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富家女与15岁男友开房 告发后男孩获强奸罪（图）
　　法庭上，至亲短兵相接，对簿公堂，请求法官主持公道;法锤下，听到被告人被判刑，一个个受害者得到慰藉&&法庭中，一件件案子折射着社会百态，往往犯罪就在一念之差。自本周起，本报将会记录法庭上这些看似平常的案件，这些事儿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个缩影。
　　平日乖巧的儿子怎么会沦落成强奸犯?见到儿子小强站在法庭上回答法官审讯时，经商多年的王先生心里刀扎一样疼。小强更不明白，和女朋友亲热怎么就犯法了?
　　小强和小美相互爱慕。他们是一所中学的学生，15岁的小强大小美2岁。两人每天中午在一起吃饭，放学一起回家，像男女朋友一样。他们成绩优异，也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
　　在这些少男少女的心里，&性&总是那么神秘，男孩女孩更是简单地认为这就是爱情。得知身边有哥们儿常带女友开房，小强心里也总痒痒的。2013年6月的一天，小强终于按捺不住冲动。在一家小旅店内，小强看着面前的女友：&你怎么证明你爱我啊?你真爱我你就听我的。&
　　见到小强真生气了，小美也犹豫了，她觉得爱就需要付出，便不再阻止小强的行为。小强学着电影里的桥段，手颤颤巍巍地伸向了年仅13岁的女友。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小强几乎每周都会领小美去旅店，他认为只有&占有&才是对爱最好的诠释。有时，小强、小美温存过后，还会特意找同学去旅店，证明他们已经发生过关系了，以此炫耀。小强感觉和小美的爱&越来越稳固&。
　　此时，小美好朋友的一条短信打破了这一切。短信是发给小美父亲的：&叔叔，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小美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她被破处了。& &短信上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给我跪下!说!男孩是谁?&起初小美矢口否认，但面对父亲严厉的责问，她不得不&供&出了男友小强。尽管小美苦苦哀求，小美父亲最终选择了报警。
　　警察的到来，让王先生知道了儿子小强成绩不断下滑的原因。&我俩是处对象，她是自愿的，别抓我!&小强感觉很委屈，拼命叫喊着。
　　法庭上，法官认为，小强明知小美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构成强奸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但小强也是未成年人，同时已经赔偿了被害人损失，并得到原谅，可以从轻处罚。
　　结果下来了，小强如梦初醒，才知自己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以为这只是我俩的事，她同意了，就不会有事，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庭审时，看着昔日的男友如今成了被告，小美心里也很难过。而她，只能坐在证人席上，眼睛红红的，泪水不住向下流。
　　地点：哈尔滨道外区人民法院
　　结果：判处小强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一句话点评：有时，孩子们对爱的理解是偏颇的，也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也许，父母们关注孩子们的成绩和生活的同时，也该关心孩子心里在想什么，也许就能遏止可能出现的恶果。
大家都爱看
24小时热点太凶残了！当年这个15岁泰州男孩竟砍死者74刀！
深藏着一个秘密，29岁的宋成，近14年都活在“黑暗”里。
他不敢交朋友，怕人了解自己。他害怕白天的人群，“总觉得有人在看自己”。他不敢睡觉，怕做噩梦，学习成绩从优变成差。他频繁换工作，结婚又离婚。他想忘了自己的家乡，希望孩子不要叫他爸爸。因为15岁时，他杀了人。
宋成在指认犯罪现场时，跪倒在受害人家门前。
“那是我从人到鬼的分界线。”当宋成的秘密最终曝光时，他对警察说。
不久前，在家乡江苏泰兴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这个男人一口气交代了当年杀害一位无辜女性的经过。随后，在看守所里，他14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了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
宋成并不知道，他的秘密在那座他出生长大的小城里轰动一时。在初中老师眼里，他是从来不惹事的优等生。在父母记忆中，他没顶过半句嘴。在更多同乡看来，名校“泰兴中学”与“杀人凶手”联系在一起，就足以令人震惊。
4月的南方，阴雨连绵，有些湿冷，宋成弓着背坐在看守所的审讯椅上。与外面灰暗的天色不同，他皮肤白皙，剃过的脑袋刚刚长出新发，黑得发亮。
谈话时，他会正视对方的目光，并不躲闪，有时会扯动嘴角尴尬地笑笑。
他的手指细长，像一双弹钢琴的手。因为戴着手铐，大部分时间他的两手都扣在一起，时不时张开，再用力握紧。
这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人，冷静地说起自己的杀人动机：“让她闭嘴，我怕我爸知道”。
快14年了，如今已81岁高龄的报案人还记得脚下那种黏黏的感觉
日晚上7点过，天刚黑，她推开邻居家的门，喊了几声却没人答应。走进院子时，她觉得有东西黏脚。在微弱的光线下，她隐约看到一片黑色的液体。
客厅敞着门，亮着灯，朱梅英立即看到，邻居家的“奶奶”躺在地板上。走近一点，她吓得怔住了，随即开始大喊。
受害人浑身是血，已经看不清面孔，身下大片的血迹一直延伸到室外。院子里黏脚的液体，正是血液。
警笛声很快响起。赵宏林记得自己到达现场时，狭窄的巷子里已经挤满围观的人，“足足有三四百”。这个当年刚刚32岁的刑警挤开一条通道，弯腰穿过警戒线。
进入客厅后，已经干了5年刑侦的赵宏林倒吸了一口凉气——死者双臂僵直，腹部、胸部、颈部、面部和四肢全都布满刀口。
根据后来的验尸报告，受害者一共中了74刀，致命伤在肺部和颈部，属于“气血性休克”。
当时正值“非典”时期，泰兴市大大小小的街道比往常冷清。偶尔有人走过，也行色匆匆。很多民警都去了车站和码头配合防疫工作。
案发的那片小区建在泰兴城郊，隔着窄窄的巷子，独门独院的别墅依次排开。一条小河从中流过，涨潮时，河水几乎与桥面平齐。在这座依傍长江的小城里，初夏的晚上总有江风吹来，夹杂着鱼腥味穿过街道。
城郊别墅命案发生后，本来就为疫情而陷入恐慌的小城更加紧张起来，有人被捅几十刀的说法在坊间流传。在人们的想象中，凶手是躲在暗处的一头凶残猛兽，不知何时就会再次扑向毫无防备的人。
赵宏林记得，为了这起案子，全市600名左右警察，出动了将近400人。他们调查了凶案现场附近几乎全部有前科的人，随后把调查重点转向了与现场一路之隔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
“那时我们都觉得‘中职’学生素质相对比较低，坏孩子多一点。”赵宏林回忆说，“17岁以上的男生全部要见面问话，15岁以上的也要查阅档案。”
泰兴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江苏省公安厅也派遣专家协助调查。赵宏林一直牢牢地记得，那段时间，在公安大楼三层的刑警大队，灯光整夜地亮着，烟灰缸里塞满烟头，他和同事在烟雾缭绕中忙着分析线索，推演案情。
一边是大面积排查，另一边，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因为有外遇，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怀疑的罪名是：雇凶杀人。
整座小城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根据警方多年后对凶手同学的走访，就连在泰兴最好的高中泰兴中学里，学生也惊恐又兴奋地讨论着各种凶案版本。
高一年级的男生宋成从不参与讨论。他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他上课盯着黑板看，下课拿出小说读，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样。
在凶案现场，血迹像胡乱的涂鸦，遍布客厅和院子
赵宏林和专案组的同事找到几个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还提取出几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痕迹仅能确定，凶手应该是一名15～30岁的男性，同时，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凶手的逃跑路线。
赵宏林的一双眼睛，扫描过许多毛发、指纹和车辙子印，这次却有些“看不透了”。这些零星证据提供的信息，并没有给案件带来多少突破。
专案组将希望寄托在了一项当时最新的技术——DNA指纹图谱。不明身份者留在现场的血液被紧急送往泰州市公安局进行检测。当时，国家公安系统内的DNA数据库还不够丰富，送检血滴透露的“密码”找不到匹配对象，不得不孤零零地待在原地，等待有一天被激活。
专案组重新回到大规模排查上，只是在他们圈定的排查重点里，泰兴中学并不在列。
案发那天晚上，泰兴中学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样上晚自习。这是读高中后新加的课时，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沙沙的写字声”。他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那种沉闷，就提前溜出教室。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张宝华至今记得那个“聪明的男孩”。在泰兴最好的初中里，他的成绩能够长期稳定在班级前5名。
他还是班里的团支书，“口才好，组织能力很强”，经常主持班会，学校晚会和歌唱比赛也张罗得很好。
在张宝华看来，宋成的优秀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他写好作文，父亲会改一遍，再让他誊抄一遍，交到班上就是“第一”，被老师当范文念。他痴迷看小说，父亲就给他写长信讲道理。回到家，他要先找到父亲，恭敬地喊一声爸爸。犯了错，他会跪在父亲面前。
母亲则将慈爱做到了极致。直到宋成上中学，她还在给儿子打洗脚水、陪写作业，儿子稍微显露的负面情绪都能让她落泪。
“父母要求我好好学习，好好听讲，成绩要好。我习惯性地接受他们的安排。”宋成回忆道。
因为父母严格控制他的外出时间，直到高中毕业，他能记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学时，放学后在河边玩石子。读初中后，“我们家不允许去同学家里玩，或者出去玩。”
“看闲书”也是被禁止的。冬天的时候，爱看小说的宋成会躲在被窝里，用电热毯的指示灯照着书，一字一字地读。
即使偷偷把一些时间花在了喜欢的事情上，宋成还是考进了泰兴中学。这所高中“二本上线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当地人戏称它为“泰兴最高学府”。人们相信，上了“泰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14年后，泰兴警方走访了解到：“宋成的同学大多是博士，最低也是研究生，都在什么研究院、国企之类的地方上班。”
当时的赵宏林也和大部分泰兴人的想法一样， “只有‘好孩子’才能考进泰中，那里不可能有‘坏孩子’。”
“好孩子”宋成溜出教室，逃出校门，骑车来到学校旁边的鼓楼街。那里有不少网吧，他想上网看会儿父亲总不让他看的小说，“进入另一个世界，忘掉其他的事情”。
因为受害者身中74刀，赵宏林和他的同事当时怀疑，这可能是起“仇杀”案件
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还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户做调查，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富人阶层”，“财杀”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
那时赵宏林根本想不到，那天闯进死者家中的人，正是为财而来。
溜出学校后，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当时是晚上7点多，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南方夏日的夜晚，氤氲着热烘烘的湿气。但后来想到当晚，宋成却记得：“我一直觉得那天挺冷的，我感觉是冬天。”
他家的小区距离案发现场只有不到300米。快要到家时，他穿过那条每天都要经过的小巷子，并在一排漆黑的院子里看到了一抹光亮。这个地方他再熟悉不过，他清楚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小城的名人。他朝着那盏灯走去，“像是被它吸引了一样”。
后来，他记不清楚，是小说里的“侠盗”刺激了他，还是因为没钱上网的尴尬，在那间院子前，他第一次有了“做一笔”的想法，想搞点儿钱。
他走到那座有光亮的院落前，爬到院子围栏外的花坛上，向内观察。忽然，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少年听见一个女人的叫喊声。他转过身，几乎与女人面对面，“不到一米”。
出于本能，他想逃走。“她还是不停地喊‘小兔崽子，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宋成回忆说，那一刻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所有的想法不过是“这件事不能被我爸知道”。
多年以来，对父亲权威的恐惧和脸面的成全让他拥有了一种条件反射：“我做所有错事，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如果被我爸知道了会怎样？”
多年以后，成年男人宋成坐在看守所的讯问室里，说起那种恐惧感，然后把脸埋在手掌里，失声痛哭。
他说这种恐惧感来自于“父亲沉重的爱”和“害怕让父亲失望的压力”。自己的每一步都要按父亲的意思去做，“任何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都会被他视为污点”。
母亲给他洗的衣服，父亲如果觉得不好，会再给他洗一遍。中学时，父亲常常请班主任吃饭了解他的情况。大学时，每学期父母都会到宿舍，为他铺上一床新被子。
“他们的举止都很端庄，为人也很正派，我爸妈最注重面子了。”他停顿了几秒，又肯定地重复了一遍，“对，最注重面子。”
在宋成的记忆中，他想和父亲亲近，“但不知怎么亲近”。他从来没跟父亲有过任何双向的“交流”。每次做错事，他不是挨打，就是要听父亲讲“至少两个小时不重样的道理”。
甚至，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做什么工作、和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这些事，都来自“父亲的安排或要求。”
“他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累，但是他又控制不住自己那样做。”宋成的肩膀，披着涉嫌重大刑事案件的橙色背心，止不住地抖动着，“我必须接受这些，否则他就会很伤心。”
后来，面对父亲，他学会了“演戏”。他说自己即使不乐意，笑一笑也不过是“扯动一下嘴角而已”。
在大规模排查和有针对性的调查都没有结果后，警方的疑点再次回到受害人丈夫王伯官身上
案发前的午后，受害人本来和王伯官一起在乡下的工厂里，后来王伯官以“孙女没人照看”为理由让司机把受害人送回了市区。这个做法让警方和所有知情人都感到怀疑。
案发前40分钟，受害人曾接到儿子的电话，要她去自己的店里吃饭。如果她没有准备晚饭，而是听了儿子的话，或许就能躲过那场厄运，躲过那个扒在她家院墙栏杆外的男孩。
事实上，15岁的男孩连院子也没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听到受害人的呼喊时，他正站在一团阴影里，原本他可以沿着小巷，舒展年轻健壮的双腿，就此跑掉，跑进另一种人生。但他太害怕了，“只想让她别叫了”。他伸手去捂女人的嘴，换来的却是更响亮的“救命”声。他说自己脑子里全是“声音太大，声音太大”，连刀子是什么时候捅上去的都不记得。
在陷入回忆的时候，他仍觉得当时脑里“一片空白”，用刀刺人也没觉害怕，只害怕有人看见，被人知道——一个名校优等生，逃课、上网、扒别墅院子栏杆，根本解释不清楚。他绕到女人身后，用左臂勒住她的脖子，右手仍在持刀捅向她。他边捅边往屋里拖人，直到自己没有了力气，女人没有了声音。
14年后，在接受审讯时，宋成哭着说起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忏悔。当他戴着手铐脚镣，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曾跪倒在那间院落门前，无法抬起头来。与当年那个安静的夜晚不同，沉重的脚镣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他听到身边有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叫骂，有人向他冲过来，被警察拦下。
说起这一切的时候，他看起来有点神思恍惚，还时不时闭上眼，身体轻微颤抖。他说这一切就像在做梦，就像当年的那个夜晚一样。
留给受害者家属的没有梦境，只有冷冰冰的现实。
在宋成从高中到大学毕业的这7年间，曾经在泰兴风光无限的王伯官，“走在街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连他的子女也有点相信父亲“雇凶杀人”的传言，“父子父女间总有种说不清的隔阂。”
事发后，死者一家人都搬离了原来的那栋房子。7年间，院子里、房顶上长满了杂草。因为妻子遇害时，王伯官待在厂子里，他便发誓，案子一天不结，就一天不回厂房。没过几年，这家曾经的明星企业就宣告破产。
刑警赵宏林和装满物证的铁皮文件柜一起老了。他的鬓角冒出白发，物证柜表面也出现片片锈蚀。但他始终没放下这起案子，如同柜子依然安静地怀揣着那些现场照片、案情文件和血色的证据。
这14年间，泰兴公安局每年都会把这起案子“过上两遍”。与此同时，全国公安系统的DNA信息库也在迅速扩容。
3年前，局里建立了自己的DNA鉴定实验室，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的警员从铁皮柜里取出那两滴血迹样本，赵宏林还记得血迹颜色已经发暗，散发着“发霉和腐臭”的味道。
尽管如此，技术人员还是重新找到了隐藏在这两滴血迹上的那串密码。以后的每天早上，这串密码都会被拿来与信息库进行比对。不管是当年参与办案的赵宏林，还是刚刚进入警队的新警员，都静静等待着密码匹配成功的那天。
做完一生中最脱轨的事，15岁的少年宋成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也受伤了
在看到受害人没有气息后，他反而有一种出奇的平静感。他找到这栋房子的洗手间，清洗了沾满血的手。旁边的厨房里，受害人为晚饭煮的粥正冒着热气。
走出洗手间时，他听到有人发出“嘎嘎”的声音，便跑上二楼，发现两间敞着门的屋子里都没有人。他循着声音，来到后院，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他，头也不回。宋成马上意识到他是个“傻子”，没有“威胁”，就走出客厅，翻墙离开。事实上，那位老人是受害人丈夫患有智力障碍的兄长，怀中还抱着受害人的小孙女。
离开后，宋成没有马上回到距离不超过300米的家，而是绕到家对面的河边，将那把原来用于“耍酷”的弹簧刀扔进了小河。
后来警方的追访证实了这点。当时，宋成身边有不少男生都把刀藏在书包里，偶尔围在一起偷偷比画。
整个作案过程大概只有五六分钟。宋成回忆，年少的自己跨上自行车骑出巷子，发现路上的行人像往常一样悠闲，迎面吹来的风里还是有股鱼腥的味道。他发现没有人注意他，一切都一如往常。
只是那场“噩梦”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当晚回到家后，他一闭眼就看见受害人的面孔，耳边响着那一阵歇斯底里的“救命”声。
此后多年，每一次回家，他都要绕到大路，再也没有走过那条小巷子。但在他的脑海里，那个摇曳着微弱灯光的小院子，并没因为时间变得模糊，反而“更清晰”。
从民警后来调出的成绩单看来，他的分数从整栏的90多分一路下降，80分、60分，直到50分。参加高考，这个曾被父母师长寄予“北大清华”期望的男生只考上江苏的一所三本院校，成了泰中“剩下的10％”。
除了成绩快速退步，在三年高中生活中，宋成看起来并没有别的异常，他也会跟同学说笑，没跟任何人发生过摩擦。只是没有人知道，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过自杀。
高二时，他曾经爬上窗台，不料母亲忽然出现。高三时，在某个雨下得大到看不清前方道路的日子里，他闭着眼睛骑车，渴望车祸降临。落网前的一段时间，他还想过去西藏，就死在那里，因为“雪山纯净，而我太脏了”。
上大学后他就在外面租房，怕在宿舍里不小心说出梦话，更怕经常出现在他梦里的那个满脸是血的老太太。他从不睡床，觉得床下有人，从大学起，他就睡在地上或者沙发上。
每天晚上，他几乎都睁着眼，一直到天亮。但比起黑夜，他更怕白天。“白天让我无处可藏。”他说，他怕人来人往，怕与人交流，怕秘密被人看穿，“要不停伪装，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正常人。”
“我在我爸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不要说太多，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而且都没用。”宋成说，但他不得不接受父亲的所有计划。大学毕业后，他去往上海，进入父亲安排的国企上班，他住在父母置办的房子里，迎娶了父母认可的妻子，并按双方老人的意思，跟妻子生下一个孩子。
“我看过一个故事，你给一个人做了一桌好吃的，你希望他多吃一点，你觉得为这个人做了很多，但是他其实只是想喝杯水而已。”宋成平静地，一字一句地说着。
在别人眼里，他过着“有车有房有妻有子”的体面生活，但在别人看不见的时空里，他豪赌、盗窃，过着另一种人生。
宋成关注过“辛普森案”，清楚被抓的那一天早晚都会来，他也相信自己拥有的一切最终会失去。赌完之后，他才觉得自己能彻底放空，“但必须输……我要提前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弃，我宁可自己不要了”。
从大学毕业到2016年8月，宋成欠下了200多万元赌债，“想用那样的刺激冲淡对杀人回忆的恐惧。”
为了还债，他又加入了盗窃团伙。去年1月，他在上海作案时被抓，在上海看守所抽取血样时，他心里清楚，“那天终于要来了。”
父母和岳父母分担了他的赌债，但他马上就要求和妻子离婚。岳母把他的儿子带到民政局，希望用孩子挽回他们的婚姻。但宋成冷静地说道：“我只会伤害最亲近的人。”坚持离婚。
今年1月，当年在命案现场提取的血滴，终于讲出了宋成隐藏了14年的秘密
血滴里的那串密码终于被重新激活。在泰兴公安局刑事技术科每天例行“碰信息”时，民警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提示音，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对话框，提示这串密码，与上海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的DNA密码匹配成功。
接到凶手被抓的电话后，王伯官“大哭了一个下午”。他已经说不清自己是高兴还是悲伤，14年来的屈辱、伤痛被压抑成低头沉默，如今终于找到了出口。
当年案发后，王伯官曾把妻子手上那个手镯取了下来，和自己的一枚戒指熔在一起，重新打了条手链。如今找到凶手后，他把这条戴了14年的手链取了下来，打算送给15岁的孙女——奶奶出事那天她只有10个月大，被背对着凶手的“傻爷爷”抱着，待在后院里。
宋成并不知道自己当年留下了这几滴血迹。他在用刀捅向受害人时，不小心扎到了自己勒住受害人脖子的左手手腕。
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发现手腕受伤了。伤口愈合后，留下了一个指甲盖大的伤疤。此后，他总是不自觉地用右手捂住这个伤疤，直到父亲给他强制改掉。只是直到现在，他还是会在人多时，把左手手腕缩进袖子里。
每次洗澡，每当摸到这个伤疤，他都会“浑身打个激灵”。他不想看到这个疤痕，以至于在高二的一个晚上，他拿刀片在自己的左下臂上划出5条从上到下的口子。
“既然一定会看到它，就让它更多吧。”在看守所里，他掀开袖子，露出那了5道长长的伤疤。
无法忘记过去的宋成曾与妻子定下“不要孩子”的协定，觉得“没资格当父亲”。但当他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在手中时，忽然觉得孩子就是另一个自己，“一个没有罪恶的自己”。
他在睡觉时喜欢主动靠近熟睡的婴儿，用自己的身体蜷成一个弧度把儿子裹在怀里。他说他能感受到一个生命的天真、纯洁，“就像一个重新开始的，没有罪恶的自己。”
14年来，他只对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儿子讲过自己的秘密，轻声地告诉他：“小宝你要好好的，爸爸杀过人，你要做好人。”
他曾想象过，他要给眼前这个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两个字：快乐。“这是从我父亲那里学到的。”他眼神坚定地说，确认那是与父亲“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
宋成的前妻回忆，前夫每次看孩子的眼神，“都好像是在看最后一眼”。但当这个深爱孩子的父亲想到以后的生活时，却表示不愿儿子叫他爸爸。“我孩子出生后，我第一眼看到他时，我脑子里全是以前杀人、盗窃、赌博的画面。他越长大我越怕，我的事要是曝出来，他的一生就毁了。”
在上海因盗窃被抓后，宋成见到从家乡赶来的刑警，听到了熟悉的乡音。那一刻，这个29岁的男人意识到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他忽然感觉，“就像是见到了我的父亲”。
他从未怨恨过父亲，因为“你不能把父母对你的好当成压力”。
在他看来，如果14年前父亲知道他杀了人，一定会自杀。但现在，他相信父亲不用。因为“这些年我已经做了足够多让他失望的事情”。
就在回到泰兴的第二个星期，他从在看守所提审他的民警那里得知，自己其实是父母领养的孩子。
他的第一反应，是想知道亲生父母和其他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是什么样的个性，是不是也是“坏人”。“我有点人性本恶的观点，我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教育也能把我教成这样的一个人，我只能想，可能我天性就是这个样子。我养父母的命真的太苦。”
他曾经想过，“我大不了把命还给爸妈”，但发现现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了。
“在里面的生活，会更容易一点吧，起码不用再演戏了。”审判即将来临，宋成却非常平静。
只是有时，他还是会想起14年前的那天晚上，他杀了人，在洗手间清理血迹。少年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满脸是血，就用手去擦镜子，血越擦越多。
那一刻，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人了。”
图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综合编辑：泰州百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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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男孩被绑架4年管绑匪叫爸爸(图)
被绑男孩。 肖恩?霍贝克一家人在奥普拉的节目中讲述这离奇的4年。 肖恩?霍贝克与父母重逢，脸上还露出羞涩的表情。
　　本版文字 廖嘉晋
　　在被绑架的4年多里，他与绑架者之间的关系让人捉摸不透：他没有像其他被绑架者一样被关禁闭，他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走，能上网，能打电话，还可以交朋友。他至少有4次被警察拦下来，但没有一次报警！直到4年多后，因为另外一个孩子也被绑架，才最终被解救出来。他为什么不逃走？为什么不开口求救？他与这个绑架他的男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那个人不是我，你们都闭嘴。”
　　过去3年里，15岁的托尼?杜格拉斯一直以为，他的好朋友名叫肖恩?德夫林。这两个同龄的男孩经常在一起骑车，玩滑板，到商店里闲逛，玩最流行的电子游戏。可直到上个礼拜，当托尼在圣路易斯市郊的家里和妈妈一起看电视，他却得知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德夫林其实不是他的真实姓氏，他的真姓是霍贝克，他在11岁的时候，被人绑架了。托尼对《新闻周刊》的记者说，一直以来，肖恩就“像是我的兄弟一样”。
　　不过，如今的肖恩（我们还是习惯性地这样称呼他）已经是脱口秀女王奥普拉节目的嘉宾了。他理过头发，嘴唇和耳朵上的铁环都被取了下来。当人们为他的获救而拥抱他的时候，他显得有点“困窘”。当奥普拉问他在被绑架的日子里是否有交什么朋友的时候，他害羞地说“有”，这时候，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节目的托尼脸上就会浮现出一丝笑意。当奥普拉问肖恩的父母，他们的儿子在被绑架过程中是否受到过性侵犯，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时，托尼开始咬他的指头。然后，肖恩的阿姨开始指责那些注意到“肖恩?德夫林”与海报中失踪男孩相像的人竟然袖手旁观、无所作为的时候，托尼不自觉地把身体蜷缩到床里去了。
　　一点也没错，托尼承认。他、他的哥哥拉里、他的嫂子凯莉和他的妈妈丽塔，的确都看到过那些贴在公园长凳上的寻人启事，以及本地电视台的新闻。“我们的确谈论过这件事。”托尼说，但他声称自己已经记不起当时具体说过什么。凯莉清楚地想起了当时的部分情形。当时，小肖恩来他们家做客，电视里正好在播放关于他失踪的启事，当屏幕上闪过肖恩的头像时，他们家的人都说：“你看上去挺像他的！还真是巧合！”但凯莉说，当时肖恩断然否定了他们的想法：“那个人不是我。你们都给我闭嘴吧，没这种事。”
　　在托尼一家人的记忆里，肖恩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真实身份的只言片语，也没有给出任何暗示表明他自己的遭遇。
　　肖恩和一个名叫迈克尔?德夫林的41岁男人，在密苏里州克伍德市的一栋蓝领工人公寓里居住了超过4年，而当数以百计的记者来到这里采访的时候，楼上楼下的人们都被这件事惊呆了。不止是他们，全美国上下的人们，都为这个哥特神话式的故事而感到惊诧异常。一个能上网、能打电话、能骑着车四处走的男孩，怎么没想过开口求救呢？要知道，有至少四次，他在晚上都被警察拦了下来！
　　奇怪的“父子”关系
　　他警告他不能说出被绑架的事，但同时又给他自由。
　　肖恩的离奇故事就和任何一部恐怖小说一样，很快就冷却下来。警方保密了其中的部分细节，等候下一步的审讯。不过，我们仍旧可以重新梳理一下故事的主线，当然也包括肖恩所受痛苦的部分细节。
　　4年多前的肖恩是一个天真烂漫的男孩，喜欢打棒球以及捉弄女生。日，他骑上他那辆灰绿色的自行车，去克伍德郊外的一个朋友家，结果就再也没回来。迈克尔?德夫林―――那个绑匪，带上一杆枪，把肖恩绑架了。我们不难想象，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和他的亲生父母断绝联系后，肖恩完全依赖于这个6英尺4英寸高、体重达300磅的陌生男人，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感情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肖恩表示，有时候德夫林会每隔45分钟把他叫醒一次（睡眠剥夺是情报机构常用的一种惩罚方式），不过与此同时，德夫林又会给他糖吃。这个11岁大的男孩从此不必再上学了，他可以整天看电视和打电子游戏。德夫林给了他一部iPod随身听、一部电脑、一部Xbox360游戏机和一辆自行车。当然，他也被狠狠地警告过，如果他敢向别人说起被绑架的事，后果将不堪设想。“拐卖儿童的人懂得如何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得即便是绑匪不在的时候，被绑架的小孩都会感觉到他无处不在，”圣路易斯大学心理学教授特里说，“他们会给小孩子巨大的心理负担，那种恫吓是十分强烈的，令小孩子深信不疑。他们不会仅仅说‘我要杀掉你全家’，还会如绘画一般说出每个细节，如何杀掉他家里每一个人，包括宠物在内。”
　　理查德就住在德夫林的楼上，他说经常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好像是呜咽、尖叫和求饶的声音。有一次，理查德说：“好像是肖恩不让德夫林干什么。”另一次，他听到德夫林大叫：“你到底他妈的要干什么，你这个白痴？”随后他听到了一阵像是拍打的声音。楼下经常还会传来重金属乐队的嘈杂乐声。“就好像是一个狂热的车间。”理查德说。在他心目中，这两父子间经常会有些意见不合。
　　这个男孩还会编造各种故事，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
　　关于德夫林的个人生活也有一点线索。在肖恩开始跟他一起住的前不久，劳拉―――他的另一个邻居，偶尔透过他家浴室的窗户，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景象：里面放着许多性玩具。其他邻居也注意到德夫林有点强迫症的症状，他会很在意他的停车位，有一次还半夜三更叫来警察，说有人在他的车位上泊车。
　　不过，除此以外，德夫林就没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了。他小时候被人收养，是一个安静孤僻的小孩，长大后就成了一个神经质、不合群的人。他在高中的时候找到一份比萨店的工作，就一直做了下去。“德沃，”人们通常这样叫他，“从不迟到，不请病假，没落下半点工作。”比萨店的老板迈克说。“这就是我让他当铺面经理的原因。”
　　迈克回忆起德夫林2001年或是2002年来到这家克伍德分店时候的情景：孤身一人，唯一的伙伴是一只黑色的猫。2002年秋天，迈克注意到他身边多了个小男孩，不过他很自然地就把他看成是德夫林的儿子了。他们俩看上去举止平常。另一位邻居琼斯还看到德夫林教小男孩开他的小货车，其他邻居则见过他们俩在家门口搭起营帐，玩露营游戏。
　　当肖恩长大一点的时候，他染了头发，把手指甲涂黑，还在耳朵、眉毛和嘴唇上打了洞，这些行为都跟其他青少年无异。“他很友好，很有礼貌，是个可爱的男孩。”托尼的妈妈丽塔说。托尼和肖恩也成了好朋友。托尼常常会在肖恩家过夜，那是一个一室一厅的单元，肖恩就睡在卧室的一块蒲团上。水池里常常堆满脏的碗筷，垃圾随意地扔在地板上。德夫林看上去很安静，对托尼也爱理不理。德夫林和肖恩的关系一点也不亲密，托尼事后向《新闻周刊》回忆道，虽然有时候他们会在一起打打仗，开开玩笑。德夫林时不时会向肖恩大动肝火，有一次，他向肖恩发火，只是因为玩“最终幻想”的时候过不了关。
　　肖恩会跟托尼编造各种故事，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说他妈妈在一次醉酒驾车导致的事故中身亡，还说他之所以没去公立学校上课，是因为他在私立学校读书，但后来他又改口说，自己在家里接受教育。他会和托尼的家人一起度假，还找借口说他“父亲”去探望不知道哪个亲戚。这些事听上去都有些奇怪，不过“我们很早就发现，他在谈起家事的时候会有点不太舒服”，托尼的嫂子凯莉说。
　　这个男孩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他曾经在网上留言，向自己的父母发出暗示，但被忽视了。
　　答案是，肖恩很可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名字来自于上世纪70年代瑞典的一宗银行劫案，当时，劫匪带走了许多人质，这些人最后却加入了劫匪的行列。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当时被激进分子绑架的报业巨头女继承人帕蒂?赫斯特，绑匪把她关进衣橱里不断地进行洗脑，最终她同意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去抢劫银行。
　　在奥普拉的节目中，主持人问肖恩：“你多久会想起你的家人一次？”男孩握住他继父的手回答：“每天。”“每天。”奥普拉重复了一遍。“我每天会向上帝祷告一次，希望每天夜里我都会回到家人的身边，每晚我都会划十字。我们是十分虔诚的家庭。”肖恩边说，边朝继父甜甜地笑了。“十分虔诚的家庭，”欧普拉又重复道，“你有尝试过写信或者打电话给他们吗？”肖恩的回答是：“没有。”不过，他的确曾经尝试过联络外界。他原来的家庭以他的名字建立了一个失踪儿童基金，至少有两次，肖恩都登录了基金会的网站。有一次，他还发表了这样一段评论：“你们准备花多少时间去找你们的儿子？”几小时后，他又发言了，问他是否可以为他的家人作一首诗。在奥普拉的节目中，肖恩解释道：“我希望这些会给他们某种暗示。”但他的家人没注意到。“因为你会收到太多奇怪的信息。”他的继父说，脸上流露出悔恨的神情。
　　在肖恩被绑架的4年多里，太多的机会被错过了。有一次夜里，他骑车回家的时候被警察拦住了。警官问他的名字，他回答道：“肖恩?德夫林。”有三次他是和托尼一起被拦下来的，每一次他都把德夫林说成是他的爸爸。至少一次，警察还开车把他送回德夫林的家里。
　　德夫林邻居的一位14岁女孩蒙萨娜说起她前年也许就能把肖恩救出来的事。蒙萨娜在邮件里看到一张失踪男孩的告示，“我认识他，我见过他。”她跟妈妈说。不过，她的妈妈觉得女儿是在胡说八道，还斥责她不讲礼貌。“我是认真的。”蒙萨娜这样回应。
　　4年多前肖恩失踪的时候，一共有1600位志愿者加入到搜救行动中，他们在山川河流的周围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凯斯是其中的一员，直到今天他还带着“肖恩搜救队”的帽子，全天候地工作，搜集各处的地形图，走遍地图上的每一个地方。当他们感到绝望的时候，他们去咨询了一些心理专家，有一位专家建议他们去检查镇附近公路上每一架货车的车厢，另一位则让他们去20英里外的一堆岩石中寻找。“显然，我们什么也找不到。”凯斯说。
　　肖恩父母的寻子希望，也在苦闷中慢慢地磨灭。不过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肖恩基金的工作中，努力寻找那些失踪的孩子，宣传儿童安全。虽然因为血管疾病而承受着剧烈的脚疼，肖恩的继父克雷格仍然参与到另一个失踪孩童比安卡的搜救行动中，她于2005年在密苏里失踪（如今仍然未找到）。后来，他的脚因为血液循环不畅变成黑色，他才不得不住进医院。3个月后，他的左腿被迫要锯掉（如今，他装上了假肢）。
　　这也许是他最真实的一句话：“我永远不想让其他孩子经历我经历的一切。”
　　要不是德夫林企图绑架另一个男孩，如今他也许仍然逍遥法外。也许我们很难断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德夫林决定再绑架一个孩子，但也许早年的另一个案件会给我们一点启示。1972年，一个叫斯泰纳的7岁男孩在加利福利亚州被绑架。绑匪告诉他，他的父母不会再要他了。他遭受了性侵犯，长期生活在恐惧中，虽然如此，他还是上学了，并交了一些朋友。然后，在1980年的情人节那天，绑匪又带回一个5岁的小男孩怀特，并且开始嘲弄他说，他已经太老了。结果，斯泰纳带上那个小男孩逃跑了―――他们搭了40英里的便车，去警察局报案。“我不能看着小怀特受罪，”他在1984年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是我孤注一掷的机会。”
　　同样，在2006年秋天，肖恩也长大了。他和网上聊天室认识的女孩见了面，并且拖着手逛商场。在12月9日那天，他去了她所在的女子学校参加舞会。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不到一个月后，德夫林又绑架了一个13岁的男孩，他叫做本?奥恩比。
　　在奥普拉的节目中，肖恩站在一个监视者的立场，他所说的话，与20年前斯泰纳对《新闻周刊》说的话，形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反差。“对于本的到来，我感到非常庆幸，”肖恩说，“同时我为他所遭受的一切感到难过。因为很久以前我就对自己说，我永远不想让其他孩子经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因为我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遭遇。”
　　幸运的是，不久后他们就获救了。一个学生看到一辆白色的带篷货车驶离本?奥恩比失踪的地方。警方公布了一份公告，列出了嫌疑车辆的各种特征。比萨店的老板迈克从电台中听到这份公告，他联想起德夫林的车子。并且，德夫林在案发那两天恰好都没来上班。于是，他驾车到德夫林的住所外观察他的货车，虽然特征不是完全吻合，但是他注意到德夫林货车前挡板上留下的新鲜的泥土痕迹，而公告里也说，那个孩子是在一段泥路上被绑架的。两天后，他去当地警局报案。联邦调查局很快介入事件，第二天案子就告破了―――两个男孩获救，德夫林被逮捕。
　　检察官鲁普马上给肖恩的家人打了电话，他们刚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赶快去发动你的汽车吧。”他对克雷格说。他告诉夫妇俩，他们的孩子还活着。“我看着天，”肖恩的妈妈回忆说，“说了一句‘谢谢你，上帝’。”
　　“经历了这件事，一切就很难恢复原样了。”克雷格说。他仍旧希望肖恩的生活能回复“正常”。但是，到底什么才是“正常”？上星期，肖恩最好的朋友托尼对《新闻周刊》说：“我仍然把他当成我的好朋友。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而与此同时，在50英里之外，肖恩在新家（或者它得称做是旧家）的院子里，正和他的老朋友（抑或是新朋友）帕特里克玩起了棒球。他们家请了两个人来看护着他们的儿子。那两个人一刻不离地盯着窗外，好像至今都不太相信，肖恩能够完好无缺地站在那里。
　　名词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syndrome)
　　又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4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4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示并不痛恨歹徒，还表达了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之情，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有甚者，人质中的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了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6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的好奇，他们想要了解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一宗特例，还是它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被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事件，令人惊讶地普遍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到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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