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论251]&晒晒新石器-江南农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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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状石斧&&
有孔石斧&&&&&&&&
&石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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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口墩出土&
姚湾出土&&&&&&锡山遗址出土&&&&&&草鞋山遗址出土
我收藏有新石器250多件，大部份采集于遗址：如无锡姚湾、杨家、锡山、庙墩、洪口墩等，苏州草鞋山、三山岛、通安等；少量收购于太湖渔民家或船仓。时间跨度从新石器初期至良渚末期，约五千多年的变迁造化。
按照常规划分，磨光、钻孔工艺在石器上应用，是划分旧、新石器的分水岭。我认为这只是收藏鉴赏界的规矩，实际上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一些农耕用石器常常打制后便直接使用，根本不能将这类形制复杂、已有专门用途的打制石器归入旧石器。
我以农业起源为标志，将未曾磨光、钻孔的石器也归入了新石器范畴。
&现按分类择要选精，晒晒我的藏品新石器农具。
&&&&农业起源，源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冰河期，那时气温转冷，动物南迁、瓜果冻死，古人类被迫由以狩猎、采集为生，转变为养殖、种植为生，驯化野猪、野稻，新石器便起源于野稻的驯化。农业起源种植的时序为点播-耜耕-犁耕。找到点播农具就是最早的新石器实证。
1、点播农具-石耒。
中原考古只发现单齿、双齿木耒，未见《农业考古》中有石耒出土报道。我在无锡姚湾先后发现的两件石耒，很长时间不明用途。说是石凿，过于瘦长，用于切割木材不行；说是石钻，没有用作出屑的偏刃；请教过专家，说没见过。我判断是石耒，还拍摄了使用示意图。
&&&&&&&&&&手持石耒，长17.1cm。2008年冬采集于无锡姚湾贝丘遗址，打制而成，无磨刃痕迹。
&&&&&&&有段石耒(长10.8cm
)、重石，2009年春采集于无锡姚湾贝丘遗址，打制而成，刃部有磨痕
&&&&&&&&&&&&&同为姚湾出土的石钻，就像现今的机械加工的麻花钻一样，有倒角的双面切削刃
2、松土农具-石耜。
耒、耜的名称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其实那是中原石、铜、铁农具的称呼。江南的良渚人称什么，无记载。从出土的石器看，这一段的发展过渡期很长，经历了直腰园刃-斜腰平刃-削肩园刃的进化，到良渚时期已进化出铲形、臿形、鋤形以适应翻土、中耕除草、松土等不同用途的需要。
后世的铜制、铁制农具，直接继承了良渚农具，只是改了材料。铁制农具从汉使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业机械化前，两千多年没大的变化，都是五千年前的老祖宗留下的技术。
直腰园刃耜&&&&&&&&&&&削肩园刃耜&&&&&&&&&&&&&&&&&&
斜腰平刃耜&&&&&&&&&&&&&&&&
削肩平刃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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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肩石耜&&&&&&&&&&&&&&&&&&&
&有孔石臿&&&&&&&&&&&&&&&&&&
有肩石锄-打制石器
这件石锄出土于五里湖南岸(现隧道口西侧)，农民割草时捡得，器型较大，完整无损，我用一件玉刀换得。
3、犁耕农具。
崧泽文化后期，首先出现L形石犁，以往均称“破土器”，有个权威甚至称其“厨刀”，我认为是早期石犁。姚湾出土L形石犁后，我曾依照刚兴起的石器微痕分析法进行试验研究：L形凹槽放大200倍后的微痕，与实验模拟用皮条在石器孔中拉磨造成的微痕一致；刃部的微痕，与实验模拟石器插磨土壤造成的微痕一致。这表明，L形石犁的使用是，一人手持木棍绑定的石犁在后、一人手牵皮条在前引拉石犁，用刃口连续松土。从而大大提高松土效率，这是农业种植上的一项伟大发明！
L形石犁使用效率的提高，促使崧泽人将L形石犁越做越大。早期L形石犁一般长十多公分，后来发展到长廿多、四十多公分。在苏州通安镇渔民家收购的巨型L形石犁长42.3cm，头部己残，上海青浦县博物馆藏一件同大完整器，也钻有孔，用皮条穿入孔牵引，技术上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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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吴论251]&晒晒新石器-江南农耕史"
TITLE="[吴论251]&晒晒新石器-江南农耕史" />
&&&&&&&&&&&姚湾出土的L形石犁(长12.8cm)&&&&&&&&&&&&&&&&&&&&&
锡山遗址出土的L形石犁(长22.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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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42.3cm的巨型L形石犁
良渚时期，正式的三角形石犁己发明，并在太湖四周普遍推广使用。下图三例均为太湖底出土的实用器，左、右两件分别购自无锡梅园渔港乡、苏州通安渔民家，是湖底吸螺丝吸上来的。中间一件采集于姚湾贝丘遗址。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墓葬中曾出土三件一套的石犁，安装在木制托板上，孔用于固定。(良渚晚期水位上升，沿湖水稻田沦为水面，浅滩上保存了大量良渚石器、陶器。)
单面刃三角形石犁&&&&&&&&&&&&&&&&
单面刃三角形石犁&&&&&&&&&&&&
双面刃三角形石犁
&&&&三角形石犁使用示意图&&&&&&&&&&&浙江平湖庄桥坟出土的三件套石犁&&&&&&&
出土时下有木座
&新石器农具中的收割农具、粮食加工石臼以及垦伐石器-石锛，将在下节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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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民族民众俗文化研究&&&&主讲：高应达&&&&&&&&&&&&一、课程说明&&&&?1、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为了扩大学生知识面，专门为历史学本科专业开设的专业选修课。?是学生了解和认识武陵山区民族民俗文化及其发展特点的一门重要课程。?本课程是一门概要介绍武陵山区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演变和形成特点。?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认识其民俗构成、民俗养成、民俗控制、民俗符号、民俗传承的基本特征。&&&&&&&&&&&&?2、教学目的要求?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认识其民俗构成、民俗养成、民俗控制、民俗符号、民俗传承的基本特征。?通过对武陵山区民族民俗的剖析，揭示许多古老习俗对民族发展进步的功能，让学生了解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历史进程，了解和认识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了解民族自强自律、共同进步的精神所在，掌握各民族精神和物质文明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3、教学重点难点?了解武陵山区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演变和形成特点，认识其民俗构成、民俗养成、民俗控制、民俗符号、民俗传承的基本特征。?4、教学手段及教学方法建议?课堂讲授与社会调查相结合。?5、考核方式?本课程是考查课。记分方法为百分制。?其考查形式为通过对武陵山某一民族或某一村落的民俗文化调查后，结合所学知识撰写一篇调查报告。?考查所交的调查报告占70%，平时上课和所交作业（包括平时所交调查报告等）占70%。?6、选用教材：自编&&&&&&&&&&&&?&&&&?&&&&&&&&7、教学参考书[1]宋蜀华《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2]柴焕波著《武陵山古代文化概论》，岳麓书社2004年。[3]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4]高应达著《明清改土归流后黔中少数民族区域社会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5]曹毅著《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版。[6]向柏松著《土家族民间信仰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1年。[5]《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民族出版社2001年。[7]陆中年、吴炳升主编《侗族文化遗产集成·第二集》（上中下），民族出版社。[8]伍新福著《苗族文化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尤中《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0]《贵州通史》（全四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1]祈志祥《佛学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2000年。[12]《铜仁地区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13]石朝江《苗学通论》，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14]《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15]贵州德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傩韵》（上下），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16]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定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17]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新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18]《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年。[19]田永红《走进土家山寨——贵州土家族风情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20]刘风芝《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2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贵州卷）·（高应达主编）铜仁分卷，待出版。&&&&&&&&&&&&第一讲武陵山区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共生共存的历史演变&&&&&&&&&&&&一、武陵山区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地形&&&&?（一）武陵山脉与武陵山区?武陵山脉位于湘、黔、鄂、渝四省（市）边境，属云贵高原云雾山的东延部分，?山脉主体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整条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为我国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过渡带，?乌江和沅江、澧水为分水岭，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为新华夏构造带之隆起，平均海拔在800米左右。?武陵山脉是褶皱（zhězhòu）山，长420公里，自北向南分为3支。?北支：分布于湘、渝、鄂边境的八面山、八大公山、青龙山、东山峰、壶瓶山；?中支：沿澧水干流北侧，有天星山、红星山、朝天山、张家界、白云山等；?南支，从贵州省境延伸过来，进入湖南省有腊尔山、羊峰山、天门山、大龙山、六台山等为武陵山脉的主脉，是澧水与沅水的分水岭。?三支山脉均消失于洞庭湖平原。?武陵山脉覆盖的地区统称武陵山区。&&&&&&&&&&&&&&&&&&&&?&&&&&&&&?&&&&&&&&现在国家规划的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其中：湖北11个县市：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宜昌市的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湖南37个县市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及邵阳市的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武冈市，常德市的石门县，益阳市的安化县，娄底市的新化县、涟源市、冷水江市；重庆市7个县区：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贵州16个县市：铜仁市，遵义市的正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凤冈县、湄潭县、余庆县。&&&&&&&&&&&&?&&&&&&&&国土总面积为17.18万平方公里。71个县中有4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3个省级重点县；有34个县，18个自治县。71个县共有1376个乡镇，其中民族乡122个，占8.9%；有23032个行政村，其中国家贫困村11303个。2010年末，总人口364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53万人，乡村人口2792万人；片区内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8，其中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人口1234.9万人。境内有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白族、回族等9个世居少数民族。&&&&&&&&&&&&（二）武陵山区的行政区划&&&&&&&&&&&&?武陵山区主要包括：?重庆市渝东南地区的“一区五县”：?黔江区、?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恩施、利川、建始、巴东、宣恩、咸丰、来凤、鹤峰八个县市和红庙开发区；?宜昌市，所辖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湖南省的：?湘西州，所辖县市为：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张家界市，辖永定、武陵源两区和慈利、桑植两县；?常德市部分区县,如桃源、石门等；?怀化市，所辖县市区为：沅陵县、辰溪县、溆浦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鹤城区、中方县、洪江市、洪江区、会同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贵州省的?铜仁市---?碧江区、?万山区、?思南县、?江口县、?石阡县、?德江县、?玉屏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梵净山自然保护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之一）、?铜仁九龙洞风景名胜区、?石阡温泉群风景名胜区、?沿河乌江山峡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水利风景区；?世界著名的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湘西凤凰和铜松桃的----明清南长城；?黔江的小南海为世界保存完好而著名的----地震遗址；?恩施的清江河、黔江的阿蓬江和酉阳的酉水河，为土家族的发源地；?芷江侗族自治县机场为二战中后期盟军远东最大空军基地，有著名的抗日受降纪念碑&&&&&&&&&&&&?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沿河、德江、印江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旧址，?铜仁市东山古建筑群，?思南思唐古建筑群，?中国汞都贵州万山国家矿山公园，?石阡万寿宫，?松桃寨英村古建筑群&&&&&&&&&&&&?贵州省境内有7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德江乌江傩文化风景名胜区、?江口梵净山·太平河风景名胜区、?印江木黄风景名胜区、?万山夜郎谷风景名胜区、?玉屏北侗箫笛之乡风景名胜区、?松桃豹子岭—寨英风景名胜区、?思南乌江白鹭洲风景名胜区等?贵州省境内有省级历史文化名镇3个：?印江县木黄镇、?石阡县汤山镇、?松桃县寨英镇）。&&&&&&&&&&&&&&&&&&&&武陵山区居住的民族有：土家族、苗族、仡佬族、侗族等30多个少数民族。&&&&&&&&&&&&（三）武陵山区的地形地貌&&&&&&&&&&&&&&&&&&&&武陵山区位于重庆、湖南、贵州、湖北四省交界之地。东径108°00′～110°00′，北纬27°00′～30°00′）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武陵山脉长420千米，海拔200～2000多米，平均海拔800米左右，最高峰位于贵州境内江口、印江、松桃交界处的梵净山，海拔2572米。?主峰周围，多是起伏较小的中山和低山，兼有山原、盆地和宽谷。?武陵山以东的沅江水系，地貌为低山丘陵，河流切断较浅，起伏平缓，河流沿岸多河谷坝子。&&&&&&&&&&&&?&&&&&&&&主峰周围，多是起伏较小的中山和低山，兼有山原、盆地和宽谷。?武陵山以东的沅江水系，地貌为低山丘陵，河流切断较浅，起伏平缓，河流沿岸多河谷坝子。?武陵山以西的乌江流域和以北的清江流域，地貌为岩溶山原，河流切断较深，形成众多的峡谷，相对高度可达600～800米。?但在远离河谷的高原面上，岩溶、丘陵、洼地分布较广，地面起伏一般只有200～300米。?&&&&&&&&&&&&?&&&&&&&&武陵山区以炭酸盐与碎屑岩多次交替沉积的多溶层结构为主要特色，是我国南方岩溶塌陷最发育的地区之一。?岩溶的一个独特的特点就是地表土层薄而贫瘠，植被稀少，成土较慢。?另外，炭酸盐岩溶地形经过众多河流长期的冲刷，造成地面破碎，奇峰、悬崖、峡谷、洼地、洞穴、漏斗等遍皆是。&&&&&&&&&&&&4、武陵山区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并具有山区特征。其特点为：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平均气温在17℃左右，最高气温37℃，最低气温-5℃；?无霜期3～8个月不等；?雨量充沛；年平均隆雨量毫米；?多雾。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5、武陵山区的人文地理区域&&&&武陵山区全境可分为三大人文地理区域：西部至北部区：乌江以东、酉水与清江之间，为历史上土家族、仡佬族的主要居住区，同时也是苗族广泛散居之地。?中部区：辰水与酉水之间，为历史上苗族的主要聚居区。?南部区：辰水以南至武陵山区的南界，为历史上侗族和部分苗族的主要聚居区。&&&&&&&&&&&&6、武陵山区古时与周边的主要联系&&&&?&&&&&&&&&&&&武陵山区与周边的联系，在远古时代主要是食盐的需求。食盐分海盐、湖盐、井盐和岩盐。武陵山区境内没有盐源，早期的盐源，多来自巫山、郁山（彭水）泉盐，这样与巴蜀地区发生了沟通；后期则多来自于海盐和井盐，除了与巴蜀的交往外，则又与湖广发生了联系。&&&&&&&&&&&&二、武陵山区各民族的起源与历史沿革&&&&&&&&?（一）武陵山区的土著先民&&&&&&&&&&&&高庙遗址&&&&&&&&&&&&（1）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武陵山区就有了自己的文化。&&&&袁家荣先生将湖南西部旧石器时代分为两个类群，武陵山区属其中的“潕水类群”。它与东部的“澧（li）水类群和古部的贵州、广西、四川东部的旧石器也不属同一体系，这说明，武陵山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了文化的独特性。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目前尚不清楚，中期最重要的发现是高庙文化的一系列遗址。高庙文化从地域上看，从沅水中游沿多条支流上溯，覆盖了整个武陵山区，进而远到去云贵高原上的贵州平坝飞虎山遗址。&&&&&&&&?&&&&&&&&&&&&&&&&&&&&?&&&&&&&&高庙遗址位于洪江市北部岔头乡岩里村，为贝丘遗址，最厚堆积达7米，在堆积物中发现了大量贝壳、螺丝壳。上层相当于大溪文化时期，下层为高庙文化遗存，时间大约距今年。器物比较规整，多为圜底器和圈足器，少见平底器，未见三足器。典型的器形有斜高领深腹罐、圈足盘、圜底钵和少量碗类器。纹样以篦点纹构成的的几何图形和宣于变化的凤鸟纹、太阳纹的一些神徽图案为主。&&&&&&&&&&&&?&&&&&&&&?&&&&?&&&&&&&&?&&&&&&&&?&&&&?&&&&&&&&高庙文化以后的变迁尚不清楚，不过在沅水干流上出现了外来的大溪、屈家岭、古家河文化遗址。尧舜禹征讨三苗时代及以后，三苗继续西迁进入武陵山区，而中原各族人随着中原和长江中游文化的扩张，这种外来文化进入武陵山区也是越来越频繁。1980年，考古工作队在铜仁松桃虎渡口进行局部发掘时，发现遗址有堆集达2米厚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并出土了磨光石斧，以及绳纹、方格纹陶片[1]。铜仁碧江区漾头镇的杜家园和岩墥两处新石器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少量石器残片和夹砂红陶、灰陶残片[2]。这些地区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时期的外来者，就是后来苗蛮的先民。&&&&4松桃苗族自治县编纂委员会·松桃苗族自治县志[M]，（第十四编第二章第七节）文物古迹名胜，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1]贵州省铜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铜仁市志（上册）[M]，概述，第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2）商周时代&&&&?商周时期，外来文化的进入，高庙文化的族群渐渐遁入山林发展。著名的有不二门遗址。不二门遗址地处湘西永顺县，为酉水支流猛洞河中游的临河石林山坡上。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复杂的遗址形态，包括洞穴、山坡、岩下与岩间平地等。在商周时期，这里生活着一支以渔猎为主体的土著。&&&&&&&&&&&&?&&&&&&&&?&&&&&&&&&&&&?据湖南省考古所两次对该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论证：?“不二门文化类型与洞庭湖区同时期文化不是一个系统，与川东以花边口、尖底器为传统的文化也不是一个系统，而与鄂西、三峡、清江流域的一些遗址同属一个系统，但又可分为若干类型，这些考古学上的相同或相异的界定，都最终上升为古代民族史的语汇。”?最终得出“不二门文化类型的主人是濮人”[1]。?&&&&[1]柴焕波：《武陵山区古代文化概论》，岳麓书社，2004年，第5、40页。&&&&&&&&&&&&&&&&&&&&濮人最早称为“卜（濮）人”。《逸周书·王会解》有“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晋孔晁注：“卜人，西南之蛮；丹砂所出。”濮人分布较广，内涵也十分复杂，庸、蜀、羌、卢、彭、巴、苴、罗等都是广义上的濮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賨与濮的关系就非同一般。杨雄《蜀都赋》称：“东有巴賨，绵洹百濮”。从历史文献也可知，这些濮人就是商末参加伐纣战争后向周王朝进贡朱砂的武陵山区土著居民，后来的史记上又称其为僚人、仡佬人。&&&&&&&&&&&&武陵山区各地也先后发现了商周时期濮人居住的遗迹。如在铜仁境内：&&&&&&&&&&&&?武陵山区各地也先后发现了商周时期濮人居住的遗迹。如在铜仁境内：?从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来看，武陵山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成为华夏众多民族交汇融合的重要区域。?土著先民与进入这个地区的外来民族的交融发展，从而成为后来土家族、苗族、仡佬族，以及侗族等民族的先民。&&&&&&&&&&&&（二）仡佬族&&&&&&&&&&&&?&&&&?&&&&&&&&仡佬族就是由先秦时期，居住在武陵山区的土著先民濮人发展而来的。&&&&当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也有少量有其他民族融入本民族之中。而且在历史中，仡佬族渐渐接受了汉文化，以汉语言为民族语言，但在其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中还保留下了许多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商周至西汉时期的“百濮”，东汉至南北朝时代的“濮”、“僚”都与其先祖有渊源关系。唐宋时，史书中开始出现“葛僚”、“仡僚”、“革老”、“仡佬”等名称，统称为“僚”。僚人是古代对这一地区若干少数民族的泛称，而与仡佬族有着更为直接的密切关系。“仡佬”一名最早见于南宋朱辅写的《溪蛮丛笑》。&&&&&&&&?&&&&?等。&&&&&&&&自明代以来的许多史籍都说：“仡佬，古称僚”。&&&&历史上也有被后来民族如汉族等，称为“老户”，“土人”，“土蛮”&&&&&&&&?&&&&&&&&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定名为仡佬族。&&&&&&&&&&&&（三）土家族&&&&&&&&&&&&&&&&&&&&?&&&&&&&&&&&&?&&&&&&&&土家族自称“毕兹卡”。北支土家族（湖南省湘西州，张家界市以及湖北省恩施州、宜昌市的五峰、长阳，渝东南，黔东北）自称“毕兹卡、毕基卡、密基卡”等等。土家语消失的地区随汉族称自己为“土人”“人家（ninga）”等。南支土家族仅分布于湖南湘西州泸溪县内的几个村落，自称“孟兹”。南支土家语与北部土家语不能通话，也不是什么土汉混合语，现只有泸溪的九百余人使用。苗族称凤凰及麻阳一带的土家族为“kaga”。&&&&&&&&&&&&?1、土家族起源说?（1）巴人说?巴人说以潘光旦为代表，其代表作为《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1]。?此书出版于1955年，在当时不单纯是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识别的现实问题。?文章正确指出了土家族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发挥了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巴人与土家族关系人的揭示，至今仍显示出独到的学术烛见。?可是由于当时资料所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些偏差。?[1]载《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5年&&&&&&&&&&&&&&&&&&&&巴人说的最大缺陷：一是始终把土家族作为一个宗族整体，而没有区别其中的土著与外来迁入者，没有区分民族的上层与底层。把巴人作为迁入者是有根据的，但把其整个宗族则与事实不符；它又忽略了本地土著族群的存在，以及其土家族形成过程中的位置。?一是，过于简单地把湘鄂川黔看作一块，没有区分实际包含的两大块。?有学者从相同的自称、相同的地域、相同的语言等几方面也论证了巴人与土家族两者间的一致性，其基本思路与巴人说相似，只是把“巴人”具体为“賨（cong）人”[1]。&&&&?[1]参见田荆贵·古代賨人与现今土家族的共同之处，土家纵横谈，湘西自治州政协文史委编，1995年；彭英明·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自治州民委编，1983年。&&&&&&&&&&&&?（2）土著说?有学者认为，土家族就是本地古代土著先民的后裔[1]。?原因是在湖北和重庆市（原四川东部）的个别县来说是有历史依据的，?但对于湘西来说，却对不上号。?从湘鄂川黔边境土著先民的土家语来看，与“巴语”无亲缘关系。?&&&&[1]参见彭秀枢《土家族族源问题新议》，土家族历史充分调动会论文集，湘西自治州民委编，1983年；中德书《从土家语言谈土家族的族源》，同前。&&&&&&&&&&&&?（3）“江西说”“乌蛮说”“多源说”?有人主张土家族源于“江西”?或西南地区的“乌蛮”，都在一定方面指出了土家族来源的一个部分，提示了真实历史的某些片段，但作为一种观点，未免以偏概全了。?多源说的基本思中是正确的，但过于抽象，缺乏对其历史过程的具体论证。&&&&&&&&&&&&2、土家族的起源与形成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土家族源于土著“濮人”，进而发展为“僚人”，再形成仡佬，在唐宋数百年间渐渐形成的。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反响很大。本人采用其主要观点，结合当前考古成就和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土家族的土著先民为濮人，在先秦时期与越人、巴人、汉人融汇而为蛮人，在两汉南北朝时期又与进入武陵山区的汉人及羌、氐、滇人等民族形成了僚人，进而再渐渐发展为仡佬，在宋代正式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为“土人”。而在唐宋时期进入武陵山区的汉人大姓宗族及两汉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土著大姓宗族集团，由于中央王权赋予的特殊权力，形成了土家族的上层群体，而历史以来居住在本地的土著及迁入民族则形成了土家族的下层群体。最后在元明清时期经过王权的强化而逐渐稳定了下来，成为了我国56年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土家族中的大姓，一直是这一区域的统治者，他们都是历史上一批又一批的外来者，对于明清后更晚来者说，又是“本地人”，他们不仅统治着所在地的仡佬人，还统治了武陵地区的苗族和侗族。在经过与仡佬人长期的融合成为了后来土家族中的一部分。所以在土家族古代文化中，体现了“复合文化”的特征：一是古代文化中洞庭湖区的楚汉文化，一是巴蜀文化，一是南越文化，多重文化交融与武陵山区土著民族文化的融合而形成的。这正体现了武陵山区历史发展的丰富层次。&&&&&&&&&&&&（四）苗族&&&&&&&&&&&&&&&&&&&&?&&&&?&&&&&&&&?&&&&&&&&古史传说，苗族远祖蚩尤，曾与炎黄大战，战败后向南迁徙。大约在尧舜禹时代，他们被称为“三苗”，代表南方的民族集团，又称“南蛮”。尧曾将三苗首领驩（huan）兜放逐于武陵山中之崇山，其族人迁于三危（现我国西北地区）。禹时再多次大规模征讨三苗，使三苗集团势力彻底削弱。部落联盟瓦解。大部分三苗民众，被迫离开江淮和洞庭等平原地区，避入山林沼泽，并开始向武陵山区迁徙。商周时期，聚居在荆州一带的南蛮势力渐强，被称为“荆蛮”，西周王朝曾多次征讨“荆蛮”，反使其更为强大，“荆蛮”从而创建了我国南方最早最强大的国家----楚国。&&&&&&&&&&&&&&&&&&&&?&&&&&&&&&&&&楚国自公元前八世纪开始经营湖南，并开拓武陵山脉，史称“蚡冒伐濮”。到战国中期以后，为了防御来自秦、巴方面的军事威协，楚在酉水、沅江流域建立起一系列的军事堡垒。楚人的足迹进入武陵山区，在这些地区世居的“苗蛮”，一部分成为楚人治下的底层百姓，这部分人，后来融合在楚文化及更后的汉文化之中了；一部分遁入山林，成为苗族的主要来源。&&&&&&&&&&&&?&&&&&&&&秦汉至南北朝时，苗族主要聚居在武陵五溪和相信的鄂西、川东（现重庆市东部）、黔东北一带。?由于中央王朝不断的军事镇压，苗族被迫从武陵五溪地区继续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流徙，从而进入云贵、广西境内。?隋唐宋元明时期的“赶苗夺业”，又使苗族迁入更加闭塞的地区。&&&&&&&&&&&&?&&&&&&&&?&&&&?&&&&&&&&元明清时期，在中央王朝的残酷迫害下，也由于苗族自身发展的差异，形成了所谓的“熟苗”和“生苗”。处于各经制府县和土司直接管辖下的苗族居民，谓之“熟苗”。他们大体接近于当地汉族和土司下的其他民族。既未建置设官，又无土司管辖的苗族被称为“生苗”。他们在政治上虽处于某种程度的自主自立状态，但经济文化发展却比较闭塞和落后。&&&&&&&&&&&&&&&&&&&&明清时期，两块最大的主要生苗区为武陵山主峰上的“腊尔山红苗”和“雷公山黑苗”。这两块区域的特征在于：一是处于政治势力交界的“四不管”地区；二是地理特征上“支离破碎”；三是处在地理的阶梯上，虽然海拔不高，但落差很大，险峻。这也是这一地区开发最迟的自然原因。&&&&&&&&&&&&（五）侗族&&&&&&&&&&&&?&&&&&&&&?&&&&&&&&?&&&&&&&&武陵山区南部与沅水上游地区，与黔桂山地毗连，是一块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以来，这一区域的文化都表现出与武陵山区踣、北部、西部不同的特征，属于百越文化圈范畴。在秦汉以前，岭南大地是百越聚居的地方。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早在两千年前，我国南方居住着一个很大的族群，人数众多，分布很广，从浙江经福建、广东、广西，直到越南，都有越人居住。虽同属一族系，而各有氏族，到不统属，故称“百越”。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把百越纳入帝国版图，中原人大量移居岭南，先进的汉文化便正式入侵岭南，为岭南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带来根本性的改变。&&&&&&&&&&&&?&&&&&&&&?&&&&&&&&&&&&秦末天下大乱，南海尉赵佗乘机割据称王，建立南越国，统治岭南地区，并推行民族和睦政策，倡导汉越通婚。于是岭南进入了一个南越文化与汉文化大阶段。及至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国而置九郡，岭南重归汉帝国统治，越文化渐被强大的汉文化所同化。到西汉末年，越文化似已消失。秦汉时期，部分越人逃入山区，演变成今日的壮、瑶、黎、侗等少数民族。侗族是百越族系中“骆越”的一支。&&&&&&&&&&&&?&&&&&&&&&&&&?&&&&&&&&侗族自称“干”、“更”、“金”，汉文史书上称为“仡伶”。侗族的他称与“溪峒”有关。“溪峒”是指导四周环山溪，中间有平坝，坝中多溪流。故又被他称为“峒人”，其首领被称为“峒首”，其民被称为“峒丁”，文献中常写为“峒人”、“侗人”。“仡伶”大约在唐宋时形成，其名始见于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瑶。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六）汉族、羌族、回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1、汉族?汉族人进入武陵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军屯和军事驻防。?二是移民实边。?三是躲灾避祸。?四是少数民族汉化。&&&&&&&&&&&&?&&&&&&&&&&&&&&&&?&&&&?&&&&&&&&早在五帝时代，随着中原文化和长江中游文化的扩张，中原文化和长江中游文化进入武陵山区沅水流域，特别是中游地区越来越频繁。而尧舜禹征三苗，更是使东夷各族和南方各族纷纷逃入武陵山区。这从沅水中游和辰溪两岸的多个石家河时代遗址所出土的黑皮绳纹陶罐、灰陶钵、黔皮陶豆、红陶鬶等器物，与洞庭湖石家河文化没有多大区别。里耶溪口出土的细柄豆、麻面纹鼎足，亦然。&&&&&&&&&&&&?&&&&&&&&&&&&&&&&商周时期，《国语·同语》载司空季子说，炎黄子孙得姓者十四人，其中有姬姓、酉姓。（宋）罗沁《路史·国名纪》说：“酉即酉水，为黔之彭水。”而殷周铜器也以“酉”为族徽的有20余件，如“酉”爵出陕西耀县，当与古酉姓有关。如果这些史料可靠的话，酉水流域当为殷周时黄帝子孙酉姓的封地。从不二门遗址陶器中，虽然本身一以贯之的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构成了自身文化类型的基础，但从中也反映出商周春秋战国时代，武陵山地区受中原和长江中游文化影响，特别是商、周、楚时代风尚的影响。&&&&&&&&&&&&?&&&&&&&&?&&&&&&&&战国中后期，周慎王五年（前316年），秦灭巴国后，继续南征，许多巴人与秦军士兵进入武陵山区定居下来，成为当地蛮之长，即以后的田、覃、向等姓。《华阳国志·巴志》说：“秦既灭巴，率其人民，资工食粮，下取楚商于之地，改为黔中郡，终藉之经灭楚。”从此武陵山地区，成为秦楚军事屯兵之地，双方的势力都向武陵山区拓展。秦统一全国后，把西南地区纳入了大一统的秦帝国的统治之内，为了控制西南地区的各个民族及族群，秦在武陵山区屯驻了不少的军队。这从近些年湖南龙山出土的里耶秦简为证。&&&&&&&&&&&&?&&&&&&&&?&&&&&&&&?&&&&&&&&里耶秦简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法律、文化、职官、行政设置、邮传、地理等诸多领域。在一张当时迁陵县武器库里的库存单据上详细记载了迁陵县武器库里面弩的存量；以及发往益阳、沅陵的弩箭的数量和库存的余量记载得非常详细。弩箭是当时战争中最先进的武器，射程可以达到300米，从青铜箭镞上做工精致的血槽上看，它的杀伤力是相当强的。可以说，这是现在发现的最早记载中原民族进入武陵山区的历史材料。&&&&&&&&&&&&?&&&&&&&&?&&&&&&&&?&&&&&&&&两汉时期，汉中央在西南地区置封了夜郎王和滇王，并在西南地区设置屯军，用以控制其地。在中央王朝控制之下，汉人南下，特别是汉人以地方统治者的身份和军人身份进入武陵山区，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共同治理和控辖当地民众，在王朝更替之际，一部分汉人也留居于当地，有的渐渐融入了少数民族社会之中，而成为后一王朝政权所称的“土著”。汉武帝“乃募豪民，男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于是，一些内地地主、商人，纷纷招致农民，进入西南屯垦，将收获的粮食就近交纳给当地郡县，以供消费，而由当地官吏给以凭证到王朝中央的内府支付报酬。此后，这种形式进入武陵地区的人数不断增加，除地主、商人及其招募而来的农民外，更有内地因犯罪而来的各种囚徒。代不乏人。&&&&&&&&&&&&?&&&&?&&&&&&&&?&&&&&&&&&&&&在隋王朝统一全国后，武陵山区完全被纳入国家的统治之下。现能确切知道在沿河、德江、思南一带设立郡县，是隋王朝时期。《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巴东郡》载：“大业初，置巴东郡。石城（开皇初置庸州，大业初州废）、务川（开皇末置）”。隋唐时期，随着国家权力触角进一步深入武陵山腹地，此前“生獠”“蛮人”等少数部族开始接触汉文化。在唐宋时期，除了民间各个民族的正常交往和国家在这一地区驻军之外，还表现出汉族进入这一地区的另一重要特征：大量具有中原先进文化的技术的人才，以流放或被贬官的形式，进入武陵山区。&&&&&&&&&&&&?&&&&&&&&?&&&&?&&&&&&&&?&&&&?&&&&&&&&元王朝时期，不仅是汉族进入武陵山区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同时还是蒙古族、回族进入武陵地区的一个重要时期。明王朝时期，是秦汉以后，汉族民众大量涌入武陵地区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主要进入方式则是源于明代在西南实行军事屯田制度——即在西南地区设置军事卫所，从江浙和中原一带实行军事移民屯田。其目的，主要是安置进入西南攻打留于云南的蒙古残余势力数十万大军。这次汉民族的大量迁入，是以“赶苗夺业”的形式，即以血腥的形式进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汉族民众与少数民族民众渐渐相互融洽。特别是朱元璋强行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许多少数民族在汉民族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影响下，渐渐接纳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在我国古代汉民族进入武陵地区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是明末清初时，随着李自军的军队、张献忠的军队和南明政权一道进入的大量汉人。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量涌入武陵地区的汉民族迅速与当地的各个族群融合。秦统一全国后，武陵山地区设郡县以治，经过历代王朝的经营，在武陵地区汉族人口于明清时期终于以绝对的人口优势超过了当地的各个少数民族人口。特别是在赶苗夺业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被迫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改称汉族或投靠土司，更是使汉族人口大增。尤其是明代科举制度和儒家文化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诱使少数民族上层阶级放弃本民族文化和身份，纷纷以自己有一个中原始祖为荣，从而为自己的宗族和自己获取更大的利益和社会地位。这在贵州土家族中尤为明显。&&&&&&&&&&&&?&&&&&&&&在近现代汉民族大量进入武陵地区，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政权西迁重庆，沿海许多大学、中学及工矿企业也随着西迁，大量汉族人口进入武陵地区。&&&&&&&&&&&&（2）羌族&&&&?羌族在古代主要居住于我国的甘肃、青海等地区。自古主要从事畜牧业，以养羊为主。武陵地区的羌族，最早迁入应是东汉末年和西晋时期的羌族流民浪潮时期。后来的迁入估计就是在元王朝时期。但现在生活于武陵地区境内石阡和江口的几大羌族姓氏，皆不知其由何时、何地、因何事迁来，只有口头的传说。据其传说，大约都是在明末清初时由四川迁入，旧时只说自己是汉人。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他们才把民族从汉族恢复回羌族民族成份。&&&&&&&&?&&&&?&&&&&&&&&&&&（3）蒙古族&&&&?据有关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武陵地区的蒙古族，?一部分是元代作为官吏与士兵来的。当年忽必烈率大军南下，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忽必烈委任了一些蒙古族人为地方官，并在地方上驻扎蒙古军队。?一部分是元末明初逃散来的。元朝灭亡，一部分蒙古官员和士兵落籍武陵，成为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境内思南、石阡的余姓家谱和宗祠碑中有这样的记载：余姓为铁木真后裔，至铁木健时受难。元顺帝夜梦九条枪插于金銮殿上，次日，顺帝召集群臣议梦吉凶。宰相庞悲曲解枪仍铁也，九条枪即铁家九子十进士（一女婿是进士）造反。顺帝即颁旨，诛灭铁氏九族。铁氏扶一（秀一）扶二（秀二）、秀三、秀四兄弟逃至泸阳风锦桥，恰逢红巾军起义，官军追逼，急插柳分枝，改铁为金，后又恐金铁合源，遂以“金”字的形近“余”为姓。至今铁、金、余三姓不通婚。扶一在泸阳锦桥插柳分枝后，到临江府清江县。后裔朝德、朝拔、朝三于明末清初来铜仁：朝德住乌罗，朝拔住印江，朝三住塘头白岩沟（现名白鱼沟）。皆已有十六代了。后又有部分余氏辗转迁到思南肖隆场、三得才、马河和石阡孙家坪等地。&&&&&&&&&&&&（4）回族&&&&回族是中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全民信仰伊斯兰，在居住较集中的地方建有清真寺，又称礼拜寺。公元7世纪中叶，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经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定居。公元13世纪，蒙古军队西征，中亚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徒的特称）大批迁入中国，以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移民、波斯人、阿拉伯人为主，后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回族。在我国，回族有人口约9,820,000人（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甘肃、新疆、青海、河北、河南、云南、山东、贵州也有不少聚居区。&&&&&&&&?&&&&&&&&?&&&&?&&&&&&&&&&&&&&&&&&&&回族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居住特点。在内地，回族主要与汉族杂居；在边疆，回族主要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回族大都分布于水陆交通线上，因此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回族主要从事农业，有的兼营牧业、手工业。回族还擅经商，尤以经营饮食业突出。回族迁入武陵地区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如玉屏朱家场甘垅村郑家湾回族蔡氏宗族，是明代初期朱元璋征派移民屯田来此聚居而成。?万山回族苏氏，先是清康熙五年（1666年）由湖南邵阳迁入铜仁谢桥，再迁玉屏田坪，最后于同治年间，苏家苏明良等人被招聘修建高楼坪乡家山“永兴大拱桥”（此桥至今尚在），因受当地人好评而留居猫坡。&&&&&&&&&&&&?&&&&&&&&&&&&&&&&?&&&&?&&&&&&&&碧江区锦江双林村、牛场坡回族马、桂两姓，分别于清乾隆年间从湖南新晃桃花坪及贵州普安大坡铺迁来，传说是修建铜仁城城墙的主要石匠师傅。石阡县万安、中魁、坪山的马、李、刘3姓回族分别自河南、湖南、云南迁来。江口县凯文、矮埂的黎姓回族由四川迁来；江口新寨马姓回族在民国年间不堪战乱，由黄平“举室迁进”。新中国建立后，有不少的回族迁入武陵地区，主要居住在县城中。武陵地区回族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文字，在宗教生活中和民族内部还保留着一些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5）其他民族&&&&?布依族?布依族源于我国古代的“濮越”人。?很早就生活于贵州境内。?东汉至南北朝，被称为“僚”，?唐宋元时期则为“西南番”、“番蛮”。?明清至新中国建国前称为“仲家”、“仲苗”、“仲家苗”、“侬家苗”等。?现今居住于石阡县龙塘、万安、汤山、白沙等地的布依族的伍、韦、罗等姓，是明末清初农民战争失败后从黔西迁入的。&&&&&&&&&&&&?彝族?武陵地区彝族与古代氐羌有密切的关系，与史书记载的“叟”、“乌蛮”等有关。?由于人口繁衍，先民迁徙频繁等因素，彝族大约在公元3世纪以前，陆续扩展到今的滇南、滇东和黔西北等地，后渐渐迁入武陵地区。?据2000年铜仁地区民宗局统计，全区有彝族人口551人，主要居住在石阡县的大屯乡、龙洞乡、扶堰乡、白沙乡、汤山镇等地。?进入铜仁地区的文、梅等姓的彝族，来自四川凉山，与当地的“濮”人关系密切。?现石阡彝族有的还在实行父子连名谱系，即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两个音节，是独生子名字前面的第一二个音节，祖祖辈辈连续下来。&&&&&&&&&&&&?壮族?壮族是我国古代“西瓯”、“骆越”的后裔，是岭南的土著民族。?壮族自称“布壮”、“布依”、“布越”、“布侬”等。?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庆远南，彤溪峒之民呼为僮”。?元明后，这一称谓的记载越来越多，遂演变为“布壮”。?建国后，鉴于“僮“的读音容易混淆，1965年改“僮”为“壮“。?武陵地区的壮族来自广西，主要有陈、覃、杨、韦等姓。居住于石阡县中魁、汤山及碧江区等地的壮族，现有人口378人。&&&&&&&&&&&&?满族?满族是肃慎人的后代。?在汉代和三国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mohe）”,?辽宋元明时期称“女真”。?后来女真又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于明万历44年（1616）在赫图阿拉城建立“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旧称，定名满洲。后进关在中华大地上建立清王朝。辛亥革命后，定族称为满族。由于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建立了八旗制度，所以满族人又被称为旗人。武陵地区的满族系清代从河北入籍定居。据2000年铜仁地区民宗局统计，全区有满族人口299年。主要居住在石阡县本庄、汤山和铜仁市等地。武陵地区满族人至今还保持禁用驹皮制衣帽和禁食狗肉之俗。&&&&&&&&&&&&余下的少数民族&&&&?在武陵山区的历史上和今天，生活和活动的民族十分庞杂。?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因战争、工作、婚姻、经商等原因，由外地迁入武陵地区的其他民族还有（以铜仁市境内为例）：?畲族、白族、水族、高山族、黎族、藏族、傣族、京族、朝鲜族、僳僳族、纳西族、维吾尔族、佤族、毛南族、哈尼族、土族、未识别民族（自称东族和南京族），64人。&&&&&&&&&&&&?&&&&&&&&据2012年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贵州卷·铜仁分卷》所提供的材料，到2011年末，?铜仁市辖区总人口427.2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144.17万人，城镇化率33.72%。另有流动人口119.2人。?总人口中，有汉、土家、苗、侗、仡佬、羌、蒙古、瑶、回、壮、布依、彝、满、维吾尔族、高山、傣、朝鲜、傈僳、普米、水、黎、白、哈尼、畲、土、藏、京、拉祜、毛南、东乡、保安、独龙、佤、景颇、柯尔克孜和达斡尔等36民族；&&&&&&&&&&&&?&&&&&&&&?&&&&&&&&&&&&其中超过1万人的民族有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5个民族，汉族，151.64万人，占总人口35.46%；土家族，142.91万人，占总人口33.44%，占少数民族总人口51.79%；苗族，72.01万人，占总人口16.86%，占少数民族人口26.1%；侗族，32.08万人，占总人口7.5%，占少数民族人口11.63%；仡佬族，11.61万人，占总人口2.72%；占少数民族人口4.2%。其他民族在1人至数千人不等。另外还有未识别民族3个：自称东族人、南京人和蔡家人。&&&&&&&&&&&&三、民族交融相处的“大杂居小聚居”特点&&&&?首先，武陵山区，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形成多种文化并存，就已经呈现出小聚居、大杂居的格局。?在后来历代王朝中，在中央王朝势力侵入武陵地区，外来民族不断进入时，武陵山区的各个民族为了利益和安全，主要特点也是聚族而居。?从大地域来看，各民族杂居于一地，?而从小地域来看，则是某一单一民族聚居之所。&&&&&&&&&&&&?&&&&?&&&&&&&&?&&&&?&&&&&&&&?&&&&?&&&&&&&&如：德江堰塘乡龙唐片区，从宗族历史发展来看，张姓为龙泉坪长官司长官张氏之宗族。张氏始祖张恢于南宋时平“思州三十六洞”，入思州。元王朝时，其长孙张坤元授领龙泉坪长官司长官，洪武二十八年改名为水德江正长官，张氏世袭至嘉靖年间，无后，其“族人争袭不定”，万历二十三年（1595）“朝仪，改水德江长官司为安化县，司除”[1]。张坤元率宗族进入朱家沟河谷时，赶走当地的土著居住，占据了水源较好之地段。现当地传说居住于陶家山陶氏宗族就是“老苗子”（民族识别时认定为土家族），是被张恢“赶苗夺业”时赶进陶家山中的。还流传，古代时这里的陶氏是不与张家通婚的。&&&&[1]（道光）思南府续志，秩官门·官制·土司。&&&&&&&&&&&&?&&&&&&&&吴氏和杨氏家谱皆记其始祖是与张氏一道来此“赶苗夺业”的将军之一。从今天杨氏所据之村落来看，能看出当时的一些端倪。杨氏村落一在关口，是此河谷通往北部地区的重要关隘；一在银家界，是河谷南部的重要出口。吴氏村落所占据的地段，水源条件仅次于张氏所据占的地段。吴氏祖碑和杨氏祖碑皆在其始祖碑文中提到与张土司一道“赶苗夺业”迁居于此之事，也可为证。&&&&&&&&&&&&?&&&&&&&&?&&&&&&&&?&&&&&&&&刘氏也与张吴杨三姓同期进入此河谷。刘家与张家还有一个传说：刘家的老祖先十分憨厚，张坤元的儿子经常欺负他。在几家商量如何分地时，张家儿子对刘家始祖说，你姓刘，就把牛耳塘所有的地归刘家。刘氏始祖也知牛耳塘有一大泉水，只是从未去过，便答应了下来。当刘氏始祖带家人来到牛耳塘时，才发现牛耳塘泉位于牛耳塘地的最下端，水流出来后，便流向深谷之中去了，基本不能用于灌溉，方知上当。但他为人老实，也没有与张家再争，便带着家人住居了下来。&&&&&&&&&&&&?&&&&&&&&而高、杜、马、郑、余等皆为后来逃难辟居于此的汉族或土家族发展起来的宗族村落。?其他山地或山顶上形成的村落，则多为当年“赶苗夺业”时逃难避居于崇山峻岭之中幸存下来的土著民，他们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也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姓氏的村落[1]。?从碧江区双林村回、汉、土家、侗族居住的村落来看，依然体现出同样一个特点。?4个民族虽居住于同一村寨之中，但回族却有一个自己的相对集中的区域。?&&&&[1]参见高应达、皮坤乾、赵幼立著《铜仁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待出版。&&&&&&&&&&&&?其次，传统的延续发展与文化交流并存。?这在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的婚姻、丧葬等习俗中充分反映了这种传统的延续发展与文化交流并存的景象。?在婚姻习俗中，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都延续着自己本民族的婚姻习俗。&&&&&&&&&&&&?如：土家族的?哭嫁、?还骨种（姑女嫁舅氏之子）、?坐床（弟收兄嫂）、?扁担亲（男女双方兄弟姐妹相互结亲）等&&&&&&&&&&&&?苗族的?跳月（跳花）（男女相聚歌舞，情意相悦为婚）、?唱歌觅偶、?“玩表”或“赶月”（每个苗族建一公房，平时由未婚姑娘住，?“玩表”或“赶月”时，腾出由外来的小伙子住。?那时，未婚女孩得准备饭菜款待。?等到邀请的小伙子到齐了，则由一女孩主持，请大家就餐，女孩作陪，但不吃。?女孩得脱下一条裙子为男孩垫坐。?如果有情意，分别时，女孩还要送一件内短衣给小伙子。待定情后，又再送一件长衣，但小伙子不能穿，只能作为信物放在柜子里。?如果男孩变心，则要退还女方。?相反则不。）&&&&&&&&&&&&?侗族的“坐仓脚”?（即在侗族外约200米外建一幢小屋，传供本寨与外寨后生来谈情说爱和唱歌之用。每一次坐仓脚，女方有一个主要的姑娘，其余作陪，男方亦然。不过，一姑娘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后生来“坐仓脚”。就是出嫁后“不落夫家”期间，也可参与坐仓脚“活动。）；?再如玉屏的铜家的赶坳节。&&&&&&&&&&&&?仡佬族?订婚时，要吃“鸡卦酒”；?出嫁前前的哭嫁和新娘还要乘人“不备”而“逃跑”，让嫁家婶娘嫂子等女亲戚把她找回来；?离娘家出嫁前要拜别娘家祖宗，姑娘的父亲要解开她衣领边的扣袢，表示出嫁了的闺女已不是本家氏族的成员而加入夫家氏族中去了；?“打湿亲”则是在新娘娶进夫家之时，一跨进屋，就要用夫家准备好的清水洒向接亲的人。&&&&&&&&&&&&?&&&&&&&&这些存在于婚礼中的习俗，大都保留了武陵山区各民族独自的民族风格。?但由于长期爱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有许多也融入了其他民族文化的特色，特别是汉族的婚嫁习俗。如请媒、订亲、纳聘等。?在历史上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推行“汉化”政策，也是武陵山区各民族不得不接受中原文化的重要原因。?如：&&&&&&&&&&&&?&&&&&&&&明王朝为加强对土司的控制，还在少数民族中强行推行汉化政策：?一是大少数民族首领的土司子弟大行教化。在平定云南后，朱元璋谕土司首领“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目的就是要“使其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以达“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朱元璋还说，如果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岂不美哉！”[1]。[1]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一）太祖洪武实录·洪135，第3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二是强化土司子弟非经儒学出身者不得承袭的汉化教育。为了使土司子弟全面而又真正接受王朝政权所推行的教化政策，明王朝规定“不由儒学读书习礼者，不听承袭”[1]，把少数民族精英纳入了国家权力文化之中，并对其入国子监读书的少数民族子弟“各赐钞锭”[“洪290”，第73页]，以资鼓励。&&&&[1]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九）孝宗弘治实录·（弘207）弘治十二年六月壬子（二十四），第57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以下引自本书的材料，只在材料后标注如“弘207，第576页”。&&&&&&&&&&&&&&&&&&&&?&&&&&&&&?&&&&?&&&&&&&&三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倡办学校，以吸纳更多的少数民族子弟接受主流文化思想的薰陶。在一些官员上书要求在西南地区开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洪376”，第96页]的倡议下，洪武二十八年（1396），朱元彰下令：“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洪370”，第94页]思州田氏兴办了第一所儒学——思南宣慰司学。随着思南改土归流的渐渐深入，汉文化在铜仁土家族地区得以全面的推行。&&&&&&&&&&&&?&&&&&&&&明代统治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的控制和管理，运用的是传统的管制社会方式，在这种制度下却把少数民族族众认为是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致使明王朝始终把来自中原的民族与土著族群对立起来，防之又防，甚至不惜使用雕剿之法，实行对少数民族实行残酷的镇压和赶杀必尽，“惟是屯守厉兵雕剿之”[1]策略和绝民苗交通的政策。?“汉人潜入贸易，骗其财物，负其资本，（苗民）不敢控诉于有司，&&&&则放横以泄其忿，而不逞无良之徒为之乡导，指引窥探富厚驯善之家，可以局骗设计，勾苗捉掳人口”[2]，进而四处设卡防民苗来往。&&&&&&&&?&&&&&&&&“凡有军民，或外省奸徒，或单身携妻子、担货物入夷者，即系贼脚，须迅速捉送该管衙门，依法处斩。”[3]?这使得铜仁土家人不得不改变身份，以获取生存的空间。&&&&?&&&&[1]（万历）铜仁府志[M]，（卷八）兵防志·郡人童福上总督张公雕剿治兵六议[2]（万历）铜仁府志[M]，（卷十一）经略志二·议处苗衅疏略[3]（民国）沿河县志[M]，（卷十七）古迹·禁碑；另参见高应达·明清时代改土归流后黔中少数民族区域社会的变迁——以黔东及黔东北地区宗族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随着国家权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逐步介入和加强，中央王权常对一些不法之土司或对明王朝控驭少数民族社会秩序产生不利后果的土司进行逐步的改流，?如：弘治年间改印江长官司为县，?万历年间改铜仁长官司为县，使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渐渐加强。&&&&&&&&&&&&?如：《明实录》中记，到正统十一年（1446年），“贵州思南府蛮夷长官司奏：‘土官衙门男女婚姻皆从土人俗，乞颁恩命。’”[1]?这时的思南蛮夷司土司长官还在力争以本民族的婚姻习俗兴办婚礼。?表明，到正统时期，铜仁土家族的婚姻与汉族的婚姻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也正因这种差异的存在，在思南府蛮夷长官司长官力争“土官衙门男女”的婚姻“从土人俗”时，结果才遭到朝廷的反对。?英宗皇帝说：“贵州土司衙门或有遵循旧俗，因亲结婚者，既累经赦宥，不究其罪，亦不许人因事讦告。继今悉令依朝廷礼法，如违不宥。”[2]?&&&&?&&&&&&&&[1]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五）英宗实录·正234，第303-30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2]贵州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五）英宗实录·正234，第303-30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明英宗这句话为我们研究铜仁土家族婚姻的发展历史揭示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告诉我们后人，在土家族民间，土家族自己的婚姻习俗一直在传承着；?二是中央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强行推行汉化政策，特别是土家族上层阶级。&&&&&&&&&&&&?&&&&?&&&&&&&&&&&&&&&&这也与明王朝在少数民族中实施的土司长官必须进入学校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政策是一致的。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在当时，能够进入土司衙门的“男女”皆为土家族中的各个大姓宗族，在这些大族的文化和精神追求的影响下，他们的文化方向与定位以归附中央王朝为荣，以得中央封赏为高，他们皆被迫地或自觉地努力脱离旧有文化，向往中原文化。这种文化导向影响了其控制区域内的其他宗族民众的文化发展方向。因而到清代时，铜仁土家族的婚姻形态不仅从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吸取了汉民族婚姻的形式和内容。但是铜仁土家族人民在吸收华夏文化的过程中，依然在传承着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1]&&&&[1]参见高应达、皮坤乾、赵幼立著《铜仁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待出版。&&&&&&&&&&&&思考与实践&&&&?1、武陵山区的土著先民是哪些？?2、试论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分别是怎样形成的？?3、为什么说武陵山地区是中国西南各民族的大通道？?4、实地考察武陵山区某一个民族或某一村落的居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