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铁道游击队》人物原型对号入座问题的质疑
　　近年来，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是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的谈论此起彼伏，对号入座者原形毕露，层出不穷。这无疑大有邀功请赏之嫌，让人不敢学习。现不得不对《铁道游击队》人物原型对号入座问题提出质疑——
　　铁道游击队因为刘知俠的一部小说，红遍了整个中国，这无可厚非。刘知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不容质疑的。文学作品可以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为参照系，但是，文学作品无论服装多么华丽，它也成不了真正的历史，更成不了真正的“男人”（这里借用一下那个别铁道游击队中的英雄原型），即便这“男人”胸前如何佩戴光彩照人的勋章，若干年以后，人们将会明白，大家都是历史的“死人”，虽然曾拥有历史的资格，但将被历史判刑。
　　按说，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事迹作为中国抗战的典范，这是红色宣传的需要，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事情。令人费解的是：如果人为地把小鸡塑造成凤凰是可以理解的，而小鸡它是如何成了凤凰的，除非那是一种神话！我相信《铁道游击队》中确实存在以真实人物事迹创作的因素，但刘知俠绝对不是一个生活原型照搬的作家，这一点，从他谈及创作经历中可以证明。所以，按照“警匪版游戏”的说法：刘知侠是个真正的“警察”，而个别“杀手”竟然悄悄尾随“警察”，冒充起“刘洪”和“李正”来，“跟风必有匪”——这是一句游戏版的台词，“平民”的眼睛自是雪亮的，那个别冒充的“英雄原型”注定要被“查杀”，而有意和无意间制造“英雄原型”的乱民，也会被公决出局。这是游戏的规则。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天亮了，请大家睁眼”——本轮被杀的是X号（一个“平民”），于是，人人“立警”，人人高呼：“警察必胜”，“铁道游击队是中国抗战之神”，“没有铁道游击队，就没有鲁南抗战史，更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这的确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我看不透这虚张声势的历史讲义，不明白：一个小小的铁道游击队竟然一下子成了鲁南抗击日军的主力，仿佛中国抗战的胜利要归功于十几个人的小队伍，而且，当年并不出名的铁道游击队的领导们一下子随着《铁道游击队》的红火而冉冉升起在中国的上空。
　　一时间，各种所谓“原型考证”接踵而来，英雄事迹铺天盖地，如漫天雪花，整得个白茫茫大地真真干净地洁白无瑕，高尚无比。于是，小说（请记住这个词——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是小说）中的人物原形毕露，这无疑大有邀功请赏之嫌，让人不敢学习。现不得不对《铁道游击队》人物原型对号入座问题提出质疑。　
　　近年来，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是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的谈论此起彼伏，对号入座者原形毕露，层出不穷。这无疑大有邀功请赏之嫌，让人不敢学习。现不得不对《铁道游击队》人物原型对号入座问题提出质疑——
　　铁道游击队因为刘知俠的一部小说，红遍了整个中国，这无可厚非。刘知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不容质疑的。文学作品可以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为参照系，但是，文学作品无论服装多么华丽，它也成不了真正的历史，更成不了真正的“男人”（这里借用一下那个别铁道游击队中的英雄原型），即便这“男人”胸前如何佩戴光彩照人的勋章，若干年以后，人们将会明白，大家都是历史的“死人”，虽然曾拥有历史的资格，但将被历史判刑。
　　按说，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事迹作为中国抗战的典范，这是红色宣传的需要，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事情。令人费解的是：如果人为地把小鸡塑造成凤凰是可以理解的，而小鸡它是如何成了凤凰的，除非那是一种神话！我相信《铁道游击队》中确实存在以真实人物事迹创作的因素，但刘知俠绝对不是一个生活原型照搬的作家，这一点，从他谈及创作经历中可以证明。所以，按照“警匪版游戏”的说法：刘知侠是个真正的“警察”，而个别“杀手”竟然悄悄尾随“警察”，冒充起“刘洪”和“李正”来，“跟风必有匪”——这是一句游戏版的台词，“平民”的眼睛自是雪亮的，那个别冒充的“英雄原型”注定要被“查杀”，而有意和无意间制造“英雄原型”的乱民，也会被公决出局。这是游戏的规则。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天亮了，请大家睁眼”——本轮被杀的是X号（一个“平民”），于是，人人“立警”，人人高呼：“警察必胜”，“铁道游击队是中国抗战之神”，“没有铁道游击队，就没有鲁南抗战史，更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这的确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然而，我看不透这虚张声势的历史讲义，不明白：一个小小的铁道游击队竟然一下子成了鲁南抗击日军的主力，仿佛中国抗战的胜利要归功于十几个人的小队伍，而且，当年并不出名的铁道游击队的领导们一下子随着《铁道游击队》的红火而冉冉升起在中国的上空。
　　一时间，各种所谓“原型考证”接踵而来，英雄事迹铺天盖地，如漫天雪花，整得个白茫茫大地真真干净地洁白无瑕，高尚无比。于是，小说（请记住这个词——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是小说）中的人物原形毕露，这无疑大有邀功请赏之嫌，让人不敢学习。现不得不对《铁道游击队》人物原型对号入座问题提出质疑。
一、稳住“英雄原型”以及“原型”制造商&
最近，阅读了一些关于铁道游击队的资料，以及刘作家的创作经过，对《铁道游击队》背景资料的真实性问题，深感蹊跷，同时也对那些所谓的英雄“原型”表示十万分的质疑，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谁不希望中国真的有那么贴切的人物原型？然而，真实的历史最终会告诉我们什么？这无疑将是个让人大吃一惊的问题！为了不使人们受到惊吓，还是暂且相信个别“原型”真实性之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极好的解脱之法。反正，你信与不信，英雄就是英雄，况且英雄已经成了英雄，容不得谁去抹杀——这就是人们公认的“真实性”！不妨像听相声一样，慢慢接近“包袱”，不要笑得太早。请君先看看宋剑华先生的小小质疑，以稳定情绪，稳住“英雄原型”，稳住“原型”制造商，别让他们跑了！——&
艺术拯救历史的经典范本
——关于小说《铁道游击队》背景资料的真实性问题
　　【内容提要】小说《铁道游击队》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说故事所讲述的人物与事件，都是对历史真实的忠实记录；然而我们重新去阅读有关史料，却又发现了许多值得商榷的疑点问题：是《铁道游击队》营造了“鲁南铁道大队”的光荣战史，而不是“鲁南铁道大队”成就了《铁道游击队》的艺术辉煌！在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之间，是艺术拯救了历史并使其具有了“真实”性，它生动地反映了红色经典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铁道游击队》艺术历史化历史艺术化史料矛盾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１６６
〔献标识码〕Ａ〔２．文０文章编号〕１０—１Ｘ（００６０７０００１４２１）０—１５—７
【作者简介】宋剑华，男，文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与歌剧《白毛女》的纯粹艺术虚构相比较，刘知侠则始终都强调他的《铁道游击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出来的”红色经典。（1）对于作者本人的这一说法，我始终都抱有疑问难以苟同。一部小说《铁道游击队》发行数百万册，一部电影《铁道游击队》红遍大江南北，几代中国人之所以会接受这一历史艺术，原因就在于作者说它是“历史真实”。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失去了判断艺术与历史的主体意识，我们对于革命历史的全部认识，几乎都是来自于红色经典的艺术创作。正是因为如此，艺术与历史才会消泯了它们之间的严格界限，成为了我们革命理想主义政治信仰的精神支柱。
　　小说《铁道游击队》究竟是艺术真实还是历史真实？作者本人与“鲁南铁道大队”的革命英雄们，几乎都给出了不容质疑的肯定性回答：不仅是艺术，而且更是历史！这就足以证明小说当中所描述的那些故事，全部都是些名垂青史流芳千古的“真人真事”；可是为什么“真人”对于“真事”的历史叙事，又会呈现出令人颇感困惑的相互矛盾呢？这恐怕是所有红色经典的背景资料，都共同存在且难以说清的一种症结。
　　我个人曾坚信有关“鲁南铁道大队”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也不拒绝小说《铁道游击队》的艺术虚构性。但历史与艺术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范畴，这就使我非常看重“鲁南铁道大队”所留下的全部资料。因为它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真实记载，这就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仔细斟酌了。然而在研读众多史料的过程当中，我却发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现象，“鲁南铁道大队”原型人物的历史回忆，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到内容统一叙述准确；即便像“铁道队成立”、“血洗日本洋行”、“截获布匹列车”、“接受鬼子投降”等重大事件，叙述者所言也都大相径庭，使人难分真伪疑窦丛生。这就使得我对现存史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产生了有关以下几个问题的强烈质疑：
　　1、关于“部队情况”的史料质疑。“铁道队成立”是鲁南铁道大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亲历者应对此事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才对，但是他们却在回忆录里说法不一相互抵触，令人感到实在是无所适从一头雾水。“鲁南铁道大队”第一任政委杜季伟和第一任副队长王志胜两人，他们在阐述1940年2月“鲁南铁道队”最初成立时，人员数目与枪支数量都存在着无法统一的数字差异。而杜季伟本人，则更是有过截然不同的四种说法：A、“全队14个人，一支短枪”；（2）B、全队15个人，两支短枪；（3）C、全队15个人，三支短枪作；（4）D、“这时，我们十八个人有三支短枪，三支抢怎么游击呢？”（5）身为政委的杜季伟，自己的说法都前后矛盾，这就难怪我们这些局外人，会在诧异之余心生困惑：杜政委究竟知晓其属下否？而作为副队长的王志胜，他所讲述的情况则又不尽一样：当时他和洪振海两人只有一支短枪，第一次“血洗洋行”后又缴获了一支短枪，“从此，我和洪振海每人都有了一支短枪了，实现了张司令的‘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武装自己’的第一步计划。”到“铁道队”成立时，他们自己已有了两支短枪，上级因他们“搞机枪”有功，又额外奖励了两支短枪，所以“铁道队”应是10多个人四支短枪。（6）政委与队长各执一词，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呢？也许有人会替他们辩白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记忆错误，丝毫不会影响到“铁道队”的真实性；试问像这样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是那些革命英雄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怎么就会轻而易举地被“淡忘”了呢？“记忆错误”说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2、关于“一打洋行”的史料质疑。“一打洋行”发生于“铁道队”成立以前，同时也是“铁道队”的诞生序曲。可是当事者对于具体事件的历史回溯，也同样是叙述混乱出入很大。老“铁道队”员赵明伟在其口述材料中曾说：
　　1938年8月的一天夜里，老洪他们3人准备动手。王志胜熟门熟路，带
　　着老洪等人悄悄摸进洋行大门。洋行离车站炮楼只有几十米，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开枪的。鬼子做梦也想不到，“毛猴子”(敌人对游击队的称呼)竟然胆敢跑到鼻子底下“摸老虎屁股”。3个鬼子喝完酒刚睡下，老洪他们闯进去，3个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稀里糊涂地被老洪们用大刀夹头夹脑地劈了。前后不到10分钟，老洪们已完成任务，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出洋行，炮楼上的鬼子一点也没察觉。（7）按照赵明伟绘声绘色的激情道白，打洋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杀鬼子，而那3个鬼子也都是被大刀砍死的。但在副队长王志胜的书面材料中，却又是另外一番言辞不同的事实陈述：我俩只有一支手抢，武器不够，于是我们便找到跟国民党50支队司令梁继路当警卫员的宋世九说：“洋行里有很多钱，我已看好了，咱们一块搞去吧！弄来咱们对半分。”宋世九当场就答应一块干，并负责借两支短枪。1938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们3人摸进洋行，将正在熟睡的3个日本特务当场打死，随即安全撤出。（8）王志胜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他们是为“钱”而潜入洋行，3个鬼子是被手枪击毙的，而不是用大刀砍死的。赵明伟的口述自然是尽显“铁道队”的英雄本色，而王志胜的材料则只是描写伙同他人的黑夜打劫！古人曾有一句名言，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把此话用在这件事上，那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后来，由于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扩展影响，王志胜再去讲述这一“战斗”故事时，他才把打洋行的本来目的由“劫财”改成了“劫枪”（一长一短两支），完全提升了第一次“血洗洋行”的政治意义。
　　3、关于“二打洋行”的史料质疑。“二打洋行”是“鲁南铁道大队”成立以后，历来都引以为自豪的经典战例之一。不过浏览一下复述这场战斗的众多资料，那些亲历者们的说法仍旧是见仁见智，令人读后简直就是不知所云。我们先来看看政委杜季伟是怎样说的：
　　我们十四个人（他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一文里又说是十八人，引者注），一人带着手榴弹监视日军营房的动静，一人带着手榴弹监视火车站的敌人，其余十二个人分为三个组，每人持一把大刀片。洪振海带一个组杀南屋的鬼子，王志胜带一个组杀西屋的鬼子，北屋的鬼子由梁传德小组解决。约定进院后以跺脚为号令。按照计划，十二个队员顺利地潜入院内。------说时迟，那时快，十二个队员犹如十二只猛虎，同时冲进南、西、北屋，挥舞锋利的大刀，抓住鬼子就砍。
　　由于天黑，头脚难以辨认，不得不像剁饺子馅一样，七上八下乱砍乱杀，直杀得日寇鬼哭狼嚎，血肉飞溅------给敌人留下的是十二具血肉模糊的尸体。（9）我们再来看看副队长王志胜是怎样说的：
　　于是，确定去32名队员，分成5个组，队员们分别带短枪和大刀片。------我们进去4个组，每组4个人，配备1支短枪和3把大刀片。洪振海带一个短枪组在外面掩护，我在院内里任总指挥。战斗组按预定的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三下五除二，分住在4间屋子里的日军全被干掉，三四分钟解决战斗。我们正准备集合撤出，发现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到。我过去向那屋里一看，1名日本兵手持白腊杆正与梁传德搏斗。我用手枪一点射，将那个日兵击毙。------这此夜袭洋行，杀死日兵13名和1名翻译，缴获长、短抢6支，手表、怀表100多块。（10）
　　按照杜政委的说法，当时参加的队员是14人（或18人），分成三个小组，洪队长直接参与了砍杀鬼子，整个战斗没有使用枪械只使用了大刀，总共杀死日本鬼子12人；而按照王副队长的说法，当时参加的队员是32人（增加了一倍多），分成五个小组，洪队长没有参与战斗只是负责警戒，在实际战斗中既使用了大刀也使用了枪械，总共杀死敌人14名。杜政委和王副队长都曾亲临了这场战斗，可是他们的叙述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数字差别呢？再说“血洗洋行”早已载入了“铁道队”的光辉战史，然而至今人们也无法弄清楚这次战斗的事实真相，恐怕像这样充满着历史悬念的激情诉说，我们只能是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了——因为故人已乘黄鹤去，往事如烟空悠悠了！
　　4、关于“智打票车”的史料质疑。“打票车”是“鲁南铁道大队”的经典战例之二，更是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最精彩的描写场面。但恰恰正是这一真实历史情节，也在亲历者的叙述中出现了问题。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杜政委的现身说法：
　　1940年6月，我们决定截击日军押运的混合列车。经侦察得知，车上有布匹和日用百货。洪振海、曹德清从王沟跃上车头，打死司机，掌握列车的驾驶。梁传德、王志友等人化装成商人，从峄县泥沟上车，王志胜带1个短枪班，化装成农民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当火车开到预定地点后，铁道游击队员立即在各车厢行动，客车上的8个日本兵全部被杀死，缴获步枪、手枪各4支。、游击队员驾驶火车到郑店四孔桥停下来，把车上的物资卸下，运送给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11）
　　我们再来看看王副队长的现身说法：
　　（1940年7月）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我们挑选了12名作战勇敢、处理情况机智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日军的情况，选好目标，稳住敌人。我带了12名精干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埋伏好。洪振海和曹德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星期六的这天，赵永泉、刘炳南等人分别带领化装队员从泥沟、峄县城、枣庄上车。可是他们上车一看，发现日军比原侦察的人数增加了10多个。经他们了解，这部分日军是由枣庄到王沟换防的1个小队，装备齐全。面临这一新的情况，队员们都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各自盯住自己的目标。有的同志还拿出事先备好的烟、酒、点心和烧鸡来“慰劳太君”，日本兵见这些工人、农民、商人打扮的“乘客”这么“实在”，并没有在意，也就与队员大吃大喝起来。------列车一出王沟，猛一刹闸，车速放慢，我带领12名短枪队员敏捷地爬上火车，与早已在车上的队员互相配合，20余名日本兵全被杀死。------参加战斗的32名队员无一伤亡，这次打票车共得8万多块钱，并缴获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这些战利品，经上级批准，除留3支短枪外，其余全部上交了鲁南军区。（12）
　　杜政委与王副队长两人对于这场战斗的叙事描述，使同一场战斗却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胜利战果：敌人从8个变成了20多个，缴获枪支也由8支变成了20多支，并且还增加有手炮和机枪，日用百货也变成了8万元现金。这些数字上的矛盾我们姑且不论，问题关键还在于有两个常识性错误：一是二战时期日军部队编制中的“小队”，换算成中国军队的编制就是一个“排”，人数起码也应是30人以上，将10几个“鬼子”说成是“一个小队”，显然是叙述者不懂军事常识的缘故。二是在一次战斗中消灭20多名日本正规军士兵，这在八路军野战部队史上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对于抗战期间的民兵游击队而言，那只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传说。也许王副队长后来意识到了自己的说法难以服众，所以他又在另一篇文章里做了如此一般的含混矫正：“此次计毙敌警备司令以下20余人，缴获伪钞8万余元，枪支若干，军用品一宗。”（13）这话分析起来就非常有意思了，“警备司令以下20余人”，究竟是日本士兵还是伪军士兵？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因为在当时担任警备任务的多是些伪军，打死20多日军和打死20多伪军，其战斗性质与政治意义那可就差别大了。况且，缴获枪械一节也不再量化而是一笔带过，我们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看待这段史料的真实性！
　　5、关于“巧截布车”的史料质疑。“巧截布车”是“鲁南铁道大队”的经典战例之三，事情发生于1941年初冬，鲁南军区被服厂遭到日军的严重破坏，上级指示“铁道大队”想办法截击一辆敌人运送布匹的货物列车，以解决山区八路军主力部队过冬服装的燃眉之急。“铁道大队”果然不负重望，在沙沟车站附近截下了几节车厢，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按理说这次战斗意义重大，参加者也都应该是记忆犹新，但为什么会在回忆录中，竟演绎出了几个不同的叙事版本呢？比如：
A、11月，在沙沟车站得知，开往上海的一列客车后尾挂了3节货车。当该车通过沙沟车站时，由沙沟站副站长张云骥剪断风管，拔下插锁。货车脱钩后，组织250余人搬运，缴获布1200余匹、皮箱200件、日军军服800余套及呢料、毛毯、医疗器材等，支援了鲁南、滨海军区部队，并救济了贫苦群众和渔民。（14）
B、同年11月，铁道游击队获悉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日军破坏，部队冬服与原料被全部烧焦或抄走，干部战士穿衣成了问题，于是决定搞一次布车。
在具有民族正义感的敌沙沟站副站长张永纪（名字也不同了，引者注）的协助下，铁道游击队得知日军一列布车从青岛开来，沿津浦路南运。他们在沙沟站南面，通过制造脱钩事故，搞掉了两节车厢，共缴获洋布一千二百件，计一万八千余匹；日军服八百余套；毛毯、药品一宗。为鲁南、鲁中、苏北等五个军区部分解决了部队御寒问题。（15）C、几个基础好的村子一发动，男女老少竟出动了近千人，编成三个队，由游击队掩护，十点钟全部集合在微山湖边郝山关帝庙前。------四节载运布匹的车皮缓缓地停下来了------湖上早准备好了十几只捕鱼的大船，但刚刚开始装船，远处就传来枪声，显然是敌人发现了。幸好天公作美，突然起了大雾，几步之外对面看不见人。我们利用大雾这个天然屏障，故意虚张声势，长、短枪一起打起来，机枪也“哒哒哒”地叫个不停，摆出一副主力部队的架势，敌人果真被我们唬住了，推进迟缓，当接近我们时，布匹、军服、被子和皮箱等物资基本装完。（16）
D、早就埋伏在那里的铁道队勇士飞身登上车厢卸布，临时发动起来的近千名群众车拉肩扛，把布匹送往湖边，微湖大队长张新华和湖区区长黄克俭已组织了上百条船在那里接应运往微山岛。两个小时后，忽然从南面开来了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巡道车，还没等敌人靠近，负责警卫的铁道队员便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时值天降大雾，敌人但闻人声嘈杂，火力强大，以为碰上了八路军主力，部队不敢贸然前进。铁道队见情况紧急，便将没有卸完的布匹连同车厢一起付之一矩。（17）在以上这些追忆复述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矛盾之处：一是关于被截下的载布车厢，有2节、3节和4节三种说法；二是缴获布匹的实际数量，也有1200匹和18000匹的天壤之别；三是参加运送布匹物资的平民百姓，更是有250人同近千人的巨大误差；四是运送布匹的船只，则由十几条变成了一百多条；五是从轻松截走布匹到发生激烈战斗，整个描述过程显然发生了戏剧性的根本变化。最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捆布”其实就是“一匹布”，而“一匹布”的实际数量是33&33米；即使我们按照1200捆来计算，近千名群众一人一捆也就搬完了，怎么2小时后还要“付之一矩”呢？
6、关于“日军受降”的史料质疑。接受临城日军投降，在整个“鲁南铁道大队”的辉煌战史上，也是非常值得夸耀的一件大事。但是纵览各种资料记载，说法分歧同样是令人费解。“鲁南铁道大队”第三中队指导员张静波说，“1945年，一个日军联队投降时，日军的大队长声称只向‘飞虎队’交武器。”（18）可“鲁南铁道大队”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却是这样说的：“当时枣庄有三百多名日军，连同家属共有六、七百人”，再加上临城的少数驻军，大约一共有1000多人。刘金山写信给日军司令长官山田，让他率领其属下部队就地投降，而山田司令则回信说他们只向“大太君”投降。后来他单枪匹马闯入日本军营，向他们讲述八路军的宽大政策，山田等日军被逼无奈，只好决定晚上9点投降：“这天晚上，我们铁道队换上便衣，到日军部队去受降。日军缴出山炮两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180多挺，步枪一两千支，手榴弹两麻袋，弹药四十顿，子弹两车皮。我们用了20多辆牛车拉了两天，才把这些武器送到南山，交给军区司令部。”听说山田部队还藏有枪支，刘金山再次逼其交出“500多支步枪，70多挺机枪，手枪、盒子枪也有好几百纸，还有70多部照相机”。（19）然而，政委杜季伟和副大队长王志胜，他们两人的说法却又有不同：
　　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在姬庄和沙沟车站正式举行受降仪式，鲁南军区派来两个连协助铁道大队受降。投降日军及其家属共两千多人，因日方家属哭闹，秩序很乱，受降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日军交出轻机枪130挺，步枪1400支，子弹100箱，铁甲列车一辆。（20）
　　这些十分混乱的历史叙事，其最大疑点就在于：由日军主动向“铁道大队”投降，到日军被迫向“铁道大队”投降，再到八路军“两个连”来协助“受降”，叙述者既没说清楚当时究竟谁是受降主体，更是缺少日军投降仪式的具体交代。众所周知，在抗战受降史上，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没有过接受成建制日军投降的历史记载。如果真有“鲁南铁道大队”受降一事，那绝对应是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大事件，必会有比较详细完备且说法统一的书面材料，至少不会出现像“鲁南铁道大队”领导那样的随意发挥。另外，“鲁南铁道大队”在接受日军投降的人数方面也明显不实，张静波说是一个联队（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团大约3000多人），刘大队长讲连同家属才有千余人，但却缴获山炮8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250多挺，步枪2000余支，手枪好几百，弹药已经“四十顿”了可子弹还有“两车皮”（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计算的）；可杜政委与王副大队长却讲“投降日军及其家属共两多千人”（多了一半），机枪步枪加起来共有1530千挺支（又少了一半），子弹100箱（比起两车皮来起码也少了一半），更没有提及山炮和手枪。如此不实的数字记忆，很难使人相信这次受降过程的真实性，更难怪陈毅看完电影《铁道游击队》之后，对于结尾处的受降仪式很是不满。（21）
　　我真希望“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事迹，能够流芳千古日月可鉴；但是面对这些杂乱无章事实不清的历史资料，我却只能是目瞪口呆仰天长叹！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着虚构色彩的红色传奇，它究竟又是怎样被转变成了历史真实呢？回答曰：应是小说《铁道游击队》的社会影响。1954年，小说《铁道游击队》的出版发行，不仅成就了刘知侠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同时更是揭开了“鲁南铁道大队”鲜为人知的尘封秘密。从此以后，《铁道游击队》与“鲁南铁道大队”同时名声大噪，而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也合为一体彼此不分了。
　　从刘知侠本人有关《铁道游击队》创作的叙述当中，（22）我们可以清晰地输理出这样一条脉络线索：最早使他萌生写小说“铁道队”的情绪冲动，是源自于战斗英雄徐广田那颇带夸张色彩的个人故事（比如能搞到鬼子一个中队的武器装备，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后来他亲自去到“铁道队”体验生活，又听说了更多耳目一新的传奇故事，而每一个令他兴奋的传奇故事，又都要比徐广田所讲得更加活灵活现。刘知侠并没有亲自跟随“铁道队”参加过战斗，他去“铁道队”时“铁道队”的历史使命，已不再是活跃在铁道线上打截敌车，而是转向了护送领导穿越铁路；因此他对“铁道队”英雄事迹的真正了解，也主要是通过战士们与当地百姓之口，去“听”他们激情地讲述革命先烈们的神奇往事。“听”多了自然会发生感动，故刘知侠举酒盟誓慷慨许愿，一定要把“铁道队”的事迹写出来，不仅让其流传久远更要让其发扬光大！
　　由“听”个体言说到“听”群体言说，小说《铁道游击队》正是根据这样的“真人真事”，几乎是在层层转述的基础之上，最后才由刘知侠来做一艺术总结的。这种“滚雪球”的创作方式，原本就是中国小说的光荣传统。与此同时，“老刘！你写这些战斗时，不要忘了也把我写上去啊！”当年“铁道队”员的这一要求，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是一种“历史”对于“艺术”的高度认可。“他确实参加了这样战斗，在战斗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的要求是合理的。”（23）作者本人的这种理解与同情，我们则可以将其视为是一种“艺术”对于“历史”的庄重承诺！小说《铁道游击队》无疑是将“听”到的历史真实，通过高度艺术形象化的处理方式，再去把它生动地还原为是“真实”的历史，这种人为混淆艺术与历史的主观努力，便直接消解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区分——《铁道游击队》也因其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早已超越了它艺术审美的虚构想象，而被看作是一种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并集中体现了红色经典创造历史的叙事法则。《铁道游击队》由夸张虚构的小说艺术，从容地转变成了“鲁南铁道大队”的辉煌战史，我个人认为有以下三大主要原因：
　　首先，作者采用纪实创作的表现手法，将作品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都让其历史有名而现实有声，使读者不得不去相信他们客观存在的真实性。比如，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李正和王强，就是以“鲁南铁道大队”两任大队长洪振海与刘金山、政委杜季伟以及副大队长王志胜为人物原形的；尽管他们都被作者做了文明化与革命化的艺术处理，我们仍旧能够从中发现出历史原型人物的明显印记。而芳林嫂这一人物形象，则是来源于三位鲁南女性：一位是姓时的大嫂，由于小时没缠过脚，人称时大脚，她不仅帮助“铁道队”员，而且还和洪振海发生了恋情；另一位是刘桂清，她把儿子送到“铁道队”，去做王志胜的通讯员，大家都叫她刘二嫂；还有一位是尹大嫂，她不但掩护伤员和递送情报，还亲自给铁道队带路去袭击敌人。这三位大嫂的家都是“铁道队”的秘密联络点，其中尹大嫂用手榴弹去砸日本特务高岗的真实故事，也被演绎成了小说《铁道游击队》里芳林嫂的英雄壮举。将历史人物经过加工改造直接写进小说，既增强了文学艺术的历史真实感，又强化了社会读者的历史认同感，这恰恰正是红色经典“寓教于乐”功能的最好体现。
　　其次，作者同样是采用纪实创作的表现手法，对他所“听”到的真实事件去进行艺术重构，并在创造性想象中去推动历史的艺术转化，最终使历史与艺术合二而一实现两者之间的完美统一。比如，小说《铁道游击队》所描写的经典战例，都是刘知侠从“铁道队”员那里“听说”的，故他除了做一些具体细节的艺术加工之外，几乎都把原始故事搬进了小说中。像二十几个队员分成五组，挖墙潜入洋行内部，分头去刺杀鬼子等情节，完全就是作者对“听说”故事的原文引用：
　　老洪一招手，队员们都从厕所里溜出来。一组靠南屋檐下，二组靠东屋檐下，三、四组在厕所门两边，都蹲在那里，屏住呼吸。每组的头两个人都是短枪，准备从两边拉门，他们都在静等着老洪及政委发出行动的信号。当老洪一步跃进院子，像老鹰一样立在那里。一声口哨，四簇人群，哗的向四个屋门冲去，只听四个带滑轮车的门“哗啦”，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被持枪人拉开，刀手们一窜进去，持枪的队员也跟着进去了。各屋里发出格里呵喳的声音，和一片鬼子的嚎叫声。------
　　当彭亮小坡和其他三个队员，刚摘下墙上的短枪，正要走出屋门，只听到东西两厢屋子里，传来呯呯的枪声。他们知道这是遇到棘手时，不得不打抢了。（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铁道游击队》，下同）小说中所描写的“血洗洋行”，同杜季伟和王志胜等人所讲述的“血洗洋行”，显然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区别，所以人们将其看作是“历史真实”也并不奇怪。这种纪实性场面的故事性处理，使艺术真实之中包含了历史真实，艺术与历史已不再被分割而是成为了一体。
　　再者，小说《铁道游击队》里的那些原型人物，也明显采取了投桃报李般的感恩姿态，他们几乎在所有复述历史的回忆录中，都不约而同地按照小说所描写的故事情节，复制性的到处去宣讲“鲁南铁道大队”的辉煌历史。这就使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十分关键的疑点问题：为什么那些“亲历者”会对同一件事情，各执一词出入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在按照小说在讲历史，并对原有历史做了自我理解式的艺术夸张。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的充足理由，则是：“真实的飞虎队故事远比电影和小说更丰富。”（24）在对比小说艺术与历史事实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铁道游击队》作者自然是在以艺术形式去描写历史，而“鲁南铁道大队”领导则又是在以亲身经历去左证艺术，其实历史经过这两种方式的艺术复述，已经逐渐失去了它自身所固有的客观真实性。比如杜季伟在回忆“血洗洋行”一事时，整个讲述过程几乎就是在重复小说故事，不仅增加了形象逼真的人物对话，而且添加了还大量如临其境的文学想象。读者感觉这并不是在进行历史叙事，倒像是悠然自得地坐在茶馆里听评书。（25）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重要细节：杜季伟、王志胜、刘金山等人开始到处讲述“鲁南铁道大队”的战斗故事与英雄事迹，是在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问世并引起了强烈反响之后，也就是说刘知侠成就了“鲁南铁道大队”的辉煌历史，而那些飞车勇士们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以《铁道游击队》为自豪——他们视讲述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为历史真实，并在这种值得荣耀的历史真实中自我陶醉，所以原本并不是那么十分出众的历史事件，也就因小说而变成了的一种艺术神话！
　　山东是一个盛产传奇故事的文化之乡，“鲁南铁道大队”曾经战斗过的那些地方，其实就在梁山108条好汉聚义盟誓的“水浒”附近，难怪作者说“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仗义的性格，多少还带点江湖好汉的风格”，（26）原来在革命英雄与古代豪杰之间，还存在有一种意义深广的渊源关系。当年刘知侠在根据地搞新闻宣传与文艺创作时，正值“赵树理方向”被定位成是解放区文学的发展方向；刘知侠当然也渴望能写出像《吕梁英雄传》那样的传奇小说，但是刚刚开头便因各种原因而被迫终止了。在我个人看来，小说《铁道游击队》虽然是姗姗来迟，但却让作者赢得了更大荣誉，它不仅超越了解放区的文学传奇，而且还发扬光大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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