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br&估计题主是刚看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哦，不，是《一寸山河一寸血》。&br&衡阳保卫战本身在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东方战场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战略作战——一号作战中的一个双方伤亡比较大的作战。该战说起来，国军打的还算有可观之处。不过，失败就是失败，没有什么虽败犹荣。而且他的失败造成的影响绝不是军事失利那么简单。另外，给整个一号作战中投日最高级别将领方先觉，而且还是先打白旗停火再无条件投降，洗地还是比较困难的。再者，对衡阳保卫战说的越细越会把KMT所吹捧的一干名将和老蒋的底子漏的越彻底，所以现在国粉也不大愿意补这漏了吧。&br&&br&&br&&b&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 &/b&&br&&br&作者：邓野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br&&br&1944年4月至12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此即一号作战。在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日军所遇到的最为顽强的抵抗是在衡阳。时任第十军军长的方先觉固守该城40余日，在中美空军的配合下，曾重创日军，创造了抗战后期最为著名的一次守城战例。然而，在援军迟迟不至、日军最后突入衡阳的生死关头，方先觉又率部投敌，成为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投降日军的最高将领。方氏集英雄与降将于一身，反差甚为悬殊。 &br&&br&然而，由方先觉所引起的历史争议并不在于其功过如何评价，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变节投敌。对此，台湾的相关著述基本否认，而大陆方面则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笔者所见，双方的基本论据大都是衡阳之役参加者后来的证词，由于大陆和台湾政治环境不同，证词自然也不同，[1]所以形成各有其据、各持其论的状态。然而，因双方都没有提出原始证据，彼此的立论依据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br&&br&其实，该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蒋介石当年的裁决所造成。为此，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入手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清理。首先，就方先觉投敌与否即问题本身提出原始证据；同时，将着重研究方先觉一案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的关系。本文认为，揭示该案与政治的若干牵扯，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才能回答清楚蒋为什么断然否决方之投敌。 &br&&br&衡阳之役与中国政治 &br&&br&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是打通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线。经过河南战役平汉路基本打通，接下来日军迅即发起湖南战役，以期打通粤汉路。6月18日长沙失守，战局的下一个焦点集中到湘南衡阳。衡阳为粤汉与湘桂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能否阻止日军打通粤汉路并阻止其进犯广西，取决于能否固守衡阳。至此，衡阳之役的战略意义骤然形成。 &br&&br&方先觉部于6月初进驻衡阳，所辖虽有四个师的番号，但因严重缺员，总兵力仅约1.7万人。[2]衡阳之役于6月22日展开，鉴于长沙之败，最初，重庆统帅部对于守军并无信心。6月23日，军法总监何成浚记载：午后出席各部会报，“军令部报告战争情况，衡阳业已在倭寇严重威胁下，守军力量甚低劣，敌人不攻则已，否则与长沙必无二致”。[3]事后看，军令部的评估不免过低，方先觉顶住了日军的猛攻，将战局支撑下来。 &br&&br&任何战役，愈是具有战略意义便愈是具有政治意义，其政治的牵扯面愈是广泛。衡阳战役正是如此，是役展开之后不久，不可避免地与一系列政治问题牵扯起来。 ZF &br&&br&由于国民党军一再溃败，美国对蒋失去信心，7月7日罗斯福提出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对此，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4]次日，蒋复电罗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同日，蒋又致电华莱士副总统，称中国战局“并未有如阁下在各地所得报告之危险与绝望之程度，此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5]把两电联系起来，此可见蒋的缓和之计。 &br&&br&史迪威指挥权既然因战局危机而提出，蒋当然明白，此事能否缓和并不取决于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取决于战局能否缓和。所谓缓和就是拖延，力求在战场上有所收获，待战局稳定之后，再来就史迪威问题具体磋商，从而求得一个有利的结果。为此，&b&蒋明确向美方开出支票：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那么，这个“证明”具体体现在哪里？显然，由于中国战场的作战中心集中在衡阳，因此史迪威问题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胜负。 &/b&&br&&br&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不断加强对衡阳的作战指导。7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援军“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6]在这里，蒋明确地把衡阳之役与对美外交联系起来。 &br&&br&衡阳之役与中国政治的另一牵扯，形式上与史迪威问题具有很大的区别，它并不明确地摆在蒋的面前，但又是一个坚实的存在，此即国共谈判的进程与走向。一号作战于4月发动，而国共谈判则于5月举行，两个过程基本上同步展开。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国民党军在各个作战环节的胜负，事实上直接影响国共谈判的进程。&br&抗战开始以来，国共谈判向以双边关系为基本内容。5月底，随着汤恩伯部在河南战役的溃败，中共头一回突破旧有框架，首次向对方提出全国性政治要求：“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6月5日，两党代表在重庆互换谈判提案，此后，双方均未就对方提案做出答复。何时做答、怎样做答，实际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结果。 &br&&br&显然，&b&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衡阳之役均构成了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7月25日，自称基督徒的蒋介石祈祷立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b&[7]许下如此大愿，反映了是役对蒋的重要性。 &br&&br&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此举显然是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所做的一项安排。当日，蒋一面致电史迪威表示祝贺，一面则致电方先觉，强调：“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8]当然，“决非普通之成败”真正的含义，方先觉不可能弄懂。为激励士气，7月24日与8月4日，蒋先后向葛先才、周庆祥两位师长颁发青天白日勋章。[9]尽管蒋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但衡阳仍于8月8日陷落。得知衡阳失守的消息，美方与中共迅速做出反应。 &br&&br&如前所述，史迪威指挥权提出之初，蒋制订了一个缓和之策，并保证“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随着衡阳的陷落，美国人从蒋那里得到一个相反的“证明”，为此，史迪威问题已不可能缓和。8月10日，罗斯福再度致电蒋：“中国战场形势危急，关于史迪威之事需要立即行动，否则将为太迟。”[10]所谓立即行动，也就是不再给蒋留出缓和的余地。9月16日史迪威致函宋子文，称“湖南的失败，导致有组织的抵抗瓦解”；并分析说，&b&蒋介石“必须任命一全面性之统帅，自然最好以华人充任。他是否有此一人？无！故必须找一外国人。”&/b& [11]自此，美蒋关系日趋紧张。 &br&&br&衡阳失守对国共关系也产生了影响。此前，国共关系的走向并不明朗，两党于6月初互换谈判提案之后双方均未做答。随着是役的结束，双方随即互换答复。8月10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致函中共代表林伯渠，称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内容抽象，予以拒绝。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标题为毛泽东拟定。其中，毛还亲笔加写一句话：“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12]显然，毛的着眼点是将衡阳失守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 &br&&br&社论发表当日毛泽东指示林伯渠：“&b&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b&”[13]敌后抗战地位指中共地位，中共地位因衡阳失守而更形重要，这就是说，衡阳之役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国共地位互为消长。五军十六师是中共原提条件之一，既然中共地位已经改变，该项条件亦随之改变。不过，毛泽东对问题的考虑并非仅止于此。8月17日，也就是衡阳失守第十天，毛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构想，尔后由林伯渠在重庆公开提出。自此，国共谈判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 &br&&br&既然衡阳之役与政治局势直接相关，那么，作为是役主将，方先觉投敌与否也就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同样，也是一个与政治、尤其是与蒋介石的政治利益直接挂钩的问题。 &br&&br&衡阳战败已经对蒋构成严重的政治冲击。问题在于，战败之后如果主将降敌，肯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丑闻，从而对蒋构成双重的政治冲击。这种双重冲击一旦形成，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它将造成蒋在美国与中共面前无地自容，其交涉谈判地位进一步削弱，加剧其内外交困的处境。 &br&&br&把问题归纳起来，方先觉投敌与否既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蒋的政治利益联系起来，那么，蒋必然置方案于全盘考虑之中，以政治的需要予以裁决。 &br&&br&方先觉投敌之事实 &br&&br&8月7日日军突入衡阳。关于衡阳城内最后发生的情况，台湾方面的相关著作这样记载：“城陷之后，方先觉军长感公（指蒋介石――引者）激励，犹复率部与敌剧烈巷战，直至力尽，自戕不及，为敌所俘。”[14]此外还有较详细的记载： 8月8日晨，“方军长认为战事已濒绝望关头，乃举手枪自戕，为辎重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奋起击落于地。枪虽鸣，而弹虚出。敌兵已适时掩至。方军长及几位师长、参谋长与高级将领均被劫持，求死不得 &br&&br&以上记载，重点都是强调自戕不及、为敌所俘。其实，方先觉是否自戕，并不能说明他是否投敌，将重点放在自戕，实际上是对问题的误导。判断方先觉投敌与否的标准应是方是否提出投敌条件。 &br&&br&据白天霖记载，方于被俘之后向日军提出三项要求：（1）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2）收容伤患予以治疗，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3）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城。[16]这个记载有两个要点，首先，三项要求提出于被俘之后而不是之前；其次，所有要求仅限于参战官兵的荣誉与利益，并不涉及任何政治条件。这两个要点如果成立，那么，可以认为这不是一个投降条件。
&br&&br&不过，日方史籍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记载。据载：8月7日傍晚，日军“发现守军阵地竖起白旗”，晚9点后，“守军部队就接连放下武器”，当晚，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与日方接洽停火事宜，8日晨，方先觉与日军签署了停火协议。[17]这个记载也有两个要点：第一，守军阵地竖起白旗，这一点与当时其他渠道的消息是一致的（本文后面将涉及）；第二，先竖白旗后求停火。日方的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白旗之下的停火协议肯定不是一个光荣的协议。但因日方对这个停火协议的具体内容秘而不宣，方先觉投敌问题仍不能据以证实。 &br&&br&参与了全部过程的饶少伟提供了证言。饶说，8月7日傍晚，方先觉召集四个师长商讨最后的行动方案。&b&方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b&尔后，方指示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军建制；（2）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3）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军立即停火；（5）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另两条饶已不能记忆。&b&8月8日，日军接受方部投降，但拒绝其条件，方最终接受无条件投降。&/b&[18] &br&&br&&b&方先觉由有条件变为无条件投降，形式上略有区别，然其性质并无区别，都是投降。问题的核心在于，方提出了将其送往南京见汪精卫的要求，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这都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政治变节行为。&/b&&br&&br&接下来的问题是，饶少伟的这个证词是否可信？数十年来，方先觉一案所以众说纷纭、真假莫辨，说到底，就是没有人找到这份投降条件的原始记录。其实，方的这份投降条件，重庆统帅部于衡阳失陷一周之后即已掌握。 &br&&br&8月15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据逃出之梁团长子超在连络站电话，围攻衡阳之敌于七日突破三个缺口窜入城内，方军长派其副官处长向敌提出六项要求与敌接洽。其要旨如次：1.不解除武装，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点集中训练；3.受伤害官兵不得杀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属送安全地点。而结果被敌所骗，均未接受。将副师长以下干部充工头，扫除街道。遇我飞机轰炸逃亡甚多。”[19] &br&&br&梁子超的报告及徐永昌的记载，是目前所见方先觉投敌条件较为原始的记录。这个记录证实了两个问题：首先，方之条件提出于8月7日城陷之前；其次，其中确有“送往南京”一条。前者足以证实方提出了投降条件，后者足以证实方之政治变节。梁子超的六条与饶少伟的五条，文字有出入，但内容基本相符。将二者联系对照起来，方先觉投敌变节问题可以做出肯定的结论。 &br&&br&8月8日降敌之后，8月9日方先觉接受了日本记者的采访。&b&记者问：无条件投降后，现在心境如何？方答：过去对日军兵力评价过小，而恃巩固之阵地与驻渝美空军之协力，从事抗战，但结果终为日本军队神力所挫。采访中方先觉还表达了与汪精卫见面的愿望。&/b&[20] &br&&br&据饶少伟记载，9月底，日军取方先觉的“先”字与和平的“和”字，将方部改编为“先和军”，方任军长，四位师长仍任原职。[21]当时的敌伪报刊对“先和军”也有所报道，但方先觉于当年12月返渝之后坚予否认。[22]本文判断，所谓“先和军”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多种资料显示，方等最终仍处于被看管状态，不可能真正拥有带兵之权。日方所以弄出一支“先和军”，目的主要是宣传。 &br&&br&尽管方等仍被看管，但毕竟是降将，因此日军的看管较为宽松。当年10月，周庆详、孙鸣玉脱身而去，饶少伟、方先觉则于11月各自逃离衡阳。 &br&&br&以上是关于方先觉投敌事实论证 &br&&br&“最后一电”质疑 &br&&br&在衡阳之役全过程中，还曾发生过一件极具知名度的事情，即衡阳城陷之际，方先觉等六位守军最高将领集体署名，发致重庆统帅部的最后一电。与方先觉投敌与否不同，这是一个几无争议的问题。 &br&&br&据载，蒋介石于8月7日“下午三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方先觉军长率同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来电称：‘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br&&br&方电正气凛然，视死如归，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中取义成仁的最高精神境界。由于电文极具宣传效果，当时即为各类媒体广为报道，后来则为台湾的相关史籍予以记载，成为抗战时期最为著名的绝命电之一。前有40余日的浴血奋战，后有荡气回肠的最后一电，前后呼应，始终如一，为此，衡阳之役在某些著作中成为一个相当完美的故事。 &br&&br&不过，笔者在翻阅各类材料过程中，发现该电的真实性存在诸多疑点，对此，似从未有人公开提出过。其实，最早对该电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当然，徐之质疑仅限于私下，并且也未深究此事。 &br&&br&8月7日，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了方先觉发自衡阳的两份电报：“衡阳方虞未电，衡城北部被敌侵入，其余阵地均在猛攻，危急万分。又方虞申电，衡阳已在混战中。”[24]虞未即8月7日下午1时至3时，虞申即是日下午3时至5时。然而那份“来生再见”的最后一电徐则未收到，那么，该电出自何处？出自侍从室。 &br&&br&8月8日，徐永昌记载：“蔚文电话念方先觉军长等上委员长阳戌电”。林蔚字蔚文，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阳戌即8月7日傍晚7时至9时。接下来，通过林蔚的电话口述，徐逐字逐句记下了方先觉的这份最后一电，林蔚念完之后，“谓委员长令编入明日发表之战报”，即要求立即发表。当时，重庆军委会不定期向社会发布战讯即战报，该战讯由军令部具体负责，蒋既然决定由战讯发表方电，便需经过徐永昌。 &br&&br&接到林蔚电话之后，颇具军中阅历的徐永昌即对该电产生怀疑，徐当即对林蔚说：“余以方等径陈电，向皆交部，该电恐系代拟。”徐的意思是，按照军中程序，方先觉的来电一向发至主管单位军令部，再由军令部上呈侍从室。而方的这份最后一电则一反常规，绕过军令部直发侍从室，由于不符程序，因而徐对该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疑为他人“代拟”。 &br&&br&徐对方电既有怀疑，而蒋又下令立即发表，为此，徐向林蔚提出另一问题。徐说：“万一方等被俘后有不名誉情事，岂不遗笑于人。”总之，徐不赞成发表方电。接下来，“蔚文笑谓此电非假，又谓方于衡阳通电时即亲对委员长以死守自誓，此后亦属以此意电陈。”尽管林蔚断定方电非假，方不会有不名誉之举，但仍不能消除徐之疑虑。为此，徐后退一步建议：“电纵属实，亦应防其万一，且我何必争此两三日之时间。”也就是建议缓发方电，待方之下落弄清之后再发不迟，以留余地。经过徐的反复说明，“蔚文意动，谓可稍俟再办”。然而这个暂缓发表的意见未被蒋接受，林蔚“旋电话称，委员长以为纵被俘无虑也。”[25]仍坚持立即发表。于是，8月9日军委会战讯发表了方的这份最后一电。 &br&&br&以上是一段有趣的对话。徐永昌大概是侍从室之外第一个获悉方电的，同样，徐大概也是第一个对该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现在，本文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br&&br&第一，关于方电的出处。林蔚的电话通知不过是方电的第二道传递，那么侍从室又是怎样获悉方电的呢？《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于8月7日“下午三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方先觉军长……等来电”（见前）。此即方电的出处。空军以电话转报侍从室，侍从室再以电话通知徐永昌，并令徐发表，也就是说，这份数十年来被反复载入各类报刊和史籍的绝命电，不过是通过两个电话口头相传而出，全部过程均无电稿。更令人费解的是，侍从室通知徐永昌时也未拿出空军的电话记录稿，仅由林蔚口述。这份从头至尾以口述方式而形成的“电话电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永远无法查证核实。 &br&&br&第二，关于方电的时间。根据上引材料，侍从室于8月7日下午3时收到方电，但林蔚则亲口对徐永昌称方电为“阳戌电”，即8月7日傍晚7时至9时。然而时间的出入并非仅止于此。方电正式发布于重庆军委会8月9日的一则战讯，而该战讯则记载：“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七日晚十时来电报称……”[26]归纳起来，“下午3时”，“戌时”，“晚10时”，方电至少有三个时间。时间上的出入留下了任意编造的痕迹，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方电本来就没有一个可靠的出处。 &br&&br&第三，方电的上报程序。这是徐永昌提出的问题。方先觉于8月7日发自衡阳的虞未、虞申两电，均按通常程序发至军令部，唯独这份最后一电一反常规绕过军令部直发侍从室。正因为上报程序不符规范，因而徐疑为他人“代拟”。 &br&&br&第四，如果说方电于下午3时由空军转报，那么，为什么徐永昌能够收到差不多同一时间的虞未电，为什么还能收到较之3时更晚发出的虞申电。如果说该电发于戌时或晚10时，那么，根据梁子超、饶少伟的证词以及日方材料，方部此时已打出白旗并向日军提出投降条件。一个要求“送往南京”的人，同一时刻又誓言“来生再见”，距离太大，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br&&br&第五，方电是否发自衡阳。该电署有饶少伟之名，但饶却明确表示，他本人“并未参与其事，也无人和我谈及，后逃至郴州始见报载”。[27]这就是说，郴州见报之前，饶对该电一无所知。作为列名师长之一，至少饶不能证明该电发自衡阳。 &br&&br&第六，方电有“展开巷战”一语。当时由衡阳逃出的一位空军军官，在一次专访中谈到他在衡阳的见闻，其中称衡阳最后的战况是“混战”，并特地解释道：“谈不到巷战，因城内已一片瓦砾，看不见巷了。”[28]徐永昌所记方先觉虞申电也是称混战而不是巷战。巷战一语与战况不符，更像是一位局外之人依据常规所设想的战况。 &br&&br&总之，方电疑点甚多，不能自圆其说。据此，该电到底出自衡阳方先觉，还是侍从室的伪造？本文暂不结论，姑且存疑，留待再考。 &br&&br&蒋介石的裁决及其依据 &br&&br&简言之，蒋对方先觉一案的裁决完全是以政治利益的需要为着眼点，依据权力，将一个投敌者的变节事实人为地抹去。由于破绽太多，蒋之处理表现为一个反复追加裁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始于下令发表方之最后一电。 &br&&br&当方先觉下落不明之际，徐永昌建议缓发方电以留余地，而蒋则下令立即发表，实际上就是不留余地。孤立地看，徐的意见合情又合理，相反，蒋的意见带有相当的赌博性质，既不合情又不合理。问题在于，徐的意见是就事论事，而蒋的意见恰恰不是就事论事。方电因其文字极具宣传效果，衡阳战败之际，蒋实在需要于第一时间发表该电，借以消除战败的阴影。 &br&&br&根据8月8日蒋的指示，8月9日重庆各大报均以头条位置刊载方电，随后展开了大规模宣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军委会政治部机关报《扫荡报》的社论，题为《最后一电》。内称：“‘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两句话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全体衡阳守军，何以克尽革命军人的天职，何以成为革命军人的典型？在方军长等电文中说得明白：‘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可见这是二十年来黄埔建军的成功。”“方军长等的‘最后一电’，正是我国抗战胜利的保证。”社论还有这样一段话：“昔普法战后，法国作家都德，写了一篇小说，题曰‘最后一课’，以激发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衡阳守军以四十多天写了这首‘最后一电’悲壮的史诗。”[29] &br&&br&《扫荡报》的阐释与引申，将方电的宣传效果发挥到极致。本来，衡阳战败是对蒋的声誉的重大打击，然而通过方电的发表，方被塑造为军人典型，而这位军人典型则又出自“钧座平生作育”，这样，蒋不再因战败而汗颜，相反，却因作育了一位典型军人而增光添彩。本来，衡阳失守的战略后果十分严重，然而通过“最后一电”与“最后一课”的类比，方电遂成史诗。既然是史诗当然应该歌颂，而赞美之声一经掀起，战败的责任也就不便追究而不必交待了。本来，衡阳之役就结果而论是一败仗，但因方电的凛然正气，于是被宣扬为精神上的胜利，即“黄埔建军的成功”。 &br&&br&总之，经过《扫荡报》的生花之笔，衡阳之败反倒成了“胜利的保证”。这样，蒋之责任被开脱，战败的后果被淡化，国民的视线被转移。《扫荡报》与其说是在诠释方电，不如说是在诠释为什么坚持发表方电。 &br&&br&方电的发表与宣传收到了预期效果。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30]铨叙部次长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心为凄然欲绝，一切作事均觉无绪。”[31]不过，正当方电大肆赚取人们热泪之际，事情迅速发生变化。 &br&&br&8月10日，也就是方电发表第二天，有关方先觉降敌的消息陆续传来。徐永昌记载：“二厅报告，收敌广播，述方先觉率师长等举白旗投降经过。”二厅为军令部主管情报的单位。面对这个消息，蒋的态度如何？徐记载：“午间蔚文电（话），对方事委员长令设法驳敌恶意伤人”。蒋迅速做出反驳的决定。对此，徐再次提出不同意见，徐说：“该军守城四十余日，事实差强，何必反唇。且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敌人不难威逼利诱，使方更为出丑。”徐的意思是反驳对于方更为不利。
&br&&br&那么，蒋既然决定反驳，是否收到不同消息？不然。徐记载：“蔚文谓倾已询前方，据由衡阳逃出工人述，该军曾举出大的白旗派官长向敌讲条件，不允，又经炮击，乃降云云。”[32]这就是说，侍从室通过自己的渠道直接了解到的仍然是一个不利于方先觉的消息。 &br&&br&敌台的广播至少证实了这样一个问题：方先觉并未战死。如前所述，当方生死不明之际蒋即下令发表其最后一电，此举具有相当的赌博性质，实际上就是赌方必定战死。现在，至少“来生再见”一语已经失效，蒋的赌博已输去一局。接下来的问题是，方到底是降敌还是被俘？ &br&&br&日军关于方先觉投降的广播可以认为是一面之词，衡阳工人的见闻也有道听途说之嫌，两条消息并不能完全证实方之投敌，但至少都不是好消息。徐永昌所以不赞成反驳，是考虑到方既然已落敌手，如果双方“交相口角”，日军不难使方做出更为出丑的举动。孤立地看，徐之意见合情又合理，相反，蒋则不待消息核实即下令反驳，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实际上就是做新的一轮赌博。问题在于，与前次是否发表方之最后一电的争论相同，这一回徐的意见仍然是就事论事，而蒋的意见仍然不是就事论事。 &br&&br&蒋的决心没有动摇。8月12日徐记载：“午在黄山会（报），关于敌广播方先觉等投降事，蒋先生云现在中国人决无此事，仍须驳之。意至善而良苦。”这是继8月10日之后，蒋再度下令反驳。问题不在反驳的决定，而在反驳的依据。那么，蒋之依据是什么？此即“现在中国人决无此事”。这就是说，蒋所依据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并无具体事实。而这种依据概念而非事实的反驳又体现了什么？此即蒋的“意至善而良苦”的用心。 &br&&br&既然坚持反驳，也就必然坚持对方的正面宣传。徐记载：“关于方事之宣传，今午蒋先生复与文伯斟酌文字，文伯似持谨慎，蒋先生以为即发。”张治中字文白，“文伯”或为笔误。张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有关方先觉的宣传由张主管。当方先觉降敌消息传出之际，在方的宣传问题上张治中持谨慎态度，就是主张留有余地，蒋则要求“即发”，就是不留余地。 &br&&br&并无事实根据，却又毫不妥协地坚持反驳、坚持宣传，面对蒋的这些反常之举，一度甚为不解的徐永昌最终识破蒋之用意，徐在日记中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知其仍系不耘求获之计（何如退而结网）。”[33] &br&&br&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是中国传统的行为准则之一，意思是不论结果如何，但求努力去做。换言之，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那么，“不耘求获”又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在徐永昌看来，蒋对方先觉一案的处理方式是将中国这一传统准则颠倒过来，此即事情是怎样做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换言之，即使方先觉变节投敌，但概不承认，概予否认。 &br&&br&把问题联系起来，当初徐永昌力主缓发方电，其顾虑在于“万一方等被俘之后有不名誉情事，岂不遗笑于人”，而蒋则底气十足地宣称“纵被俘无虑也”。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蒋所以如此自信，并非基于对方先觉个人特殊的信任，而是基于对自己的处理方式的自信。纵被俘无虑也，表明蒋一开始就设定了这个“不耘求获之计”。 &br&&br&或许因为方电“来生再见”的誓言所产生的舆论导向作用，方的降敌消息在重庆高层传开之初，人们的头一个反应是本能地予以抵制。8月11日，军法总监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广播曾捏造方军长等前后向其投降，似绝不可信。或于倭寇进城后，欲夺路而出，途中受截击，力竭被俘，亦未可知……果被俘而仍不屈，其忠勇当终为世人所称道也”。[34]这里不仅本能地抵制方之降敌传闻，并且在主观上为方之被俘设想出一个仍不失为壮烈的过程：夺路而出，力竭被俘。 &br&&br&然而，随着梁子超关于方先觉降敌条件的传来，人们的种种猜测被无情地击碎。8月16日，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第三师团长梁子超前日因我空军轰炸衡阳得间逃出，云寇军于本月七日突破我军防御工事，攻入衡阳城，方军长见大事已去派副官长向寇军提出六项要求”。何评论道：“噫！方军长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35] &br&&br&此前，徐永昌所以不赞成反驳，其顾虑在于：“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敌人不难威逼利诱，使方更为出丑。”此言不幸言中。8月15日，日军将缴获的方先觉先前致重庆的电报发表，其中有“职属最后一兵亦必战死”等语，收到消息后徐永昌无奈地写道：“敌对我可谓极尽揶榆奚落之能事”。8月17日，徐又记载：“今日敌广播，又大登方先觉发表谈话。为敌所弄与庞如出一辙，无聊之极。”[36]这样，重庆与日军果然演成“交相口角”。 &br&&br&如此看来，事态的发展脉络似乎是很清楚的：方电一经发表，在公众舆论面前，因为与方之间存在着“作育”与被“作育”的关系，蒋的政治名誉便与方捆在一起，一开始蒋便没有任何退路。当方之降敌消息传来，不待核实即下令反驳，既是蒋的再次赌博，也是蒋没有退路的反映。蒋为方辩护，即是蒋对该案的第一次裁决。也就是从此刻起，方之投敌问题被人为地搅混。其实，蒋之反驳并无事实依据，不过是施“不耘求获之计”而已，故此一历史争议的始作俑者，其实并不是方先觉而是蒋介石。 &br&&br&方先觉的归来与蒋介石的终决 &br&&br&关于方先觉的归来，据说是11月18日夜，戴笠派其军统湖南站特工将方由衡阳救出，先到芷江，再至昆明，12月11日飞抵重庆。[37]方之归来，使这个沉寂一时的事件，再度成为社会舆论和高层人士之间一个话题。对蒋而言，也就到了为该案做一个了结的时候。 &br&&br&从蒋和徐永昌日记看，二人均于12月12日即第一时间分别召见了方。公开发表的蒋氏日记关于与方的见面仅两句话：“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38]所谓“隔世重逢”，这是特意与“来生再见”相联系。蒋知道他的日记是要为后人研读的，因而故意写上这些假话，以期将不耘求获之计施展到底。而徐永昌与方似乎未做深谈。 &br&&br&第一时间的召见等于亮出了蒋的态度，从12月13日起，重庆舆论掀起新的一轮对方先觉的宣传活动。13日《大公报》发表社论，题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内称：“方军长打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硬仗，他最后也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所以我们特别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社论最后写有这样几句话：“语云‘知耻近乎勇’，军人最应知耻。顶天立地汉子一定要脸，方军长及第十军的将士们就是知耻有勇的标准军人。”[39] 同日，《大公报》还发表了对方的长篇采访。记者说：“关心方先生的千万同胞，都为方先生的脱险归来而喜跃！”方答：“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40]不难发现，方的调子很低。 &br&&br&与此同时，官方也为方举办了欢迎活动。12月15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宴请方先觉、孙鸣玉等，餐后并举办了一个晚会。数日后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当方归之二、三日会报时，贺元晋虽提议本会开会欢迎，颂云目视余，余无语，蔚文即谓见面慰问慰问。”[41]贺国光字元靖，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元晋为笔误。程潜字颂云，时任代参谋总长。林蔚此时已调任军政部次长。这个记载表明，贺国光虽提议欢迎，但程潜和徐永昌均不表态，其实就是腹诽。最后，林蔚的意见被勉强接受。在这里，全然不见“悲喜交集”或者“隔世重逢”的气氛，提议者与默认者都是勉强的。 &br&&br&侍从室的唐纵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唐记载：“张部长于政治部欢迎方先觉，餐后余兴。先觉虽被欢迎，但似若不胜其哀戚！”[42]唐纵准确地记载了方之神态与心态。方毕竟是降将，底气不足，愈被欢迎愈是不胜哀戚。 &br&&br&如同当初宣传方之最后一电一样，所谓欢迎同样是基于政治的需要，无论方先觉哀戚与否，欢迎活动继续展开。12月20日，《救国日报》发表题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的社论。不仅将方与张巡类比，且称：“夫张巡睢阳之守，不能救唐代之久乱……而方先觉军长衡阳之守，则功在民族，较之睢阳之守，其功尤大”。社论还说：“方军长功勋高于张巡，但张巡为贼所杀，而方军长则脱险归来，或者有人以为不如张巡。其实，在唐时被俘，不降即死。现代战争，国际法规定不许杀敌俘虏。日本虽不守国际法规，但崇拜硬汉，故方军长得以不死。此则时代不同，不足有玷方氏。”[43]如前所述，何成浚早已为张与方分出高下，本文可以不再饶舌。 &br&&br&12月30日，重庆各界二百余人为方召开了一个大规模欢迎会。慰劳总会副会长马超俊致词称：方等“不仅为全国同胞热爱感佩，全世界的人士至我们的敌人也表示无限的钦敬”。谀词愈多，愈是廉价。方先觉致答词称：“苦守衡阳的结果，仍然是将先人千辛万苦开拓的土地一寸一寸的被敌人占去，我们实在是民族不孝的子孙”。[44]一位被全世界钦敬的人，说出来的话仍然是不胜哀戚。至此，持续大半月的欢迎活动基本结束。 &br&&br&宣传上的一边倒并不能封堵人们的私下议论。一位官员当面对徐永昌说：河南战事不及20日，“失城数十，而汤恩伯现仍作总司令。”“方先觉降敌后逃归，而蒋先生慰问备至，各方开会欢迎。皆属军人无耻，政府社会俱以无耻教人。”[45]看来，谎言的重复未必成为真理。 &br&&br&方等返渝后，一方面濒濒亮相于各类欢迎活动，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履行一道手续，此即向主管部门报告实情。12月16日，徐永昌日记载：“方先觉来报告其经过情形”。怎样的经过情形，徐一字未记。自衡阳失陷以来，徐永昌不厌其烦跟踪记载了大量有关方的问题。然而，最后当方自己陈述问题时，徐却干干净净一字不记。这只能证明一个问题：方证实了其投敌事实。但是，由于蒋的否认，尤其是已经广泛造成的对方的英雄颂扬，两难之间徐已不忍下笔了。可以断定，方果真没有那些不名誉的行为，徐一定会欣然记录，徐的回避也是“意至善而良苦”。 &br&&br&继方之后其他几位也履行了这道手续。徐记载：“前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来见，述被拘衡阳时情形。周称日本人甚笨，不如国人能干，仅能服从而已。”此言出自一位叛将之口，这一回徐永昌按捺不住地写下一句评语：“无行之者能干何用，周殊瞆瞢”。[46] &br&&br&在举办各类欢迎活动的同时，方先觉重任军职一事被提上议程。所谓欢迎当然是对方的肯定，但此类肯定再多也仅具象征意义，方之投敌嫌疑能否抹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能否再任军职。在这里，方先觉将经受一次实质性检验。12月20日，《扫荡报》发表社论称：“方将军等此次脱险，是其余生，是其再生。以此忠贞英勇余生再生之躯，他日重绾军服，再赴沙场，必更能发扬守衡阳的精神。”[47]这是在为方重任军职造舆论。 &br&&br&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扫荡报》社论发表的同一日，重庆统帅部几位高层人士就方是否再任军职开会磋商。徐永昌记载：“午后会报，辞修对方先觉拟再使任军长。程颂云（云）不可，谓被俘而回在日本仍须处死，欧美诸邦亦决不再起用带兵。是时郑厅长即言，数日前于魏特迈耶处会议，一美武官以方先觉与敌军长官合照之像交之，默无一语。”最后，“任职之议遂寝”。[48] &br&&br&陈诚字辞修，时任军政部部长。魏特迈耶即魏德迈，时已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郑厅长即军令部主管情报的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以上记载表明，陈诚主张再任方为军长，程潜则强烈反对。美军方面在重庆对方大肆颂扬之际将方与日军合影照片交出，虽默无一语，但却明确无误地反映了美军对方的反感与抵触。而郑介民不早不晚恰于此时将美军的这一态度抖出，实际上就是表示反对。结果，方的“任职之议遂寝”。 &br&&br&方先觉重任军职之议被搁置，是基于方曾有过不名誉的行为。而方所以被提请重任军职，恰恰是为了抹去这个污点。因此，这个就事论事的决议不可能为蒋接受，寝议的决定仅仅维持了数日便被蒋否决。12月24日徐永昌记载：“蒋先生已任方先觉为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49]显然，蒋的这道命令是越过主管部门径直下达的。蒋并不与寝议的决定者们磋商说明，因为方的任职理由是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谈的。蒋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结果，在这里，结果本身就是理由。 &br&&br&蒋所采取的此一否定之否定的行动，是继下令发表方之最后一电、下令反驳日军广播之后，必然的后续跟进行动。任职之令实际上是蒋对方先觉一案的第二次裁决。 &br&&br&方先觉归来之际，一号作战已经结束，史迪威问题也早已解决，所以对方大肆欢迎并再任军职，主要是因为前面那些种种扯牵，现在，蒋必须为该案做一个圆满的了结。然而，当该案似乎进入尾声之际，一个新的麻烦不期而至，造成蒋的了却之意欲罢不能，此即中共的介入。 &br&&br&衡阳之役所以对国共关系的调整产生转折作用，是因为它所引出的战略态势的演变，因此中共最初并不侧重于追究方先觉个人的投敌问题。不料方于12月11日返渝之际，恰逢国共谈判陷入新的一轮僵局，由于蒋拒绝毛泽东与赫尔利在延安签署的关于联合政府的协议，周恩来中断谈判于12月7日返回延安。方先觉恰于此时归来，这就为国共政争提供了一个话题。 &br&&br&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方先觉投敌问题的长篇专题报道，引证日军发表的方先觉多篇降敌谈话，将方投敌问题坐实之后，文章调转笔锋指出：“&b&此等叛国逆贼，居然在重庆大受欢迎，被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蒋介石对他们则‘慰勉有嘉’&/b&”。[50]把叛国逆贼与蒋联系起来，对方的批判落在蒋的身上，这样，方先觉一案又由重庆与日军的“口角”演变为国共“口角”。 &br&&br&批方而攻蒋，其结果是蒋与方进一步捆在一起，蒋已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必须为方辩护到底。1945年2月，蒋下令授于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51]这是蒋故意做给中共和其他持异议者看的，也是蒋的第三次裁决。然而这枚勋章还是不能平息争议。当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全大会，5月10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在大会发言，就方先觉问题提出质询。唐纵记载：“上午大会，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谣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52] &br&&br&唐纵的记载并非孤证。据徐永昌所记，大会就军事问题质询时，有人提出：“方先觉先有殉国之电，继由俘虏而逃归，政府用之……俄顷，蒋先生出而训话，谓质询者颇如代中共宣传，直如反对党代表……更罪责王昆仑，盖指询方者即王也。”[53]结果，原任候补中执委员的王昆仑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落选。 &br&&br&六全大会上的拍桌大骂，这是蒋对方先觉一案的第四次裁决。 &br&&br&10月10日，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为表彰抗战有功人员，国民政府特于是日颁布授勋令。蒋介石、毛泽东等等被授于胜利勋章，而在同一日的授勋令中，方先觉等等则被授于忠勤勋章。[54] &br&&br&蒋再度为方戴上勋章，这是蒋的第五次裁决，也是终决。不过，真正的终决权并非操之于蒋介石。 &br&&br&&b&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先后发生过多起重大投敌案。方先觉一案其特殊之处在于，对于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投敌案，蒋介石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仅坚予否认，不遗余力地为之开脱，而且两度为这位降将授勋。其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对方个人的特殊偏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赌博。在裁决方案的过程中，蒋的着眼点始终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与导向。在方先觉案与政治发生牵扯的状态下，问题本身被异化了，这种异化的产生及其过程，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民国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 &/b&&br&&br&[1]大陆方面主要依据时任暂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的文章《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见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台湾方面代表性专著是，方先觉身前指定、当时任职于第十军的白天霖所编著《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台北：天工书局，1984年）。另外，由于真假难辨，有的著作干脆采取两说兼收的处理方式，见李新、陈铁健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有关方先觉投敌案的专题研究似尚未见，并且两种论点基本上是各持一说，没有展开过正面辩论。 &br&[2] 方部构成如下：参谋长孙鸣玉，第三师师长周庆祥，预十师师长葛先才，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另加配属的暂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 &br&[3] 何成浚：《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40页。 &br&[4]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553、554页。 &br&[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556页。 &br&[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563、564页。 &br&[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568页。 &br&[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569页。 &br&[9] 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695号，日；渝字第698号，日。 &br&[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576页。 &br&[11] 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日，台北：“国史馆”印行，1994年。 &br&[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33页。该社论原标题为《论衡阳的失陷》。 &br&[13]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4页。 &br&[1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575页。 &br&[15] 《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第76页。 &br&[16] 《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第77页。 &br&[1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撰：《湖南会战》（《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9），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年，第543-545页。该书称孙鸣玉为孙鸣全，误。 &br&[18] 饶少伟：《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68-171页。 &br&[19] 《徐永昌日记》，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梁子超时任第十军一九○师五六九团团长，见《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附录1，表8。 &br&[20] 《方先觉将军投诚 披沥对和运信念》，《申报》日，第2版。 &br&[21] 饶少伟：《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73页。 &br&[22] 敏之：《访问方先觉将军》，（重庆）《大公报》日，第3版。 &br&[2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573页。 &br&[24] 《徐永昌日记》，日。 &br&[25] 《徐永昌日记》，日。 &br&[26] 《衡阳巷战守军力斗 方军长等誓死殉城》，（重庆）《大公报》日，第2版 &br&[27] 饶少伟：《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67，168页。 &br&[28] 刘毅夫：《衡阳四十七天 空军一孤军陈祥荣的经历》，（重庆）《大公报》日，第3版。 &br&[29] 《最后一电》，《扫荡报》日，第2版，转引自瞿韶华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日。 &br&[30] 唐纵日记，日，见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50页。 &br&[31] 《王子壮日记》，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2001年。 &br&[32] 《徐永昌日记》，日。 &br&[33] 《徐永昌日记》，日。黄山官邸为蒋在重庆的官邸之一。 &br&[34] 《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下册，第461页。 &br&[35] 《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下册，第463页。按，张巡，唐开元进士，安禄山叛乱发生后起兵抵抗，守睢阳（今商丘）数月，城破殉难。另，梁子超为一九○师团长，何此处记载有误。 &br&[36] 《徐永昌日记》,、17日。按，庞指庞炳勋，1943年日军围攻太行山，庞被俘后降敌，因重庆方面否认并反驳，日军遂故意发表庞的多篇投降谈话。 &br&[37] 《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第80页 &br&[3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651页。 &br&[39] 《向方先觉军长欢呼！》（重庆）《大公报》日，第2版。 &br&[40] 敏之：《访问方先觉将军》，（重庆）《大公报》日，第3版。 &br&[41] 《徐永昌日记》，日。 &br&[42] 唐纵日记，日，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478页。 &br&[43] 《方先觉不愧张睢阳》，《救国日报》日。转引自《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第122、123页。 &br&[44] 《欢迎第十军将领》，（重庆）《大公报》日，第3版。 &br&[45] 《徐永昌日记》，日 &br&[46] 《徐永昌日记》，日。 &br&[47] 《欢迎衡阳守将归来》，《扫荡报》日，转引自《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第121页。 &br&[48] 《徐永昌日记》，日。 &br&[49] 《徐永昌日记》，。12月27日，重庆军委会任命方先觉为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或许为割断与第十军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牵扯，1945年初，方改任青年军第二0七师师长。 &br&[50] 《方先觉投敌经过》，《解放日报》日，第1、2版。 &br&[51]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755号，日。&br&[52] 唐纵日记，日，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08页。 &br&[53] 《徐永昌日记》日。 &br&[54]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878号，日。
谢邀。 估计题主是刚看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哦，不，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衡阳保卫战本身在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东方战场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战略作战——一号作战中的一个双方伤亡比较大的作战。该战说起来，国军打的还算有可观之处。不过，失败就是失败，没…
我才真正觉得最高票才是没有讲到点子上。&br&&br&台湾人为什么反感连战大陆行哪有那么复杂，还需要分蓝营绿营普通民众？&br&&br&70周年本来是要在首都举行纪念的，结果被某市长取消了，理由是因为要照顾到某些人的心理。对于这一举措，岛内一大群人叫好，觉得岛内声音如此的多元化，就是应该照顾到这些人的心情。紧接着某前任总统抛出二战日本祖国说，台湾人为日本祖国而战没有抗日的言论，岛内又是很多人赞成，然后那些不赞成的也纷纷说，我们尊重，尊重，尊重不同时代的人的想法。&br&&br&而现在大陆有一个盛大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了，又是这一群人跳出来说，二战明明是我们打的，你们有什么好纪念的，然后群起而攻之。&br&&br&&br&抗战明明是在中国大陆国土上发生的，明明是中华儿女用血和泪换来的伟大胜利，明明是中国人用3500万生命牺牲的代价拼出来的胜利，怎么就不能纪念了？因为是中华民国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纪念了？端午节是楚国人纪念屈原的，你要不要过端午节？&br&&br&你说你自己领导的，那你们倒是纪念一下啊？可是你们连自己是中国人都否认，还来说中日战争是你们打的？你们自己说要尊重殖民时代把日本当祖国的人的情感所以不纪念，那么现在有人纪念70年前伟大的民族抗战，结果你又满身的不舒服。&br&&br&&br&综上，台湾对于连战大陆行不爽没有那么多原因，就一点了，看不惯大陆如此的强大的不平衡而已。&br&&br&说法一套一套，都是表象原因。&br&&br&哪有那么复杂。
我才真正觉得最高票才是没有讲到点子上。 台湾人为什么反感连战大陆行哪有那么复杂，还需要分蓝营绿营普通民众？ 70周年本来是要在首都举行纪念的，结果被某市长取消了，理由是因为要照顾到某些人的心理。对于这一举措，岛内一大群人叫好，觉得岛内声音如此…
天底下只有杀头的生意，没有赔本的买卖。&br&&br&&br&&br&多数人其实骨子里还是赞同唯结果论的。&br&&br&&br&&br&&br&说到底，谁也不是小白兔，谁都有黑历史，但是作为国家政党，该做的事情要做好。&br&&br&如果常凯申炸完大堤后，也能做到&br&&br&驱逐日寇，收复失地；&br&&br&统一华夏；&br&&br&然后在国际上纵横捭阖，一会以美制苏，一会儿拉苏抗美；&br&&br&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出高尖端军工；&br&&br&发展经济帮助几亿人脱贫，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国民教育，卫生体系，&br&&br&甚至在他和他的直系继承人手中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登世界强国(可预见的将来甚至是第一强国)的宝座，&br&&br&&br&&br&那么，七八十年前的那场人为的灾难也许还有洗白的余地。&br&&br&&br&&br&&br&毕竟还可以说，那是为了整体利益不得已牺牲局部利益，那是为了民族的将来不得不暂时忍受的苦难。&br&&br&一个政党只有伟光正，却绝不犯错，怎么可能呢！&br&&br&走了点弯路也是可以宽容理解的。&br&&br&&br&&br&&br&&br&可惜的是，常凯申炸掉花园口后连日本人也没挡住，该转进还是继续转进，该贪污腐败还是照样贪污腐败。&br&有多少兵丁不是战死在沙场，而是被他们腐败的官僚体系给饿死虐死的&br&&br&&br&如果有巨大收益，先期付出巨大代价也可以理解。&br&&br&但就算在黑暗森林的生存体系中，牺牲也不能是白白的牺牲吧&br&&br&&br&可KMT光顾着祸害老百姓了，该做好的事情一件没做，&br&&br&那老子凭什么给你洗地呀?
天底下只有杀头的生意，没有赔本的买卖。 多数人其实骨子里还是赞同唯结果论的。 说到底，谁也不是小白兔，谁都有黑历史，但是作为国家政党，该做的事情要做好。 如果常凯申炸完大堤后，也能做到 驱逐日寇，收复失地； 统一华夏； 然后在国际上纵横捭阖，一…
先讲个八卦吧，号，一个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胖子在登上赴美游轮之前，托朋友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买两三千英镑的股票。而他好心的朋友买了十倍于此的股票，于是他下船时，知道自己大赚了一笔。写信给妻子分享喜悦。&br&两周后黑色星期二，这个胖子在纽交所的大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化为乌有。&br&没错他是丘吉尔。&br&一般人遭遇这种事情大概反应如下「股市都是零和游戏」「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政府管一管」「美国太邪恶」&br&但是丘吉尔没有，他回国之后官运亨通，拉拢美国，死磕工党，拖垮纳粹，维持英联邦。重要的是他继续炒股。&br&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要喝完剩下这点咖啡&br&敬丘吉尔！&br&&br&我们知道经济史很无聊的，特别是扒某些具体专题史研究的时候。但是股市危机+财富/人生的毁灭会使得某些具体时间的经济史变得活跃起来。它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神话，单就上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戛然而止的原因；股市大崩溃与大萧条的原因；大繁荣带来的工业社会的产生方式等等。曾经有两种解释方法。&br&&ul&&li&第一种是基于道德上的考量，因为「资本主义的贪婪，狂妄自大」导致的报应，也就是历史决定论。因为它并不是基于经济上的分析，所以仅仅可以作为床前小故事读一读。&/li&&li&第二种是由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在国内依然很有市场。这种解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它如今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因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事件诸如石油危机与滞涨。这些经济事件反而回头赋予了20世纪大萧条一层更新的含义。&/li&&/ul&&br&补充一点：美国在20年代已经在实施干预货币供应及价值的政策了。一战前成立的联邦储备银行可以绕过国会的控制。方式不是印钞（20年代初的流通中货币是36.8亿美元，1929年是36.4亿美元）。而是总的货币供应，货币替代物，赊贷的有了巨大增长，日是453亿美元，1929年是730亿美元，八年增长了61.8%。联邦储备局自己也说过「我们在商业需要拓展时提供额外赊贷，保障商业衰退时的正常运转。」请注意这系列政策是在凯恩斯还没有形成理论前就实施的。而凯恩斯的理论是在原有正统的英国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小步。英国自身的经济哲学家们早已主张政府干预，一战以前的霍特就有此主张，1918年后成为了「经济学常识」。并通过《凡尔赛和约》传到美国。&br&&br&有一种观点，普遍认为胡佛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偏爱古典自由主义，拒绝动用政府资金刺激经济。罗斯福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新政。使美国脱离了困境。还认为新政是区分年旧式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新的良性调控及社会福利学说的分水岭。这种说法起源于罗斯福的同僚及追随者准新闻式的宣传，接下来由两代左倾学者将其构建成一个定式。&br&&br&这种观点风行一时，若不是70年代一系列经济事件的出现，甚至会风靡现在。然而它所叙述的事实较少，事实比它更复杂且有意思。&br&&br&胡佛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一战使世界进入了社会工程设计的时代，「无私仁慈的改革者」「社会工程师」应该以人民的福利出发，代替商人的地位来管理经济，抛弃市场价值观及追求利润的动机。苏联全面信奉这种社会工程学。而且大体实现了这一学说的要求。胡佛不仅信奉它，本人就是一位工程师，在威尔逊战时政府任职时，他主导实施的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政策使他赢得了世界级的声望。高尔基，凯恩斯都曾经夸奖过他。继任者罗斯福与他的观点类似，曾经写信告诉朋友「应该让胡佛来当总统。」&br&&br&对于胡佛的政策不再赘述，有兴趣的知友可以查下他任职商务部长时的作为。比罗斯福还罗斯福。&br&&br&遗憾的是当胡佛1929年成为总统时，导致日后经济萧条的因素已经开始运行，并且他并没有采取唯一有效的办法----使人为的低利率上升到自然水平。无论从哪个方面，胡佛的政策都体现了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特征&br&&ul&&li&增加政府开支，1931年政府赤字22亿美元，政府开支占据GDP的比重由1930年的16.4%上升到1931年的21.5%&/li&&li&运用政府资金激活经济，1931年通过金融公司的复兴将政府资金扩大到所有行业。&/li&&li&兴建大型工程，旧金山海湾大桥，洛杉矶导水渠，胡佛大坝等&/li&&li&通过紧急援助和建设法案，1932年通过新税收法案增税，实现了美国在和平年代税收最大的增长。&/li&&li&攻击证券交易，调查股票市场。阻止必要的停业整理，将信贷责任推给银行。&/li&&li&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提高了11项关税，将经济萧条扩展到了欧洲。&/li&&/ul&&br&1933年初，胡佛任内的最后几周，美国的金融体制已陷于瘫痪。其干预主义政策将大萧条延长了四年。银行危机产生通缩。对于这一现象，胡佛愚蠢地加以阻止。其实1932年，大萧条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复苏是缓慢且虚弱的。&br&&br&知识分子对相关的苦难也很关心，但有的知识分子报道他们目睹的事实，如《第三个冬天里的纽约》。他们注意到随着大量出租车的退出，剩下的出租车却更卫生了；皮埃尔饭店降低房费勉强度日，新开的瓦尔多夫饭店总是爆满，而且收费标准不变；帝国大厦只租出去了一半的房间，但有55万人愿意花钱去顶层观光；他们还注意到零售业因为受到干预较少，直接面对市场做出反应，反而较为繁荣。而工业却由于高工资等政策受到重挫。&br&&br&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转向左翼或者投身政治。他们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去描述国家，知识分子一直憎恨市场经济的野蛮体制，对他们来说经济萧条不是沮丧而是刺激。他们发现大商业市场经济意想不到的倒塌了。他们本能地支持计划经济。30年代计划经济形成了新的世界观，这一类图书充斥市场。历史学家比尔德鼓吹美国要制定「五年计划」；海里曼说「我们已经离开了个人主义的时代」；《商业周刊》嘲讽地问：「你还相信自由贸易吗？」还说「现在问题不是实行不实行计划经济，而是谁来实行。」&br&&br&逻辑角度讲，胡佛这位伟大的工程师和奇迹创造者更符合他们的预期，胡佛的在任四年，大量干预并实行计划控制。可惜他的形象已经败坏。神话的传言和禁酒问题，以及自己的糟糕形象。使罗斯福在竞选大幅度击败了胡佛。吊诡的是，这种程度的选票领先在五十年后的里根身上重演。而其主张，却又截然相反。&br&&br&现在我们迎来了主角罗斯福&br&&br&最重要的问题，美国如何走出经济衰退。在当时的两党中并无争议，胡佛与罗斯福都主张计划控制，并且二者都是经济扩张政策的信徒。但是二者在竞选中相互反感，事后关系冷淡，他们的不和是不加掩饰的，这种不和也对罗斯福的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尽可能的使自己的政府在表面上不同于胡佛政府。而胡佛时期已经开始的经济复苏，在「罗斯福市场」上得到了体现，罗斯福坐收其利，他利用新媒体，启动「炉边闲聊」节目；他能够将问题变为答案，如在银行破产问题上，他说这是银行家的假日；国会是民主党的，所以罗斯福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情况下通过《紧急银行业法案》；不到一个月接触禁酒令；他的计划经济政策以破记录的速度在自己党派所主导的国会中获得通过。此即罗斯福「百日新政」。&br&&br&罗斯福的政策给人以大刀阔斧改革的印象，但其计划背后并没有实质性的经济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一直对平衡预算的理念坚信不疑，他的政策并非基于凯恩斯的模型，因此他不可能如有的学者所言是「通过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发展的总统」。当然在他任内，联邦储备银行是实施通胀政策的，但这样的政策已经连续施行了十年。他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对胡佛的修修补补。&br&&ul&&li&《紧急银行业法案》与《工业借贷法案》都是对胡佛金融建设政策的延续&/li&&li&《房屋拥有者借贷法案》也是对前一个类似法案的延续&/li&&li&《证券交易法案》《金融法案》是延续胡佛改革商业运作方法的尝试&/li&&li&《劳动关系法案》更加方便地组织工会，赢得了工人组织的支持，但它依然只是扩展了胡佛的《诺里斯--拉瓜地亚法案》&/li&&li&《农业调整法案》削减了政府的调控能力，这与《泥土流失法案》和《土壤保护和家庭分配法案》直接矛盾。&/li&&li&《国家工业恢复法案》是胡佛式的「暗示性经济」。但是因为罗斯福参加过一战，所以这种政策具有强迫成分，如果商人不「自愿」遵守政策的，将会「受到惩罚」。也因此该法案被批评为《极权主义》，在最高法院宣布其违宪时，也并没有什么人为其辩护。&/li&&li&使用105亿美元，雇佣850万人，新建12.2万楼房，7,7万座大桥，285个机场，66,4万英里的公路，2.4万英里的水渠，以及大量操场，公园和水库与胡佛的作为完全相同。&/li&&/ul&&br&罗斯福政策与胡佛政策不同点在于他重启了威尔逊一战时的经济计划，为田纳西流域提供便宜的能源，不过这是个孤立的计划。用以抓住南部选民的政治策略。&br&&br&所以罗斯福与胡佛的经济政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支持罗斯福的学者们说「罗斯福新政带来了经济恢复」。支持胡佛的学者们说「罗斯福法案带耽误了胡佛政策已经带来了效果。」从现在的角度看，二人都是通过通胀这一措施组织了经济的恢复。1937年是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生产达到了1929年的水平，失业率降低为14.3%，然而年底就开始下滑，1938年失业率达到19%。经济真正恢复是从1939年9月之后，当欧洲战争的消息传到纽约后，纽交所一片欢乐，1941年美元价值突破了1929年的水平。凯恩斯1940年曾经演讲说：「承认欧洲战争对美国经济的恢复是至关重要的。你们的战争准备， 不但不需要牺牲什么，而且还是对经济的刺激，这种刺激是无论新政成功或是失败都不能给予的。它促进了个人消费和生活水平的提高。」&br&&br&也因此，罗斯福在政治上的成功不是源于经济政策的成功，他的经济政策基本延续前任，但是经过时间转化成为了神话，罗斯福表现出了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对什么都好奇的特征。这与柯立芝，胡佛等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平民作风不同。也因此赢得了知识阶层的忠诚。新闻记者们喜欢罗斯福，在罗斯福逝世之前，罗斯福的谎言，生活作风，对新闻记者的秘密指令，不顾后果等都没人曝光。新闻界的忠诚获得了回报，罗斯福称知识阶层为「智囊团」。他的随从有社会工作者，激进分子，斯大林式中央经济控制论者，反大商业者。并无多少杰出的知识分子。并且，社会上对他的批评只会加强他对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以绝对优势在选举中获胜。&br&&br&事实是罗斯福与美国30年代的时代精神比较合拍，这时期人们都批评资本主义的道德而欢迎集体主义的政策。20年代的英雄是商人，如爱迪生。30年代美国人感觉到了苏联的存在，而且苏联铁幕后抛出的橄榄枝又如此诱人，紧接着苏联模式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推崇，并赞扬计划经济。美国过去与现在一直是一个奇怪的社会，一旦原本的期望破灭，很容易导致信仰丧失。在30年代早期美国没有移民国外的历史，但苏联招募时，有超过十万美国人应聘。他们认为在苏联没有失业与痛苦。「条条大路通莫斯科」「从资本主义世界来到社会主义世界好比得到了重生。」&br&&br&在这种氛围下，罗斯福应运而生，他的伟人化，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他的新政与经济危机，只是细枝末节的边角讨论。讨论这种氛围的的形成有跑题之嫌，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我们不对造成20世纪可怕灾难的原因——道德相对主义，个人责任的衰退，对自身能力的自负等进行反思与改正，那这种灾难会重新降临。如果克服了根植于每个人内心的对苏联的冲动，那时候再来讨论罗斯福与他的新政，也许会有更多的见解。
先讲个八卦吧，号，一个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胖子在登上赴美游轮之前，托朋友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买两三千英镑的股票。而他好心的朋友买了十倍于此的股票，于是他下船时，知道自己大赚了一笔。写信给妻子分享喜悦。 两周后黑色星期二，这个胖子…
&b&首先声明，有些键盘侠就是垃圾，自己什么书也不翻，什么百科也不查，就看看网上的段子，觉得国民党，国军官兵就是一帮废柴，搞得像好像这些键盘侠自己指挥就能打赢一样。&/b&&br&&br&&b&【新添加】我写这个答案的主要目的不是想为部分国军在豫湘桂的无能辩解，在知乎上充斥了太多对豫湘桂战役中双方客观物质实力差距的瞎编乱造，在这个问题下就有好几个答案就这样。我的主要目的就是打那些瞎编乱造双方实力，部队番号等等人的脸&/b&&br&&br&总之，豫湘桂战役国军战败其实情有可原，但是败得这么惨出乎所有人意料，这种惨败不是前线官兵怎么拼命就能弥补的，而是得靠盟军高层博弈才能缩小在中国战场与日军的差距。&br&&br&以下分豫湘桂三个省逐一复现当时交战双方的战力差距对比：&br&&br&河南省：&br&日本参战部队：12軍内山中将の指揮下には第62師団と第37師団、第110師団、独立混成第7旅団の各歩兵部隊のほか、戦車第3師団と騎兵第4旅団、关東军第27師団が入った。5月19日に第63師団と独立歩兵第9旅団のみでの攻略を命じたが。（*）&br&根据上述材料能够知道日军在河南投入了5个师团（包括一支战车师团）以及其他独立混成旅团，这些部队总兵力超过15w，这还不算上之后的后勤，补充等等部队。&br&在这里随便举出2支日军师团来说一下，62师团，后来参加冲绳岛战役，3个月里24w美军进攻10w日军，美军在这么多飞机，战舰巨炮的强大火力掩护下，以及优秀的装备的配属下，伤亡7w；&br&日本第三战车师团，配属255辆坦克（不是装甲车，是坦克）。&br&国军参战部队：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副司令官汤恩伯指挥名义上40w国军（实际数量我觉得能有35w算是不错了）。在这号称40w大军中，反坦克炮+重炮数量不超过50门，也就是说这点火炮连打一个日本战车师团的坦克量都不够，日军完全可以5辆坦克打一门火炮得开挂（而且日本的97型坦克，在解放战争中的锦州战役，一辆东北野战军的97坦克中了10炮照样冲入锦州城，冲到国民党锦州司令范汉杰的总部）。所以，这30+w国军，只是有着国械装备的国军，完全没有火力优势可言（更没有美械）。&br&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中美空军有优势啊。遗憾的是，由于史迪威扣着燃油，竟然河南会战的时候，日本第5航空军出动了2700架次，中美空军只出动了400架次，制空权是在日军手里。（*）&br&再说后勤补给，15w日军有着6000辆卡车运送各种补给，而对面的国军，连大部分军官都吃不饱饭，更不要说基层士兵了。&br&（最后再说一句，稍微有点脑子，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河南农民怎么可能缴了国军的械。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作家刘震云，他老家河南省延津县在黄河以北，38年就沦陷了，早就是治安区了。他把他老家乡亲在1942饿死的事情栽赃到是国民政府和国军导致的，拜托，刘震云老家都是鬼子的治安区了，饿死人不怪日本人和伪政府。再说国军被缴械的问题，被缴械的部队基本都蒋鼎文的部队，不是汤恩伯的部队（其实严格意义上汤恩伯31集团军也有被攻击的，比如13军军长石觉回忆，他的部队炮兵营经过豫西时，就被土匪攻击。另外从山西增援的国军第2，第14军也被那些人攻击。哪怕在豫西，中共地下党一大堆的原来杨虎臣的国军第38军，照样被攻击，你能说有一大堆地下党掌权的第38军军纪差到让老百姓缴械？明明都是土匪然后变汉奸的无差别攻击）。而且缴械的人基本都是豫西的土匪武装别廷芳的残部，豫西是蒋鼎文防区，豫中才是汤恩伯防区，这些人后来也缴过解放军的械）&br&&br&湖南省：&br&日本参战部队：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所辖第3、第13、第27、第34、第37、第40、第58、第64、第68、第116，及第5、第7、第12、第17独立混成旅团，共10个师团、4个混成旅、1个飞行团&br&国军参战部队：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第一、第二十四、第三十、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四军、第十军、第三十七军、第四十四军、第九十九军、暂编第二军，共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6个军&br&这么一看，不用说了吧，日本参战了有快30w。中国军队，纸面上看好像有21个军，可是这个21个军在2年内接连打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浙赣会战等等，完全不满员（举了例子，这次参加衡阳保卫战的中央军第10军，下辖4个师，总兵力1.8w。没看错，一个军四个师连2w都没有）。&br&这时候很多人又会说，1944年国军是美械。但是1944年国军就滇西远征军和驻印远征军是美械，在豫湘桂的国军一律国械。就拿当时国内战绩最出色的，同时也是湖南第九战区主力的74军来说，这个军换上美械的时候是1945年，第四方面军成立，才换上美械。1944年的时候，全军顶多就几个军官去广西拿了几把美械手枪和几十发美械子弹（如果真要看1944年国内美械军的水平的话，就看71军36师为例子，36师最早是3大德械师之一，后来在滇西作战，换上来美械。全师近万人，只有步枪1784支，迫击炮62门，轻重机枪200挺，没有一门山炮野炮。连优先补给的滇西的美械军都这水平，更不用说湖南的国械军一个师会有几门迫击炮，几杆枪了（*））。&br&（这里也多说一句，抗战期间国内国军大规模美械时间是在1944年12月之后，军委会在管理战区事物的军政部（部长陈诚）外又设立一个“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陆军总司令部下属4个方面军和杜聿明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为滇西远征军），然后这4个方面军共计3+3+5+4=15个军接收美式新装备。由于陆军总司令部的部队相当于军政部-战区系统的部队比较精锐，当时的人就把前者叫做“反攻司令部”，后者叫做“防守司令部”。因此说豫湘桂战场国军有美械军或者美械师的，哪怕美械旅团营，都可以算造谣。当时位于湖南湖北战场，之后在解放战争的“五大主力”中的整编第74师（原来的第74军），整编第11师（原来的第18军）换上美械还是1945年被编入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之后的事情了。而且在1945年，由第三，第四方面军外加驻印远征军新六军主导反攻湖南的芷江战役以及之后战斗，第一方面军主导的反攻广西的战役，第二方面军外加驻印远征军新一军计划的广州战役，从结果看来，鸟枪换炮后也的确没有辜负当时人称做的“反攻司令部”）。&br&&br&广西省：&br&日本参战部队：1944年8月，日军侵占湖南衡阳后，为准备进占广西桂林、柳州，日军成立第6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出动第11军横山勇第3、第13、第37、第40、第58、第116师团，及战车、重炮联队，共6个师团又1个旅团，于8月29日由衡阳沿铁路向湘桂边界推进；以第23军2个师团又1个独立混成旅。&br&国军参战部队：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第二十七、第十六、第三十一、第三十五集团军，及第六战区孙连仲第二十四集团军、汤恩伯兵团，共9个军、2个桂绥纵队。&br&这次陆军还是不用说，日本少说有20w左右，国军撑死30w，倒是空军上日本就150架，中美空军217架，出动次数也比之前好多了。&br&战败的原因和之前一样，倒是在广西，桂系的保存实力让人大跌眼镜，加剧了败势。&br&（这里再多说一句，很多人在看到1944年广西战事的时候，都知道有个所谓的“中央军美械精锐”93军一枪不放就丢了广西全县，然后还把城里的物资，也就是经过驼峰航线运给中国的2%物资中的一部分供应给杜聿明的第五军的物资给烧了，没烧的也被日军缴获了。这里想说的是，这个93军只是中央军中的杂牌军，中央军的旁系部队而已，完全说不上嫡系精锐。而且装备也不是美械，只是刚好这帮人装备了国械，然后守着供应给滇西杜聿明部队的美械的大仓库，很多人就觉得是美械了。然后很多人还会说抗战胜利后，第一批13个美械军里面有这个93军，具体情况是这个中央军的93军因为丢了全县，军长被蒋介石枪毙，1945年初在贵州，这个军被其他国军奉命“消灭叛乱”的名义把这个军武装解散了。然后93军的番号就给了当时云南王龙云的表弟卢汉的滇军某部，那部分滇军整编成了93军，然后配备了美械，就成了美械93军，再然后这个滇系美械93军被编入卢汉的第一方面军，参加了1945年反攻收复广西全省的战斗）。&br&&br&&b&所以，希望不要苛责吃不饱饭，没有钢盔，穿着草鞋（*），没有坦克重炮掩护的国军官兵，可以击败装备精良，士气高涨（1944年日本170个师团，被歼灭了7个在太平洋），体力充沛的头戴钢盔脚着胶鞋的日本兵。&/b&&br&&br&而且1944年的中国，真的已经陷入了国穷民疲的境界了。美国对华援助在二战期间总有65w吨物资运入中国，可是其中98%是归在华美军和美国14航空队的，2%物资给500w中国军队。但是更加应该看到的一点就是，美国人一个师一个礼拜的的物资消耗都比这2%要多得多。所以国军拿着这么点援助，硬扛了日本7年（其中65w援华物资，1944年仅运进来23w，1945年运进来40w）。&br&&br&&b&键盘侠想骂，口里也积德，不要动不动就说国民党投降当伪军当汉奸，不会打仗等等。&/b&&br&&br&资料来源（引号内为资料原文）：&br&&b&0，《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这篇论文详细讲了国军抗战各个时期的武器水平，等看完这篇论文，我想什么1944年豫湘桂的美械军，美械师都可以闭嘴了&br&&/b&1，经常看到河南战役5w日军击败40w国军，而且那些回答也会贴副豫中会战中日双方部署情况（最高票贺仙答案有），虽然图上日本有5个师团，但是很多人还会狡辩一个师团就1w人。这些师团大都从华北东北调来，虽然暂时无法查到一个师团准确多少人，但是可以通过之前的战损看到这些师团损失了多少人。下图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期，华北日军的每月损失（每个月死亡几百人为多数情况，而且百团大战时期，华北国军也在山西绥远察哈尔进行进攻）：&br&&img src=&/0a23cb8a83_b.png& data-rawwidth=&600& data-rawheight=&391&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00& data-original=&/0a23cb8a83_r.png&&所以从这个侧面的角度可以看到，无论这些日本师团被敌后的八路军怎么打击，这点兵力损失恢复都是想当容易的（整个华北的小鬼子一个月才死那么点，分摊到各个师团，独立混成旅团下面，那点损失感觉随便回日本本土找几个兵又能补充上了）&br&再看一张图片，日本战车师团在集结（看到这么一望无际的坦克，装甲车，有点震撼的感觉。在河南会战中，日军也是这么做的，几十辆甚至上百辆坦克装甲车排成一字冲向对面国军阵地）：&br&&img src=&/1f892bcdbc26_b.png& data-rawwidth=&550& data-rawheight=&361&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50& data-original=&/1f892bcdbc26_r.png&&2，据日军记述，在河南会战中，“敌机出动共约400架次，我出动飞机共为2700架次，约为敌之7倍。”--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河南会战》（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162页&br&3，陆军第36师（德械师，滇西美械远征军）的装备情况：&br&&img src=&/9c6bbe9e040b2d6ec832_b.png& data-rawwidth=&550& data-rawheight=&293&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50& data-original=&/9c6bbe9e040b2d6ec832_r.png&&&br&5，滇西美械远征军士兵单兵装备情况图：&br&&img src=&/fec38d95023_b.png& data-rawwidth=&400& data-rawheight=&249&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400&&（图为日，在中国远征军第53军即将向腾冲日军发起冲锋前，美军联络组把自己的钢盔送给中国士兵。这些钢盔将优先配备给冲锋在最前边的士兵。然后再注意一下士兵们穿了什么鞋？是草鞋）&br&&img src=&/3db8b69e1e89bda0f92f_b.png& data-rawwidth=&400& data-rawheight=&254&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400&&（第2次印缅大反攻从云南出发的中国远征军也同样是草鞋兵。图为美军向国军第5军第200师作为中国的精锐部队分发胶鞋，在这里胶鞋是一种荣誉和战斗力的象征）
首先声明，有些键盘侠就是垃圾，自己什么书也不翻，什么百科也不查，就看看网上的段子，觉得国民党，国军官兵就是一帮废柴，搞得像好像这些键盘侠自己指挥就能打赢一样。 【新添加】我写这个答案的主要目的不是想为部分国军在豫湘桂的无能辩解，在知乎上充…
这是知乎上二战时期的苏联军队被黑的最狠的一次。&br&&br&以前只见过黑大清洗，黑41年大溃败，黑政治阴谋，黑督战队和人民内务委员会，黑人海冲锋，黑奸淫掳掠的。尽管这些黑点未必都属实，但起码不完全是无中生有。&br&&br&但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黑苏军在反攻时期的战斗力的。你看苏联军队一场接着一场的战败，两年半的时间里一路败到了柏林。就你家国军27场会战一路高歌猛进。然后&br&&br&&img src=&/5b8d5f1f8de5a984cb2299_b.png& data-rawheight=&1920& data-rawwidth=&108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080& data-original=&/5b8d5f1f8de5a984cb2299_r.png&&&br&&br&真要拍的话，你看看怎么拍吧。淞沪会战你拍出来倒是还有点看头。像什么南京保卫战啊，豫中会战啊，中条山会战，豫湘桂大溃败之类的。你不拍显得不完整，框架搭建不起来。拍了且不说台海对面怎么看，咱自己人看了也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br&&br&何况战略上起个大早，战术上赶了晚集是你家国军的一贯尿性。光这就意味着《伟大的卫国战争》那套叙事方式咱们肯定玩不转。&br&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种事情拍出来也不好看。弄到电视剧里倒是无所谓，拍出纪录片就呵呵了。当然并不是说苏军就一定没有这种现象。而事实上德军高层和中层贪腐就很严重。但是人家胜利实打实的摆在那里。&br&&br&&br&&br&再者而言。三十到四十年代可以说是苏联军队在军事理论上的和实战运用上的巅峰。苏德战争时期的每一场会战都可以作为机械化战争时代的经典战例被写进教科书。苏德双方进行的是领先于整个时代的高水平的较量。这也是军事史上俄国首次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时超越了西欧国家的时期。&br&&br&不要以为老毛子就会个人海冲锋。那都是骗小孩子的啦。毛子二战时的坦克产量是小鬼子的足足四十倍。军方的飞机年产量都是五位数。再者来说，看看索姆河被像韭菜一样成片收割的英军你就会知道人海冲锋只是白白送死而已。&br&&br&而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军队论单兵素质和战斗意志可能可以排到世界前五，其战斗作风之顽强完全称得上一流。但是机械化水平完完全全是个笑话。无论是战术理论还是实战水平都停留在一战的层面。和苏德战场根本不存在横向可比性。不信？我给个图你看看&br&&br&&img src=&/5a6b42d53fae5e500ddf3c0_b.png& data-rawheight=&1920& data-rawwidth=&108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080& data-original=&/5a6b42d53fae5e500ddf3c0_r.png&&&br&整个二战一共就生产了2515辆坦克。心疼惹。德国是49341辆坦克&br&苏联是105664辆。&br&&br&&br&&br&另外附一张租借法案的援助清单。图有些不清楚凑合看吧&img src=&/bf984e98d7_b.png& data-rawheight=&1920& data-rawwidth=&108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080& data-original=&/bf984e98d7_r.png&&&br&&br&————————————————————————————————————————————————————&br&要我说我们拍抗日纪录片，肯定应该着重突出军民一致同仇敌忾顽强抗敌的血性和民族精神，以及着重突出值得描写的局部胜利。体现国军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的英勇和爱国精神。以及不畏强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气氛。顺便再歌颂一下敌后战场的顽强抗争和巨大作用。&br&&br&至于苏式的纪录片还是算了。不是我们拍不出来，是没素材可用。1944年苏军的钢铁洪流攻入德国本土，和精锐的武装党卫军厮杀的时候。我们的军队还只能“一个步兵师在九门迫击炮的掩护下进攻日军据守的高地”。这水平未免差的太远了些。
这是知乎上二战时期的苏联军队被黑的最狠的一次。 以前只见过黑大清洗，黑41年大溃败，黑政治阴谋，黑督战队和人民内务委员会，黑人海冲锋，黑奸淫掳掠的。尽管这些黑点未必都属实，但起码不完全是无中生有。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黑苏军在反攻时期的战…
&p&大概在90年代末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位国民党老兵结识。&/p&&p&他说，日本人其实是很厉害的，打得中国人屁股尿流，几十甚至是几百人就能把几千几万中国人像杀猪一样干掉。&/p&&p&作为一名国民党老兵，他是爱国的，他也和我说过，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唯我独尊，击败对手，往往就描述对手是多么的愚蠢，（他说过国民党军队正规军其实也是讲纪律的，像什么南征北战里风纪扣不扣是不符合历史的），毕竟一个弱智对手，是不能显示正义者真实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反而给人一种投机取巧的感觉。&/p&&p&2006年我又一次见了他，那年他已经年过九十了，见面只有一个中午，又聊到这个话题，他说：尊重对手，才能磨砺自己，就像瓦砾不能代替磨刀石一样。&/p&&p&丑化对手，其实就是愚弄自己；丑化对手，并神化自己，除了证明自己不堪，唯一能验证的那就是在未来自取灭亡。这是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犯罪。所以，我对那些抗日神剧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总是报以最大的恶意，他们是骗人被骗骗自己，他们的愚蠢是会毁了这个民族的未来的。&/p&&br&&p&我爱这个国家，也毫无隐晦的喜爱日本和美国，他们是个好对手甚至是好敌人，美国的强大就在于不断树敌，激励自己更大更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什么长治久安，没有竞争对手的世界，毕然只有自甘堕落，我们受封建思想的那种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的误导太深了，深到活该自己倒霉。&/p&&br&&p&那位老兵姓陈，应该活不到今天了，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否则，他对南征北战尚且如此寄怀，看到今天的抗日神剧，浑浊的眼中流出清澈的泪水，那恐怕才是我们这个民族乃至国家最后的丧钟吧！&/p&&br&&br&&p&其实今天看抗日神剧，我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怕鬼子怕到骨髓里了，怕得不成神不罢休，怕到不成神不知羞耻。&/p&&br&&p&老老实实说一句话，被打怕了，被这帮现代人打趴了，这种神剧，简直是国耻，国耻，一场看似神圣的强奸戏的逆战，除了可笑，可耻，唯有可悲了。&/p&
大概在90年代末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位国民党老兵结识。他说，日本人其实是很厉害的，打得中国人屁股尿流，几十甚至是几百人就能把几千几万中国人像杀猪一样干掉。作为一名国民党老兵，他是爱国的，他也和我说过，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唯我独尊，击败对手，往往…
《二战演义》第45回 &br&&b&希特勒兵临莫斯科 斯大林雪中战元首&/b&&br&且说那日，希特勒率军33万，兵临莫斯科城下，希特勒身披M32军服，胯下骑一匹虎式坦克。手持卡宾枪。高声呼喊，斯大林小儿，速速开城来降，不然我铁蹄所到之处，寸草不生！&br&只听得一声炮响，莫斯科城门大开。斯大林驾T34一马当先。左手华西列夫斯基，右手朱可夫 互为犄角。&br&希特勒持枪大骂：斯大林，汝何德何能？敢身居高位？&br&斯大林反唇相讥：汝等背信弃义。来犯吾疆，安敢在此饶舌？&br&希特勒不甘示弱：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对内大清洗，众将帅人人惶惶不可终日，汝今日众叛亲离也，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狺狺狂吠。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列宁乎&br&斯大林大怒：匹夫希特勒。背信弃义。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br&说罢斯大林一脚油门，直接杀向希特勒。双方鼓声大作，两人战到一处。众将都看的呆了，真是眼花缭乱，不相上下。&br&突然一阵妖风刮过，大雪继至，希特勒渐渐招式散乱，德军阵上隆美尔见势不妙，急忙一脚油门，拦住斯大林。救下希特勒。德军立刻鸣金收兵。&br&&br&退军路上，隆美尔一脚油门追上希特勒。欠身相问，元首生平打遍欧洲无敌手，今日一战，缘何不复当年之勇？&br&&br&希特勒瞥了隆美尔一眼：“妈的，莫斯科太他妈太冷了，老子穿的M32跟斯大林穿个大棉袄能比？”&br&&img src=&/a991bafce0e83bf_b.jpg& data-rawwidth=&299& data-rawheight=&220&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299&&
《二战演义》第45回 希特勒兵临莫斯科 斯大林雪中战元首 且说那日，希特勒率军33万，兵临莫斯科城下，希特勒身披M32军服，胯下骑一匹虎式坦克。手持卡宾枪。高声呼喊，斯大林小儿，速速开城来降，不然我铁蹄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只听得一声炮响，莫斯科城…
日本驱逐舰2战的神话，没有一个超过萨马海战中的塔萨法隆格海夜战。&br&&br&日本海军名将之花田中赖三中将，率领8艘DD去给瓜岛的日本陆军送饭，夜遇美国5艘重巡巡逻编队，立刻抛掉货物改变队形，进行夜战雷击，以近乎教科书般的精准操作，在改变队形中齐射鱼雷，美国重巡4艘，3个重创，1个沉没。成为DD夜战雷击遭遇战的精髓之战！&br&&br&————更重要的是，成功饿毙了帝国海军的最大对手近一万名陆军马鹿！真乃海军之良将蝗国之栋梁。
日本驱逐舰2战的神话，没有一个超过萨马海战中的塔萨法隆格海夜战。 日本海军名将之花田中赖三中将，率领8艘DD去给瓜岛的日本陆军送饭，夜遇美国5艘重巡巡逻编队，立刻抛掉货物改变队形，进行夜战雷击，以近乎教科书般的精准操作，在改变队形中齐射鱼雷，美…
&p&关于冈村宁次为何获判无罪一事，日本作家野岛刚曾在《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一书中，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p&&h2&&b&为了日本军民遣返任务的顺利推动……&/b&&/h2&&p&在国民政府全面动员军舰、民间船只以及铁路等运输工具的情况下，日本军民的遣返任务，远比想象中更加顺利；当初原本预计整个任务大概需要3~4年，但实际上从战争结束开始仅仅用了10个月，到1946年夏天便几近大功告成。和被苏联拘禁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的凄惨状况相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p&&p&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国防部也安排手续将包括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等旧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大部分核心成员，透过上海遣返日本。&/p&&p&另外，以冈村为首，包括宫崎舜一中佐、小笠原清少佐，以及通译和军医等在内的14人仍然留在中国。这些残留人员借用了旧日本大使馆后方一间民宅的二楼，作为他们的住处兼工作场所。&/p&&p&这个残留下来的团队以南京联络班的身份，担负起为各地战犯安排法庭辩护、推动尚未归国者的遣返等相关工作。&/p&&p&只是，也有人清楚察觉到，“为了日本军民遣返任务顺利推动”这个借口，根本不足以作为国民政府不逮捕冈村的理由。因此，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张逮捕冈村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p&&p&根据台湾“国史馆”的资料显示，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实力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曾于1947年6月，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冈村宁次的处理方案”的文件：&/p&&p&&i&&b&冈村是侵略中国的魁首，同时也是被指定为战犯的人物，若是依法对他进行处置，对于国内舆论也可以产生宣传效果。我们可以用对他判处有罪，再以特赦加以减刑的方式，一方面表现守法的态度，同时也展现出中国式的宽大政策，可谓一举两得。&/b&&/i&&/p&&p&&i&&b&（《蒋中正“总统”文物》）&/b&&/i&&/p&&p&只是，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白崇禧的提案，冈村担任长官的“中国战区徒手官兵善后联络部”的解散也一路延到了年底。&/p&&p&时间迈入1947年，随着遣返任务告一段落，冈村所在的联络班也解散了，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的小笠原清等人，也都陆续返回了日本。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