荣耀的方向已确定无疑。他对一无所有的欧洲没有丝毫的兴趣，那里没有城市，没有文化，没有尊严，没有利益。同所有古希腊人一样，对亚历山大来说，文化、思想和机遇――同样还有威胁――统统都来自东方。于是，他最终将目光落在了实力最强大的帝国：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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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1年，在一次闪电战中驱逐了波斯的埃及总督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向帝国的心脏发起全面攻击。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地点则在高加米拉（Gaugamela）尘土飞扬的平原上，靠近今天伊拉克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地区的埃尔比勒省（Erbil）。在这里，他战胜了大流士三世指挥下的强大的波斯军队。胜利的原因也许是他在战前睡了一个好觉：据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记载，亚历山大那天坚持要在打仗前休息，他睡得很沉，手下的将领很担心，必须使劲摇他才能将他唤醒；精神焕发的他穿上最得意的盔甲，戴上精致的头盔，“如同最精致的银器”般光彩夺目，右手握住一柄利剑，率领他的部队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帝国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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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受教于亚里士多德，肩上一直负载着很高的期待。他未负众望，在高加米拉击败波斯军队后又继续东进。一座座城池向他投诚，巨大的城邦、富足美丽的城市，纷纷拜倒在这个年轻英雄的脚下。巴比伦投降了，城市居民带着鲜花和花环聚集在通往这座伟大城市的道路两旁，银色的祭坛上堆满了乳香精油和各种香料，装着雄狮和猎豹的笼子被作为上贡的礼物。没过多久，连接波斯主要城市的皇家大道、连接小亚细亚海岸和中亚的整个交通网络全部为亚历山大大帝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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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某些现代学者把亚历山大看作是“醉鬼和少年暴徒”，但他在治理新近征服的疆土和人群方面似乎还真有其惊人的巧妙手段。在对待当地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方面，他通常表现出仁和、宽容和尊重。比如，他对居鲁士大帝陵墓的年久失修感到非常不满，不仅重修了陵墓，而且惩罚了曾经毁坏帝陵的人；当得知大流士是被他的副官谋杀并扔在一辆货车里后，亚历山大下令，大流士三世应当享受符合他级别的葬礼，且必须与其他波斯统治者葬在同一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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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能够治理越来越多的疆土，是因为他愿意依赖当地的高层精英。“如果我们想要守住亚洲，而不仅仅是路过亚洲，”他说过，“我们必须对这些人表现出足够的仁慈。他们的忠诚才能使我们的帝国稳定长久。”地方官员和元老可以保留原有的职位，继续管理被征服的城镇和地区。亚历山大本人也采用地方传统头衔，身着波斯服装，表示他对地方习俗的认同。他极力避免自己被塑造成一个入侵的征服者，而是一个古代王国的最新继承者――尽管嘲笑之声也提醒着人们他曾血洗大地并带来无尽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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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住的是，我们对亚历山大征战事迹的了解，对他的成功和策略的了解，大多是从历史学家那里得来的。这些历史学家的陈述通常都带有理想化色彩，常常以极大的热情描述这位年轻将军的征战历程。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我们应当对波斯崩溃的史料持谨慎态度――亚历山大向东方疆域持续迅速扩张的故事本身就能打破一切质疑。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新城市的创建者，这些城市通常都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直到今天才有了别的名字，如赫拉特（Herat，当时的名字是阿里亚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in Aria）、坎大哈（Kandahar，阿拉霍西亚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in Arachosia）、贝格拉姆（Bagram，高加索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ad Caucasum）。这些临时建立的堡垒城，一直延伸到北部的费尔干纳谷地（Fergana），构成一张点缀在亚洲屋脊上的全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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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的防御能力强大，建有独立的要塞和堡垒，这主要是为了防御草原游牧部落的威胁――他们非常擅长向周边地区发动灾难性攻击。亚历山大不得不修建防御工事以保护新近征服的领土。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更遥远的东方，那里的人们也在担心同样的事情：中国已经形成了“华夏”的观念，以表示自己是文明的世界；为了抵抗来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入侵，他们不断修建、延伸牢固的防御网络，最终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这种做法的出发点与亚历山大不谋而合：一味扩张而忽略防卫，终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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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仍在不知疲倦地继续征战，他环绕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而行，又沿印度河谷直下，不停地兴建新的要塞并添置驻军――尽管此时的他已必须时常面对那些思乡心切的士兵的哭诉和抱怨。从军事角度来讲，到公元前323年32岁的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去世（此事件仍笼罩着神秘色彩）时，他一生的成就绝对称得上非凡。他东征的速度和广度令人难以置信。影响更深远的一点是――尽管常常被人们忽视――他留在身后的巨大遗产，以及古希腊文明与波斯、印度、中亚及中国文明的交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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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亚历山大的突然去世曾引发了一场他手下高级将领之间的动荡和内讧，但另一位领袖人物不久便出现在新征服的东方疆土上：一位叫塞琉古（Seleucus）的军官，生于马其顿王国的北部，参加过大帝发起的所有重要的远征。他在统帅去世后的几年时间里，发现自己已成为从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流域大片疆土的领主。这片疆土如此之大，已经不像是一个王国，而是一个帝国。于是他建立了一个王朝，称塞琉古王朝（Seleucid），其统治延续了近三个世纪之久。亚历山大的胜利很容易被视作是昙花一现，但他所带来的影响绝不是转瞬即逝的：它们翻开了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这片地域的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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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死后的几十年间，随着古希腊的思想、观念和意象逐渐传入东方，人们目睹了渐进的但确定无疑的希腊化进程。亚历山大手下众将军的后裔没有忘记他们的希腊之根，他们积极进行宣传，比如说通过设立在贸易中心或农业中心的造币厂所铸造的标准化钱币：正面是当今统治者的头像，卷发加王冠，而且像亚历山大那样永远侧视着右方；背面是阿波罗的头像，并标有希腊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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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中亚和印度河谷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希腊语。在位于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城市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塞琉古建立的一座新城――的纪念碑上，刻着来自希腊圣地德尔斐（Delphi）的箴言：童年时，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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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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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时，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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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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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时，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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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元前2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的税务收据和士兵军饷账本等资料显示，在亚历山大死去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希腊语一直都是当地的日常官方用语。的确，希腊语已深深渗透到印度次大陆。古代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shoka）颁布的一些法令都会附有希腊文翻译，明显是为了照顾当地说希腊语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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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碰撞所产生的文化交流胜景令人惊叹。在犍陀罗（Gundhara）谷地和印度西部，要到当地人对阿波罗的崇拜建立起来之后，佛祖的塑像才开始出现。佛教徒感觉受到新宗教的威胁，于是开始创建他们自己的视觉形象。事实上，不仅佛祖塑像的最早出现时间和阿波罗崇拜存在关联，其外形设计也同样如此：塑像似乎是以阿波罗的形象为模板，足见希腊文化的影响之深。在此之前，佛教徒从不愿抛头露面、在外张扬，如今宗教竞争迫使他们做出反应、学习借鉴、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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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今天塔吉克斯坦南部的石造祭坛上雕刻着希腊碑文、阿波罗的头像以及精美无比的讲述亚历山大事迹的微型象牙镶嵌，足以说明来自地中海文明的渗透和影响有多么的深远。亚洲的希腊人在印度得到广泛的认可，科学发明就是其中之一。“希腊人是野蛮人，但天文学是由他们创造的，仅此一点就足以将其奉若神明。”《伽尔吉本集》（Gārgī Samhitā）中的一段文字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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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记载，亚历山大要求一定要将希腊的宗教远传至印度，这样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才能在亚洲得到广泛的尊崇。波斯一带的年轻人从小就阅读《荷马史诗》，“唱颂索福克勒斯和尤里庇德斯的悲剧诗”，远至印度的人们都在学习希腊语。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发现借鉴迹象的原因。比如有人指出，伟大的梵文史诗《罗摩衍那》（Rāmāyana）就深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影响：悉多（Sita）遭罗波那（Rāva?a）绑架的情节与海伦（Helen）和帕里斯（Paris）从特洛伊私奔的情节非常类似。当然，影响和启发是相互的，一些学者就认为，从《埃涅阿斯纪》（Aeneid）中可以看出很深的印度文学的烙印，比如《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思想、观念和故事沿着这一通道迅速传播，经旅行家、商人和朝圣客不断扩散。亚历山大的征服行动为所及地域的人们开放思想铺平了道路，也为边远地区的人们接触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象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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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荒野草原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位于今天阿富汗北部的提利亚特佩（Tilya Tepe）发现的贵族墓葬中，那些制作精美的殉葬品明显都来自于希腊艺术。在西伯利亚、印度以及更远的地方，情况也是一样。这些奢侈品被运到了游牧部落，用以换取牲畜和马匹，有时也可作为换取和平的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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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游牧草原与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关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进程，因中国不断增长的雄心而强化。在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扩张的浪潮将中国的边界推进到更为广阔的疆土，并逐渐抵达当时所谓的西域（西方的疆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这地方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一条600英里长的通道，将中国腹地和坐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敦煌郡连接在一起――以西。从敦煌开始有南北两条通道可供选择，无论哪一条通道都有风险，最后它们在喀什会合，而喀什恰好处在喜马拉雅山脉、帕米尔高原、天山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交会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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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疆域扩张将整个亚洲连在了一起。此前，这些交通网络曾受到月氏，特别是匈奴人的阻碍。匈奴是中亚地区像斯基泰人一样的游牧民族，他们一直引人担忧，但又是重要的牲畜贸易伙伴。据记载，公元前2世纪时，成千上万头牲口都购自这些草原民族。汉人十分需要马匹却又经常得不到满足，因为他们需要装备有效的兵力以确保国内的稳定，同时还要应对匈奴或其他部落的进攻和偷袭。来自西域的马匹最为珍贵，部落酋长们可以从中赚到大笔的钱。有一次，一位月氏国首领用马匹换取了一批货物，然后将货物转手卖掉，他的财富一下子多了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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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和最值钱的一个马种繁殖于费尔干纳谷地，即广阔的帕米尔高原山地的边缘地区，跨越今天塔吉克斯坦东部和阿富汗的东北部。它们的耐力令人赞叹，一位汉朝的历史学家说，就是龙族也敬它们三分。因其会排出红色的“汗水”（或由于其身上的寄生物；或由于马种皮肤太薄，奋力奔驰后容易出现血管破裂），人们便将其称作“汗血马”。这些品种精良的马匹成为诗歌的题材、雕塑和绘画的对象，并被誉为“天马”。有些马甚至被带着陪伴主人去往来生：一位皇帝的墓穴有80匹他所宠爱的马陪葬，马匹的墓地有两座雄马的塑像和一座赤陶武士雕塑在站岗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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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驰骋在中国以北的整片蒙古干草原，他们和汉人的关系并非一直和睦友好。当时的历史学家将这些部落人群描述为蒙昧无知、茹毛饮血的野人；有位学者还说他们是“被上天遗弃的民族”。汉人宁可向他们进贡也不愿他们进犯自己的城市。汉人常常派大使造访这些从小就擅长捕捉耗子、小鸟甚至狐狸和兔子的游牧民；皇帝还会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无恙”。在一套正式的朝贡体系下，汉人要给游牧部落送去许多奢侈的礼品――包括大米、美酒和纺织品――只求换得和平。中国最重要的贡品是丝绸，游牧部落极为看重这种丝织品，因为它质地好、分量轻，铺床做衣都用得上。丝绸同样是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拥有那么多的高级绸缎是单于尊贵身份的体现，并将之赏赐给手下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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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换取和平而付出的物资总量十分巨大。比如在公元前1年，匈奴共收到3万匹丝绸和大约相同数量的原材料，另加370套衣物。一些汉代官员相信，匈奴人喜欢奢侈品，说明他们将一事无成，濒临灭亡。“如今你们已离不开中国货了！”一位特使毫不客气地对部落首领说。他认为匈奴的习俗正在发生变化，并且信心十足地预计，中国最终会赢，并征服整个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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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强烈的渴望。事实上，和平相处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价。不断的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匈奴的纠缠。首先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将游牧部落赶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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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土的扩张激起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官员们奉旨对帕米尔高原进行考察并将相关记录呈报朝廷。留存下来的史料之一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一位汉帝国大历史学家（太史）的儿子。他因替战场上年轻气盛的将军辩护而被贬官、遭受宫刑，却仍坚持不懈地完成他的历史巨著。他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审视印度、波斯和中亚地区的历史、经济和军事状况。他认为，中亚诸王国兵力薄弱，因为他们受到匈奴的威胁，这些野蛮人因被中国打败而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司马迁写道：这些中亚王国不通军事，却善于经商，在商业繁盛的巴克特里亚都城可以看到各类物品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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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外界的贸易交流也在缓慢开展。对于戈壁滩边缘的通道，特别是玉门关（商队西行的必经之路）以西通道的开拓并不顺利。无论是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是跨越天山山脉或帕米尔高原，都必须穿涉险要地带，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绿洲，路途异常艰辛。极端的高温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这也是巴克特里亚骆驼如此弥足珍贵的原因：这些动物能忍受极其恶劣的气候环境，对致命性沙漠风暴的到来非常敏感。它们在预感到风暴来临时会“立即嚎叫着聚成一团”，商人和商队见到后会马上用毡布将自己的鼻口包裹起来。当然，骆驼在预测天气方面也会出错，人们在商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大批的死亡骆驼和尸骨。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必须有丰厚的回报才值得人们去冒巨大的风险。尽管四川的竹子和布匹可以出现在几千英里以外的巴克特里亚市场，但更为关键的是，价格高昂的珍贵物品同样能够通过长途运输抵达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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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主要产品是丝绸。除了用来讨好游牧部落以外，丝绸在古代还扮演着诸多重要的角色。在汉朝，丝绸与钱币、粮食一样可以用作支付军饷。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是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铸造足够数量的钱币是个难题，事实上，货币在当时的中国也尚未完全普及。在支付军饷方面更成问题，饱受战火的边疆地区百姓抱怨不断，那里的铜钱一文不值，粮食也会随着时间腐烂。于是，成匹的丝绸经常被用作货币，或作为军饷，或作为中亚佛教寺院惩罚犯戒僧人的罚金。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了一种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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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为来自域外的商人制定了贸易规则，创立了一套正规的管理体系。在离敦煌不远的古代要塞悬泉置遗址中发现的一卷三万五千字的文献，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河西走廊咽喉之地的日常商业活动。这些文字写在竹简或木板上，从其内容得知，进入中国的客商必须按规定的路线行走，他们将拿到通关文牒，也常常会被官员询问，其目的是确定这些人最终能返回故里。像当代旅店的顾客注册制度一样，这些来客的信息均被仔细记录：他们吃饭花了多少钱，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身份，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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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带着怀疑的眼光进行盘查，而是要准确地掌握什么人在进出中国，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特别是（考虑到关税）他们所携带的货物的价值。所有这些复杂的行政措施都为我们展示出当时的都城长安（现称西安）是如何面对一个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我们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当代社会独有的现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经是事实，它提供着机遇，带来了问题，也推动着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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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几千英里之外发生的变化会直接刺激到当地的奢侈品需求，以及人们购买奢侈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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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塞琉古的后代于公元前247年被一个叫阿萨西斯（Arsaces）的人所推翻。他的后代被称为安息人（Arsacid），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并决定扩展其势力范围。他们巧妙地借用历史，将希腊和波斯的观念融合，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从而开创了一段稳定繁荣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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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大的刺激莫过于地中海周围发生的事情了。坐落在意大利西海岸线正中央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经过慢慢的努力发展，从一个闭塞之地逐渐崛起成为地区间的强大势力。在夺取沿岸的一座座城市之后，罗马开始统治整个地中海西岸地区。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的扩张极具雄心，进展神速。它的目标也坚定地锁定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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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大国，它重视军事力量，崇尚暴力和杀戮。角斗已经成为一种定期举办的公众娱乐活动。角斗场上，战胜外国族裔和其他超乎自然的壮举都会得到疯狂的喝彩。城中遍布各处的凯旋门每日都在提醒忙碌的市民罗马所取得的战绩。军国主义、英勇无畏、崇尚荣耀被作为关键特性灌输给这座充满野心的城市――它的未来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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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强大靠的是按标准要求训练出来的军队。士兵必须能在5小时内走完至少20英里的路程，同时能负重至少50磅以上的装备。为了保证部队的凝聚力，士兵被禁止娶妻。经过严格训练，士兵们个个身强力壮。这些年轻人从小就对个人能力充满信心，坚信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构建罗马帝国的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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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在公元前52年征服了高卢（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法兰西、荷兰以及德国西部地区），并攫取了数量巨大的战利品，甚至都影响到了罗马的黄金价格。不过，欧洲可以征服的地方只有那么多，而且没有什么发展前景光明的地方。帝国若想壮大，必须拥有大量的城市，由此征取足够多的税收；帝国若想辉煌，必须拥有艺人和工匠――他们的精湛技艺让有钱人相互攀比炫耀，并由此获得高昂报酬。像不列颠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为罗马帝国增添任何价值。驻扎在不列颠的士兵在家信中说，这地方就是冷漠、孤独和无望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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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崛起和欧洲这片缺乏资源以及（充满纳税人的）城市的大陆没有太大的关系，真正推动罗马成为帝国的因素是它能够重新将目标定位于地中海以东。罗马的成功和荣耀始于对埃及的占领，以及将矛头对准更远的东方――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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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大帝的护卫官托勒密（Ptolemy）及其后代曾统治埃及近三百年之久。尼罗河的洪水带来粮食的大丰收，埃及仰仗着这条河流创造了辉煌的财富。丰收的果实不仅能满足当地人口的需求，而且有大量剩余可以支援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港。据一位当代学者记载，亚历山大港已发展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元前1世纪时的人口就多达30万。粮食的运输受到严格的监管，每次装船前船长都要进行庄严宣誓，然后拿到一张由皇家官吏派发的收据，这时才可以拿到粮食、上船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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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长期以来一直贪婪地觊觎着埃及。罗马大帝尤利乌斯?凯撒遇刺后，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卷入到混乱的权力斗争中，这给罗马创造了可乘之机。在公元前30年的亚克兴（Actium）战役中，艳后成为马克?安东尼的情人。他们的同盟激怒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愤怒而狡诈的屋大维不久便向埃及艳后宣战，罗马大军直逼亚历山大港。克里奥佩特拉做出了一系列既不成熟又不奏效的防御决策，最后不得不选择自杀――或被毒蛇咬伤致死，或可能吞下自制的毒药。埃及很快成了罗马的囊中之物。屋大维离开罗马的时候是位将军，返回的时候是罗马的最高统治者――元老院赐封他为“奥古斯都”。罗马已成为真正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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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埃及改变了罗马的命运。他们获得了尼罗河谷大面积的庄稼收成，导致粮食价格急速下跌，家庭购买力随之大幅提升。贷款利率也开始下滑，跌幅从4%到12%不等。伴随着大笔廉价资本的涌现，一个司空见惯的繁荣场景出现了：地价飙升。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显著增长，使得奥古斯都可以将获取元老院成员资格的缴纳金门槛提高40%。奥古斯都沾沾自喜，说他当初创建的罗马是一座砖砌的城市，如今却是一座大理石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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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财富的剧增源于罗马对埃及税收的无情课取。税务检查官遍布埃及各地，推行了一种新的税收制度：凡16岁至60岁的男子都要缴税，只有在少数特殊情况下才能免除――比如说宗教祭司可以不纳税，但他们必须在神殿通过严格注册才行。这就是某位学者所说的“古代种族隔离”（ancient apartheid）制度，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让财富聚集到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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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的经济和军事触角的不断扩张延伸，这种税收方法也被运用到其他地区。兼并埃及后不久，罗马派税务官员到犹太省（Judaea）进行人口普查，再次确保税收的精准。假设在埃及实施的模式被运用到该地区，即记录所有人的出生和死亡、记录所有男性成人的姓名，那么耶稣基督诞生到这个世界也应当有一位官员做记录。可见，当时的官员并不在乎婴儿是谁、婴儿的父母是谁，而是在乎婴儿的出生代表着人力资源的增加，代表着帝国又多了一个未来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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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世界让罗马人眼界大开。亚洲当时已然以慵懒奢侈的精彩生活而著称。西赛罗（Cicero）这样写道，那里的富庶程度难以描述，田野的收获可谓奇迹，商品的数量令人难以置信，成群的牲畜让人目瞪口呆，产品出口量十分巨大。在罗马人看来，那里的人们可以不用劳作，尽情享乐。诗人塞勒斯特（Sallust）说，罗马士兵到了东方才能长大成人，这毫不奇怪，因为正是在那里，士兵们才学会了zuoai，学会了醉酒，学会了欣赏雕塑、绘画和艺术。这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至少从塞勒斯特的观点来看，或许亚洲的确“充满诱惑，引人神往”，但“贪图享乐将迅速瓦解士兵们的战斗意志”。如此看来，东方的价值观与罗马崇尚的严格军事化的理念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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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本人尽力去了解东方的新疆域。探险部队被派往阿克苏姆（Axum）王国（位于今埃塞俄比亚）和萨巴（Sabbaean）王国（位于今也门）；尽管罗马仍忙于巩固其在埃及的统治，但对亚喀巴湾（Aqaba）的探索也在同时进行。到了公元前1年，奥古斯都又下令对波斯湾两岸进行详细考察，就该地区的贸易活动写出报告，并记录海上航线如何与红海相通。他还监督着经波斯深入到中亚内陆通道的实地考察。一份被称作《帕提亚驿程志》（Stathmoi Parthikoi）的文献完成于这一时期，它记载了东方重要城镇之间的距离，并仔细标注了从幼发拉底河到亚历山德鲁波利斯（Alexandropolis，今阿富汗的坎大哈市）之间的所有重要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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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商们开拓的路线正飞速延伸。据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在罗马兼并埃及后的几年中，每年都有120艘商船从红海的米奥斯贺而莫斯港（Myos Hormos）驶向印度。罗马和印度的商业交往频繁，次大陆的大量考古资料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在诸多大型遗址――如帕塔南（Pattanam）、科尔哈帕（Kolhapur）、哥印拜陀（Coimbatore）――发现了罗马的土罐、台灯、镜子和众神的塑像。在印度西海岸和拉克代夫（Laccadive）还发现了大量的钱币，年代可追溯到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的统治时期。一些学者认为，当地统治者曾将罗马的金币和银币作为通用货币，或将这些金属熔化后铸成自己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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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泰米尔（Tamil）文学记述了人们如何高兴地欢迎罗马商人的到来。一首诗中提到罗马人乘着“漂亮的大船”，带来了“凉爽香甜的葡萄酒”；另一首诗则是叙事性的：“美丽的巨轮……来了，带着黄金，劈开帕丽雅河（Periyar）上的白色泡沫，然后又满载着胡椒返航。在这里，海浪奏响的音乐永无休止，国王为客人准备了罕见的山货和海鲜。”还有一首抒情作品，描述欧洲商人在印度定居的情景：“阳光照耀着大面积的梯田，照耀着港湾附近的货仓，照耀着窗口如鹿眼一般的塔楼。在不同的地方……路人的目光都被西方人的住宅所吸引。西方的繁荣永远不会消逝。”《帕提亚驿程志》记载了罗马人希望从印度西部获得什么样的商品，并标记出哪里可以找到锡、铜、铅、黄玉等矿产，以及哪里能找到现成的象牙、宝石和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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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印度港口贸易的商品并不仅限于次大陆出产的东西。比如位于埃及红海岸边的贝雷尼克港（Berenike）遗迹就表明，一批一批来自越南和爪哇的货物都能被运送到地中海。印度半岛东西海岸线上的港口成为商业中心，来自东南亚的所有货物都从这里运往西方。红海本身也是一个活跃的商业区，它拥有自己的货物和产品，并将地中海和印度洋及更远的市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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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富裕阶层现在可以沉溺于异域风情和豪华奢侈的享受当中。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社会评论家抱怨这些人的消费几近过分，感叹人们过度追求时髦。这一点在彼特罗纽斯（Petronius）的小说《萨蒂里孔》（Satyricon）中得到了完美的演绎。其中最著名的场景是特里马乔家的晚餐聚会。他从前是个奴隶，后来获得了自由，然后积累了大笔的财富。作品中最尖刻的讽刺是对这位新贵的兴趣的描述。特里马乔只想要金钱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野鸡必须是专门从黑海东岸送来的，珍珠鸡要来自非洲，鱼要吃稀有品种，孔雀要带羽毛的。风格怪异的餐桌上摆满了一道又一道的菜，其中有道菜是把若干鲜活的小鸟放在全猪的肚子里，切肉的时候小鸟会马上飞出来；给客人分发的牙签都是银制的。这些都充分暴露了罗马新贵的低俗品位和过度奢华。人们在这一古代重要的繁荣时期还发明了一个不乏嫉妒心的新名词：暴发户（nouveaux ri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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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财富让罗马及其国民接触到新的世界和新的趣味。罗马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在他的一首诗中精确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国际化精神以及知识传播的广泛程度。诗歌的内容是悼念一位卖身为奴的年轻女孩：她被比作一朵绽放的百合、精致的印度象牙、红海的一颗珍珠；她的头发细过西班牙羊毛，细过莱茵河畔金发女郎的头发。以前，夫妻若想要怀上漂亮的孩子，他们会在seqing图画的包围下zuoai。“如今，”一位犹太作家吃惊地写道，“他们带来以色列的奴隶，把她们绑在床腿上。”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当然这也说明他们有钱这么做。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赞赏这种新趣味。朱文诺尔（Juvenal）在他的《讽刺》中说，奥伦特斯河（Orontes，流经叙利亚和土耳其南部）的水已经漫过了台伯河（Tiber）――他的意思是，亚洲人的颓靡已经损害了罗马昔日的优良品德。他还写道：“如果你对裹着蛮人头巾的华丽妓女感兴趣，那就趁早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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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保守人士看来，有一种物品的出现特别令人担忧，那就是中国丝绸。这种丝织品在地中海地区的供应量不断增加，随处可见，于是便在保守派那里引起了恐慌。塞内加（Seneca）便是其中之一，他对这种又薄又滑的材料居然广受人们喜爱表示吃惊。他说，丝绸做的衣服根本就不叫衣服，既不能显示罗马女性的曲线，又不能表现她们的高雅。他说，婚姻关系的根基正在动摇，因为男人可以透过裹在女人身上的薄丝看到luoti，任何神秘感和想象都没有了。在塞内加看来，丝绸只不过代表着异国情调和seqing诱惑，除此之外一文不值：女人不会老实地告诉你她穿丝绸的时候里边是不是全裸。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保守派已做过多次努力，包括颁布法令禁止男人穿着丝绸衣物。有些人的说法更为直白：罗马的男人们应该好好想想，身着来自东方的绸缎衣服是否得体，是否觉得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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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出于不同的考虑，同样担心丝绸盛行的后果。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于公元1世纪后半叶写道，他反对这种高成本的奢侈品仅仅“能让罗马女性在众人面前显得光鲜”。他最大的不满在于布料的成本，他悲叹道：“这比实际成本竟高出100倍！”他继续写道：我们每年在东方奢侈品上为我们和我们的女人花费掉大笔资金，一年有多达1亿塞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位）从罗马帝国流出，进入到边疆以外的东方贸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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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帝国年造币总数的近一半，并占去年度预算的10%以上。请注意，这个数字看上去并非过分夸张。近来发现的薄草纸文献记录了在红海某港口的一份从印度穆泽里斯（Muziris）至罗马的运货合同，证明大规模商业交流到公元2世纪的时候已经形成常态。合同规定了双方的职责，明确了何时何地进行货物交接，规定日期内收不到货款的话应该怎样惩罚。长距离的商业活动中，严格的条款和细致的考虑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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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马商人并非只用钱币来支付货款。他们同样以精致的玻璃、银器和黄金，还有来自红海的珊瑚和黄玉、阿拉伯出产的乳香精油进行交易，换取纺织品、香料以及靛蓝这样的染料。无论采取怎样的交易方式，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外流都会产生诸多的深远效应。首先是带动了商道沿线的地方经济。随着经济的繁荣、交通和商业网络的延伸、各方的紧密连接，村庄变成了小镇，小镇变成了大城，越来越多令人惊叹的纪念性建筑拔地而起。譬如坐落在叙利亚沙漠边缘的帕尔米拉（Palmyra），作为贸易中心的它成绩斐然，将东方和西方联系在一起。南北中轴线上的城市也一样经历了变革，最突出的例子当属佩特拉（Petra）――坐落在阿拉伯半岛和地中海商道这一绝佳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它被称誉为“沙漠威尼斯”，那里曾举办产品交易会，来自上百英里甚至上千英里以外的卖家和买家汇聚到这个交通便捷的交叉口上。每年的9月，幼发拉底河畔的巴特内（Batnae）就有“成群的富商参加交易会，买卖交易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物品，以及其他经陆运或海运来到这里的各类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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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购买力如此强劲，甚至对中亚东部的钱币设计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月氏国游牧部落在被中国赶出塔里木盆地之后，最终得以在波斯东部找到了一处安身立足之所，并夺取了亚历山大将军后代们曾经拥有的领土。随后，一个富裕的帝国由此诞生，以部落中一个领袖群体的名字“贵霜”（Kushan）命名，并开始以罗马钱币为范本大量铸造自己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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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货币通过印度北部港口――如巴巴利库（Barbaricum）和巴里加沙（Barygaza）――流入贵霜帝国。这些港口的入口和锚地都非常复杂，领航员必须亲自指挥货船进港。对那些经验不足或不熟悉水流的人来说，两港进口都十分危险。一旦登陆，贸易商们便可以找到胡椒、调料、象牙和纺织品，包括成品丝绸和丝绸纱线。这是一个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和中国各类货物的大型商业中心。大批的财富从这里被商队运送到控制着绿洲城镇及宽阔大路的贵霜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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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霜帝国统治地位的建立，意味着尽管货物能够从地中海通往中国，且数量剧增，但中国本身在穿越印度洋与罗马的贸易活动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只有当大将军班超统领部队进行一系列探险并于1世纪末抵达里海后，才开始有中国的外交使节被派往西方，任务是收集有关西方强大帝国那些“高大而呆板”的家伙的信息。禀报给朝廷的奏疏称，大秦（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拥有大量的黄金、白银和珠宝，那里是诸多稀世珍品的出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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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波斯的交往也变得更加密切频繁。据中国的文献记载，他们每年都会派出使团前往波斯，每个使团至少由十位大使组成。就算是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也会有五六个使团被派往西方。外交使节一般跟随大型商队出发，这些商队携带着准备交易的货物，返回时又满载着国内渴望的物品：红海珍珠、玉石、天青石，还有洋葱、黄瓜、香菜、石榴、开心果和黄杏。需求量最大的物品是乳香和没药，其实这些物品出自于也门和埃塞俄比亚，但在中国被称作为“波斯货”。我们从后来发现的资料中得知，撒马尔罕的桃子因为大如鹅蛋、色泽鲜艳而颇受中国人珍爱，并称之为“金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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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罗马没有太多的直接交往，汉人对喜马拉雅山脉之外的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区都知之甚少。能确定的一次接触发生于公元166年，一个罗马使团被派往中国朝见汉桓帝。罗马的目光也并未延伸到远东，它正坚定地注视着波斯――这并非一个对手或竞争者，而是一头彻彻底底的猎物。早在罗马尚未全面控制埃及之时，维吉尔（Virgil）和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就已激动地展望着罗马的扩张。贺拉斯（Horace）在一首歌颂屋大维及其成就的诗中并未提及罗马占领地中海，而是强调统治整个世界――包括印度人和中国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马必须先解决波斯，这已成为统治阶层的首要任务。宏伟的计划已经确定，帝国的边疆将拓展到波斯帝国腹地的里海湖口：罗马必须控制全球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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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罗马人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些梦想。公元113年，皇帝图拉真（Trajan）亲率大军远征，他迅速越过了高加索山脉，然后转头向南，朝幼发拉底河流域进发。他征服了尼西比斯（Nisibis）和巴特内，通过迅速发行钱币宣称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向罗马人称臣”。随着抵抗力量的逐渐衰弱，图拉真继续前行，并将其兵力一分为二。波斯帝国的一座座伟大城池迅速沦陷：在一场历时数月的漂亮战役之后，艾登尼斯特拉（Adenystrae）、巴比伦、塞琉西亚（Seleucia）和泰西封（Ctesiphon）均落入罗马人之手。发行的钱币上刻着“PERSIA CAPTA”，即“波斯已被征服”。随后图拉真乘着一艘伪装成驶往印度的货船南下恰拉（Charax），即今日坐落在波斯湾入海口的巴士拉（Basra）。他感伤地看着货船：要是他像亚历山大那样年轻，他可能已经渡过了印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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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立亚述省和巴比伦省的设计蓝图来看，罗马人似乎对揭开历史的新篇章信心十足：将边疆扩张至印度河谷，然后继续开拓，最后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但图拉真的成功之路并没有走得太远：美索不达米亚各城市的大规模反攻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皇帝本人因患上了脑水肿而离世，犹太地区迅速蔓延的**让帝国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不过，继位的统治者仍坚定地紧盯波斯这个目标，大笔的军费都集中在这里。哪里是边界，边界之外还有什么，这些都是罗马人非常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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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马帝国在欧洲的省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皇帝需要频繁地在亚洲征战，而且并非总能获胜。例如在公元260年，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成了阶下囚，被当作“下贱的奴隶”，饱受lingru。他躬下腰，给波斯国王充当上马的脚凳。他遭受了毒打，“被打得皮开肉绽，脱离肌肉的皮肤都染成了猩红色，最后被扔在一座供奉异族神灵的庙宇。他获胜的记忆或许可以长存心中，但这样的景象也该被记住，以此警示我们的外务官”。他所经历的苦难让所有人看到了罗马的愚蠢和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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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罗马的扩张和野心反倒有助于波斯的发展。比如，来往于东西方之间的长途运输就让波斯获利匪浅，成功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出来。从前，波斯优先考虑在临近草原的地方设立重镇，以便和游牧部落商谈牲畜与马匹的交易事宜，并监督外交协议的实施以断除草原上其他危险部落可能产生的任何非分之想。这就是为什么尼萨（Nisa）、阿必瓦儿的（Abivard）和达拉（Dara）等绿洲之城如此重要并成为皇家豪华宫殿所在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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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贸易和长途运输不断增加，中央财政靠税收和运输费便有大笔的收入，于是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开始上马。包括将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泰西封转型为大都市，以及在波斯湾的查拉塞尼（Characene）等港口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满足海上物流需求的不断增长。海运货物并非完全以罗马为目的地：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波斯釉面陶器的贸易量剧增，产品分别被销往印度和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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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事力量的最大效应是它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在邻国的强大压力下，波斯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公元220年前后，一个新的执政王朝――萨珊（Sasanian）开始出现。它提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取消过于独立的省级总督的决策权，推行中央集权制。一系列行政改革涉及帝国的方方面面，总之是严加管控：责任制被提到了首位，配有印章的波斯官员会记录决策的过程，使责任可以被追究，确保上报信息的准确。上千枚留存下来的印章表明，当时的行政重组已深入到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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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市场都感觉到了新规则的约束。信息中心记录着生产商和交易商（大多已组成行会）都分布在集市的什么地方，这样监督人员就可以检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否符合标准，更重要的是确保有效的收税和纳税。对都市环境的关注、对商业交易地点的考察，慢慢延伸到水源系统的改进，有些地方的供水系统甚至扩展到几英里之外，只为促进有效资源的利用，并为都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无数的新城横空出世。遗存下来的波斯文献证明，当时整个中亚、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近东地区都处在城镇发展的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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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齐斯坦（Khuzistan）和伊拉克的大规模灌溉系统正在构建，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步骤之一，而且一定会有助于降低粮食价格。考古学的发现证明，出口的包裹必须经过严格检查，任何与合同相关的纺织品都要加盖印章，存在登记处。波斯人有意强化与东方的贸易活动，而贵霜帝国对城镇和疆域长达两百年的整合也恰合波斯的这一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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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既然崛起，罗马自然衰落。萨珊帝国并非唯一的问题所在。到了公元300年，罗马帝国的整个东方边界――从北海到黑海，从高加索到也门的最南端――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帝国一直都建立在扩张的基础之上，靠着训练有素的军队做保障。随着地域扩张的结束――已抵达莱茵河及多瑙河的天然边界和小亚细亚东部的托罗斯山脉（Taurus）――罗马成为典型的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它已成为漫长边界线以外所有对手的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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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减少的税收和迅速增长的边疆防御开支，罗马采取了多项极端措施以防不测。一位评论家曾感叹，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很想解决每年的财政赤字问题，结果他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他的贪婪和焦虑把整个世界弄了个底朝天”。他盘查了帝国资产的根茎和枝叶，以此作为改革税收体系的开端。他将税务官员派往帝国各地，未经通告便突击检查每枝藤蔓、每棵果树，试图以此增加帝国的收入。他发出一道全国性的法令，给日常必需品和高档进口商品――如芝麻、孜然、山葵和桂皮――定价。近来在土耳其博德鲁姆（Bodrum）发现的该法令残片表明了当时的帝国想要触及的领域有多深：至少有26种款式的鞋子――从镀金的女性凉鞋到“紫色巴比伦风格”的低帮鞋都被罗马税务检查官设定了价格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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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罗马帝国的努力把戴克里先折腾得精疲力尽，他退位后住到克罗地亚海边，将注意力集中到帝国事务之外更让他高兴的事情上。“我希望你能到萨罗纳（Salona）来，”他在给前下属的信中写道，“看看我种的白菜，它们是如此的可爱以致让人能够完全忘记对权力的渴望。”在罗马近郊著名的奥古斯都雕像处，屋大维把自己称作战士，而戴克里先宁愿将自己称作农夫。这基本上是三百年间罗马人野心变化历程的缩影――从关注怎样将领土扩张至印度，到关注怎样种植最棒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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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紧张地关注着局势。风暴的乌云在空中聚集，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开始行动了。他是帝国某高层领袖的儿子，有野心、有能力、有天赋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他看到了罗马的前景，清晰了然，令人震惊。帝国需要强势的领导人和主心骨――其实人人都明白这一点，但他在个人权力之外还有更大胆的想法：他要建一座新城，一颗连接地中海和东方世界锦带上的新明珠。他的选址也再恰当不过，那里正是欧洲和亚洲的交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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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传言说罗马统治者在考虑迁都。据罗马一位学者称，尤利乌斯?凯撒曾考虑将亚历山大港或小亚细亚的特洛伊旧址作为都城，因为这里更便于管理罗马的利益所在地。公元4世纪初，迁都终于实现。在欧洲和亚洲的交会点上，一座宏伟的新城拔地而起，标志着帝国的关注焦点已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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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辉煌的新都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两岸的拜占庭旧址横空出世。它的出现不只是为了和罗马竞争，而是要超越罗马。宏伟的宫殿被建立起来，中心广场大得如同战车的竞技场。城市中心竖立起一根大型的纪念圆柱，由巨型单一斑岩雕凿而成，上边有皇帝的雕像，俯视全城。这座新城的名字起初叫作新罗马，不过很快就以其创建者君士坦丁的名字而著称――君士坦丁堡。新城相应地设立了一套与罗马城平行的机构，包括一个元老院，其成员被一些人嘲笑为暴发户――其中包括铜匠的儿子、浴疗人员、做香肠的师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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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将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最主要的城市，在规模、影响力和重要性上远超罗马。尽管许多当代学者不认同君士坦丁打算建造帝国新都城的说法，但其在兴建过程中耗费的大量珍贵资源已经证明了他的意图。君士坦丁堡坐落在统摄交通要道的关键位置，特别是把守着进出黑海的海上通道，同时还可以洞察东部和北部的发展动向――巴尔干半岛和潘诺尼亚平原（Pannonia）的动荡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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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古代人来讲，世界的概念其实还局限在当地，人与人之间的贸易交流都在小范围内进行。然而，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人们的趣味和观念都会受到商业产品、艺术风格和几千英里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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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中国手工制造的丝绸可供迦太基和地中海周围其他城市的权贵富豪们穿戴，法兰西南部生产的陶器能够出现在英格兰和波斯湾，产自印度的调味品可以用在新疆和罗马的厨房，阿富汗北部的建筑雕刻着希腊文字，中亚畜养的马匹骄傲地驰骋在千里之外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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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千年前一枚金币的生命历程。它在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级造币厂铸造，作为一名士兵的部分军饷被用来在英格兰北部边疆购买物品，随后又回到了罗马帝国税务官的保险柜里，接着到了一个去往东方的商人手里，后又被用作支付购买在巴里加沙销售的食品。它深受兴都库什地区统治者的喜爱，他们感叹钱币的设计、形状和样式，然后让雕刻师照原样制作――而雕刻师本人可能就是罗马人，或波斯人，或印度人，或中国人，或就是学过造币技术的当地人。这是一个相互联系、非常复杂、渴望交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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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意塑造过去的历史，但古代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为我们所知。如果把罗马看成是西欧文明的祖先，我们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它与东方紧密相连并在许多方面受到东方的影响。古代社会确实是我们今日社会的原始模板：充满生机，竞争进取，成熟高效，精力旺盛。一个布满了城镇的区域带，形成了一条横跨亚洲的锁链。西方开始注视东方，东方开始注视西方。东西方共同增进了印度、波斯湾和红海之间的交流沟通――古丝绸之路充满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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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由共和转向帝制之日起，罗马的目光就一直锁定在亚洲，由此它拥有了自己的灵魂。对于君士坦丁来说――同样也是对罗马帝国来说――他们找到了上帝，而这种新的信仰同样来自于东方。令人吃惊的是，信仰并非来自波斯或印度，而是来自一个不起眼的行省――三个世纪之前，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是那里的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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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义即将向四方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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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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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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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太平洋、中亚、印度和波斯湾的通道上不只是货物在流通，还有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和神有关的。智慧和宗教的交流在这片地区一直非常活跃，如今则变得更为复杂、更富竞争性。地方宗教和信仰体系开始与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宇宙观相碰撞，形成了一个使各种思想得以相互借鉴、相互改善并最终焕然一新的大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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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历山大大帝将希腊的观念文化带到东方之后，东方的思想很快就有了新的方向。佛教的种子在亚洲迅速播撒，特别是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之下（他在公元前3世纪创建印度帝国之后，对tusha场面深感悔悟，开始努力推广佛教）。这一时期的碑文证明，在叙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在拜佛祈祷。有一支宗教被称作“治愈者”（Therapeutai），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发展了几个世纪，其特征和佛教别无二致，包括使用寓言式的经文、强调通过祈祷获得精神觉醒以及摆脱自我以求得内心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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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资料的模糊表述使我们很难准确地追踪佛教的传播途径。然而幸运的是，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描述了佛教在印度次大陆流行并传播到其他地方的情况。地方统治者必须决定是否容忍其出现，是取缔禁止还是接纳支持。有个人就采取了后一种策略，他就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巴克特里亚国王弥兰陀（Menander）――亚历山大大帝手下大臣的后代。据《那先比丘经》（Milindapa?hā）记载，国王在一个得道高僧――他的睿智、热情和谦恭与当时世界的肤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劝说下，皈依了新的修道之路，并坚信自己能够通过佛教的教义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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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智慧空间和神学空间十分拥挤，神o和宗教派别、神职人员和地方首领在这里相互竞争。这不是一般的较量。这是一个人们特别能接受从世俗观念到超自然观念的时代，并且是一个宗教信仰承诺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时代。不同信仰之间的竞争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所有这些宗教――无论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还是那些根植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还是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即将问世的伊斯兰教――或在战场上取胜，或在谈判桌上取胜，争相向人们展示其文化的优越和神明的灵验。对错的原则简单而粗暴：一个得到神或众神眷顾的世界才能够发展壮大，而那些崇拜虚假偶像、相信空头承诺的国家则注定遭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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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很愿意为在竞争中占优的宗教投资，比如兴建豪华的神殿。因为通过强化与这些拥有极高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力的祭司的关系，统治者能更好地掌控政权内部的各种势力。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处在被动地位，一味听从某个独立宗教集团（有时可能还是世袭的）的教义；相反，统治者可以通过引进新的宗教强化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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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从印度北部延伸到中亚大部分地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国王崇尚佛教，但同时也左右着佛教的发展和演变。这对于一个非本土的统治政权来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通过宗教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融合各种元素，使宗教观念能够被尽可能多的当地人了解、接受。于是，贵霜建立了神庙（Devakula），或称“众神殿”，升华了一种该地区本就普遍流行的宗教观念，使之与佛教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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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里亚的弥兰陀王最先在他铸造的钱币上宣称，他不仅是统治者，而且是救世主――他专门强调这一点并在钱币上用希腊语和印度语两种文字进行雕刻。贵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成立了一个号称是和神有直接联系的宗派，确立了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尊卑之分。旁遮普（Punjab）塔克西拉遗址（Taxila）的碑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它用粗体字刻道：统治者“是伟大的国王，是众王之王，是天神之子”。这与《旧约》和《新约》中的说法如出一辙：王者是救世主以及通往来生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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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发生过一次重大变革，即宗教开始影响信徒们的日常生活。在传统意义上，佛陀的教义直截了当，即遵循“八正道”，脱离苦海，到达涅。到达极乐世界的过程中不需要他人，也不需要任何物质世界的帮助。整个历程都是心灵的、超自然的、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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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新观念的出现，佛教发生了剧变：这个原本不受外界影响、纯粹依靠自我发展的宗教，如今却借鉴了许多其他宗教的做法并建起更多圣地，使通往彻悟和佛国的路途更加令人神往。与佛陀相关的佛塔和寺庙被兴建起来，并成为人们朝拜的地点。同时，佛经也指导人们如何做才能使佛教的理念更真实、更具象。该时代的《妙法莲华经》就说道，向寺庙献花和敬香可以得到保佑；同样，雇用乐师“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也有助于朝拜者证得佛果。信徒们力求使佛教看得见、摸得着，以便使它在越来越嘈杂的宗教环境中更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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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新观念是捐赠，特别是捐赠给那些沿印度到中亚纷纷兴起的新寺院。捐钱、捐珠宝、捐其他礼品等行为成为常规，因为慷慨施舍被认为有助于“脱离苦海”。《妙法莲华经》和当时的其他经文里甚至还罗列出哪些珍贵的物品可以被用来捐赠：珍珠、水晶、黄金、白银、青金石、珊瑚、钻石，这些都是最受欢迎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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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塔吉克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谷地兴建的大型灌溉项目，同样见证了这一地区随着文化的活跃和商业交流的进行，逐渐开始出现的富庶和繁荣。随着越来越多的富豪精英来到当地，这里很快由僧侣聚集地变成了宗教活动中心，并吸引了大批学者――他们忙于编辑佛教经典，抄录并翻译成当地语言，以便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佛教教义。这也是宗教传播的方式之一：商业活动为信仰的扩散打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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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的传播沿商人、僧侣和旅者的足迹从印度北部迅速朝周围扩展。向南，在德干高原，大量的石窟寺纷纷建成，沿途的佛塔一直延伸到印度次大陆的深处。向北和向东，佛教的传播因粟特商人的活动而生机倍增，他们在连通中国和印度河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这些来自亚洲中心的旅行商人，凭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和相互信任一直在长途贸易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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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也是他们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随着更多的粟特人成为佛教徒，他们在主商道上建起越来越多的佛塔，如在巴基斯坦北部罕萨（Hunza）谷可以见到的：无数过路的粟特人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佛像边的石头上，以求漫长的旅程平安而有收获――显然，这些离家远游的人正在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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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只有小规模的石刻能够证明这一时期佛教的繁荣。喀布尔（Kabul）周围有40多座寺院，包括一座让后来的参观者叹为观止的建筑。那位参观者写道：它的美妙可比春天，“通道由缟玛瑙铺垫，墙壁由紫色大理石砌成，大门是金铸的，地板是纯银的。放眼看去，四处星光闪烁……门厅里有一尊金色神像美若月亮，安放在镶满珠宝的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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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佛教思想向东传播，跨越帕米尔高原传入了中国。至公元4世纪始，佛教圣地已遍布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比如塔里木盆地壮观的克孜尔石窟，里边建有礼拜堂和念经、睡觉的地方。没过多久，在中国西部，如喀什、库车和吐鲁番，便布满了新生的佛教圣地。至公元5世纪60年代，佛教的思想、活动、艺术和形象已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形成激烈的竞争。这得力于来自草原的新王朝――北魏的大力支持。像之前的贵霜帝国一样，北魏宁可抛弃旧传统而提倡新观念，捍卫有助于强化朝廷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巨大的佛像在平城和洛阳纷纷竖起，一直延伸到魏国的东部，一座座寺庙也在人们慷慨的捐赠下涌现出现。这些都向臣民们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北魏政权的成功源于它是神圣宗教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战场上鲁莽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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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通往西方的主要商道上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一连串佛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