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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东四名人系列（十）
弓箭大院“聚元号”杨福喜
家住东四地区的老街坊，没有不知道东四牌楼西南角有家“皇家兵工厂”弓箭大院，弓箭大院已经有好几百年历史了。
2006年6月，“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国的传统弓箭行业现只剩下北京“聚元号”一家弓箭铺。
在今天的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历史上曾经有座弓箭大院。主街呈南北走向，北起现在的东四西大街（其位置现在是一家典当行），南不通行，长96米，宽7米。弓箭大院成形于明代，当时这里有40多家制作、经营弓箭的店铺。当年这里是皇家御地，禁止任何闲杂人员入内。
弓箭行业也当年随清兵入关进京，主要集中在北京东四弓箭大院。北京城有不少叫弓匠、南弓匠、北弓匠、弓弦、弓背的小胡同，有的是明清制造弓匠在此居住而得名，但大部分是因为胡同走向类似弯弓而得名。
东四牌楼的弓箭大院内，在清代共有近百户人家，占地近万平方米，是皇家特设的作坊，那里的弓箭铺均属皇家专有，从业者大多数为皇亲，并以满族人为主，其产品均上交兵部、礼部、户部等，不得外卖。弓箭大院是由清朝皇宫里的太监按八卦设计的，生人走进去出不来。弓箭大院设有两个大门，一个在东四南大街清真寺边上，称为南大门；另一个位于猪市大街称为北大门，均设有更房及护卫。院内除十几家弓箭铺外，其余五行八作均与弓箭行业有关，如制牛角铺、鳔行等。
当年，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弓箭大院，是皇家作坊，属于“皇家兵工厂”，是“净地”，女人不得入内。随着火药的发明、枪炮的使用，到了清朝末年规模缩小，弓箭大院的弓箭铺只剩下17家。清朝灭亡后，弓箭大院沦为民间手工作坊，这才允许女人出入，并有女人参与制作。
清道光三年即1823年创办的“聚元号”，位于南大门内第一家，他家做的弓以供应皇宫为主，定期由宫中按弓箭大院的人数发放钱粮。这些人地位虽不高，但其待遇丰厚，自觉比寻常百姓优越得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聚元号”弓箭的特点是力量不大、装饰精美，所以一直是专供宫廷使用。“聚元号”的匾额是当时弓箭大院40家中最负盛名三块匾额之一，为乾隆皇帝御笔所题。
鼎盛时期的弓箭大院计有40多家作坊，300名工匠从事弓箭制作，每月产量达500张以上。除补充八旗兵丁的武器装备外，主要供应皇亲国戚的狩猎玩乐之用。
清末，弓箭作为兵器已被洋枪洋炮取代。清朝国库空虚，这些皇家弓箭工场沦为民间作坊。此时执掌“聚元号”的是被同行称为小王的第七代店主。小王因染毒瘾而无心经营弓箭铺，杨瑞林用40块大洋将铺子买下，成了“聚元号”第八代店主。
杨瑞林(1884年—1968年)，因从事弓箭手艺的父亲去世过早，他18岁时就在堂兄的“全顺斋”弓箭铺里学手艺，很快成了堂兄的得力助手。后来离开了堂兄的铺子，就在东安市场摆了水果摊子，养家糊口。但他一直喜爱弓箭这门手艺，越来越想建立属于自己的弓箭铺。说来也巧，一天弓箭大院“聚元号”的一个老伙计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聚元号”因经营不善，现已无法维持，店掌柜决定将铺面变卖。当时开价是40块大洋，这对于杨瑞林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他在亲友帮助下，才把“聚元号”盘下来。
接过了“聚元号”铺面后，杨瑞林接到了朝廷发下的最后一次银子，大清朝就灭亡了。今后的生活，就全凭自己的本事了。
凭着多年在弓箭行的经验，又经过反复思考，杨瑞林决定增加经营品种，在原来只卖弓箭的基础上，再增加弩弓、旦弩、袖箭、匣箭、箭枪等品种，使经营面扩大、将买卖做活。杨瑞林还找来原“聚元号”留下来的两个老伙计。两个伙计中，一个是前清的老秀才，名叫沈文清，手底下“白活”是出类拔萃的；另一个老伙计名叫周纪攀，他的“画活”在弓箭大院里也是一流的。他们齐心合力，“聚元号”也声名鹊起。
“白活”指制作弓的主体，首先需要用竹子制成弓胎子，两头插上木制的销子，外贴牛角，内贴牛筋，上板凳帮助弓的主体成型，一张弓的主体就基本做好了。
“画活”主要是对弓体进行装饰，这一步使弓看上去更富神韵。首先用桦树皮和鲨鱼皮把弓包起来，再涂以颜色，画上图案。就这样，一张颇具东方艺术美感的古式弓就做好了。据考证这些制作弓箭的原料、工具和技法与《考工记》、《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所载非常相近。
度过了创业初期的难关，“聚元号”开始了平稳的发展。可就在他们准备把买卖做得更大的时候，日本军队占领了北平。在日军的铁蹄下，老百姓的生活根本没有保证，这时期，“聚元号”也是入不敷出，几乎到了不能维持的地步。就在杨瑞林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又得到了一个好心人的帮助。在北平，他有一个朋友，在贵族女子学校当老师。可巧，这位老师在学校组织了一支射箭队，射箭队使用的弓箭，全部由老师介绍到“聚元号”购买。这一笔不小的买卖，当时可给杨瑞林解了燃眉之急。之后，每当杨瑞林生活出现困难，这位老师都会伸出援助之手，这回送来两袋面，下回送来三袋米。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聚元号”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杨瑞林一家人的励精图治，使得“聚元号”的生意逐年兴隆。1949年以后，“聚元号”弓箭的国内外销量很大。订货最多的是蒙古国，主要通过北京市进出口公司，与“聚元号”订了常年合，达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当时在同行中还有三家比较有实力的弓箭铺，论手艺不比“聚元号”差，但蒙古国就是不要。无奈“聚元号”只有请其他几家店铺代做，做成后打上“聚元号”的字号，以此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解放初期，市民收入很低，钱很值钱。当时，一张弓卖36元，而制作一张弓的成本才6元，杨瑞林家的月收入高达五六千元，在当时也算是高收入家庭了。
1951年，一个英国客户在“聚元号”订购一批弓箭。做好后按行内规矩，将未上弦的弓和弦，一同寄到了英国。谁也没想到，就在弓箭寄出一段时间后，天津海关给“聚元号”发来传票。原来，英国客户诉“聚元号”寄去的弓没有上弦，无法使用。接到传票，大家对对方的无知感到可笑。年轻气盛的杨瑞林的儿子杨文通自告奋勇要前去理论一番。他当即带上一张弓，坐车直奔天津。在法庭上，杨文通毫无畏惧，据理力争。他当着众人面，用了一个漂亮的“回头望月”，眨眼之间，弦便被上到了弓上，经过试射，性能非常好。而他娴熟的变魔术一般的动作，赢得在场人员的热烈掌声。那几名英国人，也急忙站起身来，向杨文通鞠躬表示歉意。
解放后，全国弓箭行业大都聚集在北京，但从清末的17家到民国只剩7家，都位于弓箭大院里，这7家分别是“聚元”、“天元”、“广生”、“隆生”、“全顺斋”、“天顺成”和“德纪兴”。由于弓箭制作工艺繁杂，要求又高，经验的积累特别重要，在短短几年内是不可能培养出全能型手艺人的，绝大多数行内的人也只会一两道工序。老弓箭铺的那些手艺人现在基本上都不做弓箭了。后来，就只有杨文通一人能制作传统弓箭了。
解放后，中央号召公私合营，杨瑞林带领全家首批参加了公私合营，成立了“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即后来的“北京第一体育用品厂”。
杨瑞林作为北京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的先进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表彰会，并颁发了奖状。
公私合营后不久，杨瑞林便退了休。此后，杨文通带领着家人，将“聚元号”关于弓箭的技术、材料、销路，一同带入“合作联社”。有一天，厂领导找到杨文通，说“上级领导想要一张弓，做得细致一些”。
杨文通选择了当时手里的最好材料，仅有的一对白牛角也用上了，又在材料库房里选出上好的原材料，亲自动手，聚精会神地做出了弓胎。然后又反复挑选，选出弹力大的牛角片，勒在弓上；铺筋、烤弯儿的工序，是抱着火炉的活儿，热得浑身上下跟水洗的似的，他一气呵成，使弓形达到理想的形状。做好弓的主体后，还在弓的正反两面画上了一只只蝙蝠，粘贴上了一片片云朵，并镌刻上了传统的祝福文字。制作这张弓整整用了40天的时间。杨文通把精心打造的这张弓交了上去。这个时候，杨文通和厂长都不知道这张弓到底是做给谁的。数月之后，厂领导对杨文通说：“你做的弓已经交到了毛主席的手里，毛主席非常喜欢这张弓，还表示一定要付钱。”过后，毛主席付的钱杨文通也没要，而是买了糖果和茶叶，由工厂领导出面，开了一个茶话会，让大家共同分享这一幸福和光荣。每每提及此事，杨文通便会很后悔地说：“如果早知道是做给毛主席的，他一定选更好的材料，在制作上再精细些。”
原来，毛主席在和下面的同志聊天时谈道：“过去总说弯弓射箭，可弓是什么样子，我只是在书本上了解的，没有亲眼目睹古代的弓，更没有拉一拉弓的感觉。”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便将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向北京市领导打听，有没有复制古代弓的单位。市领导通过朝阳区政府将为毛主席做张弓的任务落实到了厂子里。弓虽然制作出来了，而且很快就送到了毛主席身边。由于毛主席日里万机，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人员一直等了8个月时间，才有机会向毛主席展示这张“聚元号”制作的清代宫廷风格的弓。
“大跃进”时期，社会上大张旗鼓地搞起了“除四害、讲卫生”爱国卫生运动。为了打麻雀，不少人拥到“聚元号”买弩弓，购买者之多，真是应接不暇。现成的弩弓卖完了，没买着的都着急地等在门口不愿走，这边刚下料，那边就交钱，刷漆和装饰都来不急了。为了把活儿赶出来，杨文通全家老少齐上阵，连喝水、吃饭都顾不上了。“当时，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月收入几千元，而那时大多数的市民月收入也就是三四十元”。
弓箭经营衰败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了“文革”时期，弓箭不能做了，厂子里杨家的八口人都改了行，做起了乒乓球拍子、象棋、羽毛球。看到这种情况，杨文通非常失望，毅然离开了体育用品厂，另找个单位做起了木工。辗转了几处后，进了北京市水利局，多年后退休。
“文革”中，弓箭成为“四旧”，杨家几个孩子动手把那块由乾隆御笔所赐的“聚元号”牌匾劈开当柴火烧了；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银奖的奖状，因有国民党的印章，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毁的还有一些国外向“聚元号”下的订单，以及祖上珍藏的一些珍品弓箭等。
杨文通的小儿子杨福喜，1958年出生。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后来抽调到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工作正干的好好的，1992年化工二厂因污染停产，34岁的中年人正式养家糊口的紧要关口，就成为北京市第一批下岗工人。4000多人国营大工厂，多一半职工下了岗，还净是30多岁的女职工，那时候的国营下岗职工，真实“欲哭无泪”。
九十年代初北京兴起黄色“面的”出租车，叫“蝗虫”。学习三个月后，杨福喜当上“面的哥”。
1998年初，《北京晚报》刊登一条消息，说的是国家射击队在西山八大处一射箭场举行射箭比赛。看到这条消息，杨文通便和儿子杨福喜带上家传的一张老弓赶到八大处。他们父子到那儿一看，射箭队所用的弓箭都是国际弓，现代弓虽然用着好用，但恰恰缺少了文化味儿。他们把带去的祖传老弓，拿出来给在场的专家看。恰好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还有时任国家射箭队总教练的徐开才老师在场。传统弓让徐教练眼前一亮，他说传统弓是“国粹”，决不能失传，一定要想办法恢复生产。
1998年杨福喜正好40岁，杨福喜的父亲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他觉得做弓箭这门手艺要是断了太可惜，于是杨福喜下决心要学习做弓箭的技艺，重新将“聚元号”弓箭做起来。谈到“聚元号”的重新开张，杨福喜是这样说的，“那时我父亲已经70岁了，人生70古来稀，我怕再不做这件事就来不及了。”
在沉寂了40年之后，1998年6月6日，“聚元号”第九代传人杨文通在东三环团结湖北京市水务局家属院内租借了一间平房，“聚元号”重新开张。
在父亲的鼓动下，杨福喜辞掉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弓箭制造技艺的学习之中。刚开始的时候，父子俩一起做弓，杨福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父亲就立即指出来，所以只用了5年，他就基本上学会了全套手艺。
做弓箭对工具的要求很高，原来弓箭大院里做弓箭所需的上百件工具都没有了，也没有专人提供制弓所需的猪皮鳔（猪皮熬制的胶）、牛筋、弓弦等，所以杨福喜每道工序都得自己完成。“聚元号”的制弓手艺十分繁杂，有200多道工序。虽然现在已经用上了先进的电动工具，但制好一张弓，杨福喜还是要花3个多月。随着时间的推移，杨福喜做的弓箭越来越多，但因为信息不畅，无人知晓，一件件工艺品只能躺在屋里睡大觉。由于当时传统弓箭并不受关注，也很少有人知道，因此，前来购买弓箭的人很少，几乎不足以支撑杨福喜的日常生活，有那么一段时间，“聚元号”差点就要做不下去了。销路最不好的时候，“聚元号”里积压了七八十张弓，杨福喜望着满屋子的弓，郁闷得没有心思干活。弓箭没销路，全靠妻子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
皇天不负有心人，2002年，“聚元号”迎来发展中的第一个“贵人”，那就是原中国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当时徐开才正是国家射箭队的总教练，他将杨福喜介绍给了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先生。谢肃方是一个英国人，但他却是一个中国通，同时对中国弓箭十分感兴趣，他第一次来内地就买走了二十几张弓，并且还为“聚元号”建立了英文网站。很快，国内外的一些弓箭爱好者都知道了杨福喜的“聚元号”，纷纷慕名而来，从此，“聚元号”的生意好了起来，渡过了最艰难的那一段时期。
“聚元号”真正的转机是在2003年以后。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在读博士生仪德刚正好做一个有关中国古代弓箭的论文。为了完成这篇论文，他找到了杨福喜，并在“聚元号”待了8个月，最终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并成为了中科院的获奖论文。文章发表以后，“聚元号”的生存得到彻底的转变。仅三个月时间，杨福喜将积压的80多套弓箭全部售罄，并且从原来供大于求一下子转变为供不应求。但那一段时间里，购买弓箭的人必须提前订货，不然根本买不到。从开始的提前3个月下订单，到后来至少要提前一年下订单，现在他们每年都有接不完的订单，并且远销全世界三四十个国家。至此，“聚元号”彻底走出刚开始时间段的困境。
对杨福喜来说，仪德刚对自己的帮助还不止于此。正是仪德刚的建议，“聚元号”申请了国家非物质遗产。2006年5月23日，“聚元号”成了第一批通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以眼为尺，以手为度，很少有具体数据可以参考，杨福喜说：“弓箭制作全凭工匠的技艺和经验，必须师傅手把手地教才能学会。材料都是天然的，像木材、桦树皮、牛筋、牛角等等，没有一根一模一样的，无法像现代工业那样用卡尺或者天平计算使用多少材料，只能用眼睛看、用手摸。”
大量运用天然材料也给材料采购带来了难度，杨福喜说：“清朝时候有专门的原料采购商，现在很多原料都难找到。比如牛角，能用在弓上的水牛角的长度起码要在60厘米以上，也就是说需要五六岁的水牛，但一般水牛长不到这个年龄就已经进了屠宰场，现在市场上一吨水牛角大约有350只至400只，能够长到这个长度的只能找出十几只，不好的时候连十只也找不出来。我真的担心有一天再也找不到这么长的水牛角了！”
杨福喜说，我国的这种传统弓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筋角木反曲复合弓”。从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制作弓箭所需要的主要原料：筋即牛筋；角是指水牛角；木则多用产自江西的竹子，因为那里产的竹子比较粗壮、结实耐用。除此之外，制作一张弓还需要20多种天然材料，20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制弓的步骤大体可以分为“白活”和“画活”两步。
现在制作一批弓10张至12张，一般需要花费三四个月的时间。
杨福喜深有感触地说：“一个手艺人从二十几岁开始，做到不能做，大概做不了一千张好弓。如果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做的话，从40岁开始，这一生能做几百张弓，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百张弓。”他认为这些弓箭有收藏价值，所以要给自己和后代留几张好弓。
一张弓、五支箭卖3000多元。当买主把弓箭取走的时候，他总觉得缺点什么。现在的买主大多对这传统弓箭的来龙去脉了解甚少。“听老人讲，以前的买主对弓箭都能说出个一二，下订单的时候都能说出来要什么花样的”。杨福喜说，如今他要培养一批懂弓箭的买主，“这也算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吧”。他喜欢“以弓会友”，遇上谈得来的朋友，“宁愿少卖些钱，也得交个朋友”。“我现在制作的弓箭主要是满足一部分博物馆的收藏、展示的需要，也有部分出售给朋友或由朋友介绍的顾客，买者中大多喜爱弓箭制作工艺或射艺活动，也有作为民间工艺品收藏的。”
杨福喜从倚墙而立的架子上取下一张制作精良老弓，弓身舒展匀称，刷成红、黄、绿三色，弓的正面绘有龙纹。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只见弓的内侧，刻着“道光三年毅甫制”几个字。他说，这张弓是“聚元号”掌柜为纪念弓箭铺成立百年特制的。“文革”时，为避风险，杨家人曾把这把弓锯为两段，藏在劈柴垛里。
杨福喜的弓箭不仅让国内的弓箭爱好者如获至宝，同时也受到许多外国友人的青睐。目前，有些国家还允许狩猎，并要求狩猎的第一个月只能用弓箭打猎，所以，许多外国友人不仅将弓箭当作藏品收藏，还将其买来当狩猎的“武器”。杨福喜说：“目前来购买弓箭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除了有外国友人来购买，每年还参加中外传统艺术的交流活动。目前韩国、日本的传统弓箭制作手艺与产业都比中国继承得要好；在韩国，像我这种手艺的继承者至少都有五六家，但在中国，却只有我一个！”针对目前国内外的现状，杨福喜无奈地说。
现在杨福喜已经不需要担心弓箭销不出去了，反而是订单太多，他根本忙不过来，近两年，他还收了两个徒弟。杨福喜说，中国传统弓箭是纯手工制作的，不像现代弓箭那样可以批量生产，因此，目前他还不能太大量地生产，一年也不超过100套。“现在有很多交流场合我都不敢参加，因为单子接不过来，推辞了很多客户。”谈起现状，杨福喜如此说道。
谈到制作弓箭的原材料，杨福喜说：“牛角的好坏是决定一张弓质量好坏最重要环节，也是整张弓的灵魂，而能用在弓上的水牛角得需要5－6岁的水牛角，现在市场上的水牛一般都没到这个年龄就被屠宰了，所以现在能用的水牛角并不多，我有时都害怕有一天再也找不到这么长的水牛角了。”
就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前几天，杨文通老人去世了。杨福喜说他很遗憾，因为父亲的手艺他还没学精。他说：“一个手艺人故去了，就会带走很多手艺。据我父亲说，他只从我爷爷那里学到了80%的手艺，我从父亲那里顶多也就学到了80%的手艺。一代损失20%的手艺话，那还能损失几代啊，这是让我感到忧虑的事情。老爷子走的时候，也非常不放心。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人跟我一起深入研究，把以前失传的一些东西尽可能多的恢复起来。”
杨福喜是“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的惟一传人，尽管一直表示要找传人，但直到现在还未能有合适人选，“我收徒弟的条件很苛刻，人品要正，还要有强健的体魄，最起码直臂能提起100磅重的东西，不然怎么上弓弦。你可以用手艺来赚钱，但是绝对不能卖国，民族弓是咱中国的东西，这门手艺绝不能流失到国外”。
杨福喜介绍，传统弓箭行业收徒非常严格，要求必须是15岁以下人品端正的孩子，踏实肯干，愿意吃苦且淡泊名利。一个学徒从拜师到出师起码要用3年以上的时间。徒弟的日常花销由师傅全包，还有零花钱。
想来“聚元号”学艺的人不少。可至今杨福喜还是一个徒弟也没收。“不管是谁，刚一来只能算伙计，不是徒弟”，在他看来，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伙计只能做最基本的加工活，不接触核心技艺。“我宁肯忍痛失传，也不能把手艺传给心术不正的人”，伙计想变成徒弟，要经过很长的一段考察时间。要想成为他的徒弟，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家庭经济好，不能将做弓箭当成“扶贫”的手艺；二是真正热爱弓箭制作；三是能吃苦耐劳。此外，最好还得具备一定的艺术品位和美术功底。如果确实可教，人品又好，会举行一个正式的收徒仪式。
“‘聚元号’的传人目前就我一个人，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门手艺就断送咱手里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可收徒弟也不是简单的事儿。我儿子虽然喜欢做弓，但我总担心他吃不了制弓的苦。一张弓3000多元的价码让很多门外汉瞅着眼红，似乎做弓箭是个不费力气的生财之道。”
杨福喜开玩笑说：“那些人是净看贼吃肉，没见贼挨打。做弓要受的脏累苦痛，也就只有我自己知道。”他说：“做弓有三件头等苦事，每一件都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一是往弓胎上粘蛇皮，用什么粘，一般人肯定想象不到，得用温度和湿度都合适的唾液当黏合剂。这就意味着做弓人要把又咸又臭、一般人闻着都恶心的蛇皮舔湿；二是磨牛角时飞出的粉末只要粘在身上，就会感觉刺痛，而且连洗澡都不行，那痛苦和难受劲儿，没有经受的人是想象不到的。三是往弓胎上铺牛筋。这道工序见不得风，夏天也得紧闭门窗，然后先在屋里生起熔软牛筋用的炉子。在这种环境中，身体稍微虚一点的就得当场昏倒……话又说回来，我也想多招几个能吃得了这份苦的伙计，但现在只有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平时我一个人干活也就是将就着能转开身，人再多就根本抡不开了。目前对于我来说，最迫切的事情，便是要找一个大些的作坊。其实我只传承了父亲技艺的七八分。现在我所掌握的是‘聚元号’核心的技艺，还有一些特殊技艺需要新的开拓。”他慨叹道，当时跟着父亲学艺的时候，对一些特殊技艺还留有印象，但由于作坊空间的限制及缺少伙计帮忙，他一直都未能展开“聚元号”技艺的延伸甚至是创新，“聚元号传统技艺的内涵还未能完整呈现啊”！
目前，杨福喜最关心的是“聚元号”弓箭铺的发展问题。他说，要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租房子带徒弟，让“聚元号”这个京城老字号发扬光大确实很难。如果政府和相关部门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对民族传统技艺关爱的团体和广大有识之士伸出援助之手，那么，也就不算是什么难事了！
弓箭大院原址的大部分营房，是在1966年的时候被荡平的，冶金部在这里建起了若干栋居民楼。到了就二十世纪末，剩下的营房也被一扫而光。
下面几张照片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女摄影师赫达·莫里逊在东四弓箭大院拍摄的工匠们制做弓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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