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西方人对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看法,很有意思 | 热门话题 - 竹林经舍 - Powered by PHP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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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素质&,西方人对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看法,很有意思
第一章& 面子要紧& & 把“面子”作为全体中国人的一种“素质”，一眼看起来实在是荒谬透顶。但是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单指人的脸部，它在字面上是一个群体复合名词，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要多，或许可能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 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不是完整地理解，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娱乐，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西方人看到这种做法，即使不认为荒唐，也以为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每当他的自我防御心理觉醒之时，即便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对大批民众。他会大声地说：“我对你说，对你，还有你，对你们说。”如果他的麻烦化解了，他可以自称在赞扬声中“下了台”；如果这些麻烦没有化解，他就会发现无法“下台”。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弄明白，就会知道与现实毫无干系。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我们是不去大幕后面的，那样的话就会搅坏世界上所有的戏。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恰当地去做，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面子就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把号码锁。& & 必须补充一点：面子的运作原则和这个原则带来的成就，西方人通常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总是忘记戏剧因素，误人无足轻重的事实领域之中。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岛的“塔布”[注]，都是一种无可否定的潜在力量，只不过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常识来废除和替换。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认同这种异议，因为他们从来不能对同一件事情达成共识。在调解小村庄居民永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面子的平衡问题，正如欧洲政客曾经考虑力量平衡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目的不是为了公正，尽管理论上要求公正，但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调解完全只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同样的原则，也经常出现于法律裁决，很大比例的诉讼结果都是不分胜负的比赛。& & 送人一份厚礼，是“给他面子”。如果这份礼是某个个人送的，那就只能收下一部分，但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全部拒绝过。许多渴望保留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被人指出一个缺点是丢面子，因而不管有多少证据都要否认这些事实，以保住面子。丢了一只网球，肯定是一个苦力捡到的。他气愤地否认这一点，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那儿（从他的袖子里掉出来的），然后他说：“你‘丢’的球在这里。”女佣把一位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房间里，人们不久就发现这把铅笔刀在桌布下面，她就装模作样地把它拿出来。在这些例子里，面子是保住了。仆人丢了一把银勺子，他知道要赔，或者从他工钱里扣，他就主动辞职不干，并且故作清高地说：“那钱留着赔那把银勺子好了，我不要了。”这样，他没伤着自己的面子。一个债主知道钱要不回来了，但还是到欠债人那儿，严厉地训斥一顿，表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钱没要到，面子却保住了，以保障自己以后不会再像这次一样要不回钱。一个仆人忽视或拒绝执行一些职责，一旦得知自己会被解雇，他就重复以前的过错，然后再主动辞职，以保全他的面子。& & 保全面子却丢了性命，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我们曾经听说中国的一个知县，作为一种特殊照顾，被允许在砍头时身穿官服，以保全他的面子！
第二章& 省吃俭用& & “省吃俭用”指的是持家的准则，特别用来处理收入与支出的关系。照我们的理解，省吃俭用可以体现在这样三条途径：限制需求，避免浪费，用少投入多产出的方式配置各种资源。不管哪条途径，中国人都是极度地俭省。& & 来中国旅行的人，所得到的第一印象中便有中国人的饮食极其俭省。巨大的人口看上去只依靠很少的东西糊口，比如稻米、各种豆制品、小米、蔬菜和鱼类。这些东西，再加上其他一点东西，构成了难以数计的人们的主食。只有在节日或是其他特殊场合，才会有一点儿肉吃。& & 人们已经注意到西方世界已经在设法为极度贫困的人提供价格最低但营养丰富的食品。人们也不无有趣地看到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在中国，普通年景里每天两文钱就可以为一个成人提供足够的卫生食品。即使是饥馑三年，每天不足一文半的定额，也足以让成干上万的人苟全性命。这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中国的烹调技艺真是高超。尽管中国人的食物通常是简单而粗劣，在外国人看来还经常是淡而无味，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对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进行烹调和眼务方面，中国人的确是烹调艺术的大师。在这个问题上，柯克先生把中国人仅仅放在法国人之下和英国人（他可能还算上了美国人）之上。这些国家的人排列起来孰前孰后，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像柯克先生那样肯定，但中国人无疑要比别国人会烹调。如上所述，即使从生理科学的观点出发，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高超的烹调，简单的作料，丰富的花色品种，即使对中国烹调最不注意的人，也全然知晓。& & 另外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实，虽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很容易证实。那就是，中国的饭菜在烹调时极少浪费，样样都要物尽其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每顿饭剩下的东西下顿都会重新端上桌来，哪怕这些残羹剩饭分文不值。要说明这个普遍的事实，只要看一眼中国的猫或狗的生存条件。这些动物的“生存”真是不幸，它们依赖人们的剩饭，始终是“苟延残喘”。新兴国家中人们的浪费真是臭名昭著，我们可以肯定，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的国家，每天浪费掉的东西，足以使六千万亚洲人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但是，我们愿意看一下这么多人被剩下的东西养肥，正如许多中国人在“吃饱”之后，仆人或小孩就有份来分享剩饭剩菜！即使茶杯里剩下的茶叶，也要重新倒回茶壶里去再煮一遍喝。& & 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的关注：人类很注意食品的卫生，西方人越来越注意到这一点，但中国人却不是这样。进网的都是鱼，无论什么东西迟早都会进网，几无幸免。在中国北方，马、骡、牛、驴到处都在干活，很多地方还用上了骆驼。有些读者看到如下做法无疑会感到实在是节约得过分：动物死后一律吃掉，不管是撞死、老死，还是病死。这已经司空见惯，常常没有人说啥，也没有人因为动物可能死于常见于牛身上的胸膜炎等流行病而放弃这种习惯。得这种病的动物的肉，不比得了其他病，人吃了也会生病。人们在廉价购买病畜肉的时候完全知道这一点，但肉还是全部卖完，全部吃下去了。知道有害还去买，无疑是因为他们图便宜，冒险为之。不过，应该说吃了病畜肉而生病的人毕竟是少数。死狗死猫也吃，与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进入同样的消化吸收过程。我们曾经亲身经历几件村民煮死狗吃的事例，这几只狗都是被人故意毒死的。其中有一次，有人想起去问一个外国医生吃了会有什么危险，但因为狗已经“在锅里了”，这些最后侥幸没有中毒而死的幸存者此时已经无法下狠心放弃这顿美味，结果这次放纵瞎吃却一点儿都没啥。& & 与做饭有关的中国人节俭的例子是，他们极好地处理了燃料匮乏与制锅材料之间的关系。燃料既少且贵，用的基本上只是些叶子、秆儿和庄稼的根，一烧就没了。为了满足这种需要，锅底要做得越薄越好，操作起来要非常小心。搜集所需燃料的全过程，是中国人极度节俭的又一个例子。任何一个最小的孩子，别的干不了，至少还能捡点柴禾。捡柴禾的大军，出现在秋季和冬季的田野上，在他们的竹耙那饥饿的利齿之下，地上连一根杂草都不剩了。孩子们被派往树林去打秋叶，好像打的不是秋叶而是栗子，就连麦秆也极少能够来得及在秋风吹拂之下“风吹两边倒”，就已经被拾柴心切的人们“争抢”一空了。& & 每一个中国的家庭妇女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布料。她的衣服不像她的西方姐妹那样，在花式和做工上考究费神，而是尽量事先计划节约时间、精力和布料。一块再小的外国布料，中国妇女也不会嫌弃，她会使这块布料再次出现时如果不是以美的形式，就是以物尽其用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整个“家政”女作家议会所无法想象的。一个地方派不上用场，另一个地方一定能派上用场，一片小碎布条也足够用来纳鞋底。伦敦或纽约的行善之士，把自己用不上的衣服施舍给穷人，希望这样的接济千万不要造就出一些依赖他人的穷人。这真是弊大于利。但不管谁把类似的东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所用的布料和式样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衣物早晚会物尽其用，直到把最后的零料与其他布料搭配使用才算把它用完。& & 中国人经常在纸上题字送朋友，但纸是松松地缝在一块丝绸底子上的。是缝而不是贴，目的在于让朋友若另有选择时可以把题词拆下，这样就有一块可以派大用场的丝绸了！& & 中国人的节省，也反映在小商贩买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小到不引起注意。一个小商贩，比方说，可以确切地说出每种不同火柴的根数，并知道每盒能赚多少钱。& & 中国人的每一页旧帐簿，都会用作窗户纸或者灯笼纸。& & 中国人厉行节约，甚至到了不惜节省日常必需的食品。他们看不到其中的不合理，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香便文[注]博士的《基督教与中国》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人被三个苦力抬着走了二十三英里路，花了五个小时。这三个人接着又返回广州，去吃专为他们而留的早饭。早饭前走四十六英里，一半的路还抬人，目的是省五分钱。& & 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抬了三十五英里的轿子，又坐船回来，他们从早上六点起就没吃东西，却不花三文钱吃两大碗饭。那条船搁浅了，他们直到次日下午二点钟才到达广州。这样，这些人已经有二十七小时没吃东西，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抬着香便文博士走了十五英里到广州——这十五英里自然还包括他行李的重量！& & 中国人的节俭所带来的许多东西，西方人根本就不乐意看到，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表现在这些东西之上的纯朴天性。这个帝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说来也怪）北方，男孩、女孩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一丝不挂，四处转悠，像在伊甸园里一样。这是为了让他们舒服一些，但基本动机是节省衣物。中国无以数计的独轮车都嘎吱作响，因为缺少几滴可以使车子不响的润滑油。油从没上过，因为对被冠以“神经麻木”的人来说，嘎吱声要比油便宜。& & 如果一个日本人要移民外国，他会在合同上特别注明每天需要多少加仑的热水，以便按照传统洗澡。中国人也有浴室，但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走近过，甚至根本就没见过。一个中国母亲的孩子满身尘土，她用一把旧笤帚给孩子扫扫土。见此情景，一个好奇的外国妇女便问：“你每天给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愤愤不平地说：“每天洗！他生出来就没洗过！”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即使肥皂商把“比上还便宜”的广告口号贴到他窗口，他也不会有什么触动。& & 中国人毫无疑问会把一般外国人看做“肥皂浪费者”，这是意大利人对英国人的称呼。中国人洗衣服对他们自己来说算是洗了，用的肥皂省得不能再省，但如果同我们所说的洁净程度相比，就几乎不在讨论之列了。我们不禁认为这只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也爱清洁，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的确是整洁干净的典范。& & 正是因为节省的本性，一般不可能买到现成的工具。你可以买到“原始”的半成品，然后再自己精加工。自己加工总要比买现成的便宜，人人都这样想，什么现成的东西都没有了。& & 我们已经说过节省材料的事情，比如普通房子光线都很暗，点一盏灯花不了多少钱，但也要把这盏灯放在墙洞里，以便同时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各类加工厂，比如各种编织制造厂、陶器制作厂、金属加工厂、象牙雕刻厂等等。这样的工业，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更多地证明了中国人的节俭，而不是表明他们的创造才能。本来可以有许多比现在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中国人的工作，但好的方法就会使中国人原本在做的事情变得没味儿了。他们好像能够无中生有地制造所有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产品的共有特点，无论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产品都是如此。他们可以在一个小院子里建一个小规模的炼铁炉，也可以在一个小时内用一小摞泥砖垒起一个炉灶，可以一直用下去，也挺好烧的，而且不花钱。& & 没有比完成重大任务时的安排，或者确切地说，缺乏安排，而能更好更典型地说明中国人的节俭了。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谷物作为皇粮送到北京。从天津通过北河[注]运到通州。一位“谷物交换”商人会吃惊地发现，所有需要机械来把这些堆积如山的稻谷卸船、称量、搬运的工作，却只是用一批苦力，用形状如同截锥、大小相同于一蒲式耳的箱子，以及一定数量的草席。仅此而已。草席铺在地上，谷子倒上去复秤，装袋，运走，再把席子一收，这个帝国的谷物交易所又重新成为泥岸了！& & 对于一个美国烟草种植园来说，最大的支出便是为烘干烟叶而建的一个结构精巧的长长的棚子。而中国人却不必为此花什么钱，棚子用茅草来搭，茅草旧了可以作燃料，与新茅草同样好用。烟叶摘掉之后，肥壮的秆还站在地里，用草绳把烟叶扎紧，挂在一根根的烟杆上，夜间连同绳子一起收起来，就好比晒在绳子上的衣服。在简便和效果上，这个方法是无与伦比的。& & 每一个悉心观察的居住者，都可以加上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你找不出更突出例子了：一个中国老年妇女，拖着痛苦而缓慢的步子蹒跚而行，有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她是去一位亲戚家，那地方方便去祖坟，这样，可以节约抬棺材的开支，因为距离缩短了！
第三章& 辛勤劳作& & 勤劳的定义是：对任何工作出于本性的勤勉——终关注工作。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受称赞的美德之一，一直得到尊敬。& & 大体上说，一个民族的勤劳由三维构成：长度、广度、厚度；或者说，其中有两维表示范围的大小，另一维表示强度的强弱。长度是辛勤劳作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辛勤劳作者的人数，厚度是指在“出于本性的勤勉”和“始终关注工作”中所显示出的精力。这三个要素的产物便是综合的结果。无疑，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在中国的人、他们的印象是不同的，但他们都会认同中国人出于本性的勤勉真是广泛。刚到中国的人所得出的第一印象，会使他认为中国人正在社会生活中实践着约翰·卫斯理[注]的名言，他认为一个成功教会的规律是：“完全投入，永远投入”。游手好闲在中国极少见到。每个人都看来忙着什么。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富人，虽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可以不工作也过好日子，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像外国人从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的平庸。中国的富人并不是不干事，而是仍像受穷时那样关注他们的事业。& &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社会阶层是怎样辛勤劳作的。& & 西方人很难去同情中国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各种弊病不容忽视，但有一个特点却始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勤奋才有回报。为有钱人出钱买学衡而开的后门，极大地挫伤了考生的热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所有的省份都在抱怨的是候补的人要远远多于有待填补的空缺位置。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的所有考场，看来都挤满了，每一个职位的竞争者常常达上万。我们设想一下每次晋级考试中考生所倾注的心力，我们就会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勤奋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三字经》中提到的人物，他们勤学不辍的传统精神，比如借助萤火虫的微弱光线读书，比如把书拴在牛角上边耕地边看书，至今为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所模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传统事例相类似。在很多情况下，一旦获得最低的学行便不再勤奋了，但中国人不把这样的人看做学者，而是把在狭窄而又荆棘丛生的小路上坚韧不拔最终获得成功的人看做学者。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事例：祖父、儿子、孙子在同一场考试中竟争同样的学衔，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 & 1889年春天，《京报》[注]上有几篇奏折谈及参加省试的老年考生。福州官员说，那里秋试中有九个应试者年过八十，有两个年过九十。他们通过了考试，文章实属佳构，字也写得老成。他说，老年考生过去六十年来已经参加了三次考试，第四次即使不通过也会授予名誉学衔的。河南的地方官也同样报告说，那里有十三位八十多岁的应试者，一位九十多岁，他们全部“通过了为时九天的严峻考验，文辞准确完美，全无暮气”。令人称奇的报告来自安徽省，有三十五个应试者八十多岁，十八个九十多岁！此情此景，别的国家会有吗？& & 如果说中国学者的生活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勤奋生活，那么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中国农民的工作如同一个管家的工作，永远都干不完。北方各省的农民，除了相当短暂的隆冬季节之外，总有活要干，而且是大量的活。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多多少少都是这样，但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很难超过的。& & 农民是这样，扛活的人就更是如此了。他们长期勉于饥饱，生活永远是苦差使。农民要殚精竭虑，细心照看每一棵白菜，抓小虫子和毛毛虫，扛活的则要去找寻更琐屑的活计，他要想尽办法弄点吃的养活自己，养活他那一大家子人。有事外出的人，即使那些地方通马车，也常常不得不半夜一过就上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习惯。但不管你几点钟上路，都会有身材矮小的农民在路上拿着叉子，背着筐子，四处巡视，寻找拾粪的机会。如果没有其他非做不可的事，拾粪是件持久不变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 & 经常有一些人不得不寻找两种工作来互相调配。比如天津的船工每当河水结冰无法行船时，就拉起冰撬，这个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拉东西。同样，有些地方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忙里偷闲地做帽子、搓草绳，至今还有不少东西拿出去卖钱。你看到中国的妇女，她们的手很少不在纳鞋底的，即使在巷子口聊天，她们也是这样边纳边聊；或许你看到她们在纺线，总不会闲着。& & 最不知疲倦的阶层便是商人及其伙计。即使在西方，店员的生活也不是挂闲职领干薪，不过要比中国的同行轻松多了。中国店伙计的工作是永无尽头的。他放假少，任务重，只有在忙得木头木脑的时候才能稍歇片刻。& & 中国的商店总是开门早，关门迟。双重记帐制度十分细致烦琐，帐房先生总是忙到很晚，以记录销售和收入情况。实在没事可做，伙计们便会从营业款中挑钱币，找出个稀罕的好卖钱。& &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中工作最辛苦的阶层是官员，这个阶层最让人嫉妒，也最让每一位雄心勃勃的中国人趋之若骛。中国任何一级官员所处理公文的数量和种类也是同样令人惊讶，他要对那些公文的成功处理负责，理论上实际上都是他负责。不知我们为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奋斗的工会看了这样一张时间表之后作何感想。这张表是一位显赫的中国政治家的。北京某外国使团的一个翻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一次询问中国一位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劳累和超负荷。他回答我说，他每天凌晨两点离家去皇宫值班到六点。作为内阁大臣，六点到九点要履行公务。九点到十一点他在兵部，他管着兵部。作为刑部成员，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刑部办公。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高级官员，他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要在衙门里度过。这些就是他每天的日常工作。另外，他还被经常要求出席各种特别会议，这就要他抽空去安排了。他极少能在晚上七八点钟回家。”毫不足怪，据说这个官员在那次谈话之后六个月便去世了，死于工作过量和极度疲劳。这也断送了中国许多官员的生涯，他们对政府都是极有价值的。& & 广度，我们已经说过，是指勤劳者的人数和辛勤劳作的时间。我们看到，中国人这两者都非常了不起。中国的白天开始于天色微亮之时，常常刚过午夜便开始新的一天。中国皇帝早朝时分，欧洲的每一个宫廷尚在睡梦之中。对西方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天子的做法多少为这个帝国的各地子民所模仿。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的棉纺工人和磨面工人，听说都是干得很晚才睡，清晨又在一个十分荒谬的时分起床工作。离天亮还很早，旅行者就会碰到赶了许多英里路的农民，站在黑暗之中等着天亮卖白菜。西方人用完早餐，中国的集市就快结束了。假如你在一个夏季的清早五点半漫步上海那条最主要道路之上，你会感到没有什么事情会有更大的反差了。你根本看不到一个在江边建造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气派十足的欧洲人，而亚洲人已经在街上活跃了很长时间了。要等几个小时之后，西方人才会与中国人一起挤在人行道上，轻松愉快地开始上班，此时当地人已经干完半天的活了。& & 德庇时爵士[注]对中国人的“愉快劳动”所作的评论真是正确。他认为这是一种标志，表明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极其满足自己的条件。这种劳动品质是最突出的特色，要理解它，就必须好好遵守它，好好掂量它。。& &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厚度，我们再谈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干起活来也像亚洲人。如果按照我们的模式去改造这个充满活力的民族，那肯定是徒劳无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当然是缺乏热情，而我们却十分看重热情。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需要《圣经》的暗示，就能知道用心工作的重要性，但尽管多年代的宗教与哲理的结合影响了中国人，但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像荷马[注]笔下的诸神，向来从容不迫，不慌不忙。& & 人们不禁会预想，如果有一天白种人与黄种人进行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当这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之时，谁将会败北呢？& & 的确，如果所罗门所说勤劳的双手可以致富的那句经济箴言[注]正确的话。中国应该是地球上最繁荣昌盛的。如果中国人能在他们的各种美德之间,获得一种平衡,.............
第四章& 恪守礼节& & 中国人的礼节，通常还有东方人的礼节，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值得考察——一方面是称赞，另一方面是批评。盎格鲁—撒克逊人，我们喜欢这样提醒自己，毫无疑问具备的美德，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内刚和很小比例的外柔。因此，当我们来到东方，发现在广袤的亚洲大陆的众多人口中，润滑人际交往中肯定会产生的磨擦的艺术要远胜我们，我们心中便充满羡慕之情。这是一种一事不能的人对特别能干的人油然而生的敬意。中国问题方面最为挑剔的批评家也被迫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节的实践带到了一个完美境界。此种境界，在西方闻所未闻，在亲眼目睹之前简直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 & 经典中保存着“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为准则。这样的重压之下，一个民族能繁衍生存，似乎是一种奢望。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中国人对待礼仪就像对待教育，使之成为一种本能而非刻意去学的东西。这个民族的天才，把西方只在宫廷和外交上才使用的繁文缛节，变成了人们日常交际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被这些繁文缛节束缚住了，而是说，这些礼节是因时因地的，就像节日的盛装每逢节日就得穿上，中国人靠自己的本能，可以准确地知晓何时该用礼节。到了这样的场合，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该怎么做，那就像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不知道九乘以九是多少一样荒谬。& & 西方人难以欣赏中国人的礼节，是因为我们在心底里肯定这样的定义：礼节是用友好的方式表达的友好。因此，在一种文明的观点看来也是如此，认为个人的幸福就是全体的幸福，但中国的礼节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演示专门技术的仪式，像所有的技术一样，虽然意义重大，却并非发自内心，而只是一个复杂整体的单个部分。各种尊称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对西方人来说，即使不发疯，也会疑惑不解。这只是因为这些表达方式时常让人想到尊卑关系，中国人认为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中国人还把这些表达方式当做一种润滑剂，用来调节人际交往。上有其下，下有其上，上下有序，万事大吉。好比下棋，先走的称：“敝王贱卒走两步。”他的对手回答：“敝王贱兵也同样走两步。”对手又说：“敝王贱士吃掉尊王高贵的兵，进到九宫中卑贱的第三格。”整盘棋就是这样下。棋局并不因为用了这些形容词而受到影响，但是正如一个人不懂装懂不能说出下一步棋而硬走，就会使自己显得荒谬可笑一样，如果中国人对任何一个规定步骤不知道给予礼节性答复，也会成为笑柄，因为对中国人而言，形容词就是棋局本身，不知道形容词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 同时，中国人恪守礼节，会因为与中心城市距离的不同而产生直接的变化。在中心城市，礼节是必不可少的。当一个人在农村，虽然农村也同样需要遵守礼节，却并没有他作为城里人所熟悉的礼节周全。& &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承认，也有很少一部分中国人并不知晓在恰当的时候做合适的事情，但即使是最有教养的外国人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相比之下，幼稚得像怀抱中的婴儿，一般而言，除非这个外国人以前有长期的经验，心中又害怕自己做错什么，暴露自己的浅薄无知。正是由于外国人遵从中国礼节时不打自招的无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才如此不加掩饰（不是不自然）地蔑视这些“蛮夷”——不知“方圆“，甚至明白了礼貌用语之美，还傲慢地轻视礼节，顽固地无知下去。& & 礼节好比气垫，里面没有东西，但它奇妙地减轻了震荡。同时，我们补充这样一点是公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貌（如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一样）经常是想要表示自己的确懂礼节，而不是希望客人舒服。他坚持要生火，你却并不想生火；他坚持要用这火烧开水来给你泡茶，而你却不想喝这杯茶。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泪，你的喉咙呛得像刚吞下一味煎好的药用蜀癸。但是，主人至少做出了样子，他知道如何待客。客人不高兴，那是客人的事。乡村也一样，主人认为他有责任把你要住的那间糟糕的房间打扫打扫（象征性地），布置布置，而这套程序一直推迟到你已经进了门才开始着手进行。你恳求他不要打扫了，但他不听，全然不顾那些陈年灰尘迷了你的眼睛。或许《礼记》教导说客人房间要打扫，不管客人是什么身分地位。[注]同样的方式也适合于各种宴会，在这些恐怖的场合（常常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热情的主人会特别在你的碟子里堆满他认为你会喜欢的食物，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吃得下去。他仿佛在说，你有很多地方不对，而他肯定没有失礼。没有人会责备他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如果外国人不懂这个游戏，那是他的事，不是主人的事。& & 正是按照这个原则，一个中国新娘去访问一位外国妇女时，有意背朝着她，朝着相反方向致礼，引起这位外国妇女的困惑和恼怒。事后询问一下，才知道新娘向北行礼是因为皇帝在北方，却不管当时情况下这位外国妇女是在房间的南面。如果这位外国妇女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边，新娘可不管，她至少可以表现出她是知道朝哪个方向行礼的！& & 中国的礼节经常体现在礼品的样子上。如上所述，这是给收礼人面子。接受赠品有固定的形式。一个与中国人有不少来往的人总会收到一些点心盒，用红纸整洁地包着，盛有不少他绝不可能吃的油腻糕点，但送礼的人不会拿回去，哪怕极不情愿的收礼人（被逼无奈地）表示只好去转送给别的中国人。& & 中国的礼节并没有禁止人们对礼物吹毛求疵。经常会问及礼物的价钱是多少，客人告辞时主人会说：“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们破费了！”& & 有位外国人应邀参加一个婚礼，其中糕点很多。宴席过程中，他发现有人端上来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两三块糕点，有人还不停地夸赞它们热气腾腾（好像都愿意吃热的东西）。他们把这位外国人当做贵宾，首先把盘子递了给他，但他却谢绝了。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这似乎给这次婚礼投下了阴影，这个碟子也没有再传给别人。其实，这是一种风俗习惯，每位参加婚礼的客人都要凑个份子。客人坐在酒席宴上就要收钱，但这有悻于中国人的观念，因为不能直接要钱，所以就以送糕点为形式。除了这位不知内情的外国人之外，谁都懂这个规矩。他的拒绝使得其他人不便再当场拿钱出来。后来，他又一次参加这家的婚礼，却有趣地听到主人在领教了上次的经历之后，用比西方人还坦率的方式对在场客人说：“这是放礼钱的地方，请把钱放在这里！”& & 在贬低了中国人注重的繁文得节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在社会交往方面学习不少东西，学习他们的一整套规则。我们很有必要保持真诚，而不要坚持我们的莽撞，把西方人的顽强独立与东方人的彬彬有礼结合起来，将会更好。& & 然而，许多西方人并不这样看。我的一个熟人在巴黎住了很多年之后回到伦敦，但他不知不觉接受了巴黎的风俗习惯，回伦敦后还向遇见的每位朋友脱帽鞠躬。有一次，一位朋友无情地回敬他说：“看看这里，老家伙，没有法国猴子在杂耍！”一个人如能集东西方的优点于一身，那他一定幸福，可以安全地行走在狭窄而布满荆棘的中庸之道上。
第五章& 漠视时间& & 如今的发达文明中有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生活的复杂安排，使得一个做事的人上班时能够完成的工作，其分量和种类，如果让一个世纪前的人来干，肯定要用更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完成了这个变化，盎格鲁十散克逊人在体质习性方面早就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除了吃喝和打架斗殴便无所事事的时代有什么习惯，我们发现难以想象会有一个时代，我们这个种族不被自己的旺盛精力所驱使，去一件接一件地做事情。& & 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问候语上的不同是很有意思的。前者碰到熟人时说：“吃饭了吗？”后者说：“做得怎样了（HOW do you do）？”一方的通常情况是做，另一方则是吃。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一般连最后一秒钟也不会放过；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却出奇地空闲。中国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样，“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的整段时间。“现在是什么时辰？”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 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时间也是模糊不清，“日出时分”与“日落时分”在中国话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与经纬度有不少关系，但“午夜”与“正午”却是一样含糊。通常由“打更人”来确定的夜晚的时间也是同样模糊，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打这一更总是在晨曦初现之时。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甚至也长短不一。关于我们的便携式计时器，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对此一无所知。也有少数几个中国人拥有手表，却不用手表去安排日常活动，尽管他们过几年还把表擦洗一下，让它保持正常走时。普通人十分满足于靠太阳高度来定时间，日上一杆，两杆，或者三杆，没太阳就观察猫眼的张缩，这个确定的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 & 中国人利用时间，与他们对时间流逝的度量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斯[注]的划分，世上有两种人：大洪水前的人与大洪水后的人。后者发现人类的时代在历经近千年之后，已经不能再持续几百年了，因而学会了在短时间内更多地工作。以适应这个环境。相比之下，大洪水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撒拉[注]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似乎生活是由长老安排停当的。& & 中国人可以算作“大洪水前的人”。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那样的好的说书艺人，使人想起了尼生[注]的长诗《小溪》。顾客出出进进，他却一直在讲。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中国人的杂耍技艺，如果演得好，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话，于是，不等表演结束，外国观众就直后悔。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尽管中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尽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的例外。& & 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前的方式行事。上学时，他一去就是一整天，从日出到天黑，中间只有一两次间断。吃点东西。学生和先生都只知道这样。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每一级都很难考，而大多数应试者经历了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的内在荒谬。& & 这种教育所造就的人，会让人联想到他们所经历的学习过程。中国语言本身，在本质上也是大洪水前的，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公平地说，古代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学会自己的语言，他们就永远不会阅读和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仅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 & 中国人的漠视时间，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我们已经说过，其劳动的紧张程度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极大的不同。& & 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人，有几位渴望再重来一次呢？工人来得晚走得早，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喝茶。他们走很长的路，而从很远的石灰坑里搬运来的只是一布袋石灰浆。假如用独轮车来推，一个人就可以干三个人的活，但这却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倘若下起小雨，他们就会停工。事情经常是这样的：尽管人们很卖力，但进度却很慢，很难去计算这些人每天的“工”。我们听说有一个外国人，不满于他请的木匠钉板条的速度，在他们吃饭时自己干，结果干了他们四个人半天的活。& & 维修一下工具，对中国的工人来说是件需要很长时间的大事情。不过，如果是外国人的工具，那就不客气了。工具神秘地坏了，却说没人动过它。“我没去过那里”，是句恰当不过的适辞。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中间买点儿绳子一扎，脚手架就搭好了。整个工期里，每天都是危机四伏。以往的所有经验，如今都不起什么作用了。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原先可以用的东西，如今都不能用。外国人真是无助。他活脱脱地像格利佛[注]，被一根根线操纵着，这么多根线一起拉，他实在招架不住了。一个广东承包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他的诺言和金钱一样地消失在烟雾里，因为他不幸地成为鸦片的牺牲者。最后，我们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把他做得不好的事情桩桩件件在他面前摊开：“早就告诉你玻璃的尺寸，窗户你量了三次。你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没用了。门关不严，一点胶水都没用，地板太短，太少，全是节疤，全都没法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愁容地盯着说话人，很和气地说：“别那样说！别那样说！这太有失中的船长，曾周游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贤马国。绅士气度了！”& &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缺乏耐心，不仅不可思议，而且没有道理。有人明智地指出，他们讨厌我们缺乏耐心，正如同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信。& & 在任何情况下，很难培养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整包外国邮件在两个相距仅十二英里的城市间延误了几天时间，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得了病在休养！中国电报总局[注]的管理，与它应该成为的样子相比，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歪曲。& & 外国人最气恼的是，中国人在一般社交访问中的漠视时间。这种访问在西方是有时间限度的，不能超过。然而，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一直讲话。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有宝贵的时间这个因素。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该讲的全都讲完之后，也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有条名言：“想见我的人便是我想见的人”。如果他在中国多少呆过一段时间，他一定会彻底修改这句话。只要有过此种经历，他就会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主保佑你走好！”这种直言相告，会让一个即使有火爆性子的中国人的心灵大受挫伤。他会长时间不说话，长得让十个欧洲人都失去耐心。最后，他开始讲话，他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如果外国人能像不久之前刚刚去世的马根济[注]医生那样，就会感到高兴。中国客人不断地来到，朋友又“只来不回”，浪费了医疗时间。马根济医生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他能模仿一位学中文的学生的率真直言，他就会更高兴。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话，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第六章& 漠视精确& & 外国人刚来中国，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雷同。长相都差不多，身上衣衫也总是穿蓝色的。国民眼睛“神情”呆板，好似只“盯住一个地方”，各自头上的辫子也好像是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一模一样。但是，不需要太多经历，即使是最没有观察能力的旅行者，无论他断言中国人还有什么其他特性，都会知道，说中国人毫无生气的雷同，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不管两个地方离得有多近，说话口音会有一些或许还难以解释清楚的有趣差别。这种差别逐渐积累，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方言。许多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尽管写出的字一样，但各地的人讲出的话却大有不同。我们也经常受到提醒说，各地的风俗也有这种差异，用现时中国人的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事实，可见于时时处处。在西方，度量衡的统一是生活舒适的保障；而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 任何双重标准的存在，常常使西方人特别烦恼，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异议。有人去问—个卖肉饼的人。问他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聪明地留给提伺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前面说的重量看来太轻了，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部分。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国士兵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他才答应少说一点，原来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 最为明显的不统一，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货币。在帝国的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因而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特意问一下，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他根本不必去各个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发现，一串钱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来人会极端困惑，所有的人都会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道的人。这也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 & 各种度量标准，全都这样混乱。斗，也是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利用这种混乱在谷物交收时校征暴敛，如果不是中国人这样平和的民族，很容易引发一场政治动乱。“世界上都是一品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到了中国就远远不是这样，而成了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变换都不仅有其理论基础，而且还有十分普遍的实践。比如在盐的专卖上，就定出一些霸道的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只拿到十二两盐。但是，这样做是公开的，而且所有卖盐的人都这样做，因此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如果有人确实想到过这个问题，他们也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买盐卖盐的“老习惯”。土地的丈量也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地方的一亩地，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大小。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方的边界上的人，就只好准备两套丈量设备，去测定不同的亩。& & 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不等弄清当地的斤是多少，就去确定每斤粮食或棉花的价钱，那是很危险的。同样情况，统计粮食的亩产，也经常忽略亩并非固定不变这样一个致命的事实。说明距离远近的词也普遍不一致，这一点，任何一个到中国旅行的人都会有机会尝试的。在陆地旅行时，如果按里计算距离，就有必要肯定一下这个里有没有长出来！我们不否认这样估计距离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要否定的是这种算法的不精确、不一致。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经历十分普遍：一走上这个帝国的大路，里就长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乡村小路就是一百里，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照中国人看来，这种计算方法依据的也常常不是绝对距离，而是依据行走的困难程度。这样一来，离山顶“九十里”，实际还不到一半，中国人坚持说九十里，因为爬上山顶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另外有个特别的事实，出在直线的丈量上。也就是说，A到B的距离不一定就等于B到A的距离。引证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是没有用的。在中国，这句话需要插入否定词去修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从南到北是一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管你去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记下里程的计算结果，每次都是这佯。[注]& & 另外一种知识上的现象与此相似，在中国，“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也不正确。在河上航行更是这样，问一下知道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仔细分析之后，这个四十是由两个十八构成的。令人哑口无言的说法是：“四个九等于四十，对不对？”同样，“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大体上都是如此。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邮邮差没有按规定时间跑到，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太长了。这个正常辩解使得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测量一遍，结果发现实际是八十三，从此就按八十三里来算了。& & 坐落在一个城市周围一至六里不等的几个小村庄，却都叫“三里村”。人们经常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两旁盖有房子，就成了五里，村里人还言之凿凿地说就是五里。& & 这样，你就不必奇怪连标准都可以各自设定了。做秤的人满街走，根据每位顾客的愿望来刻点（称为“星”）。他的每位顾客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用于买进，一种用于卖出。一杆做好的秤，如果是旧秤，是没有人买的，因为刻星的标准一直在变，要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刻定。& & 算年龄也体现这一普遍事实，特别体现出中国人的民族特点。毫不相干的属相，却能表明一个人最接近的年龄，这种做法最为普遍。一个老人“七八十岁”，但他去年刚刚七十岁。事实上，一个人在中国刚过七十，就算八十岁了。如果想知道得确切一点，你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宽泛的平均年龄”。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确切，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春节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日。用“十”来算年龄已是根深蒂固，造成了不少模糊。不少人“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你很难在中国碰到一个确切地说出年龄的人。同样的模糊还扩展到“百”、“千“、“万”这些中国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中国人不关心更为精确的表达方法。& & 有个熟人告诉我，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戏，后来他又补充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与二百吊也差不离，对不对？”& & 一位绅士及其妻子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之后要回国了，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副漂亮的卷轴，不是送给他们，而是送给他们各自健在的母亲，而这两位母亲恰好同岁。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和“寿比南山不老松”，一边还用小字写了一段说明，说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获得“七十福寿”。第二副卷轴也是类似的花哨词句，但边上的小字却说这位老太太已经享有“六十荣光”。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美之后，其中一位代母亲受赠的人小心翼翼地问那位主要送礼者，明知道两位母亲同岁，却为何一个写七十，，个写六十。完全个性化的回答是：如果每副卷轴都同样写上“七十”，会显得作者完全没有创造力！& & 中国人重视祖籍的社会传统，相对于我们的“准确性”来说，常常是致命的。一个询问法律事务的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通过他的叙述明显感到他住在城郊。问了他，他才承认他现在的确不住在那个小乡村了，进一步交谈之后，才明白他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广你就没想到过如今你已然住在城里了吗？”他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不住在那里，但老根还在那里！”& & 另外有个人，叫我注意看一下他住的小村庄里的那座古庙，骄傲地声称：“这是我造的。”仔细追究之后，发现这座古庙建于三百多年前明朝某位皇帝在位之时，那时的“我”还在混沌世界。& & 学习汉语的学生，一开始就碰到的障碍，就是要从许多相似的表达方式中，找到能够表明身分的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整个思考系统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与我们所习惯的假设不同。对于西方人对一切事物都要确切地知道详情这样一种渴望，中国人不能充分理解。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村庄里有多少户人家，他也不想知道。“怎么会有人想知道这个数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这个数字是“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然而一个确切的数字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 中国人使用数字方面的特点是缺乏精确。这一点，也同样明显地出现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廉价书。有时，所误用的字要远比本来应该用的字复杂，这表明这种错误并非由于想省点力气才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不够重视日常的精确性。同样的不仔细也十分普遍地出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上，一个字常被写成另一个与之发音相同的字。这种错误，一来可以归咎于不识字不多，二来也同样可以归咎于仔细。& & 漠视精确，在书信的称谓上最明显。一封普通的中国家书总是这样醒目地写着：“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总不提及“大人”的名讳。& & 我们从观察中发现，中国这样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个人的名字却不讲求确切，这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经常可以看到，名字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又是那个。有人告诉我们，你叫他哪个名字，他都会答应。最弄不明白的是一个人有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姓、他的号，还有一个名字真是令人奇怪，只用于科举考试。因此，外国人把一个中国当做两三个也就很平常了。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没有哪一个被认为是更“正确”一些。如果其中一个名称是误用，那就轮换着用；或者一个用于官文，一个用于日常交谈；或者把误用当做形容词，与原名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的名称。& & 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教育缺少化学分子式的学习，而化学分子式是绝对需要精密的准确性的。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可能会失去许多数字，比如把“一二十个结晶体”与“好几十个结晶体”混淆，或者把诸如此类的错误，结果导致了始料不及的祸端。中国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物中学会精确的，正如其他民族也曾经学过一样——不仅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好，因为他们的巨大耐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我们要说，目前这个民族的各个个人完全不具备精确这个素质，并且不懂什么是精确。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下面两点也应该是有道理的。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多留一些余地、中国的数目和数量从来就有的不精确，很容易就让我们上当。第二，我们还需留一些余地，以应付中国以“人口调查”为名而抬高的种种身价。整体不大于各部分之和，但中国的计算方法正相反。当我们仔细考虑中国人“人口调查”的方方面面时，我们随时都可以说，就像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强烈地意识到“法律了不起的不确定性”之后这样评论美国最高法院：存在一种“对案件的最终猜测”。
第七章& 天性误解& & 误解的天性，是中国人显著的天赋，外国人只要学会很少的汉语，少到足以用来承载思想，他就会发现这一点。别人听不懂他的中国话，这使他痛苦而惊讶。于是，他更勤奋地学习汉语，几年之后，有信心出去接触公众，或者同某个人讨论多种不同的话题。如果他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这个人从未遇见过外国人，那么，这位外国人就会有机会重新尝到他当初第一次开口用中国话与人交谈时的痛苦。对方显然没有听懂，并且显然并不打算听懂。看得出，他根本不注意你说的话，也根本没有顺着你的思路，只是打断你说：“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他的微笑带着优越感，似乎在注视一个聋哑人试图清晰地说话，他又似乎在说：“谁认为你的话会有人听得懂？你不是生下来就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忍受这种无能吧，不要再来烦我们，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话。”面对这种情况，你不可能永远心平气和，忍不住会发火：“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吗？”他口答说：“是的，我听不懂！”& & 对中国人误解能力的另一层经历是，尽管每个单词都听懂了。但由于忽视了细节。这样，即使他没有完全失去你所表达的意思，但却领会得不够明确了。“在中国的外国人”需要准备大量词语，用来表达很多意思，比如：“在这种条件之下”、“有条件的”、“出于这种理解”，等等，等等。的确，中国人既没有这些短语，也不需要这些短语，但外国人不是这样。时态标志也是这样。中国人不在乎这些，但外国人却不得不当一回事。& & 在中国，人们关心的一切事情中，最需要避免误解的事情便是钱。如果外国人付钱买东西（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常常是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将来完成时态就是一种“军需物资”。“你干完活之后，就会拿到钱。”但汉语里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时态。中国人简单地说。“干活，拿钱。”他心目中的主要观念是挣钱，根本没有“时间关联”这个概念。因此，他一旦要给外国人干点什么，他希望马上拿钱，以便“吃饭”，仿佛假如不是偶然碰上这个外国人的活，他就没饭吃了！我们必须警钟长鸣：在中国，为了避免在钱上产生误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谁拿钱谁不拿钱，何时拿钱，多少钱，是银锭还是铜钱，银锭的成色和重量，多少铜钱算一吊——诸如此类的要素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过于确切固定的理解。如果要与建筑商、经纪人或者船夫订立合同，要他们做些事情，布置几件家具，那么，事先把具体要求精确地解释清楚，才是妥当的。& & 与人赌气却害了自己，这样的事情中国太多，人们已经不去注意了。船夫或者车夫要把他的外国主顾送去目的地，但有时却公然拒绝履行合同。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国车夫的固执同他的骡子差不多，它跑到路边一个泥巴很多的地方，躺在那里，非要洗个泥土澡不可。车夫拼命拿鞭子抽它，它也不起来，对于鞭抽就好像苍蝇给自己挠痒痒一样，根本不理不睬。此情此景，不一而足，使我们时常想起德·昆西[注]那句过于绝对的尖刻评论，认为中国人天生“像骡子一样固执”。中国人并不是像骡子一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脾气，而同样不听话的车夫，一路上公然反抗，尽管特别警告过他再不听话就不给他酒钱，但到达目的地，他又会拜倒在地上老半天，恳求他在路上蔑视的那个恩惠——酒钱。因此，旅行者同车夫或船夫等人立个字据，是应有的谨慎之举。千万不要留下容易造成误解的漏洞。& & “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这是中国人谨慎的格言。不过，情况常常会是这样：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哪怕动足脑筋，事后还是有争议。不管你在这方面有多么小心，钱在中国可能是最会给外国人带来麻烦的东西。不管涉及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无知的苦力，都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来就有一种本能，会利用误解。他们发现自己像一月里的北风钻进门缝，又像河水渗进船缝，迅速又毫不费力。在某些方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非凡地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正如古代波斯人主要学会了两种技艺——拉长弓和讲真话，中国人很快就觉察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真诚的天性，对敌人、对朋友同样公正。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就像犹太人的习惯一样可以利用，他们每隔七天就停止一次军事活动，全然不顾战事紧张，也不管他们必须迎战提图斯[注]率领的罗马人。这些习惯有利于罗马人进攻，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这种敌友不分的怪癖则有利于中国人。& & 1860年之前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对外交往仍在中国人误解天性的长期发挥之中。1860年之后，这种天性也根本没有耗尽。与中国进行外交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被完全误解的事情的历史。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言，这种先入之见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尽管也有个别不遵守规则的例外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同样坚定地相信外国人会公正地办事，尽管也有些外国人，也有许多外国的例子正相反。但是，有了这样两点，中国人就有了一个支点，藉以去动摇那个最顽固的外国人。“你这样说了。”“不，我没说。”“但我理解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请原谅我们的愚笨，请付钱，你说过你会付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执的实质，一百次这样的情况中有九十七次外国人付了钱，正如中国人的料想，外国人要借此表明自己完全可靠完全公正。剩下三次也会有别的办法，其中两次是成功地拿到了钱。& & 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误解，有经验的读者会发现这样的事例如同鱼儿那样成群结队地出现，简直可以称之为军团。叫一个苦力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留下即将萌芽的珍贵草皮，你仿佛看到了渴望已久的草坪。这个漫不经心的笨牛手拿一把锄头，铲掉了一切绿的东西，弄得寸草不生，还说这样才太平。他没有“理解”你。派一个厨师走很长的路去当地唯一的菜场，叫他买一条鲤鱼、一只小鸡。他没有买回来鱼，却买来三只大鹅，还说是你让买的。他没有“理解”你。派一个送信人在收发室关门之前送封重要信件去法国领事馆，但他却跑回来说对方不收。原来他把信送到比利时领事馆去了，而这时收发室也关了。他不“理解”你。& & 不幸的外国人如何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可以用我一位朋友的经历来充分说明。他去一家中国的银行，老板他认识，银行附近前不久刚发生一场毁灭性火灾。这个外国人就向这位银行老板道贺说，幸好大火没有烧过来。听到这句话，老板马上一脸尴尬，然后生气地说：“这算什么话？不能这样说！”不久之后，这个外国人才明白，自己错在暗示火势太逼近，银行会烧掉。而这是最不吉利的，即使用庆幸的话来说，也是忌讳的。一位来北之稍作停留的外国人看到一个骆驼队，其中有一头小骆驼。他对他的车夫——一位曾受雇于外国人多年的车夫——说道：“你回家的时候，叫我的小儿子来看这头小骆驼，他会感到有趣的。”过了好一会儿，同刚才那个例子一样，经过了慢慢酝酿，这个车夫颇有见地地说：“如果你想买这头骆驼，你不懂得养它——它必死无疑！”& & 我有一次出席一次中国的礼拜仪式，布道者讲的是乃缦的故事。他描绘了这位亚兰元帅到达以利沙[注]的门口，重现乃馒的随从为他叫门的情形。这位布道者竭力使这个画面尽可能生动形象，便模仿那些随从的样子戏剧性地叫了起来：“看门的，开门，亚兰的元帅来了！”使他吃惊的是，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像一粒子弹一样穿了出去，后来才明白这个人产生了误解。他是教堂的看门人，没有注意听前面的内容，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便用令人赞叹的速度去给乃馒开门！& & 中部某省的一位传教士，听众对他的理解也同样错误。他希望听众有一个深刻印象，便用一架幻灯机映出一只高度放大的寄生虫。当这个爬虫的巨大身躯，好比埃及鳄鱼似地横卧在帆布上时，有一位听众敬畏而小声地说出了他刚刚获得的新发现：“看，这就是外国大虱了！”
第八章& 拐弯抹角& & 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引以为荣的思维习惯之一，是我们直接思考事物的实质，一旦想到本质是什么，就心口如一地说出来。在正式的社交或外交场合，无疑要对自己的这个习惯作一些大的改动。但是，直来直去的本性支配着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这一点大体如此，尽管各种特殊情况下有不少修正。然而，用不着与亚洲民族接触很长时间，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天性与我们截然不同——事实上处在相反的两极。我们不看重那些冗余的尊称，但亚洲有不少语言里的尊称在不同程度上比汉语更为详尽细致。我们不强调去使用迂回曲折或换而言之的方法来表达完全简单的意思，但中国人不这样。于是，汉语里有不少说法都可以用来表示一个人的死亡，其中没有一个词语是粗鲁直白的。不管死者是皇帝还是苦力，都要使用这些委婉语，只是究竟用哪个委婉语，倒是大不相同的。这里，我们只是一般而言，不谈语言的准确性。如果人人同意“直截了当”，人人都明白别人也在这样做，那么，问题就不是准确性，而是方法了。& & 一个外国人无需大多亲身经历，就会得出结论：仅仅听一个中国人讲的话，是不可能明白他的意思的。不管一个人汉语口语讲得多么流利——甚至他也许能理解所有的短语，甚至还可能把听到的句子一字一句地写下来，他同样还是不能准确地明白说话人心里的意思。原因自然是说话人没有说出心中的意思，只说了一些多少有点类似的事情，他希望对方能从中明向他的意思，或者他的一部分意思。& & 在对汉语有了完备的知识之后，非凡的推论能力就成了能与中国人成功地打交道的基本条件，不管这个外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有多强，他也会时常误入歧途，因为他的这些能力总是捉襟见肘。为了说明中国人生活中的这个普遍现象，我们先来谈谈我们最早接触的人，他们并非不重要，对我们来说却是全民族的代表——这些人就是我们的仆人。一天上午，男仆带着一副没有表情的老面孔，只是来说他的“阿姨”病了，因此他不得不请几天假去看望看望。从他的请求中，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个男仆根本没有阿姨，也可以认为她并没有生病，还可以认为他根本不打算去看她。婉转地说：这个男仆很可能与厨师有了一些误会，而厨师的威信又恰恰比他高一些，因此，这个男仆只好远走高飞，拐弯抹角地暗示了自己承认甘拜下风。& & 一个人帮了你的忙，而你又不可能立刻付钱报答，事后你再送去，他会有礼貌地坚辞不受。他会说，为了这点不足挂齿的小事而要了你任何东西，会有损“五常”[注]，如果你坚持要送给他那是错看了他，硬要他接受那你就贬低了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么一点钱与他对你抱的希望相去甚远，像奥列佛·特维斯特[注]，“想要更多”。也可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种暗示，想让你现在或将来尽你的能力，给他更想要的什么，因此现在不能接受，他宁愿把这件事情放一放，留待以后他自己有了好主意时再说。& & 中国人谈及自己利益时都那么谨慎，谈及别人，尤其是可能会带来麻烦，会得罪人，就更加小心了。中国人虽然喜欢闲聊，但他们凭直觉就能分辨出哪些场合不宜说话过多。遇到这种场合，特别是有外国人在场，他们就会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周围不露声色的人会给我们一些“指点”，有了这些指点，我们待人接物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除非他们明显看出这样做有好处，而且不冒风险，否则，他们沉默寡言的本能就会占上风，我们的这些朋友会保持高深莫测的沉默。& & 观察一个中国人如何下决心找到一个最佳方式来把坏消息暗示给别人，是最有趣的事情。即使是这种情况，本来应该平直无误地表达，却离题甚远。更加经常发生的，是间接的暗示，转弯抹角地暗示这件事情不能言说，也不可言说。传信人紧张地环顾四周，仿佛埋伏着间谍。他把声音压低到神秘耳语状态，竖起三个手指头，暗示他没说出但用手势做出的人是家里的老三。他含混地开了个头，议论几句，表明事情很重要，但快说到紧要之处时，却突然停下，没有说出可供判断的谓语，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对不对？”在这整个过程中，那个可怜而又迷迷糊糊的外国人什么都没弄懂。毫不奇怪，这时，你的这位“报信人”（这个叫法不对，他什么信都没报）又像刚开始那样，把你带到黑暗之中，他暗示说你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他是对的！& & 中国人与别的民族一样，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希望把坏消息尽可能长地隐瞒起来，并且加以伪装。但是，中国人采用的“好形式”需要太多的虚幻，在我们看来令人吃惊而又徒劳无益。、我们认识一位慈祥的祖母，无意之中看到两位朋友在低声耳语，他们是特地来通知她的那位离家在外的孙子的死讯的。但他们俩却反复向她强调，说他们只不过在聊天，尽管半个小时之后一切全都明白了。我们了解到一个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途中所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庄，有朋友劝他在到家之前不要看戏，于是，他从中猜想他母亲死了，他猜对了！[注]我们曾经替人转送过一封信，给一个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内容是：在他外出期间，他老婆突然死了，于是，邻居发现没有人看管，就把他家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本应留给他这个凄凉人儿。不过，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这样几个极不准确的大字：平安家信！& &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还经常表现在该用数字的时候却弃之不用。于是，一本书的五卷便以“仁、义、礼、智、信”五常的不变顺序为标志。《康熙字典》的四十多卷，不是照着我们的料想按照能表示内容的部首排列，而是按照十二天干的顺序来排列的[注]。考试时，考生所在的一个个小密室，也是用《千字文》中上干个字来作标记的，这些字没有重复。& & 关于这个题目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家人与外人对已婚妇女的拐弯抹角的称呼。这样的妇女实际没有名字，只有两个姓，她丈夫的姓和她娘家的姓。人们叫她“某某他妈”。于是，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会告诉你“小黑他妈”的病情。也许你从未听说过谁家里有“小黑”，但他坚持认为你一定知道。然而，如果没有儿童的话，事情就会尴尬多了。这个妇女或许可能被称为“小黑他婶”，或者其他曲里拐弯的称呼。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随口称她们的丈夫为“外面的”，意思是指那个管家外之事的人；但年轻的已婚妇女如果还没有孩子，不能暗示一些有关的词语，经常在称呼自己丈夫时就不免有些困窘，有时称“先生”。有一次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妇女被逼无奈，只能用职业来代替——“油磨坊是这样说的！”& & 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将军，在开赴战场的途中向沼泽地里的一些青蛙鞠躬，希望他的士兵理解：这些爬虫的英勇是令人敬仰的。对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来说，这位将军对部队所要求的是：极强的推理能力。但是，同那些与中国人共命运的外国人所需要的推理能力相比，这种推理能力还不够大。有一年临近春节，在这每年一度的还债季节，我的一位熟人在碰到我之后，做了一些看来意味深长的手势。他用手指指指天，指指地，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一言不发。尽管我惭愧地说不懂他的意思，但这种不理解当然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别人从他的手势中不难看出他想借点钱，还不想让人知道，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喝嫖赌”这个词语是指四种最常见的恶习，如今还得加上吸鸦片，人们说话时会伸出一个手掌——“五毒俱全”，意思是他沾染了所有的那些恶习。& & 中国人复杂的礼仪规定，常常让人很容易就不经意地冒犯了他人，这是中国人拐弯抹角的又一例证，不过，这些拐弯抹角的方法在我们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比如信纸的折法，稍有不慎，就会被当做故意冒犯。有的汉字要比其他汉字高一格，写在顶上，如果忽略提格这一点，所造成的不敬要超过在英语中没有用大写字母拼写人的姓名。在社交场合上，如果没有讲应该讲的话（个别不能讲话的场合例外），如同没有到合适地点迎接客人，或者没有按不同的客人送出相当距离一样，都是失礼的。许多简单动作中只要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细节，就可能隐含着一丝侮辱，中国人会立刻发现，但那个可怜而又无知的外国人，尽管无数次地成为这种侮辱的牺牲品，却浑然不知自己从未得到特殊礼遇！中国人愤怒时，常常恶语相向，但那些具有文学天赋的人，会用文雅的暗语来快意地表达恶毒的咒骂，而其中的真正含义则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明白，好比一颗包着糖衣的苦药，吞下之后才会让人感到恶心。于是，短语“东西”原意为一件物品，用来叫人则是辱骂。但这个意思也可以拐弯抹角地表达，说一个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一样东西”。& & 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能用故意压低声音当场虚构出牵强的借口，这种非凡的创造力会使人人吃惊的。只有外国人才会把当场捏造借口当回事，他们没有想到这种即兴创作是一种保全面子的适当方法。而即使是最认真的外国人也不强求自己有能力上天、下海、入地，对之穷追不舍。对他们来说，省事地弄清真相也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那些最无知的中国人也能坚定地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把自己的无知当做挡箭牌，充分保证自己能够脱身而逃。他“不知道”，他“不明白”，这两句话如同上帝之爱，掩盖了许多罪孽。& & 关于我们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可以比每天发行的《京报》展示更多的充分的例证了。有一种习惯，不知从何而来，用古话来说就是“指鹿为马”，而且更厉害，更广泛。甚至就在中国，“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这一点没有比透过《京报》这个精彩的镜头看得更真切的了。尽管它是个半透明的镜头，但它摄入的关于中国政府实质的光线，要超过其他所有窗口的总和。中国人对任何事情总是不讲真情而讲其他，如果这是普遍真理的话，那么，从一个人的言语去猜测他的真实意思，便是最需要技巧的事情。中国官方生活是最完美的例证，其中拘泥形式和矫揉造作这两点，都是无出其右的。《京报》“头条新闻”栏目充斥着年迈官员满身病痛的描写，说他们都渴望从官位上退下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如果他的紧急请求受到拒绝，反而要他回到岗位上，又是什么意思？那份煞有介事的长篇奏折真正暗示的是什么？一位被指控犯有重罪的高官被确认——如同每一份奏折上印着——无罪，而是犯了其他不那么严重的错，这难道意味着奏折的作者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还是那位高官真的干了那些事情？谁能说得清楚？& & 正如他人坚决奉劝我们一样，每一位仔细阅读《京报》的人，在阅读每一份文件时，要去逼近文件背后隐藏着的真实情况，以便更多地了解中国，这要胜过去阅读关于这个帝国的所有已经写下的著作。但是，倘若将来任何一个“蛮夷”对中国人的理解达到了我刚才暗示的程度，我们就只能听其言猜其意，好像他真是个中国人，难道我们那时就没有理由去担心自己会不知所措？
第九章& 柔顺固执& & 我们对中国人的最初的知识，来自我们的仆人。他们是我们关于中国人特点的最早的老师，而他们教给我们的课我们总是难以忘怀。这一点，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我们却常常不满意。但是，当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面广泛一些之后，我们发现，与仆人这个狭窄范围交往中不知不觉得出的结论，被后来的广泛的了解惊人地证实了，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整个民族的缩影。本章将要谈及的中国人的一个特定气质，尽管自我矛盾的标题不能把它令人满意地描述出来，但“柔顺固执”这个措词却是最为恰当的，不用费多少笔墨就可以令人明白。& & 外国人家中所雇的所有仆人，唯有厨师左右着全家的安宁。当他的新的女主人告诉他，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干，不要用其他方法干时，他简直就是服从的化身。他对家里的规矩都诚恳地表示赞同，即使不能说已经赢得信任，也给人留下了不少好感。比如，特别警告他说，前任厨师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习惯，面还没发好就做成面包放进烘箱去烤，女主人感到这是一个要坚持的小事。前任厨师正是在这件小事上与女主人闹翻的。后任厨师对此的反应令人愉快，表示说自己不管可能有多少其他缺点，犟头倔脑却不是他的脾气。告诉他，狗、闲杂人等、吸烟都不准在厨房，他对此回答说，他讨厌狗，也不会抽烟；他自己也可算个生人，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几个朋友，而且他们没有一个是游手好闲的人。经过这番叮嘱之后，他开始上任了。几天之后，发现他在发不好面这一点上，与前一个厨师简直是“亲兄弟”，还有数不清的人进出厨房，许多人还带着狗，家里永远不会少的东西就是浓重的烟味。厨师坦率地承认烤面包的确没有发挥出他的最佳水平，但肯定不是没有揉好，他是很会揉面的。厨房里看到的陌生人，肯定是那个苦力的“哥儿们”，但他们都没有狗，而且他们都已经一去不回了——尽管第二天又看见他们。没有一个仆人抽过烟，烟味是从隔墙那家吹过来的，那家的仆人都是大烟鬼。这个厨师简直就是讲道理的化身，由于没什么需要改变的，他也就不知道如何改变。& &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个苦力身上。叫他去割草，明明给了他一把外国镰刀、锃亮而锋利，他带着满意的笑容接过这把镰刀，但就在这天，后来看到他还是用一把在四英寸长的旧铁片上装着短柄的中国割草刀。他似乎在说：“旧的更好。”给洗衣工一台外国洗衣机，省时省力省肥皂。最重要的是不伤衣物。又给他一台获得专利的绞干机，省力而不伤纤维。结果洗衣机和绞干机都成了“无关痛痒的废物”，洗衣工还是一如既往地搓衣服、拧衣服，直至破烂。要实行这种改革，就必须以时时叮咛为代价。& & 叫园丁用砖坯修一道残破的墙壁，砖坯手头就有，但他认为还是用小树枝埋进墙头一英尺深做顶盖为好，于是就这样干了。如果质问他，他会解释他的办法的优越性。雇一个信客送一封重要邮件去一个需要几天路程的地方，晚上给他邮件，让他第二天一早出发。第二天下午，有人却看到他在附近一条胡同里，把他叫来问问，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得不休息一天时间洗洗他的袜子！按天数雇来的马车夫也会给你同样的感受。告诉他按特定的路线走，同其他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一样，而他却按完全不同的路在走，因为他从过路的陌生人那儿听说那条路不好走。厨师、苦力、园丁、马车夫——全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只相信他们自己。& & 任何有外国诊所和医院的地方，都会看到许多层出不穷的事例，来证明我们的主题。病人在经过仔细检查，开好处方之后拿到了规定剂量的药品，三番五次告诫他服药的方法和时间，不能出错。怕出错，他又回来一二次问问清楚，但回家之后还是一次服下两天的药，因为他认为痊愈程度取决于服药剂量。一再仔细地警告他们不能揭开外敷的药膏，也无法阻止他们很快就揭开看看，因为病人不想变成“乌龟”，在皮肤上长一层硬壳。& & 有一件事情令人很不愉快，但观察一下可以丰富我们的例证：在一家诊所里，一个最无知的助手的看法，对一般病人来说似乎也同负责的医生的看法具有同等价值，尽管前者可能不识字，也不懂药名和病症，而后者却点缀着所有的医学头衔，以及大量的临床经验。然而，一个门房或苦力的暗示，就足以使病人完全无视医生的指导，去采取一些愚蠢而且可能因此而致命的办法。& & 这样，我们讲了不少与外国人有关的固执的例子，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与我们的实际利益也最为息息相关。但是，我们越是深入观察足以表明中国人真实素质的人际关系，我们越是可以看到，那句富有表现力的中国话“表里不一”所描绘的情景，发现此言真是毫无例外。中国仆人对中国主人是顺从的，如同他们对外国主人，但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不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因此，他们的主人也就一刻也不能指望他的命令会得到照办。外国雇主要求雇员唯命是从，由于他们没有这样，他就会对某些雇员常常抱有敌意。我的一位朋友有许多仆人，既极端忠诚又极端顽固，——于是他们既不可缺少又令人讨厌——这位朋友在谈到一位特别的“男仆”时说，他面临一个矛盾的选择：究竟是杀了他，还是给他涨工钱！此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个主人所处的两难境地。中国主人完全知道自己的命令会这样或那样地被忽视，对于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会事先想好办法，好比有人为了还债而存点钱，也好比为减少机械磨擦而预留一些空隙。& & 这种无视命令的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中国各级官员的相互关系上，甚至包括最高层。有好几种原因都可以使人违反命令，比如个人懈怠、朋友情面，最重要的便是金钱的魔力。一位知县住的地方水很咸，就叫他的仆人用水车去几英里外的河里打水。仆人完全没有这样做，只到一个他知道有甜水的村庄去打水给这个官员，省却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各方面又都完全满意。即使这位知县确实明白他的命令没有执行，但只要水是好的，他可能也就不说什么了。在中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成功是最要紧的。害怕得罪别人，还有中国人胆小怕事的本能，会阻止他们去报告发现的不服从行为，尽管可能有五百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一个典型的中国仆人，如果让他把蓄水池里的水倒进容器以备后用，却会发现他把水全倒进了井里！这样，他外表上是俯首听命了，实际结果却正相反。芮尼医生[注]提到一个厦门的官员，把一张皇榜剪成前后两半，又把后半部分贴在前面，前半部分贴在后面，这样次序一颠倒，就不容易读懂了。这种诡计在涉外事务中十分普通，中国官员很少想让外国人高兴的。& & 我们很容易看到规避政策与要求公正是相抵触的。某位官员判处一个罪犯戴两个月沉重的木枷，只有夜里才能取下不戴。但只要在“最管用的地方”明智地花点钱，官员的命令就仅仅是这样执行了：只有这位官吏进出衙门的时候，才让这个罪犯戴上木枷装装样子，其余的时间，他都得以解除这个讨厌的负担。官员难道不知道贿赂打败了判决，难道不会突然杀个回马枪，抓到不执行命令的证据吗？不会。官员也是中国人，知道判决一经宣布，就不会有人把它当回事儿。他心里知道这一点，已经把刑期翻倍了。在外国人的持续观察之下，这个实例反映了各部门官员关系的错综复杂。上级官员命令下级官员要注意采取某个措施，下级官员则尊敬地回答说已经采取了这个措施。而在实际上，却是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如果有一个部门发出了持续的压力，命令又紧急，那么，下级官员会把压力转移给再下一级的官员，再加上一些责骂，直到这种压力全都耗尽。此后，一切事情都还是老样子。这就是“改良”，规模常常很大，比如一次又一次地下令限制鸦片的销售与种植，其结果却是众所周知。& & 某些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民族，而我们用“柔顺”这样的形容词来刻画中国人的“顽固”，在他们看来，无疑显得特别不恰当。然而，我们必须重复这样的信念：中国人远非最固执的民族，事实上还远远比不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我们称之为“柔顺”，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执拗”的性格中，还含着一种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向来缺乏的屈从的能力。& & 中国人会不失风度地接受责备，这一点极好地说明中国人的“柔顺”天赋。这种天赋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中，是一门久已失传的艺术，或者确切地说，这种艺术从未发掘过。但是，中国人在你向他指出缺点时，会十分耐心、认真乃至真诚，还高兴地赞同补充说：“是我错，是我错。”也许他还会感谢你友善地对待他这个卑贱的人，并允诺，你所特别指出的那些缺点，会立刻、彻底、永远地改掉。这些好听的允诺，你十分熟悉，可它们会变成“镜花水月”。但是，尽管这些允诺在本质上是空虚的，却不可能不使你暂时息怒，如果注意一下，这就是他们的允诺所要达到的目的。& & 中国人好比竹子，没有比这更妥帖的比较了。竹子是优雅的，到处都用得着，容易弯曲，内又空洞。东风一吹，它倒向西；西风一吹，它倒向东；没有风吹，它就不倒。竹子是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都是容易打结的，只有竹子很难打结，尽管它容易弯曲。世上最柔顺的莫过于人的头发，可以适当地拉长，但一松手，它就缩了回去。单凭本身的重量，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倒卧。不过，许多人头上都有一种头发，有固定的长法，总是朝着某一个方向，一般无法改变。这种长法俗称“牛舐”。由于这片头发无法控制，因此不管其他还有多少头发，疏理时还得要依照它的方向。如果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可以看做一个脑袋，而各个民族是头发，那么，中国人就是那片令人尊敬的“牛舐”，可以梳理、修剪，还可以剃掉，但将来长出来的头发肯定还是老样子，大的方向不可能改变。
第十章& 心智混乱& & 我们说“心智混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点，但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特点是中国人特有的，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个特点。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似乎有足够的能力同其他民族相抗衡。他们在智力上当然没有表现出弱点，连这种倾向都没有。同时，我们要记住：中国的教育局限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那些受过不完善教育的人，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十分欣赏汉语的结构。这种欣赏在律师看来，是“事前从犯”，但中国人的欣赏已经到了最为显著的“心智混乱”的地步，他们也许应该对此有所愧疚。& & 如今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完全没有“性”和“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任何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没有可辨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或不用作）这些词性，且毫无任何问题。我们并不是抱怨说汉语不能表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许多思想很难或无法用汉语表达清楚（尽管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只是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语言，具有这样的结构，会导致“心智混乱”，正如炽热的夏季会导致午睡一样。& & 同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平常的事情就是很难弄清楚他究竟在说什么事情。他讲的话常常只有好几个谓语，复杂地混在一起，像穆罕默德的悬棺那样悬在半空，无所依傍。在说话人心中，省略主格根本无所谓。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他从没想到过省略主格这个重要的信息内容之后，听他讲话的人是无法用什么直觉来听明白的。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训练已经使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很会猜测的人，只要简单地补上原先偶然失去的主语和谓语就行了。常常会这样：省略了全句最关键的词，也根本不知道省略的是哪个词。句子的型式、说话人的举止和语调、伴随的情景，都常常没有表明主语已经改变，但人们会发现说话人不像几分钟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说过去的，又是怎么说回来的，常常是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完美的技艺。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从一个话题、一个人、一个世纪，突然而又不知不觉地跳到另一个地方，实在过于稀松平常，根本不值一提，好比看着玻璃富上的一只小虫，便可以顺着视线望见远方山上的牛群。& & 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标记，这个事实无法澄清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混沌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如果想要保持一种表象，证明自己至少还跟着这种一闪即逝的思路，最好的做法就是像问答式教学法那样不断地提问题，好比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在没有路的森林中用斧头“闯出”路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明白了是谁，可能接着问；“在哪里？”“什么时候？”“他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来又怎么样了？”对于这每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用困惑的乃至悲哀的眼神看着你，好像在怀疑你的五官是不是没有起作用。但是，这样从不同角度不断追问，就可以找到阿利蒂纳的丝线[注]，借以从没有希望的迷宫中走出来。& & 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任何想法都令他惊讶，因为他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他不懂，因为他不想弄懂，在他进入状态之前，他需要用相当的时间动一下脑子。他的心灵好比腐朽炮座上的一门锈迹斑斑的旧滑膛炮，瞄准之前需要拼命调整方向，但肯定还是哑炮。这样，你问他一下简单的问题”，比如“你多大年纪了？”他会茫然地注视着提问的人，回问：“我？”你回答说：“对，是你。”他内心一惊，振作起来，回答说：“多大年纪？”“是的，多大年纪？”他再一次调整焦点，问道：“我多大年纪？”“是的，”你说，“你多大年纪？”“五十八。”他终于明确无误地回答了问题。现在，你的心智正常运作了。& & 心智混乱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一种用事实本身去解释事实原因的习惯。“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盐？”你问一个中国厨师。“我们不在面包里放盐的。”他这样回答。“你们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冰，为什么冬天里不用点冰来冰东西？”“不，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在冬天是不拿冰来冰东西的。”如果那位声称“能够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快乐的”的拉丁诗人曾经在中国生活，他会把这句格言改成：“试图去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 心智混乱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普通人无法不走样地把一个想法告诉别人。叫某甲去告诉某乙，以便让某丙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在中国是最愚蠢的行为。要么这个信息根本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有关各方不明白这是个重要信息，要么传到某雨时已经有点走样，以至于他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么就是与原先完全不同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器里，指望三个齿轮会吻合默契，丝毫不会因为磨擦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这种想法非常不着边际。即使是那些有相当智力的人，也会感到在听到与复述一个想法时，不添油加醋、不减斤少两，是困难的，好比清水之中的一根直棍，看上去的样子好像是折断了。& &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对一种怪异的行为发问。“就是这样的。”对方这样简单地回答。总是用那么几个词，来使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愈演愈烈。“多少”表示疑问，“几个”表示肯定。“你来这里多少天了？”你问道。“是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对方这样回答。汉语中一切具有歧义的词语中，歧义最大的便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不分男女地表示“他’‘或者“她”，乃至“它”。说话人有时候只是模糊地朝着他所评论的主语的住所方向指一指，或者朝着最近听说的这个人的方向指一指。然而，这个单音节的“ta”更经常地是指一个关系代词，或者指一个指示代词，或者指一个限定性的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一位中国人的谈话就好比英国法庭上这样一位证人的证词，这位证人是这样来描述一场殴斗的：“他有一根棍子，他也有一根棍子，他狠命打他，他也狠命打他，如果他打他打得像他打他那样狠，他就会杀了他，而不是他杀他了。”& & “刚才叫你，你为什么不来？”你贸然地问一个特别玩忽职守的仆人。“不为什么。’他直言不讳地这样回答。同样的心智混乱也会导致许许多多、各式各样时常令人尴尬不已的行为，常常惹恼做事井井有条的西方学者。厨师总是想把佐料差不多用个精光，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到做下一顿饭时，他就少用一些必需的佐料。问他怎么回事，他会坦率地说没多的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要一点呢？”“我没有要。”这就是他启己感到满意的解释。你同某个人结一笔帐，很麻烦地打开保险箱，细心地算好付给他的零钱，然后坐下来聊了“老半天”乱}