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天梯的魅力
喜马拉雅天梯的魅力
亦疯亦癫亦痴狂1
建于1899年的上绒布寺位于珠峰北麓，距峰顶约20公里，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相传莲花生大师曾在此修行。阿古桑杰是寺中唯一的僧人，他将珠峰视作空行母的化身，人类不应当打扰她，但他的儿子却是一名毕业于“西藏登山学校”的出色高山向导。很敬畏的题材，画幅选择的也好。有世界最高的风景，有藏语民谣，有信仰与自我挑战的相悖。这些作为向导的引路少年，被我们比成是天梯，引领别人的梦想攀上神山。而对于他们自己就是一份不错的工作，要争取被选进登顶队。第一次登顶后会累会疼会苦，叫着下次让我登顶都不登了…这就是他们真实普通生活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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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最新文章《喜马拉雅天梯》幕后故事：北坡拍摄时 南坡大雪崩|升学|就业|冲击_新浪新闻
　　原标题：《喜马拉雅天梯》幕后故事：北坡拍摄时 南坡大雪崩　　
　　图片为《喜马拉雅天梯》电影海报
　　揭秘首部纪录珠峰北麓登顶全程影片《喜马拉雅天梯》的幕后故事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实习生 欧楚欣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哪怕一次。
　　但是有一些藏族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一次次地攀爬到最高峰去。这份海拔最高工作的内容，就是为那些全世界蜂拥而来的攀登者们探路、拉保护绳、搭建营地、搬运物资和行李。他们，来自全球唯一持续招生的登山学校——西藏登山学校的学生们。
　　当下，一部以这些年轻人为主角的纪录片正在热映，在《喜马拉雅天梯》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攀登珠峰的商业化，对于当下这些藏族青年的命运的改变。
　　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此片的导演，了解到此片幕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偶遇登山学员
　　萌生拍摄想法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想法最初来自于制片人雷建军。
　　2009年，雷建军作为摄影师跟随一个剧组去西藏拍摄登山专题片，那是他第二次看见珠峰。在从拉萨出发到珠峰的路上，雷建军遇到了西藏登山学校的一名叫做次培的年轻学员，次培把一沓藏传佛经交给他，托付雷建军把经书带给他的父亲。
　　原来，次培的父亲是绒布德寺唯一的喇嘛，绒布德寺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位于珠峰北麓，距峰顶约20公里。有缘的是，次培所就读的学校，就是全球唯一持续招生的登山学校。该所登山学校仅面向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和聂拉木县招生，目的是把牧民的孩子培养成勇敢坚毅的高山向导。
　　“回到北京之后，雷建军不止一次地和我讲起这个故事，他觉得，在这对父子关系之间，蕴含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导演梁君健和雷建军一致认为，这两代人的关系，不仅体现现代化的拉萨与日喀则乡村的关联，还显示了西藏的传统与未来的关联。这一故事，成了纪录片最初的剧情构想。
　　题材选得太好
　　拍摄成本太高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难得的题材，梁君健和雷建军决定跳出之前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创作方式，采取商业制作的模式。
　　2009年至2012年间，他们尝试联系了各种纪录片基金，也曾和电视台的朋友们多次提起这个想法，但无奈处处碰壁，“得到的回应总结起来大概是这两条：选题太好，成本太高！”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结识了萧寒，“和萧寒刚认识没几天，老雷又习惯性地开始兜售起天梯项目，听说拍摄成本需过百万，萧寒没怎么犹豫，就应承下来。”但成本其实远不止于此，梁君健回忆，“谁也没有想到，在随后的三年里，这个数字变成500万、700万、1000万，最终定格到现在的1300万！”
　　解决了项目的资金问题，接下来就得考虑至为关键的摄影团队。梁君健介绍用人的要求：“首先必须是藏族人，其次要有电影的品质，同时也要对纪实性的拍摄经验丰富。”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并不多，最后，是曾经拍摄过《西藏一年》的孙书云导演给他们推荐了她当年的合作伙伴——扎西旺加。
　　扎西旺加是西藏地区仅有的能够达到电影标准的两位藏族摄像之一。“我们的想法一拍即合，旺加对《喜马拉雅天梯》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一直强调这部纪录片，不是为了拍摄登山而登山，背后理应有更多的对西藏当下和未来的思考。”
　　随着拍摄的展开，扎西旺加和他领导的摄影团队成为了《喜马拉雅天梯》这部纪录片最为重要的一块拼图。
　　“由于自身就处在西藏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剧变的社会语境中，藏族的创作者们对于本民族的当下和未来有长期的思考，成为了影片能够抵达拍摄对象内心深处的坚实保障。”这符合了影片的初衷——传递文化的多元性。
　　不仅拍摄登山者
　　更要关注原住民
　　2013年9月底，纪录片开始正式拍摄。
　　秋日的登山季，登山学校的学员们像往常一样，跟随登山公司组织的队伍去不同的地点提供服务。纪录片主创团队跟随其中一支队伍，去到宁金抗沙峰的登山大本营。尽管只有短短一个星期，但这一次体验，给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导演梁君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在后来的拍摄阶段不断重现，形成了我们对于山脉和登山的整体感觉。”
　　登山期间，梁君健见识了登山大本营如何成为了一个微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在这里，当地的村民，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客户，还有为这些客户搭建帐篷、搬运行李和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的登山向导和协作。
　　“对于山地来说，登山者更像是过客，而修行者和附近的村民则是本地人。我们的影片不仅仅要拍摄登山者，也要关注这里的‘原住民’，把他们的视角和行动作为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登山之前，登山学校的大多数学员都需要诵经和煨桑，据说这些能够保佑平安、带来好运。其中，对于藏传佛教甚为恭敬的次仁多布杰，吸引了梁君健的目光。
　　次仁多布杰是珠峰脚下的定日县的孩子，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去登山学校上学，放弃市区职业中学的录取通知和参军这两个选择，是因为登山学校“不需要学费，而且就业看起来更有保障”。
　　梁君健认为，对于这些孩子而言，珠峰代表着能够离开辛苦的农民生活，“在后藏这样一个农牧业为主的社会里，生活依然艰难，而珠峰对这些年轻的藏族孩子而言，如同一个承诺，依靠攀登珠峰，他们有可能在读书升学之外找到一条脱离这种艰辛生活的路径。”
　　创办登山学校
　　培养山的使者
　　2013年12月，主创团队进入位于拉萨的登山学校拍摄。西藏登山学校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它是中国唯一提供登山专业教育、颁发职业文凭的学校。尼玛次仁是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早年他是一名射箭运动员，后来长期在中尼边境的珠峰地区从事登山联络和服务。
　　据悉，自八十年代初西藏山峰对外开放以来，由于运作体制及传统的制约，中国所能提供的登山服务，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收取登山注册费和联络、接待工作。高山上的商业服务基本都是由第三国人员承担。
　　在2000年以前，西藏登山协会每年接待近百支国外登山团队，团队雇佣的夏尔巴人员多达三四百人，所付给的服务费用近百万美元；而西藏山区的农牧民群众，因为缺乏专业登山技能的培训，只能提供如牦牛运输、帮厨等简单的高山服务。
　　1994年，尼玛次仁有了创办登山学校的想法，1998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1999年正式成立了学校。来自珠峰地区生长在普通藏民家的孩子在这里学习如何登山，学习如何带领别人去登山，学习如何成为山的使者。
　　在刚开办的那些年，登山学校对于后藏地区的青少年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他们可以来到拉萨学习，穿着赞助商提供的鲜亮衣服回到家乡，成为受人羡慕的登山英雄。不过，由于西藏的逐渐开放，这些年登山学校的光环逐渐褪去，现在的后藏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
　　梁君健认为，不断变化着的学校和拉萨，成为了西藏传统和现代之间关系的某种缩影。
　　到了2014年的登山季，摄影团队把镜头对准了珠峰绒布德寺的僧人阿古桑吉，他正是雷建军要送经书的那人，而他的孩子次培——那位请雷建军带回经书的孩子，也是在这一年成为成功登顶的向导。
　　“在登顶的那天上午，阿古桑吉在大本营，通过高倍望远镜关注自己儿子的安危。守护一方净土的僧侣，和他依靠登山谋生的儿子，成为了一对迷人的人物关系，也是故事与文化的一个精彩的交点。通过不同人群的想法和行动，西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共处得到了呈现。”
　　北坡拍摄时 南坡大雪崩
　　作为首部纪录珠峰攀登全程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实现了多个纪录片拍摄的第一次：第一次将摄影脚架带上珠峰峰顶；第一次在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高度进行特殊摄影；第一次将飞行器带上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完成航拍摄影。
　　为了在海拔6800米以上完成普通人无法完成的高海拔摄影，团队在2014年春季出发之前，花三个月时间把两名藏族向导培养成了摄影师，“我们的汉族摄影师最高上到了7028米的营地，在7028以上的高度，就依靠巴塔和旺堆这两位藏族摄影师完成。他们把脚架和摄像机带到了世界最高的地方，拍下了震撼的画面和登山者们的冲顶历程。”
　　就在他们在珠峰北麓完成拍摄的同时，珠峰登山史上最严重的山难正在尼泊尔境内的南麓发生。
　　日，珠峰南坡发生雪崩，15人遇难，造成珠峰登山史上最大的山难。山难发生后，纪录片主创团队了解到带队在北坡登山的夏尔巴向导中，其中有一位向导的父亲，在这次山难不幸遇难，“他在访谈中告诉我们，一方面他仍然要对他带领的客人负责，陪伴和指导他们完成登顶，另一方面他自己今年是绝不会再登顶了，至亲的离去，带给他太大的心理冲击。”
　　“南坡雪崩这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以登山为职业，对于他们家庭来说是个怎样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也因此对家人充满了惦念和愧疚之情。”梁君健感慨道。 编辑：邬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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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丑闻先否认、瞪着眼睛否认；即便不直接否认，也要顾左右而言他，也一定要搬出些客观理由来，不管相干不相干，反正就是“死不认账”，这是一种病态人格。
看吧，当600万通过“高频交易”获利20亿曝光，当“天才”徐翔登上被收割者的名单，当“国家”在救市时被当成笑话嘲讽，当巡视组密集进驻金融机构，接下来或许会讲出更多与股市有关的故事。
“不是每个中国男性都能找情妇，因为这需要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捷玉说，“然而，如果你有钱有势，一个年轻漂亮的情妇就成了终极身份象征。”
无论是哪种情况，一项新规遭到八成以上的人反对都是不该出现的事情，也是本可以避免的事情。这是一次教训，再次证明了“开门立法”的重要性，“开门立法”不仅需要立法者有充分尊重民意的权力自觉，也需要民众有充分表达诉求的权利意识。喜马拉雅天梯专辑_喜马拉雅天梯华语群星_在线试听 - 虾米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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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天梯
唱片公司：
发行时间：
专辑类别：
我的评价：
华语群星专辑介绍：这部电影并不只是关于高山上绝美的风光， 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述人与山的故事。我尝试去理解这群年轻人在各种场景下的心理状态：在刻苦的训练和学习中，他们在想什么？在上山前和家人小聚时，他们在想什么？在到达营地后接受喇嘛的加持时，他们在想什么？在高山上背起巨石建营地时，他们在想什么？在上山的路上看到登山者的遗体时，他们在想什么？在珠峰顶上磕长头时，他们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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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我全程肝颤 风声呼吸声钉鞋插进冰里的声音 冻死我了 不过登山啥的真心不能理解 山就在那 跟太空还是不一样的 就算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又怎么样 依靠向导豁出命的帮助看到了极致的风景 登山者就顿时伟大了吗 与众不同了吗 恐怕不是吧 对向导来说 是客户 对山来说 是外人 对自己来说 挑战自己有许多许多方式 何必拘泥于此 不过恐怕许多人都有征服自然挑战自己的原始欲望
看了两遍，还想看！非常好看的纪录片！看到了珠峰顶！听到了绝妙的西藏民歌！此歌演唱者为向导边巴顿珠！
经已免费下载，谢谢上传者和虾米这个免费平台，哈哈
《喜马拉雅天梯》秒杀很多登山故事片，太赞了！ 末了导演见面会上电影资料馆馆长上台说，这部纪录片将会在馆里长排片，今天错过的朋友还有机会[勾引]
这部电影我一半时间在打瞌睡...
不过还是要说一下 摄影收音均上乘！！！！背着机器爬直线 想都不敢想！！！！
念经唱经唱民歌都太好听了 原创曲也不错 尤其那种模仿心跳的咚咚的 这几首显然太少了
唉，电影好小众，有些电影院没有。
光听歌就已经哭了好久。期待着去看电影。
(第1页, 共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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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李钢　
图片为《喜马拉雅天梯》电影海报
揭秘首部纪录珠峰北麓登顶全程影片《喜马拉雅天梯》的幕后故事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欧楚欣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哪怕一次。
但是有一些藏族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一次次地攀爬到最高峰去。这份海拔最高工作的内容，就是为那些全世界蜂拥而来的攀登者们探路、拉保护绳、搭建营地、搬运物资和行李。他们，来自全球唯一持续招生的登山学校——西藏登山学校的学生们。
当下，一部以这些年轻人为主角的纪录片正在热映，在《喜马拉雅天梯》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攀登珠峰的商业化，对于当下这些藏族青年的命运的改变。
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此片的导演，了解到此片幕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偶遇登山学员
萌生拍摄想法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想法最初来自于制片人雷建军。
2009年，雷建军作为摄影师跟随一个剧组去西藏拍摄登山专题片，那是他第二次看见珠峰。在从拉萨出发到珠峰的路上，雷建军遇到了西藏登山学校的一名叫做次培的年轻学员，次培把一沓藏传佛经交给他，托付雷建军把经书带给他的父亲。
原来，次培的父亲是绒布德寺唯一的喇嘛，绒布德寺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位于珠峰北麓，距峰顶约20公里。有缘的是，次培所就读的学校，就是全球唯一持续招生的登山学校。该所登山学校仅面向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和聂拉木县招生，目的是把牧民的孩子培养成勇敢坚毅的高山向导。
“回到北京之后，雷建军不止一次地和我讲起这个故事，他觉得，在这对父子关系之间，蕴含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导演梁君健和雷建军一致认为，这两代人的关系，不仅体现现代化的拉萨与日喀则乡村的关联，还显示了西藏的传统与未来的关联。这一故事，成了纪录片最初的剧情构想。
题材选得太好
拍摄成本太高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难得的题材，梁君健和雷建军决定跳出之前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创作方式，采取商业制作的模式。
2009年至2012年间，他们尝试联系了各种纪录片基金，也曾和电视台的朋友们多次提起这个想法，但无奈处处碰壁，“得到的回应总结起来大概是这两条：选题太好，成本太高！”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结识了萧寒，“和萧寒刚认识没几天，老雷又习惯性地开始兜售起天梯项目，听说拍摄成本需过百万，萧寒没怎么犹豫，就应承下来。”但成本其实远不止于此，梁君健回忆，“谁也没有想到，在随后的三年里，这个数字变成500万、700万、1000万，最终定格到现在的1300万！”
解决了项目的资金问题，接下来就得考虑至为关键的摄影团队。梁君健介绍用人的要求：“首先必须是藏族人，其次要有电影的品质，同时也要对纪实性的拍摄经验丰富。”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并不多，最后，是曾经拍摄过《西藏一年》的孙书云导演给他们推荐了她当年的合作伙伴——扎西旺加。
扎西旺加是西藏地区仅有的能够达到电影标准的两位藏族摄像之一。“我们的想法一拍即合，旺加对《喜马拉雅天梯》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一直强调这部纪录片，不是为了拍摄登山而登山，背后理应有更多的对西藏当下和未来的思考。”
随着拍摄的展开，扎西旺加和他领导的摄影团队成为了《喜马拉雅天梯》这部纪录片最为重要的一块拼图。
“由于自身就处在西藏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剧变的社会语境中，藏族的创作者们对于本民族的当下和未来有长期的思考，成为了影片能够抵达拍摄对象内心深处的坚实保障。”这符合了影片的初衷——传递文化的多元性。
不仅拍摄登山者
更要关注原住民
2013年9月底，纪录片开始正式拍摄。
秋日的登山季，登山学校的学员们像往常一样，跟随登山公司组织的队伍去不同的地点提供服务。纪录片主创团队跟随其中一支队伍，去到宁金抗沙峰的登山大本营。尽管只有短短一个星期，但这一次体验，给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导演梁君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在后来的拍摄阶段不断重现，形成了我们对于山脉和登山的整体感觉。”
登山期间，梁君健见识了登山大本营如何成为了一个微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在这里，当地的村民，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客户，还有为这些客户搭建帐篷、搬运行李和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的登山向导和协作。
“对于山地来说，登山者更像是过客，而修行者和附近的村民则是本地人。我们的影片不仅仅要拍摄登山者，也要关注这里的‘原住民’，把他们的视角和行动作为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登山之前，登山学校的大多数学员都需要诵经和煨桑，据说这些能够保佑平安、带来好运。其中，对于藏传佛教甚为恭敬的次仁多布杰，吸引了梁君健的目光。
次仁多布杰是珠峰脚下的定日县的孩子，在初中毕业之后，选择去登山学校上学，放弃市区职业中学的录取通知和参军这两个选择，是因为登山学校“不需要学费，而且就业看起来更有保障”。
梁君健认为，对于这些孩子而言，珠峰代表着能够离开辛苦的农民生活，“在后藏这样一个农牧业为主的社会里，生活依然艰难，而珠峰对这些年轻的藏族孩子而言，如同一个承诺，依靠攀登珠峰，他们有可能在读书升学之外找到一条脱离这种艰辛生活的路径。”
创办登山学校
培养山的使者
2013年12月，主创团队进入位于拉萨的登山学校拍摄。西藏登山学校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它是中国唯一提供登山专业教育、颁发职业文凭的学校。尼玛次仁是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早年他是一名射箭运动员，后来长期在中尼边境的珠峰地区从事登山联络和服务。
据悉，自八十年代初西藏山峰对外开放以来，由于运作体制及传统的制约，中国所能提供的登山服务，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收取登山注册费和联络、接待工作。高山上的商业服务基本都是由第三国人员承担。
在2000年以前，西藏登山协会每年接待近百支国外登山团队，团队雇佣的夏尔巴人员多达三四百人，所付给的服务费用近百万美元；而西藏山区的农牧民群众，因为缺乏专业登山技能的培训，只能提供如牦牛运输、帮厨等简单的高山服务。
1994年，尼玛次仁有了创办登山学校的想法，1998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1999年正式成立了学校。来自珠峰地区生长在普通藏民家的孩子在这里学习如何登山，学习如何带领别人去登山，学习如何成为山的使者。
在刚开办的那些年，登山学校对于后藏地区的青少年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他们可以来到拉萨学习，穿着赞助商提供的鲜亮衣服回到家乡，成为受人羡慕的登山英雄。不过，由于西藏的逐渐开放，这些年登山学校的光环逐渐褪去，现在的后藏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
梁君健认为，不断变化着的学校和拉萨，成为了西藏传统和现代之间关系的某种缩影。
到了2014年的登山季，摄影团队把镜头对准了珠峰绒布德寺的僧人阿古桑吉，他正是雷建军要送经书的那人，而他的孩子次培——那位请雷建军带回经书的孩子，也是在这一年成为成功登顶的向导。
“在登顶的那天上午，阿古桑吉在大本营，通过高倍望远镜关注自己儿子的安危。守护一方净土的僧侣，和他依靠登山谋生的儿子，成为了一对迷人的人物关系，也是故事与文化的一个精彩的交点。通过不同人群的想法和行动，西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共处得到了呈现。”
北坡拍摄时 南坡大雪崩
作为首部纪录珠峰攀登全程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实现了多个纪录片拍摄的第一次：第一次将摄影脚架带上珠峰峰顶；第一次在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高度进行特殊摄影；第一次将飞行器带上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完成航拍摄影。
为了在海拔6800米以上完成普通人无法完成的高海拔摄影，团队在2014年春季出发之前，花三个月时间把两名藏族向导培养成了摄影师，“我们的汉族摄影师最高上到了7028米的营地，在7028以上的高度，就依靠巴塔和旺堆这两位藏族摄影师完成。他们把脚架和摄像机带到了世界最高的地方，拍下了震撼的画面和登山者们的冲顶历程。”
就在他们在珠峰北麓完成拍摄的同时，珠峰登山史上最严重的山难正在尼泊尔境内的南麓发生。
日，珠峰南坡发生雪崩，15人遇难，造成珠峰登山史上最大的山难。山难发生后，纪录片主创团队了解到带队在北坡登山的夏尔巴向导中，其中有一位向导的父亲，在这次山难不幸遇难，“他在访谈中告诉我们，一方面他仍然要对他带领的客人负责，陪伴和指导他们完成登顶，另一方面他自己今年是绝不会再登顶了，至亲的离去，带给他太大的心理冲击。”
“南坡雪崩这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以登山为职业，对于他们家庭来说是个怎样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们也因此对家人充满了惦念和愧疚之情。”梁君健感慨道。
编辑：邬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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