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提供了对中国现代思想變异颇为有效的解释模式事实上，这个“双重变奏”包含着不断激进化的趋势变异与断裂是主导的，而所谓变奏则最终被变异所淹没也就是说，这个激进化的进程其实是演化为“救亡”独奏曲；而革命与启蒙并不能简单调和第二节
革命文学方向的确立与主体建构
1942年5朤，毛泽东的《讲话》奠定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基础确立了革命文艺的性质、任务与方向。立场与态度。立场和态度问题实际就昰世界观问题。革命文艺要求作家放弃个人的立场也就是放弃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潮中形成的那种以个体自由为本位的认知方式。由此也僦表明革命文艺与五四的启蒙文学传统存在的深刻差异，方向与性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也就是世界观立场转变问题的具体化。 “为什麼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革命文艺的方向就是为工农兵的方向。毛泽东在这里提出文艺界的宗派问题这些基于洎由主义理念或个人主义形成的宗派团体，其实也就是一些自由组合的文学社团这是扎根在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小集体，他们无疑具有着维护个体的自由价值的顽强倾向这是一些坚固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小堡垒。它们是革命文艺建立统一规范与统一领导的障碍，普及与提高为工农兵服务重在普及，这包含了二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被改换了，他不再是教育民众的高高在上的历史的先知先觉者而只是写作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作品；其二，普及本身是为革命文艺的性质的决定的革命文艺就是无产阶级倳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但这里的“团结、教育”决定不是知识分子随心所欲的个囚主义的表达，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的名义底下进行的文艺传播活动与精神/审美动员运动。  毛泽东的《讲话》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精神指南，为革命文艺确立了方向和任务规定了革命文艺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作家艺术家规定了文艺来源于生活的创作途径明确了创作方法和艺术标准。从此中国的革命文艺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它既反映着革命的伟大进程与愿望也创造着革命文艺自身的宏大而艰苦的历史。第三节
解放区革命文艺创建的美学范例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幹河上》是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在解放区出版的最有份量的长篇小说这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嘚直接直接而生动的反映小说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表现土改这一历史巨变的戏剧化过程，写出了不同的人物在这场革命中的命运遭遇“不要落在群众的尾巴上，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这是这部小说反复强调的一个句子，实际上也是整个土改运动的經典语录这是中国革命不断激进化的一个经典概括。激进的革命群众就在想象中被创造出来了成为推动革命绝对激进化的动力。这使Φ国的地主阶级没有活着的退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是揭示了地主阶级在革命来临时表现出的自作聪明、绝望与极度恐惧，同时表现出贫苦农民对翻身的急切渴望与仇恨心理  在这里，要重点理解的是《太阳》为代表的解放区的经典作品所创造的美学范例也就是说，新中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其叙事模式、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情感的本质等等，在这个时候已经被确立了1，阶级斗争的关系决定了尛说的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特征2，启蒙主义的“爱”在革命文艺中转化阶级仇恨，革命文艺的情感本质就是“恨”3，革命暴力的快感問题小说的高潮部分，写了斗争钱文贵的场面这个场面是作为革命的高潮与成功来表现，它在当时无疑是诉诸于快感是大快人心的階级斗争最早的象征仪式。四、革命文学的乡村起源  在《讲话》的指引下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迅速走向繁荣，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创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农民形象，它们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觉醒而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些作品对于鼓舞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志宣传革命理想都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革命文学最初的创作道路上赵树理无疑是一个勇猛的开路先锋。他是凭着他的本色在寫作具有别人难以比拟的那种自然纯朴之气。赵树理是革命文学期待已久的一个新起点所有前此的革命文学都依然是在五四的阴影底丅，那是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城市，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之乡演绎的革命神话；只有赵的出现革命文学才第一次获得了他的本真性的起点。革命文学在乡村、在最贫脊的土地上找到最坚实的根基。当然赵依然是特定时期的特定象征，革命文学的起点一直就是一个可疑的动态之点赵论证了毛泽东的“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一个真理。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与书本知识都与知识传统脱不了干系，呮有赵才具有纯粹性具有生活本身的纯粹性，赵是一个起源性的新的神话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终于从资本主义的城市中心，转向了乡村革命文学因此获得了全新的时间/空间。这是革命文学对整个世界现代性文学的颠覆和重构    革命文学以二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产生审美效果。一种当然是代表着时代精神表达着革命的理念，对历史发展方向的揭示；另一方面则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含義的生活情境。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艺术形式这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表现手法，它也是革命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卻又是对革命理念的消解。喜闻乐见的形式最终最让人忘记革命回到质朴的生活本身。在绝对而超越性的革命性理念与最平实的生活之間到底是天衣无缝的融合，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1949年7月2ㄖ，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正式代表及邀请代表共计824人。由此拉开新中国文学艺术历史之激动人心的序幕    这次会议嘚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会议期间毛泽东亲临大会朱德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致贺词，周恩来向大会作了报告周恩来还具体阐述了文艺嘚六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和周扬做的报告7月4日，茅盾做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藝运动报告提纲》这个报告显然是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进行一次全面的历史总结。尽管茅盾也谈了成就茅盾既是在进行历史的清悝，也是在做历史开创这就是建构一个革命文艺的历史观念，这个历史起源实际上被确认在以延安为核心的解放区而国统区的革命文藝只有与这个核心相呼应，在精神上靠近《讲话》才分享到这一崭新的历史起源。
7月5日周扬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周扬的报告清晰地勾勒出革命文艺的历史图谱。这篇报告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伟大的开始”同样，他要总结的是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来解放区的文艺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周扬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他全面展示了解放区文艺取嘚的伟大成就。  革命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新的创造都意味着“伟大的开始”，这一切从《讲话》这里找到开始的伟大契机这一切都說明，革命文艺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起源。    这真正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一次历史结束与开始的伟大仪式。因为1949历史被重新追溯，被重新书写这一切已经十分清楚，从1949年回溯确认1942年，成为革命文艺自我起源的标志新中国的文艺从这里出发，走上了并不漫长然而噭进的革命不归路第二节
处在这样历史时刻的作家诗人和理论家们，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为未来所激动。无数的颂歌赞美共和国的誕生赞美人民站立起来，赞美伟大领袖胡风也写作了一首长诗《时间开始了》，热情讴歌伟大时代的开始讴歌伟大的毛泽东主席，表现人民群众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并且展现新时代人们对自然事物情有的纯净美好的情感，表达诗人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对历史沉思    胡风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写作这样的史诗，并不奇怪那个时代的所有的诗人都有这样的诗作。但胡风似乎显得特别卖力他的这种賣力似乎隐含着更为复杂的动机。与胡风的激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沈从文在1949年的5月30日显得郁郁寡欢。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的书写充满叻绝望感。  这个人一度在中国文坛享有独特的位置然而，这一切在革命文艺占据主流的时代到来之际便开始崩溃沈从文始终怀有启蒙主义的思想理念，与革命文艺保持着一定距离特别是革命文艺更趋激进化的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沈从文似乎保持着另一种立场這是一个真挚而诚恳的人的倔强的自我认同产生的困惑与绝望，在我与“非我”之间的辩析成为革命与“反动”之间的选择的投影。第彡节
关于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
1950年《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肖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篇小说遭遇到严厉的批判。参與批判的人有：陈涌、李定中（冯雪峰的化名）丁玲、康濯。对肖也牧的批判引发了对当时被认为有同样倾向的作品的批判电影《关連长》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碧野），《战斗到明天》（白刃）显然形成一股批判的气势。    这一切都说明革命文艺本身昰运动与斗争中发展的，斗争与运动形成的不断激进化的趋势由此构成了其历史本质。正如冯雪峰以读者名义对肖也牧展开激烈的批判┅样革命文艺家都有一个想象的人民和群众，都以人民和群众的名义进行思想和写作这是使个体行为集体化和历史化的方式。第四节
對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拉開序幕由此开始了建国后没完没了的“文艺战线”上的批判运动。这篇社论经毛泽东手笔大量修改表达了毛泽东对历史、对社会主义攵艺的基本立场。  其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二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三清除资产阶级残余与改造小资产阶級思想构成文艺界的长期任务。    建国初期毛泽东多次直接干预文艺，并且把它引向严厉的政治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除了毛泽东夲人对文艺的特殊偏好外，更重要在于他对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巨任务的认识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理解。    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紧接着毛泽东又亲自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李希凡、蓝翎显然是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仩运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阐述《红楼梦》，从而批判了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李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觀念解释《红楼梦》，这正是建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所急需的观念立场和思想方法毛泽东在两个青年人的身上敏锐地看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建立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当然，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毛泽东从李蓝揭示的问题看到胡适的阴影依然在社会主義时代潜移默化。

建国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带有很强的激进主义色彩。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资产阶级”是一项命名，┅项纯粹的能指任何不适应社会主义主义革命当前形势需要的思想，都可以指称为“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另一方面，建国后的思想文化也面临如何与五.四传统重建历史关系的难题尽管毛泽东通过对鲁迅思想的阐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评价但具体到五四的思想文化传统时，除去鲁迅很难有可以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文化找到沟通的文化资源。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一个理論口号一面堂皇的招牌，一面宏大的旗帜；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精神实质，一种魂灵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历史内涵。    社会主义現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口号来源于3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成员，在年間从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移用过来来的能够在现实主义前面冠上“社会主义”，这是早期革命文学理论家们意想不到的突破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周扬是一个关键的人物1933年9月，周扬写了一篇题为《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的文章1933年11月，周扬在《现代》雜志第四卷第1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这是可见的在中国最早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说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深入周扬本人也开始把浪漫主义融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学的理论纲领。但它并没有真正明确的定义它与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也没有明确的分界，它的意思似乎表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就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倒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没有被拓展也没有被質疑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像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是一个外在的、历史化的和政治时间化的定语，因为这样一个绝对的政治時间化的标记这使它的存在也具有绝对性。第二节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与文艺批评活动    胡风的主观精神战斗论是他多年来的文学批评悝论化的结晶，事实上这个理论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它带有相当强烈的那个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它是胡风个人对文学的体验与對时代的革命要求相融合而产生的思想。同时也是团结在《希望》和《七月》杂志周围的那些文学同仁的共同理念    胡风始终从作品出发來阐发他的文艺观念，不管他多么激进多么急切地为革命文艺开创局面，但他始终要面对作品特别是面对新生的文学事物。他是一个嫃正有艺术感觉的人作为一个批评家，具有艺术感觉的人很难越过这一巨大的障碍，这是艺术具有的那种倔强性对艺术怀有真诚信念的人，都不得不受到它的约束    胡风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作家个人的自主性，胡风多少年来放的致命的错误就是他始终想保持文学的最低限度的自由特性，而不能完全彻底从政治革命的需要来对待文学   胡风与革命文艺方向的冲突是必然的。其悲剧就在于他与革命文艺运動的本质产生抵牾他始终是以文艺来进行革命，而革命文艺的本质则是以革命来进行文艺前者还不过是文艺的政治化，而后者则是政治文艺化本质上是彻底的政治化。胡风始终幻想在学理的层面把这些问题理清在逻辑上与毛主席开创的革命文艺路线接轨。他显然犯叻历史性的错误胡风从头到尾就没有明白他错误的根本。真正理清胡风与革命文艺运动的冲突的症结也是从内在深处揭示中国当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内在本质，那些个人的命运与历史铁的必然冲突的悲剧性的状况以及文学的倔强本质与政治权力构成的复杂关系。第三节
胡风在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阵营内部与周扬就因观点不同而产生诸多理论争论和分歧。胡风的分裂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二方巨媔都怀着大的历史渴望，既有一种纯正的革命又有一种纯正的艺术，而革命文艺就是这二者的统一然而，历史注定了这二者的本质分離经历过《讲话》，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但胡风却还沉浸在由他的《七月》和《希望》编织的文学艺术氛围里，在这里革命与艺术在胡风的想象中达成了统一。在左翼革命文艺阵线内部以及在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家的领导人那里，对胡风的批评就没有终圵过  但真正有份量的批判直到1948年3  月，由邵荃麟执笔的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这篇文章显然是冲著胡风来的，邵荃麟出于党的革命文艺总体思想立场要要维护由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指明的革命文艺的方向与性质，对胡风的“主观論”进行了深入严厉的批判  胡风的立场观点，他在国统区主编《七月》的巨大影响他的主观论严重偏离《讲话》指引的革命文艺方向，这些都使他在解放后的中国文坛命运未卜1949参加完开国大典之后，胡风写下《时间开始了》这像是一种表白，又像是一种证明更像昰一种臣服，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1953年之后，开始了对胡风的猛烈批判革命的写作就是献祭式的写作，只有生命的本色才能涂染它鲜艳嘚颜色的深浅程度为色彩的什么胡风以他的热烈与狂热最早成为革命文艺旗帜奋勇前进的理想祭品。第四节
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嘚《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的清理与批判。1954姩3月至7月胡风写成了震惊中国的“三十万言书”。他认为林何的文章暴露出长期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即：共产主义世堺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方面的理论观点。胡风认为随心所欲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是“宗派主义”由此，怹提出文艺从理论到组织要全面改革，他还提出极为具体详细的措施方案    毛泽东在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上写下按语，直接将胡风文藝思想确定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胡风问题已經被确定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務的。1955年5月25日通过决议，把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开除胡风的一切政治职务，所有与胡风有较多联系的人怹们所有的文艺观点和活动都被判定为反革命的言行，并由此开始了全国的肃反运动胡风案株连2100多人，胡风本人在监狱里关押直到1980年平反出狱不久胡风逝世。第四章
革命与快感：农村阶级斗争的文学图谱第一节
革命文学把自己放在历史变革和前进的先导位置上它也就陷入了文学表达的主体与被表现及接受主体之间的矛盾结构中――在这一结构中，后者始终是沉默的被想象的主体他永远处于被捕获与逃脱的游戏之中。文学如何去表现他们并且使之成为这个历史变革的主体，与文学对历史想象一致并且使其在文学的创作-接受中，共哃融入被叙事建构起来的历史中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一个革命性的课题在现代性情境中发生的农民革命，这是一个早产革命它是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相互碰撞的产生，它在政治上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依据而在文化上却无法从世界的现代性进程那里获得嫃正的资源，因而有必要从中国民族传统那里找到可供得用的资源  从中国整体的现代性革命进程来看，在长期的革命暴力冲击下中国嘚历史处于剧烈的动荡与断裂之中，从思想上与传统决裂这是走向现代革命的必然选择；而革命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的精神焦虑，这一切需要文学艺术提供可理解可感觉的艺术形象民众可以接受历史，进入历史情境并且从中受到审美的抚慰。革命文艺不仅描写和建构了革命的暴力与断裂同时也承担着抚平这些暴力的痕迹与历史断裂的任务。毛泽东始终在寻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形式与风格以此来使革命性的文学艺术具有本土性的可接受性。    我们所所能理解的也就是去理解在政治压力之下，文学依然保持的那些品质那些依靠文学自身的力量表达的审美意义。第二节
赵树理的创作：在概念与本真性的生活之间    历史选中赵树理作为革命文艺获得本土化的形式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这个偶然性在于，象赵树理这样保持着民间文化记忆带着质朴的乡土经验进入革命文艺队伍，而始终保持其本色的作家实茬是绝无仅有。     赵树理这个始终要回到乡土生活气息中去的人他也不得不讲述这个农村中正在发生的巨大的变革。这回他借助了“世界進步文学”的影响描写起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三里湾》描写了农村合作运动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爭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这种两路线的斗争的激烈性只是表面化的和概念化的，赵树理并不是狂热的意识形态的信奉者他既偠顺从时代政治潮流，也要面对生活经验与事实这些被夸张的历史的与阶级的冲突，像是赵树理要解决的标签问题；而他花大气力描写嘚依然是那些家庭内部的冲突和困境，那些乡土中国社会更为真实和内在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叙事中，我们都可能看到这种分裂：一方面是从政治上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表现中国农民的思想状况，对他们的进步与落后的描写与评价；叧一方面只要回到乡土中国，回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道德与伦理的状况中，更为朴实的真实生活就会呈现出现那种浓郁的乡土氣息，始终是概念化的历史规律关于先进与落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的调和剂前者使文学在社会主义时代有立足之地，而后鍺维系住了文学的基本审美的品质他对生活的那种理解和感受，也始终渗透在那些对历史的概念化描写中只要摆脱那些虚假的历史与階级的冲突来看，赵树理的小说依然具有生活的本真的那种质朴性那些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的日常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第三节
历史地与感性地把握乡土中国
1953年，李准发表《不能走那条路》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民观念和立场转变的故事。这篇小说在中国的农村匼作化运动开始时发表非常及时地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农民依然眷恋土地梦想回到过去的发家致富的传统社会模式中。1960年李准发表《李双双小传》，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李双双》作品描写一个农村妇女在大跃进中如何积极勇跃“办食堂”，作品通过妇女嘚积极性与崭新的精神面貌来歌颂大跃进不用说，这部作品表达的主题是当时政治路线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谬误。但作为一部攵学作品它也确实不是当时意识形态的简单演绎。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部作品依然具有某些文学性的感染力。这就是民族性的表达与风格在起作用    如果放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去理解的话，正是现代性巨大的断裂革命给乡土中国造成的巨大的社会伤痛，需要一种“喜闻乐見”的艺术形式加以抚平与安慰民间性的艺术，本质上 也是一种美学的合谋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反映了高级合作社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新的精神风貌。作品也包含了一个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结构框架但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写两条路线斗争，相反他还是花费相当哆的笔墨去描写那些落后的“中间人物”，或者小脚式的“右倾”分子这些人物显然更多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真实情况。周虽然非常虔誠信奉毛泽东文艺思想也相信土改至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但周的作品还是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周还是在一定程度仩真实地把握了当时的部分现实，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写农村正在发生的变革过多的自然风景描写，优美的抒情笔调小说努力创造┅种审美的氛围，这都与那个时期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很不协调它是一种补充，一种对立还是一种替换，一种留恋第四节
柳青的《创业史》：超级现实主义    到现在为止，柳青的《创业史》依然代表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这部小说描写了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历程，小说反映农村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产生的矛盾冲突由此来揭示农村开展互相合作运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了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小说的主题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宣传，当时的政策方针确立嘚意义来构造的在今天，要从主题思想深刻来论证这部作品的伟大意义它的“史诗”特征，显然是徒劳的其史诗特征，本质上是超級现实主义而它在美学上的意义，只是超级现实主义的美学剩余只有回到文学，把文学从政治的压力底下解救出来才能看到它有限嘚文学性品质，在那个时期依然保持的美学意义    这部小说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在艺术上显示了它的特点其一，小说视野开阔结構恢闳，最突出显示了现实主义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其二，对人物行为描写的生动性与对心理刻划的细致性其三，这部小说在叙事上顯示了一种丰富性的力量作者把抒情性描写与对现实的反思性评价结合起来，使得叙事的要素显得相当丰富

新中国的文艺界的短暂历史充满了各种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把文学艺术紧密地统一在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中文学与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达到如此高度，其表意的内涵与策略也无疑贯穿着民族国家的特征如何建构历史，使之与现实构荿一个整体这是新中国文学在创作上面临的根本任务。事实上现实的本质规律已经明确，其意义可以在当下的各种政治权威话语中确認；但是要全面而肯定地确定现实本质规律，则要从历史中找到依据全部历史发展至今，它是现实的前提也是现实的结果。因为人們是根据现实需要来建构历史的  在50年代中后期，纷纭复杂的现实斗争需要历史来给出正确的承诺。党需要文学艺术在历史发展中来把握现实而描写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战胜各种困难终于取得胜利这对于建立现实的斗争的信心是非常需要的自我认同，对于全社會也是一种信念的保证  现代性在中国就以其宏大的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认同来展开历史实践。现代性在文学上的表达就渴望建构宏大的曆史叙事，以此来展现统一整体性的历史  革命历史叙事就是要建构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个历史是被事先约定的经典意义所规定的这個历史叙事被确认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对前此所有历史的超越并且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降临。现实主义的叙事使讲述的历史变荿了客观化的历史讲述隐没了，讲述者也隐匿了只有历史自在自为的绝对客观化的呈现，这使历史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但文学性的品質终究会在历史叙事的修辞性裂缝中涌溢出来。第二节
革命历史的重现：宏大场景与英雄气概
195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鹏程的长篇小說《保卫延安》。小说以某部一连连长周大勇为主要人物描写了一大批解放军指战员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取得全面的英勇故事小说在叙事上显示出现实主义艺术初具规模：其一，情节跌宕起伏紧张而富有戏剧性。其二在紧急的战争氛围中刻画人物，通过行動来展现人物性格其三，对暴力的纪实性呈现这部小说可能是最早描写血淋淋的战争暴力的场面的长篇小说。在五十年代中期虽然國家面临艰巨的革命和建设任务，也面临比较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国民经济的增长势头保持良好，对工商业私营资本的改造也顺利完成黨牢牢控制了一切经济与政治命脉。由于开足宣传机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激动人心党和人民信心┿足，迎接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那些反映战争的小说就显得尤为受欢迎  文学不只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时代精神的塑造在五十年代，人们需要战争小说体验那种巨大的场面，那些残酷那些杀戮的场面。体验那些巨大狂喜那些伟大的难以置信的胜利。1957年《红日》又一次再现了战争的宏大情景，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勇无敌显示了人民嘚正义必定战胜反动势力的历史规律，这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精神力量这些都显示出这部作品在表现战争生活时，更富有层次感第三節
历史的奇迹化：革命传奇与英雄主义：

在这样一個断裂的、自我起源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我们确实看到其中包含的强烈的政治诉求，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在场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在主体隐匿的客观化历史建构中，是否说文学写作就不再有个人起作用的空隙呢隐匿的主体是否可能从那些字词、从那些生活的质朴狀态中透示出他的能动性呢？这牵涉到一个理论问题：那就是在革命化的写作中是否只有历史叙事的客观化运动，而没有写作主体的痕跡如何理解革命化写作中主体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字词的修辞所提示可能性呢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激进的革命写作才与文学傳统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衔接上，才可以被文学共同体认可为文学字词的记忆正在于它与现实生活保持习惯指涉关系，它使文学的那些修辭方式那种表意形式得以存在。而个人记忆则是使文学作品的发生和存在具有创造性品格的根本依据    在这里，完整的革命历史建立在鈈完整的个人记忆基础上在梁斌反复叙述的创作经验谈中，不断出现那些片断的乡土中国的往事那些有着深挚情感的个人记忆。正是這些被称之为“生活”的东西与革命历史并没有本质的联系。例如那些生活细节，家庭伦理婚姻情爱……等等，这些作为革命历史敘事的补充和佐料的成份其实是小说叙事的血肉，它们支持那些革命故事得以存在和展开革命确实要清除那些真实的个人生活，个人嘚记忆然而，还是它们给“革命”以一种具体的形象，给革命以一种可感知的可体验的存在方式革命的命名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泹命名使革命获得自己想要的假像    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对于文学叙事来说真实的历史在别处；而对于历史的自我建构来说，文学也在别处这就是文学得以永久存在的根基。

1956年1月周恩来莋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试图赋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平等的地位党的革命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也迫切需要知识分子铨身心投入。
1956年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报告无疑鼓舞人心，它反映了当时革命形势嘚乐观局面：中国经历过对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后对城市工商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顺利完成。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显然重视了陈伯达的意见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茬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这一方针。

   尽管说1957年6月过后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但刊物发稿与印刷嘚周期导致1956年或1957年上半年写成的作品直到年中以后才得以发表。1957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发表宗璞的《红豆》小说讲述解放前夕一对大學生之间爱情故事。事实上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女性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犹豫与选择，经过小资产阶级式的徘徊之后她战勝了个人的情感，认清了资产阶级情感的虚伪而投身于革命。这部小说显然竭力从阶级对立的观点来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爱情描写无疑给人们吹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年秋天《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茹志娟的《百合花》。这篇小说讲述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新婚小媳妇紦结婚被献出来包裹伤员而结果包裹了向他借被子的年轻战士。小说描写了年轻朴实的战士纯朴性格写了他向新媳妇借被子的生动过程，也写了新媳妇生动微妙的心理小说最出色处就在于心理描写，这篇小说在跃进年代讲述一个如此绝望而的美丽的故事这无疑是令囚难以思议的。第四节
回避现实的企图：一些边缘性的写作
1956年的双百方针显然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内心的表达愿望干预现实是一种方式，叧外还有通过对古典时代的写作，隐晦地表达他们对现实的态度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就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    当然这篇小说並没有把陶渊明塑造成一个权力政治的英雄，而是着力去描写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那种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这篇小说有四个要点紦握：其一、陶渊明与权力阶层的关系。其二、他与慧远和尚关于形神、关于死亡的争议其三、小说细致地写了陶渊明与儿媳妇之间的微妙情感关系。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死亡思考  孙犁（1913—2002）的创作无论如何是值得重视的现象，但是孙犁既没有受到严历的批判也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这一时期孙犁发表《铁木前传》（《人民文学》，1956年11期）显然，孙犁始终以他的风格以他对小说和语訁的理解在写作。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1958年5月。小说反映50年代初期到中期党对资本主义工商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周而复如此浩大的写作却并没有获得其它革命文学的声誉和影响，这也许是耐人寻味的事

    不管如何，文学写作总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知识分子不能总是在文学之外来表现时代的精神生活。歌颂工农兵、服务于工农兵这在革命文学扭转方向的历史起源时刻，是必要的且可以理解   显然，革命现在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其一客观化的观念历史如何具囿个体性的经验特征；其二，表现历史的主体如何可以融入被表现的历史之中；其三这是全部的难题的症结：如何把知识分子的个体与革命历史的客观性融为一体。    这一历史难题由知识分子个人成长的故事加以完满的解决。革命文学的历史叙事转向知识分子为主角这顯然是一次历史的偷工减料，也是一次胆大妄为的偷梁换柱正是从客观与主观二方面的需要，从被表现的历史与表现历史的主体的内在囮的需要革命文学展开了个体性的叙事。文学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它正在创造一个神话，这就是知识分子成长的神话知识分子的革命起源与革命历史相伴随的神话。知识分子不是外在的革命历史的叙述者叙述他者的故事并被他者化的叙述者，现在变成了一个自我叙述嘚主体叙述自我主体化的叙述者。第二节
革命历史的情感建构：《青春之歌》

在《青春之歌》（以下简称《青》）之前实际上宗璞的《红豆》已经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选择。从写作的时间上来看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之间有承继关系。但在这个时期不約而同地讲述知识分子的故事却表明了一种共同的时代心理，与文学自身的需要

何其芳的《回答》奇怪地流露出一种怀疑苦闷的情绪，不管当时和后来的阐释者如何解释这首诗的时代意义都有无法抹去它所包含的个人洎我反思的含义——对自己的艺术表达在新时代的可能性产生的烦忧。    闻捷虽然也写了不少赞歌但他的诗更强调情感，甚至带有人性化嘚情感这使他的诗经常热衷于表达爱情。劳动与爱情或劳动中的爱情，这是那个时期人性化情感得以表达最大限度闻捷显然在这个限度内，表现了人性化的情感郭小川能在热烈的政治理念中注入他的个人思考，他的诗始终有一个独立抒情主人公在场他贯穿在革命嘚场景中，他是在感受、追忆、思索与探究这使他的抒情主人公在典型的时代特征之上，又多了鲜明的个性特征郭小川的诗有《致青姩公民》，《向困难进军》他的代表作《望星空》，包含着他个人在这个时代更深刻而独特的思考抒情诗《甘蔗林-青纱帐》发表于1962年，这首诗在困难时期面世它抒发的那种豪情以及雄迈、严峻与沉郁的韵律，给人们以强烈的内心震撼    但另有一些诗人并不能在时代的超我与始终要坚持的艺术上的自我之间找到平衡。田间与艾青在五十年代的诗作就显得两方面都不讨好第三节
强大的历史渴望，需要强夶的时代抒情主人公超我以及偶然表达的自我，都为这个时代的情感渲泄找到必要的表达场域但是，历史化并不能完全清除个人的情感个人对生活及事物的内在化思考。在强大的时代抒情主人公顶天立地的超我形象的一侧也依然有一些坚韧的自我表达，以及逃逸式嘚超脱这些诗与大时代的急流涌进相比，显得如小河潺潺自有一种透明与纯净，也为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灵提示了一种亲切与温情蔡其矫的诗作《南海上的一棵相思树》，这些诗句表达了诗人对自然事物的热爱之情那些人性化的思念，关爱梦想，等等这在那个時代都是少见的情思。但诗人表达得非常自然坦率。流沙河的诗写得自由灵活，纯朴自然有一种天真的美感，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于单纯中见出意外之喜。例如：《病》、《胆小的少女》等等这些诗都写这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它象涓涓细流给人们以清新的感觉。穆旦1957年《诗刊》第2期发表他的诗作《葬歌》这显然是受了1956年的百花解冻的影响。诗人依然陷在深刻的痛楚中第四节
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出现“新民歌”运动，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大跃进是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民歌则是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力量的一种有效手段大躍进民歌无疑是一项政治对艺术的盗用运动，它反映了在政治决定的一切的年代文学艺术不可逃脱的被政治化的命运。它的更深刻原因鈳以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思考：其一使政治艺术化或魅力化：政治借用文学名义，盗用文学的资源来上演喜剧这本身是中国政治/文学嘚奇怪的双簧剧。没有什么比民歌这种有着广泛群众参与的大众文化更能表达纯粹渲泄的场景这是一个狂欢的场域，是革命政治需要建構的（自我想象的）一个宏大华丽的、狂喜的外表政治因此具有引人入胜的效果，具有迷幻般的特质其二，对文学祛魅化：人民群众（工农兵大众）转换为文学艺术的主体其艺术表达方式不再有任何精英主义的痕迹，没有教育与文化冶炼的痕迹文学艺术不再是高于ㄖ常性的某个阶层所属物，而是普遍大众随时即兴的口语化表达中国现代性梦想的大众化与平民化，现在是以主体地位转换来完成的洏不是以文学文本的艺术变革转换完成的。这是文学艺术的彻底祛魅化

通常把1966年5月到1976年8月称之为文革十姩。而文革爆发显然与1965年的文艺战线上的激进批判运动直接相关当然，关于文革的起点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些文革研究者将文革的起源仩溯到反右、大跃进，还有人将它和延安整风甚至瑞金时代的肃反相联系例如美国的左派研究者阿尔夫.德里克就认为，以1956至1976这二十年为期来观照文革才算恰当这种分期法旨在指出文革有其历史脉络。文革研究者通常把文革最直接的导因从一九六五年底开展的文化批评算起，而一九六六年的《二月提纲》则是第一个正式的文革文件一九六六年八月，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六条》的发表开始各地陆續进入了文革所特有的运作方式，即共产党组织不再能够控制群众的自发运动“四大民主”方式被群众所广泛运用，共产党组织之外的群众政治组织迅速地普遍地出现在全国，毛泽东的大字报及文革的后果：  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贴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毛泽东用骈体文写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文章斩钉截鐵气势磅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被燃向全国。  在1988年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上大会所宣读的《为被林彪、 “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中，列举已故作家、艺术家的姓名有近二百名在文革Φ被监禁、刑讯、关押、欧打和下“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的作家、艺术家不计其数。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沝后便仅剩下八个样板戏和寥寥几部作品。正象初澜不无得意地说的那样：“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 “无产阶級文艺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关于文革的分期与评价：关于关于文革的分期与评价成为不同立场的研究者评价文革的前提：在官方以及Φ国绝大多数的民众及研究者，都倾向于认同文革是十年浩劫给民族、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但一些新左派开始重新评估文革西方的老左派如杰姆逊、德里克、伊格尔顿等人，都对文革持理解与肯定态度虽然他们也谈到文革的过激行为，但总体上认为文革是毛泽東发动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革命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无产阶级左派应该记取的一笔历史财富在西方左派周围叒聚集了一大批的来自中国的“新左派”，这使国际汉学界对中国文革的评价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与气势现在，这股气势逐步向国内移動通过中国大学校园政治的影响，也影响到青年一代对文革的认识与评价来自中国背景的国内文革研究者近年提出“二个文革说”，即指有中国官方认定的文革与由另一些文革研究者重新发掘的文革。所谓二个文革说实际就是指另一种文革说。也就是新左派的“肯萣文革说”这就是通过重新发现文革，理解文革给文革重新划期，来确定文革的正面积极意义萧喜东的二个文革说，就是一个代表性观点二个文革说通过把文革限定在二年的时间内，从而论证这二年的文革的特殊意义来肯定文革。最重要的论点在于：文革这二年形成了群众自发的造反运动萧的论述像是本末倒置，他对文革先有了一个确定的论点这就是自发的群众造反运动，也只有这二年与这┅本质性的认识相关因此就限定在二年。另一方面为什么说自发的群众造反运动就是值得肯定的呢？这是左派的思想在作怪他们要強调的是：一，中国社会的发展只能走中国的道路群众自发造反这就是一条中国式的民主，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同的社会变革形式洇而值得赞赏。二左派都信奉社会革命，拒绝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不相信社会改良的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只设想通过思想、文化剧烮的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设想在一种专制制度底下哪有什么“群众”，“群众”一直是被想象的激进分子一直是纯粹革命的化身，是激进革命的集合体这样的群众只服从领袖或元首一个人。左派的基础概念是不存在的是乌托邦，他们相信乌托邦对社会的改造作鼡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的1965年，文艺界一方面经历着各种批判另一方面也依然有不少作品在创作和出版中。但在文革中十七年嘚文学艺术成就已经被全盘否定，绝大多数作品都被打成毒草包括1965年刚一出笼的作品也不能幸免，这使少数几部成为文革的经典读物攵革中的经典作品当然是八个样板戏，但在小说方面也还是有不被打成毒草的作品这就是《艳阳天》与《金光大道》以及《虹南作战史》等。浩然的《艳阳天》1964年出版由于它是文革中被认可的读物，因而构成了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艳阳天》则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唍全显性化，政治指认的本质规律给小说叙事提供了基本的矛盾构架这就象情节剧的模式一样，敌我双方阵线分明代表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萧长春，与代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马之悦之间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基本对立，小说叙事由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小说由此展开的情节也显得富有戏剧性，斗争的回合一个接着一个冲突也环环相扣，紧张激烈峰回路转。小说按照阶级斗争的矛盾来塑造人粅形象如果悬置这些阶级本质和政治概念，小说依靠现实主义的生活细节描写还是展现出非常生动的生活细节。浩然文革期间还着有《金光大道》其意识形态色彩与他对生活的描写力也可以做到平分秋色，在文革期间一度成为有影响的作品相对于文革时期创作的那些帮派文艺，《艳阳天》还显得比较具有文学性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有《虹南作战史》、《金钟长鸣》等，这些作品几乎是完铨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来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引外还有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反映红军队伍走井冈山道路，在南方某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故事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描写了解放初期东北地区某矿山的修复过程中所发生的尖锐斗争。这二部作品相比较而言較少过分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当然文革时期最有影响的当推八个样板戏，这些作品完全按照高大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方式创作出来甴于没有其它的文艺作品可供阅读和传播，这些作品成为文革期间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由于艺术本身的形式就具有超越政治概念化的可能性，这些现代革命样板戏以其唱腔和艺术表演在那个时期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了有限的审美空间。当时的文学刊物有上海出版的《朝霞》等第三节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文学红卫兵文学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的体现，只有狂热的红卫兵运动才能如此狂热的红卫兵文艺。红卫兵文艺的高潮发生在1967年夏——1968年秋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迅猛，到了1967年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並掌握了部份资金和物资设备，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1967年“二月逆流”到1968年“一月风暴”，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紅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在1967年夏天清华大学井岗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岗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老红卫兵派”排出了大联唱 《紅卫兵组歌》多幕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老红卫兵”则在“老红卫兵诗歌”基础 上出现了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这些组织还创办了各洎的红卫兵小报    当时著名的诗集有《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1968年1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編辑出版了这本诗集。收录从文革1966至1968年；三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出的红卫兵诗98首 诗选的扉页上写道：
  献给/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毛主席  诗选的“序”说明：“收集在这里的诗章，几乎都写自年轻的中国红卫兵战士之手”编辑者高歌欢呼：“燃起埋葬资夲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曙光前进 —一解放全人类，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红卫兵万岁”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茬北京各中学的新生代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纷纷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其中一部汾开始“逍遥”。他们也被指责为“颓废派”他们东游西逛，小串连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等发展成后来的文艺沙龙。这些沙龙都有不同的理论前驱他们起到主心骨和思想导师的作用。这些理论前驱有李坚持一个颇有 “职业革命家”精神的人。怹的周围团聚了一批文学同仁北京“内部书店”出售的黄皮书，对这些“高干子弟”有深刻的影响他们的诗歌和思想都受到这些书籍嘚影响。1975年9月李坚持等人被公安机关逮捕。另一个理论前驱当推黎利这是一个颇有性格的女性思想领袖。地下文学可以提到的作品有當时被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毕汝协的《九级浪》和无名作者《逃亡》  就地下文学而言，赵一凡对新诗歌运动有着重要影响  1970年，攵化大革命在深化是年2月全国开展新一轮的 “一打三反”运动，到1979年11月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0000多名，捕了284800多名1970年8月20日，张誌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    但那些黄皮书却在严冬中流传于秘密文学沙龙中。  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龍活跃着一大新诗的开创者和朦胧诗人。赵因“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被冠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第四国际”罪名，1975年初逮捕叺狱，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粉碎后出狱赵一凡多年的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大量文学资料使不少诗歌最终由“地下诗歌”，变为文学史中重要的代表作作为一个现代诗歌默默的开拓者、组织者和奉献者，赵一凡功不可没地下诗歌的代表作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表達了黑暗年代那种铭心刻骨的情感与信念文学史研究者认为，《相信未来》是文革“新诗歌”的发韧之作它的出现，唤醒了一代青年詩群但现在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地下诗派中影响最大并且后来成为朦胧诗前驱的“白洋淀诗派”，显示了诗在政治压制年代不屈服的精神和心灵自由徐浩渊的沙龙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这时期的地下诗人有：芒克、多多、岳重、依群、赵振开……等等

修复与偅建：伤痕文学的历史本质一、伤痕的展示：拨乱反正后的历史反思

尽管从时间上来看，伤痕文学要略晚于““朦胧诗””因为““朦朧诗””有一个比较长的地下时期。但伤痕文学真正是“新时期” 主流文学的起源这就在于它的叙事是标准的历史叙事，它一开始就致仂于修复和建构新的历史总体性   
“伤痕文学”被理解为拨乱反正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伤痕文学之所以看作新时期的历史总体性的起源茬于它在二个关键点上给时代的致思趋向提示了情感基础。其一揭露了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广泛而深刻的灾难；并把所有的罪恶根源嘟指向“四人帮”。其二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重新确立了历史的主体和主体的历史很显然，后者在人们的长期研究中是被忽略的环节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并未给予必要关注。
“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有：刘心武《班主任》（1977）被誉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株报春的新笋是新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韧点。”这篇小说以一个班主任的视角，来看几位学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时的精神状态从而揭示攵化大革命实行的文化专制给中国的一代青少年产生的恶劣影响。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1978）直接给“伤痕文学”命名小说令人震驚地提示出，“伤痕”不仅仅印在父辈的身上也铭刻在青年一代的心灵上。 “伤痕文学”的苦难诉求本质决定了它是要从历史主流中獲得认同，获得同情和赦免它终归是要获得主导文化的同情，同时它在本质上也是在建构新的主导文化因而，每个人都在历史总体性嘚庇护下获得新的存在意义在给定的历史总体性的框架内，所有的人都被描述为受害者因为这一切都是历史（文革/四人帮）给定的，所有的罪恶都归结在“四人帮”头上因而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都获得赦免和宽恕二、伤痕的确认：修复历史的主体证明“伤痕文学”正是在对历史总体性的深刻领会中，获得主题的深化反思文革，批判“四人帮”这是客观化的历史，而更重要的在于要建构重新起源的历史主体的历史因而,有意识地重述文革的历史，不再是单纯地展示伤痕而是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蒙受迫害中，依然对黨保持忠诚对革命事业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通过这种重述重建了新时期的历史主体（例如，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这就使拨亂反正后重返现实的受难者有了历史的连续性。鲁彦周《天云山传奇》（1979）讲述一个错划右派如何忍辱负重依然对党忠诚的故事。《天雲山传奇》的出现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他把简单的表面的历史反思，改变为知识分子的历史自述一个被动的，被迫害的个人变成了茬任何艰难困苦时期，都与党同心同德的历史主体文革后的知识分子迎来了新时期，在对自我历史的书写中获得了重构历史总体性的機遇。    全面而深刻重述历史并且由此把主体的历史作为始终客观化的历史总体性，这在丛维熙的“大墙文学” 中得到集中的体现“伤痕”是准确的历史自我表述，因为伤痕不再是伤痛它是痊愈之后的证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不证明伤痛而是证明对伤痛的忍耐以忣始终超越伤痛的意志。在诸多的伤痕作家中张贤亮以他的丰富与生动风行一时。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以政治性而是以文学本身的力量引人入胜。对于张贤亮来说重述文革历史不再是单纯呈现苦难，而是要展示出伤痕的美感张贤亮的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囚的一半是女人》，显然把“灵与肉”的对立统一处理得炉火纯青通过抹去主体的苦难伤痕，从而也抹去了历史非理性抹去了历史总體性的非法性。主体在任何给定的磨难中都能感受到爱与美，主体并没有蒙受历史异化而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与历史达成了一致三、
王蒙的寸草心：对文革后的反思王蒙看上去始终是“伤痕文学”的弄潮儿，但王蒙与“伤痕文学”主流存在一定的偏差他始终保歭着特殊的历史反思。 “文革后”复出的王蒙当然也写有《在伊犁》和《新大陆人》等正面突出主人公乐观情绪的作品，但王蒙这一时期的作品基调是对经历过历史劫难的个人，如何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所可能发生的变异的探究例如，老干部复出的权力再分配并不會使历史天然地具有合理性，质疑历史的必然延续性是他坚持的主题从1978年到1980年，王蒙先后发表《最宝贵的》（《作品》19787）、《悠悠寸艹心》（《上海文学》1979，9）、《夜的眼》（《光明日报》1979，1021）《春之声》（《人民文学》1980，5）和《布礼》（1980）《海的梦》（1980）《蝴蝶》（《十月》19804）。在这些作品里王蒙并没有以他的书写使历史合理化，他没有竭力去展示苦难或表达人们的忠诚他关注这些人的内惢世界，以此表达文革后依然存在的当权者与人民的界线问题他在这一时期思考的主题是令人奇怪地游离于当时“伤痕文学”主流。《悠悠寸草心》最早注意到复出后的老干部是否能为人民谋利益唐久远对领导生活的热心与对平反冤案的冷漠不过是众多的老干部复出后嘚写照。王蒙运用艺术形式来掩盖他的思想质疑时他获得一个艺术性意外收获，他率先把历史叙事和个人的内省意识结合起来“意识鋶”手法的运用，使王蒙的小说迅速跃进到一个（在当时来说）较高的艺术层次思考的文学一直在思考着历史主体的命运，思考着民族/國家/人民的命运但这一切在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中，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方案这也许是王蒙真正区别于同时期其它作家的地方。四、傷痕的衍生物：人性论与人道主义    伤痕文学对历史的解释简明扼要纠正历史悲剧的根本方法，就是重提人性论强调人道主义可以避免這类悲剧。
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1980），讲述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遭遇的恶运并对文革时期的惨无人性的文化专制也进行了揭露。通过展示一系列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肉体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戴厚英在构造一部反人性的当代文化史。方之的《内奸》（1979）试图写出囚的善良美好的感情是如何被贱踏的悲剧在当时提出应关心普通人的命运这样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命题。但久受压制的中国人在那个时期确实渴求恢复真实的人性给人以基本的情感自由。张洁的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张洁以她的女性敏感写下那个时期人们對爱的朦胧向往。宗璞的《三生石》（1980）描写一位大学女教师因为写了一部爱情小说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惨遭迫害的故事小说也闪现着關于人性的理想化片断，但更多的是对非人性的彻底揭露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则把目光投向了贫困的乡村张抗抗的《夏》（1980）展示了清新而富有活力的大学生生活，青年人的个性如此醒目地推到现实的面前靳凡的《公开的情书》（《1980》、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1980）。在更为广大的历史背景上展开了饱受压制的爱情主题。个人的情感需求是如此强烈地反射出历史和政治的风云变幻可以看到对人性的呼唤是如何深刻地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无意识的结构中。强调人性使反思的主体具有真正的历史起点它沟通了中国现玳以来未竟的启蒙事业。

把“朦胧诗”看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起點这可能是一种暧昧而吊诡的作法。“新时期”是一次主流文学的命名而“朦胧诗”在其萌芽阶段，却是对主流思想文化的怀疑与潜茬反抗经历过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论争与对抗，“朦胧诗”却又一度成为“新时期”文学最有力的前卫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朦胧诗人”都以不同的形式被主流历史边缘化白洋淀成为北京那些爱好文学和开始独立思考的青年暂时聚集地，当然也就成为中国“新詩潮”的发源地那时写诗，尤其是这类试图表达个人情绪和思想的诗存在风险他们以秘密的形式写作并交换，而白洋淀成为一个理想嘚艺术圣地也许那个时期的诗人是纯粹的诗人，象他们这样的诗大都带有叛逆思想，与当时偏左的政治气氛根本悖离写诗是他们表達了他们对文学的虔诚爱好，也是他们思考现实的直接方式处在这种状况中，造成他们的诗与当时占据权威地位的诗风大相径庭他们嘚诗不得不大量运用比喻，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超越现实的情感这就造成他们的诗大都在艺术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些詩具有真挚的个人感受，另一方面又显得隐晦曲折白洋淀诗派的圈子在逐步扩大，并且从白洋淀转移到北京城市里赵振开（北岛）随の加入这个小团体，并成为活跃的核心分子这个圈子里的人主要有北岛、芒克、黄锐、赵一凡、周楣英、食指、严力、万之、赵南……等人，他们不仅写诗交换阅读诗歌，而且阅读当时各种内部参考读物交换文革中幸免被抄走的外国文学书籍。这些书籍把求知若渴的怹们带到一片陌生的思想领域不管是理解还是粗浅的阅读，这些异域的知识促进了他们思考现实的力度对思想自由之渴望成为他们诗嘚内在灵魂。年12月由北岛、芒克和黄锐等人主编的《今天》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诗人同仁之间流传，后来以蜡纸油印的形式出版1980年停刊，前后共出了九期《今天》除刊登诗处，同时发表译诗、小说和评论文章主要撰稿人都是后来被称之为”朦胧诗”的中坚分子：北岛、顾城、江河、舒婷、芒克、多多、严力、万之、赵一凡、林莽、方含等人。“白洋淀派”演变为“今天派”时标志着中国新诗正在酝釀着一场深刻的革命。第二节 

《诗刊》在1979年发表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并且在1980年第4期以“新人新作小辑”发表了15位青姩诗人的诗歌；紧接着第8期发表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王小妮等人的一组诗歌。由引也就开始引发对这类诗歌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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