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分为全国全民健身日和地方全民吗

从全民阅读活动到全民阅读国家战略全民阅读十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文化需求的增长,阅读环境的改善,都为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阅读的一系列理念——“全民读书”(Books for All,1972)、“走向阅读社会”(Towards a Reading Society,1982)、“世界读书日”(the 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1995)和“全民阅读”(Reading for All,1997)等提供了本土化生长的土壤。尤其自2006年开始,中宣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11个部门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并联合成立全民阅读组织协调办公室之后,中国全民阅读开始了从活动到战略、从理念到实践、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十年。2016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第三年在“两会”报告中“倡导全民阅读”,同时全民阅读工作还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也正式对外发布,这一切都体现了全民阅读经过十年成长,已经被列为国家战略,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从倡议到国策——全民阅读政策的十年发展
从2006年11个部门发起的倡议书,到2016年全民阅读成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八项“文化重大工程”之一,我国全民阅读政策历经十年摸索开拓,初步实现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民阅读工程纳入政府工作重点
相比其他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的理念,如“全民健身”“学习型社会”“全民科学素质”等,全民阅读进入国家大政方针的步履稍慢。在政策酝酿阶段,两会代表委员曾连续为此提案建言,如朱永新委员自2003年就开始连年提案呼吁建立“国家阅读节”,聂震宁委员2016年已是第十次提案呼吁设立“全民阅读日”。在有“智”之士、中央和地方相关行政部门的共同探索推动下,全民阅读政策开始从“热身”到“起步”。
2006年到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所发布的十次全民阅读通知,是解读全民阅读政策发展思路的生动文本——这个由部委就全民阅读连续公开发布的通知,也是各地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制订各地全民阅读方案的主要思路来源。在年的“热身阶段”,这些通知形成一张自上而下的概念网络,号召宣传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提高着各界对全民阅读的认识和热情。自2011年“全民阅读工程”同时列入《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和新闻出版总署的重点工程起,主管机构的重视从提倡上升为行动阶段。
2011年,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了全民阅读的身影——“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次年,总署将“建设‘书香中国’”写入年度通知的标题,并有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长效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制订各地、各部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中长期规划”等内容的升华,此后,更多的全民阅读政策意图体现在各年度通知之中。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如同一声清脆的发令,全民阅读各项政策的制订开始正式起跑,关注阅读的社会各界为之沸腾。
(二)国家政策格局日益明朗
一个人阅读习惯的养成,阅读能力的发展,需要从童年到成年的长期培养;社会整体阅读环境的改善,国民整体阅读水平的提高,需要几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享有阅读权益,就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十八大之后,“倡导全民阅读”连续三年(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五年之中,我国全民阅读的基本政策思路逐渐明朗。
阅读立法全面启动。进行全民阅读立法是众多文化发达国家将阅读提升为国家意志、进行制度化保障的重要措施。2013年3月,我国全民阅读立法工作正式启动,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立法规划项目;2016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条例》)向社会公布。在近三年的立法进程中,立法组反复调研国内外情况,征求各界意见,并力推地方立法实现了突破,分别是:《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2014)、《湖北省全民阅读促进办法》(2014)、《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2015)、《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2015)。这四部法规各有特色,与《条例》一脉相承,具有共同思路:坚持均等普惠、儿童优先、重点群体保障、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从阅读内容、设施建设、服务推广等方面全方位保障公民阅读权利。
另外两部与全民阅读紧密相关的法律文本已于2015年公开征求意见,分别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三者紧密联系,从不同角度为促进全民阅读提供法律保障。这三个文本的制订者虽然不同,但在立法过程中都反复征求了众多相关部门的意见,可视为集体智慧、初步共识的体现,共同勾勒出了全民阅读政策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长效机制初步建立。政府责任主体的明确,是推动一项事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2013年,国务院公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建成立“三定”方案,明确了出版管理司“组织实施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职责,并将图书处副牌定为“全民阅读办公室”。2015年,总局年度通知中以开展“全民阅读工作”替代了惯用的“全民阅读活动”,年底,总局召开了首次全国全民阅读工作会。强调组织机构建设,成为总局推动各地全民阅读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经统计,截至2016年3月,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全民阅读组织领导机构,这些组织机构大部分由省委省政府牵头,财政、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电等相关行政部门任成员单位,办公室大多设立在新闻出版广电局,推动了地方全民阅读的统筹规划和资源配置,通过开展活动、搭建平台、资金支持、提供场地等方式逐渐组织培育起各种阅读推广力量。从江苏、北京、四川、湖北、深圳等地经验可以看到,领导组织机构有作为有担当的地区,全民阅读事业的活跃程度就越明显,就越能开风气之先,成为践行新思路新项目的“试验场”。
全民阅读战略规划启动。十年来,政府促进阅读的思路逐渐转向长期、系统、科学地建立体制机制层面。2011年,总署将“全民阅读工程”列入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此后又开始酝酿制订专门的全民阅读中长期战略规划;2016年,全民阅读“十三五”规划的出台指日可待。战略规划的实施,要落实在一个又一个起到支柱作用的工程、项目之上,这些年,我们看到各类面向大众或青少年群体的长期阅读机制正在形成,一大批全民阅读公共服务项目、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面向贫困人口的全民阅读定向扶持项目开始实施,如“书香童年”阅读工程、“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
(三)统筹协作机制日趋清晰
促进全民阅读绝非一个部门、一个行业、一个领域的事情,而需要全社会的群策群力。从中央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统筹协作、各司其职的局面正在形成。例如,文化部不断强化全国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全民阅读服务功能,并牵头制定包括全民阅读在内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5)。教育部致力于推动阅读教育、建设书香校园,2015年与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财政部支持全民阅读的经费不断上升,拿出专项资金补助地方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实施实体书店免税政策,安排实体书店奖励资金,扶持农家书屋、“书香童年”阅读工程等全民阅读项目等。2015年,“全民阅读活动的组织与承办”列入《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性目录》。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等都就本系统阅读发布倡议书、通知,开展活动,建设基层阅读设施。
在各部门的统筹协作中,我们仍然可以提炼出“儿童优先”“保障重点群体”“推荐优质内容”“推动社会参与”等共同的理念原则,勾勒出我国全民阅读国家战略的基本轮廓。
二、从星火到燎原——全民阅读实践的十年发展
笔者认为,近十年来,我国全民阅读工作最大成就莫过于全民阅读理念从“启蒙”到全面普及,这是一个自上而下,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从图书馆、学校、书店、出版社等“阅读专业场域”向机关、社区、农村、工厂,从文化领袖和教科文专业工作者向普罗大众不断扩散的过程,各类全民阅读推广实践是其扩散的有力推手。
(一)阅读活动:从庆典仪式到融入生活
十年来,全民阅读活动从最初由政府部门、公共图书馆和出版社等专业机构所举办的大规模、广场化、仪式化、节日化的读书庆典,扩展为持续化、日常化、民间化的多元阅读活动。活动内容从初期的集体诵读、书香电视晚会、赠书、文艺表演、图书展示展销等,扩展为大大小小、线上线下的各类日常阅读活动,活泼丰富,数不胜数。
全国成长起多个地域性城市阅读节庆活动,如深圳读书月、江苏读书节、书香上海读书周、北京阅读季等,围绕这些庆典,政府主导的阅读活动可大致分为阅读内容推荐(如“大众喜爱的50种书”“中国好书”等)、读书榜样评选(如书香家庭、书香单位、读书之星、阅读推广人等)、竞赛类活动(如读书征文、朗诵、知识竞赛等)、展会类活动(书展、书博会、图书订货会等)。通过合作、赞助、奖励等方式,这些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间活动,从而激发出越来越多的创意和人气,促使这些全民阅读活动的影响从读书领域扩展到创作、出版领域,从场馆会堂延伸到家庭生活,阅读节庆也借此升华为广受瞩目的社会文化事件,提高了我国文化风尚的含金量。
(二)推广主体:从兴趣爱好到专业有序
十年活动培育了各类阅读组织的迅速成长,其可大致划分为行业协会型(如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深圳市阅读联合会、吉林全民阅读协会等)、研究型(如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中国阅读学研究会、新阅读研究所、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等)、经营性(如绘本馆、童书出版推广机构等)、公益型(如公益小书房、蒲公英乡村图书馆、三叶草故事家族等)、同人型(各类主题读书会、阅读爱好者协会)等,这些组织骨干大多是教师、图书馆员、出版人、传媒人、高校学生,并开始出现以阅读推广为理想和职业的专职人士,阅读推广对象,则集中在儿童群体及喜爱阅读的各类群体。
朱永新先生曾以“点灯人”命名阅读推广人,他们走入家庭、校园、社区、农村和偏远地区,不仅推广阅读,更充当了激发社会文化活力的“催化剂”角色。如果留心,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身边小区中的绘本馆,正在举办孩子们的故事会,或者在农村小学课堂上,会有阅读志愿者在帮孩子们策划一本自己的书。虽然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等已开始邀请国内外专家教授,开展各类阅读推广培训活动,许多阅读推广组织也已探索到稳定、长效的运作模式,但该领域整体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有待规范提升。
(三)媒介传播:从宣传推广到专业服务
我国自古崇尚阅读,近代以降,知识分子更将阅读和推动阅读视为解决“文化知不足”(梁启超语)、提高国民素养的重要途径。新世纪之后,网络媒体的崛起、传统纸媒的没落、读书风气的变化,激发起舆论界对“阅读危机”背后隐藏的国民素质、民族危机的忧虑,各类媒介成为传播各类倡导阅读观点和声音的重要阵地。但长期以来,普通民众虽然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但对“全民阅读”仍然陌生。
这种状况在2012年有了重要改变,一方面是由于全民阅读成为十八大、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热词”,还有一个促使“全民阅读”的概念从争辩中明晰起来的里程碑式事件——2013年,新华社的消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列入国家立法计划》(8月5日)甫经播发便骤然引发热议,认为该法规会干涉个人阅读自由的声音随之而起,经过网络舆情分析,我们发现,发声者不仅有知识分子、专业人士,还有大量普通民众,甚至是不爱看书的民众。但这些质疑在一两天后即回归理性,转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和提出建议的声音。在江苏、深圳等地阅读法规出台以及《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时,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理性建言与期待。
2013年,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成立,各种专业性全民阅读板块、栏目出现,相关宣传报道从“模糊的整体”向“清晰的板块”进展,关于儿童阅读、农村阅读、数字化阅读、娱乐化阅读、国外阅读、阅读推广经验、阅读信息服务等内容日益丰富,媒体工作者也在对这些话题的探索中,不断增强自身对全民阅读理解的专业化水平,精进了阅读服务能力。
(四)阅读事业:从公益推广到双效合一
十年来,国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激励奖励等措施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正在加速融合,全民阅读事业则是这种融合的一个典型入口。新世纪之后,新闻出版业一度陷入“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之争,在转企改制中徘徊迷茫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取舍;一批知名实体书店在2011年前后歇业。随着全民阅读国策的起步,新闻出版行业、互联网电商、通讯运营商、教育服务机构等开始逐步转换思路,从努力迎合市场需求、售卖阅读产品转换为提供以内容为核心的优质多元阅读服务,为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种由全民阅读理念所引发的产业模式巨变,也同样适用于公共阅读服务行业,图书馆、农家书屋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人来读,而在全民阅读理念的指引下,这些机构开始努力突破场地限制,开展活动和延伸服务,主动吸引读者。当然,公益和产业的全面融合,仍然需要假以时日。
三、从警钟到尺度——全民阅读调查研究的十年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阅读研究水平对全民阅读发展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在儿童阅读推广方面走在世界前沿,有赖于该国百年来对阅读教育的研究、争论、调查和实验,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领域知名专家经系统研究向政府提交的专项报告(如1983年的《阅读之国:来自阅读委员会的报告》,1997年的《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2004年的《阅读在危险中:美国文学阅读调查》),奠定了儿童阅读促进的基本国策。我国全民阅读的十年发展,也与阅读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密切相关。
(一)研究成果日渐丰富,理论探索有待推进
我国与国际接轨的阅读学研究起步于80年代后期曾祥芹、韩雪屏等学者的开拓,此后从教育、心理、脑科学、图书馆学等方面对阅读研究的著述日益增多,2006年以来,“全民阅读”“国民阅读”等概念开始从人文评论层面进入到学术研究视野。从十年来科研成果总体看来,全民阅读研究在居民阅读调查与分析、译介国外经验、探索机制建设、阅读推广案例、阅读心理和行为本土化研究、阅读教育、阅读史等方面取得了或多或少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阅读研究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引进、消化、吸收,但真正本土化、深入性、系统性理论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亟待更多阅读理论方向的构建研究,这对适合本土需求的阅读推广、内容生产都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阅读调查持续开展,①指标建立尚需努力
今天,各类由地方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公布的阅读调查数据层出不穷,探其源头,来自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99年首次启动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1999年至2006年的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到2005年国民图书阅读率首次跌破50%,意味着有超过半数国民成为不读书人群。国民阅读形势日益严峻,为社会各界敲响了警钟,并引起党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中宣部和原新闻出版总署开始联合发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着手启动全民阅读活动。
2007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获得中央财政资金,从每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通过梳理十年数据可以看到:2009年国民阅读率终于又回到50%以上,2014年已升到58.00%,全民阅读工作的开展功不可没。在数字化技术影响下,报纸和期刊阅读率基本持续下降,报纸阅读率从2007年的73.80%下降到了2014年的55.10%,期刊阅读率从2007年的58.4%下降到了2014年的40.3%。而数字化阅读接触率却在持续显著上升,从2008年的24.5%上升到了%(见图1)。同时,我们发现,成年人均图书阅读量却起伏较大(见图2),这种震荡源自于数字化阅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欧美等国近年调查数据也呈现了这种起伏变化,但我国国民阅读量与文化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其不符。
未成年人阅读率虽然其总体水平高于成年人,但起伏变化更值得我们警惕,尤其是0—8周岁儿童从2011年后基本呈下降态势(见图3)。儿童阅读是国民阅读的基础,儿童阶段也是一个人养成阅读习惯的关键时期,儿童阅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监护人、教师等成年人的影响,年龄越小越是如此。据全国妇联最新调查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8%,②城市中也有相当数量的阅读条件缺乏的贫困儿童,他们不仅需要阅读资源,更需要阅读指导,否则,他们长大成人后,会成为国民阅读素质乃至文化素质的短板。在此,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阅读优先计划”及“早期阅读优先计划”,日本的《少年儿童读书活动推进法》和英国的“阅读书包计划”等法规项目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深入借鉴学习,动员全社会为儿童阅读营造空间、创造条件。
国家推进全民阅读有赖于精确全面的调研,仅有国民阅读调查是不够的,尤其是现在各种调查数据层出不穷,调查过程缺乏监督,为数据的横向对比造成困扰。因此,我们更需要充分考虑全民阅读所有因素的整体度量工具,例如总局所提出的书香社会指标体系的概念。2012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就开启了国民阅读指数建设工作,并与江苏、湖北、广西等地开展了省市阅读指数的研制和发布工作。湖南、深圳、北京等省市则自行开展本地阅读指数研制和发布。未来如何形成全国统一的综合阅读指数体系,实现国民阅读指数的标准化发布,形成全国统一、可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全民阅读指数,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总体看来,我国全民阅读在过去十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更多的是奠基性工作,“十三五”时期,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建成,文化产业取得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地位,二者的融合发展将会凸显全民阅读更大的价值。在未来五至十年,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等相关法规政策的颁布,随着全民阅读工程的实施和基础研究的推进,全民阅读顶层设计的支柱才能真正矗立起来,社会力量才能更广泛地发动起来。我们期待中的未来中国,将是一个学校以阅读为教育主轴,国民以阅读为生活方式,城市以阅读为文化形象和气质,国家以全民阅读事业激发国民文化凝聚力、国家软实力的国度。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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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江苏网
毛泽东周恩来接见群众。
  日,新华社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三年胜利完成。但是,新的一年的形势却是耐人寻味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兵民是胜利之本”。尽管西方国家骂他好战,但这并不影响他爱好和平,从朝鲜撤兵后,解放军进行了大裁军,减少了不少人数,使他们复员到地方,参加国家各项建设。甚至他还倡导了像李兴发这样复员军人的典型。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在杭州刘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系统研究经济工作。
  他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上午进行其他工作,主要是参加上海会议;每天下午一起读,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朗读,边读边议。三人又作分工:胡绳、田家英俩轮流朗读,邓力群作记录。12月10日开始,每天下午读,一般从4点左右开始,一直到9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3点、5点、6点开始读,到7点、7点半、10点结束,方式是边读边议,主要听毛泽东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
  在杭州前后25天,除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外,实际读书21天。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
  上海会议后,毛泽东又带众人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读完书时已是日。写出的读书笔记达到七八万字之多。
  毛泽东的谈话和批注主要涉及三大问题:一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是新中国十年的历史和现实,一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政策评析,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他这么去做,就是想总结苏联的建设经验和教训为我所用,准备去进行新的建设。
  谁知这时候,又出现新的问题了。
  首先,世界不太平。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浪潮。如,在国内,除了蒋介石蠢蠢欲动,不时派飞机在福建沿海地带军事骚扰外,1959年春,达赖等分裂分子煽动西藏暴乱。国际上,挪威、印度等国先后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4月20日,挪威执政党工党机关报《工人报》发表由挪威总工会主席诺达尔和挪威工党主席基哈德森署名的“五一”文告,对我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诬蔑和攻击。次日,印度社会党人去我国驻孟买领事馆示威并侮辱主席像。接着,挪威报纸再次登出在中国主席面部打大白“×”的漫画,并且声称如中国不投降、“继续胡闹”,届时西方1000张报纸将集体联手“骂毛”云云。
  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大搞大国沙文主义,此时中苏蜜月关系已不复存在。1958年,赫鲁晓夫来到中国,要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遭到毛泽东拒绝后,仍蛮横坚持这一要求。毛泽东说:“你最好把中国的海岸都拿去好了。”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这样的话,我就再上山打游击去。如果你赫鲁晓夫一定要捏住中国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赫鲁晓夫反唇相讥地说:“游击战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没有用了。”
  1959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后再次来北京。这次,他帮与中国敌对的艾森豪威尔说话,要求中国释放八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中国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说:“这个更困难了,你知道中国是有法律的。”
  赫鲁晓夫当时就红了脸。
  9月13日,赫鲁晓夫写信向艾森豪威尔祝贺生日,表示自己与之亲近的态度,开始与美国一起孤立中国。面对日渐紧张的敌我形势,中国加强军事防御力量十分重要。但毛泽东没去贸然走扩军之路,影响经济发展,而是决定大力发展民兵力量,组织军民边生产边练兵,一旦情况有变,全民皆兵,应对危局。1958年6月,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他多次就民兵工作插话,说:“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我赞成多生产一些轻武器,武装广大民兵。”在9月份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讲的第17个问题,就是民兵问题,会议通过了民兵决议。随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讲了“准备反侵略战争”问题,指出说:“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
  谈到战争,他说:“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现在我们要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支,将来要发几千万支,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北戴河会议通过了由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强调说:“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会后,各地大力发展民兵,一个多月,北京搞了几十个民兵师,其他地方也办起了民兵师。
  9月29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回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再次谈到了民兵工作,说:“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随后,他再次对民兵组织进行了定性:“民兵不一定是专政,主要是对外的,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力量。”
  组建民兵,是对外,是对付侵略战争的,是防御性的,不是毛泽东等人“好战”,而是以此对付那些“好战分子”。全国各地再次迅速掀起全民武装的热潮,壮年男女公民在自愿基础上组织起来,大批民兵师、红旗师、基干民兵大队纷纷成立,遍布城乡,实行全民皆兵运动。随着人民公社化,民兵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过去的小队、中队、大队,发展成为民兵师、团。民兵范围扩大了,人数增多了,从家务中解放出来的妇女也踊跃参加民兵组织。
  1958年12月,在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又加了一段关于民兵工作的话:
  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了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沃土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他再次强调了民兵的作用。
  日是建国十周年国庆。首都民兵师、民兵方队接受检阅。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当看到首都民兵方队穿着军装、手握步枪,先排着“龙”的队伍,后排成方队进行军事表演,整齐划一地走过天安门广场时,毛泽东面带微笑,挥手致意。
  12月,党中央针对民兵建设中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对民兵工作做出了作的部署和加强。民兵师工作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大力发展民兵,是保卫和平,对付外来侵略的需要,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的未雨绸缪之举。这种举措是很有必要的。进入1960年,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并没多大改变。《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就指出说:“帝国主义长时期以来,就把赌注押在新战争方面。美国的直接军事开支,在1960财政年度仍保持在41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美国现在有武装部队100多万人驻扎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50个海外军事基地,并且在国内、欧洲、北非、中东、远东各地加紧建立导弹基地&&社会主义国家是坚决反对战争的&&但是社会主义各国永远也不会在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前面屈服。”
  年前,毛泽东和党中央准备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开会地点,柯庆施、江渭清都不赞成在南京开会,说怕蒋介石派飞机轰炸,考虑安全原因和房屋原因等因素,他们主张在上海开。李富春也写信给毛泽东,赞成柯、江等人意见,建议改变会议地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从上海开会回杭州,口头向毛泽东转达此意。于是,毛泽东请刘少奇召集常委谈一次,考虑是否可以改变地点,并用电话向柯庆施等人询问南京所以不宜开会的详细理由。于是,会议于1月7日至17日改在上海举行。
  连党中央开会的地点都因此而改变,可见军事形势的严峻。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推进以抵御侵略战争为目的的民兵工作。
  回京后,2月的一天,中央办公厅机要员李原慧送文件,来到了毛泽东的菊香书屋。站在窗前沉思的毛泽东,忽然转过头问她:“小李,你参加民兵了吗?”
  “参加啦。”小李回答。
  “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毛泽东又问。
  “这&&”小李想了想,回答说:“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在毛泽东的问话后,李原慧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参加过民兵,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给毛泽东看。去年她参加了建国十周年首都民兵方队军事训练。民兵方队参加国庆检阅后,她全副武装地照了相,珍藏在日记本。照片上,她剪着短发,白衬衣束进蓝色长裤里,右手扶着步枪,昂首站在一棵树旁,远处的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毛泽东接过照片,看了后,赞扬说:“好英武的模样呀!”
  这时其他工作人员都围过来,争着要看。毛泽东给他们看完照片后,说:“好啊!是应该训练,既能文又能武。”
  随即,他问道:“小李啊,这张照片送给我作纪念吧,行吗?”
  李原慧笑着点点头,说:“好吧,送给你。”
  毛泽东接过照片,看了看,小心地放进了桌子上一本书里。
  过了几日,李原慧正在机要秘书处整理资料,毛泽东拿着一本书,走了进来,说:“小李,拿了你的照片,我也得赠给你一份礼物,这诗词就送给你了,你瞧瞧。”
  李原慧接过毛泽东手里那本书,只见是本地质常识书,在半页空白的地方,他龙飞凤舞写下了《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李原慧又惊又喜,腼腆地说:“主席,你太夸奖我了,我哪配得上&&”
  “哎,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说罢,毛泽东爽朗地笑起来。
  随后,其他工作人员看了毛泽东题的诗词后,也都为李原慧感到很高兴,认为既是对机要工作的关心,也是对民兵工作的支持。这首诗词后来不知传出去了,通过报纸传遍全国,还有人作为歌词谱上了曲。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和支持民兵工作?
  民兵本身就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打败强敌的“降魔大法”。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在各个根据地建立赤卫队、少先队、暴动队等各种民兵组织,以备战争之需。1938年,他纵观抗战局势在《论持久战》中别具一格地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941年11月,党中央明确规定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解放战争中,民兵武装获得极大发展,他们支援前线,维持治安,清除内奸,发挥了巨大作用。建国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毛泽东认为,在现代化武器面前,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要大办民兵。1952年12月,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布《民兵组织暂行条例》,民兵仍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以后,国内外形势变得严峻,毛泽东决定大力发展民兵,实行全民皆兵,以达到抵御外来侵略的目的。由于民兵坚持“劳武结合”的原则,边劳动边训练,这样既可保证经济建设不因准备可能爆发的战争而受到耽误,经济建设可按部就班进行;也不会因为要搞经济建设而忽视对付侵略战争的准备,在进行工作生产之余组织民兵,由复员退伍军人作骨干,学习打仗,进行训练,使得“人人参加经济建设,人人参加国防建设”,两方面都不耽误。
  面对1960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这次毛泽东为女民兵题词,对民兵工作又是一个极大的推进。
  在毛泽东等人的关心下,4月,全国民兵大会在北京召开。
  17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出席开幕式。
  随后,会议又从代表中挑选了一批骨干分子,到中南海怀仁堂接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25岁的杨世群是四川省的民兵代表,也在这次被接见之列。
  她是一名牺牲了的地下党员的女儿。1953年,才18岁时就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民兵。因踏实肯干,工作出色,第二年当了连组长,1955年当社长。次年,村里要修一口用于农田灌溉的堰塘,她去带队。为了起好带头作用,她总是最早去最晚归。在她的带动下,堰塘提前完工,她当年也被评为县劳动模范。1957年涨洪水,两三米高的河堤眼看就要被洪水冲垮,而河堤一旦被冲垮,大片农田就要被淹没。她立即发动当地民兵和村民们去救河堤,挖土方,扛沙袋,打木桩&&哪里最需要,她就出现在哪里。一次,她背着沙袋往河堤抢运时,一段河堤被大水冲垮,将在现场抢险的村支部书记压在沙袋下,眼看水冲过来,书记生命难保,她立即丢下沙袋冲上前去,硬是在强大的水流中将压在书记身上的沙袋拖开,把他救了出来,而自己累得筋疲力尽,刚上岸就躺在河边一动不动,直喘粗气。经过大家的艰苦奋斗,终于保住了河堤。这一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中,因过度砍伐树木炼钢,许多青山变成了秃山,农田荒废。作为党员,她看在眼里,又发动群众开荒,在山上种柑桔树,经过不知道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斗,又让荒山变成了绿山,也为公社以后发展柑橘打下了基础。
  1960年4月,杨世群先后参加了万县地区、四川省的民兵代表大会。17日,作为开县四个代表中唯一的女代表,来到首都北京,参加为期4天的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她又被四川省民兵代表选为全省“代表的代表”,与全国32省市的“代表的代表”到中南海接受毛泽东等人的会见。
  毛泽东等人来到代表中间的时候,大家热烈地鼓掌。在众多的人群中,毛泽东发现了杨世群,走到她面前,笑着问道:“你是哪里人,干什么工作,生活怎样?”
  杨世群每天有两角钱的工分收入,在当地农村不算高,也不算低,连忙回答说:“很好!很好!”
  接下来,中央领导们与民兵代表们合影。毛泽东坐下,大声幽默地问:“我就坐在这里好不好?要不要得?”
  “好,要得!”代表们笑着回答。
  照完相,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叮嘱大家要当好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在大会上,毛泽东向出席会议的所有民兵代表赠送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托上刻印有“全国民兵大会”字样。领枪按省分批上台领取。代表们接过枪,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站在主席台上,分别与代表握手。杨世群领枪时,又与毛泽东握了手。
  这时省、地、县都没有这么先进的步枪。党中央把国内很先进的枪赠送给民兵。杨世群扛回家乡后,坚持擦拭,时经30年后枪还是崭新的,子弹一颗也没用。毛泽东大办民兵的思想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毛泽东时代,从公社到大队,到生产队,都有民兵,都有枪,而且都是放在民兵的家里。
  在历史上,从商周时期周厉王开始,帝王们就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多少年来,为了堵住那些小民的嘴巴、束住他们的手,那些大人们操碎了心,防民如防贼,对老百姓进行族杀、株连九族,没一人敢把武器发给那些普通老百姓。有网友说:“只有毛泽东才有胆量发给老百姓枪,才敢提出全民皆兵。”事实上,毛泽东大力发展民兵保家卫国,就是充分信任人民,相信群众之举,是利用人民的力量自己来保卫家园的一种大智慧。
  有人说:“要学会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最好的办法是天天同它对抗。”毛泽东不是去“对抗”,而是积极做防御性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面对内外威胁,在不扩军的前提下,大建民兵组织,大办民兵师,使之“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无疑是增强国防、抵御侵略的一个有力举措。而民兵们一边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大练兵,军事素质大大提高,成为一支难得的抵抗外敌入侵的准军事力量,对于那些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国家无疑具有巨大的震慑力。中国的邻居――尼泊尔人后来评价说:“正是由于他的伟大而有远见的领导,中国才能在各方面取得没有先例的进步,做到自力更生。中国人民不断地从毛主席的崇高思想中得到鼓舞,每年都在国家安全、生产、教育等方面取得许多新的光辉成就。中国这个由于外国几世纪的侵略和剥削而呈病态的国家,由于毛的举世无双的革命领导,现在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
  这就是毛泽东“远见”的力量,保证“国家安全”前提下的“自力更生”的力量。
  毛泽东为女民兵题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这首诗词脍炙人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唱红大江南北。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民兵个人和集体。海南岛三亚西岛有一个女民兵班,是1959年8月成立的,一共8人。和驻岛官兵不同的是,她们没有统一的制服,头戴遮阳斗笠,身着红肚兜,一身蓝灰裤子,脚蹬解放鞋。但这个民兵班按照一门炮所需配置设计,陈洪柳担任炮长(即班长),陈香兰担任瞄准手,苏兰新担任一炮手,负责拉开炮膛,陈梅为二炮手,负责装填炮弹,苏日农、王福花、陈发妹、王乃莲分别担任三、四、五、六炮手,负责传输炮弹,组成了一个著名的“八姐妹炮班”。毛泽东对女民兵建设很关心,《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发表后,她们对毛泽东充满了期待,期待他有一天登岛视察。但因种种原因,他一直没去。20世纪70年代,她们的故事拍摄成了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海霞》。随着电影的放映,作为人物原型――三亚西岛上的女民兵,名扬大江南北。后来,西岛的女民兵们合伙买了一个精致的烟斗,通过有关部门献给毛泽东。
  负责过民兵工作的开国上将傅秋涛,后来总结毛泽东大办民兵师的远见卓识时由衷地说:“大办民兵师和实行全民皆兵,是对付帝国主义的有效办法,它可以大长人民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充分动员亿万人民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增强我国人民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战斗意志和革命警惕性&&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和正在进行现代化装备的人民解放军,有了这样一支庞大的民兵队伍作后盾,不论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多么强大,采取什么手段,使用什么武器,向我们发动什么样规模的侵略战争,我们都能有足够的把握把他们彻底打败,把入侵者消灭得干干净净。正因为这样,就连某些资产阶级军事家,也不得不承认我国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曾经到过中国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就说过: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进攻中国,就一定要大倒其霉。蒙哥马利在这里确实说了一句老实话。帝国主义对我国所害怕的,并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人民战争。”
(责任编辑:张宇)
原标题: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全国搞“全民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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