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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为怀：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日18:41 　
浙江在线　
二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慈悲为怀"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传统的“慈悲为怀”显然无法导致“无缘无故的爱”，那么这所谓的“慈悲”究竟还是否“慈悲”？
答案仍旧是否定的。
所谓宽恕并非宽恕可以宽恕者，而是宽恕不可宽恕者。只有不可宽恕者存在，宽恕才存在。宽恕来自神圣维度、爱的维度。但是在中国则不然，宽恕仅仅是宽恕可以宽恕者。如是看法，面对人性的邪恶、贪婪、残忍、血腥显然无能为力，不但在人性的开掘上十分浅薄，而且作为认识人性的资源也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既然可以宽恕，那么，又有何宽恕可言？至于不宽恕不可宽恕者，则意味着中国的“慈悲”的并不“慈悲”。在中国的宽恕中尽管有“同情”，所谓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但是却没有爱。不宽恕也正是对于爱的世界的拒绝，也因此，爱的缺席所导致的虚无之感以及内心深处的对于爱的缺席的无力承受，必然要求对于共同责任的逃避。既然是共同责任就不可能有限，一旦有限，就可能“问心无愧”，无罪的罪人与无罪的凶手也就都不复存在。这样，本来我是有限的、无知的、有缺点的，但是无限者都宽恕了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宽恕他人同样的有限、无知与缺点？我是如此的罪孽深重，但是无限者都宽恕了我，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宽恕他人的罪孽深重？当然，这样讲也并非放弃对于罪恶的批判，而是意在强调，在批判罪恶之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灵魂中同样存在着的心中之贼，而那些被批判的罪恶也绝非与我无关，那些罪恶可能同样潜在于我自己的心灵。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所有的人都并不完美，所有的人都可能腐败。所有的人都可能是魔鬼。所以狄德罗才感慨：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恶魔。因此，必须在谴责中蕴涵悲悯，在控诉时共同忏悔。我的批判不是为了证明我的正确，而只是为了证明批判本身的正确。但是，中国的宽恕却通过对于共同责任的逃避而逃避了爱。一方面，是动辄拒绝，动辄说“不”，置身道德高地，自我美化、自我颂扬，沾沾自喜于从未“同流合污”，以“红莲出水”、“玉树临风”自居，即使“闯了祸”（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反省），也是“好心办坏事”，即使失败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每次灾难过后，则所有人的结论都是：我们太好了，他们太坏了，是“他们世风日下”（鲁迅）。例如，文革的罪恶本来与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同在，本来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灵魂中的麻木、愚蠢、冷漠、残忍、懦弱、虚伪而忏悔，但是一场灾难过后，在“四大恶人”之外，所有的中国人顷刻之间就令人遗憾地都成了受害者。同样，正是由于对于共同责任的承担的逃避，因此对于法律的犯罪之外的良知的犯罪也就毫无意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除了“怨天尤人”，除了没完没了地彼此控诉，就是人人都在批判别人中开脱自己的罪责，并强化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但是却从未意识到“罪恶”并不端坐于我们对面，而是狞笑于我们内心。有人感叹，我们这个民族拥有那么多的罪恶，却从来没有罪恶感，实在是金玉良言。另一方面，既然自己永远没有错，那么错的就一定是他人；既然拒绝承认自身是恶的存在，那么他人就一定是恶的存在。于是，善恶被绝对分开，善被留给自己，恶被推给他人，他人成为自身罪恶的“替罪羊”。即便“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一名言，由于它的根基不是无限者，而是有限的“己”，因此事实上也使“所欲”的内容完全主观化，自我忏悔的“己”变成对他人控诉的“你”，变成“你所不欲，毋施与人”。这种逃避道德责任的方式使得人们轻而易举地将自己降低到恶的水平。结果，恶人成为历史的罪人，并且必须为历史承担责任，好人则有权对恶人全面专政，并且可以“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人们轻而易举地相信，只要惩罚了恶人罪恶就会远离我们，然而，事实却偏偏事与愿违，罪恶最终竟然愈演愈烈，甚至几乎无处不在。马克斯·韦伯发现，在世界上存在两种文明，一种是悲剧文明，一种是非悲剧文明。悲剧文明面对两个世界，一个是彼岸世界，上帝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十全十美的，一个是此岸世畀,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充满了罪恶。人们用彼岸世界来否定、超越此岸世界,所以他们便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走向崇高美好，而非悲剧文明只有一个此岸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而我们便只有不停地在罪恶的泥沼里打滚。令人拍案惊奇的是，悲剧文明的结局并非悲剧，非悲剧文明的结局却恰恰是一个悲剧。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非悲剧文明缺少一个十全十美的彼岸世界。中国的宽恕也如此，由于缺少一个十全十美的彼岸世界，使得中国的所谓宽恕并非宽恕，而且“充满了罪恶，而我们便只有不停地在罪恶的泥沼里打滚”。
进而言之，爱的缺席必然同时就是恨的出场。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叙事中，我们不难看到种种激动人心的理由，例如仁义、忠孝、道德、江山、社稷，等等，有时，这些理由也确实能够欺骗自己，让自己以为这些理由也就是历史的真相。我们在这些理由中陶然自得也心安理得，然而，事实上却绝非如此。只要我们透过这些激动人心的理由，就不难看到在这一切背后所隐含着的共同的根源：仇恨。伍员鞭尸、卧薪尝胆、荆柯刺秦王，在“正义”背后，隐含的是仇恨；《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在“革命”背后，隐含的是仇恨；至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斩草除根”，“杀人灭口”，“有仇报仇，有冤申冤”，隐含的更是仇恨。在此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甚至不惜以仇恨立国，也并不过分。依照常理，仇恨只是人类众多情感中的一种，其余的还有爱、同情、怜悯、快乐、陶醉、钦羡、妒忌……可是细细回顾一下，我们民族的全部历史几乎都与仇恨有关。仇恨始终主宰着我们的民族。究其原因，仇恨正是爱的缺席后人们寻求自我肯定的一种替代方式，一种倒错的情感，一种病态的表达方式，既然无法通过施爱来肯定自己，无法以存在的方式来自己，就必然通过做恶来肯定自己，通过非存在的方式来肯定自己，并且寻求一种满足。殊不知，仇恨已经不是天使的声音，而是魔鬼的咒语。进而，因为不存在仲裁者，因此就只能以行动的效果做为判断存在价值的绝对依据。报复性反抗的仇恨，为反抗而反抗的仇恨，因此应运而生。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会认真地反省仇恨中所蕴涵的人性丑恶与残忍，很少有人会认真地反省将仇恨当做精神支柱与生存原动力的人生是否太阴暗、太恐怖。动辄“灭门”、“诛九族”、“斩草除根”，动辄“血溅五步”，甚至，对于仇恨的选择竟然成为为某种崇高理想而献身的高尚行为，然而，仇恨却犹如一尾美味可口的巨毒河豚，一旦吃完，我们这些食客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最终，仇恨的毒素也就完全将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呑噬净尽。
显而易见，仇恨之为仇恨无疑已经与宽恕相距太远。它所禀赋的，不是宽恕，而是暴力。以暴制暴、以暴易暴、以血偿血、以恶报恶，成为中国的一大特色。不难发现，中国的历史上血腥屠杀堪称举世无匹。中国的刘邦、项羽们所说的：“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也”，更已经演化为历代帝王将相手中高悬的恐怖之剑。历史上那些被冠以“圣贤”、“名君”之名的统治者哪一个不是依靠暴力为自己树立起不朽的纪念碑？没有宽容，没有仁爱，没有怜悯，只有屠杀和血腥。人就在这里忘记自己还是一个人，并且彻底退化为兽，成为一群嗜杀的行尸走肉，成为一架暴力的机器。更引人瞩目的是，自古迄今，对于暴力的变本加厉的张扬，已经不仅是强者维持权力的法宝，而且还每每成为弱者夺取权力的途径（阿Q的革命观也无非是“满门抄斩，——嚓!壁!”）。世代血仇，因果循环，杀人者与被杀者的身份因此而不断切换，人性中阴暗丑恶的那一面也因此而成为挣脱道德束缚的泛滥洪水，冲毁了中华民族仅存的最后一点人性的堤坝。然而，历史的血泊证明：暴力永远无法实现人间的正义，相反却只能距离人间的正义越来越远。必须看到，某种制度或许会陷人于“不义”，但是却不会陷人于“不幸”，陷人于“不幸”的不是制度而是人性，因此倘若不去改变人自身，而只是去改变制度，就只能是不断进行角色轮换而已。革命，革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充其量也就是改变一下“不幸” 的双方角色，却无助于改变“不幸”本身。其次，罪犯对于问题的解决固然是依靠暴力，但是我们对于问题的解决却绝对不能依赖暴力，否则我们岂非与罪犯同类？既然我们反对罪犯残忍地杀害他人，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杀害这个杀人的罪犯？如果我们一定这样去做，除了让最原始的复仇快感得到满足，又还能得到什么？无论以何等美妙的词句加以修饰，暴力也仍旧是暴力。以黑暗去取代黑暗，永远不可能接近光明；以暴力来取消暴力，成为赢家的仍旧是暴力；以血还血，流淌的无非是更多的鲜血；以流氓手段惩罚流氓，自己偏偏也变成流氓。手段本身一旦成为目的，唯一能够去做的，也就只能是一次次地举起屠刀，直到自己最终也成为刀下之鬼。总之，任何形式的对恶的抵抗都不过是对恶的投降乃至对恶的复制。最后，对人的暴力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法的。即便是“正义的暴力”也必须以爱的方式去反对。正义的暴力也仍旧是暴力，而且，任何一个实施暴力的人都会把自己实施的暴力看作是“正义的暴力”，因此，唯一的正义就是不使用暴力。同样，即便是对于恶人的暴力，也仍旧是对于人类本身的暴力的的前奏。能够施之于他，也就能够施之于你，能够施之于个人，也就能够施之于人类。这，就是海明威的追问：丧钟为谁而鸣？而海明威的回答是：丧钟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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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袁晞：宽恕还是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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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晞：宽恕还是不宽恕
袁晞：宽恕还是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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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70年全世界又经历了那么多罪行，大规模的就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波尔布特的暴政、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不同程度参与罪恶的普通人悔过还是没悔过?受害者对参与罪行的人宽恕还是不宽恕?许许多多人都需要回答威森塔尔的问题。
&　　《宽恕》讲述的是一个纳粹集中营囚犯的亲身经历:犹太人西蒙·威森塔尔某一天在集中营附近劳动时，被护士叫到临时医院的病房，在那里他见到的是一个头上裹满绷带，只露出了嘴巴、鼻子和耳朵的人，这是重伤后即将死亡的德国士兵卡尔。卡尔是想找一名犹太人，请他宽恕自己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我就要死了，”他哽咽着说，“没有一个人会为我的死感到悲哀，我今年21岁，我死得太早了，我还没怎么生活。”接着他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和罪行。他曾是个没有牵挂的快乐男孩儿，后来自愿加入了希特勒青年会，自愿加入了党卫军，他和他的同伙一起，把约200名犹太人往一栋房屋里赶，谁走得慢就给谁一鞭子，房子里面放进一卡车油桶，锁上门，“我们打开手榴弹的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接着是一声声巨响……”“我们端起来福枪，准备射击任何从火海里逃出来的人。”他的子弹射向了从二楼窗户跳出来的孩子和母亲。
　　卡尔对西蒙说:“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只是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犹太人幸存着……”“我知道我请求你的宽恕是一个过奢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
　　西蒙的亲人、邻居一个接一个进了集中营，进了毒气室，进了同样的火海，包括6岁的大眼睛的埃里，想到这些，西蒙保持了沉默。“他不可能安宁地死去，因为他犯下的恐怖罪行让他永远也不得安宁。”
　　西蒙对自己的沉默也有些困惑，他一回到囚室就问难友他做得对吗。有人说:“谁给了你宽恕凶手的权利?”有人说西蒙没权利代表死在火海中的人们:“我一开始很担心你已经宽恕了他。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因为这些人没有授予你权利以他们的名义这么做。”
　　书的英文原名为The Sunflower(向阳花)，这是西蒙看到的德军墓地的景象。德国人在每个死亡的士兵墓上栽一株向阳花，让死者的灵魂和世界联系着。而死去的犹太人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被埋在万人坑中，尸体摞着尸体，“没有向阳花把阳光带进我的黑暗世界”。威森塔尔也想借用向阳花的寓意，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向往着太阳，向往着光明，但红尘流转，一颗颗向阳的心难免会在有意无意中飘散坠落，以至于在最后审判到来之日失去了奔向光明的资格。
　　纳粹罪恶滔天，上千万人死于纳粹政权的暴行。仅仅奥斯威辛就有440万男女老少被送进来，最后只有6万人活下来，“这意味着被送进去的人中有98.5%的人都被德国人以各种方式消灭掉了”。在集中营里，每天都有人无辜地死去，西蒙自己也每时每刻濒临着死亡的威胁。他看到的是纳粹士兵“用绳子把犹太人吊起来，把他们踩在脚下，放驯犬去咬犹太人，用皮鞭抽打他们，羞辱他们，所有能想到的方式都用出来了。很多人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自愿地放弃了生命”。在这些暴行面前，人们无能为力，上帝同样无能为力，集中营里许多忠诚的教徒也认为:“上帝一定是走了。而且他也没留下代理。”他们因此不再相信世界秩序，不再相信上帝在世界中的确定的地位。
　　当然也有人努力保持着力量，“因为只有有了力量，才有希望在这个恐怖的时代里生存下去”，等到绞索套到纳粹脖子上的那一天。从布痕瓦尔德到茅特豪森，经过无数次辗转，经过无数个集中营，西蒙熬到纳粹覆灭的那一天。
　　战后，他几经周折，在卡尔家乡废墟中残存的小房子里见到卡尔的母亲。母亲说:“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可爱的好孩子。”“我确实能相信人们讲到的事——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卡尔永远也不会去做坏事。”面对这样的母亲，西蒙又一次选择了沉默，他没有说出卡尔的罪行，让这位母亲对儿子的好印象继续留着。
　　西蒙·威森塔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这本自传体作品。
　　怎样回答卡尔，怎样面对卡尔的母亲，我做对了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西蒙心头，他问了很多人:如果你处在当时的位置，你会怎么做?于是引出了这本书的后半部——50余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们中有主教、拉比、僧侣、政治家、学者、作家、记者、军人，其中有的人同西蒙一样是集中营的幸存者，还有前纳粹军官，也不乏赫伯特·马尔库塞、图图大主教这样的世界名人，这些人种族不同，信仰不同，但他们都真诚地回答了同一个问题，说了自己的思考。
　　无名小卒在他们的上级的命令下对别人犯下了罪行，这样的人我们怎么看?
　　当屠杀停止后，一个人怎么能和不久前生命的敌人和平共处?宽恕的限度是什么?
　　威森塔尔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涉及宗教、政治、道德、良心和个人的价值取向。时间之流冲淡了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愈合了伤口，使人们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下看待问题。
　　宽恕还是不宽恕，是讨论的不同结果。
　　犹太人、幸存者都不主张宽恕，他们赞成西蒙同伴所说:西蒙没有权利代表受害者去宽恕罪过。
　　——纳粹政权犯下的罪行是这么的野蛮与残暴，那些没法活下来的人永远也不可能忘掉他们所忍受的恐惧。生还者注定到死也忘不掉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与悲伤。没有遗忘，就不可能有宽恕。
　　——对西蒙来说，如果再宽恕他，那无疑是背叛了自己家庭所受的苦难，背叛了他周围的各种苦难。
　　——我或许可以宽恕针对我而犯下的罪。我却不能宽恕因夺走别人的生命而犯下的罪过。
　　——我恐怕我不能去宽恕，因为我担心我会不被人宽恕。
　　——卡尔不能为他的罪恶赎罪，因为受害者已死。西蒙也不能以受害者的名义宽恕。
　　——只是在死亡骤然降临时，卡尔才意识到他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假如他没有受伤，他肯定还会和他的同事一起从事犯罪的行为”。
　　——假定卡尔没有死掉，战后他会忏悔吗?他会不会重新开始生活，结婚，养家，发财，摇着头感叹犹太人在大屠杀问题上小题大做?
　　——永不忘记，恐怕这是大屠杀留给我们的最惨痛的教训。永不忘记，永不宽恕。
　　同意宽恕的人是少数，他们这样说:
　　——如果我曾受过这么多苦难，宽恕起来可能要困难得多，但是我希望我还会宽恕。不是从我个人的狭小立场出发，而是从全能的、无所不宽恕的上帝的代理人的角度来讲。
　　——考虑到他是真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所以，不管多么困难，作者都应该说出表示同情的话来。
　　——宽恕是在我们里边发生的。它代表了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或许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不再是受害者的感觉。我不恨你，我拒绝你。
　　——我的回答恐怕是，不管在我能想象到的哪一种环境下，宽恕都比拒绝宽恕更有价值。
　　——如果我宽恕一个真心悔改并痛下决心的人，我就获得了自由。
　　——我记得汉娜·阿伦特有一句话:“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唯一解毒剂就是宽恕的能力。”
　　——在佛教中，宽恕并不意味着被赦免。
　　——让我们谁也不要拒绝宽恕那些因其罪过而无法克制地受到良心折磨的人。
　　图图主教以纳尔逊·曼德拉为例:“他本该被苦难吞噬并渴望复仇。而整个世界敬畏地看到，在南非首任民选总统就职典礼上，他宽宏大度地邀请当年看守他的白人狱警参加典礼。”因此图图主教说:“宽恕不是某个(遥远的)星河里的事情。宽恕是实践的政治。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由此还引申出另一些相关的问题和回答。
　　卡尔可以选择吗?他是不是可以选择不加入党卫军?是不是可以避免亲手犯下恐怖的罪行?很多人知道东德士兵枪击穿越柏林墙的人时可否抬高枪口案例，而卡尔没有抬高枪口。
　　卡尔只是名士兵，他并非天生是个凶手，他也不想成为凶手。在卡尔年轻时，他无疑是个“好孩子”。但是他生命中那段不光彩的时代已经让他变成了一名凶手。“腐败的独裁君主迫使其臣民成为其共犯;只有冒着生命危险才能逃脱一任独裁者支配的命运。因此成千上万的人都变成了有罪之人。”“我们有必要学会把真正的罪犯与人质区别开，把罪魁祸首与被洗脑的人区别开。”这正是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的“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的著名概念，阿伦特强调要区分法律上犯罪和政治、道德上的责任问题。卡尔和艾希曼是被洗了脑的执行者，比起首恶他们更要负的是政治和道德上的责任。
　　有人责备西蒙:“你没告诉这位母亲她儿子是凶手，这证明了你是同情她的。”是卡尔让这位母亲一直认为自己的儿子永远不会做坏事。“然而正是卡尔母亲对儿子所犯下的罪恶的否认构成了纳粹恐怖行为的罪后之罪。”
　　《宽恕》的讨论还涉及了这些问题:参与犯罪的人都悔过了吗?“太多的凶手钻了法律的空子，太多的凶犯重又穿上了制服，太多的法官双手沾满了鲜血，却又在安度着晚年。”怎样看待目睹罪恶的旁观者?“那些表面看并没有真正犯罪，但却容忍拷打、羞辱和杀戮等行为的人，实际上也犯了罪。”
　　时间渐渐远去，记忆也在忘却，所以许多参与讨论者都强调:“忘记罪行比宽恕一个有悔改之心的罪犯要更糟糕。因为忘记罪行就贬损了死于这场暴行的人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它用什么手段在普通人中间人为地挑起了种族仇恨，为种族屠杀创造了条件，那它就应该为种族屠杀，为大批的屠杀，为这种宣传鼓动负责。即使只考虑到宽恕与和解，惩治犯罪和实现正义也是绝对必要的。”
　　“要对公共权力实行可靠的管理，保证法律得以实施”;“要强化个人和团体的意识，使他们真正懂得区分善与恶、无辜与罪过”。
　　战后70年全世界又经历了那么多罪行，大规模的就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波尔布特的暴政、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不同程度参与罪恶的普通人悔过还是没悔过?受害者对参与罪行的人宽恕还是不宽恕?许许多多人都需要回答威森塔尔的问题。
　　“在针砭人类的失败与苦难方面，威森塔尔的《宽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只有在完整的意义上理解和讲清楚这些罪恶过去何以存在，才能使之不再存在。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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