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3风雨稻香村前置任务我做咯、还是进不到、是不是要带什么东东？？_百度知道
剑3风雨稻香村前置任务我做咯、还是进不到、是不是要带什么东东？？
我有更好的答案
拿到药的话，把东西个半仙之后，半仙对面有个鬼鬼祟祟的倭寇，你打他，会有任务给你，做完给半仙之后会门派就可以到三大城市的新手镇找车夫就可以去了
采纳率：50%
入口在所有大地图的新手村。其他地方进不去的。不是有马车的地方都能进。估计你没去新手村吧。比如去风雨镇，再来镇，找车夫提示你：有紧急事情需要回稻香村。
最后的结束任务是找到在寇岛找到半仙，之后就能进了·在三大城市的新手镇找车夫就可以去了，或者直接飞去呀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您可能关注的内容
风雨稻香村的相关知识
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
个人、企业类
违法有害信息,请在下方选择后提交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点击：10513评论：1 17:16
母 仪中篇小说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明珠花园6#701
惟若母仪，
贤圣有智，
行为仪表，
言则中义。
《＜古列女传＞小序》
母亲诞生浔阳城，未满周岁到他乡。
养父养母掌中宝，茁壮成长步步高。
桂园村里桂花香，灾难降临我家乡。
日本倭寇无人道，强抢豪夺筑碉堡。
外公也落倭魔掌，雪上加霜痛难当。
风云席卷千万里，电闪雷鸣共担当。
社会建设开新局，父亲历史成罪人。
借居安身生二女，终盼哥来添男丁。
父亲常遭人侮辱，母亲怒目向天横。
借居终为昨日事，滴滴辛酸涌心头。
草房终归是草房，遮风挡雨情难堪。
大姐怀揣母叮嘱，芳龄十九为人妇。
祖母终老埋新骨，借来棺材尽孝忠。
红薯养得人精神，全靠政策恤民心。
文革卷起千层浪，拍得父母心慌慌。
父亲成分殃子女，哥哥升学成泡影。
可饥可寒不可盲，儿女都要上学堂。
母回娘家搬救兵，未料救兵住牛棚。
三姐许郎三硬件，母拿硬件做文章。
三姐远嫁鲁家湾，生活不久起波澜。
第二十一章
三姐受屈娘家诉，母劝三姐莫求全。
第二十二章
拨开浮云向天外，一程山水一程歌。
第二十三章
二姐相亲虚荣起，不料伤害慈母心。
第二十四章
常忆故人未相见，东风吹梦到桂园。
第二十五章
父在工地祸天降，吓得母亲落魂魄。
第二十六章
哥哥进城当工人，乐得母亲笑吟吟。
第二十七章
省级大赛显身手，改写历史谱华章。
第二十八章
四姐劳技脱颖出，敢当全乡状元郎。
第二十九章
鲤跃龙门入大海，海阔天高万里长。
我能成为中学生，父母脸上荡春风。
第三十一章
春潮带雨晚来急，哥被牵连炒鱿鱼。
第三十二章
哥哥成家无音讯，四姐有了意中人。
第三十三章
四姐恋爱风云起，借得春风度玉门。
第三十四章
心心相印齐努力，金榜题名终有时。
第三十五章
拨乱反正扬正气，四海遍种自由花。
第三十六章
不经几番风和雨，哪见天边映彩虹。
第三十七章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第三十八章
风调雨顺千年梦，政通人和步步高。
第三十九章
父亲中风进医院，平静生活起波澜。
父亲脱离病魔掌，母亲身体亮红灯。
第四十一章
祸不单行命途舛，小妹患病已膏肓。
第四十二章
学校倾注爱心雨，浇得山花尽芳菲。
第四十三章
母亲仙逝乘鹤去，一片冰心在玉壶。
今天是腊八节（农历己丑牛年腊月初八），离我母亲的忌日刚好十天。二十年来，每到这个日子，我的心情总是像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也总是想以文字的形式向母亲以表思念，可又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以失败而告终。今天，我决计要行动起来，哪怕是语无伦次、词不达意，也要把埋藏心底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愿望实现，告慰亡灵，祚及后胤。
烛火陨灭二十载，
温暖依旧在心间，
母恩浩荡三千里，
荫蔚云帆映海天。
母亲诞生浔阳城，未满周岁到他乡。
民国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我母亲出生于九江市一个显赫的熊氏家庭。
位于甘棠湖旁的熊家大院，清丽宛若，气昂轩宇，亭台楼阁，曲径通幽，整座大院掩映于柳烟迷濛、湖光潋滟之中，是一座具有江南园林特色的豪门大宅。熊家有三兄弟，外公排行老大，人们习惯叫他熊老大。二十来岁的时候，外公就继承了他爸在浔阳江头一手创办的一家棉纱厂的家业，生意做得很大，业务遍及到重庆、武汉、南京以及上海等大城市，周边的武穴、都昌、湖口、星子、彭泽、安庆等地区，也是外公广结朋友、固本培元的根据地。外公依托千里长江黄金水道，凭借碧波万顷鄱阳湖的地理优势，成就了一番显赫的家业，在九江商贸界，算得上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
生意做活了，业绩做大了，名声也就做响了，商界的朋友自然也就多了，豪爽、义气、宽容、诚信、热心……一张张名片一声声口碑都贴在了外公的身上，外公也因此拥有了许多知己的朋友。
大爷爷是外公的知己之一。在结识外公之前，大爷爷也是有名的皮花生意商，生意也做得当当响，大爷爷的名字在当地也是掷地有声令人敬仰的。与外公结识以后，他俩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寒来暑往以后，感情不断加深，毋庸置疑，大爷爷成为了外公最要好的铁哥们之一。
大爷爷家坐落在距离九江市百余里的湖口县文桥镇桂园村，是一间典型的徽派古建筑院落，小青瓦，马头墙，三开间，两层楼。门罩门楼，水磨砖雕。前庭有天井，两旁有厢房，楼上为“通转楼”，楼下是堂屋。后进为内庭，栏板隔扇，精雕细刻，梁托上一对荷花仙子栩栩如生。
大爷爷膝下没有儿女，空落落的大院里，看不到孩提的戏逐，听不到孩童的笑声，这一切，成为一生赚取了许多盖域英名的大爷爷永远的心痛。看到外公又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千金——我母亲，非常羡慕。大爷爷已经不下十多次向外公请求，把母亲送给他当女儿。俗话说，事不过三，何况已经过十了，此情此意，可见一斑。外公完全理会大爷爷的真情实意，更能理会大爷爷饱尝无儿无女的切肤之痛。倏地，一下子感情战胜了情感，外公还没来得及与外婆商量，就果断地答应了大爷爷的请求。
母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要把母亲送人，外婆没有心理准备。外婆想，外公既然已经答应了大爷爷，一定是经过了反复考量，并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不用再说什么了，要说也是多余。但是，外婆又反过来想，大爷爷也不是外人，是外公可以换头换脑的朋友，情同手足，再说，母亲能去大爷爷家，或许是母亲前世修来的福分，况且，大爷爷家离九江水路极其方便，一宿就能到达，万一想念不过来，随时都可以去探望，那还有什么担心和顾虑的呢？就这样，外婆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母亲出生几个月了，还没有取个正式名字。给小孩取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一个很有讲究且很严肃的大问题，一个名字的好坏，关乎小孩未来的前程。外公经常出差，没时间去考虑去斟酌，母亲就一直被大家“毛毛、毛毛”地喊着。如今，母亲要到大爷爷家，再也不能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了。于是，在外婆的强烈要求下，外公放下手中所有的活计，正式地为母亲琢磨起既好听又有深刻含义的名字。外公上过几年学堂，算是喝过一些墨水的人，信手拈来也能对唐诗、宋词、元曲讲出个子丑寅卯来。这时，外公脑海里突然跳出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描写《凤》的诗句来：“万里峰峦归路迷，未判容彩借山鸡。新春定有将雏乐，阿阁华池两处栖。”刚好，母亲正是农历正月出生，正月里来是新春嘛。于是，外公就脱口而出：正凤，就叫熊正凤。外婆斟酌了一会儿，说，嗯，好听，这个名字好听，就叫熊正凤，外婆完全理解外公为母亲起名的用意，是希望母亲有个璞玉成璧、凤仪天下的未来。
就这样，刚满八个月的母亲，揣着两家人的希冀，涉长江，过鄱阳湖，来到了大爷爷家，真真正正地当起了大爷爷、大奶奶膝下的养女了。
养父养母掌中宝，茁壮成长步步高。
大爷爷在地方上算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乡绅，知书达理，宅心仁厚，在村里也是具有话语权的俊乂人物。母亲的到来，不仅给大爷爷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乐，更重要的是，圆就了大爷爷一直期待有个儿女的梦想，一段时间以来，乡亲们一茬接着一茬，祝贺大爷爷大奶奶，得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千金宝宝。可以说，母亲的到来，给全村及周边的十里八乡掀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母亲到来的第二天，大爷爷为母亲特请的两位专职保姆也到岗了。母亲在保姆的尽心照料下，特别是在大爷爷和大奶奶的精心呵护下，像雨露滋润下的禾苗一样茁壮成长。几个月后，母亲就咿呀学语，可以隐隐约约、模模糊糊地喊爹妈了。大爷爷和大奶奶乐得合不上嘴，脸上像春风吹开的桃花一样，灿盈盈的。
大爷爷在家开了一档杂货店，卖的大部分商品都是从九江、武汉、上海等码头进来的新商品，其中不乏一些外国进口的洋货。由于大爷爷是生意场上的老手，懂得客户的心理，所以，货销对路，生意做得特别红火。母亲到来之后，大爷爷杂货店的生意更加火爆。大爷爷常对外公外婆说，母亲真是一颗福星，是母亲为他家带来了好运程。
时间过得也快，母亲很快就会满地跑了。大爷爷每个月都要出差一两次，一走就是三、五天，甚至十来天。大爷爷出差回来，总会带些乡下人不曾见到过的新鲜玩具给母亲。因此，无论是穿戴的服饰，还是普通的玩具，母亲都跟上了时代潮流，在当地，母亲成了时尚的代言人，被许多宦官子弟、阔家小姐奉为圭臬。
一晃，母亲就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大爷爷二话没说，就把母亲送进了全镇唯一一所新潮学堂，专人陪读，专人接送。当时，学堂里没有一位女生，青一色男生，母亲的到来，使学堂名声大噪。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母亲上学已经三年了。可是，三年来，母亲为没有一位交心的女同学苦恼，为此，母亲感到很孤独，也很落寞。在准备上四年级的时候，母亲决定不再去上学了，这可把大爷爷急坏了，整整一个下午，大爷爷苦口婆心地劝告母亲，讲了一大堆读书是为自己长知识的道理，大奶奶也讲了一大通读书对自己将来的好处，可母亲就是听不进。大爷爷大奶奶清楚，母亲的任性是自己一手铸成的，还能怪谁呢？无奈，手臂扭不过大腿，大爷爷大奶奶最终还是依了母亲。
不满十岁的母亲，不去上学又能做些什么呢？
不久，母亲在大奶奶的指导下，开始接受一个大家闺秀必须接受的培训：裹脚、纺花、织布、刺绣、习字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裹脚。
裹脚也叫缠足，即把女子的双脚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变成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当时，女孩子都要缠足，足的形状、大小成了评判女子美与丑的重要砝码，故“大脚为耻，小脚为荣”之风盛行。作为一个女人，是否缠足，缠得如何，是会直接影响到她个人的终身大事，所以，“三寸金莲”也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女子审美的一个重要标准。宋代诗人苏东坡曾专门做《菩萨蛮》一词，咏叹缠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这也可称之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
母亲裹脚比较迟，时间也拖得比较长。在一般的情况下，女孩到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裹脚，由于母亲一直不愿意裹脚，甚至反对，所以大爷爷大奶奶都依着母亲，要等到母亲高兴来了，就偶尔在晚上裹一阵子。这次母亲不去上学，大爷爷大奶奶便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母亲答应，不去上学就裹脚，由母亲二选一，母亲还是万般无奈地选择了裹脚，为此，母亲吃了不少苦头。几经磨练，几度春秋，母亲的“三寸金莲”终于成为了众人艳羡的榜样了，一个大家闺秀最起码的形象，在大奶奶的精心雕琢下，已经端倪初见了，母亲也出落成了一个春风杨柳的大姑娘了。
桂园村里桂花香，灾难降临我家乡。
我村名叫桂园村。村子的北面，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桂花林，林木荫翳，林中全是大大小小的桂花树，有四季桂、八月桂，还有挂着珍珠一样果子的珍珠桂。每次季节更替，四季桂就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展示其无穷的魅力，尤其那金灿灿的八月桂，飘溢出屡屡幽香，微风送来，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真可谓“桂子花开，十里飘香”啊！桂园村因此而得名。
村子前面，有一条小河，河水汤汤，碧波荡漾，常常有野水鸭成群戏水，肥鱼虾逐浪嬉波。因此，这条小河成了村民打牙祭的菜篮子，更是我们小伙伴们的水上乐园。它一头枕着延绵巍峨的武夷山脉，一头伸向烟波浩瀚的鄱阳湖。在每年农历五六月份的汛水期，浩浩荡荡的长江水就会越过鄱阳湖口，溯河而上，倒灌至桂园村的村口。这时，正是大爷爷与外公利用汛期做水上运输的最佳时期，因为外公可以把货船从九江直接开到桂园村口。母亲就是坐着外公的货船来到大爷爷家的。
越过小河，不远处就是起伏的横山和迤逦的陆甲山岭，再远眺，那隐隐约约的连天群山就是举世闻名的庐山了，九江城就挽着长江蛰伏在庐山脚下。有诗赞曰：
望匡庐，绿纱一面隐冬雪；
问长江，洪浪千声催春风。
如今，湖口县政府在小河通往鄱阳湖的口子上，筑起了一条大坝，围成了一个偌大的内湖，并且组建了一个叫南北港的国营渔场，解决了几十号人就业的问题，盘活了当地农民的水产经济。最主要的是，彻底解决了周边村庄汛水期的水灾隐患，从此，我村直通九江的航道成为了历史。
村口，有一棵百年老枫树，是我村标志性的招牌。老枫树的腰身粗得四五个人才能抱住，遒劲的枝桠，纵横交错，精力充沛地直插云霄，夏天擎一抹绿荫，注一地清凉；冬天燃一团火炬，炫一片蓝天。老枫树不仅是鸟儿们欢乐的天堂，还是松鼠们争相献艺的最佳舞台，更是全村人歇息纳凉、聊天议事、遮风挡雨的最佳场所。因此，人们都管老枫树叫好“风水”。
我村与邻村相比，算是殷实之村，同姓同源，同祖同宗。祖上留下一大片千亩良田和百顷茂林，荫庇了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后代。家家户户也都是江南徽派古建筑宅院，进门有天井，双层木架结构，木雕花窗，石雕墙体，瓦雕屋檐，大理石地面。户与户之间都是大青石过道，雨天不湿脚，夏天一身凉。
桂园村，遐迩闻名的富贵村。
我家与大爷爷家是邻居，我家人不多，偌大的一间大屋，只有奶奶带着父亲与姑姑住。母亲还没来大爷爷家的时候，爷爷就病逝了。奶奶是小脚，下不了田地，干不了重活，生活一度贫困。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常常出现断粮，奶奶无奈，只好去讨点粮食来补给……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岁月仍蹉跎。姑姑刚满八岁，奶奶就把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去了；两年后，父亲八岁，奶奶把父亲送进了私塾。奶奶说，儿子跟女儿是不一样的，有着本质的区别，继承香火还得靠儿子，倘若儿子一字不识，将来怎么可以当好家、治好家呢？因此，奶奶决定变卖部分家产，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舆论压力，把父亲送进了学堂。
三年后，父亲十一岁，父亲不再忍心加重奶奶的负担和压力，决定不去上学了，要去养活自己。在奶奶竭力反对的情况下，父亲还是毅然弃学，跟着修撰家谱的房叔学艺去了。磨练何尝不是一种积累，苦难又何尝不是一种财富呢？父亲自从拜师以后，勤奋好学，刻苦磨练，两年下来，修撰家谱的刻字、排版、印刷、装订等技术与技能，父亲全部掌握了，父亲不仅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赵孟頫书法，还可以作对、写序、题赞，可以说，父亲真正学到了能够立业持家的本领了。
按理说，学到了一门过硬的本领，就不愁成家立业、养家糊口，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了。可是，咣的一声，谁也没有料到，一场人间灾难降临到了父亲眼前。
日本倭寇无人道，强抢豪夺筑碉堡。
这个人间灾难就是日本鬼子进了村。失去人性的日寇全面实行烧、杀、掠、抢的强盗政策。
那年，父亲十四岁。进村的鬼子一进村就烧房子、抓民工、抢粮食，把一个好端端的村庄弄得鸡犬不宁、火光冲天，全村人整天是惶惶不可终日。
鬼子在村子对面的横山上修公路、挖战壕、筑碉堡，需要大量的物料和民工，于是，把各村的青壮年人，都抓到横山上去做工，所用材料全是靠到处烧大宅、拆平房。我家的房子，就是鬼子一把火给烧了，所有的砖瓦都搬到了横山上。望着片瓦不留的一片焦土，父亲只好拉着奶奶去浪迹天涯了。
我家的不幸得到了邻居大爷爷和大奶奶的同情，大爷爷把奶奶和父亲都安排在了自家的柴屋里，还为奶奶筑起了炉灶，奶奶和父亲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地。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亲不用吩咐，主动承担了大爷爷家主要的劳力，奶奶也自觉地担起大奶奶的下手。自从鬼子进村后，大爷爷家的雇工都走了，杂货店生意也经营得半死不活。这时的母亲才十一岁，常常为奶奶和父亲送茶水。
父亲的这一切，被时任国民党湖口县党部的一位军统要员看在了眼里。他非常同情父亲的不幸遭遇，也非常欣赏父亲的好学和勤奋。也许是他认为父亲是可塑之才，所以，他常常带来一些爱国书籍给父亲看，还带一些纸张及笔墨，亲自指导父亲系统学习。几年后，在他的谆谆教导下，父亲的知识结构得到了整体提升，文章也有很大的提高。一天，恩师对父亲说，现在正是抗战报国的时候，许多爱国青年都投身革命，像父亲这么优秀的青年，应该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当中去。父亲听到恩师一席鼓舞的话，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后来，在这位恩师的鼓励和举荐下，父亲考入了国民政府在江西上饶开办的抗日军官学校，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旅生活。在校期间，父亲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为了抗击日寇侵略的一位热血青年。
父亲走后不久，大爷爷出了事。大爷爷是在去上海跑一趟生意时，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消息传来，大奶奶和母亲整天以泪洗面，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大奶奶家里的一切事务，奶奶默默地承担了下来，奶奶俨然成了大奶奶家一位全职的管家了，分担悲痛，共担风雨。
父亲毕业那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学校安排父亲到部队工作，父亲以家有老母为由转入地方政府。父亲找到了当年的那位恩师安排工作，如今的恩师，不再是湖口县党部的一位普通的军统要员，而是国民政府湖口县县长了。他二话没说，就把父亲安排在石钟山脚下的国立湖口师范学校，担任教务处的一名职员。
父亲上班后的第二年，母亲嫁给了父亲，母亲刚满十八岁。
外公也落倭魔掌，雪上加霜痛难当。
其实，说母亲嫁给父亲，准确地说应该是叫倒插门，也就是说父亲是去大奶奶家当上门女婿的。
当时，奶奶还在大奶奶家干杂活、做帮手，依然可以维持有饭吃、有衣穿的基本生活，至于为父亲娶媳成家，那奶奶就无能为力了。父亲在国立湖口师范工作后，事事遂意，样样顺心，尽管如此，父亲也还是没有谈婚论嫁的资本。一天，父亲与校长在闲聊的时候，无意中聊到了父亲的成家问题。校长是父亲的同乡，也是父亲的长辈，知道父亲的家境状况。校长启发父亲，说，母亲正在招亲，父亲与母亲又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那么多年，彼此也都有所了解，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千载难逢呀，为什么就不大胆地去试一试呢？千万不要有自卑情绪。
一语道醒梦中人。这一说，鼓舞了父亲的勇气，点燃了父亲对成家的迫切渴望。
大爷爷被日本鬼子杀害不久，极度悲伤的大奶奶和母亲，在浑浑噩噩之中又接到九江传来的噩耗，外公与舅舅在星子县的落星墩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据说外公与新四军有生意往来，外公的棉纱厂也被封锁。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奶奶把家里所有的事务托付给了奶奶后，与母亲一起，半夜动身，急匆匆地赶往九江。
外婆与大奶奶一见面就是相拥而泣，悲痛交加，同命相连的两位老人啊，真好似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
这次回九江，使母亲万分震撼，九江街头残垣断壁，千疮百孔，飞机轰鸣，防报呼啸，整个九江城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在九江的日子里，母亲每天都要诚惶诚恐地搀扶着外婆和大奶奶钻防空洞，有时候，还要躲到长江对岸的黄梅小池口去。悲痛与悲愤，惶恐与恐惧，整天折磨着她们。
这种漂泊恐惧的日子没过多久，母亲就拉着外婆、姨妈回到了大奶奶家。
乡村的相对安靖，奶奶的细心照顾，母亲的孝顺体贴，外婆受伤的心灵得到了莫大的抚慰。
两年后，日本鬼子投降了，九江恢复了平静。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外婆和姨妈回到了久别的九江。临行前，外婆叮嘱母亲在乡下成个家，好好地过个安稳平静的日子。
母亲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母亲是大奶奶唯一的依靠，也是大奶奶最大的资本。所以，大奶奶对外放话，母亲一定要找个漂漂一品、知书达理、门当户对的上门女婿，能够担当起延续她家香火责任。母亲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算是默认。
几个月后的一个上午，大奶奶家有人前来说媒，媒人介绍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父亲。父亲与母亲小时候一起长大，彼此都有所了解。如今的父亲非当年的模样，长得一表人才，一米七的个头，白面书生，文质彬彬，吃的是政府饭，可以说是一位帅呆了的才俊青年，唯一不足的就是家境贫寒，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大奶奶还是犹豫了半宿，最后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想，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知根知底多好哇，穷无根，富无底，一切都要靠自己。母亲当即就一口答应了，大奶奶也没有提出什么严厉的反对意见，母亲的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尽管父亲还不是大奶奶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熟料，母亲的这一答应，付出了她一生沉痛的代价。
风云席卷千万里，电闪雷鸣共担当。
父亲与母亲结婚，没有大摆宴席，没有张罗朋友。那天，父亲在大奶奶家向祖上磕了三个响头，烧了三柱香，就与奶奶、姑姑及姑父、房叔以及外婆、姨妈一起，吃了一桌饭，放了一串爆竹，就算结婚了。要说最能彰显婚庆氛围的，那就算父亲写的一幅婚联：
凤鸣鸾翥吉祥日，
桂园盛开并蒂莲。
横批：百年好合。
大奶奶既高兴又伤感，说，倘若大爷爷还健在，恐怕要唱大戏，热闹个十天八天的。大爷爷是个喜欢热闹的人，朋友也多，平日里串门的人络绎不绝。如今，人走茶凉，门前冷落，怎么热闹得起来呢？母亲知道大奶奶的酸楚，就劝大奶奶不要太在意那份排场，也不要太在意那份面子了，结婚，本来就是自己的事情，就是这么简简单单、平平凡凡、安安逸逸的。
父亲在家没待几天就上班去了。
奶奶搬进了大奶奶家的西厢房住，继续帮忙做些杂务。时间一长，两位老人总会生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有一次，奶奶与大奶奶为了母亲怀孕如何护理的事发生了争吵，而且吵得很厉害，自古以来，吵架就没有什么好听的话说。大奶奶对奶奶说一些伤自尊的话，闹得奶奶要离开母亲，离开大奶奶家。一头是婆婆，一头是养母，使夹在中间的母亲，上下不是，左右为难。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心里很难受，也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也就只好很少回大奶奶家了。大奶奶比以前似乎变得更为固执和不可理喻，大概是失去大爷爷过于伤痛的缘故，母亲常常莫名其妙地遭到大奶奶的责怪，责怪母亲牛角外拐，责怪母亲不跟她站在一个立场上……云云，说一些简直不是一家人说的话。母亲一气之下，索性撇下大奶奶和奶奶，搬到了父亲在学校的职员宿舍，与父亲住在了一起，懒得去面对那些无聊的理长道短婆妈事。
翌年，大姐出生了，父亲很高兴，对大姐对母亲疼爱有加，一有空闲，就抱着大姐，携着母亲上石钟山走走、转转，与母亲谈石钟山的人文，说长江流域的文明、数鄱阳湖的物产丰腴，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天伦之乐，感受着从未有过的家庭温暖。
这段儿女情长的日子没过多久，时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国民党军队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连吃败仗，国民政府摇摇欲坠。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毛主席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百万雄狮兵临千里长江天险。这时，父亲决定，在湖口县解放之前，把母亲和大姐送回桂园村大奶奶家。
母亲与大姐被送回大奶奶家不久，父亲接到文书送来的一份密函，拆开一看，是恩师大人的亲笔信。信上说，上峰批准父亲一人去台湾，接信后立即动身，速赴福州码头。父亲感到时局发生了彻底性的改变。临行前，父亲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回一趟家与大家道个别再说。
奶奶对父亲去台湾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她吞吞吐吐地说，不管怎样，不要把母亲和大姐撇下。大奶奶急得团团转，央求父亲留下，检讨似的对父亲说，以后再也不会乱来，大家一起，和和气气地过日子。母亲表示极力反对，说，你是一家之主，是全家人的顶梁柱，你走了，一家老小怎么办？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事到其间，道在人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再大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扛。望着可爱的大姐、温柔的母亲以及无可适从的奶奶和大奶奶，父亲迟疑了。
没过几天，县政府解放了。恩师去了台湾，父亲留了下来。父亲虽然是国民党，但只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与人民为敌，没有血债。大概是这个缘故，父亲没有被抓去坐牢，而是暂时不用上班，回家听候新政府的处理通知。
回家后的父亲，与大姐、母亲、奶奶、大奶奶一起，朝夕相处，共享天伦。
不久，父亲等来的消息是，国立湖口师范学校被取消，所有教职人员一律接受新政府的教育改造。
这样的结果，父亲没有料到，更让父亲没有料到的是，一年后，父亲就拉着大姐、奶奶和母亲，毅然地离开了大奶奶家，走进了风雨兼程的艰难岁月，开始了白手起家的苦难生活。
社会建设开新局，父亲历史成罪人。
父亲拉着母亲、大姐和奶奶一起离开大奶奶，去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因为父亲那种恃才傲物、不甘屈服的性格，决定了父亲的一生是命途多舛的。
打自新政府成立以来，父亲整天呆在家里，足不出户，悠然惆怅，只带带小孩，看看书，偶尔做些手下活。半年过后，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大奶奶家被划为富农阶级成分，我家被划为贫下中农阶级成分。父亲在旧社会替国民党做事，又是一名国民党党员，被划为历史反革命成分，好就好在，父亲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因而被划为管制教育意识形态类的反革命份子，属个人成分，与家庭成分无关。父亲很少下田地干活，对农时农活农作物都很陌生。母亲就更不用说，就连农具都没摸过。就这样，一个崭新的课题，一个全新的生活，摆在了父母面前。
大奶奶家祖上留下了一些田地，后来大爷爷又购置了一部分，大奶奶家共有几十亩田地。大爷爷生前都租给周边村的农户耕种，到了秋天，大家就按照契约缴租。自从大爷爷被日本鬼子杀害以后，大奶奶一手掌管的店铺一天不如一天，家景每况愈下，还没撑持到一年就关门歇业了，大奶奶全靠收这些田租地租过日子。
解放后，土地改革运动，把大奶奶家所有的田和地，都进行了社会改造，收租，这一“剥削”现象再也不存在了。
土改后，我家和大奶奶家都分得了几亩田地，父亲学着耕，母亲学着种，奶奶跟着帮，收成需有但自然不如人家，父亲还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经常去参加新政府组织的思想改造教育会。大奶奶一肚子的不高兴，经常指桑骂槐，说一些很伤自尊的话，一张长脸拉得像“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奶奶听到大奶奶这些话，心里也明白，常常劝大奶奶，不要用这张长脸对着大家。大奶奶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与奶奶勃谿。胡适说过，世间最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界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人看，这比大骂一场还难受。常此以往，父亲也没个好心情，那种寄人篱下的失落感，使父亲抬不起头，父亲敏感地意识到，大奶奶是在逼他、撵他，父亲决定，离开大奶奶家，去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的新家园。
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从头再来。这种油然而生的冲动，父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是母亲。
大奶奶看到母亲很犹豫很彷徨，就对母亲吓唬带威胁，说，如果母亲跟着父亲离开这个家门，就永远不要再回来，家里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家业，一分一毫都不给母亲，就当未曾有过母亲这个女儿。吓唬、威胁、吃苦、家产都不是母亲要跟父亲走的拦路虎，最让母亲放心不下的是大奶奶往后的生活。倘若不跟父亲走，结果很明显，那就意味着妻离子散，天各一方。是走还是留？这时，母亲想起了《礼记·中庸》里的一句话：“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最终，母亲选择了跟着父亲走。在离开大奶奶之前，母亲把大奶奶托付给了她的房侄。母亲对大奶奶说，今生不能侍候，不能依偎，来生当牛做马，再来报答大奶奶的养育之恩。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就这样，母亲牵手父亲，并肩踏入了新的征程。
借居安身生二女，终盼哥来添男丁。
母亲离开大奶奶以后，大奶奶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也就很快理解了母亲，就像理解自己舍不得离开母亲一样，这是一个做母亲的本能，毕竟母亲已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母亲了。
母亲与大奶奶分庭立户，不住同一屋，但还是同住一村，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奶奶虽说是刀子嘴，说话狠了点，但还是有一颗豆腐心，对母亲依然怜爱，看见母亲生了那么多的儿女，生活那么贫困，经济那么糟糕，心上恻隐，常给予母亲一点生活上的接济。母女毕竟是母女，打断骨头连着筋。同样，母亲也像一家人一样，逢年过节，也没少对大奶奶尽一份做女儿的孝心。就这样，十多年来，直到大奶奶百日的那一天，大奶奶从未缺失过母女之间的那份亲情。
就这样，父亲、母亲、大姐和奶奶一家四口，借宿远房至亲的空房，蜗居一室。一年后，二姐出生，二姐的到来，没有给家里带来好运，日子同样是艰苦难熬。在无力抚养二姐的情况下，父亲与母亲商量，找个家境好的人家抱过去，不要耽误二姐的前程。外婆知道后，决定抚养，当时姨妈结婚两年一直没有孩子，家里正苦于少了孩子的欢乐。姨妈也正有此意。二姐就这样顺顺当当地过继到姨妈名下，当了外婆名副其实的孙女儿。
土地合作社刚刚成立，三姐出生了，因为三姐又是个女孩，所以父亲有点不高兴，对母亲也没了以往的好态度。当时，社员除参加社内劳动外，还可以耕种自留地和经营其他家庭副业，社员家庭副业的生产工具、零星树木、家畜、家禽以及生活资料等归社员所有。父亲希望多生几个男孩，为家里多添几个强壮的劳力，这个想法在农村里都很普遍。这时，父亲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名普通社员了，正担任着合作社的会计。
父亲决定，把三姐送人。
可是，母亲没有同意。母亲认为，父亲要把三姐送人，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作怪。男女社员都是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多劳多得。何况一个二姐送人就够母亲牵肠挂肚的了。母亲抗争，再苦也要拉在一起苦，决不把三姐送人。
父亲拗不过母亲，也就认了。
三年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社员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由于政策的允许，父母亲贪早恋黑，四处垦荒，拓展自留地。再加上利用晚上、雨天的空闲时间，打草鞋、扎扫把、做箩筐、纺花、织布、绣荷包……等副业收入，我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可是，好景不长，反右斗争开始了，父亲一下子成了双料右派，一度遭到了最严厉的批判，家庭经济刚刚出现的一线曙光又被掐灭了。然而，就在父亲极度沮丧之时，哥哥出生了，这下给一度沮丧的父亲燃起了希望的火光，心头升起了无穷的力量。父亲高兴得亲自下厨，把滚烫的开水端到母亲手上，因为父亲一直希望有个儿子。
这时，一个养尊处优的母亲，融化在村里所有的媳妇当中，与地地道道的村妇没有什么两样。
父亲常遭人侮辱，母亲怒目向天横。
说母亲变得跟村里其他媳妇没有什么两样，是母亲不再那样娇气，不再那样害羞，不再那样大家闺秀，苦难摧毁了母亲所有的特质，岁月荡平了母亲所有的美丽。
父亲在村里是遭人欺负和打压的，主要是父亲耿直，看到不平的事、听到不实的话，他都要与人家较劲，人家自然就讨厌他、记恨他，何况父亲头上还依然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斗大的字也认不来几个的朴实村民，经常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们高举着贫下中农的优越身份，常常吩咐最难最苦最累的活给父亲，可以说是故意刁难。父亲是个直肠子，总是与他们分辨，与他们争执。越分辨越争执就越受到打压，有时还遭暴力。每次父亲带着累累伤痕回到家里，母亲总是含着泪水帮父亲擦紫药水、上消炎药。本来，这些常用消炎药品是外婆特意给母亲备用的，母亲从小到大，没有做过农活，难免有些磕磕绊绊，不料都用在了父亲身上。母亲禁不住怒火胸烧。包扎好父亲以后，她总是要与人家大闹一场，以农村常用的报复方式，用最恶毒语言咒骂一顿。有时候，母亲也会发“疯”了似的，与他们厮打在一起。时间一长，村里人也都怕母亲，都说九江婆娘不好对付。其实，母亲每次发“疯”以后，回到家里总是暗暗地独自泪巾，劝父亲改一改性子，做一做孬种，装一装糊涂，不要再吃性格的亏了，吃那些鸟人的亏，不值！
在村里，母亲不仅维护了父亲的人格，还捍卫了父亲的尊严。在生产劳动方面，母亲没有落后他人，尽管母亲是小脚，挑泥土、担石碴、翻地、除草等这些地上活，母亲一项也不落。母亲一改过去文静典雅的闺秀形象，做起事来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每次外婆来看望母亲，总是心疼得说不出话来，抚摸着日渐见老的母亲，哽咽呢喃：真是作孽呀，我凤儿遭的是哪辈子罪哟。坚强的母亲对外婆说，现在的凤儿不再是当年文静典雅的凤儿了，要想生存，就得坚强。是啊，母亲的坚强，为父亲顽强地生存坚定了信心，为全家人齐心协力抗击鄙视，担当了力量。
上无片瓦，借居安身，总不是个长久之计。随着儿女的不断增加，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居室，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
父亲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依然接受政府没完没了、没有商量的义务劳动改造。父亲常常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义务工，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但是，只要一回家，父亲就披星戴月，前往十几公里远的深山老林里，购买建房所需的柱子、椽子，然后一根一根一条一条，像蚂蚁搬家一样往家搬，有时还把十几岁的大姐也带上。大姐读书三年，辍学在家，一边照看哥哥，一边当母亲的帮手，有时还当当父亲的下手。
母亲是小脚，上不了大山，只能在家做些制砖之类的活计。土坯砖是建房子的主要墙体用砖，其制作过程简单、便捷。在稻子收割过后，先除去草根，再刨松平整，然后放水湿润，经过反复捶打、切块、晾晒。我家的土砖都是母亲一手制作的。稻草也是盖房子的重要材料，它可替代房瓦，瓦要买，稻草自己有，每次稻子收割后，母亲就把稻草珠宝似的一根一根地聚起来……就这样，待一间房子的材料准备就绪以后。父亲选了个黄道吉日，在一片焦土的老宅基地上，搭起了一间五十来平米的草房。
搬进新家的那天，父亲写了一幅对联：
宽住不知愁住苦，
有居何晓借居难。
横批：人民公社好。
大姐、三姐、哥哥、还有不到两岁的四姐，所有的孩子都笑了，母亲却哭了。
借居终为昨日事，滴滴辛酸涌心头。
搬进新居，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十年一剑终于结束了遥遥无期的借居生活。母亲的泪水，是对过去辛酸往事的不堪回首，还是对帮助我家渡过难关的人们一种感激呢？总之，母亲的泪水打湿了所有人的喜悦，勾起了大家不堪回首的往事。
生产小队有个规定，凡是公社通知前往外地做工的人员（主要是修水库），工分拿双倍，当时是工分制。为了实现搭建草房计划，母亲总是主动请缨。那时，母亲正怀着四姐，但母亲也是巾帼不让须眉，一做就是十天半个月。那些上面派下来的活，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都不愿意去，不去也就不去，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就巴不得。因此，十几岁的大姐经常担起了照顾弟妹的重任。
那年月是集体食堂，吃大锅饭，家里不用生火煮饭，也没有饭煮。每次去食堂打饭，大姐带着三姐和哥哥，总是遭人歧视，不是少打就是漏打，他们从来没吃饱过，哥哥饭量大吃得多，总是饿得哭。一次，不到十岁的三姐，她过不了那么多，就按捺不住多拿了一块高粱饼，正准备给哥哥时，遭到食堂人员的夺回，并责骂和羞辱三姐。当时，母亲在外地水库干活，已有半个多月没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后，母亲怒火胸烧，不管三七二十一，火急火燎地赶回家。刚跨进家门，明显消瘦的孩子们都抱着母亲哭。这时，母亲的心碎了，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这一次，母亲点名道姓地对欺负小孩的人家“毒”骂了一顿。
为了实现建房计划，全家压缩一切开支，每一根柱子，每一根椽子，都要靠省吃省用来换取。一年，大年三十，全村人都在忙过年，尤其是孩子们更是望眼欲穿、翘首以盼。俗话说，孩儿望过年，大人望栽田。小孩们希望过年，图的是吃好穿好。我家四姐弟，这时四姐也有好几个月了，没有这分喜悦，没有这份希望，父亲讲过，一切要绕着房子转。但是，平日里从来没有沾过肉醒的孩子们，到了过年，看到人家吃荤穿新，心里总是升起莫名的艳羡。那天，母亲知道父亲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就悄悄地向小队出纳借几块钱。出纳说，小队有规定，过年每家可以借五元钱，只要打个借条找小队长批一下就行。父亲高兴地写了一张借条，兴冲冲地送到小队长面前。小队长正在家里吃饭，他慢条斯理地拿起老花眼镜，睨视着借条，然后大声地说，小队没钱！到别的地方去借吧！随即把借条往地下一扔。母亲知道后，怒冲冲地赶到小队长家里，当着他全家人的面，说，队长，今天你不批，你家也别想过个安稳年……
就这样，五元钱，我们全家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家境贫寒，生活苦乏，使母亲急剧衰老，人面黄花瘦。这一切，刀割似的痛在了外婆的心里。自从二姐去了姨妈家以后，姨妈也生了一男一女，生活过得还不错。外婆心疼母亲在乡下吃苦受累，好几次想把母亲接回身边去，可是，母亲死活不依。外婆提出把四姐也过继过去，母亲也没有同意。外婆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小女儿比自己老得还快。
嗨，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这一叹，像一道闪电，划出了母亲复杂的心里感慨，也点燃了母亲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
但是，住进新房后，生活真的就像母亲所期待的那样美好吗？
草房终归是草房，遮风挡雨情难堪。
新房子不大，只有五十来平米，中间砌了一道墙，分成两间。一间的前部分为厨房，说厨房，只是一水缸、一炉灶、碗筷砧板灶堂放罢了；后部分为卧房，两条板凳上放几块木板，铺上干稻草就算是一张床铺了。另一间也是两部分组成：靠门里部分是平行地摆了两张一模一样的稻草床，作卧室用；靠门口部分就是饭堂，放了一张饭桌和几张凳子，以及部分农具……就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终于实现了。
草房不同瓦房，每年都要更换稻草，否则，房顶上会长毛毛虫，老鼠会在草里做窝。草房透气性很差，做饭时，浓烟走不出屋子，尤其是遇到刮风天，整个屋子就像一个大烟筒，需要很长时间，浓烟才眷恋似的离开。最为讨厌的是雪后日出，积压在稻草上的厚厚积雪，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慢慢融化，渗透下来的雪水，就像陈年封缸酒一样红，四处乱滴，一滴一个印记。每次遇上这个天气，大家都往外跑，唯一不能跑的就是母亲。母亲的眼睛，已经被熏得红肿浑浊，常流泪水。母亲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照样做饭，照样缝补，照样家务。但是，最叫母亲开心的是，外婆、姑妈以及所有客人的来访，如今是在自个家里接待。
可是，人要倒霉，喝水也塞牙。就在搬进新居不久，父亲写的那幅乔迁对联，惹来了一场风波。
别有用心的人把 “宽住不知愁住苦，有居何晓借居难” 这幅对联抄送到大队党支部，说，反革命分子写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反动对联，大肆污蔑社会主义优越性，是与社会主义唱对台戏，是反革命份子梦想变天的无遗暴露。
于是，大队党支部组织了一次批斗大会，父亲挨了一天的批斗，写了两天的检查。
外婆来我家比以前频繁一些，每次来都会带一些二姐、表姐、表哥他们的旧衣服、旧鞋袜。二姐在暑假期间也会随着外婆来家里住上几天，二姐很懂事，总想帮母亲做点家务，但总是遭到母亲的拒绝。母亲说，城里人干不了乡下活。大姐、三姐总是说母亲偏心，特别疼爱照顾二姐，可是，她们也同样是不让二姐干农活的。
二姐去外婆家，给姨妈带来了好运。当时，姨妈还没有生表姐和表哥，唯一的小孩就是二姐，二姐不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也是姨父姨妈的心肝宝贝。二姐一岁半的时候，姨妈就生了表姐，外婆喜出望外地说二姐就是吉星，以后还会带个弟弟来的。果然，三年后，姨妈生了表哥，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表姐出生以后，二姐基本上是跟着外婆进进出出，外婆走到哪二姐就被带到哪。从此以后，二姐就成了外婆的跟屁虫，与外婆是寸步不离。所以，外婆不在的时候，二姐就显得拘拘谨谨、不置可否，俨然是个“无思想者”。
大姐怀揣母叮嘱，芳龄十九为人妇。
日子过得也快，大姐已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大概是继承了母亲的衣钵，长得水灵、秀气，皮肤细嫩、白皙，尤其是那双清澈滢滢的大眼睛和一头乌黑铮亮的秀发，跟母亲当年没有什么两样。人们说，茅屋里长出了金凤凰。
在离家不到一公里远的公社卫生院里，有个学中医的小伙子，名叫胜利，是抗战胜利那年出生的，家里人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为他取名为胜利，并且希冀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处处都顺利，事事都胜利。
这时，他村里来了一位老中医，是被划成右派份子下放过来的。这位老中医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王牌师的军医，解放战争时期，老军医被俘，后加入了解放军，随部队南下，留在了湖口县人民医院工作。反右运动在全国蔓延以来，反右战火烧到了医院，这位有过国民党历史的老中医，自然成了右派。于是，老中医被下放到了胜利所在的生产小队，接受劳动改造，住在了胜利家的隔壁。刚从学校回家的胜利，有事没事地常往老中医那儿跑，长此以往，胜利对那些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这草能治什么病，问那草是做什么用途。后来，老中医观察出胜利对中草药有着天生的悟性，就送了一些中医学方面的书籍给胜利。胜利一边参加小队里的生产劳动，一边认真阅读，不懂就向老中医请教，不久，胜利迷上了中草药，爱上了中药学这门国药瑰宝。
老中医被摘掉右派帽子以后，调回县人民医院工作。这时，老中医向组织要求，就地安排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理由是乡下更需要像他一样的老中医，并且还向组织提出允许他带一位徒弟的请求。组织批准后，胜利被老中医带到了公社卫生院，做了老中医的开山弟子。
胜利来卫生院以后，老中医经常带他上山采药。我村边的桂树林离公社卫生院最近，不到几里地，他俩就隔三差五来桂树林采药，卫生院里所用的中药材，几乎全部来自我村的桂树林。他们每次过来采药，就是一整天，口渴了就来村里找口水喝，累了就在大枫树底下歇歇脚。时间一长，村里几家几户、几男几女、哪个长、哪个少，门是向东还是向西，都摸得一清二楚。可以说，村里没有他俩不认识的人、没有他俩不知道的事。
老中医与父亲有过相同的经历，对父亲的处境也很同情，所以，来我家喝水、聊天的时间相比要多一些，这样常来常往，为胜利与大姐频繁接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小伙子人也机灵，一米八的个头，总是一张欢笑的脸，一看见到大姐在忙事，就赶上去帮忙。开始的时候，大姐还常常推让，一段时间以后，大姐也就不推让了，而且还有说有笑的。老中医看出了他俩的默契，感觉两人也蛮般配，就开玩笑地跟母亲为胜利提亲。母亲没有异议，只说，男方如果没有意见，就托个媒人正儿八经地过来提亲。
我们当地提亲有这样一个约定俗成：小伙子随媒人到女方看亲，必需带上一斤白糖。倘若女方同意男方，女方就留男方吃饭，男方就把这斤白糖留下，是为定亲。倘若男方没看中女方，则男方立刻离开并把白糖带走。那天，胜利提了一斤白糖，跟着老中医在我家吃了午饭，这门亲事就算定了下来。打那以后，胜利的身影出现在我家所有的活动当中。
一年以后，大姐当上了新娘，那年大姐十九岁。大姐对母亲向来是惟命是从，母亲的话就是圣旨。在明天就要当新娘的晚上，母亲对大姐再一次交代：别忘了《女儿经》里教你的“为人、处事、治家”法则。大姐说，早就铭刻在心里了，请母亲放心，我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内贤助、孝敬公婆的好媳妇。
大姐的出嫁给母亲带来了喜悦，因为大姐终于嫁给了如意郎君，同时也带来了失落，毕竟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帮手。但是，我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莫大的欣慰。
祖母终老埋新骨，借来棺材尽孝忠。
搬进草房刚满一年，我就出生了。我的出生，确实为家里增添了一份特大的喜庆，因为我是个男孩。很久没有笑脸的父亲，常常是笑容可掬。饱尝生活痛苦的母亲，也常常叨念着这间茅屋风水好，说我才是真正的家里人，只有我一个人是在自家草房里出生的。
可是，在我还不到半岁的时候，一直在外当保姆的奶奶病危，被东家送回家里。卫生院的老中医在大姐夫的陪同下，来家里为奶奶把脉，老中医说，脉像很乱，怕吃几付药不能解决问题。果然，没过几天，奶奶就仙逝了。安葬奶奶成了父母最大的难题，父亲为此一筹莫展。这时，母亲想到了一个人，也许只有这个人才能够帮得上忙。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平日很少往来的姑父。
姑姑从小离家当童养媳，成年以后嫁给了姑父。平时，我们两家就很少往来，特别是反右运动以后，几乎是没有来往，每年逢时过节，只有姑姑来看奶奶一次，与母亲打个照面就走了。也难怪姑姑，姑父在他所在大队担任大队长，姑父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根正苗红。姑父是家里的独子，家底比较殷实，在那个“献忠”的年代，姑父家也基本上献成了无产阶级，姑父生育了两表哥、三表姐、一表妹，在全公社算是一个红色的革命家庭，与我家划清界线是进步的表现，是形势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
母亲来到姑姑家，姑父就知道了三分。母亲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一旦登门就绝对有大事。姑父也是性情中人，对我家也是知根知底的，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母亲的请求。可是，姑父也想不出好办法，只得与他母亲商量，把预备给她老人家用的棺材，先借给奶奶。
就这样，劳苦一生的奶奶终于安享了一口棺材，父母也终于尽到了一份孝心。
奶奶去世不久，三姐小学四年级结束，为了照看我这个“宝贝”弟弟，三姐再见了学校，成了我的专职保姆，她到哪我就被抱到哪。有一次，三姐要去打猪草，不能把我带在身边，就在洗澡盘里垫些旧衣服，把我坐在旧衣服上，然后锁门外出。我很好动，一刻也坐不住。三姐刚走，我立刻翻过洗澡盘，爬到地面上去玩了。累了，就睡一觉，醒了，又接着玩，等三姐打猪草回来，我简直成了一只大花猫。不知是在地上时间过长，还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几天后，我身上长起了许多像痘痘一样的脓包，从头到脚一个地方也不落。母亲把我抱到了公社卫生院，大姐夫赶紧招呼看皮肤医生。医生很认真地为我诊断，打了针，吃了药，一周以后，我的皮肤病仍不见好转。这时，母亲紧张了起来，放下手中的农活，决定去九江，去找外婆。
那年月，去趟县城都很不容易，何况去九江。我的皮肤病日益严重，时时牵挂着母亲的心。当时，父亲离家已有十几天了，什么时候回来也没个定数。母亲顾不了许多，就把家里的一切事务全部吩咐给了三姐，下半夜动身，步行三十里，中午到达县城码头，再乘船六十里，黄昏时分到达九江。
当我出现在外婆面前时，外婆瞠目结舌，喃喃地说，凤儿，你怎么把孩子弄成这样？这不像个孩子！这不像个孩子呀！当即，外婆就把我连夜送进了九江市171医院。
等外婆为我办好住院手续以后，母亲对外婆说，太放不下家里的那一帮孩子们了。外婆理解母亲此时的心情，就叫母亲一早回去，把我交给她就是了。母亲在我病房瞌了一宿，天蒙蒙亮，就急匆匆地赶回乡下。
两个星期以后，外婆把一个全新的我送回了家，大家都说我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红薯养得人精神，全靠政策恤民心。
回家后的我照样是好动，照样是看到好玩的东西就不放过。母亲再三叮嘱三姐，再也不要让我到地上去玩。从此以后，三姐哪怕是外出做事，或者跟伙伴一起玩“丢沙包”、“跳房子”、“跳橡皮绳”等游戏，都要把我绑在背上，我成了三姐背上一道抹不掉的风景。母亲看得更紧，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帮我洗手、洗脸、换脏衣服，晚上还搂着我睡觉。
打我出生以后，家里的农作物连年丰收。红薯是最丰收的粮食之一，尽管是粗粮，但在我家确是主粮，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村前河水汤汤的荒芜河滩上，父亲垦满了星星点点的自留地。那里沙土肥沃，水分充足，在这个松松软软的庄稼地里，常常可以长出砂锅大的红薯。
我家的红薯有两种，一种是红皮白心，另一种是白皮红心，吃起来各有千秋，味道都很甘甜、脆香。红薯浑身是宝，营养极为丰富，可以生吃，尤其是到了冬天，霜染以后，又脆又甜，非常爽口；更可以熟吃，要是用火烤了吃，那才叫做沁人心脾的香。红薯还可以衍生出很多副食品，如薯淀粉、薯条、薯片、薯糖等上等的健康食品，现在叫绿色食品、低碳食品。红薯的下脚料如叶子、藤、粉渣之类，也都是养猪的最好饲料。
我们全家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红薯，早餐是煮着吃、午餐是烤着吃、晚餐是蒸着吃，可以说，我是红薯养大的。
三岁那年，在草房的对面，我家又盖了一间五十来平米的瓦房。瓦房与草房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房子的四角，筑起了马头墙，当地人都叫“颁兽头”，据说是有辟邪作用。马头墙壁上还用石灰刮上一层白色的腻子，腻子上画满喜鹊报春的图案。屋顶上可以装上透明的厚厚的玻璃亮瓦，目的是可以把太阳的光明与月亮的银辉都接到家里来。难怪古人有“床前明月光，凝是地上霜”、“月光如水照缁衣”那样的感慨。瓦房的内部结构跟草房一样，也是中间隔着一堵墙，形成两间，但功能完全改变，不再是客厅与卧房不分、厨房与卧房混杂。与草房大相径庭的是客厅的墙壁上，挂起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中堂画，父亲为中堂画配了一幅对联：
幸福感谢毛主席，
翻身不忘共产党。
瓦房建成后，草房的许多功能都转给了瓦房。会客厅、卧房都搬到了瓦房。草房里只留下了厨房，搬走后的空地方，终于可以舒舒坦坦地放农具和杂物了。猪菜缸、猪圈、养鸡笼不再放在屋檐下，它们也终于可以享受居者有其屋了。如今的草房感觉比从前宽敞多了，母亲把它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左邻右舍来串门，还是习惯在草房与母亲聊聊天、拉拉家常。
卧房搬到瓦房后，我跟父亲睡一头。父亲给了我一个优厚的待遇，在我床铺的案头上，专为我放了一个铁皮果瓶，瓶里装的全是我最爱吃的零食——薯条、薯片、薯糖等，只允许我一个人睡前吃一次，醒后吃一次。母亲反对父亲这样地对我溺爱，说，这种习惯很不好，会害了我的。后来，事实印证了母亲的话有道理，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牙齿全被虫蛀了，一吃起饭来就痛得要命，后悔当初没有听母亲的劝告。
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又一次打破了我们一家人稍稍的平静。
文革卷起千层浪，拍得父母心慌慌。
文化大革命运动，像西伯利亚吹来的一股刺骨寒流，迅速刮遍了神州大地，刮到了公社、刮到了大队、刮到了小队，也刮到了我家，首先遭受冲击的是父亲。
文桥镇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文明的古镇。据史料记载，北宋大诗人梅尧臣曾留宿此镇，并赋诗一首：吾思夷陵山，山乱不可究。东城一堠余，高下渐冈阜。群峰迤逦接，四顾无前后。忆尝祗吏役，钜细悉经觏。古镇的特色是灰砖黛瓦，临街石道，四面环水，桥连八方，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文桥镇是人民公社所在地，镇上有一个叫水过滩的草坪，公社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草坪上搭建了一个土台，公社开展的所有活动：宣传演出、批斗大会、群众大会、表彰大会、电影放映……等等，都在这个土台上举行。
水过滩成了社员们政治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水过滩地处古镇的西南面，背倚热闹的商业一条街，地势低洼，空旷平坦，三面被滢滢的河水相拥，面积大约有三四千平方米，一年四季长满了小草，特别是冬寒一走，春风一吹，许多无名的小花开得非常热闹，好一派大地苏荣的景象。可是，每年夏季汛期来临，水过滩总是要被武夷山北麓下来的洪水淹没好一阵子，只要汛期一过，水过滩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花儿依然开得灿烂起来，水过摊因此而得名。
文化大革命以来，水过摊上再也没有见过盛开的小野花了。
父亲是水过滩土台上的常客，经常戴着高高的帽子、挎着宽宽的牌子，高高的帽子上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宽宽的牌子上写着“彻底批臭反革命分子×××”，与父亲一起批斗的都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批斗父亲常态化是有渊源的。那是在饿得吃观音土、满身水肿的时期，父亲正担任小队会计。那个年代，公社的文件通知全是靠步行送达，不管多么偏远，也不管刮风下雨，送通知的人全都是五类份子，因为五类分子随叫随到，准时准点不误事。父亲年轻，身体结实，离公社又近，公社送通知的差事几乎全由父亲承包了。
一个风高月冷的晚上，父亲照例为公社送文件。从家里出来，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大部分村民都闭门吹灯，开始休息了，夜色朦胧的桂园村静悄悄地进入了梦乡。父亲刚走出一条巷子，突然发现，小队仓库的后门口有一个黑影在鬼鬼祟祟，只见那黑影扛一袋什么东西出来，急匆匆地朝东北方向走去。父亲借着月光悄悄地尾随其后……原来，这个黑影不是别人，正是时任生产小队的小队长。父亲回家立即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后，千叮咛万嘱咐，不让父亲向上级汇报。可是，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还是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公社干部。经过搜查，小队丢失的那一袋粮食就在小队长家里。结果是小队长被撤职，留党察看，追回被窃财产，父亲受到了公社领导的口头表扬。
几年过后，文化大革命来了，造反有理、造反有功的机会到了，小队长抓住了这根翻身的救命稻草，处处表现得积极、踊跃，很快当上了造反派的头头。小队长春风得意，官复原职。可是，父亲依然是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依然是低头认罪的五类分子。毋庸置疑，父亲成了小队长积极表现、秋后算账的最佳人选。
小队长只要一不开心，就召开批斗大会，小队批斗不过瘾，就弄到大队去，大队不解恨，就上报到公社上水过摊批斗台上去。那是个阶级斗争月月讲、日日讲、时时讲的年代，因此，每次的阶级斗争大会，每次的游街示众活动，都有父亲佝偻的身影。
为此，母亲饮寝难安，担心父亲一时想不开，做出傻事。母亲决定对父亲实施盯梢。
父亲成分殃子女，哥哥升学成泡影。
当时，很多地方爆出整死人的消息，活生生的事实就在眼前：哥哥学校的校长就是被活活打死的。还有批斗中的五类分子，有上吊的，有喝农药的，还有跳河的。隔壁村的杨老太太，地主成分，是随丈夫迁到隔壁村来的，丈夫被镇压以后，她也天天接受没完没了的游街、批斗，没过几次招，杨老太太就在家里上吊自尽了；还有一位原公社党委书记，被打成右派份子以后，白天在批斗会上斗，晚上回家还要写检查，最后是坚持不住，喝农药自杀了；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被另一派造反派扳倒以后，遭到了严厉的摧残，结果也是跳河寻了短见……接二连三地爆出自杀信息，闹得人心惶惶，胆战心惊。
父亲被打压、当教材、做典型，常常使母亲担心害怕、魂不守舍。一段时间以来，母亲总是心有余悸地盯梢父亲，无论父亲是从批斗会上下来，还是从地里干活回来，母亲总是先让父亲好好休息，再劝父亲要振作，不要放弃，要坚强，不要被暂时的挫折击倒。饭做好以后，母亲就把饭盛好，再端到父亲手上。到了晚上，母亲更是不敢沉睡，只要父亲一起床，哪怕是上厕所，母亲就会尾随其后，那管起风下雨、天寒地冻……就这样，母亲默默地守护着父亲挫伤的心灵。
哥哥上完小学六年级就被迫辍学了，因为教革委有规定，五类分子的子女不能升初中。母亲感到不可思议，就找到中学校长问究竟。校长告诉母亲一大推革命需要。他说，限制五类分子的子女上中学，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不给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梦想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翻身夺权的需要。所以，要明确阶级斗争的方向，要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母亲争辩，我家也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父亲犯错误的时候，哥哥还没有出生，犯得着对哥哥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吗？校长说，除非断绝父子关系，哥哥才有可能升中学。母亲傻眼了，哥哥也傻眼了，父亲更傻眼了。
当时，我家一带农村里，很少女孩子上学，经济条件差的就不用说，家庭条件好的也不会送女孩子上学，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培养女孩子是赔钱，女孩子长大后就要嫁出去，嫁出去的女是泼出去的水。男孩子不一样，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也要想方设法读上几年书，将来好成家立业、耀祖荣宗。
在我家，父母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是，针对读书，母亲与父亲的意见是高度一致，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送每个孩子读上几年书，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倘若家庭条件允许，还会多送几年。就像哥哥，若不是上面有规定，父母还打算送哥哥上中学、上大学。
锅是没砸，铁是没卖，我家七姐弟还真是实现了人人都上学的愿望。但是，光有想法而没有办法肯定是不行的，是谁想出了常人不一样的高招，实现了原本就不算是一种愿望，而对我家来说却是一种极大的奢望呢？
可饥可寒不可盲，儿女都要上学堂。
母亲是上过三年学堂的人，稔知读书的裨益。在母亲成家之前后，村里陆陆续续娶了许多媳妇，她们大都没有上过学，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的就连人民币都不会认。很多时候，她们买卖交易算价钱，都要来问母亲，母亲都会认真地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们，一时间，母亲成了她们十分信任而又十分依赖的活算盘。扫盲开始后，那些媳妇们才认识了一些基本常用的数字，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掌握了简易的算术技能。
九龙庵小学离我家不到一公里，从大姐上学开始，我家几个姐弟都在这所小学读书。当时家境十分糟糕，总是寅吃卯粮，哪里还有钱送孩子们上学呢？是母亲想出了好点子。
母亲找到小学校长，说，学校所有的扫把、扫帚我家全包下来，换取孩子们上学的费用。校长一比划，就同意了。校长对我家的经济状况也比较了解，对我家的政治遭遇也很同情。打那以后，也就是我大姐开始上学以后，由父亲一手精心编织出来的，既漂亮又耐用的竹枝扫把和高粱扫帚，再也没有拿到集市上去卖过。母亲创新发明的这一“以物换读”的上学模式，一直延续到我小妹上初中。
哥哥六年级毕业就辍学回家，那年，哥哥刚好十三岁，校长也觉得很可惜，但又无能为力，只好劝母亲，接受这个不争的事实吧。哥哥是个成绩相当优秀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为人忠厚老实，从不惹事生非，深受同学和老师们的喜爱。
一天下午，老师检查作业，发现哥哥做错了一道数学题，而这道数学题对哥哥而言，是不应该做错的，就叫哥哥站到黑板前好好反省，目的是压一压哥哥翘尾巴的情绪。下课后，老师走得急，竟然把哥哥站在黑板前的事儿给忘了。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校长巡查教室时，才发现哥哥还是默不作声地站在黑板前。哥哥经过校长批准后，才回到家里。哥哥这次近乎迂腐的守纪律，成了哥哥一生当中最经典的一段佳话。
这么既听话又会读书的儿子就此打住，与读书绝缘，母亲打心里不服气。但又怕哥哥难过，就安慰哥哥说，儿呀，现在的书也没什么好读的，天天不是搞搞这，就是弄弄那，不像一个读书的样子，再说，书读多了也不一定是件好事，还是安安心心、本本分分地在家做个农家弟子吧。哥哥似乎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读懂了母亲的无奈，默默地点了点头，以表明白。从此以后，哥哥毫无怨言地跟着父亲早出晚归，结结实实地担当起了父亲的好帮手。
二姐在九江市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上山下乡风起云涌。二姐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凡事都要走在革命的前头，何况二姐在家是排行老大，又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于是，二姐随着浩浩荡荡的知青大军，来到了彭泽县南岗乡红旗知青点插队落户。但是，二姐在这里还没呆上一年就回城上大学去了。
姨父当年是舅舅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一起长大，一起做生意，一起为江南新四军运粮食、送药品，是长江航道上的一把好手。舅舅与外公被日寇抓捕杀害后，姨父决定要照顾外婆、姨妈一辈子。日本鬼子投降后，姨父就来到外婆家当了上门女婿。解放后，外婆家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姨父也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母亲尽管接受了哥哥辍学的事实，但从心底，还是觉得太冤：凭学习成绩，哥哥没问题；凭家庭成分，家里是贫下中农，也没问题；难道就仅凭父亲戴的那顶反革命帽子？于是，母亲决定专程跑趟九江，找一找正在九江市革委会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姨父帮帮忙，看看他能不能想想办法。
可谁也没有想到，姨父他……
母回娘家搬救兵，未料救兵住牛棚。
像以往一样，母亲回娘家都要带些红薯、米粑、黄花菜之类的农产品和土特产。这次，母亲在以往的基础上，还特意加带了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
母亲把来九江的意图告诉了外婆。外婆说，来的不是时候，姨父也被专政下放了，在离九江二十几公里的永昌农场看果园。母亲愣住了，整整愣了一个下午。姨妈对母亲的到来，没有以往那么热情，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母亲知道姨妈此时的心情很糟糕，就对姨妈说，姐，别难过，这个世道真让人搞不懂，说谁是右派，谁就是右派，说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真是瞎拍脑袋瞎整乎？母亲劝姨妈一百个放心，姨父绝对没有政治问题，过段时间问题搞清楚以后，姨父就会重返工作岗位的。母亲邀请姨妈随她到乡下去散散心，姨妈没有答应。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告别外婆、姨妈，披着浓浓的晨雾赶回了乡下，哥哥的事儿片字未提。
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心里琢磨的不再是哥哥上学的问题了，而是琢磨姨父的问题，她不断地问自己：姨父怎么也被下放到农场改造？姨父怎么也成了右派？难道红卫兵是金口玉牙，说谁是右派谁就是右派？琢磨来琢磨去，母亲还是琢磨不透。
琢磨不透的还远远不只这些呢。
一天黄昏，薄薄的轻雾笼罩着层峦叠嶂的群山，一声长一声短的乌鸦在村口的老枫树上不停地哀叫着。与哥哥一起光着屁股长大且一起上学的小伙伴，在一次武斗中不幸身亡，学校把尸体送回了村里，家人把他搁置在老枫树下。村里有规矩：不上六十岁的死者，不能进祖堂；不在村内发生的意外死亡，不许进村。死者还不满十五岁，是哥哥辍学那年上的初中，活着的时候是村里有名的机灵王，与同伴相处得都很好，有说有笑的，从来不逞强好斗，挥天谎耀，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小子。目睹这样的结局和悲惨的场面，村里所有人无不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
“长恨漫天柳絮轻，只将飞舞占清明，寒梅似与春相避，未解无私造物情。”苏轼这首诗很能表达母亲此时的心情。从此以后，母亲不再为哥哥读书的事耿耿于怀了。哥哥也铁了心，专心致志地在家跟父亲学农业技能，力争当一个踏踏实实、技能稔熟的农民。两年后，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打农药？什么时候剪枝？什么时候灌溉……等等，哥哥都了如指掌、成竹在胸。哥哥俨然成了生产队一位名副其实的农家里手了。
看着一身充满活力、与父亲当年一样潇洒英俊的哥哥，母亲爱怜之至。哥哥的努力与勤奋、哥哥的踏实与温和、哥哥的谦让与好学、哥哥的聪慧与见地，都叫母亲很满意，也很知足，但是，就这样让哥哥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母亲还真是咽不下这口气，更担心的是，就目前家庭状况而言，哥哥将来娶个称心如意的媳妇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突然，一个大胆的设想，一个绝妙的机会，像拨开云雾的朝阳，披着绚丽的霞光，在母亲的脑海里喷薄而出。
三姐许郎三硬件，母拿硬件做文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陆陆续续有热心媒人上我家为三姐说亲。这时，母亲脑海里一跃而起的设想，立刻浮出了水面。母亲放话出去，三姐要嫁的人必需具备以下三个硬性条件：一是家庭成分必须是贫下中农；二是必须读过三年书以上；三是必须有一门精湛的手艺。
母亲之所以强调三姐找对象，一定要达到“三个必须”的硬性条件，一是出于对三姐的保护：不再让三姐嫁到五类分子的家庭，受到历史阴影的笼罩；不再让三姐过上没有尊严的生活，受到无知愚昧的奚落；不再让三姐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没有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母亲知道，三姐不像大姐，大姐是个乖乖女，听从大人安排，叫她向东，她绝不会向西。可三姐不同，从小就比较叛逆，有自己的思想，对自己不接受的事情，从来不忍来顺受，得过且过，而是顽强对抗，坚持自己的看法，坚守自己的主张和坚信自己的选择。二是为了哥哥的前程。第三个必须条件如其说是为三姐而设，不如说是为哥哥专设，母亲是希望为哥哥找个从艺的好师父，好让哥哥也能学到一门精湛的手艺，为将来谋生多一项本领，因为母亲一直不甘心哥哥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困死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
一石激起千层浪。上我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结果，母亲没有与三姐商量，在众多介绍的小伙子当中，选定了鲁家山村的一位，尽管这位小伙子的三个硬件，其中读书的条件还不能打满分，但这个小伙子的其它条件太出乎母亲的意料之外，这叫做计划没有变化快。可是，当母亲兴奋地把自己像“伯乐相马、园丁选种”一样地选好的人选，告诉三姐时，三姐没有像母亲一样兴奋，反而有点不满，说，跟读书少的人相处，是要有心理准备的，将来一定会出现很多的矛盾和问题，不然，怎么会有“知书达理”、“蛮不讲理”一说呢？
母亲无语，因为这话是母亲经常对孩子们说的话。
母亲之所以说计划没有变化快，之所以称太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是因为：一、“必须要有一门精湛的手艺”这个条件母亲非常满意，选定的小伙子是方圆十几里顶呱呱的裁缝师傅，无疑，精湛技艺超群，这正是母亲所期待的，毕竟这个条件主要是为哥哥专设的，三姐也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二、母亲没有想到的是小伙子还是独子，父母双亡，说是在那个饥荒时期病死的，由叔叔养大。家庭关系很简单，三姐嫁过去，大可不必为复杂的婆媳、妯娌关系而伤脑筋，自由发挥空间很大。三、小伙子上了两年小学，上两年与上三年学不存在悬殊，两年三年还真与今后的发展关系不是太大。这三个理由，说得三姐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在母亲面前，在大义面前，在大局面前，三姐表现得还是很从容、很果断，快快乐乐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离春节不到一个月的一天，三姐穿上了大红袄，戴上了大红花，当上了新娘。
三姐远嫁鲁家湾，生活不久起波澜。
那年头，结婚简单，不用坐汽车，也没有汽车坐，连自行车都没有，更不用说坐轿子，全国上下早把民族特色的轿子作为旧思想的糟粕，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大兴婚事从简、形式革命、厉行节约的集体结婚。嫁妆也简单，有个椅子、凳子、木箱子、搪瓷脸盆什么的就算不错了。三姐的嫁妆就是两把椅子和两张凳子，连个脸盘、木箱都没有，是三姐夫选个有月光的晚上，一担挑了过去的。
三姐出嫁的那一天，惠风和畅，冬日暖阳。没有锣鼓，没有鞭炮，更没有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要说有一点婚嫁的喜庆氛围，那就是三姐第一次穿上大红袄。“新嫂嫂，穿红袄，不好看，也还好。新嫂嫂，穿红袄……” 三姐就是在孩童们一浪高过一浪的童谣声中走出了家门，走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世界。
三姐的婆家——鲁家山村，离我家有十几公里，不在我们公社的行政管辖之内，鲁家山村由大大小小十几个村庄组成，方圆也有好几里地，是一个行政大队建制。鲁家山村周围都是大山，一座连着一座，一岭连着一岭，唯有一条小石道通向山外，交通相当闭塞，出行很不方便，有些老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因此，长期生长在这里的乡亲们思想极其保守，文化也相当落后，男人文化就是鲁家山村的主流文化，男人在家是绝对权威，女人在家没有半点话语权，唯有服从。三姐所嫁到的村子，是鲁家山人口最多、土地最少的大村。然而，几百号人的村子里，居然没有担任妇女主任的人选，嫁进村的媳妇大基本上都是文盲，只会像牛一样拼命干活，像母猪一样生崽，致使妇女主任一职一直空缺。三姐的到来，妇女主任的重任就落在了三姐的肩上。
三姐有一个“坏毛病”，无论做什么事都很较劲，非常认真，更是执着，只要是她认定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得漂漂亮亮，十分到位，有人夸奖三姐完全传承和发扬了母亲的优秀基因。自从担任妇女主任以来，三姐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组织扫盲、举办夜校、化解家庭纠纷、抵制家庭暴力等等，经常受到群众的好评及上级领导的表扬。
但是，工作的无规律和特殊性，常常使三姐不能像村里其他女人一样按时回家、按时家务。时间一长，流言四起。三姐夫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与三姐多次发生口角，不管三姐多么语重心长，多么耐心解释，都化解不了三姐夫的误解。三姐夫果断要求三姐辞去妇女主任一职，做一个规规矩矩、明明白白的媳妇，免得人家说三道四、春长秋短。三姐是个有个性的人，做人做事都是坦坦荡荡，她常说：为人莫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人家越是这么胡说，三姐就越是置之不理，把流言当作耳边风。然而，在鲁家山村土生土长、受着传统文化熏陶的三姐夫，无法接受那些像苍蝇一样嗡嗡嗡乱叫的流言蜚语，无奈之下，三姐夫发出了一道严厉的通牒：三姐若再不辞去村主任一职就离婚。
离婚在家里闹一闹也就罢了，后来闹到了大队，闹到了公社，自然也闹到了我家。父亲看到三姐的进步，打心眼里高兴，批评三姐夫不求上进，不求甚解，简直是无理取闹。不久，三姐夫与三姐闹离婚被外界谣传为三姐要抛弃三姐夫，是三姐嫌弃三姐夫忠厚老实，自己在外头另有相好。俗话说，谎言连续说上十几遍就不是谎言而是真理了。这样以来，致使不明真相的人，一齐把指责抛向了三姐。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倔强的三姐凭着她一个人的坚持，再大的能耐，也显得苍白无力，即使有浑身的嘴巴也说不清楚啊。
母亲相信自己的女儿是无辜的，是中伤的，常言道，铳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谁叫三姐一出手就让大家瞠目结舌呢？母亲思来想去，从抚爱的心里倒升起了一道莫名的忧虑。
难道母亲想出了拯救三姐的什么高招？
第二十一章
三姐受屈娘家诉，母劝三姐莫求全。
了解女儿莫过于母亲。为人爽直、机灵好强、有思想、爱礼面、多谋略、独见解……这些特质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落在了三姐的头上，正是三姐有了这些一般媳妇所不具备的特质，三姐才付出了常人好几倍的艰辛。
这天，三姐哭着回了娘家，母亲就知道，这次的矛盾闹大了，是到了万般无奈的地步。一般情况下，三姐是不会随随便便回娘家的，不就是与三姐夫吵架的那点儿事么？平日里，特爱面子的三姐，哪怕与三姐夫吵得打了起来，都要装出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跟大伙同出同进。有一次，在公社参加妇女干部大会时，手上的伤痕被公社书记看见了，问是怎么回事，三姐回答是上山砍柴时不小心划伤的。其实不然，那伤痕就是与三姐夫吵架时，三姐夫给留下的。三姐的处事哲学是：闹矛盾很正常，受委屈自己扛，家丑不可外扬。
但是，三姐也有扛不住的时候。
这次，三姐不管怎么开导，不管怎么打压，母亲把以往劝三姐所有用过的招法都用遍了，三姐还是不依，决定真的与三姐夫离婚。母亲没辙了，母亲从三姐那双坚毅的眼神里，读到了三姐的委屈和坚毅。三姐噙着泪水说，再也不会回到鲁家山那个粗暴、胡闹的家里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也难怪三姐，忙完了公务还要忙家务，忙完了大人还要忙小孩，贪早恋黑，马不停蹄，一天下来，整个身子骨像散了架似的。可是，三姐夫不但不帮忙，还说活该，甚至还说些风凉话。长此以往，俩口子失去了共同的话语基础，自然就谈不到一起，争吵节节升级，有时干起仗来，落得双方不是这里青一块，就是那里紫一块，但吃亏的还是三姐。
三姐与三姐夫经常吵架的事，是哥哥回家一五一十地告诉母亲的。
三姐出嫁后，哥哥就成了三姐夫的开山弟子。这正是母亲精心设计规划的理想结局，可谁也没有想到，成就了哥哥，却害了三姐。母亲的这种如意算盘，完全没有料到会把三姐打得如此痛苦。三姐是坚强的，是不可屈服的。这次，三姐第一次带着满身伤痕给母亲看，母亲被震撼了，一双布满老茧的双手颤颤巍巍地把三姐搂在了怀里。此时此刻，母亲的心被三姐的遭遇震碎了，泪影婆娑地说，三女呀，是娘害了你哟。
三姐夫来过多次请罪，三姐还是没有原谅。这时，母亲出面了，狠狠地批评了三姐夫的野蛮行为，要求三姐夫仅仅是认错还不够，要痛改前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三姐夫是个憨厚老实之人，毫无歹心毒意，从小缺少母爱，家庭教育匮乏，从村里人那儿学来的大男子主义陋习，影响着他的人生。他也知错了，下跪向母亲保证，往后，再也不会伤害三姐一根汗毛。
从三姐夫的真心诚意和忏悔的态度来看，母亲看到了三姐将来的曙光。母亲也批评了三姐，说，不要太逞强了，什么屁主任就不要当了，所有的问题核心就源于那个屁主任，就是那个屁主任搅乱了大家正常的生活秩序。如今，肚子里的孩子也有五个月了，还指望生个小子呢，你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做你的乖媳妇，当你的好妈妈多好哇。但话又说回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有缺点才正常，只要真心改了不就好了吗？我保证仅有这次，绝无下次。
是伤害得太深，还是决心铁定，母亲那语重心长的安抚，三姐根本听不进去。
可是，几天过后，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三姐回到了鲁家山村，回到了她一手创建的小家。没有三姐夫的迎接，也没有母亲的护送，更没有太阳从西边出来。
是谁，让三姐改变了主意呢？
第二十二章
拨开浮云向天外，一程山水一程歌。
当然是母亲，是母亲对三姐说的最后一番话。
母亲对三姐说的最后一番话是这样的：三女呀，你不回去，我理解，我也支持，我也晓得你是万不得已，没到这个份上，你是不会回娘家的，母亲也是受过委屈的人，心也是肉长的。但是，你弟弟呢？他的前程全系在你的身上呀，你离婚了，你解脱了，你自由了，可你弟弟就完蛋了。
三姐低下了头。
让所有的自尊见鬼去吧！让所有的坚持见鬼去吧！让所有的嘲讽见鬼去吧！第二天，收拾好几件衣服，还没等到鱼肚白在茫茫的群山边泛起，三姐就回鲁家山去了。打自以后，三姐与三姐夫相处得很和睦，再也没有吵过架。村里的妇女主任，三姐也没干。三姐的第二个小孩也出生了，还真是个男孩。三姐非常低调地当起了家庭主妇，把家里料理得清清爽爽、井井有条。
三姐听了母亲的话，做回了原生态的自己。
改革开放是春风，吹得神州万木荣。在这个风生水起的改革开放年代，三姐再也耐不住寂寞，就跟母亲商量，想在村里开一家小杂货店，当个体户。母亲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到了三姐展示个性魅力的时候了，就同意了三姐的想法。从小就是在商业环境中长大的母亲嘱咐三姐，做生意要仁中取利，义中求财，要把诚信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俗话说得好“诚者，五常之本，百业之源也”。
就这样，三姐第一个在鲁家山村开起了小杂货店，这一举动像一股春风，给闭塞的鲁家山村带来了清新的风尚。一年过后，三姐充分发挥三姐夫的专业优势和技术特长，把小杂货店改为专营服装及来料加工的服装店，还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春晖”服装店。两年后，三姐把自己一手打造的“春晖”服装店搬到了湖口县城，开在了石钟山脚下最繁华的商业街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三姐站在了全县百名“万元户”的表彰台上，戴上了大红花。十年后，三姐把“春晖”服装店搬到了江西省会城市——南昌。来南昌后的三姐，就像鱼跃大海，迅速调正经营思路，把当年的“春晖”小服装店升级为春晖服装（南昌）贸易有限公司，做起了服装进出口业务，生意做到了海外。
哥哥在三姐家当了三年学徒后，回到了家里，一边干农活，一边做些缝纫活。哥哥是个极斯文的小伙子，平时很少言语，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哥哥又是一个极有创意的小伙子，设计出来的服装打破了当时只有中山装一统天下的格局，开辟了西装、夹克装等新颖别致的时装新潮流，得到了全村及周边村庄群众的一致好评，公社机关里的工作人员都来找哥哥设计结婚服。母亲看着心爱的儿子长得朝气蓬勃，一表人才，又有一手服装设计的绝活，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心想，儿子有这么好的技术，要是能在大城市里露露手，或许会有更大的发展，这时，母亲想到了姨妈。
母亲的想法再也不可能给外婆讲了，因为外婆已经过世一年多了。姨妈毕竟是姨妈，文革以后，姨妈几乎没来过我家。但是，为了儿子能在九江市的大舞台充分展示他的才艺，母亲还是像外婆在世一样，带了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去了一趟姨妈家。
姨父姨妈都不在家，表姐与表哥也都在学校，只有二姐一人在家。如今的二姐再也不是腼腆的小女生了，而是国家干部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九江市国营棉纱二厂当技术员。
母亲的突然造访，让二姐感到不知所措、恐慌不安。
第二十三章
二姐相亲虚荣起，不料伤害慈母心。
二姐长得俊俏，都说是母亲年轻时的翻版，文文静静，彬彬有礼，叫人看了就喜欢。上班的第一天，二姐就被时任材料科的科长章凡盯上了。章凡是学材料专业的大学生，工作近三年，一直没有成家，家里人都为他的婚事着急。二姐的出现，使章凡找到了一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感觉，用章凡的话说，那就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年来的交往，二姐与章凡彼此都产生了好感，建立了恋爱关系。
二姐谈恋爱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姨妈的耳朵里，作为母亲当然高兴，毕竟二姐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姨父下放到农场改造，只呆了一年半，之后调回九江市庐山区革命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工作特别忙，事情特别多，家务事包括二姐恋爱的事，姨父无暇顾及。姨妈把二姐在厂恋爱的事告诉姨父时，姨父感到很愧疚，但更多的是高兴，他提议，在合适的时候双方大人见见面，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就定下这门亲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用再走程序了。
姨父姨妈开明的提议，得到了章凡爸妈的一致赞同，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约定：先在男方家吃午饭，再到女方家吃晚饭，采用这种交流方式，增进彼此的了解，既简单又节俭，符合当前潮流。就在这个约定进行时的这天下午，母亲突然出现在二姐面前，这下给二姐出了个天大的难题。
原来，二姐在介绍家庭成员的时候，没有把自己不是姨妈的亲生闺女告诉章凡。二姐十分担心，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冒出个乡下母亲，章凡能接受得了吗？为此，二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母亲看出二姐欲言又止、很不自在的样子，知道二姐一定有难言之隐，就说，闺女有什么事不好说，娘马上就走。
二姐没有挽留。
母亲正准备离开，姨父姨妈回来了。姨父说，真是天道酬勤，天底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儿，未来的亲家公居然是二十年前的老朋友，现正在湖口县担任县委书记，刚才还在责备二姐没有通知母亲一起来见个面。巧，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姨妈把二姐男女双方家人相约的事、上午见面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母亲，并且邀请母亲一起参加晚上的聚会。母亲是又惊又喜，激动不已。然而，善解人意的母亲很清楚，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冒昧出席，会使大家很尴尬。这时，母亲决定，还是回避比较好。
一再挽留，母亲还是没有同意，与姨父姨妈道别后，匆匆地赶回乡下。匆忙之中，母亲把哥哥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三天后，二姐与章凡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来到了我家，章凡亲切地喊母亲妈，喊父亲爸，并说以后会经常来看望双亲。父亲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表情，答应了一声就继续忙他的事去了。母亲不一样，喜悦写满脸庞，一边招呼客人坐，一边责怪二姐也不先通个信，弄得一点准备都没有。二姐说章凡不让，要给双亲一个惊喜，才临时决定来拜亲的。
原来，二姐夫知道二姐不是姨妈的亲生女儿后，没有半点不高兴，更没有半点瞧不起二姐的意思，相反，还批评二姐，不要太虚荣，更不要对母亲有偏见。二姐感到很愧疚，更多的是感激。
一个月后，我家来了一位谁也没有想到的特殊客人，把母亲吓了一大跳。
第二十四章
常忆故人未相见，东风吹梦到桂园。
一个普通的日子。
母亲在猪圈里喂猪，正在跟猪说着话呢。这时，哥哥急匆匆地过来告诉母亲，说，有位不速之客找她，说是从县里过来的，现在就在堂屋门前等候。堂屋与猪圈有十步路遥，母亲赶紧把手在身上擦了擦，把乱发理了理，急切地向堂屋走去。
这时，来客也急忙迎了过来。经过简单的自我介绍，母亲怔住了。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二姐夫的老爸——现正在湖口县担任县委书记的章平。
章平与姨父通过儿女联姻，拾回了失散二十多年的友情。得知母亲在农村养育了那么多儿女，吃了那么多苦头，还顶着那么大的政治压力，觉得母亲确实不简单，一个真实的贤妻良母形象在章平的脑海里愈见清晰。章平决定，不管工作多么忙，也要专程来趟我家，拜会我母亲，拜会正宗的亲家母。
章书记今天突然拜访，母亲没有半点准备。
章书记拉着母亲的手激动地说，抗日战争时期，他是部队上的人，专门负责在长江航道上为新四军筹集急需物资，尤其是部队紧缺的皮花药品物资。期间，跟姨父、舅舅、外公都有过多次的交往，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外公也是为了帮助新四军才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外公对抗日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还说他也知道外公有个小女儿在湖口乡下，就是未曾谋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去了东北，参加了辽沈战役。南下以后，组织上把他安排在南昌铁路局工作。后来又在“五七”干校呆了几年。再后来，又调到九江港务局担任党委书记。去年被组织派到湖口县担任县委书记。转来转去，二十几年了，要不是儿女亲缘，恐怕一辈子也见不着我母亲。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有缘总会相聚的，母亲有点激动，眼泪在眼圈地打转，激动地说，这是远在天堂的父亲和哥哥显灵，是祖宗在保佑，不然，那有我们的儿女结亲呀。章书记也连忙说，是的，是的，意外的事情虽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也有其必然性，是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大家只顾说话，竟然忘了请客人进屋喝茶。母亲突然意识到有点失态失礼，赶紧招呼客人到屋里喝茶，吩咐哥哥赶紧去烧开水。这时，听说县里最大的领导来我家看母亲，村里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把我家门口一个小小的晒场围得水泄不通。尽管乡下的居室不同城里，但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章书记进屋并没有坐下来，而是东看看、西看看、上看看、下看看。还特意去了草房，哥哥正在草房烧开水，把整个茅屋弄得浓烟滚滚，一切都在烟雾之中。章书记就像下基层到老百姓家里了解民情一样，回到堂屋，章书记亲切而和蔼地对母亲说，家里很简单，也很整洁，如今往后家里还需要什么帮助就尽管说，不用太客气，一家人嘛。这时，哥哥把一壶开水提了进来，为章书记沏茶，母亲灵机一动，逮住了一个好机会，正犹豫着是否可以向章书记提提哥哥的事。
突然，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急匆匆地挤进人群，夺门而入，把母亲拉到一旁，贴着母亲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
母亲昏厥了过去。
第二十五章
父在工地祸天降，吓得母亲落魂魄。
这个干部模样的人不是别人，是公社礼堂建设工地的负责人，全公社五类分子在公社礼堂做义务工的事儿，全部由他负责，父亲近期都在公社礼堂建设工地上做义务工，他的突然出现，母亲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确实，这次他带来的是最坏的消息：在公社礼堂的建设工地上，父亲从三楼屋顶上跌落下来，伤势很重，现在已经送往公社医院抢救。
……母亲苏醒过来的时候，身边只有哥哥一个人在守着她，第一次见面的章书记不见踪影。哥哥把章书记冷静处理混乱场面并安排哥哥照顾母亲，然后迅速赶往公社医院的全过程，告诉了母亲。当即，母亲决定也要赶到公社医院去。
公社医院平静而安详，知了依然在树上叫个不停，没有半点不寻常的迹象。母亲找到院长，院长说，父亲已转到县人民医院去了，医院还派了两位护士护送去了，是章书记用自己的吉普车送去县人民医院的。当时，大姐夫已经离开了卫生院，被调到了县中医院工作，大姐也得到了县中医院家属随迁的照顾，做了一名护士。
要是胜利还在卫生院该多好了。母亲自言自语地说。
父亲被送入县人民医院急救室后，章书记对院长交代：这个病人是我妹夫，不要考虑其他的因素，一定要把他救治好，药费会及时送来……大概是有了章书记的亲自交代，父亲在医院里得到了最好医生的救治，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别护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