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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期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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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试题库蛋白质化学一、填空题1．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种，一般可根据氨基酸侧链（R）的大小分为侧链氨基酸和侧链氨基酸两大类。其中前一类氨基酸侧链基团的共同特怔是具有性；而后一类氨基酸侧链（或基团）共有的特征是具有性。碱性氨基酸（pH6～7时荷正电）有两种，它们分别是氨基酸和氨基酸；酸性氨基酸也有两种，分别是氨基酸和氨基酸。2．紫外吸收法（280nm）定量测定蛋白质时其主要依据是因为大多数可溶性蛋白质分子中含有氨基酸、氨基酸或氨基酸。3．丝氨酸侧链特征基团是；半胱氨酸的侧链基团是；组氨酸的侧链基团是。这三种氨基酸三字母代表符号分别是4．氨基酸与水合印三酮反应的基团是，除脯氨酸以外反应产物的颜色是；因为脯氨酸是—亚氨基酸，它与水合印三酮的反应则显示色。5．蛋白质结构中主键称为键，次级键有、、、、；次级键中属于共价键的是键。6．镰刀状贫血症是最早认识的一种分子病，患者的血红蛋白分子亚基的第六位氨酸被氨酸所替代，前一种氨基酸为性侧链氨基酸，后者为性侧链氨基酸，这种微小的差异导致红血蛋白分子在氧分压较低时易于聚集，氧合能力下降，而易引起溶血性贫血。7．Edman反应的主要试剂是；在寡肽或多肽序列测定中，Edman反应的主要特点是。8．蛋白质二级结构的基本类型有、、和。其中维持前三种二级结构稳定键的次级键为键。此外多肽链中决定这些结构的形成与存在的根本性因与、、有关。而当我肽链中出现脯氨酸残基的时候，多肽链的-螺旋往往会。9．蛋白质水溶液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亲水胶体，其稳定性主要因素有两个，分别是和。10．蛋白质处于等电点时，所具有的主要特征是、。11．在适当浓度的-巯基乙醇和8M脲溶液中，RNase（牛）丧失原有活性。这主要是因为RNA酶的被破坏造成的。其中-巯基乙醇可使RNA酶分子中的键破坏。而8M脲可使键破坏。当用透析方法去除-巯基乙醇和脲的情况下，RNA酶又恢复原有催化功能，这种现象称为。12．细胞色素C，血红蛋白的等电点分别为10和7.1，在pH8.5的溶液中它们分别荷的电性是、。13．在生理pH条件下，蛋白质分子中氨酸和氨酸残基的侧链几乎完全带负电，而氨酸、氨酸或氨酸残基侧链完全荷正电（假设该蛋白质含有这些氨基酸组分）。14．包含两个相邻肽键的主肽链原子可表示为，单个肽平面及包含的原子可表示为。15．当氨基酸溶液的pH＝pI时，氨基酸（主要）以离子形式存在；当pH＞pI时，氨基酸（主要）以离子形式存在；当pH＜pI时，氨基酸（主要）以离子形式存在。16．侧链含—OH的氨基酸有、和三种。侧链含—SH的氨基酸是氨基酸。17．人体必需氨基酸是指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靠食物提供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包括、、、、、、、等八种。18．蛋白质变性的主要原因是被破坏；蛋白质变性后的主要特征是；变性蛋白质在去除致变因素后仍能（部分）恢复原有生物活性，表明没被破坏。这是因为一级结构含有的结构信息，所以蛋白质分子构象恢复后仍能表现原有生物功能。19．盐析作用是指；盐溶作用是指。20．当外界因素（介质的pH＞pI、电场电压、介质中离子强度、温度等）确定后，决定蛋白质在电场中泳动速度快慢的主要因素是和。二、选择填空题1．侧链含有咪唑基的氨基酸是（）
A、甲硫氨酸
B、半胱氨酸
D、组氨酸2．PH为8时，荷正电的氨基酸为（）
D、Asn3．精氨酸的Pk1=2.17、Pk2=9.04（-NH3）Pk3=12.48（胍基）PI=（）
A、1/2(2.17+9.04)
B、1/2(2.17+12.48)
C、1/2(9.04+12,48)
D、1/3（2.17+9。04+12。48）4．谷氨酸的Pk1=2.19(-COOH)、pk2=9.67(-NH3)、pk3=4.25(-COOH) pl=（）
A、1/2（2.19+9。67）
B、1/2（9.67+4.25）
C、1/2(2.19+4.25)
D、1/3(2.17+9.04+9.67) 5．氨基酸不具有的化学反应是（）
B、异硫氰酸苯酯反应
C、茚三酮反应
D、双缩脲反应6．当层析系统为正丁醇∶冰醋酸∶水=4∶1∶5时，用纸层析法分离苯丙氨酸（F）、丙氨酸（A）和苏氨酸（T）时则它们的Rf值之间关系应为：（）
A、F＞A＞T
B、F＞T＞A
C、A＞F＞T
D、T＞A＞F7．氨基酸与亚硝酸反应所释放的N2气中，氨基酸的贡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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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化经济到阳光经济
阳光经济－生态的现代战略
原著：赫尔曼·舍尔
译者：黄凤祝、刘丽荣
引子：从生化经济到阳光经济
1、纵火狂的权力
2、对古生化资源开采的依赖性：经济运作过程与其生态及社会基础脱钩
3、通过利用阳光型资源，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回馈
4、从政治到经济的太阳能战略
引子：从生化经济到阳光经济
合唱团：揭露这，被遮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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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还未晚时，就将之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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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的危险。
合唱领唱：火的危险是众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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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是所有的燎，是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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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另名之，谓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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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唤之城市的摧毁，庞然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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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问何之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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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领唱：绝灭这可朽市民的种性。
合唱团：永远是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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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之命运，只是因它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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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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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永远无法扑灭的！
合唱领唱：我们的岗哨已经开始了。
（Max Frisch: Biedermann und Branstifter,
马克斯·费什的剧本：“老实人与纵火者”的开场白。)
经济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高速度的和连续不断的科技发展飞跃。我们在这个时代经历着信息、生物和基因技术的快速传播；首当其冲是航空和宇航技术的发展、核技术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应用、自动化、电气化、铁路建设和蒸汽机的威力等等。这些技术迅速地改变了，并且继续改变着个人与社会的生活条件，经济和政治结构。它们－－特别是原子生物化学武器－－超越了物理的、地理的、精神的，以及人类道德的界限。也逾越了我们能够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时限。这种持续快速发展的，并且不断增强的现代化建构于一个生化的框架。它被过去绑缚着手脚，核心已经僵化，其植根于蕴藏量与开采量的基础－－依据其对未来的期待－－事实上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生活在生化世界经济中。
世界经济被冠以“生化”的定语，是指世界范围内的能量供应主要从生化能源中获得，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都依赖于生化能源的存在。这里所强调的基本矛盾，即推动经济发展的新技术和高效率，与现阶段能源供给所勾勒出的黯淡的未来图景，无需戴上文化悲观主义的眼镜，就可以根据自然规律加以描述：一切经济活动都植根于物质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物理化学转换过程，也就是能量转换的分配与消耗的基础之上。能量和物质的基础是nervus rerum（拉丁文：万物之灵），万物之精髓，也就是亚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所说的“机器中的精灵”。〖1〗
选择某种特定资源基础的决策，是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基本元素，比之当时的经济秩序，无论是倾向于资方的还是倾向于工人的，是自由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能源和物质的消耗范围越广泛，后果越严重，人们反而越少谈论这一问题，这也是20世纪的一个特点。20世纪初，弗里德里克·索迪曾经在他的基础性著作《物质与能量》一书中写道：“能量和物质的关系法则，所具有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纯科学。在整部人类经验史中，它必然获得人们的特别瞩目，而且它最终控制着政治体系的浮沉，国家的自由与被奴役，贸易和工业的发展，财富与贫穷的起源，以及人类的普遍幸福。这个物理法则迄今为止没有获得应有的认识，没有被作为关于未来的第一个问题来对待，是无法原谅的。”〖2〗
能源和物质的全部重要意义之所以被简化为一个从属问题，是因为生化能源和物质基础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交换的。因此，经济学仅仅把能源问题作为影响价格构成的一个因素。不管能源来自于何方，能源和物质从原则上被认为是可以由人来支配的。当一种能源或原材料被另一种所代替，只会被视为是一种孤立的交换过程，不会触及经济结构－只要没有与决定性的价格变动联系在一起。〖3〗如此看来，能源和原料的选择只是专家所面对的技术、经济问题，以及新近出现的生态问题。这与科学技术时代的意识形态不谋而合，正如尤尔根·哈伯马斯所描述的那样：在个别的事物中寻求逻辑上联系的解答，它只能有目的的、理性的处理特殊功能的载体，而不是关于事物另一选择可能性的一般性社会探讨。〖4〗特别是技术问题，人们总是喜欢把价值、意向、利益，以及因其矛盾所产生的冲突割裂开来考察。
对于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社会与政治后果的认识，推动了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但是自然规律与技术规律的关系几乎没有被纳入经济的总体分析，尽管，正如汉斯·伊姆勒（Hans Imler）强调指出的那样，“新时期的工业财富、技术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均建筑在物质和生物生态系统生产率的基础之上。”〖5〗政治和经济活动家缺少与此相关的知识，而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本身过于强调专业性，而失去了全局的眼光。人们必须认识到，对于有限资源不断增长的依赖性将导致全球生态危机，使长期以来被掩盖的社会灾难得以最终爆发。此外，人们也意识到，技术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正在不断加深。这种认识使“政治自然经济学”成为一个中心议题。
世界经济的生化性，决定了这一程序编制的最终结果是整个生存基础的毁灭，对于太阳能资源的普遍重视与利用因此也越来越紧迫：阳光型资源不应该仅仅作为生化（也包括原子）能源的补充，而是应该取而代之。生化能源基础使世界经济得以步入繁荣－但同时也使其走向覆亡。
纵火狂的权力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越具活力，它也就会被越快地推入深渊：
－因为用于生产、出售、消费的物质材料所借助的能源，绝大部分都是生化资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以及作为核能材料的铀；－因为生化原料，特别是石油，以及金属材料是生产工业成品和半成品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现代世界经济，虽然自诩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已经踏上从“开放型世界市场”到“开放型世界社会”的征途，但事实上，它已陷入一个有限的系统，迟早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关门的商店”。
我们的星球是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系统。相对于稳定的太阳能量流、太阳和月亮的引力以及宇宙射线，它是开放的。相对于生化资源的潜力（当然是站在人类行动力所及的视平线，因为这些能源的阳光起源可以追溯到几亿年以前），以及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空气资源，它是封闭的。只要世界经济建筑在这个有限的能量与原料基础之上，那么它注定只有一个倍受局限的前景，在这里有两个无可辩驳的理由：其一，生化资源终会枯竭；其二，在生化资源转换过程的同时，我们这个星球有限的、但事实上也是必不可少的生命要素－－水、土壤、空气和地球大气层－－必然会遭到过度使用、损耗以至破坏。
从能源消耗的种类来看，第二个原因事实上早已成为一个危险的火种。统计显示，世界能源消耗的32％来自燃烧石油；25％来自煤炭燃烧；17％来自天然气燃烧；5％为核物质燃烧；14％为燃烧各种生物物质－－这一消耗迄今为止只有一小部分考虑到生物物质相应的再生。世界能源总消耗中，水能仅占据了6个百分点。生物物质的利用，通过平行种植新的植物使之成为一种持久的能量载体，目前这一做法主要存在于所谓发展中国家的乡间。世界经济原本主要通过石油、煤炭、天然气和核能燃料的“火力助推”，并以其作为赖以生存的载体。世界经济乃至全球社会已经完全被纵火狂所把持，它永不停息地点燃大量生化燃料，并执着于这一系统，不管它最终会把人类引向何方。科学家的警告以及环保政策的承诺并没有被人们放在眼里，种种迹象表明，从1990年到2010年，全球被点燃的生化能源还将提高50个百分点。
对纵火者而言，全球社会“装备精良”，正如马克斯·费什在《老实人与纵火者》中所表述的那样。对于戏剧《没有教条的说教》中所提出的问题：“你把什么交给了那些人？我看见了！－是火柴！”，老实人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如果他们真的是纵火者，你认为，他们会没有火柴吗？”按照老实人的理解，从世界文明的各个角度来看，以燃烧能源作为供给的生化能源经济，连同他们政治的、科学的、传播的后援者，均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只是指明了人类的需求－－如果没有原子和生化的火情，在这颗星球上获得能量是件不可能的事。世界经济的能源基础存在的越长久，不用说越强大，人类的生存机会被“燃烧”得就会越彻底。全球社会正面临着最后的生死抉择。灰烬还是阳光。
生化资源显然比金属资源消耗得更快。石油、天然气或者煤炭储量，一旦燃烧，就无法再利用。只有核废料可以重新使用，作为一种能源，可利用的时间相对比较长；但是必须付出代价，核危险不断增长，放射性物质不断提高，加之于未来的负荷最终会无法承载。与之不同的是，金属原材料原则上可以再利用；其最终潜力可以扩展。但是在转换过程中－虽然与从物质到物质的转换有着本质的区别－－还是同样无法避免损耗和生态问题的出现。
人们通常认为，能源和原料的转换相对于资源不可逆转的掠夺，对生态环境构成危害所需的时间更短。弗里德里希·施密特－布雷克在他的“系数10”－－也就是能量和物质的投入在产生生产和服务能力的过程中，随着资源生产率的提高降至原来的十分之一－－的基础上推导出下面的理论：“问题在于原材料转换的量，而不是原材料的种类。”〖6〗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在于所投入的是生化资源还是可再生资源，而是经济转换过程中的“生态功效”。较高的资源生产率也被公认为是必须的－也就是阿莫瑞·洛文思和埃尔乃斯特－乌尔里希·冯·魏茨泽克在较为温和的方式“系数4”〖7〗中所阐述的：认为能源和原料来源的选择问题相对于消耗量微不足道，这一论点是我坚决反对的。
我的第一个论点是：世界文明只有不遗余力，立即转向采用可再生的、同时是自然可以负担的资源，摆脱对生化资源的依赖，才可以从已经存在的生化资源陷井中逃脱出来。我并不想在优化资源生产率的目标和可再生资源之间搬弄是非。那些低估可再生资源意义的人士，更容易建构这种表面的矛盾。这种面向阳光型世界经济的转换，首先要改变经济的逻辑，并对经济发展的方向发生深刻的影响。它是全球社会未来生存能力的关键所在。
阳光型世界经济通过利用阳光型能源和阳光型原材料，可以满足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总体需求。永不枯竭的阳光型和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的光能和热能，热风和热波，水能，来自植物和其它有机物质的能量；来源于植物的原料也是阳光型的，是光合作用的产物。其它与此相关的概念有：生物所产生的有机物质总体，损耗再生原料，生物的或生物所产生的物质。作为集合概念我还是建议使用阳光型原材料这一概念。这不仅明确标明了其直接来源，而且也涵盖了从生化资源及其它有限资源，到依靠太阳能不断更新、亲和自然的另一种关系。系统地－－以生态温和的方式保证持续不断地损耗再生－－利用阳光型原材料可以持久地满足人类大部分的物质需求。
迫切推广阳光型资源除了基本的生态因素，需要阐述的还有经济、和平政策以及其它社会因素：
1. 鉴于全球经济的增长态势，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只会进一步巩固目前人类和环境已无法承受的高资源消耗。所有产量目标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必须与阳光型资源的同步转换直接相连。此外，阳光型资源的利用较之生化资源更有利于优化资金配置－也就是更理想的分布和配置投资、生产力和物资。众所周知，阳光型能量的转换－除生物所产生的有机物质总体之外－是无放射性的。
但人们很少知道，阳光型原料及其相应的转换技术使得一种目的性很强且高产的资源投入成为可能，同时有利于水源、空气和土壤的涵养与保持，提高能源的生产效率。因此利用可更新资源，不必大费周折就可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生产目标，资本也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2.石油、天然气和几种战略性资源濒于枯竭的状态，加剧了资源危机。〖8〗问题并不单单是会带来哪些环境后果，潜在的资源还可以维持多长时间。同样重要的问题是，这些资源分布在哪里，也就是说，谁掌握着支配这些资源的经济权力，谁来决定应该付出的代价，还有最终由谁来为这个代价付出。
运输与开发的路径问题可以诱发戏剧性的冲突。它们孕育着真正意义的世界大战的危险，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是在欧洲，第二次主要局限于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海湾战争和1994－1996年的车臣战争，揭开了日趋尖锐化的资源战争的序幕，正如汉斯·克伦贝格在《为石油的血》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9〗远在资源枯竭之前，洲际经济区域之间及其内部因为传统资源趋于没落而引发的经济冲突即开始不断升级，而且这种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两条走势相反的曲线已越走越近：一方面是对生化能源和战略资源的经济支配能力越来越低，一方面是国民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导致需求的不断增长。一旦两条曲线相交，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更具威胁力的冲突在所难免。首当其冲是资源开发的路径、价格和分配危机的激化，这将给世界经济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3. 能量和原材料资源仅分布于地球上相对小范围的区域内，但是其需求却是全球性的。首先是工业社会，接下来是整个世界经济，对这种资源基础的依赖程度越大，时间越长久，能源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影响就越深刻。早在“全球化”这个概念尽人皆知之前，资源依赖就已强制实施了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控制资源的目的，不仅左右着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世界格局和前苏联的解体，而且预设了经济活动的重心，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经济格局。资源依赖性加强了－显性或隐性的作用－文明的外力控制和非自主性，及其对危机的易感性。
本书主要致力于以下问题的探讨：
－－世界经济自18世纪末划时代的工业革命开始，对生化资源矿脉的依赖不断加强，尽管由此拓展了更多文明发展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其本体也日显脆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另一方面，我将力图阐述我的第二个论点－－面向阳光型能源和原料基础的转型，对于确保全球社会的未来安全将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其深度的、广度的和长远的影响可以与工业革命相匹敌。
通往阳光型世界经济的道路还将带来一场变革，它将触及几乎所有现存的利益。由此也会产生许多冲突和矛盾。为了避免这些冲突，许多人在决定性的“起源问题”面前停住了脚步，或是降低了声调－－以后再说。但是世界经济对生化能源和原料的依赖时间越久长，产生的后果就会越严重。
对古生化资源开采的依赖性：经济运作过程与其生态及社会基础脱钩
有一种时髦的说法，认为资源的重要性越来越小，因为新的、令人目不暇接的技术飞跃使得经济日趋“非物质化”和“非工业化”。事实上这种说法只会导致新的轻率和倾向的产生，忽略能源问题的存在，此外还会使所谓在所有紧急情况下都会产生新的技术解决办法的异端邪说得以进一步巩固。会思考的机器人目前正处于技术开发过程中。“微型化”首先在通讯技术领域的应用，正如美国未来学家米丘·卡库（Michio Kaku）所热情鼓吹的那样，〖10〗预示了无限的新的可能和自由。基因技术预言，我们可以将技术移植到生物学过程，并且全部或部分的取代这一过程－－就象生物物理学家格里高利·斯涛克（Gregory Stock）在《变形人》一书中轻松描述的那样，在那里人和技术被合成为一个可怕的“超有机体”。〖11〗“生物技术时代”预示了一种可能，食品可以完全脱离自然生产条件的界限而被生产出来－－吉瑞米·瑞夫金（Jeremy Rifkin）已对此作了评判性的证明。〖12〗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告别进化论，断断续续推导出一个新的理论，使我们飞升成为“自然的舞蹈动作设计者”（米丘·卡库Michio Kaku）：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阳光型资源对这个星球的馈赠？
在我们面前并没有可供支配的无穷大的生化资源潜力，虽然海底的甲烷泡沫或是矿物原料蕴含着潜在的开发前景，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将它们从海水中提取出来？合成技术能否为“所有时代”提供能源？我们能否从其它星球获得无穷无尽的新的原料，或是开发新的生物圈？从19世纪起就不断被人们提出的能源问题，难道是杞人忧天吗？－威尔海姆·福克斯（Wilhelm Fucks）在《权力公式》一书就其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述。〖13〗全球生态危机难道只是一个易怒的、对技术缺乏了解的文明批判者的幻觉，因为持续不断的全球技术革命最终会解决这一危机？
梦想，泡影：能源问题绝对没有过时。忽略这一问题来构建“美丽新世界”的人们（这对于阿尔多斯·休克莱（Aldous Huxley）是一个苦涩的讽刺，而现代技术诡辩家们却认为其大有希望），只是被现实发展片断的、时髦的夸张与一般性的描述冲昏了头脑。
即使资源是在无人的、计算机控制的工厂里被加工和消耗－－结果也是同样的。所谓“非物质化”和“非工业化”，与高能源和高原料需求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对个别生产率的需求降低，会转而导致总需求因为高能耗的服务业的增多而增长，例如运输业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另外，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对资源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亚洲大陆已经开始全盘拷贝生化资源的工业模式。仅在中国和印度，其人口总和已达到20亿，居住着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寄希望于从地壳深层、从海洋或者从其它星球获取原料，而不考虑能源消耗与不断增长的环境危机，是一种疯狂的，拒绝面对现实的表现。
此外，认为资源问题已不再是中心问题的天真看法，也与北约目前的新的战略定义南辕北辙，即从今以后，要把能源和原料资源的安全问题纳入北约的视线范围。
全球竞争而非全球生态预防措施
全球机构改革完成它们的摧毁性行动，并没有受到有关刹车与转向的国际决议的丝毫影响－－尽管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实现了环境政策的全球化，通过了《21条备忘录》。自从八十年代初，为美国总统卡特而写的《全球2000年》报告公开发表，“全球化”这个词首先被用于生态预防措施。〖14〗但是与此同时，这一概念也被视为国际企业间竞争的同义词，即尽可能多地摆脱关税的制约，去除高薪，以及社会或生态因素的负担。1994年在马拉卡什（Marrakesch）签署的关贸总协定（WTO）奠定了全球化的基本规则，它将进一步确保资本、货物运输和服务业的自由流动。参与这一协定谈判与签字的政府，在两年前同样签署了21条备忘录，但是人们对两份协定之间的矛盾之处并没有提出质疑。相对于全球环保政策语义模糊的决议，WTO的规则非常具体，而且具有约束性，它甚至成立了一个制裁机构以对付协定的破坏者。关贸总协定减轻和降低了运输与资源消耗的费用，对货物交换更快、更多的明确要求，也促进了运输能源的投入。扩大世界农产品交易的意图，促使在农业经济中使用有损自然的种植方法，同时也拓展了权威的职能性农业康采恩的活动空间。关贸总协定有助于提高世界经济的总产量，但是它保持了对可枯竭资源的持续依赖，同时没有对高度垄断的资源康采恩的活动空间进行制约，在某种意义上，关贸总协定提高了破坏过程的速度。
全球化的两种维度目前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生态的维度和经济竞争的维度。对全球竞争的保护被宣布为至高无上，相对于气候或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经济竞争享有政治优先权；同样，关贸总协定先于21条备忘录，竞争权先于环境权，眼前的利益先于未来的利益。这一矛盾只有通过采用阳光型资源基础，才能够予以消除。把世界文明引入死胡同的，并不是大量的技术投入－－就象那些流行的有关全球环境危机的议论所说的那样－－而是迄今为止的资源选择和技术发展方向，以及建立在生化能源载体之上的基础架构。引导人们走出死胡同的，也不在于基于生态理由的技术疏离，而是决然地告别非阳光型资源。
只有通过利用阳光型能源，有目的地疏离生化能源消耗－－也就是我的第三个论点－－经济全球化才能从生态角度被承载；只有通过经济结构和文化调整，才能遏制生化世界经济的破坏力，带来一个拥有未来的、多样性的、符合人类公正的发展动力。
生化资源主流的起源
生化资源思潮始于工业革命。起点是蒸汽机的发明，它在将人类和畜类的体力劳动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种“古老”的技术并没有被退而搁置在展览馆里，伟大的核能、煤炭、气体或是燃油发动机直到今天依然遵循其原理进行着工作。世界经济结构仍然深受其影响。所有在其后发展的技术，都与其所确立的生化能源基础密切相关。
1769年由詹姆斯·瓦特研制的蒸汽机，在那个时代的能效领域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量的飞跃，并由此开创了工业革命的道路。〖15〗能效的提高使得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其后果，是原料和能源投入快速与持续的增加！最初人们使用木材或者木炭作为燃料。但是相对于蒸汽机的迅速普及，附近树林可供开采的木材资源潜力太小了。因此煤炭成为首选的燃料。卓越的转化技术决定了资源选择的方向，一次性确定的资源选择也决定了关于未来的技术选择。石油和天然气随后也被补充进入生化能源系统。所有由此产生的转换技术都把生化能源作为决定性的基础。
高“能源密度”的发展要求，也就是低运输消耗与能源容积的高能源含量。可供支配的能源重量越轻，价格越便宜，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为廉价能源与资源的愿望就增长的越快，市场就会拓展地越广阔。从工业革命衍生出不断加速的永久性的世界经济革命。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生化能源经济，不仅仅是这种发展的传送带，它还使得全球化成为经济活动的“坚硬的法则”。
加速过程与替代过程
关于这种转变过程的速度与作用，早在1848年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即有所论述。有关的段落在今天尤具现实意义。人们只需将“资产阶级”与今天“全球游戏者”的概念交换一下－－尽管两者的本质并不可完全等同－－就会获得一幅可以想象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现实图景，他们片面的、自负的模式化发展思路也是如此：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
〖注：《共产党宣言》译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254－256页，人民出版社1972〗
尽可能不受限制地提高盈利的目标，以及旨在产量提高、企业集中、市场拓展与替代竞争的资本利用的经济规律性，并不是从工业革命才开始出现的。它既不局限于市民阶层，也非现代意义的经理人的专利，显然，它永远也不会过时。但是可能性并不是永远等同的。
并不仅仅只是“资产阶级”紧跟着这一发展的步伐。很久以来，几乎所有依赖于工业革命及其后续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生存条件的人，或是感觉到这一依赖的人，始终保持着对于这种发展延续性的热情，其中也包括左翼政党和工会。正如岩·罗斯（Jan Ross）在《时间》一书中所肯定的那样〖16〗，没有承担个人风险和自我负责的企业，没有市民阶层，高度组织性的国际资本主义同样可以正常运转。对于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来说，长期的责任权衡甚至具有干扰性，因为文化与社会方面的过多顾虑会妨碍企业的正常运作。那些二十世纪不存在资产阶级的所在，例如在苏联，工业革命的进程是按照计划推进的，同样遵循技术－经济的规律－－只是在经济上较少扩张，因为广袤的苏维埃联盟自身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原料蕴藏，不必依赖全球性的开发。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尝试的失败，显然与试图象“西方”的系统立约人那样，遵循相同的发展逻辑有直接联系。只是在那里效率很低，因为官僚主义盛行，缺乏个体企业的激励机制。苏联解体之后，原有的世界霸权融入世界经济，其自身作为能源和原材料的保留地被开发。
现代加速技术，使投入运转了200年的经济替代过程，完全步入了高速轨道。第一阶段是所谓第二产业的工业生产取代第一产业的农业和林业经济，在工业革命之前，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从事农业和林业生产。在所谓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大发展之前，1900年前后，大部分的人口都在从事工业生产。第三产业重新接纳了那些因为工业生产进步而失业的人们。2000年前后，工业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口都在从事第三产业。在较迟推行工业化的地区，这一过程正在不断地重复上演，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也是如此。这种对工作的替代进程是没有尽头的。信息技术现在已经波及、渗透到所有产业，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试图用生化资源和技术取代人的劳动。
这种转换发生的越快，所产生的社会断层也就越大。那些试图跨越这一先后连续的产业发展过程的地区，通常都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和文化后果－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进程的推动力是不断加强的企业集中，最后形成跨国康采恩的“共同帝国”。与此同时，国家机构也直接地、毫不掩饰地转向自己的利益。国家从相互竞争和民主选举的政府，变成了殖民管理机构。“全球游戏者”绝大多数隶属于资源经济－－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并非偶然。它们是能源、原料和农业康采恩。
为了抵制这一恶劣影响，必须加强国际组织的力量。但是相对于国际机构，跨国企业的经济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目的性更明确，组织也更为灵活、高效和精良。它们根据需要进行兼并，吸纳政治和科学精英，利用他们达成全球性的承诺。他们根据需要强制推行所谓的国际经济法，这一法律剥夺了民主制度下经济政策性的和已经存在的组织法，并对其核心责任部分作了决定性的削弱〖17〗。在企业之外，他们对于人类、自然和未来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他们看上去是道德的，或者，基于广告和市场策略的驱动，扮演着慈善的赞助人和捐献者的角色，但他们永远都是肆意专横的。跨国企业是以全球卡特尔的模式，建立私人企业组织形式的全球计划经济的一个最好选择。它伴随着其自身独特的行为压力载沉载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但是其特征却恰恰相反：企业和资本不断国际化，但对于企业和资本的依赖者并不是这样。国家被取消，但并不是为了促进共同生活和普遍自由的形式，而是为了推动私人经济组织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追求的并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源自法国大革命的有关人性与民主的最终价值，而是抽象的民主和贫富之间不断加深的鸿沟。“共同帝国”真正践行了“放眼于全球，行动于地区”的生态口号：他们行动于全球，汲取精华于地区。谁掌握世界资源的支配权，最终就会掌握自然、乃至社会及其政府的支配权。
经济与社会的脱钩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起步，就出现了经济过程与地理、社会、文化和生态基础的系统化脱钩现象－－在货币和金融交易领域，甚至完全脱离了原有的企业基础。能源和原料的开采空间与其转化空间发生脱钩。生产岗位与市场脱钩，种子生产与农业经济脱钩。产生环境破坏诱因的地区，与遭受破坏性后果的地区脱钩。此外，还有日益国际化的政治决策中心与实行民主机制的政治机构的脱钩；公司与股东的脱钩；当前决策与长期远景的脱钩，以及现实与未来的脱钩。人类开始疏离文化，其人生价值观与真实的生存关系彼此脱钩。经济的运转加速了这一发展，任何安全感与片刻的喘息都是多余的，它驱使人类一意孤行、不考虑任何后果，矛头最终会指向自身。它超速运转着。
对于全球化这种运作方式的批评正在日趋尖锐－－但是，涉及到如何从社会与生态可以承受的角度来进行具体操作的问题，人们又束手无策了。虽然出现了生态经济的新模式，但是其引入速度却无法赶上破坏过程的步伐。经济变革的社会补偿再也赶不上变革的速度。政治机构伸着舌头，跟在发展的后面喘息着，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活动空间也在不断缩减－－直到有一天，他们精疲力竭，不得不放弃，改变他们行为的基本方向，或是干脆摒弃这种政治形式。
区域经济结构还是不可放弃的，这一点被人们到处宣讲着。但是面对全球经济大潮－－跨国康采恩在这里扮演了旗舰的角色，保持区域经济结构的生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艰难，代价也越来越高昂，而最终是没有前途的。同样，面对强大的兼并浪潮，试图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的努力也是如此。当然还是需要继续努力，以影响经济运作的过程；赋予有利于国内市场巩固的需求以更大的动力；改革社会系统，开发个人的责任感；缩短工作时间，使工作得以更广泛的分配；刺激投资，培养新的增长点；鼓励创建新的企业，消除传统的官僚壁垒；建立大洲经济组织，把高投机性的国际金融和货币轮盘赌置于全球政治的控制架构之中－－并为所有这一切探求一种正确的商业组合方式〖18〗。但是利用所有这些手段，政治家们只能是缓和经济主流所造成的社会与生态的负面影响－－包容并渗透到一切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进程，是无法克服与超越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仅凭生化经济系统内部的修正，生态危机是无法遏制的。
我们能否寄希望于新的产品，通过它们的生产和市场化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几十年来这一策略造就了著名的康德拉提夫波动（Kondratieff）：一旦存在大众需求或是可以刺激大众需求，市场行情高涨的长波就会不断出现，直到达至相对的市场饱和。虽然我们可以不断地期待着新型大众产品的出现，也就是新的市场行情上扬，但是新的大众化工作岗位与经济国际化的高速通道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信息技术的经验就是如此：信息技术造就了新的产业，但是在总体经济发展的收支差额表上，就业机会并没有增多，而是减少了。在生物和基因技术领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在相关的工业部门出现了新的企业和就业岗位，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世界范围内农业经济人口的大规模失业。那些高谈阔论的人们，仅仅考虑到经济现象中一个即为狭隘的断面。他们是在绕着圈子跑步，不断地回到起点，这种循环不单单存在于自然界。
通过利用阳光型资源，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回馈
不仅仅是政界、企业和工会对于不断拓展的全球化浪潮束手无策，经济学家们也是如此。一个根本的经济行为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事实越来越清楚，今天的世界经济与企业全球化的结构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这无异于安放了无数生态与社会的炸弹。“新自由主义”要求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但是人们的认识已经逐渐成熟，“新自由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它无法履行自己的诺言，另外，它的实际践行者不愿、也不能针对占领市场和瓦解市场的结构采取行动，不能、也几乎没有对可枯竭的与可持续的资源、技术产品与自然产品，全球市场与地方市场进行区分。但是当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变得不再可以把握时，人们应该做些什么？
工业革命以来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分析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这种发展是应用型经济理论的实际结果。但是始终有与之相对立的理论存在，我们不得不问一句，为什么特定的理论决定了现实，而其它的理论去没有做到这一点。通常所有被奉为经典的理论，都是对当时的发展所作的纯描述性著作，力图证实一种发展的合法性并巩固之。人们既不能过高也不应过低地评价一种理论。
世界著名的理论家，是造成对工业发展所蕴含生态危机的系统性无知的精神引路人和开拓者。〖19〗弗朗西斯·培根在十七世纪初曾经提出一个刻板的自然认识论，旨在把自然割裂为不同的试验区域，剥夺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在他的乌托邦小说《新大西洲》（《Nova Atlantis》）中，他让自然科学家们扮演了技术精良的未来国家的开拓者角色。〖20〗伊萨克·牛顿把自然视为一个无生命力的元素组合，人们可以对其进行独立的试验，以更好的利用它们。迪卡尔也是同样如此，为了认知的确定性，他创立了经验研究的科学传统－－还有线性思维，但是生态循环并没有被纳入思考的范畴。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理论最伟大的理论家－－又将这一体系继续发扬光大。大卫·理查多和他的比较费用理论－－为了改善竞争力应该降低国民经济的生产费用－－直到今天仍被广泛应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他著名的指导原则：“所有限制竞争的因素，都是有害的，所有促进竞争的因素，都是有益的”，还有他的实用主义倾向。最后是卡尔·马克思，他的不可调和论虽然概括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逻辑及其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关系，但是却忽略了这一过程对自然的潜在的毁灭性的反作用。〖21〗
本书在此并不想对所有这些理论进行讨论，它们的出发点和前提早已过时，事实上它们与我们今天眼中的这些理论是有区别的。更确切地说，在此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早期把生态因素纳入视野的理论，都无法实践和推行。更具体一些：为什么18世纪曾产生广泛影响的重农论者的思想，被挤到一旁，被人们遗忘了？
这一思想流派，源于法国人魁奈（Quesnay）的《经济表》（《tableau economique》）（译者注：魁奈（1694－1774）的“经济表”有三个前提：1. 等价交换、价格不变；2. 简单再生产；3. 不考虑国外市场），依照其理论，人们只可以从自然中拿走那些他们还会归还的东西。〖22〗这一思想的核心是，经济过程与自然是一体的。农业经济是新财富的唯一源泉，因为在那里物质确实是增多而非减少了。作为产品只应计算物质增加的部分－－而不是，基于资源转换而明确减少的部分。按照这一观点，如果产量的增多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而获得的，那么经济增长事实上是“负增长”－－只有当产品是利用阳光型物质原料，也就是附加的新物质来获得的，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增长。〖23〗社会的发展最终背弃了重农主义者，因为在那个时代要对资源的限度和转换后果作一个科学基础上的前瞻，是不可能的；试图遏制工业革命线性经济加速进程的理论，也过于复杂与繁琐了；有关利用太阳能的技术与自然科学当时还没有产生，在工业领域广泛利用阳光型原料的可能并不存在；相应的，能够与蒸汽机相匹敌的太阳能转换技术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詹姆斯·瓦特的技术对重农主义者的排斥，比亚当·斯密或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要大得多。
但是重农主义者所提出的指导原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经济模式。他们曾明确提出，自然经济必然以持久的资源基础作为前提－－同时区域经济结构应以农业作为基础。这一点现在看上去比任何时代都更加虚无飘渺。但是阳光型资源经济的目标和成果是一种可休养生息的、以农为主的经济，它并非局限于食品生产，同时也包括本地的原料和能源。利用阳光型能源、原料，和相应的利用与开发技术，以及全球网络化和地方可供支配的信息技术，以分散的经济发展取代今天以集中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对于世界经济，意味着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一次新的基准调整，其中涵盖了地理条件的多样性和不同种类自然经济生产的可能性。
可持续性的、长期的生态经济的目标必然进入回馈过程。这绝不意味着，象大多数的假设那样，必须让车轮倒转。完全相反，这种转变要求运用所需要的技术，并构建相应的经济行为框架。但是在通往这一目标的路途中，世界经济必须摆脱对非阳光型能源和原料的依赖，摒弃在其基础上建构的社会基础结构和企业结构。我的第四个论点就是：在阳光型能源和原料的基础之上，实现总体经济发展对于生态循环、巩固的区域经济结构、文化模式和民主机构的必不可少的回馈，使人类的社会存在得以保障再次成为可能。
由此产生的结构与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或是后工业时代的结构并不具有可比性。几乎被人们抹去的第一产业，必须成为人们向未来看齐的基准。随着非阳光型能源和原料基础的解体，第一产业将获得全面的休养生息，并通过利用新型转换技术以及今天自然科学知识广度与深度的可能性，走向富裕。
这一历史进程－－目前没有一个经济预言家将其纳入自己的思考范畴，并不要一次性改变目前的所有结构。它的发展过程与工业革命的兴起类似，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洲到另一个大洲。那些仍旧埋头于短期维度思考与行事的人们，只需让自己继续适应生化助燃的工业化进程。反之，那些希望把未来塑造成为另一种样子的人们，并将其设定为发展的主线，他们就不可以被现存的东西所迷惑。他必须了解，什么是必将来临的，－－以及它将怎样来临。他必须从长期的思考中寻求决定性的创见，并将其付诸实施，直到发挥广泛的作用。因为生化资源正在迅速逼近枯竭的边缘，并已危及到现存的全球生态系统，这一变革过程必须比以前的工业革命得到更快的推进。我们的技术可能性允许这种加速进程。
从政策到经济的阳光战略
用可更新能源完全取代原子/生化能源供给，是我在1993年出版的《阳光战略·别无选择的政策》一书的主题。〖24〗针对能源科学和能源经济的通行看法，书中指出，可更新能源可以满足人类的全部能源需求。现行的人类能源供给方式已被诊断为“社会机体的血癌”，但是通过利用可更新能源还是可以治愈的。卡尔·阿梅利所提出的“世纪信息”的核心部分，〖25〗我要求在新的世纪给予其政治优先权，排到“议事日程的首位”。反对这种思想变革的阻力是一目了然的；尤其是安于能源经济的反对声浪。长期以来，政府完全忽视了这一关键问题的存在，充其量只是作为研究和能源政策的边缘问题来看待，这一政治上的“世纪性失误”，已遭到尖锐的批评。针对目前能源供给所导致的“死亡经济”，政府行为决策应加大行动力度，鼓励利用可更新能源，从地方性逐步拓展到国际层面，使“生存经济”成为可能。
“阳光战略”有助于，使可更新能源走出政治的、经济的和公众注意力的阴影。欧洲委员会于1997年11月发表的白皮书《未来的能源：可更新的能源载体》明确指出，一个“全方位的战略势在必行”，“从所辖范围起步，同时涵盖能源政策、环境政策、就业政策、税收政策、竞争政策，研究与技术发展领域的一揽子计划，也包括民主、农业政策、地区以及外交政策”。〖26〗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认识到阳光型资源对于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原则性意义，政府和联合国的下属机构也曾多次表示，希望实施具体的政治步骤。许多新型企业已经开始生产阳光技术型产品，一个商业市场正在形成，公社和自由创意组织层出不穷。但是首要的是：持久的、无害的能源利用一旦为人所知，就不会再被人们遗忘，而是会越来越普遍－－这是我从不同社会领域的无数次讨论与演讲中得到的印象与观察。
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那些认为可更新能源对于能源供给的贡献极为有限的早期论断，是不切实际的。可更新能源在实际应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是，短短几年间，丹麦和德国成功建设了许多风能发电站，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乡村通过利用太阳能实现了电气化。在太阳能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型企业，其中几个加入了能源康采恩的行列。尽管国家性的研究和发展促进依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驳斥了几十年来对于太阳能资源开发潜力的悲观论调。政界对于可更新能源也具备了足够的认识。那么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我们已步入了最佳轨道－－可以迎接世界能源供给的“日出”？
在此，我提出经济“阳光战略”，作为政治“阳光战略”的补充，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1.所有积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诱使人们，忽略相反方向的发展趋势：可更新能源的引入，无法遏制不断增长的世界能源需求的步伐。可更新能源和生化能源的差距正向着有利于后者的方向不断加大。另外，生化能源经济对于能源供给结构的影响并没有减弱，而是在不断加强。国际维度的企业集中趋势，加速了能源康采恩的引人注目的合并。电力领域跨国公司的形成，通过电力经济的“不规则性”已经开始起步。处于政治和公众瞩目焦点的，不再是通过征收生态调节税有目的地提高生化能源价格，而是尽可能降低能源价格，以确保其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政治上的有力推动，尽管每一个人都知道，降低生化能源价格将加剧世界生态危机，使可更新能源的引入更加步履艰难。
“明明知道是必须做的事，却不去做。”－－在构想“阳光战略”时，我认为罗伯特·钟克（Robert Jungk）的这句话在今天有必要讲得更为明确：有责任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做必须做的事情。刺激能源市场，保持生化能源价格的低水平，已成为经济政策无法摆脱的固执己见，因为世界经济的竞争压力对此有迫切的要求。所以在现阶段，当可更新能源初步立足，试图进一步站稳脚跟时，仍然存在出现敏感倒退的危险。在21世纪思考有关未来的问题时，是否随便一次可能发生的“日食”，都会威胁到人们在一开始就作出负面的决定？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显然迫切需要对生化能源供给的关键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也就是只有保持“适应世界市场的能源价格”－－才能确保企业和国民经济的经济存在。用左手辛辛苦苦建立起来、亟需进一步推广的可更新能源架构，却被右手扼杀在生化能源市场，怎样才能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把阳光型资源潜力置于总体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生化资源的辩护士在进行自我辩护时常常援引的这一因果关系，恰恰证明了阳光型选择的正确性。
2. 广泛使用可更新能源的目标，虽然不再遭到人们的反对，但是众所周知，全面而彻底地实现这一目标还存在一个致命的反对因素：人们认定常规能源具有原则上的经济优势，视可更新能源为负担，至多只能承受“负担”的一小部分。在世界气候公约大会上，讨论的议题仅仅围绕着负担的避免和负担的分配。诸如此类的会议的召开，使各国的组织、机构听命于前导性的共同的决策，体现了一种占统治地位、却令人误入歧途的思维方式：出于经济安全性的考虑坚守常规性能源供给，尽管正是这一点使得一切变得不安全。相反，如果人们转变一下思维方向，将阳光型能源视为唯一的一次机会，那么所有这些政府会议都是多余的。各国应该独立地进行这一转变。难道有什么人曾经要求过，诸如信息技术的引入需要取决于国际公约的制定？这一定会成为人们的笑柄。
关于传统能源原则上具有经济优势的论断，是否合乎事实这一问题，从来没有被人们单独提出过。什么是“经济的”，这个问题从未得到过客观地、具有普遍意义的答复。它取决于，在何种前提和条件下，对于何人，以何种直接和间接的价格，由何人负担是经济的，或者会比较经济。一种通行的看法认为，生化能源经济体现了最大的节约，这一论断来自对原子/生化能源系统片面的观察，其计算方法并不适用于阳光型能源的利用。因此，我的第五个论点是：当我们关注生化能源的总体能源链条时，就会发现其最大的节约要求只是一个神话。可更新能源具有潜在的节约优势，因为它的利用链条非常之短。前提是，必须解除原子/生化能源供应者众多公开的特权，同时使阳光型能源的技术发展潜力以及导入战略，更好地体现其节约优势。只有这样，一个不可阻挡的节约性实施机制才会应运而生。
正如工业革命以来我们所一贯依循的原则那样，技术、能源和原材料驱使经济自主权不知疲倦地提高生产力，以达至最理想的利用条件。但是人们更多考虑的是，通过技术发展和产量的提高降低成本，却很少考虑到优化使用结构。在有关可更新能源的讨论中，情况也是如此。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阳光型能源与常规能源在生态上的实质性区别，但经济与非经济的衡量，还仅仅是通过独立的能源技术来进行价格比较，而不是在投入这种技术之前或是之后。
当我们观察阳光型能源利用的特殊链条时，就会认识到－－继续第五个论点－－可更新能源的投入使用效率越高，越方便用户，也就越经济，这些都是常规能源所难以企及的。当然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可更新能源的利用必须完全摆脱常规能源链条的束缚。对于与生化有关的阳光型原材料的利用也是同样如此。为了全面实现这一方案，当然还需要技术方面的突破。但是这些都可以进行相对精确的描述，也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一切不是从不可预见的偶然事件，而是可以从已经认识的自然规律的可能性推导出来的。储存技术对于能源储备的革命化尤为必要，这一点一直为太阳能技术的发展所忽视。当阳光型能源能够轻易操作、廉价供应时，从生化世界经济到阳光世界经济的革命将势如破竹。
3. 在有关太阳能经济潜力的讨论中，阳光型原材料仅仅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它不仅仅可以用于个别情况，而且是一种通行的材料配方，这一点甚至于连一些生态学家自己也不知道。〖27〗生物质更多地被视为能源而非原材料的载体。不少人担心，如果在工业领域大规模发展这一潜力，生态农业种植的目标就会受到阻碍。
阳光型原材料一方面具有与阳光型能源同样的基本性质，但是在开采与分布方面的情况并不相同。与阳光型能源相反，阳光型原材料很有可能陷入全球化康采恩的垄断手中。介于阳光和光合作用所生成的物质之间的，是种子和土壤，农业化学康采恩试图操纵这一原料市场，正如他们在食品生产领域所作的那样。阳光型原材料发展所出现的这一态势，使得与之相关的大部分机会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甚至被错过了－－无论是从生态的，还是社会与经济的层面。利用阳光型原材料的关键在于，认识并实现所有与建立、巩固具有经济生命力的分散的农业企业形式的可能。
人类所面对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世界经济的产量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如果我们把可枯竭的、具有危害性的资源基础继续置于日益集中的世界经济结构中，显然无法满足人类的全部需求。这一点表现得越明显，而且一旦丧失可把握的机会，人权平等的理念就会距离人类越来越遥远。这一进程正在无声无息地全面展开。卡尔·阿梅利（Carl Amery）由此总结出一点：当人们的全部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希特勒所提出的“种族淘汰”的观点就将不再是历史上的特殊情况；拥有特权的人与被剥夺了权利的人，高等人种与劣等人种，优选的人与遭放逐的人，诸如此类的人种划分将在21世纪得以继续。〖28〗在生存空间的斗争中，人类将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同时面对的还有生态灭绝的危险，它是人类一手制造，并且通过市场规律得以保障。但是当自然进行反击时，并不会考虑什么特权。它的选择是盲目的。它是公正的，同时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它的报复同样会祸及那些不曾伤害过它的人们。但是它对于和解是宽容的，当然和解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实现。保护自然并不是说，一方面设立自然保护区，另一方面却听任大范围的破坏。它是一种满怀敬意地共享“自然财富”（当那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29〗的自然经济，而不是变相成为用焚烧和抢掠来勒索钱财致富的虚幻的“国家财富”（亚当·斯密）。
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是新时期的社会与民主理念，是与工业革命同时成长起来的理想模式。但是其所带来的弊端－－即让我们人类自身凌驾于自然之上，使得持久而全面地实现这一理念几乎成为不可能。赋予自然以高于人类需要的优先权，并不是极为必要的。所需要的毋宁说是－－也就是我的第六个观点－－不可放弃的自然规律优于市场规律的原则。转换到经济层面，就意味着，首先要保证地区或区域的阳光型能源，以及食品和阳光型原材料，相对于其它同等价值的经济产品，享有利用和市场化的优先权。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借助行政机构消除市场规律之于自然规律的优先权，是注定要走向衰落的。我们的出路不在于私人经济、国有经济，或是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而是确保资源利用方面自然规律高于一切的原则。
阳光型资源属于初级经济产品。它的基本意义是为生活在一个经济地区的人们供给资源，因此人们不应将市场或经济计划置于其上，对其进行配置。这是从生化世界经济的生活谎言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阳光型资源基础将结束这一谎言－－由此满足全人类的需要。
只有发展阳光型世界经济，才能使满足全人类的物质需要成为可能，才能使社会的和民主的人类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立足。阳光型世界经济将由一个巨大的技术产品世界市场和与之相连的无数地区性市场构成，其经济的基础功能不应受到任何压制。这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吗？这一责难也许更适用于今天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个稳定的经济未来将由著名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个人的行为方式，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将依循一个方向，也就是其无意识的参与将推动共同的富裕。虽然这一理论一再遭到反驳，并且在实践中遭遇到来自市场参与者自身的抨击，但是并没有妨碍它成为公理－－成为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使之得到最终的证实。但是这只具体的可经验的手，事实上总是贪婪多于乐善好施，索取多于给予，残暴多于同情。正因为它是看不见的，它才可以去偷窃，去剥削，却能做到不为人知。由此所建立的并不是和谐大同，而是压力、分裂和严峻的考验。
我的主张－－即首当其冲引入太阳这只看得见的手，致力于有意的直接的效果－－力求更为明确，更为全面，着眼全局，更容易理解与把握，需求更为合理，更为真切，同时不构成危害，并尽可能地减少乌托邦的色彩。
论点综述：
1. 世界文明要摆脱其所面临的威胁，只有当机立断，尽可能快地转向可更新资源，全面消除经济活动对生化资源的依赖。
2. 阳光型能源和原料基础的确立与转换，对于全球社会的未来安全性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其在深度、广度和时间维度方面的影响，可以与工业革命相提并论。
3. 只有搁浅生化主流，提倡全新的阳光主流，才能使经济全球化在生态上具有一定的承载力。才能遏制生化世界经济，以及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制度化所构成的破坏力，实现一种持久的、多样性的、公正的发展动力。
4. 阳光型能源和原料基础，使得确保人类社会存在必不可少的诸多反馈重新成为可能，也就是经济发展之于生态循环，区域经济结构、文化和公共机构的反馈。
5. 当我们认真考察生化能源的总体能源链条时，就会发现，其所谓优越的节约性只是一个神话。可更新能源因其较短的利用链条，原则上具有更大的经济性。前提是，必须解除常规能源众多公开的特权，并且在阳光型资源技术发展潜力和发展战略方面，有目的地突出其原则上的节约优势。阳光型资源比之常规能源，具有更高的潜在效率，更便于用户使用，利用起来也更为经济。
6. 在经济秩序的制定过程中，不可放弃的、同时也是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必须置于可变的市场规律之上。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地区阳光型资源，包括食品，其利用与市场化，在市场规律方面应享有优于其它同等价值经济产品的权利。
7. 只有发展阳光经济，才能满足全人类的物质需要，才能在未来真正承载人权平等的普遍理念，才能回复到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图景。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所无法实现的事业，将通过阳光看得见的手得以实现。
最后修改日期：2000年9月19日& 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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