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况空前，万人齐聚偏僻山村，只为一个人远道而来
走近武穆宫
特约作者：熊烨
一处隐居在山野之间的古建筑近来一直占居着我的心间，时刻让我难以释怀，以致于在我每次提笔的时候就有与墨水一同流出笔端的感觉。产生这种状况，大抵是因为近年来我与这处毫不显山露水的地方愈来愈亲近的缘故。
它的名字叫武穆宫。
最先零距离接触武穆宫是在2011年，香港导演黎庆麟先生来武冈拍摄一部题名《金棺》的电影，需找一个表现具有武冈地方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冈丝弦”的演出场地，剧组选择了武穆宫。那时，乡村的路大部分尚未硬化，从县城到目的地有33公里，驱车前往，一路风尘狂舞，经二小时方才到达。说实话，当初我是带有疑惑的，剧组怎么会选这么一个穷山僻壤的地方呢？下车伊始，但见武穆宫倚院落而建，背靠大山，前、侧均为田陇，此时正值春天，青山苍翠，油菜花铺出一片片黄澄澄的花海，春风一吹，层层叠叠，起伏绵延，武穆宫掩映在青山花海之间，像满篇文字中的一个惊叹号。想起来时对于武穆宫的了解，在这片美丽中我毫无悬念地想到了那个曾经豪情万丈，誓要踏破贺兰山缺的岳飞，那个因为“莫须有”罪名而被绳之以“法”的岳飞。于是心里就泛起点点寂寞清冷，那黄灿灿的油菜花里也不由自主地汹涌出一种悲壮来。
武穆宫，座落于湘西南武冈市司马冲镇一个叫汪家坪的边远小山村里。它始建于1406年，当时叫兴隆庵，内供奉有岳飞、岳云和张宪的塑像。清光绪二年，在原址旁边重新扩建，占地近二亩，为古代宫殿式砖木结构。大门之上书“武穆宫”三字，典型的魏碑字体，方整峻厉，兼具中和之美，大门两边的石柱上刻有一幅楹联：“奉诏班师常使英雄襟泪满，现身说法为酬明德庙谟新。” 大门上方门框条石上刻着双龙抢宝图，其底面刻有太极图和云彩。左侧拱门上书“尽忠”，右侧则写“报国”。左右侧拱门两边的石柱上都有花纹图饰，屋檐下的墙壁上那些画面久经风雨浸蚀，已剥落得有点模糊不清、残留处却还依稀可辨其内容的是历史故事和湖光山色。这些雕刻、壁画是100余年之前清朝后期的民间艺术作品，今天已是珍贵的历史文物。进得门去，内设庭院，结构呈对称之美。进门处正中放置岳飞的木雕塑像，头上悬挂着“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让人一见其像即有一种壮怀激烈的感觉。两侧挂有一幅对联：“秦氏风波三字黑，岳门忠烈满江红”，为当代楹联界颇有名气的“湖湘七子”之一的邹宗德先生撰联，该联构思巧妙，并以绝妙精湛之对仗，壁垒分明之爱憎，揭示秦桧构害岳飞的黑天“风波”，赞颂岳飞爱国爱民的“忠义”风骨。明道弘义，义正词工，掷地有声，和杭州岳飞墓之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侫情”有异曲同工之妙。对联由湖南书法界怪才李潺先生书写，字体苍劲，棱角分明，笔划有如刀枪之锋芒。塑像对面是一个层高三米的木制戏台，戏台两边建有观楼，虽历经岁月洗礼，红柱上油漆呈斑驳之态，但仍饱含当初之古韵，我想，这戏台大抵也是当初剧组选址武穆宫之缘由吧。
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这天是岳飞的诞辰，群众会自发组织前往武穆宫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敲锣打鼓，舞龙耍狮，自编自演，并开连水食（指不间断的开餐），人数多达上万人，热闹非凡。如逢大旱之年，群众会将岳飞神像用八抬大轿抬着，穿越田间地头，祈求上苍降雨。岳飞的神像每到一处，村民都在村口的道旁摆开香案，恭候迎接，纷纷跪拜，表达他们对岳飞的衷心敬爱，也默默祈求岳飞神灵庇佑合家平安，人寿年丰。据一位老人回忆，他小时侯参加供奉岳飞神像游行盛会，打过“岳”字旗号，还唱过岳飞事迹的戏。每当唱到岳元帅奉诏从朱仙镇班师回朝的情节时，众人就要同声高唱“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而当唱到岳元帅被害，众人又要悲愤地高唱“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就这样，岳飞的英雄事迹一代一代在当地相传下来，历时久远而不衰。
岳飞，南宋抗金名将，为奸臣秦桧所害，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岳飞文武双全，金人流传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评语，足见岳飞是一个连对手都对其尊敬的统帅，而其留下的《满江红》更是千古传诵的爱国名篇，曾经让无数国人热血沸腾，岳飞在战场上英勇顽强，舍身杀敌。近读《四库全书·宋高宗皇帝》，内记岳飞之忠、之诚、之仁、之义、之孝，又让我对其更添了一份新的了解和崇敬。书记：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飞治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述其爱兵之切，则“卒有疾，飞躬为调药，诸将远戍，飞遣妻问劳，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另有卷记岳飞至孝，“母疾痼，药饵必亲尝。母丧既葬，庐于墓侧”。所列之事，人皆能为，然普天之下又有几人能为之？
武穆宫之名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武”者，“克定祸者”之谓也，“穆”者，“布政执义”之称也。据说历史上被皇帝封为武穆的只有七位，岳飞以其忠孝礼义和精忠报国被宋孝宗赵眘按封建宗庙建制，立谥号为“武穆”。其后，各地相继修建“武穆宫”或“武穆祠”，以纪念或祭祀岳武穆，实乃排在其他武穆之首。武穆宫的修建，缘于清朝乾隆皇帝的《岳武穆论》大力提倡岳飞的忠君思想：“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身而不惜己命”，然后岳氏后人便为纪念岳飞修建了武穆宫，并将岳飞神像供于其中。
武冈为什么会在如此僻静之处建武穆宫呢？这说明岳飞跟武冈肯定有一种渊源在里面。为此，经查阅了大量资料，比较可信的说法应该与杨再兴有关。
杨再兴，有史记载为南宋武冈军（治所在今新宁县盆溪）瑶族人，岳家军中的抗金名将。绍兴十年（1140年）杨再兴在小商桥同金军遭遇，大战后中箭无数而亡。司马冲镇正是武冈与新宁交界之地。另还有两个事实亦可佐证：一是，武冈现流行一种“岳家拳”，传为岳飞所创。二是，在距武穆宫附近，分别建有周侗庙、太平寺、龙华寨等，其中龙华寨传为杨再兴屯集兵马的地方。因为岳飞名声比杨再兴要大，且为再兴之统帅，这样联系起来，因此在龙华寨之附近修建武穆宫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也有人论证，此杨再兴并非战死小商河之杨再兴。只是因时间相近，且岳家军的确有过出兵广西之纪录，以讹传讹，便张冠李带了。近年来，关于名人之争多矣，暂且不去考证其真伪,但司马冲武穆宫是全国唯一由异姓人修建的纪念岳飞的古代建筑，并且常年开展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在全国来说确是独一无二的。其中，一些民间自发对岳飞精神的传承让我为之感动。前些年，司马冲当地一些企业家和部分民众依托武穆宫成立了岳飞思想文化研究会，开展了系列宣传和纪念岳飞的一些活动。其中一次是由全国岳研会发起的纪念岳飞诞辰912周年微信投票活动，为了更好的把武穆宫精神文化宣传出去，表达对英雄的敬畏之心，武冈岳飞思想文化研究会全体人员上阵，动员各方力量，制作宣传展板、横幅、联合当地媒体；深入到武冈各单位宣传拉票，最终，武冈武穆宫票数居全国之首。
岳氏后裔、重庆企业家岳朝军先生出资近百万元，为武穆宫铸造岳飞青铜像一尊。他亲赴武冈武穆宫考察，车辆驶过武穆宫附近村庄时，当地民众知悉其为岳飞后人，户户鞭炮齐鸣，人们纷纷站立道路两旁迎接，让岳朝军颇为感动。当武穆宫岳飞铜像揭幕时，上万人自发相聚武穆宫，其中，来自国内其他省市以及韩国的十几家岳飞研究会都派来了代表参会，盛况空前。
近日又去了一趟武穆宫，缘于朋友介绍说武穆宫前方上百亩水田今年全部种上了荷花。此时正值荷花盛开之季，听闻有如此盛大规模之荷园，自是只想早日往之。于是选了个周末，与文朋诗友十余人趋车而行。然天不作美，大雨顷盆，我们首先来到武穆宫，在体验古寺之庄严肃穆之际，我们再一同叩拜岳飞，然后去雨中赏荷，但见绿浪起伏，荷花摇曳，无惧风雨，倒别有一番景致。经介绍，方知这百亩荷田亦是岳飞研究会为扩大武穆宫影响和增加当地百姓收入而招商引资搞的一项文化产业，不由得从心中生出一份敬意来。
据报载：习近平于2014年去北京一所希望小学看望孩子们时，看到到孩子们写的“精忠报国”，有感而发。他表示，从小就受这四个字影响，精忠报国，是他一生的追求。可见，弘扬岳飞精神是一种告慰先人、功在当代、泽被后世、功德无量的好事和善举。很欣喜的是，武冈武穆宫近几年来，活动频繁，影响越来越大，作为发挥其岳飞精神辐射中心的同时，它还本能地承担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传递。慎终追远，继往开来。我们拥有的不是一座宫观，而是拥抱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年年岁岁，如高洁的荷花，绽放在每一个夏天，也永远盛开在人们地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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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史
作者:葛天&&更新时间: 22:21&&来源:历史研究&&责任编辑:heji
中华帝国史
第一章&&& 肇基中夏&&&
一& 皇祖轩辕
&二& 巩固国基
&三& 武士蹈厉
四& 文化早慧&&&&
第二章& &&&&诸侯拓边
一&& 荆江强楚&&&&&&&&&&&&&&&&&&&&&&&&&&&&&&&&&&&&&&&&&&&&&&&&&&&&&&&&&&&&&&&&&&&&&&&&&&&&&&&&
二&& 秦霸西戎
三&& 赵踞阴山
四&& 吴越争霸
五&& 燕国东扩
六&& 智慧无敌
第三章& &&&&秦汉帝国
一&& 大秦帝国
二&& 北败匈奴
三&& 西进中亚
四&& 饮恨身毒
五&& 汉风渡海
六&& 帝国铁甲
七&& 尚武风潮
八&& 腐儒乱国
九&& 羌胡归汉
第四章& &&&隋唐帝国
一& 大隋帝国
二& 天可汗
三& 称雄东亚
四& 征战印度
五& 跃马西亚
六& 马背唐诗
七& 残阳夕照 &&
第五章& &&&&大元帝国
一& 儒学大盛
二& 边地争雄
三& 一统华夏
四& 征战欧亚
第六章& &&&&大明帝国
一&& 洪武创业
二&& 千古一帝
三&& 征服安南
四&& 帝国海权
五&& 海盗拓殖
六&& 东洋大捷
第七章& &&&大清帝国
一&& 旷古武略
二&& 皇统雄强
三&& 盛世滋丁
四&& 危险天国
五&& 内乱外侵
六&& 抗争列强
七&& 中华民族
第八章& &&&走向世界
一&& 军国奠基
二&& 尚武思潮
三&& 恢复主权
四&& 血溅倭奴
五&& 痛失良机
六&& 跨过鸭绿
七&& 居安思危
&&&&& 历史意识决定着民族精神，对当今中国而言，要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就必须从国家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笔者认为，中国历史学科已经丧失了其最基本的功能——振奋民族精神的伟大使命，韩国以其悲惨的古代和近代史，居然铸就出了高昂亢奋的民族精神和极度的民族自豪感，可看了今天中国人写的“中国历史”，使人非常压抑。中国人精神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衰落、自卑和涣散，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奇迹般的变成了不堪回首的自虐和耻辱，中国历史学科不但没有为国家发展提供应有的巨大的精神动力，反倒成了巨大的精神包袱。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除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外，还包括历史意识、民族凝聚力。一个国家要成为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民族精神，而中国今天则不具备。古代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多年的强大国度，许多外国学者在谈到古代欧亚大陆时，都对中华帝国充满无限的敬意。没有一个伊朗人不知道波斯帝国的辉煌，也没有一个意大利人会不知道罗马帝国的荣耀。可奇怪的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不理解古代中国的强盛，甚至不知道中华帝国这个概念，外国人仰慕、尊敬的古代中国，而我们自己却近乎鄙夷，这简直就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也是中国史学界的耻辱。要灭其国，先去其史，尤其是能激发他们自豪感的辉煌的战史，今天到底谁要灭我华夏？
　　历史是民族精神的纽带，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借鉴经验，从我们祖先生生不息的几千年中，找到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源泉，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可中国的历史被什么东西掩盖着，尽管实际上中国很伟大，可我们接触到的中国历史却没有给人多少自豪的感觉。看了中国人写的历史，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倍受蹂躏的国度。这样几千年“耻辱的历史”已经彻底奴役了中国人，“中国历史”不但没有起到凝聚民气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华民族腾飞的巨大心理障碍，所谓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们目前引以为荣的东西，如四大发明等，并不能产生实质的自豪感，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盲目到连什么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也不知到了，他们只会一遍又一遍去伤害中华民族本来已经很脆弱的民族感情！当今中国式学界“可为痛哭流涕者莫过于此”！
　　从宋朝开始，中国文化转向阴柔、保守而丧失了开拓精神，遗祸深远。尽管从宋朝开始，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锐气，但毕竟大体还能团结在一起，还有共同的精神依托。可自五四运动以后，反传统之风愈演愈烈，延续至今。根本就没有完全适合中国的纯粹西方思想，在五千年的长河中，中国人的精神首次失去了方向。近代学者张君励认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恢复自信，而恢复自信首先必须尊重本国历史文化。他对当时全盘否定历史的状况给予了严厉批评，“每天骂祖宗，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当时一位叫“子固”的学者也一再强调，“民族的自信力决不能从骂我们的祖宗中得来，我们必须用我们过去的文化伟绩、人格典型来鼓励我们向前，来领导我们奋斗！不要夸张的夸大狂，但是我们不能缺少自尊。”“我们也应该纪念我们祖先五千年来为我们民族屡次奋斗的艰难，我们应该发扬我们祖先创造文化的美点，从这种心理当中我们才能得到民族的自信心，得到勇气来破除目前的困难。”对于这种理性的认识，许多当时激进得知识分子坚决反对，狂热战胜了理性，中华民族走了八十多年的弯路，我们不能一错再错，面对我们历代伟大的祖先，我们应该产生发自内心的虔诚和尊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戒除浮躁而沉勇坚毅，我们的灵魂才能回归，我们才会有百倍的信心而从容地面对一切。笔者认为，回归历史、对中国历史强烈的认同感会在以下四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第一，凝聚民气。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全国上下只是皇帝新装式的掩盖着，这不符合一个最古老国度的尊严和胸襟。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但距离强国还有至少五十年的时间，而能否实现，不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还需要强大的国民精神支持，需要世界一流的国民素质，只有一流的民族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而这正是中国所缺乏的。
　　我们认同什么？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可我们的传统又是什么？有什么传统可以使所有的中国人凝聚起来，令我们振奋不已？几百年来，却一直没有答案。笔者认为，中国的传统就是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历代伟大祖先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征战世界的光辉伟业。这是古老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真正精华所在，也是能持久激励今天中国人最终实现现代化的精神源泉。
&&& 第二，增强国人的国防意识，以强者的心态从容地捍卫主权。精神长城比物质长城更为重要，可我们今天的精神长城一片瓦砾。周远清、季羡林等老先生说，我国相当一部分人民族自信心衰落和民族意识日益淡泊，甚至走向价值标准的西化，如留学，出国多而归国少，中国为什么对自己的子孙失去了吸引力？中国人为什么对中国失去了信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老先生们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我们的教育一再强调，近代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可我们的英雄绝大部分在打内战，这种内战中的英雄无法使一个民族产生自豪感。我们也强调古代的英雄，如文天祥、岳武穆等，他们确实很伟大，可他们都是悲剧式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一而再、再而三的勾起民族痛苦的记忆，尽管这样一时可能想奋起勃发，可最终却无法激发民族自豪感，无法超越自卑。由于对历史的轻浮，我们想当然的解读历史，“全盘否定”导致绵亘了五千年的煌煌国脉被无知的斩断，剩下的只有无穷的叹息。尽管中国现在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精神的贫乏，中国人总有受害者的弱国意识，没有大国应有的气度。
　　今天中国很不安全，最大威胁莫过于日本右翼势力。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我们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就是铸起强大的民族精神，不要等到遭受侵略的时候才想到她，虽然最终也能取得胜利，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屈辱。与狼共舞，要想生存，就要比狼更加强悍。我们不要害怕日本右翼，但要警惕，三千年来中华帝国的荣誉伴随着我们，赐予我们无敌天下的力量。日本右翼今天之所以嚣张，只因为他们看到中国崛起非常恐惧，他们害怕中国报复，在他们古老的印象中，中国有着三千年的帝国资源，中国自古就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日本右翼的险恶用心就是，在中国这头雄师没有醒悟之前，乘近代侵华战争余威，吓阻中国，使中国人继续陷入近代的自卑、屈辱而不能自拔，遏制中国的发展，动摇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信心，最终使中国分裂。面对日本右翼，我们不但不自卑，反而要铸就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大的民族精神，让日本右翼在帝国精神的复兴中继续颤抖吧，右翼的伎俩不会得逞，反而会促进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另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感谢日本右翼。近代中国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和空前屈辱的代价，却依然执迷不悟，近代一百多年的国耻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什么？答曰：落后就要挨打。面对我们祖先忍受的巨大痛苦，这六个字也太轻率了，落后的对立面是先进，难道我们科技先进就一定能强大吗？北宋的科技领先世界，可依然承受着无尽的妥协和屈辱。二战前法国的经济落后吗？法国的综合国力弱吗？再先进的武器，如果让懦夫去使用，依然会打败仗，战争*的是人，是不怕死的人。在今天，没有强大民族精神支持的国家，其科技也根本不可能再领先世界。我们总以自己善良的愿望看待一切，不肯承认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遇见凶恶的敌人，只有无奈和耻辱。直到今天，持续了一千多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依然没有改观，遭受侵略的阴影依然没有消失，我们今天的经济成果很可能都为别人做嫁衣，经济不能决定一切。日本右翼持续的挑衅最终会使中国人明白：不仅落后会挨打，懦弱更会挨打。中国人会抛弃导致他们屡遭侵略的奴隶信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别人蓄谋以久而侵略中国时，我们有多少沦陷区要惨遭蹂躏？就算最终能将敌人赶出，我们能够迅速反攻敌人本土吗？如果不能反攻敌人本土而狠狠的报复，这样的胜利本身就是惨胜，有许多苦果是难以咽下的。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人最终会彻底醒悟：“我能犯人，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人最终会恢复他们祖先强悍的本性，构建起强大的民族精神，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使命。和平的日本将会融入亚洲，东北亚一体化会最终实现。
　　第三，助推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如果说他们害怕大一统而阻碍百家争鸣，倒还差强人意。可他们为什么却直接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高呼不做丑陋的中国人？为什么台湾去中国化愈演愈烈？汉*也是中国人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孕育了汉*，他们是主动沦落的，外国人、外国文化没有强迫他们，怪只能怪中华文化。儿子大逆不道，老子就一点责任也没有？汉*意识就是那些不肖子孙对中华民族自卑感达到极点的表现。李登辉等尽管没有日本血统，只是由于曾经被日本蹂躏过，便曾坦言自己年轻时是日本人。为什么日本民族对某些中国人的吸引力比中国自己还要大？很简单，做一个日本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全世界人民尊敬日本人，只是由于近代日本疯狂的扩张，人们除了对侵略者憎恨之外，很可能会产生“景仰之情”。而近代中国比较逊色，对于中国近代的表现，世界人民是同情和尊敬兼有的。对于古代中国，他们是极端尊敬的。可悲的是，中国人由于错误的认识，不但对近代没有一点自豪感，由于被征服成了奴隶，骨子里暗暗地形成了一套奴才哲学，而自己全然不知。由此出发，令世人尊敬的古代中国在他们看来也是自卑的，极度的自卑只能导致背叛。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国家，能够把自己的辉煌淡化到极点，几近于“耻辱”。而这种情况一般只有当一个国家被征服的时候才会出现，征服者千方百计地泯灭被征服者的历史意识，尤其是能激发自豪感的辉煌的历史。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祖先开疆拓土、扬威世界的豪气，他们不再有强者虎视世界的雄心，使他们立足世界的他们英勇祖先的壮举，却被认为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他们无法洞悉世界强者的心理，他们也无法理解曾经四处征战的他们英勇的祖先，他们对强者心态窥测的结果却可悲地一再证明自己懦弱的合理，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可怜的动物之群。
　　只有当中国人彻底走出奴隶阴影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理解自己祖先的伟大，他们才配称真正的中国人，当他们真正走出奴隶阴影束缚的时候，他们会像自己的祖先一样，再一次震撼世界。
&&& 第四、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夯实中华民族的根基。中国有56个族群，是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一个核心，就是汉族群。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形成都有一个强大的核心。如古代蒙古族，蒙古起初很小，统一了大漠南北后，其他非蒙古的部族仰慕蒙古而加入蒙古，可见今天的蒙古与成吉思汗时的蒙古是有差别的。可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群已经衰落了，汉族群的核心部分在一千年前就已经腐化变质。从北宋开始，汉族群在促进中华民族整合方面的作用大为下降，我们总觉得元朝和清朝时进入中原的北方族群都已融合，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蒙古族群和满洲族群没有被同化，统治者也千方百计地限制与汉族群通婚，反倒是许多汉族群被满族群同化，在清朝入旗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只有强大的族群才会成为融合的中心。为什么以前的匈奴、鲜卑、突厥能与汉族群融合呢？北宋以前的汉族群是强大的，而后来退化了，人们愿意亲近强大的族群，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与强大的族群融合会变得更强大，与怯弱的族群融合只会变得弱小，这是生物性的本能。今天的汉族群在民族性上与一千年前相比，有着极大的差别。他们大部分早已经失却了汉唐人的开拓、尚武精神，变的怯懦、柔弱、保守、圆滑，生机微弱的汉族群的病态，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障碍。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近代全中国的战败，汉族群及其病态文弱的文化应该负主要责任。今天汉族群一盘散沙、圆滑世故、虚伪怯懦的状态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
　　匈奴、突厥作为我国古代北方的强大政权，对开发草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骁勇善战的尚武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之一，激励着中华历代的豪杰勇士。但作为中央政权的汉唐，明明打败了割据的匈奴和突厥，一度实现了国家统一，可在有些患有严重奴隶思想的人看来，匈奴和突厥的武力比汉唐还强大。由于他们的误导，致使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听到匈奴、突厥这些中古的名称时，还有些许后怕，产生了深深的隔膜，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内部感情，削弱了中华民族的认同。
　　我们以为，弱化汉族群的族群意识就能维持各族群间的友好相处，恰恰相反，这是在弱化中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一个没有灵魂的中华民族如何能够挤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持的中华民族如何能够实现现代化？我们只看到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腾飞，却没有看到真正激发这种腾飞的决非仅仅是经济体制和市场手段，大韩民族和大和民族的倔强性格和集体奋发的精神状态，在经济腾飞中起到最深远的作用，这正是1840年以来，中国国运衰落的一个根本原因，而这一点我们却熟视无睹。
　　我们不能再回避古代的战争，尤其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整合的战争，战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巨大的作用，可能有些战争当时伤害了相互感情，可如果如果能从相互磨合中找到平衡，就会大大增强相互认同而紧密团结，古代战争是血缘混合的一个重要途径。欧美、日本观察古代中国非常重视军事活动，而我们自己常常逃避，原因何在？欧美、日本是发达国家，是强者，他们的强大不仅在于经济军事，支撑强大的主要在于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强势思维习惯，他们观察中国就像观察他们自己一样，主要从政治层面看军事实力是否强大，是否拓展疆域，而我们只会逃避。
　　中华民族的各族群对祖国的开发均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汉族群、蒙古族群、满族群、藏族群、维吾尔等等。但贡献最大的是汉族群，肯定汉族群的贡献不但不削弱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反而会增强中华意识，因为汉族群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族群，就连汉族群的血统也是各族群混合而成，其他各族群也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中华民族形成最深厚的血缘、文化基础。
　　为了重振国威、民族复兴，本文想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探讨强大民族精神的构建问题，希望广大关心民族前途的前辈和同人多加指正，共图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第一章& 肇基中夏中国今天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其最初的凝聚核心是轩辕黄帝与炎帝的联合，黄帝为主导，所以我们今天自称炎黄子孙。从轩辕黄帝定居中土到汉武帝大统一，在这三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以神勇无畏的精神开疆拓土，牧马强邻，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伟力源泉。
一 、&& 皇祖轩辕黄帝族最先居住在今西北地区，后来进入中原。在黄帝进入中原前，江淮流域蛮族的一支九黎族率先进入黄河流域，与稍后进入该地区的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族被打败，可以想见九黎族非常强大。炎帝族向黄帝族求救，黄帝族进入黄河流域与炎帝族联合，展开了与九黎族长期的战争。传说中的就黎族全是“兽身人言，吃沙石，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这大概是以猛兽为图腾勇悍善战的部落，其首领为蚩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金属制作武器的人，英勇善战，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被奉为战神。最后黄帝族与九黎族在琢鹿大战，九黎族战败，蚩尤被杀，可以想见黄帝比蚩尤更为强悍，否则是不会取胜的，这足以说明我们的祖先轩辕黄帝异常善战，我们的先祖是以赳赳武夫的姿态崛起中土，正是这股精神使得我们的民族不断向四方拓展。后来黄帝族与炎帝族发生了冲突，炎帝战败，部落大部分被黄帝兼并，组成炎黄集团。炎帝则逃亡南方，成为南方许多民族族群的祖先，而已经存在的族群则和炎帝集团互相渗透，这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部落间第一次大规模的交融。黄帝接着又用兵四方，史载黄帝征战的足迹北达河套，南抵江淮，西至崆峒，东接莱夷。虽然黄帝的军事扩张很远，由于当时的黄帝族几乎是游牧民族，或者是介于游牧与农耕之间，因此不能表明当时的统治范围就那么大。但黄帝的武功在周边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开创了非常有利的生存空间，为子孙万世留下了无上的荣耀而激励他们前仆后继，血荐轩辕。黄帝族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是因为他的武力，所有原初居民均崇尚武力，轩辕黄帝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注意到了教化民众、协调内部，《史记》载黄帝在位时期所做的两件大事就是“修德振兵”。如果一个部族不能很好地协调内部，就很容易发生内讧，这个部族就不能保持稳定而内耗，丧失了抵御外患的能力。综观古今中外，凡是强大的国族其内部的和谐均达到了最优化，这也是他们能够强盛的重要原因，而善于内斗的国族主要发生在弱国。当时黄帝修德的内容有“五德”之说，强调长幼有序，这样黄帝族开化较早，人民有了共同的精神理念而紧密的团结在黄帝周围。其他部族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共同的精神纽带，最终为华夏族兼并，到了春秋末期，这一过程基本结束。如东周初年王室衰微，周天子丧失了盟主的作用，而齐桓公起来称霸，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出兵山戎保存了燕国，讨伐“狄人”又重建了卫国。尽管华夏族与非华夏族犬牙交错，但由于华夏族有共同的精神之柱，都承认自己是黄帝、尧、舜、禹之后，互相救助，加上武力强大，最终走向强盛。由于战事的频繁，在我国广大地区留下了黄帝的足迹，也由于当时处于游牧时代，皇帝的子孙，或在中夏，或在夷狄，黄帝也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古代学者认为，匈奴，至少部分匈奴也是黄帝的子孙。《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十六国时期的匈奴王赫连勃勃曾强调自己是大禹的后代，要复大禹之业，完全把自己说成是黄帝子孙。《晋书》认为，慕容鲜卑“其现有熊氏之苗裔也。”《魏书》称建立北魏政权得拓拔鲜卑人，以皇帝之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为拓，谓后为拔，自称为拓拔鲜卑人。控制西魏政权的鲜卑人宇文泰则称其先祖出自炎帝神农氏，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少典。满洲贵族一再宣扬自己的祖先是黄帝的后裔。近来每年清明节，在陕西省皇帝陵前都会有大量海内外华人亲自祭拜，显示出了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拳拳之心，不过其规模和影响还需进一步扩大，使之成为我们灵魂中永不动摇的烙印。连古人都承认黄帝是众多族群的共同祖先，可现在却有一种不良的学术倾向，他们千方百计要从族源上割裂中华民族，纵然黄帝不是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也决不仅仅是汉族群的祖先。黄帝源出西北羌族，纵然黄帝不是所有族群的共同祖先，但黄帝的祖先与黄帝时代的其他族群的祖先有更多的一致性，我们不能随便斩断中华民族几百万年以来的血肉关系。由于中华民族诞生于本土，因此中华民族所有族群存在共同祖先的可能性极大，虽然各族群有一定差别，但这极有可能是源于共同祖先的不同部落迁徙到不同地域适应当地环境的结果。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族群问题上犯糊涂，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马戎所言，族群问题应该文化化而不能政治化，居民身份证上就不应该有族群标记，像美国一样，这样大家更多的会意识到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美国仅二百多年的历史，却能把历史上没有任何血缘的种群融在一起，其大力推行主体文化——英语、和基督教的做法实在值得我们借鉴，而他们的做法却很少显示出政治意味。建国前国民政府扩大、强化汉族群的认同范围，很成功，符合历史趋势，对于那些历史上和汉族群有着密切血缘关系模糊族群，他们基本上也认同汉族群，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必经之路，建国后却人为的割裂了，仿苏联理论，硬是要进行民族识别，把一些应属于汉族群的划在外面，我们还以为尊重、爱护他们，其实严重的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感情，就像一个小家庭，不要哪个字女了，孩子会高兴吗？近来全国进行DNA检测，证明汉族群不同地区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汉族群与其他一些族群的差异。这足以证明，汉族群没有标准的血统，它是中国历史上各族群的全部或部分融合而成，他与今天中国各个族群都有亲缘关系，他只是一个文化现象。现在也有一部分人居心叵测，千方百计的要分裂中华民族，他们的做法非常高明，不管填任何性质的登记报表，都要有民族一栏，就连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也莫能例外。就像马教授所说，这实际上是不停地在向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提醒：我们不属于中华民族，我们有自己独特的身份。他们要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他们的差异，而且要将这种差别意识生活化、常态化，牢固的保存下去。这种手法实在高明，他们已经成功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人们每天都在愚蠢地复制着，而且习以为常，可叹我伟大的中华民族竟在不知不觉中被蚕食、肢解，分裂中国的祸根被深深的掩盖着，而且日益滋长。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如马教授指出的那样，国内对于汉、回、蒙、藏等族群，不要称为汉民族、蒙古民族或汉人、蒙古人等，因为这种称呼是对中华民族的挑衅，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权威，并且这种称呼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这种称呼进入大中视野只有五六十年的光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提法。汉、回、蒙、藏等应该比中华民族要低一个级别。最好称汉民、藏民、回民、蒙民等，迫不得已只能称汉族、蒙古族、回族等，这种称呼最好不要用。术语应该称族群，如汉族群、满族群、藏族群等，国家应该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贯彻下去，先从党政文件、教科书开始，推及各领域，这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成为一个实体的关键，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本文采用马教授族群说。中华民族的先民诞生于本土，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实体，除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外，还需要战争来促进，中华民族不会自发形成的，我更多讲的是促进国家统一的战争，而且也是饱含感情的，希望大家谅解。任何部落、族群、民族的形成过程均伴随着战争，战争也是交融的一种，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大前提。当然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痛，但这种痛却是族群、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就像婴孩出生母亲所受的痛一样。秦灭六国、百越、西南夷有痛，但不这样汉族群就无法形成；蒙古部灭塔塔尔、蔑尔乞、克烈、乃蛮、汪古（内蒙古）、斡亦剌（新疆北部、西伯利亚）等部有痛，但不这样蒙古族群就无法形成；吐蕃可灭羊同（藏北）、吐谷浑（青海）、党项、白兰羌（川西甘南）等部有痛，可不这样藏族群就无法形成。秦汉对匈奴、西域的战争有痛，隋唐对突厥、西域、契丹的战争有痛，蒙古对西夏、金、西辽、大理、南宋的战争有痛，清朝入关、西征的战争有痛，可不这样，中华民族就不会形成。这些痛在当时是存在的，伴随战争过后的融合，这种痛大都消失了，如果今天还有些须残留，也终归是要消失的。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当时人们的感受，分出是非曲直，胜要有胜利者的风度，败要有失败者的气节，中华民族不是乌合之众，中国是勇士天堂，不仅由于我们的血缘，更是由于我们对强大、勇敢、正直、诚实、仁爱的追求而凝结在一起。本书中既有对统一者勇略的赞赏，也有对抵抗者坚贞气节的钦佩，而所有这一切，则是对各族群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忠孝仁勇、诚信奉公的集团灵魂的由衷仰慕！巩固国基尧舜在位时，继续在华夏族内部推行德治，以德怀远，但有些部落非但不理反而攻扰，所以尧舜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战争，主要对三苗作战。打败了三苗，将一部分迁移，对一部分进行教化，但三苗主力尚存。到大禹的时候，对“三苗”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华夏族势力推进到江淮流域。大禹的这次军事行动影响很大，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的西周初年，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伙同商朝的后裔武庚及东夷部落叛乱时，周公在东征的誓词中说：“拿起你们的武器，踏着大禹的足迹，走遍天下，直到海外（非同族群居住地），没有人不降服。”不过苗也是大族，退居长江流域后依然很强大，占有土地西起洞庭湖，东到鄱阳湖与北方炎黄族对抗。大禹建都阳翟，阻止苗族再北上进入黄河流域。从此炎黄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愈益巩固。黄帝以下诸帝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到大禹时才完成了这个任务。禹伐三苗这次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北方、东夷的一些部落摄于大禹的威力纷纷归附，大禹的权力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尧、舜、禹是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的三个大酋长，由于攻黎攻苗斗争的胜利，俘虏逐渐被用到生产部门，或沦为奴隶。部落酋长拥有大量的畜群和奴隶，自然要实行传子制度。作为奴隶制的夏王朝的雏形已经形成了。夏王朝的实际创立者大禹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与黄帝、尧、舜并称，成为华夏的先祖。从远古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夷、三苗、九黎和炎黄都是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祖的基本成分和的相当一部分，由于三苗、九黎是中原土著，即使被炎黄集团打败，除了俘虏，剩下的部落也不可能全部迁往南方。因此，远古时华夏在萌芽期就融入了当时强悍的南方族群三苗、九黎的血液而发展壮大。启即位后，开始了传子制度，但却受到传统势力的挑战。按照惯例，应该传位于伯益，他具备传统的威望。启发兵攻伐，杀掉益，王位暂时巩固。以后，有户氏不服，启与之大战于甘，败之。夏朝地位巩固下来以后，便与诸夷展开了长期的冲突。古书对夏与诸夷的关系记载很多，表明对诸夷的统治是夏朝的大事。夏朝初年几次对诸夷用兵是在相在位时，对淮夷、凤夷的征伐。相七年，“于夷来宾”，这是文献记载的夏朝最早一次接纳诸夷归顺的事实。东夷也非常骠悍，他们善射，古代关于羿射九日的的后羿就是东夷人。太康时，夏朝遭受东夷沉重打击，王室的地盘被夺取。在少康时终于复辟成功，夏朝地位巩固下来以后，与诸夷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史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芬（少康孙）时，“九夷来御”。泄（芬孙）时，“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发（桀父时），“诸夷宾于门，诸夷入舞”。这一切均说明夏朝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已经巩固下来。&&&&& 成汤鸣镝之战灭夏后，建立商朝。商是生活在夏东边的一个民族。成汤的先世累代为部族长，其先祖相土雄才大略，以相（安阳西五十里）为都，在位时曾大辟疆域。他的功业只剩下后裔的两句颂诗：“相土烈烈，海外有载”。这里的海外，张荫麟先生推测为辽东或朝鲜。商朝灭亡后，商纣王的弟弟箕子逃入朝鲜而君临其地，享国八百余年，直到战国末年为燕人所灭卫满所灭。之所以这样，可能因为商人在那里有根据地。商朝统治范围较之夏朝有所扩展，但商朝周围依然有许多敌对势力，始终与商朝处于战争状态。商朝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商朝武丁统治五十年，商达到全盛，对四方战争取得巨大胜利。首先讨伐对商朝威胁最大的鬼方（根据地在陕西和山西北部），史书记载，武丁对鬼方用兵达三年之久，最终胜利。其时武丁又打败了土方、羌方、夷方，在这些战争中，武丁除了亲征，有时也命令方国进攻四夷。纵观武丁之世，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达渭汭，与周族接壤，武功赫赫，前无古人。当时征战的场景时人记为“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武丁则发出了“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雄心壮志。商朝中后期，确定了南进政策，对东夷的打击贯穿于帝乙、帝辛时代，东夷最终被征服，但商也因此而国力大损，分散了帝辛（纣）对周人的防范，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即所谓“纣克东夷而自陨其身”。灭商的周人是活动于渭水流域的一个族群。周人处于戎狄之间，前期迁徙不定。到古公亶父时，率众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发奋图强，几十年间成为一个强国。王季时，周人的势力已非常强大，他们四处出击，与当时的戎狄作战。王季征伐过的戎狄部落和戎狄小国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土之戎等。其中一次俘获鬼方的酋长达二十人。古公亶父就开始有灭商的意图，随着周的强大，商周关系紧张，但周始终为商的一个诸侯国。王季担任商的牧师，季历及昌受商命为“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王季被商王文丁突然杀死，文王即位后，确定了灭商的战略。为了扫清后方，首先征服了西北的密须和犬戎，然后东向征战，商的许多诸侯归附。文王死后，武王完成了灭商的任务。武王死后，商朝后裔联合东夷发动叛乱，被周公平定。周康王时，平定了东夷叛乱，只有淮水流域的夷族势力比较强大。康王又命盂两征鬼方，大有斩获，凯旋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仅第一次征伐就获得首领三人，割耳四千八百多个，俘获一千三百多人，俘车三十多辆，俘牛三百多头。昭王南征荆楚，全军覆没。穆王时国势又振，发扬越至九江，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鹿，四白狼，迁戎于太原（宁夏固原）。夷王时，戎狄不恭，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周厉王荒淫，夷狄交侵。宣王时国势又振，大败鬼方，史称“宣王中兴”。幽王时，镐京被犬戎攻破。平王东迁后，周朝势力日衰。如果看到这些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周朝和商朝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强盛时四处征战，但最终都衰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周朝是中国古代疆域扩展的第一个高潮。周朝的伟大功绩不在于王室势力的盛衰，而在于它实行了分封制。周朝分封的实质就是武装殖民的事业，扩张周朝的实力，占领重要的农业区。所有周朝新建的国家，大都是以少数外来贵族站在多数土著被征服者之上。周的分封，分为东、南、北三个方向。东线沿黄河两岸向东延伸，重要的封国有魏、卫、齐、鲁等十余国。北线沿汾河两岸向北延伸，重要的封国有耿、霍、邢、晋、燕等十余国，燕深入东北最远。黄河以南有蔡、随、蒋、宜（江苏北部）等，及汉水流域诸国。西周三百余年与戎狄的征战，卵翼了众多的封国。当周王室衰落之后，封国中雄健者脱颖而出，足以独当一面、雄霸一方。一个周朝衰落了，但却又有好多比周朝更强大的诸侯国迅速崛起，大大的扩充了华夏族群的地理空间。夏、商、西周三朝的更替，代表三个部族的迁徙和发展，他们相互交错，相互同化，同时把势力所及的土族同化。在两千多年年的时间里，他们错综复杂的团结为一个大的民族。对于他族，他们自觉为一个整体，自称“诸夏”，有时被称并自称为“华”。北狄集团和西戎集团与华夏进行了长期的冲突，结果在周朝前期，华北的北狄集团基本被兼并，其余逃往内蒙古一带。而西戎集团没有多大改变，与诸夏冲突互有得失，直到秦崛起后，西戎集团才逐步被兼并。武士蹈厉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支撑华夏族群发展的就是远古粗犷尚武的社会风尚。上古时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因此，从夏代开始，就出现了以培养武士为主的学校。夏代的武士学校叫“序”，“序”就是习射之地。夏代统治者为战争准备，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武士。不惟夏代，商、西周、春秋直至战国均是如此。夏代的贵族非常注意武器的改进。相传在与东夷的战争中，少康之子杼发明了甲，甲的发明为战胜善战的东夷族，起了重大作用。我国有弈射九日的故事，弈就是东夷族的一支，异常善射，他们在太康时代差点灭亡了夏朝。商周作战主要是车战，上方战车排成横队，互相接近，首先用弓箭对射，接着是互相逼近格斗。当时射手非常重要，这是阻击敌人迫近和给敌人造成伤亡最主要的力量。因此必须培养精良的射手。射术成为当时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的训练项目。商代的军队主要由贵族组成，“射”是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有专门的武将指导，武官的称呼由“射、尹、师”等。只有经过训练成为熟练的射手才能作为战时弓箭手。西周时除了序外，庠、校、学也是习射校射的地方。商代吸收了原始田猎的经验，利用田猎的工具和方法进行斗争，开始了军事与田猎的结合。商代尤其是后期，军事和田猎已经密不可分了。田猎就是征伐，征伐就是田猎。田猎的主要手段有：追逐、射戈击、设陷、围捕以及空手博兽等。田猎的卜词中不仅有大量获兽的记载，同时还有进攻敌人，俘获车马、拘捕俘虏的记载。说明当时的奴隶主贵族用杀伤野兽作为进攻假象的敌人，或直接进行征伐。田猎按进行时间来划分，到西周固定为为：春搜、夏苗、秋禰、冬狩，尽量在农闲举行。商周仍保持原始博兽的遗风。《史记》中记载，“夏桀殷纣，手博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业。帝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种博兽逐渐成为服务于贵族田猎活动的搏斗机能。国王如此崇尚勇力，平民就可想而知了。商周存在用于操练的武舞。周武王作象舞，就是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把战斗时的动作化为舞蹈的动作，这种舞也就是军事体操，发扬蹈历以示勇武的意思。西周的学校教育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术”为基本的内容。西周贵族提倡尚武精神，他们希望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无敌的勇士。西周打仗以车战为主，所以射、御就成了学校的主课。贵族子弟从十五岁就要学习射、御的技能。驾车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它要求与这熟悉马性，掌握御法。又要求御者有胆识，更具不同的情况交换驾驭方式，对人的胆略、体力、智能都是很好的锻炼。六艺中的“礼”也有“大射”、“乡射”的内容。“乐”中的《驺虞》等内容都与射箭有关。春秋及其以前的教育以尚武为主，这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时代风貌。春秋战国时，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尚武思潮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尚武、重义、轻死之风盛行。各国统治者皆尚武之君，齐有桓公，管仲，管仲主张“武勇者长”，将尚武精神作为国策。齐庄公更是“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晏子春秋》更有所谓“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晋国的文公、景公、历公、悼公都是骁勇的明君，先后在春秋争霸中纵横驰骋。楚国君主以尚武为荣，若无战功，就愧对先君和国人。楚文王和楚武王一生征战，最后均死于征途中。楚共王鄢陵之战失败，临时要求大臣给自己起恶谥，以雪国家蒙受的耻辱。秦穆公霸西戎，其后康工、历公等屡建战功。秦武王崇武尚勇，他与人比赛举铜鼎，结果受伤致死。吴越之君更是好勇，由于他们战功卓著，才使吴越北上称霸中原。当时的士大夫并不是粗野的武夫，他们都形成了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伟大人格。“士可杀不可辱”是当时人们信奉的戒条，原繁受到郑厉公责备，立即自杀。晋慧公责里克，里克也自杀。如果士自认为有罪，也会自罚或自戮。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他于是实行兵谏，楚王害怕依了他，事情办成之后，鬻拳认为自己虽然是为楚王效力，但威胁楚王是不对的，随即砍下了自己的一只脚。士在接受了某项任务后，不管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晋灵公让勇士鉏麂去刺杀赵盾，鉏麂到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及国家利益就要违背君命；服从君命就会危害国家，这位勇士在赵府门前撞大槐树而死。以上就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般表现，这种事例非常多。那些伟大的勇士不仅孔武刚强，他们都能赋诗，明礼仪，善辞令，与后来的酸儒式的士大夫不可同日而语。雷海宗先生在《中国的兵》一书中指出：“春秋时代以前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除少数文人，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所谓上等社会就是指贵族，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当兵，对于平民来说，当兵是求之不得的权利，这是中华武德高涨的时代，也是中国最辉煌的时代。只有统治阶层崇尚武德，国家才能持续发展，欧洲、日本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其统治阶层没有丢掉尚武的传统。日本形成了武士道精神，而西欧形成了“骑士道”精神。无论是骑士道还是武士道，其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尚武精神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而且带有强烈的贵族性，成为本民族文化不可获却的部分。能够成为武士或是骑士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只有贵族或是富有的人才有这种资格，一般人是不可能进入军队中的。这样本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才能保持下来，不至于受到腐朽因素的影响而最终走向衰落。今天，中国魂——武术，只是保留在穷乡僻壤，尚武精神保留在下层人民的身上，精英阶层已经习惯于玩弄权术，蔑视武德。雷宗海先生说，从汉代开始，上层的尚武精神逐渐衰落，专门从事文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由于缺乏武德训练，纯文之士既无自卫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士大夫逐渐变得虚伪而阴险。身体与人格虽然不是一件事，但物质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雷先生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两千年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就是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兵，中国才能自主自立。
文化早慧&&& 奋发图强，以武力称雄，许多族群都可以做到，但大多昙花一现，怎样才能使霸业长久不衰？则需要强大的文明支撑。决定早期中原文明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居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在河流两岸肥沃的地方，一部分人较早学会了农业，当时农业的回报率最高，财富积累最快，手工业也随之发展，修建了城池，有了城池，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增强了打败外部势力的力量，牢牢地控制已有的势力范围。第二，青铜兵器的发明。在商朝的范围内，许多地方的手工业均可制造青铜器，青铜冶炼是当时非常先进的技术，商朝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和礼器，以青铜武装的军队，其战斗力远胜于木石兵器，这样中华民族远祖中的一支由于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而与其他部分的发展进程出现了差异，成为汉族群的先声。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和亚洲的内陆边疆》中说道：“真正的草原社会和历史比较中国的社会历史，其起源和进化都要迟缓。他们事实上是中国历史的副产品。并不是所有的草原游牧民族都邻近中国，但汉族所面对的第一个真正的游牧民族——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却是汉族的发展而被迫自中国北部及西北部的贫瘠地区，退到草原上去的少数民族的后裔。因此，汉族后来面对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古代起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中国黄河流域附近一个环境中的变化，这是一个有限却还满意的环境。在那里，一些进步的新石器居民学会了制作青铜器，并利用它征伐落后的新石器居民，以壮大自己。这样他们便开启了一个宽广的历史范畴：创造了‘汉族’，也创造了‘蛮夷’。”可见，汉族群和其他族群是同源的。第三，祭祀和文字。任何政权都要一定的思想加以维持，古今中外莫能例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人将祭祀和军事征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商人认为“上帝”是自然界的主宰，它能管天地自然，也能左右人间的生活，这与世界许多宗教相同。而中国古人的独特指出在于，将祖宗崇拜上升到和宗教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合而为一，这种神圣化的人伦美德也是古代中国发展源泉之一。商人认为，去世的先公先王就在上帝左右，获得了和上帝相仿的权力，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商王的祭祀主要是祭祀他们的祖先。商朝发明了甲骨文，这能使人们的传统观念牢固的代代相承，在祭祀过程中，文字的抽象特征，更增加了人们对祖先神灵的无限敬畏，由此在部族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没有文字的部族，根基浅薄，一旦战争失利，其固有的信仰容易被冲淡，缺乏促使其东山再起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很容易被吞并。周人继承了商的宗教思想，但把“天”和祖宗分开，从商的灭亡中，周人明白，如果失政，祖宗也无法保护政权永续，天由此成了至高无上的神。怎样才能不冒犯天？周人提出以“孝”、“德”配天。孝就是对死去的祖先要深切怀念，这样能为族类祈福，而且要对活者的父母、祖父母，宗室、宗庙、朋友、亲戚都要善待。“德”指施政要明察和宽厚。为了使孝德观念全面推行，周公制作了《周礼》。这样，在那个武风飞扬的年代，周人以孝德伦理而使内部和谐，尽量减少内耗，为全力对外开拓蓄积了能量。第四，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出现。从西周开始，周人就行形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即周天子代表天神统治天下，天子是全世界最高的统治者，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服从天子。为此周人创立了一套理论，即五服制，允许边疆民族进行有限度的自治，亦即羁糜政策。《国语·周语》在叙述周朝实行甸、侯、滨、要、荒五服制之后说：“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亨，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亨，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只要蛮夷戎狄承认周天子的最高宗主权，按规定的时间纳贡和朝见天子，其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一切均可照旧，其酋长也拥有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处理权，不按时朝贡，则要受到惩罚甚至讨伐。这种思想经过儒家的阐发，经过汉、隋、唐等朝的实践，至明清时发展到顶峰，清朝皇帝曾经和来华的传教士争论，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谁才是世界上最高的统治者？
第三章&&&&& 诸侯拓边周朝前期的强盛，使得华北大部分地区实现的国家化。但直到西周灭亡前，在华北的边缘地带，以及处于各华夏诸国之间的空隙地带，仍然活动着许多不受周朝控制的北狄集团。在西北依然活跃着灭亡西周的西戎集团。西周灭亡后，天子权力衰落，诸侯开始争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了获胜，各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在斗争中进一步发展和培养了华夏族群的进取精神和智慧。那时各种思想纷纷出笼，以期解决实际问题。从黄帝、尧、舜、禹直到夏、商、周，其统治思想的一个方面是以德治国，当然军事征伐也非常重要。到了列国争霸时期，德治已经明显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各国要想生存就要富国强兵，其他一切都是无用的。作为百家之一的儒学也在这个时期产生，其创立者孔子乃至以后的亚圣孟子都是积极主张仿照三代的德政，儒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对黄帝、尧、舜、禹、文、武、周公德治思想的重要总结，且视为根本，显然是片面的。孔子将诸帝的思想阐发为“仁”、“礼”的学说，要求人们长幼有序，拥戴周天子，不要发动不义战争，而这种学说在当时根本就没人理会，太迂腐了。诚如司马迁所言：“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国；齐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孔孟思想与时世格格不入，当卫灵公问孔子作战方阵时，孔子不予回答。梁惠王想要攻打赵国，孟子却称颂周“太王”离开彬地的事迹，要求避战。孔孟思想对外则严重缺乏开拓进攻精神，他们只看到了远古诸帝的德政，却没有看到黄帝、尧、舜、禹、周公武力的强大。对外征战是国家强盛的保证，而儒家只知一味的怀柔，结果导致了华夏族群的精进风骨一天天被侵蚀。令人欣慰的是，但是伟大的英雄们对这种思想不屑一顾。《史记》曰：“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征’，齐桓公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穆公用百里奚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今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诚如司马迁所言，列国时期，各国励精图治，我国的疆域得到了大大的开拓。一 、&&&& 荆江强楚我们总觉得南方人的刚强不及北方之刚强，可在宋末、明末抵抗最激烈的却是南方人，近代前仆后继为国捐躯的大部分是南方人，改革开放以来出击海外市场的主要还是南方人，今天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还是东南沿海，这不矛盾吗？其实全是误解，南方有着至刚至强的本质，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南方之强决不逊于北方，中华民族没有孬种，楚国就是在南方大地崛起的强大政权，对中国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统一江汉楚是南方的一个大国，他的先祖就是黄帝时期的九黎族，尧舜禹时期的三苗。虽然华夏族战胜了三苗部落，融合和了许多“黎民”百姓，但其在长江中游一带仍然拥有强大的势力，只是北上的势头被遏制。西周初年南方没有强国，汉水流域有些姬姓小国，并不被重视。周成王封熊绎做楚蛮的小国君。歧阳大盟会，派熊绎和鲜卑（东胡小部落）看守祭神的火堆，不得正式参与盟会。后来楚强大，怨恨周朝，建国号为楚，自立楚王，与周对立，不断向四方扩展。周夷王时，熊渠崛起，向东拓地至鄂，并与周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周成王曾深入楚国作战。周昭王时又大规模征讨楚国，结果全军覆没，周昭王君臣淹死在汉江里。 楚人自称是战神蚩尤的后代，崇尚武力，相传五年不出兵，死后便没脸见祖先。楚国君臣自豪的宣称自己是蛮夷，和中原诸国不同，专门攻伐中原诸国。楚武王在位时，汉水流域的姬姓小国全被楚国灭掉。楚文王时，更把屏藩中原的三大重镇申国、邓国、息国灭掉，奠定了楚国经略中原的基础。中原的中枢是郑国，从楚武王末年开始，郑国已经感受到楚的威胁。文王最后发兵伐郑，但最后没有攻灭。随后出又四次伐郑，均没有彻底胜利。楚武王、楚文王是楚国两位杰出的君主，他们均抱病出征，而且都病死在征途中，他们不仅为楚国留下了称霸的基业，更留下了发愤图强的锐志。称霸中原周成王时，楚继续北进，受到晋文公的阻碍，晋楚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城濮之战，楚虽大败，但元气尚存。楚庄王时，继续争夺中原，与晋国激战于邲，楚胜。楚庄王在数年之内，伐陈而定其乱，伐郑而降其君，与晋人决战而大捷，伐萧而灭其国，伐宋而使之唯命是从，诸侯莫不敢重足而立，晋人不敢渡黄河而南进，齐人不敢逾泗上而西进，秦人不敢越崤山而东进，中原诸国唯楚人马首是瞻，楚庄王的霸业达到了顶峰。楚悼王时，除向南开拓百越之地与洞庭苍梧之间。楚威王时，灭掉越国，尽占越人所占之吴地，粤人从此离散，成为楚的附庸。楚国由此成为到东周第一大国，有地千里，是当时最大的诸侯国。列国时期楚国吞并的国家最多，达四十五个。今天我们见谁粗鲁、凶狠，便说他野蛮，而古代南方诸族被统称蛮族，野蛮一词就是来源于华夏族对南方民族的第一印象，可见那时的南方族群非常剽悍，远胜于一些文弱的华夏诸国。而有些华夏小国一个个盲目自大，自以为文化灿烂，以德怀远，视战争为凶事，结果淮汉流域的华夏诸国全被楚国吞并，包括周公的封地，推行“周礼”最典型的鲁国、孔子的出生地，孔子的思想主要发扬了周礼，这是绝妙的讽刺。而齐桓公开始弃王道行霸道，发展了黄帝、大禹、周公、文、武的尚武精神，终于成为华夏族的盟主，使华夏族得以发展壮大。一百多年后的孔子也在赞叹齐桓公的霸业，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衽衣，受异族统治了。而孔子对齐桓公虽然赞叹却不提倡，对于华夏精神最具活力的方面不但不发扬光大，反而压抑，中国历史沉沦的萌芽就这样滋生了。正是由于楚国的尚武精神使得楚立国八百余年，与周朝相始终，而楚庄王一度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更是何等气魄？由于楚国好战，版图最大，纵横三千里。即使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农业落后，兵力不强，但勇武善战的楚人常常开疆拓土。楚灭了越国、鲁国等东方大国之后，楚成王时遣庄跤率兵进入云南，以滇池为中心，扩地千里。后来秦南下夺取楚黔中郡，楚国反攻失败后庄跤的退路被切断，庄跤便在云南自立为王，称“滇王”。楚国经过了八百年的经营几乎统一了整个长江流域，为秦汉建立伟大的封建帝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和楚国的贡献最大。楚雄华夏由于楚的不断开拓，居住在国境内长江流域的蛮人、淮河流域的夷人以及被征服的华夏诸国人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融合成楚蛮固有的巫文化中渗入华夏文化的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个体作家， 以他的作品反映的楚辞明显的带有南方巫文化和北方吏官文化的痕迹，当然是以南方文化为主。楚辞和诗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源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学汉赋的前身就是楚辞。楚辞之所以在汉朝成为全国性的文学，主要是因为楚人在汉朝占据统治地位。亡秦必楚，主要是楚人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不管是项羽还是刘邦，他们都是楚人，不管谁打败谁结果都是楚人的胜利。尽管刘邦打败项羽主要依*萧何从关中源源不断的输送士卒和军用物资，但汉军的大将却大都是楚人，整个西汉旧秦国的子民最受歧视。西汉一朝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汉朝的丞相基本上都是关东人，尤其是刘邦的祖籍沛县人。关西人要想封侯，只有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以战功实现自己的价值。飞将军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未封侯，司马迁自己也是关西人，对此深有感触，漠北战役结束后，关东人与关西人的待遇相差很大，旧秦国的子民受歧视的现象暴露无遗。由于楚人灭亡秦朝后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楚文化自然也就成为全国性文化的前身。尽管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秦朝的文化较落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代表，只有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还是秦统一以前写的，李斯也是楚国人。楚灭掉秦朝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养生息，开始大规模用兵四方，掀起了中国古代王朝极盛的第一个高峰，而这一伟大的成就是南北人文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然南方起了领导作用，而北方尤其是关西的将士只能冲锋陷阵。由于汉朝的南征北战，在帝国范围内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族群——汉族诞生了。汉族群的“汉”来源于汉水，这个解释较为合理，刘邦就是因为封国在汉水而被称为汉王，“汉”以后又成为刘邦建立的王朝的名称，以后又成为这个王朝主体民族的名称。可见汉族群形成时的中心是在汉水，尽管华夏族的活动范围基本在黄河中下游，但汉族群形成时他的中心已经南移，华夏族和楚人及南方其他民族共同形成了汉族群。今天有些人总觉得汉族群的的主体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则不是正统的汉族群，这个感觉是失真的。在汉族群形成的过程中，南方大地的先民显然起了领导作用，是积极主动的。我们总在说中国人性格的南北差异，北人刚直，南人柔弱，这虽然是南北方一部分人的性格特征，但这不是从来就这样的。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楚人、吴人、越人，均是崇尚武力，他们的刚直要远胜于许多文弱的华夏小国。只是由于汉朝四百年的稳定，北方的上层开始丧失野性，慢慢地被儒化、弱化，遂之帝国衰落、崩溃，北方上层开始南迁，开始弱化曾经虎视中原的南方勇士。北方留下来的都是勇士，加上和草原移民的融合，始终保持着强悍的身影。汉族群形成的过程中，已经是南北共同作用的结果，更不用说以后历史的发展使得南方更能代表汉族群的正统。西晋末年，“五胡”内迁，接着就是大规模的族群混战，大量的汉族群为躲避战乱举族迁往南方，与南方汉族群的融合进一步加深，最后界限消失。而留在黄河流域的汉族群与“五胡”融合，也不再是以前的北方汉族群，这是北方汉族群一次较大的的扩散，远达珠江流域。汉族群第二次大规模的南迁是北宋末年，金军南下，中原混乱，许多人又被迫流亡南方。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迁徙，两汉时的北方汉族群大部分已经迁到了南方。在今天的广东话中更多的保持着古汉语的语法现象，广东话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中国北方只是一种大陆文明，而中国南方则是海洋文明或半海洋文明，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后，我们已经能明显的感到高下之分。二&&&& “秦霸西戎”当周朝文化中的尚武精神有衰退迹象时，一个更加强悍的华夏军事政权在西周故地崛起，适时地剔除了弱化武士毅力的不良趋势，为以后华夏统一铸就了强大的武魂支柱。牧马秦勇秦人曾经生活在六盘山与渭水中游地区，周朝兴起后，秦人被迫迁徙迁徙到甘肃天水附近，商周两代，秦人受到奴役。在西北地区，秦人与戎人、狄人相互杂居，习俗相近。西周中期，周孝王将秦地（甘肃秦安、清水一带）封给秦人首领非子，秦正式成为其名称。秦的先祖“非子”善于牧马，周孝王命令“非子”专门在汧水和渭水之间为周朝牧马，非子每年为周献上大量良马，他的后代继续这一职务。到了后裔秦仲时，周厉王昏庸无道，与民争利，结果被国人杀掉。同时西戎乘机反叛，灭亡了犬丘之族，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专门攻伐西戎。在战斗中，西戎反把秦仲杀掉，其长子庄公率七千人继续攻伐西戎，打败西戎。于是周宣王把犬丘及其周围等地封给秦仲的后代，并晋升为西垂大夫。周幽王时朝政更为混乱，幽王酷爱褒姒，烽火戏诸侯，结果为“犬戎”攻灭，秦襄公带领军队与西戎作战，并把周平王安全地送往洛阳，因此被晋升为诸侯，国号秦，封岐山以西的地方，并说：“戎人侵占了我周室岐山沣水一带的土地，你如果能夺回那些地方，就都属于秦国了，”于是秦的历代先祖开始大规模地讨伐西戎。秦襄公与西戎战争频繁。秦文公曾大败西戎。秦武公曾伐邽、冀之戎。到秦穆公时，史载“并国十二，益地千里，随霸西戎。”春秋时有一部分西戎东迁，进入华夏居住区。春秋末大部分被晋、楚、秦等国消灭，逐渐融合为华夏族成员。战国时期，居住于秦国西部和北部的戎族仍然有比较强大的力量，其中势力最强的是义渠，与秦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伐义渠，得二十五城。秦昭王时，最终灭义渠，设陇西郡。秦国以后之所以能够吞并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民风淳朴、剽悍。秦本属羌族的一支，周朝时成为华夏的附庸，开始缓慢的接受华夏文化。西周灭亡后秦国在与西戎的战争中壮大起来，受“戎狄”影响极深，商鞅变法时，强制要求革除戎狄旧俗。所以秦国相较一些文弱的华夏国家来说非常崇尚武力，而秦国受华夏文化腐败的东西影响较浅，人民诚实守信，到了秦文公十三年才有史官记事。华夏文化固然是文明的标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腐朽性的东西日益滋长，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三代时以德治国，但并没有说要放弃武力，而以后的儒家片面的强调“仁”、“礼”，最终使国家丧失了初期的进取精神而流于妥协退让。周朝分封的同姓国大都被灭掉，不管是鲁国还是郑国。更不用说商朝后裔被分封建立的国家宋国，夏朝后裔建立的国家杞国就更可笑了，杞人担心天要塌下来而惶惶不可终日，迂腐不堪。孔子就出生在鲁国，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礼”就是周公创立的，鲁国也是推行“周礼”最典型的国家，人们厌恶战争，国君不修城池，幻想着三代的盛世，结果为楚国所灭，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齐国先祖吕尚到任以后，没有推行周礼，而按照夷人的习俗去统治，大力发展渔盐工商业，整顿军队，最终成为东方大国，可以看到，华夏文化发展到东周时其消极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如果不加以克服，华夏文化不可能发展壮大。“郑、卫之音乃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人们当时听到《秦声》时，感觉非常振奋。所以秦国虽然文化落后，但有幸不为那种腐朽日益增长的文化所束缚，而保持了最原始的勃勃生机。军功至上秦始皇以前，秦国夺得重要的都邑，往往驱除原来的居民或令秦民迁往杂居，主要是防止山东诸国的腐化生活传染给秦民。秦国士民非常勇敢，一是由于民风如此，二则秦国的军功制度非常好。商鞅变法时制订的二十级军功不是凭空产生的，他是在整理秦国原有爵位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切以军功为主，正是秦国崇尚武力的表现，而这又使勇武精神与实际利害结合起来，便会产生排山倒海的力量。当然民风的尚武与实际利害是分不开的，任何一个尚武的民族肯定最崇拜勇士，而要给他们巨大的荣誉，所以人们普遍勇敢善战。不敢想象在那些鄙视军人的国家民风会异常剽悍，这是很自然的，即使今天都是这样。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直接就问孟子到我们国家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却回答说，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行了。孟子坚持“仁”而反对“利”，如果没有照顾到人的利益而一味强调所谓的“仁”，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有义利结合才符合人情。获利不能违背大义，不能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战国时策士发奋学艺，就是为了出人头地，他们唇枪舌剑，左右逢源，甚至左右当时政局，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参与历史，获得功名富贵，但却没有损害民族大义，因此他们就是时代的风流人物。白起的父亲随秦军四处征战，获得了一些产业，他给儿子取名“起”，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像吴起那样所向披靡，建功立业。匈奴首领为鼓励士兵勇敢杀敌，规定战场上杀死敌人后，赏以马乳酒，掠夺的财物可以归己，得到俘虏可以作自己的奴婢，这种古老的制度使得匈奴人都以征战为荣。早期人民解放军之所以作战勇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军人往往受到电影明星般的注目和宠爱。可有些人直到今天还在沉睡，一提起要恢复祖先的尚武精神，便有一万个不自在，惊慌激烈地反对，我们所受的苦难难道还少吗？卑弱的国家没有资格谈和平，和平不是喊来的，而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及无上的勇武精神相对峙的产物。最受美国人推崇的五大总统之一西奥多。罗斯福说过：“准备战争就是最可*的和平保证。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宁可忍受各种各样的战争灾难，而不愿以国家的荣誉为代价换来可耻的繁荣”，“怯懦，不论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来讲，都是不可饶恕得罪恶。有意地不做战争的准备，从效果来看，也与怯懦一样可耻。”“没有胆量进行战争的胆小鬼同那些不愿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战争的步骤的短视的先生们，是一丘之貉。”大哲学家荣格说过，强而不暴是一种美，而懦弱本身就是一种罪恶，由于他们的软弱只能刺激侵略者贪婪的野心。只有每个民族都觉醒了，去掉固有的懒散、怯懦的习气，从而团结一致、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建设强大的国家，以最大的速度促进本国的发展，才会有人类更长久的和平。有些人不是要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改名吗？他们声称是为了人类永久的和平，在某种程度上说，那些人才是战争得罪魁祸首，由于他们的懦弱行为将要使中国遭受更大规模的侵略，一个懦弱的民族必将走腐败和衰亡，而世界上的民族不可能都走向腐败和衰落，那些保持着勃勃生机的民族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人类的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帝国魂秦国之所以非常强盛，更主要在于来了一位超级大师——商鞅。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团结内部、协调内部的问题，只要万众一心，就没有干不了的事。如何协调内部，使人民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而不要自相残杀，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而在商鞅的指导下，当时的秦国比他以前做的更好了。首先商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训诫：“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要求不要在国内打架斗殴，真正的勇士是在战场上为国驰骋，秦人从此全力向外，所向披靡。我不明白这么一句关乎国脉、民气，对国民性格的改造会产生巨大震撼力的训诫怎就从汉语中蒸发了？只有那些专门学历史的人翻到商鞅变法的内容时才有可能看到，而这大都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商鞅接着指出，一个国家要敢于使用和善于使用国力。如果国家实力很强，而又不能用其强，其力发挥不出去，就有可能造成内耗，养成内患，由强变弱，自我瓦解。即“力多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而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说民》所以要保持国强，发展国强，就应当适时的使用和发挥国家实力，这是消除内患，刺激国家实力再生的好措施。使用和发挥国家实力、消除内患、刺激国家实力再生的办法又是什么呢？《商军书》认为应该加强国防，养兵尚武，对外征战。据载：“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去强》所谓礼乐虱官指的是空谈误国者。在商鞅派看来，“战”是消灭国毒民患、净化社会风气、转移国内矛盾的最佳选择，是关系到国家强盛的根本。国强而不战，强就会转化为弱。国强而战，就会强者愈强。若富国不战，富就会转化为贫。反之亦然。“民欲战，而不得不战，是为重强。民故不欲战，又得无战，是为重弱。”《画策》。总之，无论国之强弱贫富，均应务战。战与不战，是强弱贫富转化的关键。商鞅派的实力观正是以国防建设为主要动力，以战争为主要杠杆的实力观，是一种尚武型、进攻型、扩张型的实力观。他蕴涵着一个伟大的构想，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互动再生的综合国力发展模式。这以模式孕育着一个很有价值的国防建设新思路的萌芽，即由消耗型国防向增殖型国防转变。只有增殖型国防才能够真正与经济建设产生再生互动效应，也才能真正把国家推向重强。因此后来秦国出现了“兵动则地广，兵息则民富”的局面。正是这一理论的成功实践。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洞悉了世界各国兴衰荣辱的根源，而且得到了成功实践，最终酿成了世界第一大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这才是真正值得自豪的事情。这种理论虽然今天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但在古代、近代，这却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二战以前各国协调经济利益不可能通过谈判，而只有战争。适应它，民族国家就能发展壮大，否则，只能自取灭亡。“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非常可惜，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很快被抛弃了，中国人将要为此付出屈辱的代价。三、赵踞阴山对开拓华北地区功绩最大的诸侯国是晋国以及后来的赵国。秦晋草原由于教科书不恰当的编排，一提起马、骑兵我们总觉得是北方游牧部落的特征，这些好象和中原没有一点关系，中原政权好象就没有强大的骑兵，为完成国家统一向北推进至长城阴山一带时，似乎总是被动的，进展不大，这又是巨大的误解。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强大是战争的决定性力量，如果中原政权能够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来，以骑制骑，北方族群的骑兵优势也就不存在了，国家统一大业即可完成，如汉唐。另一种就是中原极端腐败，没有能力统一，北方族群会大举南下，完成统一，如元朝。当然中原政权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比北方族群要困难一点，马更适宜于高寒地区生长，但不是说在中原就训练不出，黄土高原海拔高，气候凉爽，属温带草原气候，就适宜牧马。问题是由于中原族群定居较早，产生了所谓的“文明”，由于定居而开始崇尚安宁，开拓精神逐渐弱化，最终导致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随着古代文明的发展，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开始贪图享受，统治阶层挥霍无度，人人视从军为畏途，不要说训练出一支精锐骑兵，就是步兵也不好好操练，武备松弛，结果就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世界古代史上的有众多的文明，而只有我们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有人将之归结为儒家学说的作用，这种提法值得商榷。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主要不是儒家学说的作用，而是秦汉时期中原族群的尚武开拓精神为我们打下了牢不可破的伟大基业，中原族群曾经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使塞外族群大失威风，从而掌握了全国统一的主导权。游牧族群也可以统一中国，可真正的统一核心却是中原政权奠定的，农业相对于牧业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畜牧业太脆弱，受自然影响极大，游牧政权衰亡的时候，总有雪灾、瘟疫的痕迹。只有农业社会才能发展成各种完善的自然科学，最终产生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游牧政权建立的大帝国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从轩辕黄帝到盛唐，农牧兼有、以农为主的中原政权明显能够驾驭塞外族群，在欧亚大陆古代史上，这是一个奇迹。唐朝以后特别是宋朝，以偌大一个政权一败再败，竟然与辽、西夏、金长期对峙而不能统一，懦弱无能这个概念开始与中原文化有了不解之缘，一直延续至今，渗入相当一部分人的骨子。可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族群尚未形成，四分五裂，列国征战，可就在这样艰险的情况下，占据着贫瘠山西的赵国，竟全歼匈奴十万骑兵，创下了步兵集团全歼骑兵集团的光辉战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匈奴不敢南下，赵国与此同时开始大举开疆拓土，连败楼烦、林胡、东胡诸部，拓地一千余里，在河套阴山一带置郡设县，这是何等气魄!区区一个赵国，东有齐、燕，南有韩、魏，西有强秦，国防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可他凭什么竟能打败匈奴、拓地千里呢？中原政权战胜游牧族群进而统一全国并非不可能，只要有尚武精神，并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骑兵，大可扬威四方。尚武精神自不必说，在周、秦、汉、隋、唐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华先民的血液里流淌的是赳赳武夫的豪迈。闻一多当年曾称引英人威尔斯所著的《人类的命运》中的一个观点：“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闻一多解释：“土匪”包含有中国武狭的意思。梁启超在《中国武士道》自序中说：“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农耕和习武是中国初民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农闲即进行训练，每隔三年，要进行一次大的军事演习。所谓“四时习武，三年大习。”（《左传、隐公五年》）远古最早的学校就是未成年人军事训练的场所，学校以射御和礼乐为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教师被称为夫子，旧缘于“百夫长”、“千夫长”，等军官的职称。（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远古好剑之风在社会上经久不衰。春秋战国时，尚武精神成为席卷列国的社会风潮，专以剑术为能，并借此为生的剑客不计其数。他们差不多都成了职业剑客和专职杀手。《庄子、说剑篇》记载：“昔赵文王善剑，狭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亡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为了生活居然以死相拼，甚至用生命做代价，可见当时好剑之风竞争的激烈程度。习武角力并不只是猛将和剑客的专利，上至诸侯，下至平民百姓，或骑射，或格斗，都有些须功夫，就连孔子也不例外。“士”阶层在上古长期指武士阶层，到春秋战国开始分途，一部分人开始兼任文职，但过渡时期的士都能武。孔子就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对弟子说：“吾何执？执舆乎？执射乎？吾执舆也。”那时的学校教育还包括驾车和射箭两项军事训练，但孔子独钟情于“礼”、“乐”。到了宋朝，“士”彻底成了文职，帝国的核心就这样衰落了。战国时期，像鲁、宋、卫等不崇尚武力的国家只有灭亡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的条件在当时是完全具备的。今天我们谈中国农牧经济的分界线以长城及其以北为界，而在两千多年前人口稀少，今长城以南的地区并不可能全都是农业区，而是分布着广大的游牧族群。今天长城以南的农耕区也并不是自古如此，农耕文明是逐步向北开拓的，长城这个界限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形成。河、洛一带开发较早，基本变成了农业区，而山、陕、甘等地地处黄土高原，开发较晚，那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系统还没有今天这么脆弱，高原上有着大片的草原和森林，所以秦汉时黄土高原上的先民就大都从事畜牧业，到唐朝时，这一带依然是半农半牧半牧。同样秦国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他北有胡马之利，所谓胡马之利是指当时秦国北部有大量的牧区，为秦国提供了大量的军马。同样汉武帝时期之所以能够用兵四方，就是因为汉武帝时期朝廷牧马众多。汉朝初期，民生凋敝，皇帝出巡都无法具备颜色一致的四匹马，宰相有的还要乘牛车，而汉武帝时期国家异常殷富，田野里牛马成群，一般朋友聚会，谁要是骑着母马，就会被大家讥笑，由于牧马很多，汉朝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这为汉军进入大漠作战创造了条件。汉武帝开拓河西以后，祁连山牧场又成为中原政权一块重要的军马基地，今天甘肃张掖山丹有着亚洲最大的军马场。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为唐侯，叔虞在唐国内“强以戎索”，就是说按照戎狄的生活习惯分配牧地。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东周初年，晋献公定都绛，开始对外扩展，公元前661年建立上下两军，扩大了一倍的军力，相继灭掉耿、霍、魏、狄人东山皋落氏、虢国、虞国，统一汾河流域。其疆域西与秦国以黄河为界，南到晋豫交界处，东达太行山，北与戎狄相接，晋国逐步成为一个“地险多马”的大国。地险指晋国地势险要，表里山河，而晋国的强大不是由于地势险要，更主要是由于军马众多，马匹的多少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他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军事力量强弱的标志。胡服骑射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赵襄子建立赵国。赵襄子在收复了实地中牟后，便向北讨伐狄族建立的代国，灭代，这不仅扩大了赵国的版图，代地出产的良马更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力量。由此，白狄建立的中山国，其北、西、南三面处于赵国的包围之下，但中山国军力强盛，不易灭掉。是赵国真正成为强国的是赵武灵王，武灵王即位以后，赵国的形势比较严峻，其西面有韩、秦、楼烦、林胡四国，北边有燕国和东胡，东与齐国隔黄河为界，南连魏国，中山国在其腹心，堆砌威胁最大的是秦国和中山国。赵国与邻国的战争不断，且丧失了一些土地，武灵王发愤图强。赵国的强大不仅因为马匹众多，更因为伟大的赵武灵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胡服骑射。这一政策包括两个部分，首先胡服要求赵国人脱去华夏族群的宽衣长袖，因为华夏族的服饰不适宜于骑马射箭，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这种要求不仅在军队中，而是要求全体赵国人。虽然许多守旧贵族反对，但在赵武灵王大刀阔斧的气势下彻底实现了。由于实行胡服，极大的缩小了赵人与胡人的心理差距，胡人由此亲近赵国，在胡人中招募军队成效显著。再就是骑射，赵国地处北疆，经常受到东胡、匈奴等游牧部落的侵袭，在战斗中，步兵、车兵非常被动，而对方的优势就是骑兵，弓箭在近距离的杀伤力非常大，所以赵武灵王开始加强骑射。赵军在占领原阳（呼和浩特东南）后，在此建立骑邑，训练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军事力量大增。武灵王已精锐的骑兵兼并了林胡、楼烦，向西北拓地千里，占领了陕西榆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直到阴山，在此设立代郡、雁门、云中三个边郡。随后，武灵王又开始讨伐中山国，经过数年的战争，灭掉了中山国，赵国的疆域达到了顶峰。赵武灵王死后，统治者日益腐朽，赵国逐渐衰落，由于秦国的攻掠、与燕国齐国的战争，赵国北边的形式顿时紧张，匈奴崛起，不时寇边。赵国任命李牧驻守北边，防御匈奴。李牧选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骑，步兵五万人，射手十万人，加紧训练。为了诱敌，李牧让赵军漫山遍野去放牧，匈奴一进攻，故意丢下千余人败走，匈奴中计，单于亲自率大军入边，李牧利用匈奴轻敌思想，设阵伏击，破杀匈奴十几万骑兵，单于逃走，北边安定了十几年。除却赵国的武力外，尤令我们叹服的是赵武灵王富国强兵的精神，为了强国他居然下令全体臣民改掉几千年的传统服饰，而向华夏族群一向鄙视的周边部落学习，这与彼得大帝为了俄罗斯的强盛而要求俄罗斯人剪掉胡子，改穿西装是极其相似的，这就是我们先祖的气魄，是我们赖以存在发展的精神支柱，洋溢在赵武灵王身上的拓边创新精神才是我们绵延几千年的根源。吴越争霸春秋时期，在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分别崛起了两个强大的国家：吴国和越国。吴国在吴王阖闾时开始强盛，吴王重用伍子婿、孙武等人，大举伐楚，五战五胜，攻入郢都，由于秦军的救援，吴王弟弟夫概的叛乱，越国的偷袭，在占领郢都10个月后，吴王阖闾从楚国撤军。为了报复越国，扫除后顾之忧，从公元前510年开始，吴王阖闾大举伐越，两国军队在对阵时，越国派出的由死囚组成的敢死队在阵前集体自刎，吴军惊异，被越国打败，阖闾受重伤，死在归途中。吴王夫差即位，经过两年准备，大举伐越，前494年，越王勾践战败，卑词求和，夫差放松了警惕，经过三年的软禁，将勾践放回。夫差为先王报了仇，雄心大振，将兵峰指向北方诸国。公元前489年，吴军进攻陈国，开辟了北上中原的道路。次年，吴国攻打鲁国，慑服了许多小国，只有当时北方的大国齐国和晋国反对吴国崛起。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以便于北上伐齐服鲁。公元前485年，夫差命大将徐承率海军从海上进攻齐国，夫差在艾陵（山东莱芜县）打败齐军，更加酬酬满志。公元前482年，吴国又一次打败齐国，吴王通知中原各诸侯国到黄池会盟，自己想充当霸主。经过与晋国激烈的斗争，暂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兴兵雪耻，趁机进攻吴国，吴王夫差马上回师，结果战败，想仿照勾践故事，被拒绝后，绝望自杀。勾践灭吴后，率兵北上，在徐州与诸侯会盟，一度成为霸主。齐国是春秋的第一个霸主，在周朝衰落之际，对于羽翼其他诸侯国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